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先生:
您好!
近日拜读您与郑存柱先生联名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恢复政协的正常功能:邀请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通篇阅读之后,我对您长期以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勇气与坚持,依然深怀敬意。您在提案中提出,希望恢复政协设立之初的政治协商精神,让包括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在内的不同政治力量进入协商体系,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向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这种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政治进步的愿望,本身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认真思考之后,我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以坦诚而尊重的方式向您提出讨论。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以来,其政治结构、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对社会的控制机制,已经形成了高度封闭且自我保护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中,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空间极为有限。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短暂的“政治协商”的表面景象,但很快便以严厉的政治运动作为收场。1957年的反右运动,正是一个深刻而沉痛的历史例证。许多原本被邀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最终却被打成“右派”,其后数十年的人生命运因此彻底改变。
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不得不对“体制内部改良”的可能性产生深刻怀疑。
表面上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设计上,本应成为多党派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但在现实运作中,所谓“民主党派”早已成为体制内的附属组织,它们在政治上公开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真正独立的政治立场与监督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政协更多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而非真实意义上的政策辩论与制度监督平台。
因此,尽管您提出邀请反对派政党与异议人士进入政协,是一种试图恢复制度本意的努力,但这一设想依然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中国共产党愿意主动开放权力结构,并允许真正的政治竞争与监督存在。
而这一前提,在现实政治逻辑中却显得极其脆弱,不现实的。
纵观近几十年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习上台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逐渐放松对社会与政治空间的控制,反而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更加集中化和收紧化的趋势。独立媒体空间不断缩小,民间组织受到严格限制,言论环境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真正的反对派进入政协,恐怕不仅难以实现,甚至在现行政治环境中几乎没有现实可能。
更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恰恰说明现行体制已经积累了大量深层矛盾。如果一个制度在几十年时间里始终拒绝建立真正的权力制衡机制,拒绝允许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监督,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很难通过局部修补来完成自我更新。
正因如此,我个人逐渐形成一种较为悲观却也更加现实的判断: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部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政治结构中长期积累的问题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权力长期缺乏监督与制衡时,制度内部往往难以自我纠正。真正的政治转型,往往来自社会力量、历史环境以及制度压力的综合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执政集团的自觉改变。
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期待一个已经高度固化的权力体系主动开放,不如更加清醒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任何政权,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只要长期背离社会公义与人民权利,终究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历史长河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统治集团,最终大多都成为时代的过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理性、和平与文明的原则。恰恰相反,在面对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时,更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与道义的坚持。对于过去历史中发生的种种政治迫害与制度性伤害,也终究需要在未来某个阶段通过公开、透明、法治化的方式进行历史清算与责任追究。这既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真正和解与重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先生长期以来以诗人与行动者的身份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您的经历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也十分希望未来中国的政治讨论能够更加坦诚、多元,而不同路径之间也能够彼此理解、相互讨论。
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我们或许有不同的判断与策略。但所有追求自由、法治与尊严的人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尊重公民权利、拥有制度制衡、能够保障人性尊严的现代国家。
谨以此信表达个人的一点思考,若有不当之处,尚祈海涵。
顺颂
安好。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之春》《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缪青
2026年3月6日
朱虞夫回复缪青:
缪青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 !我完全赞同。中共的本质难道还有人比我更清楚吗?王某的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我还不知道其醉翁之意吗?有人对苍蝇说,我给你消消毒,苍蝇不会答应,因为它的本质必须是脏的。但是可以通过苍蝇的讳疾忌医让大家更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我发此文到群里的时候给张致君说,用意一,给中共添堵;用意二,给国内民主党朋友打气。与其空喊口号,不如大家都来为“两会”献计献策。
An Open Letter to Mr. Zhu Yufu
Mr. Zhu Yufu:
Hello!
Recently, I read the "Proposal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Restoring the...
作者:朱晓娜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2025年2月17日,李延贺一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官方通报称,其因“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通报还表示,当事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李延贺是台湾出版机构八旗文化的出版人,多年来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书籍。2023年,他在上海探亲期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此案在很长时间里缺乏公开信息,直到判决公布,外界才逐渐了解案件结果。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如今身在海外的华人,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感到十分沉重。因为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表达不同意见可能带来的后果。我曾经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被当地警方上门要求删除相关内容。当时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普通公民的表达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那次事件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言论环境以及公民权利问题。我逐渐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公开讨论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当不同意见无法被表达时,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后来我来到美国,在这里接触到了更多关于民主制度、公民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理念。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社会里,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由表达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开始参与海外华人的民主活动。
过去两年中,我多次参与与中国人权和民主议题有关的公开活动,包括纪念历史事件的集会、声援政治案件的抗议活动,以及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公共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我参与的相关活动已经超过80场。在这些活动中,我不仅参与集会,还举牌发言,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许多活动都有媒体报道,也留下了照片和视频记录。
对我来说,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政治表达,更是一种责任。我相信,一个社会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允许历史与现实被不断讨论,才有可能真正进步。出版、写作以及公共讨论,本来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延贺案再次提醒我们,在当今世界,思想与信息早已跨越国界传播,但制度之间的差异仍然深刻影响着个人命运。同样的观点、同样的书籍,在不同制度之下可能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才更加珍惜表达的权利。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我仍然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希望未来有一天,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在不必担心风险的情况下讨论历史、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务。
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说,表达本身或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某些环境下,它却意味着勇气。正因为经历过压抑与限制,我们才更加明白自由表达的价值。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Freedom of Speech Through the Case of Li Yanhe
Author: Zhu XiaonaEditor: Hu Li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