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7 月, 2026

作者：金米 今天，美国二百五十岁了。白天我生活的社区歌舞升平，等到夜晚时分，烟花再次照亮夜空，人们举杯庆祝独立。今年以来，我查阅最多的历史资料都和美国有关。此时此刻，再次回绕我耳边的，是两百五十年前杰斐逊写下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曾穿越大洋，跨越世纪，激励过革命者、废奴主义者、妇女运动者，也激励过无数普通人。许多人未必记得写下它的人是谁，却记得它本身。只是，当那支笔停下的时候，写下这句话的人，仍拥有自己的奴隶。历史往往如此。它并不总是由完人创造，而常常诞生于理想与现实的缝隙之间。而历史，从来不应该是“圣人”的传记，而是体现出凡人与理想的拉锯。杰斐逊没有做到“人人平等”，但他写下的那句话，却活成了后来无数人的武器。废奴运动拿它说话，民权运动拿它说话……今天，仍有人拿它追问美国：为什么还会有歧视？为什么还会有贫富悬殊？为什么还有新的不平等？一句没有兑现的话，反而成了最锋利的尺度。它先审判了写下它的人，又继续审判这个国家。于是，我忍不住想到我的中国。我想，一个国家真正的底气，不是宣称自己没有问题，而是允许人民不断指出问题。不是要求所有人歌颂自己，而是不害怕自己的建国理念被反复检验。争吵并不可怕，分歧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再敢发问，使得个人在集体面前失去对抗能力。到最后，所有问题都只剩下一个标准答案，它有个好听的宏大又伟光正的名词：统一。二百五十年过去，美国依然有偏见、有撕裂、有利益集团、有各种各样的不公。但《独立宣言》依然摆在那里。它没有因为让人难堪而被删除，没有因为让人尴尬而被修改，没有因为不断被引用来批评现实而成为禁忌。烟花易冷。 真正留在历史里的，不是庆典，不是口号，而是那句两百五十年前写下的话：人人生而平等。人会背叛自己的理想。而一个国家的高度，恰恰在于，它是否允许人民永远拿着理想，去要求现实。庆典活动，真正留下来的，不是掌声和烟花的绚烂，而是人们还能不能继续追问：我们离那些写在纸上的理想，还有多远？因为人会背叛自己的理想，理想也会反过来审判人。 两百五十年过去，今天的美国仍存在偏见、撕裂和争吵，也仍有人相信自由和平等值得继续完成。我想真正伟大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句话。 而让这句话掷地有声的，是一代代坚守格言的人。一个国家真正值得庆祝的，不一定是完美地做到，或者做好了的一切，而是它曾经写下了一句连自己都还没有做到的话，并允许后人不断拿这句话来要求它。 2026年7月4日夜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Written on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Author: Jin Mi Today, America turns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ld. During the day, the...

作者：周敏 2026年的中国体制内，正在悄然蔓延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物理围城。 过去，人们的目光聚焦于公职人员、高校教师、甚至医护人员被集体收缴护照、限制出境的政治红线。然而，一场更深沉、更密不透风的控制网格，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境内铺开。如今，不仅出国成了奢望，体制内人员哪怕是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离开工作的城市、跨越省界，乃至前往省会，都必须在数字化人事系统中层层报备、审批。至于“进京”，更是成了一条不可触碰的最高级别敏感红线，非必要绝不批准。 这场从防范外逃向全面禁足的演变，撕开了盛世稳定的面纱，露出了一个处于高度恐慌中的庞大巨兽，正通过压缩个体的空间移动自由，来饮鸩止渴般换取一时的安全。 这种境内出行限制，并不突兀，它是中共在过去的岁月中，将特殊时期的危机控制成功转化为日常驯化的标本。 2015年前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对裸官及涉密人员的护照管控成了常态。此时的控制，有鲜明的指向性和阶层性。然后，真正为全民和全体制内戴上物理枷锁的，是2020至2022年期间建立的数字化防疫网格。那三年里，行程码、健康码、以及“离市报备、离省审批”的连带责任制，每个人已牢牢钉在行政区划的网格里。 防疫的技术硝烟散去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套已经运转成熟的追踪和审批机制并不曾随之解体，它被无缝切换成了“政治纪律”与“安全管理”的一只钢爪。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只钢爪已经深深嵌入日常。基层公务员、教师、公立医院的医生，只要双脚跨过地级市的行政边界，其行踪就会在后台暴露无遗，面临的是轻则通报批评、重则影响仕途的纪律处分。 这本质上是毛时代“单位制”与清“里甲制”的还魂。鲜活的个人沦为了行政单位的数字化财产。 中共牺牲一整个社会的活力，将十四亿人（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公职与技术阶层）锁死在各自的行政网格里，背后是现实且自私的政治算计： 首先，是消灭一切跨区串联的火种，维护绝对的局部政治安全。  北京与各省省会是政治、资源与权力的中心。限制基层人员（主要是接触底层矛盾、握着社会资源的体制内人员）随意进京和省会，能从物理源头上彻底切断潜在的越级反映、群体性聚集、或跨地域维权串联的风险。 其次，通过连坐，逼着中层官僚进行战战兢兢的自我审查。   顶层设计了“谁的人出错，追究谁的责”的连带机制，维稳压力自然地转嫁给了基层单位。保住乌纱帽的本能，驱使各个领导们层层加码、宁杀错不放过。这种设计何其狡猾，不劳烦中央频繁下达红头文件，下面的官员为了避责，自发地把绞索越拉越紧。 再次，是高强度的心理驯化。  当一个人去别处看病、带孩子去邻市探亲、去省会旅游都需要递交申请、解释原因、交代同行者时，他在心理上对组织的顺从和依附会被无限放大。体制内人员的原子化和驯服度来到空前的高度。是的，空前。 然而，历史之演进并不会因为权力的意志而偏转。把自由移动压缩到格栅里的极致统治，正为中国的未来铺设一条通往系统性崩溃之路。 1. 经济内卷枯竭 经济的本质是人、资金和信息的自然流淌。今天，有着很好消费力和投资能力的体制内阶层被禁足，那么旅游、跨省商业和技术交流陷入死水。生产要素怎能匹配优化？资金只能在本地停歇，前来迎接的就是创新能力的窒息与经济活力的干涸。 2. 社会僵尸化 当肉身的移动被卡死，思想的激荡和阶层跨越也随之抱死。整个社会慢慢地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没有社会活力的翻腾，没有民间自治的热情，只剩下了一潭死水。 3. 高压下之黑天鹅风险 人们的自由流动，实际上可以稀释很多局部矛盾。当人在本地遭遇体制的压抑或不公，他可以通过前往外地、寻找新的空间来化解痛苦，寻求新生。今天，所有的通道都被焊死了，每个人都被生生按在原地的矛盾旋涡里。 如今，“谁审批谁负责”导致了官僚系统的全面躺平。除了看住下属和惰性维稳，基层官员没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欲望。放眼看去，一片极致的紧绷。一个微小的局部危机（如地方财政崩塌、突发群体事件），过去可以通过社会的弹性来消化。而在格栅时代，说不定哪天、哪地，就会因系统没了弹性而触发全盘的连锁反应，引来大脆断。 从大历史周期来看，这种对内层层设防、对外紧闭大门的姿态，昭示着中国正在主动放弃融入全球竞争、利用民间活力开疆拓土的路径，退缩为一个内向型、防御姿态的传统集权帝国。 我们正见证着，由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恐惧现实而生发的大倒车。统治者用长远国运和全社会生命力为抵押品，去换取眼前几年的物理上的苟且安全。 历史的规律密密地写着：高压的铁幕焊得越紧，烧毁时就越火光冲天。连自己体制内的细胞都无法自由游走时，彰显的哪里是强盛？分明是走向末路前无法掩饰的颤抖。那些被困在栅栏里的肉身暂且沉默着。但历史的清算，早已在微澜死水之下，开始暗流汹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From Strict Exit Bans to Not Stepping Out of the Province: Grid-ization Under Digital...

作者：祝正明 （一） 专制政体的形成 翻开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史。每个人都有想为所欲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在人类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就像在自然界的其它动物群体一样，一直存在着弱肉强食现象，其惨烈不亚于任何物种间的生存竞争。 原始部落内个体体力的较量，产生了部落首领。部落之间的实力竞争，产生了地方领主。领主之间的武装冲突，产生了国王。国王之间征战的结果，产生了皇帝。最终，一个控制地域广泛的国体成立。皇帝统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将国家划割成若干区域，再分别册封给信得过的大臣和皇室贵族们去镇守；这些大臣皇族再将自己的辖区划分成更小的领地，册封给更小的自己的臣属去统领；官僚依次衍生，权力依次分散，直至将统治势力延伸到村镇、家户；最终形成了封建专制社会典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下面，是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最上面，则是君主皇帝一人。 在封建专制社会，政府获得统治权力的手段是暴力，政府维持统治的根本手段仍然是暴力。 封建专制社会是在人类原始部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当地区间差异较大，原始部落较多，发展不平衡时，对文化的传播、商贸的繁荣、边远落后地区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封建专制统治模式是一种维持性的统治模式，长于保守，短于创新。当人们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生活时，统治者尚有充分的经验和精力去应付各类社会问题。当社会进入革新年代，涌现大量前所未闻的新生事物时，由君王一人决定一切的统治模式立即就会表现出其拙劣性，即便君王非常精明能干，廉洁奉公，也会出现既无经验、也无精力时间去应付的状况，由武断决策造成的失误便会屡见不鲜，由怠慢延误造成的损失也会不计其数，呆板的体制将明显制约、阻碍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大发现和产业革命的出现，将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工业科技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日趋复杂化，专制社会已无能力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弊病，以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它、摆脱它。 （二）专制政体的弊端 专制制度在组织结构上有自我稳定的机制，能够起到基本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因此，它能够长期存在。...

作者：袁平 今天是美国独立日。这是一个本应值得欢庆的日子。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对于一个经历过专制社会的人来说，自由两个字，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东西。 然而，今年的独立日，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就在两天前，7月2日，一位流亡藏人——洛嘎·让赞（LOGA RANGZEN），在联合国总部前点燃了自己的身体。我已经记不起，这是我所知道的第多少起藏人自焚事件。但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会沉默很久。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则新闻。 2009年开始，我在四川阿坝州工作、生活了五年多。此后的十几年里，我的人生轨迹几乎一直围绕成都和阿坝州展开。也许是因为我曾是一名NGO志愿者，也许是因为我从事的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许只是因为我喜欢与当地人喝酒聊天、真诚相待，所以我有机会听到许多普通人永远不会知道的故事。 这些讲述者中，有参与过镇压工作的体制内人员，也有被镇压者的亲人、朋友和同学。 他们告诉我，他们如何向藏人开枪；告诉我人被打死后的样子；告诉我抓捕后的藏人被押进军营，被扒光衣服，再被关进用螺纹钢焊成的铁笼。那个笼子的高度，只够一个成年人匍匐爬行。他们长期被关在里面，风吹日晒，吃喝拉撒都在笼中完成。 还有人向我讲述，他们如何与军人一起，用枪托砸向那些抬起头来的藏人，又如何站在铁笼上，对着里面的人撒尿，以此羞辱他们。直到今天，这些画面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与此同时，我也听过很多藏族朋友讲述他们亲人、朋友和同学的遭遇。有人因此终身残疾，有人永远失去了生命。 我甚至曾经与一位刚从印度见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老活佛有过很长时间的交流。他是我一位藏族兄弟的亲叔叔。让我惊讶的是，他能说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他说："这普通话，是我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坐了十八年牢学会的。 那一刻，我沉默了很久。 2009年以前，我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汶川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 借着志愿者的身份，我走遍了四川、青海许多藏族聚居区，也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还曾在新疆一位哈萨克族朋友家生活了一个多月。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少数民族处境的理解。 小时候，我生活的城市里，经常能看到推着小车卖葡萄干和羊肉串的新疆商贩，也能看到腰间佩着藏刀、蹲在街边卖藏药的康巴汉子。我偷偷抓过人家的葡萄干，也偷偷摸过康巴汉子的藏刀。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对我发过火，总是一脸憨厚地笑着。 后来，一切慢慢变了。 社会上开始不断流传各种关于他们的传闻。有人说藏人一言不合就拔刀。有人说新疆人偷鸡摸狗、横行霸道。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杀了人警察也管不了。慢慢地，人们开始害怕他们、排斥他们。 我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不止一次看见这样的画面：一位藏人正常走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的汉族人却主动绕开。而那位藏人什么也没做。我后来才明白，这种恐惧，并不是来自真实的相处，而是来自长期的宣传。因为后来认识了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朋友，我开始知道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无法无天"。恰恰相反。他们很多时候，比普通汉人承受着更加严厉的管理。 新疆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很多年不敢在公共场合讲本民族语言。更不敢轻易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一旦承认，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无休止的盘问。有人因此失去自由。有人只是因为喝醉酒、因为街头争吵、因为一些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被送进所谓的"学习中心"。在那里，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曾经和新疆朋友一起自驾旅行。每经过一个检查站，当地朋友都要下车。查身份证、录指纹、扫虹膜。而作为汉族游客的我，只需要坐在车里等待。每一次，我都觉得极度不舒服。 我终于意识到：同样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不同民族的人，所面对的世界竟然完全不同。 很多汉族人把藏区寺院简单理解成"烧香拜佛"。但真正生活在那里以后，我才知道，那远远不是全部。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它还是学校，是医院，是文化中心，也是语言、艺术和历史得以延续的重要地方。许多藏人，就是在那里学会识字。因此，当寺院被限制的时候，被影响的不只是宗教。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延续。 前不久公布的新法律第六条写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国家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是一句很好听的话。但是，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尊重差异，不应该看它写了什么，而应该看它做了什么。 真正的民族团结，不是让所有民族越来越像。而是每一个民族，都能够自由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与生活方式。 很多人会把洛嘎·让赞的离去称作"自焚"。但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他不是死于那一天的火焰。真正一步一步把他逼向火焰的，是长期压迫一个民族文化、宗教、语言和信仰自由的现实。 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能够自由传承自己的文化，能够自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我相信，没有人会选择用这样痛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每一次藏人自焚，我看到的都不是一个人的死亡。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一次又一次向世界发出的呼喊。也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告诉这个世界： "我们还在。我们没有放弃。" 洛嘎·让赞，我并不认识你。但因为我曾生活在阿坝，曾听过太多藏人的故事，也曾与许多藏族朋友一起生活、工作、喝酒，所以今天，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则新闻。 你的离去，让我再次想起那些我见过、听过、却始终无法忘记的人。 你的火焰，并没有照亮联合国的大楼，却给我带来了一丝光亮和温暖。它提醒我：不要沉默！ 继续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讲出来。哪怕只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信仰与尊严，选择燃烧自己。 今天，美国庆祝独立。而我，更愿意把这一天，献给一位为了自由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人。 洛嘎·让赞（LOGA RANGZEN），请安息。 愿你的名字不会随着新闻过去而被遗忘。 愿你的牺牲，不只是短暂地照亮天空，而能成为更多人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相的勇气。 我向你致敬。也向所有为了自由、为了信仰、为了民族文化、为了人的尊严而承受苦难的人，致以最深的敬意。愿有一天，没有人再需要用燃烧自己的身体，去告诉世界：自由，本来就属于每一个人。 编辑：张致君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Independence Day and the Self-Immolator Written on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Author: Yuan Ping Today is American Independence Day. It is...

作者：陀先润 第二篇：亲儿子的命运——马共与泰共 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秘密来到北京。 他来的目的很明确：告诉中国同志，马共打不下去了。从二战结束时的一万多人，到现在躲在泰马边境丛林里的不足六百人，打了十几年，什么都没打出来。英国人走了，马来亚独立了，新政府对马共的清剿越来越有效，丛林里的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难。陈平准备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带着剩下的人出来谈判，换一条活路。 接见他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告诉他：东南亚的形势即将发生巨变，对共产主义越来越有利，不要改变政策，要继续打下去。 陈平回去了，继续打。 十八年后的1979年，陈平再次被叫去见邓小平。这一次邓小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再支持马共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两次谈话，同一个人，完全相反的指令。两次谈话之间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在乎。 马共的历史，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25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派了一个助手南下到南洋，在新加坡建立了南洋共产主义支部。这就是马共最早的前身，从第一天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分支，不是在马来亚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是被种下去的。1930年，在胡志明的主持下，南洋共产党正式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几乎清一色是华侨，领导层全是华人，建党的钱是中国出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定的。 这个先天条件，后来成了马共无法摆脱的致命伤。马来西亚政府把马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华人对马来人的统治战争，让马共在当地始终无法真正发动群众。你打出去的旗号是共产主义革命，但当地的马来人看到的是一群华人拿着枪要来领导他们，这场仗从政治上就输掉了一半。 但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马共一度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英国人给了他们武器，马共组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控制了马来半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武装人员超过一万人。那是马共历史上唯一一段真正强大的时光，也是他们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候。 然后，一个叫莱特的人出现了。 莱特是越南籍华侨，说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进入马共的时候，正是中共和马来亚之间的联络完全中断的那段空档，没有任何人能核实他的身份。他就靠着这个身份，在马共里站稳了脚跟，一路做到总书记。 没有人知道他同时在为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工作。 1942年2月，马共决定在一个叫黑风洞的地方召开秘密会议，出席的是马共和抗日军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日本人提前得到了通知，包围了现场，把所有人杀了个干净。那是马共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清洗，几乎所有的核心骨干都死在那里。莱特原本应该出席，临时说车子坏了，没能到场。 战后他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说服马共把辛苦积攒的武装力量解散了，说要走合法斗争的路线，不要和新的殖民政府正面对抗。马共信了他，把枪交出去了。然后他卷走了党的全部经费，消失了。 1947年，他在泰国曼谷被泰共党员认出来，追上去当街击毙。 莱特死后，马共才开始彻查，发现他当年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出卖的影子。黑风洞的屠杀，武装力量的解散，每一次马共遭受重创，莱特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到了这个时候，人死了，证据没了，一切都只能是推断。 马共用了整整十年，才从莱特造成的破坏里重新站起来。这十年里，一个外来的间谍把马共掏空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马共的根本问题：它没有真正扎进马来亚土地里的根基，离开北京的指挥和保护，它就是一盘散沙。 莱特走了之后，马共真正的终结者出现了。这个人不是英国军队，不是马来西亚政府，而是一个叫李光耀的年轻律师。 1950年代初，李光耀从英国剑桥留学回来，回到新加坡开始执业。他主动找上了马共的外围组织，找上了各个左翼工会和劳工团体，说要帮他们打官司，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他在这些组织里混得如鱼得水，很快成了新加坡左翼圈子里人脉最广的人。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合法的政党，叫人民行动党，用议会选举的方式来争取政权。他的理由很充分——马共是非法组织，进不了议会，只能在丛林里打游击，而打游击已经证明行不通了，不如走合法路线，把力量引入体制内。马共的人觉得这个思路有道理，开始全力支持他，帮他拉票，帮他组织工人和学生，把他的人气一点一点做起来。 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新加坡大选，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首席部长。 权力到手之后，李光耀开始动手。 他动手的方式是一个一个来的，不是一刀切，而是精准打击。首先是马共背景的人，凡是有组织关系的，全部逮捕，关进监狱，不经审判，无限期关押。有人一关就是十几年，有人关到白发苍苍，有人关到死在狱中。内部安全法给了他这个权力，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法庭，一纸命令就够了。 然后是中共南方情报系统派来的人，也就是那批以学者、教师、报人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者。这批人他没有关，而是礼送出境，客客气气地把你送走，走之前甚至还给你道别。南洋大学是当时中共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基地，李光耀直接把它关掉，说是要合并到新加坡大学，理由冠冕堂皇，没有人能当面反驳。 最后是那些曾经帮他竞选、帮他拉票、把他送进议会的左翼同僚。这些人里有他的战友，有他的朋友，有在最艰难的时候站出来支持他的人。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进监狱，用的罪名是勾结共产党，威胁国家安全。其中有人在狱中待了将近三十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老人。 李光耀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华人世界里难得的政治天才。这个评价大概是对的。但天才的代价，是由那些帮过他的人用一生来承担的。马共和左翼力量把他送进了议会，他用他们的尸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然后建立了一个在华人世界里独一无二的高效威权体制。 新加坡的马共，就这样被彻底消灭了。 失去了新加坡的马共，退回到马来半岛的丛林里继续打。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困境：领导层是华人，在一个马来人占多数的国家搞武装革命，永远都会被定性为外来势力入侵。他们在丛林里坚持，坚持了一年又一年，人越来越少，补给越来越困难，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薄弱。 丛林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描述过。那些在里面待了几十年的人，大部分没有留下文字。偶尔有人回忆，讲的是常年潮湿的丛林、腐烂的树叶、永远不够吃的食物、时刻警惕的神经。他们结婚、生子、老去，在那片丛林里过完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他们的孩子在丛林里出生，有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这一切，都是因为1961年邓小平那句"要继续打下去"。 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当面告诉他：你要和东盟国家搞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东南亚的共产党。邓小平答应了，然后找来陈平，告诉他中国不再支持马共。 中国在湖南益阳给马共建立的秘密基地关掉了，马来西亚之声广播电台停播了，武器供应和经费全部切断。马共在中国培训的干部被遣返，那些在中国待了多年、学会了一口普通话的马共干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又撑了十年，1989年，马共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泰国政府的见证下，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宣布解散，成员放下武器，向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誓效忠。作为交换，马来西亚政府承诺不追究法律责任，愿意回国的发一笔补偿金安置，留在泰国的划出几块土地让他们居住。 解散时大约还有一千多人，是当年一万多人的零头。 一部分人回了马来西亚，领了钱，找个地方过日子，从此不提过去的事。另一部分留在了泰南边境，住进了泰国政府划出来的几个村子。这几个村子后来被冠以一位泰国公主的名字，改造成了旅游景点，叫朱拉彭公主村，一共四个村。游客去那里喝咖啡、拍照，买当地人做的土产纪念品，脚下的土地曾经埋过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问。 陈平想回马来西亚，被政府拒绝了。他在泰国等了很多年，2013年在曼谷去世，终究没能回家。他第一次去北京见邓小平的时候四十岁，死的时候八十八岁。这四十八年，他把自己最好的岁月全部交给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从来都不是他能决定的。 泰共的故事和马共高度相似，只是结局更加诡异。 泰共比马共还要纯正。1926年由中共南洋支部直接建立，1942年正式建党，第一任总书记李启新是中共党员，后来回国当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新华社香港分社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明白的人都明白——它是中共情报和统战系统在香港的核心机构，以新闻机构为掩护，实际上做的是情报工作。泰共的第一任总书记，本身就是情报系统的人。这样的党，和中共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言而喻。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全球共产党被迫表态站队，泰共是东南亚第一个公开支持中国的共产党。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考虑，因为他们就是中共系统的一部分。1962年，中国在云南建立了泰国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开始对泰国进行革命宣传。1965年，泰共正式开始武装斗争，中国提供培训、武器和经费，全力支持。 泰共打了十年，稳扎稳打，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1976年是他们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那一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曼谷的大学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军队镇压，死了很多人。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逃进丛林，加入泰共。武装力量从几千人急速膨胀到八千人，控制区域波及泰国将近一半的省份。泰国政府一度非常紧张，认为革命真的要来了。 但1979年，一切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 中国决定联合泰国共同对抗越南，不能再维持对泰共的支持。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停播，所有援助切断。老挝在越南的压力下，把境内的泰共武装全部驱逐出境，泰共失去了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没有了援助，没有了退路，泰共迅速瓦解。大部分成员接受政府招安，陆续走出丛林。到1991年，武装力量全部消失。 但有一件事始终是个谜。 泰共1976年之前的领导层几乎全是华人，是中共直接培养或派遣过去的干部。这批人在泰共解散之后，泰国政府没有通缉他们，没有审判他们，连一纸大赦令都没有发，就好像这些人从来不存在一样。他们去了哪里，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泰国政府不说，中国政府也不说，双方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件事被压在水面以下，从此再没有浮起来。 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历史里，消失是最好的结局。它意味着你回来之后仍然是自己人，仍然可以在体制内得到妥善安置。那些留下名字的，反而是真正被抛弃的人。陈平留下了名字，所以他死在泰国。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没有留下名字，所以他们安静地回来了，从历史记录里消失，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马共打了六十四年，从1925年建党到1989年解散。泰共打了二十五年，从1965年到1991年。这两个中共最忠诚的亲儿子，一生都在按照北京的指令行事。北京说打，他们打。北京说停，他们停。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从来没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做过一个重要决定。 最后，马共的普通战士老死在异国他乡改造成旅游景点的村子里，泰共的华人领导层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记录里，那些在丛林里死去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棋子就是棋子，用完了就该收起来。至于棋子自己怎么想，从来不在棋手的考虑之内。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The Party’s Pawn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s Export of Revolution Author: Tuo Xianrun Part...

作者：陀先润   第一篇：幕后那只手 1969年的缅甸北部，一批中国年轻人正在哭着往山上跑。 他们背着弹药，没有枪。任务是把弹药送进山顶的坑道，给里面坚守的战友。从集结地到山脚下大约一公里，美军的炮火把这一公里变成了一条死亡走廊。一个亲历者后来回忆，他用高倍望远镜看着一百多人冲出去，炮火散去之后，进入坑道的只有三个人。第二天，又是一批人哭着往上冲。 这些人是中国的红卫兵，是文革武斗中的失败派系。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去缅甸打仗，政治污点可以一笔勾销，打完仗回来算参加革命，一切既往不咎。于是他们跨过边境，加入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中国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打仗。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缅共内部有一条秘密指令：这批中国人要被放在战斗第一线，逐渐消耗掉。 他们不是战士，他们是炮灰。而决定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去过缅甸。 同一时期，在大半个地球之外的约旦，一批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约旦军队俘虏。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其中一批人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关在一起。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约旦人，他们是中国人，是混在巴勒斯坦法塔赫武装里的中国军事顾问。 他们在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群众组织。这件事后来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弄大，于是这批人悄悄被遣返，这段历史从公开记录里消失了。 再往北，在纽约的法拉盛，华人社区里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中国派来的情报人员如果出了麻烦，只要跑进法拉盛，就能安全换身份或者离开美国。这个规矩不是最近才有的，它的根基从1930年代就开始建立，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法拉盛已经是一个任何外部力量都很难渗透进去的安全区。 在日本，一个叫重信房子的女人在2000年被捕时，护照上有二十多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两年。她是日本赤军的领袖，一个在中东活动了几十年的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秘密基地。中国政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知青，约旦监狱里被单独关押的中国顾问，纽约唐人街深处的秘密网络，在北京有据可查的日本恐怖分子。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它们背后有同一只手在操控。 这只手，叫中联部。 中联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1951年正式成立。它的官方定义是负责与各国政党开展交流合作的机构，听起来像是个专门接待外宾、互赠礼品、发表联合声明的礼宾部门。2024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向联邦议院正式发出警告，称中联部是一个情报组织，要求德国政界人士提高警惕。这个警告发出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存在了七十多年。德国人花了二十年才搞清楚对手是谁。 这不是德国人笨，是这个机构本来就不想让你知道它是什么。 中联部最核心的功能从来不是联络，而是渗透。它在东南亚孵化并控制了多个共产党，在中东扶持武装组织，在美国建立秘密基地网络，在日本培植极左势力。它用过的工具包括枪支弹药、秘密电台、假护照、政治顾问、帮派组织和选举干预。它做这一切，从来不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出现。 要理解中联部是什么，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人。 孙海燕，中联部前副部长，曾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1990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军训期间入党，政审干净。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国家安全系统和情报系统开始大规模从当年入学的名校学生中招募人员，挑选标准是背景干净、政治可靠。孙海燕是那几届被招募的人之一，很可能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进入了情报系统。 1995年本科毕业后，她公派赴日本攻读法学硕士。那个年代能够公派出国的人，要么家庭背景过硬，要么已经和某个系统建立了关系。她1997年回国，直接进入中联部，第一个岗位是政策研究室。研究室是中联部的情报分析核心，对外可以挂学者头衔，实际上生产的是供高层阅读的战略情报报告。她在这里一路做到副主任，然后转任中联部一局副局长、局长。 中联部一局负责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的政党运动，也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这些组织的总负责部门。换句话说，孙海燕从情报分析起步，最终成为情报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后来她去新加坡当大使，是为了给自己的履历做一层包装——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需要公开履历，如果简历上全是中联部的各局各处，太过扎眼，挂一段大使经历，对外就成了外交系统出身的人。 这种包装不是孙海燕一个人的做法，而是整个系统的惯例。 与孙海燕形成对比的是刘建超。他是正宗的外交部系统出身，后来被调入中联部担任部长。他高调访美、会见布林肯，以中联部部长的身份做外交部长该做的事，在中联部内部是严重越界。外交是台面上的事，中联部做的是台面下的事，两套系统的逻辑完全不同。刘建超搞不懂这个区别，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的目标是接任王毅的外事办主任位置，中联部不过是一个跳板。这是他后来出事的根本原因。 一个从大学时代就被招募、在系统内部成长了三十年的情报官员，和一个空降进来走过场的外交系统官员，在同一个机构里，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对比，本身就说明了中联部是什么。 中联部在1971年成立了内部研究组，后来扩展为研究室，对外可以挂教授、学者的头衔，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和政党情报的分析中心。到了九十年代，研究室的部分成果开始对外发行，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当代世界》杂志。这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的东西，从来不对外公开。 2003年到2004年间，中联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重建。这次重建不是换人，而是换功能。工作重心从政党交流和情报分析，开始向情报收集乃至情报行动方向转移。配合当时启动的大外宣工程，中联部开始系统性地介入各国议会政党，扶持小党，安插人员，干预选举。德国人后来花了二十年才意识到的事情，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在中联部的内部逻辑里，它扶持的那些组织和人员都是棋子。棋子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棋子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通知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从来不认识。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年轻人，马来西亚丛林里打了四十年的华人游击队，约旦监狱里的中国顾问，中东沙漠里流亡的日本赤军——他们都以为自己在为某种理想战斗。他们不知道，在北京的某间办公室里，有人随时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就像扔掉一颗用过的棋子一样简单。 这个系列，就是要把这只手背后的故事，一件一件讲清楚。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The Party's Pawn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s Export of Revolution Author: Tuo Xianrun Part I: The H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