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作者：Yi Hong 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时，我对基督信仰了解得并不多。大家一起唱诗，交通自己的经历，也分享信仰中的见证。那时很多道理我还不懂，但聚会中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让我愿意继续走近、继续了解。 后来，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也逐渐进入教会生活。在一次次的聚会中，我们一起唱诗、祷告、读圣经，也会为主申言，分享从圣经中所领受的，以及自己在信仰和生活中的经历与见证。我也从最初坐在那里听大家分享，慢慢成为参与其中的一员，并在聚会中配搭司琴。 最近家里经历了一些环境，让我对“我们需要彼此”有了比以往更实际的体会。 有些事情来得突然，也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面对未知，我也会担心、软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走。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身边的弟兄姊妹一直陪伴着我们。 有人持续为我们祷告，有人听我说心里的担忧，有人在我软弱的时候鼓励我，也有人在生活中给我们实际的帮助。有时候是一顿饭、一次接送、一个电话、一句问候；有时候事情并没有马上改变，但有人愿意陪着我一起祷告。 这些看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却让我明白，原来教会生活并不会随着一次聚会的结束而结束。 我们在聚会中彼此交通，在生活中也彼此扶持。“弟兄姊妹”不只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种在真实生活中可以经历到的关系。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最近看到一则来自成都的消息时，我停留了很久。 据近期报道，2026年9月11日下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恩慈团契在武侯区举行日常读书会时，11名参加者被警方带走。参加者以老年会友为主，多数超过60岁，其中还有70多岁的老人。报道显示，至9月12日已有9人获释，吴五清、沈晓庆两人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 过去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可能更多只是注意到“信徒”“聚会”“被带走”这些字眼。可现在，我会想到这些词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 他们也许和我们一样，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一起读书、交通，分享彼此的生活；也许其中有人正在经历疾病，有人的家庭正遇到困难，也有人只是在自己软弱的时候，需要见到几个熟悉的弟兄姊妹。 对于没有走进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也许会问：信仰不是个人的事情吗？自己也可以读圣经、祷告，为什么一定要聚在一起？ 现在的我有了一点自己的答案。 一个人当然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但我所经历的信仰，也包括人与人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有人软弱，就有人扶持；有人经历难处，就有人陪伴；有人需要祷告，大家就一起为他祷告。 也因此，当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因为聚会而受到限制时，我开始思考一个很朴素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拥有选择和坚持自己信仰的自由，那么，他是否也应该拥有与同样相信的人一起聚集、祷告、读经和彼此扶持的空间？ 我不是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也不懂复杂的法律和政策。我只是一个信主时间还不算长的普通基督徒。 但自己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聚会”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第一次参加聚会时，吸引我的是那份说不出来的喜乐；而今天，让我更加珍惜聚会的，是我亲身经历了人与人之间的陪伴和扶持。 这也是我现在对“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最简单的理解： 信仰可以从一个人的相信开始，但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 新闻来源 1. ChinaAid, “Chinese police detain 11 elderly Christians in latest Early Rain crackdown,” 2026年9月14日。 2. 民生观察，《吴五清沈晓庆被以非法组织传教为由行政拘留》，2026年9月13日。 编辑：赵杰        校对：冯仍 ...

——洛杉矶第803次茉莉花行动声援湖北政治良心犯 记者 王府 张致君 洛杉矶报道 2026年8月15日下午，第803次“茉莉花行动”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来自洛杉矶地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及人权活动人士聚集在领事馆外，以“荆楚不沉默，自由不可囚”为主题，声援湖北政治犯、良心犯及民主维权人士，并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张毅、秦永敏、毛善春、刘家财等人，公布维权人士尹旭安的下落。 活动现场，多名参与者先后发表演讲。李语心、王利剑、张磊、姜俊良等人从言论自由、政治犯处境、个人经历以及海外抗争的意义等不同角度发声。主持人姜俊良、张磊则多次带领现场参与者喊出口号，将张毅、秦永敏、毛善春、刘家财、尹旭安、王宝龙、刘飞跃、杜导斌、刘艳丽、方斌等湖北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名字带到洛杉矶街头。 “湖北的政治犯、良心犯、人权捍卫者，不要被遗忘” 集会开始后，李语心走到现场发言。 她没有从激烈的政治口号开始，而是把话题落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上——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 李语心说： “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看它如何对待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是看它如何对待那些与权力不同意见的人。” 她表示，人们当然可以不同意甚至批评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但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表达了不同意见，就剥夺其自由。 李语心随后呼吁外界不要忘记湖北的政治犯、良心犯和人权捍卫者，并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基本法律保障、律师会见、家属通信和探视等权利。 她说，自己更希望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冒着风险站出来为“政治犯”发声，因为到了那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自由地说话，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她的发言结束时，现场响起掌声。 王利剑：“释放所有政治犯” 随后发言的王利剑则用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诉求。 他的发言十分简短，没有长篇演讲，而是连续喊出： “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所有良心犯。” 随后，他又喊出要求共产党和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口号。 短促的口号将现场气氛推向更加激烈的抗议节奏，也把当天集会最直接的诉求——释放政治犯和良心犯——再次带回现场中心。 张磊：过去在国内不敢说，今天选择站出来 当天发言中，张磊更多从自己的个人经历谈起。 张磊在现场介绍自己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同时也是湖北人。 他说，自己过去生活在中国时，因为担心人身安全，也担心亲朋好友受到打压和牵连，曾经“不敢站出来公开发声”。来到美国之后，他决定改变过去的沉默。 张磊说： “今天，当我站在这个灯塔之国，我愿意鼓起勇气，向独裁政权抗议独裁政权表达我心中的不满。” 作为湖北人，张磊表示，当天海报上出现的十名湖北政治良心犯并不是全部，他还特别提到了肖诗昌、许光利等人的名字。 随后，他把话题转向一个海外民运活动中经常面对的质疑——站在中国领事馆门前抗议究竟有没有意义？ 张磊说，经常有人问他：“你们每次站在中领馆门前喊几句口号，就能把中共喊下台吗？” 他的回答是： “不能，至少不可能因为我们喊几句口号，它就立刻下台。” 但是他随即表示，这并不能成为停止行动的理由。 “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沉默、选择放弃、选择认为自己的声音没有意义”，最终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习惯沉默。 在张磊看来，海外抗议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一次集会能够立即改变中国政治，而是让更多人听见不同的声音，让被关押和无法自由发声者的名字不至于消失。 他说： “我们站出来，不只是为了喊口号，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不同的声音，看到被掩盖的真相，开始独立思考。” 张磊还谈到自己目前在社交媒体上只有一千多个粉丝。他说，即使只能影响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只要有人因此获得更多信息、开始独立判断，那么这些行动就没有完全白费。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也许力量还很微小，但至少我们没有选择沉默。”他说。 姜俊良：“荆楚不沉默，自由不可囚” 当天另一名主要发言人、主持人姜俊良的演讲则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 站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姜俊良首先喊出当天活动的主题： “荆楚不沉默，自由不可囚！” 他在发言中猛烈批评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处理政治异议人士，并指责强迫失踪、秘密关押以及长期监禁等做法。 姜俊良说，他们当天来到领事馆前，就是要让那些被关押者的名字继续被外界听见。 随后，他在现场一一喊出： 张毅、秦永敏、毛善春、刘家财、尹旭安、王宝龙、刘飞跃、杜导斌、刘艳丽、方斌。 当念到尹旭安时，现场将问题直接指向中国当局，质问：“尹旭安在哪里？” 按照活动方的说法，尹旭安来自湖北大冶，在赴北京求医期间遭遇维稳拦截，此后失去消息。活动参与者因此要求中国有关部门公开其下落。 姜俊良随后提出当天三项明确诉求： 立即无条件释放张毅、秦永敏、毛善春、刘家财；立即向社会公布尹旭安的下落；立即停止对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公民的迫害。 一个个名字被带到洛杉矶街头 随着活动继续，主持人姜俊良和张磊开始交替介绍此次集会声援的湖北人士。 两人首先提到张毅。现场发言称，张毅早在1989年前后就曾参与武汉当地民主活动，如今再次遭到羁押。 随后是秦永敏。 张磊在现场称秦永敏是湖北民主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并特别谈到其长期入狱经历。 姜俊良随后介绍毛善春，活动方称其长期关注人权和维权事务，目前正在服刑。 紧接着，两人再次喊出刘家财和尹旭安的名字。 当谈到尹旭安时，张磊提高声音质问： “尹旭安，你到底在哪里？！” 在领事馆外，一个个名字被不断念出。 活动方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在中国国内受到限制、监控、羁押或者已经难以公开发声的人，继续被海外社会看见。 方斌、刘飞跃、杜导斌等人也成为声援对象 此次活动声援的对象并不限于仍在服刑者。 现场还提到了王宝龙、刘飞跃、杜导斌、刘艳丽、方斌等湖北民主和维权人士。 姜俊良在发言中谈到刘飞跃创办“民生观察”、长期关注中国基层社会和人权问题；同时提到杜导斌在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通过网络发表政治观点的经历。 张磊则谈到了刘艳丽以及武汉疫情期间通过影像记录当地情况的方斌。 活动主持人认为，即使一些人已经离开监狱，他们仍可能面临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因此同样不应该被外界遗忘。 从湖北人的身份到海外抗争 当天现场一个较为鲜明的特点，是“湖北”不仅仅作为地理概念出现。 从活动主题中的“荆楚”，到发言人反复念出的湖北异议人士姓名，再到张磊以湖北人的身份讲述自己从“不敢公开发声”到在洛杉矶领事馆前公开抗议的转变，“湖北”成为连接现场参与者与中国国内政治犯处境的一条主线。 对这些身处美国的活动人士而言，他们无法直接改变那些正在中国发生的案件，但他们试图通过持续集会，让相关人员的名字留在公共视野中。 正如张磊在现场所说，一次抗议不可能立即改变一个政权。 但他认为：“不能因为它不会立刻下台，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这句话也成为当天多名参与者发言的共同注脚。 “只要还有一个良心犯在狱中，我们就不会停止” 活动接近尾声时，姜俊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处境。 张磊则向身处中国的异议人士喊话，称他们“绝不是孤岛”，海外活动人士仍将继续关注他们的处境。 两人再次念出：张毅、秦永敏、毛善春、刘家财、尹旭安。 姜俊良说，只要还有良心犯身处牢狱，只要还有人因为表达观点而失去自由，他们的抗议就不会停止。 下午的阳光下，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外，第803次茉莉花行动逐渐进入尾声。 从李语心关于自由与尊严的平静陈述，到王利剑短促而直接的抗议口号；从湖北人张磊讲述自己从恐惧沉默到公开发声的经历，到姜俊良一次次念出被关押者和维权人士的姓名，不同的声音最终汇聚到同一句现场口号：“荆楚不沉默，自由不可囚！” 活动结束前，姜俊良再次表达希望所有良心犯能够平安回家的愿望。 他说：“今天的声援集会到此告一段落，但我们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随后，第803次茉莉花行动在现场参与者的口号声中结束。 编辑：赵杰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Jingchu Will Not Remain Silent, Freedom Cannot Be Imprisoned" --...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 记者：沈美花    贾嘉 摘要：朱虞夫亲历文革、杭州民主墙、八九民运及中国民主党筹建，三次入狱、历经十六年牢狱。晚年回忆往事，只为留下民运历史，让后人铭记那些为民主付出代价的人。 人物简介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长期参与者，中国民主党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在野党》创办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朱虞夫便参与杭州地区的民主运动。他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冻、参与杭州民主墙的创建活动，1998年6月又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和发展。此后数十年间，他因政治活动多次受到监控、拘押和判刑，三次入狱，坐牢十六年多。 朱虞夫的人生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运动的发展紧密交织。 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尤其重视保存历史。他希望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以及身边曾经参与民主运动的人记录下来，使后来的人能够知道，在那些已经逐渐远去的年代里，究竟有哪些人曾经站出来，他们做过什么，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觉醒 朱虞夫的政治意识，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小学未毕业，因为运动停课，他参加了当年高中毕业生朋友的“读书会”，开始了人生思索。文革最黑暗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他曾在民国总统府任职的父亲被迫害自杀，使他更深层次的看清中共暴政的本质。 1971年朱虞夫以“可教子女”身份，“上山下乡”从事最繁重的农业劳动，他大量阅读、广泛交友，保持冷静观察、独立思考能力。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开始平反海量的冤错假案，提倡解放思想，朱虞夫待机而动，投身于社会活动。 那个年代，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迫害甚至死亡，他们的家属开始要求平反和恢复名誉。 朱虞夫回忆，当时杭州市政府附近的墙壁上曾贴满各种大字报。 有些家庭的亲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整死；有些人因为政治问题蒙受多年冤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终于开始公开申诉，希望政府还他们一个公道。 这些景象给年轻时期的朱虞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逐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某几个家庭的个人悲剧，而与整个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方式有关。 这也成为他后来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真正反思文化大革命，不能清算造成政治灾难的制度性原因，那么类似的悲剧仍然可能重新发生。 他致力于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  二、美国之音与外部世界 在那个信息高度封闭的年代，海外广播成为一些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 朱虞夫回忆，他和身边的一些朋友长期收听美国之音等海外广播。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收听所谓“敌台”本身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但仍然有人冒险偷偷收听。 到了1978年至1979年前后，中国政治环境开始出现变化。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各地民间刊物、民主活动的消息，也通过海外广播逐渐传到杭州。 朱虞夫和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 北京发生了什么？ 海外媒体今天又报道了什么？ 中国究竟应该走向哪里？ 这些信息使他们非常振奋。 他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在北京已经有人公开讨论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问题。 于是，一个想法开始形成： 既然北京可以出现民主墙，杭州为什么不可以？  三、杭州民主墙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前后，朱虞夫和朋友们开始尝试在杭州张贴大字报。 最初大家非常谨慎。 一篇大字报稿子写好以后，几个人会坐在一起反复研究，检查里面哪些字可能“惹祸”，哪些句子可能成为公安追究的依据。作为“安全模式”，在大字报中把矛头对着老百姓，《国民性一瞥、二瞥、三瞥》等等。 朱虞夫却觉得，这样的文章过于谨慎。中国老百姓的蒙昧是专制暴政的“愚民政策”造成的，我们争取民主的锋芒所向应该是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 他回忆，有一次朋友们把稿件交给他抄写。他一边抄，一边觉得原来的文字“不温不火”，于是干脆不完全按照原稿，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组织语言。 结果，这批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第二天，他们回到现场，看见墙前聚集了很多人。 有人认真阅读，有人议论，还有人拿出钢笔、圆珠笔，在大字报后面写下自己的感叹和感想。 朋友们感到非常紧张。 回去以后，大家责怪朱虞夫： 原来的文章没有写得这么激烈，你为什么自己加了这么多话？你这样做，会把大家给害了！ 朱虞夫接受了大家的批评，但这件事情也使他更加确信： 只要有人敢把普通人心里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公开写出来，就会有人回应。 他每天都一定要去民主墙看看：有没有新的大字报出现；自己写的大字报上有没有别人的留言，通过留言他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有时候即使到了深夜，他也会过去转一圈，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深夜，他在民主墙附近结识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新朋友。 他说，那种每天一定要去民主墙转转的感觉甚至“像去看情人一样”，一天不去看看，心里就不踏实。  四、从大字报想到印刷传播 一次，朱虞夫在民主墙附近看到有人正在抄写大字报。 他认识这个人，一个杭州郊区的青年农民。朱虞夫早几年经常拿着相机去郊区农村访“三老”：老地主、老反革命、老右派。这个青年人曾是他的向导。 交谈以后才知道，他是受村里一名老右派的委托，来抄录这些文章的。因为那位老人自己不敢到现场，担心被公安发现，只能请别人代为抄写。 这件事情给朱虞夫一个启发： 既然有人需要一字一句抄写，为什么不能把大字报印刷出来？ 如果印成小册子或者传单，不仅方便携带，也更容易传播。 他立即赶去找朋友商量。 但朋友们非常紧张。 他们认为，公安恨不得把墙上的大字报铲下来作为证据，如果印刷成册子，就等于给公安提供了“物证”。 这反映了当时民主墙参与者面对的危险和每个人的真实困境： 一方面，他们希望扩大民主思想的传播； 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清楚，这种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五、《四·五 》月刊 因为不计后果的“危险创意”，忍无可忍的朋友们把朱虞夫踢出了朋友圈。 朱虞夫像“丧家之犬”般踌躇徘徊在民主墙下。突然他眼睛一亮，民主墙上贴出了一长溜油印的刊物：《四·五 》。 那是1976年清明由一群干部子弟结集印刷，借悼念周恩来，控诉“四人帮”的诗集，当年朱虞夫曾去信与他们联络，为首的是某公安局局长的儿子，笔名“边齐”，由于父辈在文革中备受凌辱，他们起来抗争，并遭到弹压。时过境迁，刊物前观者寥寥。 朱虞夫正准备离去，有一个人叫住了他。告诉他，晚上六点半，“边齐”要在西湖边的一公园见他。 见面后“边齐”说，由于他在杭大政治系读书，他想把《四·五 》杂志交给他操办，同时转给朱虞夫的有他智囊团的朋友们和印刷器材。 接手后朱虞夫立即把一段时间来结识的民主墙活跃分子拉进杂志社，沿用旧名，出版了杭州民主墙的第一份民刊。 一炮打响，大家歆羡不已。紧接着另一批以方醒华、王东海为首的朋友出刊了《浙江潮》，前不久朱虞夫离开的那些朋友们也出刊了《沉钟》。有一批文艺界子弟刘志群、胡天马、卓刚来参加《四·五 》，朱虞夫考虑到政治的残酷性，不希望小年轻涉险，建议他们自己出刊中性一些的刊物，他们就出刊了《萤火虫》。一时间杭州民主墙风起云涌，蔚成气候。 六、“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 198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兴起时，朱虞夫在杭州江干区房管局担任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区总工会给各个工会的任务是，让大家都悄悄把参与运动的人取证下来，以后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北京还没有戒严，但是中共已经在布局秋后算账了。 朱虞夫私下在晚上与几位朋友去武林广场看望学生，当时学生比较幼稚，很警惕社会人士进入他们的地盘，他还是背着摄像机去拍了一些镜头，还与陈维健一起给学生捐款。与其他朋友一起组织了声援游行。 5月18日，朱虞夫太太生日，他陪去西湖边拍录像。途中遇到他大学同学新闻单位组织的游行，他停下来拍了录像，第二天在工会办公室放给同事看。“六四”后被举报。江干区公安分局将他以“参与动乱”的罪名“收容审查”，因为他播放是在北京戒严之前，关押二十七天后释放了。单位为政治正确撤除了朱虞夫的工会领导职务，下放基层。 朱虞夫曾在《八九那一年》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次事件，当年网上的文章已经找不到了。  七、筹建中国民主党 进入1990年代以后，朱虞夫的政治参与逐渐从民主墙时期的思想表达，转向更加明确的组织活动。 1998年2月，王炳章从海外悄悄回国，四处点火，号召大家组党，国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太危险，没有人响应，但是朱虞夫却认为应该冲击党禁。 四月王东海询问朱虞夫对组党的看法，他滔滔不绝地说值得一试。 五月王有才参加北大一百周年被有关部门拦回杭州，他综合多方信息，准备筹组中国民主党。 六月，中国民主党在浙江杭州开始筹组，由祝正明起名“中国民主党”并撰写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 朱虞夫回忆，1998年6月25日下午一点，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前往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注册材料。 朱虞夫回忆，当天为他们送行的只有他一人，那天在王东海家楼下东太平巷与他们三人一一握别的情景历历在目。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进去以后还能不能平安回来，那次告别带有一种悲壮意味。 至今朱虞夫清楚记得王有才临别前的嘱托，如果他们回不来了，他就想办法营救，并把中国民主党的事情接下去做。 整个下午朱虞夫一直牵挂着他们的安危，不断给王东海打电话，一直没打通。 五点多，朱虞夫终于联系上王东海，得知三个人已经平安回家，材料也被有关部门收下，对方表示需要“研究”。 但是第二天，王有才即被当地派出所叫去问话。 公安开始询问： 为什么成立中国民主党，有哪些人参加? 为什么成立这个组织？ 中国民主党的活动由此迅速进入公安机关的视线。 但是他们逐级上报，最终遭到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否定。也许是投鼠忌器，怕影响了蜜月期的中美关系。也许是文革中那么多的冤错假案为人诟病，当时监狱里已经七八年没有关押政治犯了。王有才至今感念李泽民，将李泽民列为中国民主党组党重要人物。江泽民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同时，严厉指斥李泽民（见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并撤了他的浙江省委书记。  八、中国民主党的两个不同做派 对于中国民主党究竟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政党，参与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根据朱虞夫的回忆，王有才构思的中国民主党相对温和和具有一定成员门槛的政党模式，“别说政党，就是单位招聘也有门坎”，怎么阿狗阿猫随便都能加入呢？ 而朱虞夫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后来形容： 王有才想做的是“阳春白雪”，而自己做的是“草根政治”“街头政治”。 朱虞夫说，由于注册回家后，王有才立即被西湖政保带到翠苑派出所调查，并随即被软禁起来，他已经无法开展党务工作。 而海外以王炳章为首的民运人士非常关注国内的组党活动。他几乎每天都给朱虞夫打电话，催促朱虞夫趁热打铁，在克林顿回国前把中国民主党做大做强。“到街路上去，见一个发展一个，要形成势，这样你们就不会被轻易扑灭了”。 但是国内当时的形势是，根本没人关心政治，大家都忙着赚钱。朱虞夫形单影只，就是去散发传单，也没有人陪他去，他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人拿着《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去街路上散发。果不其然，他在散发传单时被便衣警察抓捕了。 公安局逐级上报，没有人拍板，只好在“留置”48小时后释放了他。他是王有才之后第二个因为中国民主党被抓的人。 回家后朱虞夫深感孤掌难鸣，朱虞夫看来，如果民主党只是少数知识分子讨论政治的平台，就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民主运动。 普通工人、农民、失业者、小商贩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只要认同民主理念，都应该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因此，他更加重视街头传播和基层发展。于是他开始物色人才，他先找的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友王荣清，王荣清处事圆滑，是个商业人才，很会出点子，但是他也与政保保持着来往，时不时会“喂点料”，同时也把对方的意图告诉这边，这是他的“安全模式”。这时，有二位王有才的老部属祝正明和吴义龙也来找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了雏形，我又去找了住我附近的毛庆祥，他一口答应加入，最后请来了民主墙时期的李锡安，六个人撑起了一场台面，朱虞夫说。 这也使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活动方式与最初注册时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完全改变了王有才的初衷，使王有才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朱虞夫强调，在他看来，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不能简单写成“某三个人注册了一个党”。 注册固然重要，但一个政党真正形成，需要后来许多人不断组织、传播、发展成员并为此承担政治风险。 朱虞夫调侃：是他“篡党夺权”，自作主张走了另一条路线才形成了后来的局面。  九、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 为了扩大影响，朱虞夫开始亲自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等材料。 他回忆，那天他带着一叠宣言来到杭州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 他把摩托车停在附近，然后开始向路人发放。 不分年龄，也不特别挑选对象。 手中的材料发完要离开时，一名年轻男子突然站在他的车前，对他说： “你不要走。” 朱虞夫第一反应就是： 这人是公安便衣，自己将失去自由。 他立即拿起路边摊位上的电话给王东海打电话。 他说自己正在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现在已经被便衣控制，马上要被带去公安局。 他唯一拜托王东海的事情，是晚饭时去告诉自己的妻子：今天不要等我回家吃饭了。随后，他被带走并受到拘押。 这是1998年6月30日，王东海将朱虞夫被抓的消息告诉了“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的卢四清，卢四清编发了新闻稿，第二天是香港“回归”一周年纪念日，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播发了这则消息，这可以说是为香港的未来吹的第一次哨声。 这也是第一次中国民主党的公开活动。  十、来金彪事件 朱虞夫的回忆中，还有一个他认为值得留下姓名的人——来金彪。 来金彪是杭州人，多年以后他逃来了旧金山。朱虞夫回忆，在杭州早期民主活动中，来金彪是杭州市民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的代表。 当时，中国民主活动的消息经过美国之音传播以后，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公园等地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那里经常聚集着大量的退休老人。 大家坐在树林间交流着各种时事新闻，他们特别关心杭州本地的中国民主党活动。 来金彪经常在那里公开演讲，评论中国民主党建立的意义并给大家讲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由于他说普通话，有人误以为他是“北京来的学生”，于是有密探向派出所报告。 据朱虞夫回忆，政保人员随后来到现场，在附近观察，他们判断这个人是一条北京来的“大鱼”，特意由区政保科长和副科长出手抓捕。等来金彪结束演讲离开以后，两名政保科长将他带走送往派出所。 现场有人目睹了这一过程，随后赶去通知朱虞夫。 朱虞夫得知以后，立即带着一台小收音机赶到派出所。 因为过去工作关系，他与当地一些工作人员比较熟悉，因此得以在附近等待。 到了美国之音播出时间，他打开收音机。 当天的新闻中，第一条就是来金彪被抓走的消息。 朱虞夫后来回忆，这一刻给他的感受非常深： 一个普通人在杭州街头因为公开表达政治意见被带走，但很快，全世界就可能通过广播知道他的名字。 这使他越来越认识到： 公开表达本身，就是打破信息封锁的一种方式。也给被捕者带来极大的慰藉。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Lest the Annals of History Turn to Ashes — Zhu Yufu’s Reminiscen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Reporters:...

作者：冯仍         这几天，“甲醛白菜”再次登上中国网络热搜。         事情并不复杂。2026年8月，一名叫“渔猎齐哥”的自媒体博主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调查时发现，一些白菜收购商在装车之前，把一棵棵白菜直接放进甲醛溶液中蘸一下，据称这样可以让白菜在运输途中多保鲜两三天。视频传开后，康保县政府很快发布通报，确认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称这是收购商为了运输保鲜实施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并开始追查涉事白菜流向。随后，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也介入，要求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它似乎又是一则我们早已经看惯了的中国式食品安全新闻：网络曝光、舆论震动、地方通报、领导重视、成立调查组、全面排查、严肃处理，最后再来一句“举一反三”。        问题恰恰在于，这个“一”，十四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2012年，山东等地就曾曝出商贩使用甲醛给白菜保鲜，此后河北、山东等地又陆续出现类似案件。十四年后的2026年，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白菜、同样为了减少运输损耗，甚至连新闻标题都几乎不需要修改，又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更荒唐的是，这一次把问题重新揭开的，不是农业部门，不是市场监管部门，也不是拥有记者证、调查权和庞大采编队伍的官方媒体，而是一名原本以钓鱼、捡垃圾和曝光环境污染闻名的自媒体博主。         所以，我看完这些报道以后，真正让我不安的已经不是那几车白菜。      ...

作者：张致君       对于我来说，真正的政治启蒙运动便是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也正是港版国安法的颁布，让我毅然决然的走上政治异见者的道路，此后经年，这些在港人一直激励着我在反对中共专政道路上的前行。而今看着那些为守护民主自由的香港人锒铛入狱，从何桂蓝的坦然无惧到邹幸彤面对判决时的微笑，这种力量给了我足够的勇气面对中共极权。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势在必行。         二百多页的判词，最终围绕着一句并不复杂的话展开：“结束一党专政。”         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邹幸彤、李卓人以及已经解散的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法院认为，“结束一党专政”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这种领导地位又被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可以构成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推翻”或“破坏”。         表面上是一起国家安全案件，把所有繁复的法律语言拨开，案件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比刑法更古老、也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         如果中国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当然有权讨论共产党应不应该继续执政；如果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来源，那么人民当然有权主张改变政治制度；如果所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是一句装饰性的口号，那么人民至少必须拥有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对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说“不”。         反过来说，如果人民没有权利要求执政党下台，没有权利要求政党轮替，没有权利主张改变现行政治制度，那么所谓“人民主权”，便存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

——从秋雨圣约教会事件想到的   作者：Yi Hong         摘要：成为基督徒以后，一则曾经遥远的教会新闻开始有了不同的重量。从北加州华语圣徒的相聚与扶持，到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处境的关注，作者重新思考信仰自由的意义：那些看似平常的读经、祷告与聚会，其实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值得珍惜的日常。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则关于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报道。报道提到，2026年1月，教会负责人李英强在德阳的住处被警方带走，多名教会成员也被拘留或传唤。 如果是在从前，这样的新闻对我来说其实很遥远。 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偶尔看到关于教会或基督徒的新闻，我可能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社会事件。看过以后，也就过去了。 可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消息，我发现自己的感受已经不一样了。 不久前，我参加了北加州华语圣徒的成全训练。几天的学习围绕着“建造神的居所”这个主题展开。作为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很多真理我还在慢慢学习，并不能说自己已经有很深的认识。但有一点却让我有了比以前更实际的体会：信仰并不只是一个人心里相信什么，它会一点一点进入我们的生活。 在训练中，我看到许多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因为共同的信仰坐在一起学习、交流，在生活中也彼此关心、彼此扶持。 这让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可以在心里相信神，但信仰的生活，却常常是在人与人的连接中变得具体。一起读经、祷告、聚会，这些以前在我看来很普通的事情，慢慢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也正是在有了这些经历以后，当我再次想到秋雨圣约教会的报道时，我想到的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几个名字。 那些被报道的人，其实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也和许多基督徒一样，会读圣经、祷告、聚会，在信仰中彼此扶持。 我并不认识他们，也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不能替他们讲述他们的感受。但这则新闻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一个过去对我而言有些抽象的问题：能够自由地拥有自己的信仰，并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信仰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选择相信什么”。 现在我才慢慢体会，它也存在于许多非常平常的事情里——能够安心地读圣经、祷告，能够和有共同信仰的人正常相聚，也能够在生活中表达自己所相信的。 当这一切都可以自由进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理所当然。 但当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因为自己的聚会和信仰面对压力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其实值得珍惜。 北加州的那几天，让我更多看见信仰中人与人之间的建造与扶持；而这则关于秋雨圣约教会的报道，则让我从另一个方向重新思索自己的信仰。 成为基督徒的时间并不长，我对许多问题仍然在学习。 但至少现在，当我再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不会像从前一样只是看过，然后翻到下一页。 因为那些曾经离我很远的词——信仰、祷告、聚会、教会——如今已经一点一点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也开始懂得，能够自由地相信，并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所相信的，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而是一份值得珍惜的自由。 资料说明 本文涉及秋雨圣约教会的事件资料，参考 Human Rights Watch（人权观察）于2026年1月6日发布的《中国：再次逮捕地下基督教会成员》。该报道记载，中国当局拘捕了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六名成员，并提及教会负责人李英强在德阳住处被警方带走。其余内容为作者个人信仰经历与感想。 作者简介 Yi Hong，现居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时间不长，目前仍在信仰中学习和成长，愿意记录自己在信仰生活中的经历与思考。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When Faith Is No Lo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