每月档案： 9 月, 2025

作者/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吴可正 2025年9月10日，罗永浩在微博上公开吐槽：“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他同时呼吁国家立法，强制餐厅标注菜品是否为预制菜。随后，他在直播中进一步强调，自己并不是单纯反对预制菜的工艺，而是反对餐厅在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使用预制菜。他提出了两个核心诉求：一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必须得到保障；二是国家应尽快出台预制菜的明确定义和标准。 为了证明说法，他还在社交媒体中展示了部分媒体探访西贝门店的影像，指出冷冻鱼、袋装汤料等现象，并公开悬赏10万元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真凭实据”。在9月12日的直播中，他明确表示自己并无“针对西贝”或“针对贾国龙”的个人敌意，而是希望通过这次事件推动行业透明化与制度完善。罗永浩的直言很快引爆了舆论，网络上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留言支持，表达了自己对“预制菜进餐馆却不标识”的愤怒。显然，这不是一次个人的口水战，而是公众对食品安全长期焦虑的集中爆发。 面对汹涌的舆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和企业方面迅速作出回应。首先，贾国龙在公开采访中坚决否认“西贝菜品属于预制菜”。他解释称，西贝部分食材确实经过中央厨房的统一加工处理，但这与“预制菜”不同。按照他理解的定义，预制菜是“工厂生产、冷冻包装、加热即食”的模式，而西贝依然保持现场烹饪、调味，只是通过中央厨房切配、分份以保持标准化。为了挽回声誉，西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致顾客的一封信》，并公开罗永浩所点13道菜的完整制作指导书，试图证明“非预制菜”；宣布全国门店后厨对顾客开放，只要符合防护规范，就可随时参观。推出所谓“罗永浩菜单”，即把争议菜品单独列出，并打出口号：“不好吃，不要钱”。计划开放原产地、中央厨房、工厂等参观路线，增加透明度。 与此同时，贾国龙宣布将起诉罗永浩，称对方的不实言论已给西贝带来巨大损失。他透露，9月10日至12日短短三天，西贝日均营业额下滑100至300万元，这已是公司成立以来遭遇的最大外部危机。可以说，西贝在这场舆论风暴中被迫从强硬反驳转向“自证清白”，而危机背后的核心，依旧是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 然而，当西贝公开后厨实际操作后，诸如不用鸡肉熬制的“鸡汤”、存放一年的冻羊腿、保质期长达两年的儿童餐专用西兰花等画面迅速在网络走红，令公众“大开眼界”。这种“中央厨房加工”与“预制菜”几乎难以区分，而多数餐饮企业为了营造专业餐厅的形象，并不会主动向消费者说明出品背后的真实情况。 中国餐饮业规模庞大、竞争激烈，预制菜近年迅速崛起，背后有三大驱动力：一是成本压力——原料上涨、房租高企、用工紧缺，迫使餐企寻求低成本模式；二是规模复制——连锁扩张需要口味统一、流程可控，预制菜成为最佳“标准化”方案；三是资本推动——被包装成“千亿赛道”，产业链迅速成型。然而，追求效率和利润，并不等于食品健康与安全。 而公众对预制菜的反感，并不仅仅因为口味，而是出于深层的不信任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从“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到“毒生姜”“苏丹红鸭蛋”，公众一次次经历“舌尖上的灾难”，信任早已脆弱。背后折射的是制度性问题：监管缺位，地方政府往往顾及税收和就业，不愿严格执法；官商勾结，违规成本极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缺乏监督渠道；逐利至上，资本逻辑压倒公共健康。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新兴食品模式都容易被怀疑为潜在隐患。 中国要走出食品安全困境，需要强化监管执行，确保标准统一、执法严格；提高信息透明度，让食材来源、加工方式和添加剂使用可被公众查询；加大违法成本，遏制官商勾结和违规行为；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减少过度加工和添加剂依赖，同时保持食品营养与口感；并加强公众教育与社会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的机制。 今天的预制菜风波不仅是餐桌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隐喻：它像极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复制”模式——追求规模与效率，却牺牲了品质与安全。它揭示了公共治理的软肋——信息不透明，监管缺位，资本绑架政策。它让人们直面一个现实——普通人对制度的依赖比想象中更深，而制度却往往让人失望。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一顿饭看似琐碎，却连着生命健康、社会信任与制度公正。罗永浩和西贝，只是一次舆论的契机。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真正保障食品安全的制度，是否能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吃到安心的饭，是否能让普通人在餐桌前不必怀疑自己是不是“实验品”。预制菜不是洪水猛兽，但若任由资本裹挟、监管缺位，它就可能成为新的“毒药”。守护餐桌，其实就是守护未来。 The Predicament of China’s Food Safety Seen Through the Xibei “Pre-prepared...

编辑：刘敖 https://youtu.be/5bfBY9SpGAY

编辑：胡丽莉 在国际民主日到来前夕，袁强、何宜城、李树清、张睿信四位民主人士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行动，纪念这一全球关注民主、人权与公民自由的日子，并呼吁中共尊重言论自由。人数虽少，却彰显了捍卫真理的勇气。唯有源源不断的声音与坚持，才能为极权的终结掘下墓穴。 Pro-democracy Movement Highlights: Four courageous individuals commemorated Democracy Day in San Francisco, calling for respect for free speech. Editor: Hu Lili Translation: tomorrow On the eve of...

作者：黄吉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我叫黄吉洲,作为中国民主党党员,2025年9月13日,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外主持了 第755次茉莉花行动。 我们抗议独裁者追求“长生不老”,揭露习近平与普京9月3日中共阅兵的谈论“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 正如此次抗议活动现场一位演讲者发言:“既然中共把我们当草芥,我们就把中共当 仇寇。” 我们呼吁结束中共独裁暴政,为自己赢得自由和尊严!   Declaration of the 755th Jasmine Ac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uthor: Jizhou Huang Responsible Editor: Zhifei Luo   Translator: Ming...

2025年9月11日 作者：Tony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今天是“9·11”事件二十四周年。在这个本应缅怀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无比沉痛和沉重的心情宣告：我们的基督徒弟兄查理·柯克于2025年9月10日在犹他谷大学公开活动中遭遇惨无人道的刺杀，安息在主里，享受永恒的天国，享年31岁。查理弟兄不仅是Turning Point USA的创始人，也是Turning Point Faith的联合创办人，该事工呼召信徒将信仰带入公共领域。他坚信，基督徒的生命不能仅限于私人虔诚或教会四墙之内，而必须像盐和光一样，在社会中发光，为家庭、生命与自由作见证——这些价值观皆根植于圣经真理。  通过演讲、著作和媒体工作，他清晰而有力地向年轻一代传达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在日益世俗化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他承受巨大压力和批评，却依然勇敢捍卫真理。他短暂的生命因此被中断，成为另一种见证，公共神学的门徒能够将信仰化为行动，奋勇争战。如此无意义的暴力，不仅夺走了一位充满潜力的年轻领袖，也使无数人的心灵破碎。  我们呼吁所有弟兄姊妹一同祷告： 为他的家人祷告：愿主以慈爱亲自环抱他的妻子埃里卡，以及所有至亲好友，在深切的悲痛中赐下那超乎人所能明白的平安，并以充足的恩典扶持他们，使他们在软弱中经历主奇妙的安慰。 为美国教会祷告：愿主坚立祂的子民，使我们在黑暗与逼迫之中不失勇气，彼此同心，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作盐作光，将真理活出来，见证祂国度的荣耀。为美利坚合众国祷告：愿主怜悯并医治这片因仇恨与分裂而受伤的土地，叫祂的公义如江河滚滚，祂的平安如溪水长流。愿祂转化人心，使世人认清真正的仇敌不是彼此，而是那背后操纵的黑暗权势；唯有在基督里，万民才能得着真正的合一与复兴。 虽然我们为查理弟兄的离去悲痛，但我们的盼望指向永生，超越死亡。我们坚信，他已放下地上劳苦，完成了善工：“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当跑的路也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我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提摩太后书4:7-8），我们相信，他在基督里已得胜：“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将要失掉生命；凡为我失掉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5） 我们郑重宣告：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家与文化，中国地下教会的千万信徒，仍与查理弟兄同为一体。因为我们共享同一本圣经，持守同一真道，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相连，永不分离。 我们坚信：圣经无误，信仰必须活出来！查理弟兄以生命作见证，他的事奉提醒我们，跟随基督不仅是私人的虔诚，更是公共的见证。我们愿承接这托付，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中，勇敢作盐作光，直到主再来。 愿逝者安息在主的怀中，得享永恒的安慰；愿生者刚强站立，在主里得力量，继续奔走天路。我们仰望那荣耀的盼望——当号筒吹响之日，死里复活，永远与主同在。阿们！ Obituary: In Loving Memory of Brother Charlie Kirk September 11, 2025 Author: Tony Editor: Mengmeng Wang   Responsible Editor: Zhifei...

第一章 第三节 作者：程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1937年7月7日，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夜间作战演习，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装填了弹药”。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中远远地、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墙，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这是一个寂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10点40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这是演习士兵误发的空包弹。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满洲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在片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对此，清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心断然膺惩，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那个失踪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兵在演习时迷路了。“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几十年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地伊七说，他时年20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的当年兵”；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踪”。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店。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11时57分，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时年45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但我觉得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合。”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完成战斗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木的电话后，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的29军进行交涉。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29军副军长，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1935年12月，在勒逼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成为北平市市长。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与此同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人的规模。但1936年4月18日，东京宣布增兵华北，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一个多月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1771人猛增到5774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之所以采取“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痛感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改驻丰台。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一旦卢沟桥失守，北平将旦夕沦亡。 1936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注意到了这个因素。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1937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6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尽管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新步兵操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平城。也是这个月份，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洲事变的爆发地。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7月7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得进城检查。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在此之外，为解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松井太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2时3分，一木大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得知志村菊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命令部队照常行进，并包围宛平县城。他后来谈道：“作为我的想法，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态。他唯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城搜查”的新借口。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3时20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近了卢沟桥、宛平城。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并架起大炮。这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从这里射击，炮弹可以直接落入宛平城内。紧接着，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可直接与北平通话”；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牟田口廉也打来了电话。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一木再也忍不住了。他告诉牟田口廉也，中国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后来，他这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不能让战争打不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对此，一木更加急切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便是个机会……在此之际，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策。”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可以打。”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4点20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7月8日上午4点20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一木当即下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一个多小时后，尽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尽管这一行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但一木还是以不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一时之间，一发发炮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官今井武夫少佐，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年生，日本长野县人。作为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他亲历了那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并亲耳听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而天麻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后来回忆说：“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记者们散去了。在参拜招魂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南方响起了大炮声，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这时候开始下起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今井开始回顾几天来的蹊跷际遇。 6月26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次日，他邀请今井武夫见面，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对此，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态。 无独有偶的是，也是这一天，29军宣布北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本清福中佐也来了，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7月6日也就是事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他宽慰石友三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但石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他恳求说：“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意图。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7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一天，在瓢泼大雨中，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他的老熟人、132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就这样，几分钟后，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了。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决定。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这个命令，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Part three) Author: Ming Cheng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