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纪念抗击俄罗斯入侵四周年 反对任何援助侵略行为 报道 拍摄：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2026年2月28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办的“声援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四周年”集会，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支持乌克兰，反对侵略战争，并关注对俄战争提供支持的各类行为。 活动召集人方政、何颖，策划发起人陈森锋是活动现场主持。主办方表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原本被侵略者认为可以迅速结束的战事，却演变为长期消耗战，时隔四年，已经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与严重的人道危机。当天集会除悼念死难者外，也强调坚守国际法与反对侵略的重要性。 策划者陈森锋在发言中回顾战争爆发的背景，指出入侵行为公然挑战国际秩序。他表示，乌克兰人民在强大军事压力下选择抵抗，而非屈服，「这不仅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也是为了守住自由社会的底线」，他们用血肉守护家园，用不屈的意志守护自由，他们深信，面对侵略，任何形式的默许或妥协，都会为未来埋下更大的冲突隐患。 中国民主党党员郭志军表示，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长期炮火导致无数家庭破碎，城市成为废墟。他指出，这场战争关乎主权、自由与国际规则，「侵略若得不到制止，受损的不只是乌克兰，也会削弱整个国际社会对正义的信心」。他同时呼吁各国在外交与经济政策上避免任何可能延长战事的行为。 中国民主党预备党员唐奇在发言中批评中共当局对俄政策立场，质疑其「中立」说法与实际作为之间的差异。他呼吁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战争协助，并敦促对侵略行为作出明确谴责。「当侵略发生时，立场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沉默也可能成为纵容。」 蒋书清表示，四年战火并未击垮乌克兰社会的意志，反而促使更多人团结起来。他强调，自由与民主的价值需要实际行动来维护，「如果对侵略视而不见，将来任何地区都可能面临相似命运」。他呼吁自由社会保持警觉与团结。 中国民主党萨克拉门托支部主任卫仁喜指出，俄乌战争提醒世人，主权与人权问题不能被地缘政治利益所掩盖。他认为，对侵略行为的明确态度，是维系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并呼吁各方以具体行动支持和平与正义。 发言人郭鉴鑫则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输送与战争协助，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当更多人站出来支持受侵略的一方，守护的不仅是一国边界，更是人类社会对和平与尊严的共同承诺。」 此外，与会者高俊影、吴志创等人也现场带领大家呼喊口号。 ——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 ——反对侵略，守护自由 ——停止援俄，停止战争 ——正义必胜 ——荣耀归于乌克兰 与会人士表示，战争的残酷与庞大伤亡数字，令成长于和平年代的人们深感震惊与愤慨。他们认为，独裁者的权欲熏心往往将平民推向战火前线，而国际社会若因短期利益而选择观望或妥协，最终付出的代价是不可挽回的。集会现场情绪高昂但秩序井然，参与者强调以理性与公民责任发声，并表示将持续以和平方式表达立场。 San Francisco Rally Holds Solidarity for Ukraine Marking...

作者：唐奇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摘要：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造成大量平民与军人伤亡、基础设施毁坏和数百万难民。文章以数据谴责俄罗斯入侵，呼吁国际社会坚持规则与正义，支持乌克兰实现和平与重建。        2026 年 2 月 24 日。对于世界而言，这或许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刻度；但对于乌克兰，这是这场由俄罗斯发动的全面入侵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的凛冬。一千四百六十个昼夜的炮火，不仅撕碎了主权国家的边界，更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躯体上留下了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伤痕。        站在四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为受难者哀悼，更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据，对这场非正义的侵略行径发起最严厉的谴责。 一、 凋零的生命：数据背后的血泪        战争最直观的残酷，莫过于对生命的漠视。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HCHR）截止 2026 年 2 月发布的最新核实数据，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乌克兰境内已证实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 15,000 人，另有超过 41,000 人受伤。联合国同时强调，由于前线及俄占区（如马里乌波尔等地）的数据极难获取，实际伤亡数字可能远高于此。        更令人痛心的是，根据联合国 2026...

——中共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的滔天罪行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一个正常社会，婴儿死于手术台、学生死于校园，都会引发彻底、独立且透明的调查；死亡本身虽不可逆，但至少真相能够被还原，责任能够被追究，制度能够被反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期待几乎注定落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统一口径的官方通报、迅速消失的网络讨论，以及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强力压制。死亡并未带来真相，只带来了更深的沉默。         2025年底发生的“宁波小洛熙”事件，与2026年初河南新蔡中学生在校突然死亡事件，表面看似两起彼此无关的“个案悲剧”，却在处理方式、舆论控制和权力反应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当这两起事件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加以审视，即中共政权长期被国际社会指控、却始终拒绝接受独立调查的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所谓的“偶发”“巧合”便显得愈发站不住脚。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个由权力垄断、信息封锁与生命物化所构成的制度性结构。         小洛熙是一名年仅五个月大的女婴。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她所接受的是一项“技术成熟、风险可控、成功率较高”的心脏手术。然而，手术结束后不久，这个尚未开始理解世界的生命便永远停止了呼吸。真正引发社会震动的，并不仅是婴儿的死亡本身，而是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在事后表现出的高度防御姿态：关键医疗信息披露前后矛盾，家属获取完整病历和影像资料困难重重，官方通报反复修改乃至下架，网络舆论迅速被引导至“理性看待”“避免网暴医生”等方向。         在一个真正以生命为核心价值的医疗体系中，婴儿术后死亡理应自动触发最高等级的独立调查机制，调查过程应当对家属与社会保持透明。然而在中国，调查由谁主导、专家由谁遴选、结论由谁发布，始终指向同一个权力中心。当权力既是裁判者，又是潜在责任方的保护者，所谓“专业结论”便难以获得基本的公信力。    ...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至今已数年，但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未随着封控解除而真正过去。相反，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社会创伤，潜伏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之中，也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深处。对这场灾难的回顾，不应止于“疫情防控”的技术讨论，更无法简单归结为“不可抗力”。因为在这场瘟疫之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社会撕裂与长期心理创伤的，并不仅是病毒本身，而是一个长期依赖信息控制、行政强制与政治优先逻辑运转的统治体制。         2020年初，在疫情尚未全面爆发之前，风险信号事实上已经出现。武汉多名一线医生在临床中发现异常病例，并尝试以专业判断向同行示警。然而，这些出于职业责任的提醒，并未被视为公共卫生预警，而是迅速被定性为“扰乱秩序”。多名医生遭到约谈和训诫，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并非政治异议人士，也未试图挑战权威。他只是履行了医生在正常社会中最基本的义务——基于事实提醒风险。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真相本身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的死亡，使这场疫情首次以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个人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         疫情早期的信息延误与压制，后来被证明对防控窗口期造成了严重影响。多项研究与回顾性分析指出，如果在早期阶段采取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疫情的扩散规模与社会代价本可以显著降低。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首要反应并非风险沟通，而是舆情管控；并非医疗准备，而是维稳优先。这种反应模式，并非偶然失误，而是长期政治激励结构下的必然选择。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极端行政措施。封城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卫生合理性，学界至今仍存在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配套准备严重不足。交通骤停、医疗资源调配失序、普通病患就医受阻，导致大量非新冠患者在封控期间陷入无医可治的境地。在官方统计中，这部分“次生死亡”长期缺乏系统呈现。与此同时，殡仪系统超负荷运转、骨灰集中发放等情况，被大量市民以影像与文字记录下来。多种迹象显示，官方公布的数据难以全面反映疫情对社会造成的真实生命损失。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公开、独立的调查，相关讨论也很快被纳入严格的信息管控之中。         疫情在武汉的失控并未促成制度反思，反而推动了一套更具政治化特征的防疫模式在全国铺开。“动态清零”最初被描述为临时应对策略，但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一条不可质疑的政治路线。病例数字、封控力度与官员问责机制直接挂钩，使公共卫生决策日益脱离专业判断，而更多服务于政治安全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封控措施不断加码。一些社区被长期封闭，居民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核酸检测从风险筛查演变为日常行政要求；健康码成为影响出行、就医与基本生活的关键工具。多起经由媒体与民间记录披露的事件显示，孕产妇、老人及重症患者在封控环境中因就医受阻而遭遇严重后果，甚至失去生命。         这些悲剧往往被解释为“执行偏差”或“个别问题”，但从制度角度看，它们并非偶发。缺乏问责机制的权力结构，使得基层在压力传导下倾向于采取最严厉、最保守的手段，以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逻辑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不断边缘化，服从成为生存前提。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发生的一场居民楼火灾，使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疑问集中爆发。火灾发生时，该小区处于持续封控状态。事后流出的现场影像与多方证词显示，逃生受阻、通道受限等因素，对人员伤亡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官方最初试图将事件与防疫政策切割，但随后相关部门也承认管理和应急处置存在严重问题。这场火灾之所以引发全国范围的情绪震荡，并不仅因为伤亡本身，而在于它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揭示了封控政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当行政秩序被置于生命之上，当“按规定办事”压倒基本人道原则，防疫便不再是保护，而可能转化为风险本身。         随后在多地出现的白纸抗议，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集中体现。参与者并未提出复杂诉求，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长期封控、信息不透明以及权力失责的不满。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恐惧并非牢不可破，沉默也并非永久。然而，政策转向同样缺乏审慎准备。在2022年底，防疫措施迅速全面放开，但并未同步建立分级医疗、药物储备与重点人群保护机制。长期封控已削弱基层医疗承受能力，而突然放开则使医疗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冲击。多地医院出现挤兑现象，药品供应紧张，殡葬系统承压。由于统计与信息发布的不透明，社会至今仍难以了解这一阶段的真实伤亡情况。         从极端封控到无序放开，这种政策急转弯并非科学调整的结果，而更像是在政治路线难以为继后的被动收场。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始终缺乏参与权与知情权，也缺乏对决策者进行问责的制度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亮医生的象征意义愈发凸显。他并未制造危机，而是试图阻止危机；他并未挑战秩序，而是尊重事实。他的遭遇表明，在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体制中，专业良知本身就可能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纪念李文亮，并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更是对制度性失责的追问。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类似的灾难就无法被真正总结，只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疫情终将过去，但它所暴露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一个将稳定置于生命之上的统治逻辑，一个将忠诚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记住李文亮，记住武汉，记住乌鲁木齐，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拒绝遗忘；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Disaster Caused by Human Factor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Liquidation of Xi Jinping’s Autocratic Rule Abstract: The enormous...

作者：关永杰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8日，在北加州藏人文化中心举办的藏历新年市集中，华语青年挺藏会设立摊位，举办“为藏人政治犯写明信片”活动，呼吁外界关注仍被关押的藏人良心犯处境，并持续关注此前被中共当局逮捕的华语青年挺藏会成员张雅笛。这是该会第二年以此形式表达对藏人追求自由的支持，在去年已经整理出来的20位良心犯资料的基础上，在多方支持与协助下，今年他们新增整理了10位藏人良心犯的简历和案情资料： 1、西绕•降央列谢（Sherab Jamyang Lekshey）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僧人，色达县叶纳寺（Yena Monastery）住持。因反对金沙江“岗托水电站”项目而参与请愿活动，2024 年 2 月遭抓捕。 2、贡布次仁（Gonpo Tsering）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僧人，叶纳寺行政负责（Administrator）。同样因反对金沙江“岗托水电站”项目而参与请愿活动，2024 年 2 月遭抓捕， 3、泽嘎嘉措（Zega Gyatso）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僧人，僧侣及宗教教师。2025 年 7 月 2 日被捕，被指控“向境外汇款”等未明确说明的罪名。 4、岗•次仁卓玛（Gang Tsering Drolma）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大则乡岗扎村藏族作家、人权与教育倡导者。长期从事藏语写作、文化保护与社会活动，被指控“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 5、果•喜绕嘉措（Go Sherab Gyatso，别名：果喜...

编辑：冯仍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浙江的响雷，山东的曙光，使国内公开层面的民运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筹组公开反对党的高度。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正在孕育之中。 在专制制度下，催生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注意：不是秘密层面的反对党，此问题以后讨论），需要客观和主观的很多条件。这里，我只想谈谈主观因素，即我们民运自身可以掌控的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勇气和策略等。 上一篇文章中，我主要谈的是勇气。我始终坚持，勇气为第一要素，勇气为开路先锋。在当前，勇敢是最大的道德体现。试想，当人们通通勇敢地走向牢房的时候，再专制的牢房都会被踏平，牢房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问题是，有勇气的人，并不是很多。这就涉及到避免或减少镇压损失、让胆量不是那么大的人士也能参与，争取中间人士的同情、争取舆论的支持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策略问题。 只有勇，没用谋，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只会谋，缺少勇，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种倾向都要避免。 策略是桥和船，是抵达彼岸不可或缺的工具。毛泽东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句话有道理，不可因人废言。讲起毛，可能大家还记得四六年的重庆谈判。毛到了重庆，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三民主义万岁，俯首称臣，做了一场漂亮的 “政治秀” 。这是什么？这是策略。毛泽东打江山的一些策略，是成功的。舍之，到不了彼岸，达不成政治目标。 策略之所以运用，乃为绕过礁石，达到彼岸；策略的原则，是削弱对手，壮大自己，争取群众；策略的生命，在于其灵活性。船为绕过礁石，有时必须采取迂回；为了避开浪头，甚至走段回头路。关键是灵活二字。 我们的口号是，让勇气与道义使魔鬼退却；让战略与策略使魔鬼迷惑。 这次，浙江和山东的民运朋友们，在组党过程中的策略表现如何呢？我说，很好。我从天时、地利、人和等角度分析一下。 天时：时间是可以基本由自己掌握的。浙江选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举事；山东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夫人访华前夕响应。两个时间都不错。此时，中共一时不好抓，要给客人一个面子。几天之后，舆论已经造大，也难以下手。下了手，克林顿、罗宾森肯定要表态，中共后患无穷。 地利：浙江和山东都是民运力量比较雄厚的地方。 人和：浙江、山东的民运人士比较团结，心齐。除此之外，人员的分线安排也很有策略，第一线冲出来公开注册，第二线预备，第三、四线人员做后援和后勤。 提法：浙江明确表示尊重中国宪法，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山东的组党申请提出，尊重江泽民的国家元首地位，承认中共为执政党。这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招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中共心知肚明，但是又不好说。棋下到这个地步，可说是出自高手。 做法：完全公开、合法、合中共的法。注册人员公开、纲领公开、做法公开。除了注册外，浙江朱康大还上街公开散发了上千份的“宣言”。王有才和王东海等人被抓后，二线人员通过合法手段申请示威抗议，明知得不到批准，但造成舆论，争取了同情。合法斗争还有一着：法律抗争。你不是有法吗？我就来个以法抗争。为此，各地民运人士组成了法律后援会，二、三线人员给被捕者聘请了律师。如果中共审判王有才，一场法律大战不可避免。其它的做法，如声援灾区、谴责印尼屠华等，不仅合法，而且得分。 总之，这次浙江和山东民运在策略上的操作，可圈可点，给后继者提供了不少借鉴。当策略灵活得使魔鬼迷惑时，我们算是相当地成功了。 前面还有很多弯路，还有很多浪头，还要设计一系列的策略。勇气带动下的策略运用，仍须我们仔细探讨。 （作者为中国之春创办人，现任民主正义党发言人）（1998, 9, 9） Wang Bingzhang: Let Flexibility in Tactics Confound the Devil— Reflections No. 2 from the Zhejiang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