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中共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的滔天罪行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一个正常社会，婴儿死于手术台、学生死于校园，都会引发彻底、独立且透明的调查；死亡本身虽不可逆，但至少真相能够被还原，责任能够被追究，制度能够被反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期待几乎注定落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统一口径的官方通报、迅速消失的网络讨论，以及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强力压制。死亡并未带来真相，只带来了更深的沉默。         2025年底发生的“宁波小洛熙”事件，与2026年初河南新蔡中学生在校突然死亡事件，表面看似两起彼此无关的“个案悲剧”，却在处理方式、舆论控制和权力反应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当这两起事件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加以审视，即中共政权长期被国际社会指控、却始终拒绝接受独立调查的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所谓的“偶发”“巧合”便显得愈发站不住脚。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个由权力垄断、信息封锁与生命物化所构成的制度性结构。         小洛熙是一名年仅五个月大的女婴。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她所接受的是一项“技术成熟、风险可控、成功率较高”的心脏手术。然而，手术结束后不久，这个尚未开始理解世界的生命便永远停止了呼吸。真正引发社会震动的，并不仅是婴儿的死亡本身，而是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在事后表现出的高度防御姿态：关键医疗信息披露前后矛盾，家属获取完整病历和影像资料困难重重，官方通报反复修改乃至下架，网络舆论迅速被引导至“理性看待”“避免网暴医生”等方向。         在一个真正以生命为核心价值的医疗体系中，婴儿术后死亡理应自动触发最高等级的独立调查机制，调查过程应当对家属与社会保持透明。然而在中国，调查由谁主导、专家由谁遴选、结论由谁发布，始终指向同一个权力中心。当权力既是裁判者，又是潜在责任方的保护者，所谓“专业结论”便难以获得基本的公信力。    ...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至今已数年，但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未随着封控解除而真正过去。相反，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社会创伤，潜伏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之中，也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深处。对这场灾难的回顾，不应止于“疫情防控”的技术讨论，更无法简单归结为“不可抗力”。因为在这场瘟疫之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社会撕裂与长期心理创伤的，并不仅是病毒本身，而是一个长期依赖信息控制、行政强制与政治优先逻辑运转的统治体制。         2020年初，在疫情尚未全面爆发之前，风险信号事实上已经出现。武汉多名一线医生在临床中发现异常病例，并尝试以专业判断向同行示警。然而，这些出于职业责任的提醒，并未被视为公共卫生预警，而是迅速被定性为“扰乱秩序”。多名医生遭到约谈和训诫，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并非政治异议人士，也未试图挑战权威。他只是履行了医生在正常社会中最基本的义务——基于事实提醒风险。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真相本身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的死亡，使这场疫情首次以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个人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         疫情早期的信息延误与压制，后来被证明对防控窗口期造成了严重影响。多项研究与回顾性分析指出，如果在早期阶段采取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疫情的扩散规模与社会代价本可以显著降低。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首要反应并非风险沟通，而是舆情管控；并非医疗准备，而是维稳优先。这种反应模式，并非偶然失误，而是长期政治激励结构下的必然选择。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极端行政措施。封城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卫生合理性，学界至今仍存在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配套准备严重不足。交通骤停、医疗资源调配失序、普通病患就医受阻，导致大量非新冠患者在封控期间陷入无医可治的境地。在官方统计中，这部分“次生死亡”长期缺乏系统呈现。与此同时，殡仪系统超负荷运转、骨灰集中发放等情况，被大量市民以影像与文字记录下来。多种迹象显示，官方公布的数据难以全面反映疫情对社会造成的真实生命损失。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公开、独立的调查，相关讨论也很快被纳入严格的信息管控之中。         疫情在武汉的失控并未促成制度反思，反而推动了一套更具政治化特征的防疫模式在全国铺开。“动态清零”最初被描述为临时应对策略，但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一条不可质疑的政治路线。病例数字、封控力度与官员问责机制直接挂钩，使公共卫生决策日益脱离专业判断，而更多服务于政治安全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封控措施不断加码。一些社区被长期封闭，居民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核酸检测从风险筛查演变为日常行政要求；健康码成为影响出行、就医与基本生活的关键工具。多起经由媒体与民间记录披露的事件显示，孕产妇、老人及重症患者在封控环境中因就医受阻而遭遇严重后果，甚至失去生命。         这些悲剧往往被解释为“执行偏差”或“个别问题”，但从制度角度看，它们并非偶发。缺乏问责机制的权力结构，使得基层在压力传导下倾向于采取最严厉、最保守的手段，以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逻辑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不断边缘化，服从成为生存前提。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发生的一场居民楼火灾，使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疑问集中爆发。火灾发生时，该小区处于持续封控状态。事后流出的现场影像与多方证词显示，逃生受阻、通道受限等因素，对人员伤亡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官方最初试图将事件与防疫政策切割，但随后相关部门也承认管理和应急处置存在严重问题。这场火灾之所以引发全国范围的情绪震荡，并不仅因为伤亡本身，而在于它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揭示了封控政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当行政秩序被置于生命之上，当“按规定办事”压倒基本人道原则，防疫便不再是保护，而可能转化为风险本身。         随后在多地出现的白纸抗议，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集中体现。参与者并未提出复杂诉求，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长期封控、信息不透明以及权力失责的不满。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恐惧并非牢不可破，沉默也并非永久。然而，政策转向同样缺乏审慎准备。在2022年底，防疫措施迅速全面放开，但并未同步建立分级医疗、药物储备与重点人群保护机制。长期封控已削弱基层医疗承受能力，而突然放开则使医疗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冲击。多地医院出现挤兑现象，药品供应紧张，殡葬系统承压。由于统计与信息发布的不透明，社会至今仍难以了解这一阶段的真实伤亡情况。         从极端封控到无序放开，这种政策急转弯并非科学调整的结果，而更像是在政治路线难以为继后的被动收场。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始终缺乏参与权与知情权，也缺乏对决策者进行问责的制度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亮医生的象征意义愈发凸显。他并未制造危机，而是试图阻止危机；他并未挑战秩序，而是尊重事实。他的遭遇表明，在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体制中，专业良知本身就可能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纪念李文亮，并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更是对制度性失责的追问。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类似的灾难就无法被真正总结，只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疫情终将过去，但它所暴露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一个将稳定置于生命之上的统治逻辑，一个将忠诚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记住李文亮，记住武汉，记住乌鲁木齐，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拒绝遗忘；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Disaster Caused by Human Factor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Liquidation of Xi Jinping’s Autocratic Rule Abstract: The enormous...

作者：关永杰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8日，在北加州藏人文化中心举办的藏历新年市集中，华语青年挺藏会设立摊位，举办“为藏人政治犯写明信片”活动，呼吁外界关注仍被关押的藏人良心犯处境，并持续关注此前被中共当局逮捕的华语青年挺藏会成员张雅笛。这是该会第二年以此形式表达对藏人追求自由的支持，在去年已经整理出来的20位良心犯资料的基础上，在多方支持与协助下，今年他们新增整理了10位藏人良心犯的简历和案情资料： 1、西绕•降央列谢（Sherab Jamyang Lekshey）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僧人，色达县叶纳寺（Yena Monastery）住持。因反对金沙江“岗托水电站”项目而参与请愿活动，2024 年 2 月遭抓捕。 2、贡布次仁（Gonpo Tsering）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僧人，叶纳寺行政负责（Administrator）。同样因反对金沙江“岗托水电站”项目而参与请愿活动，2024 年 2 月遭抓捕， 3、泽嘎嘉措（Zega Gyatso）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僧人，僧侣及宗教教师。2025 年 7 月 2 日被捕，被指控“向境外汇款”等未明确说明的罪名。 4、岗•次仁卓玛（Gang Tsering Drolma）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大则乡岗扎村藏族作家、人权与教育倡导者。长期从事藏语写作、文化保护与社会活动，被指控“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 5、果•喜绕嘉措（Go Sherab Gyatso，别名：果喜...

编辑：冯仍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浙江的响雷，山东的曙光，使国内公开层面的民运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筹组公开反对党的高度。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正在孕育之中。 在专制制度下，催生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注意：不是秘密层面的反对党，此问题以后讨论），需要客观和主观的很多条件。这里，我只想谈谈主观因素，即我们民运自身可以掌控的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勇气和策略等。 上一篇文章中，我主要谈的是勇气。我始终坚持，勇气为第一要素，勇气为开路先锋。在当前，勇敢是最大的道德体现。试想，当人们通通勇敢地走向牢房的时候，再专制的牢房都会被踏平，牢房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问题是，有勇气的人，并不是很多。这就涉及到避免或减少镇压损失、让胆量不是那么大的人士也能参与，争取中间人士的同情、争取舆论的支持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策略问题。 只有勇，没用谋，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只会谋，缺少勇，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种倾向都要避免。 策略是桥和船，是抵达彼岸不可或缺的工具。毛泽东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句话有道理，不可因人废言。讲起毛，可能大家还记得四六年的重庆谈判。毛到了重庆，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三民主义万岁，俯首称臣，做了一场漂亮的 “政治秀” 。这是什么？这是策略。毛泽东打江山的一些策略，是成功的。舍之，到不了彼岸，达不成政治目标。 策略之所以运用，乃为绕过礁石，达到彼岸；策略的原则，是削弱对手，壮大自己，争取群众；策略的生命，在于其灵活性。船为绕过礁石，有时必须采取迂回；为了避开浪头，甚至走段回头路。关键是灵活二字。 我们的口号是，让勇气与道义使魔鬼退却；让战略与策略使魔鬼迷惑。 这次，浙江和山东的民运朋友们，在组党过程中的策略表现如何呢？我说，很好。我从天时、地利、人和等角度分析一下。 天时：时间是可以基本由自己掌握的。浙江选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举事；山东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夫人访华前夕响应。两个时间都不错。此时，中共一时不好抓，要给客人一个面子。几天之后，舆论已经造大，也难以下手。下了手，克林顿、罗宾森肯定要表态，中共后患无穷。 地利：浙江和山东都是民运力量比较雄厚的地方。 人和：浙江、山东的民运人士比较团结，心齐。除此之外，人员的分线安排也很有策略，第一线冲出来公开注册，第二线预备，第三、四线人员做后援和后勤。 提法：浙江明确表示尊重中国宪法，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山东的组党申请提出，尊重江泽民的国家元首地位，承认中共为执政党。这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招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中共心知肚明，但是又不好说。棋下到这个地步，可说是出自高手。 做法：完全公开、合法、合中共的法。注册人员公开、纲领公开、做法公开。除了注册外，浙江朱康大还上街公开散发了上千份的“宣言”。王有才和王东海等人被抓后，二线人员通过合法手段申请示威抗议，明知得不到批准，但造成舆论，争取了同情。合法斗争还有一着：法律抗争。你不是有法吗？我就来个以法抗争。为此，各地民运人士组成了法律后援会，二、三线人员给被捕者聘请了律师。如果中共审判王有才，一场法律大战不可避免。其它的做法，如声援灾区、谴责印尼屠华等，不仅合法，而且得分。 总之，这次浙江和山东民运在策略上的操作，可圈可点，给后继者提供了不少借鉴。当策略灵活得使魔鬼迷惑时，我们算是相当地成功了。 前面还有很多弯路，还有很多浪头，还要设计一系列的策略。勇气带动下的策略运用，仍须我们仔细探讨。 （作者为中国之春创办人，现任民主正义党发言人）（1998, 9, 9） Wang Bingzhang: Let Flexibility in Tactics Confound the Devil— Reflections No. 2 from the Zhejiang and...

作者：杨辰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知乎上，一个热门问题引发了不少讨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似乎缺乏信仰，但这其实是中共长期洗脑和操控的结果。中国人的“无神论”不是自然演化，而是被中共强加的意识形态枷锁，根植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却被扭曲成服务于极权统治的工具。这篇文章从中西方差异入手，揭露中共如何通过压制宗教、推广唯物主义来维持控制，或许能撕开一些伪装的面纱。 拿史前大洪水的神话来说明中西方差异吧。西方传说中，上帝看到人间罪恶，便降下洪水惩罚，只怜悯诺亚一家，让他们建造方舟逃过一劫。这反映出西方文化中，神是绝对主宰，一切源于神的意志，强调个人与神明的精神连接。而在中国神话里，大禹带领民众艰苦奋斗，堵塞洪水、疏通河道，最终战胜灾害。这本是“人定胜天”的积极理念，但中共却将其篡改为集体主义神话，宣扬“群众力量”，实则掩盖他们对民众的奴役。中共的教育体系从小学起就灌输这些故事，不是为了启发独立思考，而是为了培养对党的盲从，让人民相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战胜天灾”——就像他们宣传的抗疫“胜利”一样，忽略了无数被掩盖的悲剧。 许多人天真地认为中国人不信神是因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强调无神论，但这正是中共的宣传伎俩。实际上，中共正是利用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将无神论作为武器，摧毁传统信仰，代之以对党的崇拜。中国神话中神仙众多，道教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佛教有如来佛祖、观音菩萨，还有财神爷、土地公等，各司其职。但在中共统治下，这些被贬为“封建迷信”，民众与神的关系被扭曲成“交易”：人敬神，神须服务。但中共不允许任何“神”凌驾于党之上，他们摧毁寺庙、迫害信徒，将宗教变成可控的工具。西方人祈祷是“上帝赐我力量，感谢上帝”，成功归功于神，失败自责。中国人求愿后，若实现就还愿，若不成则换庙——但在中共时代，连这点自由都被剥夺，寺庙成了党的宣传阵地，僧侣被迫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举些例子就能看出这种扭曲。华北“晒龙王”的习俗，本是民间对神明的“讨说法”，但中共视之为“落后风俗”，在文革中被砸烂。民国军阀张宗昌炮轰龙王求雨的事儿，虽荒唐，却体现了不畏“神权”的民间精神；如今，中共却用“人工降雨”技术自夸“科技兴国”，实则在新疆等地用高科技监控宗教少数民族。乐山大佛因有“实绩”而受维护，但中共在西藏摧毁无数寺庙，强迫喇嘛“爱国爱党”，将宗教遗产变成旅游道具。动画《哪吒》里那句“拜了三年，生不出来，我砸了这破庙”，在今天会被审查为“负面能量”，因为它挑战权威——而中共最怕的就是人民挑战党的“神圣”地位。 中国人拜神多为实用主义，“无事不登三宝殿”，但中共将此妖魔化为“唯物主义胜利”，实则通过“破四旧”运动摧毁了亿万人的精神家园。西方人难懂这种模式，故觉得中国人敬神却不信神。但真相是，中共不允许真信神，因为那会分散对党的忠诚。少数虔诚信徒？他们被监视、关押，如法轮功学员或地下基督徒。汉字象形说有道理，难有统一一神教，但商朝的鬼神崇拜被周灭商后理性化——可惜中共篡改历史，将周易变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伪装，废人祭是进步，但中共的“阶级斗争”造成更多死亡。 如今中国人“信仰”祖先，烧纸钱祭祖，但中共连这都控制：清明节被宣传为“文明祭扫”，禁止“迷信活动”。国外烧冥币潮流有趣，但在中国，中共用“无神论”教育从小洗脑，让人民无处寄托，只剩对党的“感恩”。中国人并非无信仰，而是被中共剥夺了自由信仰。王权大于神权的历史，被中共放大成极权大于一切，四次灭佛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想想新疆的再教育营、基督教会的“三自”控制。相比西方神明，中国人被逼信“伟大领袖”，这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极权奴役。在当下，这“无神论”不过是中共维持统治的谎言，唤醒需要真相。 Why Are Most Chinese People Athe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CP’s Manipulation of Culture and Belief Author: Yang...

作者：关永杰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 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在 2022 年 1 月上旬。不是因为执法部门接到民众的报案，也不是例行性的排查发现，而是一位自媒体播主的偶然到访，才让一个被铁链锁住脖子的女人，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那一刻，世界才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女人被拐卖、囚禁、虐待、性侵，被迫生下 8 个孩子，在炼狱里被折磨了24 年。 这 24 年，横跨了两个时代：从1998年依赖BP机与有线电话的落后年代，到2022年高清摄像头密布、手机与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 根据当时曝光的零碎信息，只要稍作想象，便令人背脊发凉。铁链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24年，8000多个日日夜夜。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始终无法向外界求救。村里、乡里、镇里，一定有人知道她是被拐来的，也一定有人见过她被铁链锁住，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如果说这是个别人的冷漠，那已经足够可怕；但当这种沉默持续了 24 年，它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共犯。 事件曝光后，仅一两个月时间就引发了超过 40 亿人次的关注，这是一个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社会的讨论规模。就连隔岸的日本NHK、《朝日新闻》及一些国际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甚至录制专题节目对事件进行讨论。 但最终结果是：真相没有完整公开、调查过程不透明、责任被限制在极小范围，而她本人，至今仍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尊严。 四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改变了吗？没有！四年后的今天，监控摄像头更多了，技术更先进、成像更高清了，但妇女、儿童依然在失踪，依然有人无法被找回。 徐州铁链女不是孤例，她只是被偶然发现的那一个。这不是个案悲剧，而是政治问题，是与你我每一个普通人有着切身相关的“政治”。 如果将政治理解成官员任命、外交决策、投票选举或宏大叙事，那其实是执政者对民众的误导，让普通人认为：“政治离我很远，我没必要关心。”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在其诗作写道： "All your, our, y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