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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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11月21日 六四纪念馆 六十年后反思文革专题研讨会
六四紀念館 專題研討會
1966—2026|“文革”爆發六十週年
六十年後 反思文革揭示歷史真相•守護歷史記憶
從歷史出發,向現實追問
01浩劫根源
個人崇拜、權力失控與制度失守,如何將社會推向災難?
02創傷與記憶
親歷者生命經驗,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歷史、抵抗遺忘?
03歷史與當下
“文革”的思维與政治遺產,如何延續影響今天中國?
04代際責任
青年一代如何接近歷史真相,讓反思成為避免悲劇重演力量?
主持討論:王丹 六四紀念館館長
|與談嘉實
林培瑞
著名漢學家、教授
穌曉康
《河殤》原總撰稿人
任松林
“文革”親歷者、研究者
陳闖創
律師、青年世代代表
2026年11月21日(週六)
下午2:00—5:00(美西時間)
六四紀念館3024 Peck Ra, El Monte,...
旧金山 12月6日 第四十届 “杰出民主人士奖” 颁奖典礼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公民抵抗協會
第四十届「傑出民主人士獎」頒獎典禮
「民國四六憲法:八十年後再檢視」研討會
特別嘉賓:吳國光、丁毅、王苡儒
儀式將於
2026年12月6日(星期日)下午1:00-晚上6:00
舊金山中國城 國父紀念館
836 Stockton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聯絡人
鄭雲:510-282-8972
韋旭光:669-318-343
嘉賓
寧先華(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主席)
陳維明(自由雕塑公園創辦人暨主持人)
楊錦霞(曼哈頓大學教授、美港聯負責人)
邱家軍(公民抵抗協會執行長、旅美政治學者)
陳維健(《北京之春》主編、新西蘭著名華人作家)
黃毓民(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資深時事評論員)
活動義工
接待組:羅艶麗、唐娜、國盼、任夢醒、李曉艷
攝像組:關永傑、楊朝全、韋旭光、袁強文宜組:呂小靜、胡麗麗、鍾然
物料組:姚榮濤、李樹青、李聖明、谷禱、邢貴、張小駒
現場組:劉靜禱、趙明、李糊、吳志側、李小林、李凱
從未忘記•永不放棄
大树已经朽了,为什么还不倒?(中)
撑树的几层人
作者:王立君
上篇说了笔杆子怎么撑树。可宣传要起作用,终究还得落到人身上:谁在相信,谁在附和,谁又看出了问题,却不肯开口?
我常常想不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掌握的信息也不少,难道他们真的看不懂这些问题吗?
想来想去,我越来越觉得,绕不开两个字:利益。
当然,人的处境各不相同。有人真心相信长期接受的教育,有人害怕动荡,也有人看到了问题,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但对已经拥有职位、资源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利益的分量往往很重。他的晋升、待遇、人脉,乃至他对自己一生成就的评价,都可能与这个体制紧紧连在一起。
承认制度有严重问题,有时也意味着要回头看一看: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又参与过些什么。这样的反省,并不容易。
于是,有人看得见,却不愿承认;有人私下明白,公开仍然拥护;还有人把维护自己的利益,说成维护国家和社会。问题也就不能只停在“他知不知道”,还得问一句:承认事实,他可能失去什么?维护现状,他又能保住什么?
宣传与利益,就在这里接上了。宣传提供说法,利益让人愿意接受;有时,这些还会帮着传播。
我接触到的人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他们未必贪污腐败,却靠着这棵树过得安稳,也就格外盼着它一直站着。
前几天,我和一个读研究生时的同学聊天。他是环保局的一位副局级干部,受过高等教育,也有地位。聊着聊着,他说:“哎呀,现在多好啊,你看习近平把国家治理得多好,反腐败,看来很有水平。”
我听着心里发沉。一个人读过多少书,与他肯不肯正视现实,终究是两回事。
我还认识一些高中教师,都是高级教师,退休金很高。谈起国家大事,总有说不完的好。他们自己没有腐败,日子也过得安稳。其中有些人,消息几乎都从中央电视台来,说起电视里的那套话,头头是道。谁说一句中共不好,他们马上反对。就连亲生儿女谈起这些事,也免不了争吵。
我不认为他们就是坏人。只是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好,并不等于所有人都过得好。在他们熟悉的生活之外,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看不起病的病人、年底讨不到工钱的农民工。自己的退休金按月到账,不能解决这些人生活中的难题。
可一旦把自己的安稳当成了天下的安稳,别人讲起苦处,就容易被当成故意挑刺。争到最后,道理没有讲通,亲情倒先受了伤。
说到这里,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我的父亲。
父亲也曾说过,共产党好坏他不管,最起码每月给他八千多块钱退休金。共产党没了,谁给他退休金呢?
我年轻时,有一次和父亲争执起来。那时我还没有进监狱。父亲冲着我说:“共产党怎么你了?你那么恨它?你有杀父之仇啊?”
这话,我记了半辈子。在他看来,我这个大学算是白上了,什么也不懂,还不如他懂。他觉得世态炎凉自己都看透了,不理解我为什么偏要跟这些事较劲。
他看透的,是怎样在树底下把日子过下去;他不理解的,是我为什么非要追问,这棵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一个人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后有生活保障,原本是应当的。可当这份保障被认作某个政党的恩赐,担心失去饭碗,就可能变成对这个政党的维护。这棵树的一些支架,就架在人的饭碗上。
再看看我自己的同学,也有相似的情形。
我没有做过全国性的调查,只能谈自己接触到的人。我们班有三十六个同学。据我了解,愿意像我和另一位同学这样,公开而明确地批评中共统治的很少。有十几个同学后来当了局长、处长等干部。他们的个人处境,已经与这个体制有了很深的联系。
还有些同学不愿过问公共事务。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尽量不惹麻烦。我对此感到无奈,但也知道,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公开反对,就认定他心里完全赞同。
然而,不同的心思,最后可能汇成同一种景象:赞同的声音随处可见,反对的声音很难听见。宣传再把这样的景象展示出来,称之为普遍拥护。越少听到异议,人们越容易以为自己没有同道,也越不敢开口。沉默便加深了表面的一致。
再说那些只想过好自己日子的普通人。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心里装着的,还是那句老话: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不怪他们。人活一辈子,谁不想守着老婆孩子,把日子过平顺?上头的事那么大,自己的力量这么小,说了又有什么用?说错了,还要惹麻烦。不谈政治,少管闲事,能过就行。
闭嘴,久了便成了习惯;受够了惊吓,又被日子磨得疲惫,人也容易麻木。但不关心政治,真能让麻烦永远绕着自己走吗?
十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做房地产的朋友,老肖。他说过:“我又不招惹他们,我就是做点生意,不关心政治,关我什么事?”后来,他被关了三个多月。
再见面,我问他:“你不是说不招惹他们吗?”
他答:“我是不招惹他们。我不招惹他们,他们招惹我。”
老肖这一句,比多少道理都实在。你可以决定自己关不关心政治,却不能决定权力什么时候找上门来。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选择躲进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普通人盼着守住炕头,他们盼着守住一张书桌。一个求安稳,一个求清净,都希望外面的事与自己无关。
书本里教人明辨是非,可有人把书读成了关门的工具。读书人本该比旁人看得更远,却也有人以为,只要不抬头,屋外的风雨就进不来。
其实,树真倒下来的时候,不会因为你读过多少书,就绕开你的屋顶。
看清了撑树的人,还有一个问题要追问:笔杆子除了替权力撑腰,能不能也替普通人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下一篇,就说我们自己的笔杆子。
王立君,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曾在大学任教,高级工程师职称。因支持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被捕入狱,狱中遭受酷刑。此后信仰基督教,立足亲身经历写作,揭露教育腐败、司法不公、权力滥用与宗教迫害,呼吁社会正义、法治与人的尊严。作品发表于《北京之春》《在野党》《大纪元》《希望之声》等媒体。
编辑:周志刚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The Big Tree Has...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43期
(2026年11月11日)
作者:张维清
王君剑,1986年1月出生,籍贯吉林,前旅日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党员。
最新近况:2026年10月30日,王君剑在中越边境送家人回国时,在越南芒街(对应广西东兴口岸)一侧被越南警方控制。同日下午,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签发《刑事拘留通知书》。目前他被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一、个人简历
1.、1986年1月12日出生,籍贯为吉林省,出国前曾长期在重庆生活。
2、重庆劳教:2011年10月,因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观点,被重庆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由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3、公开街头演讲:刑满释放后,他曾参与线下纪念与公共表达活动。例如,2013年他曾在重庆杨家坪广场发表纪念林昭的街头演讲。
4、旅居日本期间。 在结束国内拘押后,王君剑前往日本定居生活。
5、加入民运组织:2025年2月,经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介绍,王君剑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并在组织内负责宣传及招募发展新党员等事务。
6、越南被捕回国:2026年10月30日,他在中越边境的越南芒街(东兴口岸对面)送家人回中国时被抓捕。
二、政治立场
1. 反对一党专政,主张政治民主化:王君剑加入中国民主党,其政治路线是“坚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王君剑早年也曾因在网络发表反对中共现行体制的言论,被重庆警方处以劳动教养。
2. 推崇言论自由与思想解放:2013年4月,他曾在重庆杨家坪广场发表纪念林昭被枪决45周年的街头演讲。林昭是反右运动及文革时期的著名异议人士,公开纪念林昭象征着其对言论自由、独立思考以及反抗政治迫害的认同。
3.支持异议人士与反抗政治打压:旅居日本期间,他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声援国内异议群体,并公开表示在东京、千叶以及中越边境的广西东兴市设有免费落脚点(被称为“安全屋”),为出境逃避政治迫害的人士提供实际的食宿与中转帮助。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1. 2011年10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王君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并在重庆南坪宏声广场背负青天白日旗进行纪念活动。随后,重庆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由将其抓捕。警方最终对他作出了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而非通过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他被关押在重庆西山坪劳动教养管理所二大队,直至期满释放。
4.2026年10月30日:据其母亲李秀英向外界披露的信息,当天早上7时30分左右,王君剑在越南一侧被越南警方以“涉嫌吸毒”为名抓捕,并于当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到达中国境内。 回国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式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根据家属收到的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他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目前被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四、《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呼吁
1、严正抗议中共涉嫌实施的跨国政治迫害。我们要求当局相关部门立即公开说明王君剑是否被拘押、目前身在何处、由哪个机关控制,以及是否存在从越南被强制转移至中国的情况。如确已拘押,必须立即保障其人身安全、律师会见、家属联系及其它基本法律权利;如其仅因和平政治表达与民主活动遭到拘押,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
2、要求越南政府立即调查并公开说明事件真相。我们呼吁越南政府调查王君剑于10月30日失去自由的具体经过,以核实是否存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秘密移交、强制遣返或跨境绑架行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允许外国安全机构在其领土上非法逮捕、秘密转移政治异议人士。
3、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采取保护行动。我们呼吁联合国有关人权特别程序、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政府关注王君剑的处境,敦促有关国家公开事实、保障其安全,并依法追究任何非法跨境拘押行为的责任。
4、呼吁海外民主组织、人权律师及媒体在保护家属隐私及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协助查证事实,并推动依法救援。
编辑:冯仍...
第817次“茉莉花行动”
——抗议网络封锁与虚假宣传,捍卫言论自由!
作者:姜俊良
2026年11月14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在位于洛杉矶的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举办第817次“茉莉花行动”,抗议中共长期实施网络封锁、信息审查与海外虚假宣传,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公民被剥夺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现状,要求立即停止舆论操控,释放因传播网络自由技术与真相而遭关押的良心犯。
此次集会旨在揭露中共政权在信息治理上的“双重标准”——对内筑起高耸的“网络防火墙”封锁真相、打压异见,对外却纵容官方机构及大量受雇网军突破网络限制,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冒充普通网民输出虚假宣传与舆论操控。与会者指出,信息垄断与思想钳制不仅剥夺了十四亿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也是对全球公共舆论环境与民主价值观的严重侵蚀。现场抗议者共同呼吁:推倒网络防火墙,停止舆论操控,释放“编程随想”阮晓寰、乔鑫鑫等所有因言获罪的良心犯,还中国人民以言论自由与知情权!
主持人姜俊良发言: 前段时间,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线了显示账号所在地的功能,意外揭开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许多整天使用繁体字、自称“海外华人”、在国际社交平台上为北京摇旗呐喊的账号,其IP地址竟直接显示在中国大陆。把这件荒诞的事放到一起看,逻辑便一目了然——普通中国百姓在家想打开海外社交平台,不仅要费尽周折“翻墙”,甚至可能因转发几句话就被传唤处罚;而另一边,官方机构和成千上万拿着财政经费的网军,却能畅通无阻地翻出墙外,冒充普通网民向世界制造所谓的“中国声音”。
这就好比把一家人反锁在没有窗户的屋子里,贴上封条不准他们说话,自己却跑到院子外面拿着大喇叭向所有邻居宣布:“我代表屋里所有人,他们过得非常幸福。”真正有底气的制度不需要高墙遮羞,真正得人心的执政者也绝不会害怕人民看到外面的世界。然而当局甚至害怕那些教人推开窗户的人:“编程随想”阮晓寰仅因长期在网络上普及网络安全和翻墙知识,就被重判七年;“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人在老挝都能被跨境抓捕、判刑五年。他们手里没有一枪一弹,唯一的武器只是想把看清真相的权利还给普通人。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就是要戳破这个持续太久的谎言。十四亿人的声音不需要任何政党来垄断,更不需要水军来冒名顶替。推倒那堵无形的墙,把说话的权利还给每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主持人彭硕发言: 我结合自身经历向大家现身说法。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我的账号因为发声揭露真相,已经遭到大量官方及水军账号的恶意拉黑与屏蔽。大家如果经常浏览X等平台就会清楚,那些宣传账号所发布的内容根本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声音,它们代表的只是中共政权。身处墙外的我们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像墙内民众面临着随时被抓捕的风险。因此,我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到这些虚假宣传账号的评论区留言发声,大胆戳破他们的谎言,让国际社会和更多人看到真正的中国与真相。
民主党成员戈冰发言: 纵观历史,中共对信息的封锁是一贯的。从建政初期将收听境外电台定为罪名,到后来严禁境外报刊书籍入境、动辄施以重罚,再到互联网时代耗费天价资金建起“网络防火墙”;如今,当局甚至专门研发干扰“星链”(Starlink)的电磁技术,并在博览会上公开展示。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政权,历史终将对其所作所为作出审判。随后,戈冰带领现场抗议者高呼口号:“释放阮晓寰!释放‘编程随想’!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民主自由必将回到中国!”
民主党成员李语心发言: 当前国内当局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与政权稳定,不惜耗费巨资维系网络防火墙。此前网络上曾流传一段视频,一名小女孩引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说“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但这段视频很快在墙内被全网封杀。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包容异议的公共空间,人民的声音无法被听见,这个政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技术与制度的建立应当服务于公民的自由表达、选举权利以及教育民生,而不是成为打压不同声音、维护一党专政的工具。最后,李语心带领大家高呼:“推翻防火墙,结束一党专政,还人民自由空间!”
民主党成员胡向飞发言: 我们剖析中共政权的本质,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要看清其控制社会的底层逻辑。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尚且承认私人土地与财产权,而中共建立体制后,从经济基础上剥夺了普通人的私有产权与独立生存空间,使民众在面对公权力侵占时缺乏基本的自卫与抗衡能力,沦为现代意义上的“数字奴隶”。只有从根源上认清这种集权体制对公民财产与人身权利的全面剥夺,打破其经济与信息的双重垄断,中国人民才能真正获得像现代文明社会那样的尊严与权利。
民主党成员孙勇发言: 在现代民主宪政体系中,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独立的新闻媒体被公认为监督权力的“第四权”。正是因为有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独立监督,一切权力的滥用与丑恶才能被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审视。然而,中共却将媒体彻底变为党派喉舌,长期向民众灌输虚假信息,把整个中国围困在巨大的“信息茧房”之中——甚至连最高统治者自己也深陷信息茧房,听不到社会底层民众在就业、医疗、养老与教育上的真实疾苦。我们必须拆除这堵可笑的防火墙,打倒一党专政,建立真正尊重法治与新闻监督的现代民主制度!
民主党成员林昌武发言: 言论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互联网本应是沟通的桥梁,而不应沦为信息封锁与舆论操控的工具,更不应出现“国内严密封锁、海外大肆宣传”的双重标准。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每个人都享有自由获取信息、表达观点和质疑公权力的权利。我们坚决反对网络审查,反对虚假宣传,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因言论和知识传播而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让真相不再被掩盖,让不同的声音得到应有的尊重!
民主党成员张阿峰发言: 今天我们站在中领馆门前,不是为了仇恨中国,更不是为了反对中国人民,而是为了向压迫人民的专制制度说“不”!我们要质问当局:为什么害怕老百姓自由上网?为什么允许官方在海外大搞宣传,却剥夺普通人在国内自由表达的权利,甚至对批评者删帖封号、抓捕打压?这就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一个真正自信的政府应当敢于接受人民监督,而不是依靠封锁网络和打压异见来维持统治。我们站出来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人民不是任何政党的私有财产,中国不等于共产党,爱国不等于爱党,批评政府更不等于背叛国家!今天我们为没有发声机会的人发声,为被压制的真相发声,捍卫每一个中国人自由说话、自由思考的权利!
新入党成员祁琦发言:...
那堵墙,与这堵墙
三十七年前,柏林墙一个晚上就倒了;中国的墙却越修越高
作者:赵志伟
1989年11月9日夜里,东柏林的检查站,边防军抬起了栏杆。没有上级命令,就是抬起来了。一小时里有两万人走过桥。西柏林的人站在桥那边,递香槟、递花,陌生人抱在一起哭。这堵墙已经立了二十八年,倒下只用了一个晚上。
墙是怎么倒的?1989年秋天,莱比锡每个星期一都有人上街,举着蜡烛,就这么走。9月一千人,11月四十万人。10月9日那天七万人上街,现场有八千名武装人员,没有人开枪。11月9日,官员在记者会上说错一句话,新旅行规定“立即生效”。四天里,四百三十万东德人涌入西德。墙不是被坦克推倒的,是被走路的人推倒的。
今年11月9日,墙倒了三十七年。柏林只剩下一段墙当遗址,供游客拍照。中国的墙却还在,而且越修越高。它不是砖头砌的,是代码砌的,名字叫防火墙。墙倒不倒,不取决于墙有多高,取决于墙里面的人。
很多中国年轻人长这么大,没用过谷歌,没看过脸书,不知道维基百科长什么样。墙对他们来说不是墙,是世界本来的样子。防火墙挡住的网址有十四万多个。墙是一年一年长起来的:脸书和X是2009年被封的,谷歌是2014年,维基百科2019年被全部封掉。很多人每天的第一件事,是打开VPN,看看今天能不能连上,能连上是运气,连不上是常态。去年八月,有一天夜里,全国连往境外的网断了七十四分钟。我写这篇文章,查资料用的全是墙外的网站。墙里的人想写这样一篇文章,连资料都查不到。
翻墙是有代价的。上海有人因为翻墙被罚三千块,广东有人被拘留十五天。这还只是轻的。律师谢阳今年三月被判五年,法院将他在微信上发表的多条言论作为判决依据。写给朋友看的话,成了判刑的理由。微信是私人地方,朋友之间说的话,墙连这个都听得见。记者张展因为在推特和YouTube上发帖,去年九月又被判了四年。河南的贾榀因使用VPN登录Facebook、Twitter等境外社交平台发帖,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今年9月刚刚刑满释放。
香港以前是墙外面的。报纸敢骂,游行敢走,谷歌随便用。2020年国安法之后,墙修到了香港。2024年3月,香港通过了23条,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47人案里,四十五个人被判四年多到十年的刑期。黄之锋这个月刚被判十年,黎智英今年二月被判二十年。墙不是静止的,它会长。一堵墙立起来的时候,当权者总说是为了防外面的敌人。可墙修好之后,枪口永远对着里面。
更多的人没有被抓,只是学会了不说话。父母教孩子网上什么话不能说,老师教学生什么文章不能写。墙不用派人看着,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看守。柏林墙倒下的时候,东德人还记得墙外面是什么,他们能收到西德的电视,还有西边的亲戚,墙再高也挡不住记忆。中国的墙立了二十多年,一代人长大了,他们对墙外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什么要翻过去的。第一代翻墙的人还记得墙外面有什么,第二代连墙都看不见了。第一代人是害怕,第二代人是习惯。害怕的人还知道自己在怕,习惯的人连怕都忘了。柏林墙是把人关在墙里,中国的墙是把墙修进人心里。
没有人能预测墙倒在哪一天。等到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晚上。中国人呢?墙里面的人,有人翻墙,有人沉默,有人已经忘了墙外面还有世界。三十七年前,东柏林的人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答案,还没有写出来。
编辑:胡丽莉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That Wall, and...
王怡牧师是否真的颠覆国家政权
作者:XIAOCAI LIU
位于四川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前称秋雨之福教会)确由王怡牧师与其妻子蒋蓉等人共同创建。
该教会的发展与创立2005年:王怡在2005年成为基督徒后,于当年正式在其成都的家中创办了“秋雨之福团契”。
正式成立(2008年):随着聚会人数增加,该团契于2008年发展成为家庭教会,并正式命名为“秋雨之福教会”。
2018年1月,教会在发展中更名为“秋雨圣约教会”,当时已发展至拥有一个母堂和多个布道所、数个分立教会的大型独立家庭教会。
王怡牧师于2018年9月在讲道中公开表示“习近平若不悔改必要灭亡”以及人人(包括习近平在内)都是罪人。
王怡因为这句“习近平若不悔改必要灭亡”,在2018年12月9日,警方大规模搜捕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王怡及妻子蒋蓉等上百名信徒被带走,教会随后被官方取缔。
2019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王怡牧师有期徒刑9年。
现在王怡牧师被关押在四川成都金堂监狱,并被爆出肝癌晚期。蒋蓉师母多次要求探监都被拒绝。
圣经中记载:【使徒行传 7:51-52】 —— 司提反在殉道前的讲道:“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把预言义人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人卖了,杀了。”
先知耶利米:因宣告审判与悔改被囚于淤泥牢狱
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一生劝勉犹大国悔改、离弃偶像,却被同胞视为叛徒。【耶利米书 38:6】:“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玛基雅的牢房里……牢房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圣经中记载:司提反和耶利米都因为对王和整个民族呐喊警示遭遇了迫害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今天王怡牧师同样遭遇了这样的患难。同样现在中国的王他也不能听这样的警示,并捉拿王怡牧师下监,一关就是九年。
人生能有几个九年?而且是在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被监禁失去自由,并且政府已经对外公布:王怡牧师已经肝癌晚期!就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曾经也是父母的骄傲,老师所喜悦的学生,父母花尽一生积蓄培养出来的人才,因为在中国这个信仰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的光景下被毁了。
中国有句古话:身正不怕影子斜。那么现在中国的王,你为什么害怕这样的警示呢?
编辑:黄吉洲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Does Pastor Wang Yi Truly Subvert...
五中全会33名高官被开除党籍,反腐十多年究竟反出了什么?
作者:冯仍
2026年10月29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新华社当天公布的会议公报,确认了中央政治局此前对33名高级官员作出的开除党籍处分决定,另外还有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被撤销党内职务。
看到这份名单,确实让人感到吃惊。33人中有16人来自军队系统,另外17人涉及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军工企业和高校。这些人不是普通干部,而是曾经掌握重要权力的高级官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也有省委书记、部长和大型国企负责人。
军队系统被开除党籍的16人包括:张又侠、刘振立、王仁华、刘青松、黄铭、李桥铭、李伟、张红兵、汪海江、张林、王鹏、刘发庆、杨诚、钟绍军、赵晓哲、方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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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邢望力:呼籲三門峽監獄保障在囚人權
文/關永傑
日前,關於中國知名維權人士邢望力在獄中遭非人對待的事件引起了海外媒體的廣泛關注。根據邢望力先生流亡海外的兒子邢鑑公開披露的消息,2026年8月20日,邢望力先生被從駐馬店監獄轉至三門峽監獄。10月20日,家屬在前往監獄探視時震驚地得知,邢望力先生在轉監後遭遇了極其嚴重的非人道對待。
據悉,剛到三門峽監獄時,邢望力僅因皮膚瘙癢抓撓,便被獄政科施以懲罰,強迫雙手舉過頭頂作投降姿勢,每天長達十多個小時,連續折磨五天。不僅如此,監獄還逼迫他每天超負荷工作15小時以上,導致雙手磨出血泡,加之伙食條件惡劣,身心遭到雙重摧殘。面對前來探視的妻子,這位曾多次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堅強男子流著淚說:「在這裡活不下去了。」
邢望力先生的健康與生命安全目前正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為了向身處河南省三門峽監獄的邢望力先生表達深切的關注與聲援,中國民主人權聯盟北加州負責人李海风發起了一場聲援活動。10月25日下午,多位關注法治與人權的人士聚集在聖荷西市政廣場。前來參與聲援行動的包括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的楊坤、盛虎,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的惠汝濤、姚榮濤,以及何冬玲、苗苗等人。
在集會現場,姚榮濤、盛虎、楊坤等對中國國內監獄及看守所狀況有所了解的人士,分享了他們所掌握的見聞。他們指出,在某些地方監管場所內,被羈押人員的生存環境極其惡劣。作息和飲食管理手段十分殘酷,例如每天早晨6點必須起床,晚餐在下午4點半便早早結束,伙食基本只有毫無營養的白菜、豆腐和米飯;有的地方為了消磨被羈押者的精力,甚至在飯菜裡故意不放鹽,導致人長期處於虛弱、萎靡不振的狀態。在睡眠和醫療方面,裡面盛行每兩小時輪班一次的「飛機制」睡眠剝奪,讓人根本無法安睡;面對傳染病也缺乏基本隔離,甚至故意將不認罪者與淋病、梅毒患者擠在大通鋪上;生病了更得不到有效治療,無論感冒還是拉肚子,一律只發放兩粒成分不明的「萬能藥」。這些惡劣的潛規則,證實了邢望力先生目前所遭遇的體罰與折磨絕非個例。
隨後,與會人士何冬玲、苗苗、惠汝濤也分別從不同角度發表了看法,對當前基層執法黑箱化、維權通道受阻以及地方權力缺乏有效監督等現狀表達了深切的擔憂。
與會者(從左到右):何冬玲、關永傑、楊坤、李海風、盛虎、苗苗、姚榮濤、惠汝濤
集會最後,與會者達成共識。大家一致認為,任何服刑人員的法定權利都不應當被任意剝奪,三門峽監獄部分管理人員對邢望力的體罰、超長工時以及低劣的伙食安排,已嚴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中關於禁止體罰虐待、保障服刑人員生活待遇的明文規定。地方執法機構的越界與違法,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和上級部門的糾正。
基於對法治的尊重和對基本人道主義的堅守,與會者通過此次集會及海外媒體,向河南省三門峽監獄、河南省監獄管理局以及更高層的司法監管部門發出最直接的聯合呼籲:
——立刻停止對邢望力先生的一切變相體罰與非人道肉體折磨;
——杜絕任何形式的奴工和強迫勞動行為,保障在囚人員的基本人權;
——切實改善監獄伙食與醫療條件,確保邢望力先生獲得基本的營養和必要的醫學治療;
——給予服刑人員最基本的尊嚴,保障其在服刑期間不容剝奪的生命健康權。
與會者表示,不希望看到任何一個地方監獄的違規執法演變成一場無法挽回的悲劇,海外各界將持續關注三門峽監獄對上述法定義務的履行情況,直至邢望力先生的處境得到實質性改善。
編輯:鍾然 校對:王濱 翻译:沈美花
Solidarity with Xing Wangli: A Call for Sanmenxia Prison to Safeguard the Human Rights of Inmates
By Guan Yongjie
Abstract: Overseas...
贷款交社保?看中国社保现状危机
作者:卢超
最近几则关于社保的新闻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湖北、广西、重庆等地的部分银行,陆续推出了诸如“社银贷”、“续保贷”、“渝保贷”之类的金融创新。其核心逻辑听上去十分荒诞:针对那些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人员,如果手头紧交不起社保,可以向银行贷款交费;等到未来退休了,再从每月的养老金里按比例扣还本息。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网友们苦笑着调侃这是名副其实的“借债养老”——还没开始享福,就已经把退休后的养老金提前预支交了利息。这场看似滑稽的金融操作,像一面刺眼的镜子,折射出了中国社保体系深层的制度性危机与底层焦虑。
随着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我国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外卖骑手,面临着极其现实的生存困境。按照规定,职工养老保险需要累计缴费满15年才能领钱。对于体制外普通劳工而言,全额自负的缴费压力极为沉重。收入不稳定时,每个月固定的几百上千元社保费成了一座压在肩上的大山。“断缴”意味着前功尽弃,但咬牙坚持又会让眼下的生活陷入困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保贷”粉墨登场,用“退休后再还钱”的缓兵之计,精准切中了这部分人既想保底又拿不出钱的无奈。然而,这种把“缴费压力”转化为“金融债务”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更为深刻的矛盾在于,人们不禁要问:社保基金为什么会缺钱到需要逼着底层借贷参保的地步?追根溯源,中国社保危机的核心根源在于体制设计上的严重失衡与长期积累的“养老双轨制”阵痛。
长期以来,中共推行的养老体系呈现出极度倾斜的“双轨制”特征。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国企高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不用交一分钱社保,退休后却能领取占原工资80%甚至90%以上的高额养老金;而体制外占绝大多数的企业职工和农民,不仅需要承担高昂的缴费比例,退休后的替代率却低得可怜。哪怕后来出台了形式上的“并轨”政策,体制内人员依然依靠财政兜底的“职业年金”和极高的缴费基数,维持着高昂的退休待遇。人社数据显示,仅占领取养老金总人数极小比例的体制内退休人员,却分走了极其庞大的社保与财政养老支出;相比之下,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每月的养老金甚至仅够糊口。这种特权阶层吃大头、普通大众吃残渣的财富分配模式,造成了极其惊人的制度性亏空。
与此同时,中共过去在计划经济转型期留下的巨大“历史欠账”——没有将当年国企职工积累的资产及时划转做实养老账户,导致养老基金长期处于“用年轻人的钱养老人”的吃紧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席卷而来,现役劳动力人口急剧萎缩,拿钱的退休老人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无力继续大幅度转移支付补贴亏空,社保资金池的入不敷出便成了必然现象。为了维持这个庞大且向体制内严重倾斜的资金池不至于崩盘,官方只能想方设法拉更多体制外劳动者入局“开源”,这才催生出让老百姓借钱交社保的畸形产物。
把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保障责任,强行捆绑上商业贷款利息,实则暴露出社会安全网在面对普通大众时的严重失能与冷酷。如果一个底层劳动者连当下的社保都交不起,未来又怎么可能指望那点被扣除贷款本息后所剩无几的养老金安度晚年?
社保的本质本该是转移支付、再分配与社会风险的兜底防线,而不是抽取底层血汗去供养特权阶层的工具,更不该变成一笔带有商业利息的个人负债。面对社保危机的深水区,如果不去触碰体制内特权养老金的巨额消耗,不去真正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是把心思放在逼老百姓贷款续保上,这场关于“老有所养”的时代大考,终究无法给公众一个交代。
编辑:黄吉洲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Loans for Social Security? Examining the Crisis in China's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Landscape
Author: Lu Chao
Recently, several news...
第七篇:沙漠里的棋局——中东与拉美
作者:陀先润
1970年,约旦军队在镇压巴勒斯坦武装的过程中,俘虏了一批特殊的囚犯。
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不是约旦人,也不是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公民。他们是中国人,混在法塔赫的武装队伍里,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约旦的土地上活动。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他们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混在一起。这件事随后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闹大,这批人悄悄被遣返,从公开记录里消失,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们在约旦的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在敌后建立群众组织。这些知识从延安的窑洞里出发,经过朝鲜的山地、越南的丛林、缅甸的原始森林,最终传到了中东的沙漠里,被一批说着阿拉伯语的年轻人用来对付以色列和西方世界。
中共进入中东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晚。在中东最早活动的是苏联,从二战期间就开始通过高加索方向渗透中东各国,克格勃在这个地区经营了几十年,影响力根深蒂固。中共在五十年代初才开始认真经营中东,而且进入的路径非常隐蔽,不是通过政党关系,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而是通过一条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秘密线索:以色列。
中以关系是中共对外关系里最难说清楚的一段历史。以色列1948年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两个新生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以色列随即通过犹太商人网络,和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这个渠道的建立,前期通过南方局,通过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体系来操作。
朝鲜战争期间,这条渠道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中国那时候一穷二白,面对西方的封锁禁运,很多战略物资根本买不到。以色列通过犹太商人网络,帮助中国获取了包括稀有金属在内的一批战略物资,其中有乌矿,是生产坦克装甲穿甲弹不可或缺的原料。以色列缺这个,中国有;中国缺的东西,以色列能搞到。这是一笔双方都需要的买卖。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条线变得更有价值。苏联大力支持埃及、叙利亚、约旦对抗以色列,中国和苏联撕破了脸,敌人的敌人自然就变成了朋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以之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技术交流,中国向以色列提供了缴获的苏制武器样品,包括各种型号的火炮、坦克和飞机,让以色列可以研究苏制武器的弱点,有针对性地开发反制手段。以色列回报的,是各种领先的军事技术,从雷达到航空电子系统,门类繁多。
这条线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正式建交,然后在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扩大。网上能查到的那些交易——费尔康预警机、幼狮无人机、各种军事技术图纸——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水面以下有多少,没有人完整地知道,大概也永远不会完整地知道。
但中东对中共来说,真正的战略价值不是以色列,而是巴勒斯坦。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随后几年里,大大小小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每一个都需要钱、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支持。其中有一个组织叫法塔赫,领袖是阿拉法特。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来到中国,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谈了很久。
中共在众多巴勒斯坦组织里选择了法塔赫,这个选择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共少有的有眼力的一次判断。法塔赫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不是意识形态极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而是一个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为旗帜的世俗武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务实的政治头脑。中共看中的,正是这种灵活性。
支持是全方位的。法塔赫的游击队员到中国接受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随队跟进。政治顾问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组织,如何发动群众,如何把武装斗争和政治动员结合起来。军事顾问教的是游击战术,教的是如何在城市里和正规军周旋,如何利用平民区域作为掩护。
阿拉法特后来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整体架构,包括联合各派别的统一阵线模式,包括以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为旗帜的政治策略,都有浓厚的中共影子。这不是巧合,这是中共政治顾问手把手教出来的。
与此同时,中共在巴勒斯坦的布局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派系支持不同的组织。中联部系统支持法塔赫,中央文革的激进派另有一条线,支持的是一个叫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组织,这个组织下面有一个分支叫黑九月,就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造成十一人死亡的那个恐怖组织。
和黑九月合作的,还有日本赤军。日本赤军在中东活动期间,和巴勒斯坦各武装组织有密切的合作,一起搞劫机,一起制造爆炸,共同对抗西方世界。1972年,三名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发动枪击,造成二十六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刚刚落地的波多黎各天主教朝圣者。这次袭击至今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烈的恐怖袭击之一。
日本赤军在中东活动的后勤保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重信房子在被捕之前的几年里,护照上有超过二十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将近两年。她不是在北京旅游,也不是在北京做生意。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实质性的基地,负责提供庇护、经费和后勤支持。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这件事,但也从来没有认真否认过。
1977年之后,和中联部激进派有关联的那条巴勒斯坦线索突然断掉了,相关组织销声匿迹。时间节点是“四人帮”倒台,邓小平重新掌权,中共的对外政策开始全面收缩。那些在文革期间被激进派推动起来的海外布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陆续被切断。
这说明了一件事:中共在中东的输出革命,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战略,而是几个不同派系在争夺主导权的产物。周恩来系统支持的法塔赫,操作相对克制,注重长远效果;中央文革激进派支持的那条线,走的是极端路线,搞的是恐怖主义。两条线同时在中东运作,有时候甚至支持立场相对立的组织,造成了中国人支持的一派和中国人支持的另一派在沙漠里打来打去的荒诞局面。
这种内部混乱,是中共在所有输出革命区域里都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中东因为地缘的复杂性而表现得尤为突出。
拉美的故事相对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共在拉美主要是给钱,具体的事情让古巴去做。
卡斯特罗1959年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的关系不错,但和苏联的关系更好。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之间出现了方向上的分歧。卡斯特罗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接下来要经营国家,建设政权,不能无休止地在全球各地点火。格瓦拉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古巴的革命成功只是开始,整个拉丁美洲都需要革命,他要去拉美的丛林里继续战斗。
格瓦拉来到中国,和周恩来系统进行了会谈。中国以政府间贸易协定的名义,给了他几千万美元,说是贸易往来,实际上是给他去拉美搞革命用的。协议里有一个条款:如果钱用完了,可以来谈债务减免。这意味着这笔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回来,只是用一个经济协议的外壳包装,让双方都有台阶下。卡斯特罗帮着做了账目上的处理,格瓦拉拿着这笔钱离开了。
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被捕,随即被处决。他死的时候身上带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里面记着他的战略计划和对革命的思考。这本笔记本后来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浪漫而悲凉。
格瓦拉死后,中共在拉美的直接投入大幅减少。剩下的工作继续通过古巴来做,中国出钱,古巴出人,分工明确,责任清晰。这种代理人模式让中共在拉美的存在感相对隐蔽,不容易被直接追溯到北京。
但有一条线是直接的,那就是对墨西哥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这条线在中联部的档案里做得极为隐秘,几乎没有公开记录,偶尔在一些解密文件里出现只言片语,研究者很难把它完整地拼出来。它的存在本身,说明中共在拉美的布局比外界通常认为的要更深、更广。
秘鲁的“光辉道路”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光辉道路”在1960年代末受到中共输出革命的直接影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安第斯山区建立根据地,对抗秘鲁政府。1982年,当中国开始和拉美国家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不再公开支持武装革命之后,“光辉道路”拒绝放下武器,和中共切割,独立走自己的路。
然后它就活下来了。活得很难看,变成了贩毒和勒索,但它活下来了。这个结局,和本系列一直在追踪的那条规律完全吻合:越听话,死得越快;越不听话,反而越能活。
日共不听话,活到了今天,在日本议会里有一席之地。菲律宾共产党不听话,现在还在菲律宾的丛林里打游击,主要业务变成了向华人企业收保护费。“光辉道路”不听话,变成了毒枭,但还在。马共听话,老死在旅游景点里。泰共听话,从历史记录里消失。缅共听话,在内讧里四分五裂,留下一个烂摊子变成了今天的缅北乱局。
这条规律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共输出革命的本质:中共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那些被它扶持的组织的命运,它关心的只是这些组织对自己有没有用。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不认识。
习近平当副主席的时候,在巴西说过一句话: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穷。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大概知道这是谎言,听他说话的人大概也知道这是谎言,只是大家都假装信以为真,因为这符合外交场合的礼仪。
从1920年代的唐人街到1960年代的缅北丛林,从中东的沙漠到安第斯山区的高原,中共用了半个世纪,在全球各地布下了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造成了多少人死亡,没有人统计过。那些死去的人,有的是信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年轻人,有的是被谎言骗去充当炮灰的红卫兵,有的是在“肃反运动”里被自己同志杀死的无辜者,有的是在恐怖袭击里遇难的平民。
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只是一颗棋子。
那只手现在还在。只是棋盘更大了,棋子的种类更多了,玩法也更复杂了。武装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大外宣、选举干预、政党渗透、经济控制。工具变了,逻辑没变。棋子还是棋子,棋手还是棋手。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Section 7: The Chess Game in the Desert — The Middle East and Latin America
Author: Tuo...
极权主义现象之十:语言腐败
作者:张兴贵
官方通报充斥着毫无信息量的套话与宏大叙事,而民间舆论则退化为情绪化的黑话与狂热的政治正确复读,这是极权主义的成功、理性的失败。如果语言中没有“剥削”这个词,你就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奴役;如果“自由”就意味着在党国划定的圈内活动,自由就成了一个无法被接受的东西,认为自由是不那么美好的。极权主义通过不断更迭词汇和更改词语的含义,直接从源头上卸载了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功能。
一个是造新词。极权主义制造新词,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丰富”表达,恰恰相反,是为了“窄化”语言,人为制造思想的盲区。乔治·奥威尔在《1984》说过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真理: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思想的范围。在正常的文明中,人类发现复杂的现象,于是创造更细腻的词汇去逼近真相。但在极权逻辑下,这个过程被逆转了。政权通过不断向社会注入大批具有“政治隔离功能”的新词,强行夺取语言的解释权。这些源源不断被发明出来的新词,本质上是“认知阻断剂”。它们首先将苦难“技术化”与“无害化”,因公权力膨胀而受难的血肉之躯,被概括为“社会面动态清零”、“全周期闭环”、“不可避免的代价”时,苦难的个体性被消灭了,人类的痛苦变成了报表上冰冷的统计数字;当经济结构性崩溃、民众失去生计被概括为“灵活就业”、“自主择业”、“轻微结构性微调”时,体制的无能被精巧地转化为个人的主动选择;对于叛逆者,它们为人为制造的敌我对立发放“政治标签”,诸如“历史虚无主义”、“境外势力”、“害群之马”等新词,没有任何严谨的学术定义,唯一的用途就是充当思想的捕兽夹。只要你表达质疑,这个标签就会啪的一声扣在你的头上。极权政权不断制造新词,这不是在发明语言,这是在阉割大脑。
另一个是语言污染。如果说不断制造新词是定向清除,那么更改定义和内涵等语言污染就是对整个社会进行“认知重组”,让美好的词语成为民间自主的禁忌,如小姐等。这种污染的核心机制是“词义的定义转向并崩溃”,成为模糊的、甚至恶心的。极权政权最热衷于霸占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词汇:民主、自由、法治、正义、光荣。它们将这些词汇作为政治图腾高悬,却在现实中践行着完全相反的暴政。当“法治”等同于权力的任意裁决,当“民主”等同于唯一的赞成票,语言的文字本身与客观现实发生了剧烈的断裂,谁还相信这些词语的本来内涵呢?为了在长期的政治宣教与高压环境中生存,个体被迫发展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不假思索的顺从”,或者奥威尔笔下的“双重思想”,也就是在大脑中同时承认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同时接受它们。你明知那是谎言,但你必须熟练地、甚至狂热地用它来论证真理。当整个社会都习惯了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表达,语言就彻底失去了衡量真伪的功能。它变成了权力对个体尊严进行肉刑式折磨的羞辱工具,它让你在公开赞美奴役的过程中,自愿完成了人格的阉割。
当制造的新词和语言污染完成了对精神生态的清洗,公共空间就会呈现一种令人绝望的“语言荒漠化”。你会看到,整个社会的表达呈现出惊人的低幼化、同质化。人们不再具有阐述复杂因果关系的能力,不再具有进行严密逻辑论证的耐心。所有的公共讨论,最终都被简化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捕风捉影。为了安全,你开始在体制赐予的新词框架内为自己辩护;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开始熟练运用那些被污染的词汇去解构苦难、粉饰太平。你以为你只是在向现实低头,实际上,你正在用极权主义喂养的垃圾,去杀死你原本健康的理性肌体。你最终会发现,你不是在被迫说谎,而是你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你成了你所反对的体制的一部分。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Phenomena of Totalitarianism No. 10 : Linguistic Corruption
Author: Zhang Xinggui
Abstract: Totalitarianism forcibly seizes the right to interpret langu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