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作者：牛腾宇妈妈 我的儿啊…… 铁栏如利刃，横在你我之间，却斩不断母亲这一生最深的牵挂。 你剃着寸头，年仅十九岁，本该是风吹过脸庞都带着笑意的年纪，如今却只能站在昏暗的牢房里，用那双清亮的眼睛，默默望着我。 妈妈看得见你眼底的委屈，看得见你咬紧牙关不肯掉下的泪，也看得见那些年他们加诸在你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都刻在母亲心里，鲜血淋漓。 我站在铁窗外，身体早已千疮百孔，却仍拼尽全力举起这叠写满血泪的申诉材料。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滴、两滴、三滴……砸在纸上，洇开一圈又一圈的痛。 我没能护住你小小的身体，没能挡住这场从天而降的冤狱，只能用这双曾抱过你、哄过你、替你擦眼泪的手，如今颤抖着，握紧最后的希望。 孩子，你别怕。 妈妈知道你疼，那些酷刑、那些黑暗、那些强加于你的罪名，每一个夜晚都在折磨着你。 可你依然坚强地望着妈妈，像小时候跌倒了也不肯哭，只是不想让我担心。 那一刻，妈妈的心碎成了粉末，却还要强撑着微笑，只怕被你看见我的崩溃。 腾宇，我的命根子，我的心头肉， 妈妈还会继续去广东，哪怕一次次被威胁、被骚扰、被阻拦，哪怕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妈妈也一定会为你拼到底。 风在为你哭，铁窗在为你颤。 如果老天有眼，就让母亲的眼泪化作一把火，烧尽这世间所有的黑暗与不公。 儿啊…… 再坚持一下，妈妈来了。 我会用余生所有的力气、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爱，砸开这冰冷的铁窗，把你紧紧抱进怀里。 我要亲吻你剃短的头发，然后告诉你： “孩子，回家了。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妈妈爱你。用生命爱你。永远，永远…… Tears Behind Iron Bars Author: Niu Tengyu’s Mother My son... The iron bars are like sharp blades, standing between you and me, Yet they cannot sever...

作者：Reng Feng（冯仍）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周敏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琳被联邦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更让我震惊的是，公告显示她已经同意认罪。司法部说，王爱琳与孙耀宁共同经营一个名为 “美国新闻中心”网站，表面上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却按中共官员的指令发布亲北京宣传内容，而且她并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申报自己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王爱琳不是一个刚刚来到美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5年从四川成都移民美国，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买房、生活、经营人脉、参与社区事务，最终当选阿卡迪亚市议员，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她看起来几乎就是华人移民在美国成功的一个样本——从移民到融入，从社区活动到公职身份，从普通人走到市政舞台。 按理说，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享受了美国的自由制度、法治保障、社区信任和政治机会，更应该明白这一切来之不易。她能当上市议员、市长，不是因为哪个党组织安排她，不是因为上级领导提拔她，而是因为美国地方民主制度给了一个移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可是司法部公告披露的内容，却让人看到另一幅令人寒心的图景：她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官员的指令，在美国传播中共宣传内容。 这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人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在这里获得成功，为什么最后还要为那个她已经离开的政党工作？为什么一个人已经进入自由社会，还要把专制政权的影响力带进这里？为什么一个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制度赋予的政治机会，却还要暗中服务一个压制言论、控制媒体、打压信仰、迫害异议人士的政权？ 我想到自己，也想到许多像我一样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很多人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换一个居住地点而已。 我们是因为看见了谎言、压迫、不公和恐惧，才知道自由的价值。我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有伤，也有盼望。我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不必说假话、不必害怕政治、不必从小被洗脑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长期活在恐惧和沉默里。 可是王爱琳案让我不得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长大，他们会不会真正明白自由的代价？他们会不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逃离专制？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只看到美国给他们的机会，却忘记了专制政权曾经怎样伤害中国人？ 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听，不把中共的本质讲清楚，不把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讲明白，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可能在舒适的生活中失去警醒。他们可能会以为中共只是一个“普通政府”，以为为它站台只是“文化交流”，以为替它宣传只是“爱国”，甚至以为反对中共就是“反华”。 这正是中共最擅长混淆的地方。 中共总是把“党”和“中国”捆绑在一起，把“反共”污蔑成“反华”，把批评政权说成是伤害民族感情。可是我们这些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最清楚：真正伤害中国人的，不是揭露中共罪恶的人，而是这个长期压迫中国人的政权本身。真正羞辱华人的，不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个非法外国代理人，而是一个华人公职人员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获得信任后，却暗中接受外国专制政权的指令。 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应当只为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服务；一个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政府官员指令的人，竟处在公共信任位置上，尤其令人担忧。这个说法很重，但也很准确。 我认为，这件事绝不能被理解成针对华人。恰恰相反，最需要警醒的正是华人社区。绝大多数华人来到美国，是为了安居、自由、孩子的未来，是为了逃离专制和恐惧。真正威胁华人社区安全与名誉的，不是美国的调查，而是中共长期把海外华人社区当作统战对象、宣传通道和政治工具。 阿卡迪亚、圣盖博谷、洛杉矶东区，这些地方有大量华人居住。这里本该成为华人参与美国民主、建设社区、保护家庭的地方，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渗透美国基层政治的试验田。美国地方政府看似离国际政治很远，但市议员、市长、学区委员、社区组织，恰恰是民主制度最基础的部分。如果这些地方被外国威权政权利用、渗透和操控，受伤的不只是美国制度，也包括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家庭。 王爱琳案给我最大的提醒是：移民美国，不等于自动获得自由的灵魂；离开中国，不等于真正脱离中共的思想控制；在美国成功，不等于一定懂得感恩这个制度。 一个人可以住在美国的房子里，开美国的车，拿美国的身份，参加美国的选举，甚至当上美国的市长，但他的心如果仍然跪在中共权力面前，那么他只是身体到了自由世界，灵魂仍然被专制捆绑。 我也因此提醒自己：作为父亲，我不能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英语、学校和未来职业。我更要关心他们是否明白自由、诚实、公义和信仰的价值。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知道美国生活好，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不能让他们只享受自由，却不知道自由需要守护；不能让他们长大后对中共的谎言失去辨别力。 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出来的人，有责任把真实告诉后代：告诉他们文革、六四、宗教迫害、维权律师、铁链女、言论审查、监控社会，也告诉他们为什么美国的宪法、法治、新闻自由和地方民主如此宝贵。我们不能把这些历史埋在沉默里，因为沉默会让下一代失去判断力。 王爱琳案不是一个人的丑闻，也不是一个城市的新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的长期渗透，也照出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必须面对的责任。 我们来到美国，不只是为了活得安全一点、舒服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懂得真相、珍惜自由、拒绝谎言的人。 否则，有一天我们也会痛心地发现：我们的后代虽然生长在自由土地上，却仍然被专制的阴影牵引。 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 Body in Freedom, Soul in Prison: The "Soul Searching" of the...

文：杨大鹏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来到美国之后，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高楼，不是收入，也不是所谓的“自由空气”，而是这里对于儿童的保护。在美国，孩子摔伤了、被虐待了、长期情绪异常，学校、医院、邻居甚至路人都有可能报警。老师发现孩子状态不对，可以直接启动调查；父母如果长期家暴、精神虐待孩子，甚至可能失去监护权。因为在这里，孩子首先被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更不是维稳机器下可以被牺牲的数字。 可当我再回头看中国这些年的事情，我只觉得愤怒、窒息、甚至后背发凉。“小诺曦”事件，一个孩子遭受长期虐待，浑身伤痕累累，让无数人心碎。还有近期河南初中生“被死亡”事件，一个年轻生命突然离世，舆论质疑重重，家属哭喊无门，网络声音不断被压制。每一次类似事件出现，评论区都会有人说：“别发了，小心封号。”“别讨论了，马上删帖。”“再说账号没了。”什么时候开始，一个社会连为孩子发声，都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发生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追问真相，而是沉默、害怕、删帖、捂嘴。因为在这个体制下，“稳定”永远高于真相。他们可以高喊“一切为了孩子”，却可以让毒奶粉流入市场；他们可以宣传“祖国的花朵”，却让校园霸凌、虐童、少年离奇死亡事件一次次不了了之；他们可以天天谈“正能量”，却容不下普通人为受害儿童说一句公道话。 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优先保护的，永远应该是孩子。 因为孩子没有反抗能力，没有社会资源，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依赖制度、法律和社会良知去保护自己。可在中国，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活在巨大的压迫里。高压教育、服从教育、打压式成长、唯成绩论，孩子不是被当作独立生命培养，而更像是被当成“工具人”制造。很多孩子从小被灌输：“不要质疑老师”，“不要惹事”，“不要乱说话”，“吃亏是福”。他们被要求听话，却没人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而当真正的悲剧发生时，很多家庭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愿意保护孩子的体系，而是一堵冰冷、沉默、互相推诿的高墙。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中国人已经对这种事情逐渐麻木。有人觉得：“反正改变不了。”有人觉得：“不要谈政治。”还有人觉得：“事情过去就算了。” 可如果连孩子都没人愿意保护，如果连下一代遭遇不公都没人敢发声，那这个社会未来还剩下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不是看GDP有多高，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孩子是否被保护，女性是否有尊严，普通人是否敢说真话，这才是真正衡量一个社会良知的标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已经经历了太多沉默、压抑和恐惧。但至少，我们不能让下一代继续生活在“不要说”、“不要问”、“不要管”的环境里。因为今天沉默的人，明天可能就轮到自己的孩子。为孩子发声，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 Who Speaks for China's "Silenced" Children? Author: Yang Dapeng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Issues of...

作者：张超瑜编辑：周志刚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在讨论中国宗教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宗教事务正在越来越深地被纳入“维稳逻辑”之中。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主要属于个人精神领域。一个人是否信仰、如何敬拜、选择何种聚会方式，本应属于私人自由范畴。可在现实中，宗教却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需要重点管理、重点防范、重点控制的社会领域。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加强，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改变。 近年来，“宗教中国化”被不断强调。官方表述中，这一方向被解释为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防范境外渗透、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任何政权都会关注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社会群体，这本身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安全”与“稳定”被不断扩大解释后，许多正常宗教活动也开始被纳入高压管理范围。尤其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很多家庭教会并不参与政治，也不具备社会对抗能力。它们存在的原因，往往只是部分信徒希望保留一种不依附行政体系的聚会方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不纳入统一管理”本身，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风险。于是，一个原本关于信仰自主的问题，逐渐被转化成了治理问题。 在某些地区，宗教场所需要安装监控设备；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聚会人数、讲道内容、培训活动需要层层审批；甚至连十字架、宗教标语等象征性元素，也可能进入行政整顿范围。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任何无法完全被纳入管理体系的社会空间，都会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宗教，恰恰天然具有组织性、共同价值观以及精神凝聚力。问题也因此出现：一个社会，是否只能允许“被定义过的信仰”存在？如果一种信仰必须先接受组织结构、表达方式乃至思想内容上的统一规范，才能获得合法空间，那么信仰本身的自主性就会越来越弱。因为真正的宗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聚会，更涉及个人内心世界。 很多信徒之所以坚持家庭聚会，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认为信仰应当首先服从内心，而非行政安排。对于他们而言，敬拜的意义，在于人与信仰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不是先经过制度许可。可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逻辑下，这种“自发性”本身，恰恰最容易引发警惕。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于“自发组织”的长期敏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无论是民间公益、独立社群，还是具有共同理念的人群，只要脱离统一管理框架，往往都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这种治理方式的底层逻辑，是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因为对于高度强调稳定的治理体系而言，可控，往往比多元更重要。但问题是，一个真正成熟且稳定的社会，是否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压缩社会空间之上？如果所有社会组织都必须依附于行政体系才能存在，那么社会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失去自主组织、自主表达以及彼此建立信任的能力。 而宗教问题之所以特殊，恰恰因为它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与行政命令之间，本身就存在天然张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无法通过高压彻底消失。越是强制压缩空间，很多信仰活动反而越容易转入地下、走向隐蔽，甚至进一步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真正健康的治理，未必意味着完全放任，但至少应当允许合法边界内的多元存在。否则，当“统一”逐渐高于“自由”，当“管理”逐渐覆盖“信仰”，宗教就会越来越失去其原本属于个人内心的部分。而这，也许才是今天很多人真正担忧的问题。 When "Stability" Surpasses Faith: Why Religious Iss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nsitive? Author: Zhang Chaoyu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日期：4/30/2026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本文来自北京之春 编辑：赵杰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 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位勇敢纯真的女孩，名叫林昭。 1968年4月29日殉难。那一年，她还不满36岁，还是个未婚的姑娘。 今天是她的忌日。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32年出生。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林昭”。 林昭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后，便追随兄长许金元干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壮烈牺牲。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一位才女，上大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 1957年，一场运动开始了，林昭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在看到有同学被批判时，挺身而出。她的正直、义气、善良和勇气，都不容许她置身事外。 在新华社的《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一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情节：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对于当时的情势，林昭深感痛苦和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因此没能毕业。 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继续坚持说真话无罪，并且继续抨击极左分子，还坚持写下20余万字的日记。 1968年4月29日，林昭由原来的二十年刑期，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在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遗言在十二年后实现了。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如今，离林昭去世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仍然有很多人在纪念林昭，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 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始终没有停止过独立思考：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林昭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她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记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做到了这一点，简直是一个奇迹！ 她战胜了、突破了所有强加于一个人的限制，用很多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血），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这是关于一个特殊时代非常有说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份证言。 她咬破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 林昭的同学、后来又关在同一监室的狱友丁芸曾劝她：“何必这样来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 然而，她的回答决绝而果敢：“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林昭轻声回答：“宁为玉碎”。 “坟墓压不住你，你又站起来了。”今天的人们能透过她的文字，看到一个伟大灵魂的巨大生长力。 在历史潮流里，没有人可以遏制一个自由灵魂的歌唱，她的歌声会越传越远，每年都会召唤人们来到她的灵魂面前，与她共鸣，向世界表达一种独立意志，表达对理想、对自由的向往。 林昭被捕以后，她的父亲自杀身亡。在她被枪决后，她的母亲又精神崩溃后悲惨死去。 这个家庭惟一的未亡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后来远渡美国。 在林昭平反以后，彭令范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一度很愤怒。她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 “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 我理解彭令范的愤怒！林昭为他人挺身而出，可是又有几人为林昭发声？ 为什么坏人总是胜利，就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无所作为。 林昭在孤独的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但她的身后空空荡荡。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礁石，或是别无选择，或是不想抵抗，没尊严的，没勇气的，没底线的……苟且的活着。 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人们需要为曾经的懦弱羞耻，人们需要为发生的荒唐羞耻。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纪念林昭，其意义正在于此。 今天是4月29日，林昭的忌日。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 Lin Zhao: History Will Declare Me Innocent Date: 4/30/2026 Source: Internet Author: Internet This article is from Beijing Spring Editor: Zhao Jie...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杭法刑初字第183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有才，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淳安县人，无业，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区14幢2单元401室。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被假释，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被刑事拘留，同年八月七日被逮捕，同月三十日被监视居住，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有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荣华、代理检察员张哲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有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有才于一九九八年六月结伙他人商议成立“中国民主党”，决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公然诽谤、诬蔑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将上述“章程”及“宣言”向美国、香港等地组织及个人发送了十八份电子邮件。按照事先商定，由其同伙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印刷并在杭州市的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及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同年七月，被告人王有才分别通知他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准备继续讨论成立“中国民主党”事宜，后被公安机关查获而未逞。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被监视居住期间，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成员会面商谈并接受1000美元。此外，同年五月和九月，被告人王有才还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资助的人民币4000元、300美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的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系累犯，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王有才对所控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其行为仅针对现实社会现象，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关，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有才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进行组建非法政党的活动，一九九八年六月，被告人王有才纠集祝正明、吴义龙（均另行处理）在杭州市原杭州大学草坪上就王有才提出的成立政党一事进行商议，决定将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并各自拟写该党章程。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晚，被告人王有才与祝正明、吴义龙及王东海、林辉等人（均另行处理）在祝正明家讨论并拟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诬蔑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专制”“政治独裁”和“强权暴政”等，明确提出“获取政治权利、修改宪法、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等等，并商定将上述两文公开散发，同时王有才等人分别就联络、宣传、协商等具体行动进行了分工。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被告人王有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美国、香港等地的组织及个人发送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并要求接收方广为传播。同月三十日上午，按商定由其同伙朱虞夫（另行处理）携带“宣言”印刷件在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及杭州市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 同年七月四日、五日，被告人王有才又分别通知祝正明、王东海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在杭州以“喝茶”形式聚会，并要求各人尽可能联络其他人员参加，继续讨论“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事宜。经联络，林辉等人赶至杭州，准备聚会。后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而未得逞。     同年十一月，被告人王有才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杭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在杭州市与境外敌对组织的成员会面，就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会等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并接受资助的经费1000美元。此外，被告人王有才还于同年五月、九月分别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成员所资助的经费人民币4000元和300美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明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 １、祝正明、吴义龙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与王有才商议成立政党并决定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２、祝正明、吴义龙、王东海、林辉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与王有才在祝家共同讨论修改、定稿“章程”、“宣言”并决定公开散发；王东海证言还证实当晚进行了具体分工；公安机关从王有才、祝正明、朱虞夫家中搜查到的“章程”、“宣言”等打印件、印刷件、底稿、电脑文档等书证在案；“宣言”打印件上园珠笔修改的笔迹经鉴定系王有才所写； ３、公安机关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国际互联网公开结点上的浏览发现“章程”、“宣言”已发往境外的证明材料；对王有才住处查获的“东芝Satellite Pro 430 CDT”笔记本电脑中的“发件箱”（NETSCAPE MAIL）检查证实，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该电脑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境外发送了载有“章程”、“宣言”内容的电子邮件十八份的鉴定书；胡江霞证言证明该笔记本电脑系其从单位借用，其曾将单位专门配置的网址告诉过王有才； ４、祝正明证言证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据与王有才商定，其将“宣言”交朱虞夫散发；包建林、袁伯庭、俞水华证言证明朱虞夫在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向其分发“宣言”；洪照娣、徐水英证言证明目击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朱虞夫在凯旋路一带散发传单；公安机关从散发现场提取的“宣言”，经鉴定与朱虞夫、祝正明家中查获的“宣言”内容一致，并系同一版本；朱虞夫的证言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５、祝正明、王东海证言证明王有才定于七月十一日聚会讨论“中国民主党”事宜，并被要求分别通知其他人员来参加；林辉证言证明其按通知来杭准备聚会； ６、公安机关从王有才身上搜得的美元及从王有才住处搜获的邮政汇款通知、美元定期存单及敌对组织成员发给王月才有关资助王的电子邮件在案； ７、被告人王有才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所供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相符。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有才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被告人王有才在进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中，与境外组织相勾结，接受资助；其曾因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刑，现又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系累犯，均应依法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成立，但指控罪名不当，应予纠正，被告人王有才提出其不构成犯罪的辩解，经查与事实与法律均不相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六十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有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二、被告人王有才违法所得的1300美元(其中300美元系被冻结在中国银行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户名为“胡江霞”的“定期一本通”内的存款，帐号： 4531711006500900003575)，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刘舒海 审判员 孙 伟 审判员 何 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冯 菁 Criminal Judgment of the Hangzhou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