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八组党、台湾民进党的民主实践为例
作者:郑存柱
“背叛”“投降”,这样的帽子扣下来,声音很响,分量很轻。指责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就是投降的人,其实从没把自己的逻辑想清楚。照他们的说法,凡是踏进对方设定的场子、用对方的规矩说话,就等于承认对方、就等于缴械。可这套逻辑一旦当真,第一个被它判成“叛徒”的,恰恰是中国民主党自己——而且要从它出生的那一天算起。
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公开成立。那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几个人做了一件当时惊天动地的事:他们没有转入地下,没有搞秘密串联,而是堂堂正正地拿着材料,走进浙江省民政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注册成立一个反对党。朱虞夫,就是那批人组党人士之一。请问,照“投降论”的算法,这算什么?向民政厅递交注册申请,不就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承认了它那套登记制度吗?那么中国民主党从娘胎里就是“投降派”,这话说得出口吗?
荒唐。谁都看得明白,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不是磕头,是逼宫。它把一个尖锐的问题顶到共产党鼻子底下:你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着结社自由,你的法律写着社团可以登记,那你到底认不认自己的法?允许,就等于承认反对党合法;不允许,就等于当众撕毁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正因为这一招打在要害上,当局才那样惊慌,才把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一个个重判入狱,一判就是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用现有的合法渠道去斗争,从来不是软弱,恰恰是最叫专制难堪的锋利。为这条路坐过牢的人,后来者没有谁有资格对他们骂一句“投降”。
把眼光投向海峡对岸,同一个道理更是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民进党的党纲白纸黑字写着“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就是台独。“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部宪法,本就是台独要否定、要取代的东西。可民进党是怎么做的?它派人去参加中华民国从村里长到总统的各级选举。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一个个举起右手,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宪法》,然后坐进他们纲领上明明要废掉的那个国家的总统府。有谁跳出来骂民进党“背叛台独”“向国民党投降”?没有。因为凡是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参选,是借现成的合法平台去争民心、扩地盘、一寸一寸地改造这个体制,而不是在选票上盖个章、承认现状万岁。民进党正是靠这条“体制内”的路,从戒严令下被追捕的地下党,一路走到执政。当年它若因为“参选中华民国就是承认中华民国”而拒绝参选,到今天也不过还是街头一群喊口号的人,永远进不了那个能拍板的房间。
从1998年走进民政厅,到今天的政协提案,中国民主党走的是同一条路,认的是同一个理:走上对方的舞台,绝不等于认同对方的剧本。要求进入政协,不是承认现在这个政协合格——恰恰相反,这份提案通篇都在骂它“名存实亡”“橡皮图章”,要求把席位交给真正的反对派,要求委员言论免责,要求会议开门见光。这不是下跪,是把民运所追求的目标直接拍在对方桌上。
说到底,投降是放弃目标,不是更换手段。真投降,是承认对方对、把自己的诉求咽回肚子里。可这份提案从头到尾死咬宪政民主、死咬多元监督,一个字都没让。它“退”的,只是“斗争非得在体制外、非得摆出对抗的架势才算数”这一种执念。把手段的灵活骂成立场的背叛,是把民运的成败押在姿态够不够悲壮上,而不是押在到底能不能撬动这块铁板上。曼德拉既坐过牢,也走上过谈判桌;东欧的反对派既印过地下刊物,也坐上过圆桌。哪一次从专制到民主的转身,是单靠体制外死磕就一步到位的?关键时刻,总得有人肯坐到桌前,把口号变成能落地的条款。
当然,走进体制是有风险的——会被利用,会被收编,会被拿去当“民主”的花瓶。这些警惕都对,都必要。但“提防风险”和“张口就骂投降”,是两码事。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是不是背叛,标尺只有一根:它让你离目标更近,还是更远?它替不同的声音撬开了一道缝,还是替专制补上了裂痕?
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没有换来一个合法政党,却把共产党“违宪违法”四个字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政协提案,又一次把这个政权逼到“认不认自己的法”的墙角。这从来不是缴枪,而是换一个战场,接着打同一场仗。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The CPPCC Proposal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re by No Means a Surrender
——Taking the 1998...
作者:卢超
在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漫长光谱中,2010年奥斯陆那把空着的蓝色椅子,成为了一个定格的历史符号。它不仅凝聚了刘晓波个人的苦难与荣耀,更像是一面巨大的棱镜,将中国本土的民主抗争折射到了全球的聚光灯下。转眼间,历史的指针已走到了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年复一年,海内外在不同角落点燃的烛光,不仅是在追思一位先行者的献身,更是在拉长的时间线里,重新审视并擦亮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尤其是他如何将中国的命运,真正编织进全球自由与人权的共同体之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土的维权抗争常被孤立地视为一国内部的“异见”表达。然而,刘晓波的实践与最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彻底打破了这种地域性的局限。他用自己的文字和肉身向世界证明:中国普通公民对基本人权的争取,绝非西方价值的简单移植,而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东亚大陆上最自然、最顽强的生长。这一遗产确立了一个清晰的逻辑——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来都不是“内政”,而是关乎全球自由指数与和平秩序的晴雨表。
在这样的脉络下,海外民运及各界力量每年坚持不懈地举办纪念活动,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仪式性怀念。
首先,这种年复一年的坚守,是在对抗极权体制最擅长的“历史遗忘症”。 垄断权力的统治者总是试图通过封锁信息与抹除记忆,让一代代人陷入历史的虚无。海外的持续纪念,就像是在坚硬的高墙上凿开的一道道透光孔。它通过文字、集会和跨世代的对话,将刘晓波的思想、他的《零八宪章》、以及他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坚守,转化为一种活着的、可传递的共同记忆。这种记忆的留存,为海内外所有拒绝犬儒、心存自由的人,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锚点。
其次,每年的纪念活动是海外民主力量凝聚共识、连接全球自由阵营的重要枢纽。 在今天世界正经历民主退潮与数字极权崛起的双重挑战下,海外民运的纪念不再是孤立的抱团取暖,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与全球公民社会、各国政要及人权组织深度对接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中国的民主抗争得以融入当下全球抵抗威权主义蔓延的巨浪中,向世界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中国的民主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等待外部救援的“特例”,而是全球自由阵营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从刘晓波的遗产出发,这种内外共振的全球视野,也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权外交”的内涵。过去,国际社会对华的人权关切,往往依附于经贸谈判或地缘政治的博弈。而刘晓波留给世界的启示在于,人权必须是外交的核心原则本身。每年的纪念,正是向国际社会公开重申这一原则的契机。我们要促使国际社会明白,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对一个庞大帝国人权退步的绥靖,终将反噬全球的民主根基。
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中展现的那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悲悯与宽容,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的操作性。他让高墙内的抗争者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让高墙外的世界无法闭目塞听。在九周年的今天,世界格局在变,抗争的手段在变,但刘晓波当年用生命撑起的那个国际维度依然坚固。那把空椅子不应该只是历史的遗憾,它更是一个持久的召唤,提醒着后来者:自由的浪潮,终需四海交汇,方能奔流不息。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Liu Xiaobo's 9th Anniversary: Polishing the Beacon of Freedom in the Long River of Time
Author: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