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攝影記者：關永傑編輯：鍾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2026年4月12日下午，中國民主黨成員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門前舉行集會，聲援民主台灣，反對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與政治施壓，並譴責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訪大陸親共賣台。儘管活動開始時風雨交加，現場參與者仍堅持完成全部活動流程。 活動發起人之一、中國民主黨黨員陳森鋒表示，此次活動是在與台灣知名反共人士「八炯」交流後共同推動。他介紹，對方從台灣社會的角度提供了一些建議。他表示，作為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對中共體制有切身認識，不希望台灣現有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壞，並認為台灣在華語社會中具有重要示範意義。 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秘書長鄭雲在發言中指出，台灣是一個擁有選舉制度、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的社會，這些制度性成果值得被維護。她表示，中共近年來透過軍事行動、政治施壓及壓縮國際空間，對台灣形成持續壓力。她強調，應清晰表達立場，反對威脅行為，並重申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自主決定。 黨員郭志軍表示，中共對台灣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軍事層面，也包括政治、經濟以及資訊領域。中共不僅對中國人民進行資訊管控，還長期對全球民主國家進行「紅色滲透」。他提到社交媒體在輿論影響中的作用，認為相關手段正在改變社會討論環境，並呼籲台灣方面保持警惕。 黨員李栩指出，台灣的民主制度是長期發展的結果，這一成果來之不易，在外部壓力下更需要保持穩定與信心。 黨員衛仁喜表示，台灣在現實環境中面臨多方面挑戰，只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要面對被中共裹挾的14億人口的大陸，處境十分艱難，更令人擔憂的是還存在來自內部的壓力與分歧，但仍需堅定信心，讓民主制度持續存在並發展。 黨員李凱認為，支持台灣不僅涉及地緣問題，也關係到自由與選擇權，應反對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預，台灣的命運只能由台灣人民決定。 黨員盧占強從制度角度分析安全問題，指出台灣真正的安全不僅在於軍事裝備，區域和平除了依賴軍事平衡，也取決於治理結構與權力約束。他認為，一個走向文明、擁抱民主的中國，才是台灣走向長久和平的根本保障，也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尊嚴所在。 黨員何聰回顧歷史經驗，認為過往教訓值得關注，並對國共關係提出批評。他表示，推動制度轉型、建立民主政體，才是中國與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黨員劉靜濤表示，台灣的民主就是一面照妖鏡，中共懼怕站在這面鏡子面前，戳穿中共“統一”的謊言，不能讓台灣民主之光熄滅，讓這道光照遍大陸各地，中國總有一天會實現民主自由。 黨員李樹青認為，台灣的現狀對部分中國民眾具有啓發意義。事實證明，在絕對權力下，沒有任何真相能存活，我們不能去支持甘當中共“花瓶黨”在我們的民主世界存在！台灣是我們中國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燈塔，守護台灣，保持台灣和平是我們每個愛好民主普世價值觀的人民的責任。 黨員張善城指出，制度差異是當前矛盾的重要背景之一，如果國民黨覺得靠讓步能換來平安，那完全是政治上的天真，退掉的不僅是地盤，而是保護自由的底線。台灣的民主是文明的火種，是未來的希望，一旦這盞燈被吹滅，整個民族將再次掉進權力只手遮天的黑洞。 此外，邢貴、吳志創、周忠玉、周小俊等黨員及灣區民主運動人士袁強也在現場發言，表達對台灣議題的關注與看法。 在今天眾多發言者當中，有幾位對於國民黨目前的墮落深感憤慨，並喊出“國民黨滾出台灣”的口號。對於這些激憤的情緒，鄭雲特作了補充發言，她也表示對國民黨選出一個如此親共的主席感到難過，但不能一竹竿打落一船人，灣區也有很多國民黨黨員，比如五洲洪門致公總堂的盟長趙炳賢，就是有著堅定立場的反共人士。 活動中還有一個播放影片環節，現場播放了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學生時期的一段演講影片，鄭麗文早期主張台灣獨立與民族解放，她強烈抨擊國民黨為“外來政權”，號召推翻其威權統治，建立獨立的“台灣國”，展現出極其激進的反共與反核本土立場。而另一段影片則涉及台灣網紅“館長”陳之漢早年的相關言論，引發了現場討論，他的立場轉變體現了流量至上的網紅邏輯，從早期的激進批判中國共產黨到如今訪問大陸為中共站台叫好，其言行往往隨政治風向與商業利益搖擺，這種“發卡彎”式變臉，既反映了其個人信念的缺失，也揭示了他在利益驅動下的投機本質。 活動最後，與會者進行象徵性表達行動，手撕印有「中共非法政權」字樣的紙張，並集體高喊口號，表達對相關議題的立場與訴求： 維護世界和平！ 捍衛民主台灣！ 聲援台灣！ 反對侵略！ 停止軍演！ 停止威脅！ 拒絕出賣！ 守護台灣！ 隨後，現場多次重複呼喊： 台灣的未來——誰決定？ 台灣人民！ 再來一次——誰決定？ 台灣人民！ 在持續的風雨中，參與者衣物被打濕，但活動仍在有序氛圍中結束。多位參與者表示，此類行動旨在表達對民主制度與地區和平的關注，並強調台灣安全在當前局勢中的重要性。 Support Democratic Taiwan, Condemn the KMT Chairperson’s Pro-CCP and Taiwan-Betraying Trip Photojournalist: Guan Yongjie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Zhou Min Summary: Members...

作者：王小光编辑：周志刚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当“稳定”需要被反复表演：从“习郑会”看当代政治沟通的困境 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每一次高层会晤都不仅仅是一次会面，更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表达行为”。近期举行的“习郑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样本。镜头、通稿、措辞和节奏，无不显示出高度的程式化与可控性。习近平在这样的场景中出现，既是参与者，也是整个叙事体系的核心象征。 从表面上来看，这类会晤承载着明确功能：对内稳定预期，对外释放信号。在经济承压、国际环境复杂的背景下，通过高规格会谈来展示“沟通仍在进行”“局势依然可控”，无疑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然而，当这种表达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模式时，它本身也开始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局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会晤在信息层面的高度抽象化。公开内容通常围绕“合作”“发展”“共识”等宏大叙述展开，语言稳健而谨慎，却极少触及具体政策路径、执行难点或潜在分歧。这种表达方式在形式上避免了风险，在效果上却降低了信息密度。对于需要判断趋势的市场与观察者而言，这种“高概括、低细节”的沟通，越来越难以提供足够的参考价值。 更进一步看，这种抽象化表达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安全语言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所有可能引发不确定性的内容都被有意弱化甚至排除，而留下的，是一套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境的通用表述。问题在于，当语言可以脱离具体情境而成立时，它也就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力。换句话说，当每一次会晤听起来都相似时，它所能传递的信息就越来越有限。 与此同时，这种沟通模式还带来了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后果：本应用于降低不确定性的表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具体信息，外界只能依赖有限线索进行推测，各种解读由此层出不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解释空间越大，分歧也就越多，最终形成一种“越强调稳定，越难以被相信”的悖论。 这种悖论，在“习郑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一个体系的运行确实稳健，那么稳定本应是一种无需反复强调的自然状态。然而，当“稳定”需要通过频繁的高层会晤、统一的语言表达以及密集的信号释放来维持时，它就从一种客观结果，转变为一种需要不断被生产的“政治产品”。而任何需要持续生产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习郑会”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为何必须被举行。它所回应的，并非单一问题，而是一种更广泛的信心波动：经济预期的不确定、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以及内部政策节奏的调整所带来的压力。在这些因素叠加之下，单次会晤所能承担的功能被不断放大，但其实际能力却并未相应提升。 更深层的原因，则可以从决策与表达之间的关系中找到线索。在一个决策趋于集中的体系中，信息往往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被筛选与重构。最终呈现出来的，不是多元意见的交汇过程，而是经过整理后的“统一结论”。这种模式在提升执行效率的同时，也压缩了外界理解决策逻辑的空间。 问题在于，在高度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外界对信息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结论是什么”，而是进一步延伸到“结论如何形成”“是否存在不同意见”“体系是否具备纠错能力”。当这些信息缺位时，即便结论本身再明确，也难以完全消除疑问。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种微妙但持续的信任消耗。它并不会以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逐渐累积：市场反应更加谨慎，外部观察更加保留，内部预期更加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单次会晤的象征意义不断上升，但其实际影响力却在缓慢下降。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号通胀”。当信号被过度使用时，其边际价值必然下降。最初，一次高层会晤可能足以引发广泛解读；但当类似信号频繁出现且内容高度同质化时，外界对其的敏感度与信任度都会随之降低。最终，它可能仍然是必要的，但已不再具有决定性。 因此，与其将“习郑会”视为某种转折点，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持续状态的体现。它反映的，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的变化，而是一整套沟通机制在当前环境下面临的适应压力。在这一压力之下，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形式需要保持稳定与权威，内容却必须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 这种张力如果长期存在，便会产生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形式逐渐独立于内容而存在。会晤继续举行，语言继续重复，结构继续维持，但其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却在逐步松动。到那时，会晤的主要功能，或许不再是推动问题解决，而是确认体系本身仍在运转。 这或许正是“习郑会”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不仅是一场具体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当代政治沟通在复杂环境中的某种困境：既需要控制不确定性，又难以提供足够信息；既追求表达的一致性，又必须面对现实的多样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决定外界判断的，往往不再是会晤本身，而是会晤之后的行动。如果信号能够转化为具体、连贯且可验证的政策路径，那么其影响仍有可能延续；反之，如果表达与行动之间持续存在落差，那么再精致的沟通形式，也难以长期维持其说服力。 归根结底，政治沟通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表达本身的完美程度，而取决于它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程度。当“稳定”更多依赖于被展示，而不是被感知时，这种差距终究会显现出来。而“习郑会”所呈现的，正是这一差距正在被逐步放大的过程。 The Xi-Zheng Meeting: A Carefully Orchestrated Diplomatic Performance Author: Wang Xiaoguang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Zhou Min Translator: Ge Bing Abstract: The “Xi-Zheng Meeting” was...

作者：Reng Feng（冯仍）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近日读到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被重判的消息，我心情沉重，也深感愤怒。据《欧洲之声》报道，2025年10月8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到2026年1月，多名成员被捕；3月30日闭门开庭，3月31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七年半，其余成员分别被判处七年至三年不等及缓刑。 《欧洲之声》报道截图-网址：sinoeurovoices.com 这起案件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判决之重，而是它再次暴露了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根本荒谬：宪法写有“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当作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结社自由”并不是海外民主人士强加给中国的概念，而是中共自己写入宪法的政治承诺。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现行宪法文本中，这一条至今仍在。(npc.gov.cn) 问题在于，这样的条文在中国长期停留于纸面。 如果公民真正按照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宣读党章、选举负责人、表达政治理念，本来正应属于“结社自由”的范围；可在中共治下，这样的行为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会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说明，中共宪法中的“自由”，很多时候只是门面，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党专政下的政治禁令。 中共当然不会直接承认自己否定宪法。它更常用的办法，是在宪法之外建立一套审查、登记和监管体系，将公民自由层层架空。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表面上说是为了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实际上却要求社会团体必须经过主管单位审查并依法登记，同时不得触碰所谓“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边界。(xzfg.moj.gov.cn) 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制度安排早已不只是管理程序，而是政治过滤机制：凡是不挑战体制的组织可以存在，凡是真正独立、具有民主诉求的组织，几乎不可能获得合法空间。 因此，北京党部案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整个制度的真相：中共最害怕的，不是暴力，而是中国人认真地把宪法上的自由，当成真实权利来使用。 据公开消息，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所强调的原则是“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所表达的目标是在遵守宪法、平等竞争的基础上，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社会公正。(sinoeurovoices.com) 这样的主张，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本应属于正常的公民政治活动；可在中共眼里，却成了必须消灭的威胁。这再次说明，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结社；不是阴谋活动，而是公开表达；不是非法颠覆，而是人民不再甘于沉默。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Not Free”，总分仅9分（满分100分）。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网址：freedomhouse.org 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一个连宪法所写“结社自由”都不能兑现、反而把和平建党定成重罪的国家，何谈真正的法治，何谈现代政治文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例。2026年2月，杭州法院又以 “寻衅滋事罪” 判处浙江民主党人邹巍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独立作家昝爱宗有期徒刑三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案件开庭时家属旁听同样受到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网址：rfa.org 北京案与杭州案，罪名不同，逻辑却完全一致：只要你试图在党的控制之外保留一点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组织空间，维稳机器就会迅速启动。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共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才具有格外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人不是只能永远活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也有权追求民主、多党竞争和政治自由。 我自己也是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在中国，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压迫，而是不敢碰；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在一党专政下，真正像公民那样生活，往往就要付出沉重代价。也正因如此，每当我看到国内仍有人明知危险却坚持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地表达民主理念，我心里都充满敬意。因为他们的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见证：见证中国并不是没有追求自由的人，见证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熄灭，也见证中共所谓“法治”常常不过是政治镇压的外衣。 从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成立，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北京重新举旗，这说明自由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哪怕中共用抓捕、审判和判刑去压制，也无法消灭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 今天被重判的这些民主党人，不应被遗忘。 他们的名字，不应只停留在一纸判决书里。 海外的我们，也不应只是转发消息后继续沉默。 因为沉默，只会让暴政更加肆无忌惮；发声，至少能告诉世界，也告诉中国人民：问题从来不在人民追求自由，而在一个政权把宪法写成门面，把结社自由写成摆设，把和平建党都视为敌人。 宪法写着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判成重罪。 这不是法治的威严，而是制度的自我揭穿； 这不是国家的自信，而是专制的深层恐惧； 这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对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原则的公然践踏。 愿更多人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愿更多中国人看清这个制度的真相。 也愿中国有一天，不再因为一次结社、一场宣誓、一句真话，就有人失去自由。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o why has the peaceful establishment of a...

作者：付静争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近日，在中国北京，中国民主党副主席王石被判刑7年半，党组成员：李武、赵强、李云、孙帅、李飞、于阳、被判处三至七年不等的刑期及缓刑，党主席：王蕴溥已流亡海外。被北京第二人民法院闭门判刑“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被秘密审判并判处重刑的消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作为一名身处海外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我对此深感震惊与愤怒。 这些被判刑的民主党成员，以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政治表达。他们主张宪政、法治与基本人权，这些理念，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都应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行为却被定性“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刑事的重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然而，这一制度在现实运作中，主要限于体制内党派。既然是共产党的体制内的多党派，那请问：何谈民主多党协商？还是你共产党自己说的算。任何试图在这一体系之外独立组织力量的行为，往往会被迅速压制，甚至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 “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等很奇怪的罪行。 这种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仅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也使公民对制度的信任不断流失。一个真正稳定与自信的社会，不应惧怕不同声音，更不应将和平表达视为威胁。 近年来，类似案件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从拘捕、秘密审理，被消失，没收护照，限制出境，软禁不许与家人接触等等，这些做法持续引发外界对基本权利状况的担忧。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政治参与权，早就没有了。 在此，我郑重发出以下呼吁： 第一，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相关案件纳入人权评估、签证政策及外交议题之中，对涉及严重人权问题的行为施加持续关注与实际压力； 第二，呼吁海外华人社会，不应对正在发生的现实保持沉默。无论立场如何，基本人权问题不应被忽视，更不应被遗忘；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其已签署并承诺推进的人权原则，并切实履行已批准的国际人权义务，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和平表达、释放所有因言论、曾教与结社而被拘押的人员。 历史反复证明，压制无法消除对自由的追求。相反，在持续的高压之下，仍有人选择站出来，这本身就说明，追求权利与尊严的意志从未消失。 也许个人的声音有限，但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沉默，改变便有可能发生。 我发声，并非因为没有恐惧，而是因为深知沉默的代价更为沉重。 When “Multi-Party Cooperation” Exists Only on Paper: A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Party’s Realistic Concerns and Appeal Author: Fu JingzhengEditor: Zhao...

朱虞夫先生： 您好！ 近日拜读您与郑存柱先生联名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恢复政协的正常功能：邀请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通篇阅读之后，我对您长期以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勇气与坚持，依然深怀敬意。您在提案中提出，希望恢复政协设立之初的政治协商精神，让包括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在内的不同政治力量进入协商体系，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向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这种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政治进步的愿望，本身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认真思考之后，我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以坦诚而尊重的方式向您提出讨论。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以来，其政治结构、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对社会的控制机制，已经形成了高度封闭且自我保护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中，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空间极为有限。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短暂的“政治协商”的表面景象，但很快便以严厉的政治运动作为收场。1957年的反右运动，正是一个深刻而沉痛的历史例证。许多原本被邀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最终却被打成“右派”，其后数十年的人生命运因此彻底改变。 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不得不对“体制内部改良”的可能性产生深刻怀疑。 表面上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设计上，本应成为多党派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但在现实运作中，所谓“民主党派”早已成为体制内的附属组织，它们在政治上公开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真正独立的政治立场与监督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政协更多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而非真实意义上的政策辩论与制度监督平台。 因此，尽管您提出邀请反对派政党与异议人士进入政协，是一种试图恢复制度本意的努力，但这一设想依然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中国共产党愿意主动开放权力结构，并允许真正的政治竞争与监督存在。 而这一前提，在现实政治逻辑中却显得极其脆弱，不现实的。 纵观近几十年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习上台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逐渐放松对社会与政治空间的控制，反而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更加集中化和收紧化的趋势。独立媒体空间不断缩小，民间组织受到严格限制，言论环境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真正的反对派进入政协，恐怕不仅难以实现，甚至在现行政治环境中几乎没有现实可能。 更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恰恰说明现行体制已经积累了大量深层矛盾。如果一个制度在几十年时间里始终拒绝建立真正的权力制衡机制，拒绝允许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监督，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很难通过局部修补来完成自我更新。 正因如此，我个人逐渐形成一种较为悲观却也更加现实的判断：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部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政治结构中长期积累的问题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权力长期缺乏监督与制衡时，制度内部往往难以自我纠正。真正的政治转型，往往来自社会力量、历史环境以及制度压力的综合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执政集团的自觉改变。 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期待一个已经高度固化的权力体系主动开放，不如更加清醒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任何政权，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只要长期背离社会公义与人民权利，终究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历史长河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统治集团，最终大多都成为时代的过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理性、和平与文明的原则。恰恰相反，在面对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时，更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与道义的坚持。对于过去历史中发生的种种政治迫害与制度性伤害，也终究需要在未来某个阶段通过公开、透明、法治化的方式进行历史清算与责任追究。这既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真正和解与重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先生长期以来以诗人与行动者的身份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您的经历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也十分希望未来中国的政治讨论能够更加坦诚、多元，而不同路径之间也能够彼此理解、相互讨论。 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我们或许有不同的判断与策略。但所有追求自由、法治与尊严的人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尊重公民权利、拥有制度制衡、能够保障人性尊严的现代国家。 谨以此信表达个人的一点思考，若有不当之处，尚祈海涵。 顺颂 安好。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之春》《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缪青 2026年3月6日 朱虞夫回复缪青： 缪青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 ！我完全赞同。中共的本质难道还有人比我更清楚吗？王某的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我还不知道其醉翁之意吗？有人对苍蝇说，我给你消消毒，苍蝇不会答应，因为它的本质必须是脏的。但是可以通过苍蝇的讳疾忌医让大家更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我发此文到群里的时候给张致君说，用意一，给中共添堵；用意二，给国内民主党朋友打气。与其空喊口号，不如大家都来为“两会”献计献策。 An Open Letter to Mr. Zhu Yufu Mr. Zhu Yufu: Hello! Recently, I read the "Proposal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Restoring the...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2026年1月18日，在北加州藏人文化中心举办的藏历新年市集中，华语青年挺藏会设立摊位，举办“为藏人政治犯写明信片”活动，呼吁外界关注仍被关押的藏人良心犯处境，并持续声援此前被中共当局逮捕的华语青年挺藏会成员张雅笛。这是该会第二年以此形式表达对藏人追求自由与人权的支持。 在去年已整理完成的20位藏人良心犯资料基础上，主办方今年新增整理了10位，均涉及因非暴力表达、宗教活动、文化保护或社会倡议，而被以“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等模糊罪名判刑或长期羁押，关押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川、青海及西藏自治区的监狱系统。 本次活动由华语青年挺藏会发起，组织者包括一名匿名工作人员，以及 Pema、段荆棘、小翠、卢克等人。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族裔和背景的民众参与，现场不断有民众驻足了解藏人政治犯的个案，并亲手书写明信片，表达关怀与声援。 活动现场陆续有藏人及藏族孩童前来参与。当他们得知该摊位主要由华语背景的参与者自发组织，并长期持续为藏人政治犯发声时，多位藏人表达了真挚的感激之情。其中一位藏族朋友表示，在海外看到汉人主动声援藏人处境，让他们感到并不孤单，也让跨族群之间建立理解与信任成为可能。 多位活跃于湾区的人权与民主运动人士亦到场担任义工，参与书写明信片并向公众介绍相关个案。亦有多位中国民主党成员到场支持，以实际行动声援藏人政治犯及相关人权议题。 活动现场，不同族裔的参与者在摊位前驻足交流。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妻在询问活动内容时，也就「在美国举办反共或人权相关活动，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亲共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骚扰」这一问题，与主办方成员展开了进一步的交流。讨论随后自然延伸至两岸关系、民主制度与威权扩张等议题。 两岸观点交锋：抵抗意志与民主生活 针对台海局势的复杂性，作者此前在湾区的某场活动中，曾分别与两位台湾年轻人进行交流。当谈及中共对台文攻武吓时，其中一位避而不谈，另一位则认为“大陆现在发展不错”，若抵抗换来的是战争与死亡，他宁愿选择“和平统一”。 对此，台湾女士 Stacy 表达了不同看法：首先，在讨论两岸议题时，Stacy 以「台湾」与「中国」作为清楚区分，而非使用「中国大陆」或「大陆」，以避免将台湾纳入中国主权叙事框架，并凸显台湾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历史、政治与社会主体性的民主社会。接着，她认为，这两位年轻人反映的是目前台湾民调中的少数「投降派」（约二成），多项公开的民调资料显示，比例超过一半，甚至在某些调查中超过六成，展现出愿意抵抗武力入侵、守护家园的战斗意志（乌克兰人战前约四成）。Stacy 的回应，令现场关心台湾人民处境的大陆民运人士稍微松了一口气。 当被问及旅美台湾人对政治与台海局势的关注度时，Stacy 表示，台湾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密切相关，从地方首长到总统选举，公民参与已如同空气与水一般自然。她观察到，相较之下，中国大陆似乎较少人关心与讨论公共事务。对此，作者现场补充并澄清：大陆并非无人关心政治，而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公开讨论，勇于发声者往往面临打压甚至有刑事风险；官方宣传中反覆强调的「民主」「自由」与「法治」口号，恰恰反映了现实环境中的匮乏。 威权压迫与扩张侵略 相较于香港、图博（西藏）与维吾尔（新疆）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体系下，并承受不同形式的制度性压迫，台湾在历史上从未被中共统治。香港近年快速收紧的政治控制、西藏长期的宗教与文化压制，以及新疆对维吾尔族群的高度监控，皆显示威权治理对社会自由的实质冲击。台湾所面对的，则是一个试图透过政治、经济、资讯网络与军事手段扩张影响力的极权国家，而非既有统治关系下的内部压迫。 历史上，当年随国民党迁台的人口仅占台湾总人口的少数，台湾社会本身具有不同于中国的族群结构、历史经验与民主化路径。这样的背景，也使台湾在面对统战与安全威胁时，展现出独特的社会韧性。 国际评比与未来展望 在谈及台湾的民主表现时，Stacy 援引国际评比指出，根据经济学人资讯社（EIU）于 2025 年 2 月底发布的「2024 民主指数」，台湾全球排名第 12、亚洲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