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作者：张超瑜编辑：周志刚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在讨论中国宗教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宗教事务正在越来越深地被纳入“维稳逻辑”之中。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主要属于个人精神领域。一个人是否信仰、如何敬拜、选择何种聚会方式，本应属于私人自由范畴。可在现实中，宗教却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需要重点管理、重点防范、重点控制的社会领域。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加强，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改变。 近年来，“宗教中国化”被不断强调。官方表述中，这一方向被解释为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防范境外渗透、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任何政权都会关注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社会群体，这本身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安全”与“稳定”被不断扩大解释后，许多正常宗教活动也开始被纳入高压管理范围。尤其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很多家庭教会并不参与政治，也不具备社会对抗能力。它们存在的原因，往往只是部分信徒希望保留一种不依附行政体系的聚会方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不纳入统一管理”本身，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风险。于是，一个原本关于信仰自主的问题，逐渐被转化成了治理问题。 在某些地区，宗教场所需要安装监控设备；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聚会人数、讲道内容、培训活动需要层层审批；甚至连十字架、宗教标语等象征性元素，也可能进入行政整顿范围。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任何无法完全被纳入管理体系的社会空间，都会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宗教，恰恰天然具有组织性、共同价值观以及精神凝聚力。问题也因此出现：一个社会，是否只能允许“被定义过的信仰”存在？如果一种信仰必须先接受组织结构、表达方式乃至思想内容上的统一规范，才能获得合法空间，那么信仰本身的自主性就会越来越弱。因为真正的宗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聚会，更涉及个人内心世界。 很多信徒之所以坚持家庭聚会，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认为信仰应当首先服从内心，而非行政安排。对于他们而言，敬拜的意义，在于人与信仰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不是先经过制度许可。可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逻辑下，这种“自发性”本身，恰恰最容易引发警惕。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于“自发组织”的长期敏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无论是民间公益、独立社群，还是具有共同理念的人群，只要脱离统一管理框架，往往都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这种治理方式的底层逻辑，是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因为对于高度强调稳定的治理体系而言，可控，往往比多元更重要。但问题是，一个真正成熟且稳定的社会，是否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压缩社会空间之上？如果所有社会组织都必须依附于行政体系才能存在，那么社会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失去自主组织、自主表达以及彼此建立信任的能力。 而宗教问题之所以特殊，恰恰因为它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与行政命令之间，本身就存在天然张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无法通过高压彻底消失。越是强制压缩空间，很多信仰活动反而越容易转入地下、走向隐蔽，甚至进一步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真正健康的治理，未必意味着完全放任，但至少应当允许合法边界内的多元存在。否则，当“统一”逐渐高于“自由”，当“管理”逐渐覆盖“信仰”，宗教就会越来越失去其原本属于个人内心的部分。而这，也许才是今天很多人真正担忧的问题。 When "Stability" Surpasses Faith: Why Religious Iss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nsitive? Author: Zhang Chaoyu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日期：4/30/2026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本文来自北京之春 编辑：赵杰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 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位勇敢纯真的女孩，名叫林昭。 1968年4月29日殉难。那一年，她还不满36岁，还是个未婚的姑娘。 今天是她的忌日。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32年出生。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林昭”。 林昭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后，便追随兄长许金元干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壮烈牺牲。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一位才女，上大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 1957年，一场运动开始了，林昭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在看到有同学被批判时，挺身而出。她的正直、义气、善良和勇气，都不容许她置身事外。 在新华社的《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一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情节：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对于当时的情势，林昭深感痛苦和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因此没能毕业。 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继续坚持说真话无罪，并且继续抨击极左分子，还坚持写下20余万字的日记。 1968年4月29日，林昭由原来的二十年刑期，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在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遗言在十二年后实现了。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如今，离林昭去世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仍然有很多人在纪念林昭，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 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始终没有停止过独立思考：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林昭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她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记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做到了这一点，简直是一个奇迹！ 她战胜了、突破了所有强加于一个人的限制，用很多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血），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这是关于一个特殊时代非常有说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份证言。 她咬破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 林昭的同学、后来又关在同一监室的狱友丁芸曾劝她：“何必这样来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 然而，她的回答决绝而果敢：“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林昭轻声回答：“宁为玉碎”。 “坟墓压不住你，你又站起来了。”今天的人们能透过她的文字，看到一个伟大灵魂的巨大生长力。 在历史潮流里，没有人可以遏制一个自由灵魂的歌唱，她的歌声会越传越远，每年都会召唤人们来到她的灵魂面前，与她共鸣，向世界表达一种独立意志，表达对理想、对自由的向往。 林昭被捕以后，她的父亲自杀身亡。在她被枪决后，她的母亲又精神崩溃后悲惨死去。 这个家庭惟一的未亡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后来远渡美国。 在林昭平反以后，彭令范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一度很愤怒。她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 “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 我理解彭令范的愤怒！林昭为他人挺身而出，可是又有几人为林昭发声？ 为什么坏人总是胜利，就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无所作为。 林昭在孤独的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但她的身后空空荡荡。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礁石，或是别无选择，或是不想抵抗，没尊严的，没勇气的，没底线的……苟且的活着。 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人们需要为曾经的懦弱羞耻，人们需要为发生的荒唐羞耻。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纪念林昭，其意义正在于此。 今天是4月29日，林昭的忌日。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 Lin Zhao: History Will Declare Me Innocent Date: 4/30/2026 Source: Internet Author: Internet This article is from Beijing Spring Editor: Zhao Jie...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杭法刑初字第183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有才，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淳安县人，无业，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区14幢2单元401室。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被假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被刑事拘留，同年八月七日被逮捕，同月三十日被监视居住，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有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荣华、代理检察员张哲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有才于一九九八年六月结伙他人商议成立“中国民主党”，决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公然诽谤、诬蔑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将上述“章程”及“宣言”向美国、香港等地组织及个人发送了十八份电子邮件。按照事先商定，由其同伙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印刷并在杭州市的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及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同年七月，被告人王有才分别通知他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准备继续讨论成立“中国民主党”事宜，后被公安机关查获而未逞。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被监视居住期间，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成员会面商谈并接受1000美元。此外，同年五月和九月，被告人王有才还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资助的人民币4000元、300美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的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系累犯，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王有才对所控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其行为仅针对现实社会现象，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关，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有才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进行组建非法政党的活动，一九九八年六月，被告人王有才纠集祝正明、吴义龙（均另行处理）在杭州市原杭州大学草坪上就王有才提出的成立政党一事进行商议，决定将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并各自拟写该党章程。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被告人王有才与祝正明、吴义龙及王东海、林辉等人（均另行处理）在祝正明家讨论并拟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诬蔑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专制”“政治独裁”和“强权暴政”等，明确提出“获取政治权利、修改宪法、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等等，并商定将上述两文公开散发，同时王有才等人分别就联络、宣传、协商等具体行动进行了分工。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被告人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美国、香港等地的组织及个人发送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并要求接收方广为传播。同月三十日上午，按商定由其同伙朱虞夫（另行处理）携带“宣言”印刷件在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及杭州市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 同年七月四日、五日，被告人王有才又分别通知祝正明、王东海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并要求各人尽可能联络其他人员参加，继续讨论“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事宜。经联络，林辉等人赶至杭州，准备聚会。后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而未得逞。     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杭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的成员会面，就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会等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并接受资助的经费1000美元。此外，被告人王有才还于同年五月、九月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所资助的经费人民币4000元和300美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明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 １、祝正明、吴义龙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与王有才商议成立政党并决定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２、祝正明、吴义龙、王东海、林辉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与王有才在祝家共同讨论修改、定稿“章程”、“宣言”并决定公开散发；王东海证言还证实当晚进行了具体分工；公安机关从王有才、祝正明、朱虞夫家中搜查到的“章程”、“宣言”等打印件、印刷件、底稿、电脑文档等书证在案；“宣言”打印件上园珠笔修改的笔迹经鉴定系王有才所写； ３、公安机关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国际互联网公开结点上的浏览发现“章程”、“宣言”已发往境外的证明材料；对王有才住处查获的“东芝Satellite Pro 430 CDT”笔记本电脑中的“发件箱”（NETSCAPE MAIL）检查证实，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该电脑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境外发送了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的鉴定书；胡江霞证言证明该笔记本电脑系其从单位借用，其曾将单位专门配置的网址告诉过王有才； ４、祝正明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据与王有才商定，其将“宣言”交朱虞夫散发；包建林、袁伯庭、俞水华证言证明朱虞夫在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向其分发“宣言”；洪照娣、徐水英证言证明目击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朱虞夫在凯旋路一带散发传单；公安机关从散发现场提取的“宣言”，经鉴定与朱虞夫、祝正明家中查获的“宣言”内容一致，并系同一版本；朱虞夫的证言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５、祝正明、王东海证言证明王有才定于七月十一日聚会讨论“中国民主党”事宜，并被要求分别通知其他人员来参加；林辉证言证明其按通知来杭准备聚会； ６、公安机关从王有才身上搜得的美元及从王有才住处搜获的邮政汇款通知、美元定期存单及敌对组织成员发给王月才有关资助王的电子邮件在案； ７、被告人王有才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所供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被告人王有才在进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中，与境外组织相勾结，接受资助；其曾因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刑，现又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系累犯，均应依法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成立，但指控罪名不当，应予纠正，被告人王有才提出其不构成犯罪的辩解，经查与事实与法律均不相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六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有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二、被告人王有才违法所得的1300美元(其中300美元系被冻结在中国银行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户名为“胡江霞”的“定期一本通”内的存款，帐号： 4531711006500900003575)，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刘舒海 审判员 孙 伟 审判员 何 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冯 菁 Criminal Judgment of the Hangzhou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攝影記者：關永傑編輯：鍾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2026年4月12日下午，中國民主黨成員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門前舉行集會，聲援民主台灣，反對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與政治施壓，並譴責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訪大陸親共賣台。儘管活動開始時風雨交加，現場參與者仍堅持完成全部活動流程。 活動發起人之一、中國民主黨黨員陳森鋒表示，此次活動是在與台灣知名反共人士「八炯」交流後共同推動。他介紹，對方從台灣社會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建議。他表示，作為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對中共體制有切身認識，不希望台灣現有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壞，並認為台灣在華語社會中具有重要示範意義。 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秘書長鄭雲在發言中指出，台灣是一個擁有選舉制度、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的社會，這些制度性成果值得被維護。她表示，中共近年來透過軍事行動、政治施壓及壓縮國際空間，對台灣形成持續壓力。她強調，應清晰表達立場，反對威脅行為，並重申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自主決定。 黨員郭志軍表示，中共對台灣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軍事層面，也包括政治、經濟以及資訊領域。中共不僅對中國人民進行資訊管控，還長期對全球民主國家進行「紅色滲透」。他提到社交媒體在輿論影響中的作用，認為相關手段正在改變社會討論環境，並呼籲台灣方面保持警惕。 黨員李栩指出，台灣的民主制度是長期發展的結果，這一成果來之不易，在外部壓力下更需要保持穩定與信心。 黨員衛仁喜表示，台灣在現實環境中面臨多方面挑戰，只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要面對被中共裹挾的14億人口的大陸，處境十分艱難，更令人擔憂的是還存在來自內部的壓力與分歧，但仍需堅定信心，讓民主制度持續存在並發展。 黨員李凱認為，支持台灣不僅涉及地緣問題，也關係到自由與選擇權，應反對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預，台灣的命運只能由台灣人民決定。 黨員盧占強從制度角度分析安全問題，指出台灣真正的安全不僅在於軍事裝備，區域和平除了依賴軍事平衡，也取決於治理結構與權力約束。他認為，一個走向文明、擁抱民主的中國，才是台灣走向長久和平的根本保障，也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尊嚴所在。 黨員何聰回顧歷史經驗，認為過往教訓值得關注，並對國共關係提出批評。他表示，推動制度轉型、建立民主政體，才是中國與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黨員劉靜濤表示，台灣的民主就是一面照妖鏡，中共懼怕站在這面鏡子面前，戳穿中共“統一”的謊言，不能讓台灣民主之光熄滅，讓這道光照遍大陸各地，中國總有一天會實現民主自由。 黨員李樹青認為，台灣的現狀對部分中國民眾具有啓發意義。事實證明，在絕對權力下，沒有任何真相能存活，我們不能去支持甘當中共“花瓶黨”在我們的民主世界存在！台灣是我們中國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燈塔，守護台灣，保持台灣和平是我們每個愛好民主普世價值觀的人民的責任。 黨員張善城指出，制度差異是當前矛盾的重要背景之一，如果國民黨覺得靠讓步能換來平安，那完全是政治上的天真，退掉的不僅是地盤，而是保護自由的底線。台灣的民主是文明的火種，是未來的希望，一旦這盞燈被吹滅，整個民族將再次掉進權力只手遮天的黑洞。 此外，邢貴、吳志創、周忠玉、周小俊等黨員及灣區民主運動人士袁強也在現場發言，表達對台灣議題的關注與看法。 在今天眾多發言者當中，有幾位對於國民黨目前的墮落深感憤慨，並喊出“國民黨滾出台灣”的口號。對於這些激憤的情緒，鄭雲特作了補充發言，她也表示對國民黨選出一個如此親共的主席感到難過，但不能一竹竿打落一船人，灣區也有很多國民黨黨員，比如五洲洪門致公總堂的盟長趙炳賢，就是有著堅定立場的反共人士。 活動中還有一個播放影片環節，現場播放了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學生時期的一段演講影片，鄭麗文早期主張台灣獨立與民族解放，她強烈抨擊國民黨為“外來政權”，號召推翻其威權統治，建立獨立的“台灣國”，展現出極其激進的反共與反核本土立場。而另一段影片則涉及台灣網紅“館長”陳之漢早年的相關言論，引發了現場討論，他的立場轉變體現了流量至上的網紅邏輯，從早期的激進批判中國共產黨到如今訪問大陸為中共站台叫好，其言行往往隨政治風向與商業利益搖擺，這種“發卡彎”式變臉，既反映了其個人信念的缺失，也揭示了他在利益驅動下的投機本質。 活動最後，與會者進行象徵性表達行動，手撕印有「中共非法政權」字樣的紙張，並集體高喊口號，表達對相關議題的立場與訴求： 維護世界和平！ 捍衛民主台灣！ 聲援台灣！ 反對侵略！ 停止軍演！ 停止威脅！ 拒絕出賣！ 守護台灣！ 隨後，現場多次重複呼喊： 台灣的未來——誰決定？ 台灣人民！ 再來一次——誰決定？ 台灣人民！ 在持續的風雨中，參與者衣物被打濕，但活動仍在有序氛圍中結束。多位參與者表示，此類行動旨在表達對民主制度與地區和平的關注，並強調台灣安全在當前局勢中的重要性。 Support Democratic Taiwan, Condemn the KMT Chairperson’s Pro-CCP and Taiwan-Betraying Trip Photojournalist: Guan Yongjie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Zhou Min Summary: Members...

作者：王小光编辑：周志刚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当“稳定”需要被反复表演：从“习郑会”看当代政治沟通的困境 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每一次高层会晤都不仅仅是一次会面，更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表达行为”。近期举行的“习郑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样本。镜头、通稿、措辞和节奏，无不显示出高度的程式化与可控性。习近平在这样的场景中出现，既是参与者，也是整个叙事体系的核心象征。 从表面上来看，这类会晤承载着明确功能：对内稳定预期，对外释放信号。在经济承压、国际环境复杂的背景下，通过高规格会谈来展示“沟通仍在进行”“局势依然可控”，无疑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然而，当这种表达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模式时，它本身也开始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局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会晤在信息层面的高度抽象化。公开内容通常围绕“合作”“发展”“共识”等宏大叙述展开，语言稳健而谨慎，却极少触及具体政策路径、执行难点或潜在分歧。这种表达方式在形式上避免了风险，在效果上却降低了信息密度。对于需要判断趋势的市场与观察者而言，这种“高概括、低细节”的沟通，越来越难以提供足够的参考价值。 更进一步看，这种抽象化表达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安全语言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所有可能引发不确定性的内容都被有意弱化甚至排除，而留下的，是一套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境的通用表述。问题在于，当语言可以脱离具体情境而成立时，它也就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换句话说，当每一次会晤听起来都相似时，它所能传递的信息就越来越有限。 与此同时，这种沟通模式还带来了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后果：本应用于降低不确定性的表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具体信息，外界只能依赖有限线索进行推测，各种解读由此层出不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解释空间越大，分歧也就越多，最终形成一种“越强调稳定，越难以被相信”的悖论。 这种悖论，在“习郑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一个体系的运行确实稳健，那么稳定本应是一种无需反复强调的自然状态。然而，当“稳定”需要通过频繁的高层会晤、统一的语言表达以及密集的信号释放来维持时，它就从一种客观结果，转变为一种需要不断被生产的“政治产品”。而任何需要持续生产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习郑会”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为何必须被举行。它所回应的，并非单一问题，而是一种更广泛的信心波动：经济预期的不确定、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以及内部政策节奏的调整所带来的压力。在这些因素叠加之下，单次会晤所能承担的功能被不断放大，但其实际能力却并未相应提升。 更深层的原因，则可以从决策与表达之间的关系中找到线索。在一个决策趋于集中的体系中，信息往往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被筛选与重构。最终呈现出来的，不是多元意见的交汇过程，而是经过整理后的“统一结论”。这种模式在提升执行效率的同时，也压缩了外界理解决策逻辑的空间。 问题在于，在高度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外界对信息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结论是什么”，而是进一步延伸到“结论如何形成”“是否存在不同意见”“体系是否具备纠错能力”。当这些信息缺位时，即便结论本身再明确，也难以完全消除疑问。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种微妙但持续的信任消耗。它并不会以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逐渐累积：市场反应更加谨慎，外部观察更加保留，内部预期更加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单次会晤的象征意义不断上升，但其实际影响力却在缓慢下降。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号通胀”。当信号被过度使用时，其边际价值必然下降。最初，一次高层会晤可能足以引发广泛解读；但当类似信号频繁出现且内容高度同质化时，外界对其的敏感度与信任度都会随之降低。最终，它可能仍然是必要的，但已不再具有决定性。 因此，与其将“习郑会”视为某种转折点，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持续状态的体现。它反映的，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的变化，而是一整套沟通机制在当前环境下面临的适应压力。在这一压力之下，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形式需要保持稳定与权威，内容却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 这种张力如果长期存在，便会产生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形式逐渐独立于内容而存在。会晤继续举行，语言继续重复，结构继续维持，但其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却在逐步松动。到那时，会晤的主要功能，或许不再是推动问题解决，而是确认体系本身仍在运转。 这或许正是“习郑会”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不仅是一场具体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当代政治沟通在复杂环境中的某种困境：既需要控制不确定性，又难以提供足够信息；既追求表达的一致性，又必须面对现实的多样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决定外界判断的，往往不再是会晤本身，而是会晤之后的行动。如果信号能够转化为具体、连贯且可验证的政策路径，那么其影响仍有可能延续；反之，如果表达与行动之间持续存在落差，那么再精致的沟通形式，也难以长期维持其说服力。 归根结底，政治沟通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表达本身的完美程度，而取决于它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程度。当“稳定”更多依赖于被展示，而不是被感知时，这种差距终究会显现出来。而“习郑会”所呈现的，正是这一差距正在被逐步放大的过程。 The Xi-Zheng Meeting: A Carefully Orchestrated Diplomatic Performance Author: Wang Xiaoguang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Zhou Min Translator: Ge Bing Abstract: The “Xi-Zheng Meeting” was...

作者：Reng Feng（冯仍）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近日读到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被重判的消息，我心情沉重，也深感愤怒。据《欧洲之声》报道，2025年10月8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到2026年1月，多名成员被捕；3月30日闭门开庭，3月31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七年半，其余成员分别被判处七年至三年不等及缓刑。 《欧洲之声》报道截图-网址：sinoeurovoices.com 这起案件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判决之重，而是它再次暴露了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根本荒谬：宪法写有“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当作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结社自由”并不是海外民主人士强加给中国的概念，而是中共自己写入宪法的政治承诺。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现行宪法文本中，这一条至今仍在。(npc.gov.cn) 问题在于，这样的条文在中国长期停留于纸面。 如果公民真正按照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宣读党章、选举负责人、表达政治理念，本来正应属于“结社自由”的范围；可在中共治下，这样的行为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会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说明，中共宪法中的“自由”，很多时候只是门面，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党专政下的政治禁令。 中共当然不会直接承认自己否定宪法。它更常用的办法，是在宪法之外建立一套审查、登记和监管体系，将公民自由层层架空。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表面上说是为了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实际上却要求社会团体必须经过主管单位审查并依法登记，同时不得触碰所谓“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边界。(xzfg.moj.gov.cn) 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制度安排早已不只是管理程序，而是政治过滤机制：凡是不挑战体制的组织可以存在，凡是真正独立、具有民主诉求的组织，几乎不可能获得合法空间。 因此，北京党部案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整个制度的真相：中共最害怕的，不是暴力，而是中国人认真地把宪法上的自由，当成真实权利来使用。 据公开消息，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所强调的原则是“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所表达的目标是在遵守宪法、平等竞争的基础上，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社会公正。(sinoeurovoices.com) 这样的主张，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本应属于正常的公民政治活动；可在中共眼里，却成了必须消灭的威胁。这再次说明，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结社；不是阴谋活动，而是公开表达；不是非法颠覆，而是人民不再甘于沉默。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Not Free”，总分仅9分（满分100分）。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网址：freedomhouse.org 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一个连宪法所写“结社自由”都不能兑现、反而把和平建党定成重罪的国家，何谈真正的法治，何谈现代政治文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例。2026年2月，杭州法院又以 “寻衅滋事罪” 判处浙江民主党人邹巍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独立作家昝爱宗有期徒刑三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案件开庭时家属旁听同样受到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网址：rfa.org 北京案与杭州案，罪名不同，逻辑却完全一致：只要你试图在党的控制之外保留一点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组织空间，维稳机器就会迅速启动。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共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才具有格外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人不是只能永远活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也有权追求民主、多党竞争和政治自由。 我自己也是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在中国，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压迫，而是不敢碰；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在一党专政下，真正像公民那样生活，往往就要付出沉重代价。也正因如此，每当我看到国内仍有人明知危险却坚持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地表达民主理念，我心里都充满敬意。因为他们的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见证：见证中国并不是没有追求自由的人，见证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熄灭，也见证中共所谓“法治”常常不过是政治镇压的外衣。 从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成立，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北京重新举旗，这说明自由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哪怕中共用抓捕、审判和判刑去压制，也无法消灭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 今天被重判的这些民主党人，不应被遗忘。 他们的名字，不应只停留在一纸判决书里。 海外的我们，也不应只是转发消息后继续沉默。 因为沉默，只会让暴政更加肆无忌惮；发声，至少能告诉世界，也告诉中国人民：问题从来不在人民追求自由，而在一个政权把宪法写成门面，把结社自由写成摆设，把和平建党都视为敌人。 宪法写着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判成重罪。 这不是法治的威严，而是制度的自我揭穿； 这不是国家的自信，而是专制的深层恐惧； 这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对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原则的公然践踏。 愿更多人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愿更多中国人看清这个制度的真相。 也愿中国有一天，不再因为一次结社、一场宣誓、一句真话，就有人失去自由。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o why has the peaceful establishment of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