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从“三大改造”到新时代的伟大闭环 作者：漠北孤侠 ​新华社最近又发表了社论，题目叫《三大改造 伟大进程…》。读完这篇宏文，我不禁抚掌大笑。在这个流行“复古”的年代，中共喉舌终于不再遮遮掩掩，而是迈着正步、吹着喇叭，带大家集体穿越回了那个借尸还魂的激昂年代。 ​正所谓“初心不改，抢掠不止”。一个甲子的轮回，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画了一个完美的黑色幽默同心圆。当年那些靠“暴力、谎言与明抢”起家的招数，换了个数字化的马甲，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回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看呐，这一场优雅的“合法洗劫” ​要看懂今天的戏码，必须先复盘一下当年那场被冠以“伟大历史进程”的“三大改造”。那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用枪杆子和厚脸皮共同谱写的“抢劫交响乐”。 ​农业改造上演的是一出从“耕者有其田”到“地主变长工”的戏码。中共进城前，拿着《新民主主义论》对农民兄弟信誓旦旦，承诺跟他们干就能分田地。农民兄弟一听，热血沸腾，推着小车把中共送进了北京。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三大改造”枪声一响，先是互助组，再是初级社，最后变成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农民兄弟手里的土地证还没捂热，就被一夜之间收归“集体”。这分明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钓鱼执法”加“空手套白狼”。 ​工商业改造则是从“白天敲锣打鼓”演变为“晚上跳楼自杀”。对于城市里的资本家和手工业者，中共发明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词汇——“赎买”。听起来像是国家掏真金白银买资产，实际上核定资产时全是官方说了算，给的“定息”低到连通胀都跑不赢，而且只给几年。更绝的是政治高压，资本家们白天要戴红花、敲锣打鼓地把自家的工厂、店铺双手奉献给国家，晚上回到家则看着账单抱头痛哭。当时上海的市长陈毅每天上班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的是受不了公私合营和政治运动侮辱、选择跳楼自杀的民族资本家们。这不叫改造，这叫优雅的持枪抢劫，抢了你的钱，还要你全家 kneeling 唱赞歌。 ​ 不仅谋财，更要灭绝人性的制度阉割 ​“三大改造”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让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陷入了绝对贫困，它更深远的罪恶，在于对中国社会实施了一场全方位的、百年难愈的精神阉割与人性荒芜。这种全方位的摧毁，深刻地体现在社会的不同层面。 ​在经济层面，改造前本有着产权清晰的百年老店与市场内生动力，改造后则将产权彻底消灭，变为了权力绝对垄断，导致社会彻底丧失了创新与生产的效率。 在制度层面，过去民间保有着宗族自治、社团以及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缓冲空间，改造后党权的触角彻底延伸至床头，告密制度化，形成了全能型的极权统治。 ​在文化与人性层面，传统社会敬天法祖、讲求仁义礼智信与私产不可侵犯，改造后则流毒至今，变为了见利忘义、唯权力是从，人性彻底沦为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 ​产权的覆灭带来了契约精神的死亡。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但“有恒产者有恒心”是千百年来民间的共识。买卖有契约，土地有地契。“三大改造”以国家暴力的形式，在极短时间内把数千年积累的私有产权砸得粉碎。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恐怖的认知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在这个国家，任何财富都是暂时的，唯有权力是永恒的。契约变成了废纸，信用变成了笑话。 ​最惨烈的摧毁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的族群心灵深处。为了配合这场掠夺，中共动用了全套的谎言机器和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儿子批斗父亲，妻子揭发丈夫，伙计背刺老板。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伦理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阶级仇恨。当一个人连自己合法赚取的财产都无法保护，甚至要把出卖亲人当作生存技能时，这个族群的人性就彻底荒芜了。这种灵魂的沙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普遍的互害模式，这笔孽债，哪怕过了一百年，都未必能还得清。 ​一甲子的轮回，抢掠基因的必然觉醒 ​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押着相同的韵脚。今天，距离当年的“三大改造”刚过约一个甲子，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又卷土重来了。 ​看看近些年上演的魔幻现实剧吧：民营企业家们被要求“听党话、跟党走”，甚至有御用文人公开高呼“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型互联网巨头、教培行业、游戏产业，在一夜之间被行政命令砸得粉碎，或者是被强行入股，实现了新时代的“公私合营”。各路大亨纷纷“杯酒释兵权”，主动把辛辛苦苦创立的企业控制权双手奉还。 ​这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有人总觉得，当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共改邪归正了。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于一个以“消灭私有制”写进根本章程的组织来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是它在当年的抢掠政策导致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后的“养猪策略”。猪养肥了，圈养大了，国库空了，或者觉得这些肥猪开始威胁到猪圈主人的绝对安全了，那怎么办？杀猪取肉，顺理成章。 ​这根本不是什么政策的摇摆，而是这个政权骨子里的基因觉醒。它的初心就是抢掠，它的本领就是暴力，它的合法性全部建立在谎言之上。指望它能世世代代保护私有财产、遵守市场规则，就像指望一头狼能长期茹素一样，纯属痴人说梦。 ​此劫难逃的族群与宿命的黑色幽默 ​新华社的社论还在继续高歌猛进，它在赞美那个摧毁了中国社会生机的“伟大进程”，实际上是在为下一轮更惨烈的掠夺吹响冲锋号。 ​看着台下那些一边鼓掌、一边瑟瑟发抖的现代“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历史老人露出了最尖锐的嘲笑。六十年前，他们的爷爷辈敲锣打鼓送走了资产；六十年后，他们拿着智能手机，在宏大叙事下，战战兢兢地交出自己的股权和钱包。 ​这一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寄养的族群，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莫比乌斯环。因为谎言，他们放弃了思考；因为恐惧，他们服从了暴力；因为懦弱，他们默许了抢掠。既然当年的历史教训被他们当成了“伟大的成就”来歌颂，那么历史就绝不会吝啬于让他们把当年的苦难再重新品尝一遍。这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求仁得仁”？ ​匪帮的初心确实从未改变，而这个族群的劫难，恐怕也才刚刚开始下一轮的循环。 编辑：Geoffrey Jin 翻译：戈冰 A Six-Decade Symphony of Plunder: The Grand Closed Loop from the "Three Major Transformations" to the New Era Author: Mobei Guxia...

作者：陈西 尊敬的共和国公民： 2026年6月10日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即将来临，这个由中国政府提出，得到世界上80多个国家支持的“国际日”来临，作为共和国公民，我们当然得站出来，给政府点赞的同时，并支持政府本国“文明对话国际日”项目的建设！ 继首届“文明对话国际日”后，今年我们推出的主题是：促进我国公务员财务公开话题。 为什么是我国，而不是外国？ 我们发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156个）国家都早实行公务员财务公开制度了；而作为负责任大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本国远远落后了！中国人大至今还没有通过“国家公务员财务公开法”。 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早有有识之士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并讨论过了，该法案至今仍冰冻在人大，是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期盼“公务员财务公开”法尚未盼来，却等到了5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准贪证”的到来。 怎么良法未到，恶法却先到来呢？！ 是什么原因阻止了良法的通过？！ 人大在立法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点，堵点？！ 有什么卡脖子的事情，迟迟不能通过该法呢？！ 良法立法受阻，恶法立法反而得到通过，这说明，单靠上层单方面立法已经成问题，我们不妨在“文明对话国际日”来讨论这些“卡脖子”的问题，全社会动员起来与上层有识之士多方互动，共同推动良法——“公务员财务公开”法案尽快落地。 故，继首届“公民对话联盟”平台活动，我们这次对话平台呼吁全社会都来对话，共同参与解决良法提案被“卡脖子”的事！  第二届“公民对话联盟”平台发起人： 贵州贵阳公民_陈西-手机号：18198281954 （社交软件同号） 浙江杭州公民-陈树庆微信号：wxid-wmhnbocidh4k22 湖南怀化公民-唐浩铭手机：13212390018，13974518171（社交软件同号） 江西赣州公民-刘少明手机：18802016201（社交软件同号） 贵州贵阳公民-徐国庆手机：13984086628（社交软件同号） 湖北潜江公民-姚立法（13339728964）（社交软件同号） 山东德州公民-陈立勇手机：18005449982（社交软件同号） 四川成都公民-陈云飞：电话16718106764微信号：cyf1989-06-04 欢迎广大共和国公民参加第二届“公民对话联盟”活动： 从公告发出之日起，凡自愿公开留下电话号码，或微信号联系方式，或转发此信息的为“公民对话联盟”发起人，“志愿服务者”；以承担起当地“文明对话国际日”服务的工作。签名按参加先后顺序自动排名。  2026年5月20日   附陈西议论文：对话——教育的目的                               笔者定义：教育是使受教育者热爱和掌握对话能力。对话是人基本的生活方式，人的各种品德和能力唯经由对话而习得而显现而巩固。对话式教育始于苏格拉底，他称自己是文明思想品德的助产士，他以对话来开拓对话者的智力；他的学生柏拉图是这种对话教育的果实，也是老师事业的继承者；所以，他的几十篇名作都以《对话》体流传下来。 造物主造万物是有限，悖论的造；或者说，万物都不可能完善，都有缺陷，是一半一半的存在；造物主规定存在者得找回对立的另一半，以弥补自己的缺陷，克服自己孤独无援无继无未来的状态。 那么，以什么为媒介？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即世界”，人类认识世界只能通过语言为媒介来掌握，人类的能力和有限性都受到语言限制。语言成为人类唯一打开自己世界天窗的钥匙；如此而来，语言会反噬人类。如何克服语言的反噬，克服被语言的禁锢、受限、孤独、贫困且自大，人天然的缺陷？ 人类借助对话，或对话平台来克服不足。 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过往最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都以《对话》方式来开拓那个时代人的智性；所以，人文教育主要是经过《对话》方式来解放人的心智和培养人性。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最早扫盲启蒙教育就从读《圣经》释经的对话开始，他们的教堂区别于中土的学堂传统导致：他们没有语文课，只有对话沟通的阅读课。神学家马丁•布伯把对话看成是人克服孤独存在和原子化状态的必要条件。在他影响广泛的《我与你》一书中。他提出：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某种结论性东西，或表达一个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而是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神之间建立起真正有意义生活的先决条件。 如果要定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哈贝马斯是这样定义的：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人类区别于动物世界最明显的能力是讲道理。选举投票是结果，民主看重过程中的对话讨论；法治不是亮剑，法治是培养人在对话中讲道理的能力，这样就好理解法庭上“控、抗、辩”对话裁决的模式了。 但是，家文化学堂的特色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对话，而是听话。是把受教育者驯化成听话的巨婴，懂得服从才是金。就有金句：“沉默才是金”。所以，世界给中国人一个“哑裔”的称号。 教堂与学堂的区别：一个培养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对话，一个培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前者，在上帝面前人得认罪，承认自己的不足；方有释经、祷告、对话、交流沟通重要的过程；后者，是接受唯一正确答案，接受等级秩序的规训，顺从天命，和父母官的安排，做个“哑裔”，就不必有对话重要的过程。 学堂的传统起源于孔子。早在春秋末期，他就提出了:“以尊者为忌讳”的教育理念。他擅长祖宗崇拜，专业称为儒者，是搞祭奠业的，他十分看重社会秩序的建立。比如，在《论语》中，他也有对话，但是，他的对话是给出正确结论。他以顺从为教育目的，妄以家文化秩序的教育来解决在社会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如，异性之间的匹配和需求都由父母官来批准配给就是一例。 他在鲁国曾是该国父母官阶层之一，其父母官思维定式认为：“秩序”是最高的社会价值。“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唯一，结果，其他价值观都微不足道。而对话的教育观认为，秩序是次要，当下活着人的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所谓秩序当是人理性对话建立起来的“自生自发秩序”。 他没有注意到：建立在“尊者”，威权家文化的秩序是一种恶性惯性的秩序。人活在这种惯性秩序中，即活在历史决定论中；人被历史决定论压迫成为了奴隶，人必然失去主体的位格；于是，导致当下活着的人失去了主角意识，只有配角意识；更无奈的意识是，它培植了人活在堕性，惯性、路径依赖中而不能自拔；最终，人因受制于惯性秩序的反噬，只能在凄凉中灭亡。 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史是证据，当下公务员塌方式贪腐，特权者30多年都未通过“公务员财务公开”法案，并把可入罪标准提高到300万更是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特权阶层已经在重蹈覆辙，陷入到历史恶性循环中，陷入到旧秩序的反噬中，等待着其自取灭亡！ 大儒曾国藩就发现在“官本位”家文化下的无力感。因为，在家文化秩序下，似乎对话、讲道理、培养理性，独立思考能力都是有讳家长意志的；严重点说，都是在犯不敬不尊不孝，十恶不赦之罪。 对于巨婴来说，把一切都交给父母官搞定，有那点不好。这样，他们可省心地吃喝玩乐去旅游，可以不关心政治了! 选择题来了！ 在以对话或听话为教育目的理念之间，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选择前者：爱智慧、爱开放包容共和制的国家； 选择后者：爱愚蠢、爱封闭吸取性特权制国家。               ...

作者：陈立群 各位朋友、各位同道：今天，我们在多伦多再次聚集在一起，纪念1989年6月4日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7周年。37年了。那一夜的枪声、坦克的履带声、鲜血染红的长安街，至今仍在无数人的噩梦中回响。那不是什么“平息动乱”，那是中共政权对和平请愿的大学生和市民，对要求民主、反腐、要自由的中国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它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这个党从来不把人民当人。我们已经很多年不再喊“平反六四”的口号了。因为中共早已彻底失去了所谓平反的资格。一个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政权，没有资格审判自己，更没有资格对被它屠杀的人民“平反”。平反的前提是承认错误、承担罪责、接受正义的审判。而中共至今仍在封锁真相、抹黑死难者、监禁纪念者。它不仅不认罪，反而把屠杀包装成“伟大胜利”。这样的党，我们只剩下一个词给它——清算。37年过去，越来越多的真相从北京以外的省市浮出水面。我们看到成都、西安、武汉、长沙、广州、浙江……无数城市都发生过开枪镇压、坦克碾压、秘密处决和大规模抓捕。那些被掩埋的尸体、被消失的名单、被改写的档案，正在被幸存者、目击者和研究者一点点挖出来。这证明六四不是孤立的“北京事件”，而是一场全国性的、有预谋的屠杀运动。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和敌视，从来不是局限于首都，而是遍及整个中国。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浙江省共有上百人被抓捕并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或劳动教养。其中，仅在集中关押“六四”政治犯的浙江省第四监狱（现乔司监狱），被判刑期在一年以上的政治犯就达45人。 因此，今天我们更要做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系统地、顽强地搜集、整理、保存所有屠杀证据：每一颗子弹、每一份死亡名单、每一段视频、每一张照片、每一位幸存者的证词。我们要把这些证据像钉子一样钉进历史，让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抵赖。唯有证据充分，我们才能为未来的大清算做好最坚实的准备。那一天终将到来——不是复仇，而是正义的审判，是把加害者绳之以法、还死难者一个公道、还历史一个真相。 与此同时，我呼吁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六四纪念馆的建设，关注和支持自由雕塑公园的建设。这不是哪一个组织的纪念馆和雕塑公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记忆！它属于所有曾经在黑暗中点过蜡烛、喊过口号、失去亲友、流亡海外、坐过牢、被监控、至今仍心怀恐惧却不愿遗忘的人。它是我们对死难者的承诺，也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遗产：记住真相、拒绝遗忘、传承抵抗。朋友们，37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中共可以封锁互联网，可以删除历史，可以继续用谎言和暴力维系统治，但它封锁不了人心，抹杀不了记忆，更阻挡不了真相像种子一样在地下生根发芽。 让我们把悲痛化为力量，把记忆化为行动。继续搜集证据，继续支持六四纪念馆，继续支持自由雕塑公园，继续把六四的火种传递下去。直到有一天，当那个作恶的政权彻底倒下，当自由、民主、法治真正降临这片土地，我们可以告慰所有六四的亡灵： 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一直在战斗。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是陈立群，我在美国纽约。谢谢大家。 2026年6月 多伦多 Speech at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Rally in Toronto on June 4th, 2026 Author: Chen Liqun Friends, fellow advocates: Today, we gather once again...

作者：王连江 我爱我的祖国—中国，我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那里有我的亲人朋友。我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爱那里的美食，我爱那里勤劳善良的人民。那里也有勇士，他们坚持真理勇于担当，他们信奉普世价值观，他们渴望自由平等，渴望公平正义，譬如：任志强、王炳章、高志晟、刘晓波、许志永等等，这些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我深深地爱着他们。 然而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还是近70多年的执政中，它给人民带来的是动乱、镇压、屠杀、奴役。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他们采取种种手段：经济上的压榨，文化上的欺骗，政治上的镇压，社会上的监管。贪腐无处不在，不公平布满各个角落。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教育，社会工作，买房成家立业，养儿育女，退休养老，生病住院，死后埋葬的每个环节，对大多数民众来说，都充满了愚弄、剥夺、欺凌！ 中共政府的犯罪是这个国家的最大犯罪。中共的特权阶层拒绝普世价值观，拒绝保护人权，拒绝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从成立那天起就是非法政府，他们的执政权力从来没有得到人民的授予，他们的权力是抢来的，他们根本不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权，人民完全有权利推翻它！ 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富农，财产在那个黑暗年代被无偿地剥夺，后半生夹着尾巴做人。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历史书上，是没有长沙会战的，也没有缅甸远征军的，最大战役就是一个平型关大捷。八年抗战，就这一个大一点的战役，你信吗？文革十年更是文化断档，那一个时间段的历史真相彻底不提，中国人去外星了吗？政治课的课本上，反反复复有一个论断：在中国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有一次的高考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答案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一点逻辑！ 在我毕业后，好的工作机会更是被许多权贵、许多会钻营的人占据。无论公检法还是电力局、 烟草局，也无论央企还是国企，没有关系你能进去就职？诚实的不忍出卖良知的、不愿低头哈腰想守住做人的一点点尊严的，往往被边缘化，这是个什么世道？ 儿子长大了，要成家，我在浙江湖州买的房子，各种支出130万人民币左右，建房成本多少？每平方也就4000-5000元人民币左右吧，可是房价一万多，房地产商真的暴利吗？大头真的被地产商赚取了吗？没有！我们被政府以土地出让金等各种名义剥夺了。被剥夺的这些财富用到我们百姓的福利了吗？教育，医疗，还是农民的退休金？没有，统统没有！这些财富被他们贪污了，挥霍了。房子不买行吗？你能转移户籍吗？没有户籍你有养老金吗？没有户籍你儿女能读书吗？不能，不能！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把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捆绑在他们依赖压榨人民的、由他们垄断的、价格高企的房地产上。嫌弃房子贵，你能自己在土地的一级市场买地建房吗？不能，那是非法建房，是要被强拆的，这哪有天理？房子不买也得买，贵得离谱也得买！房地产就是中共剥夺人民劳动的白手套。现在许多年轻人的绝望躺平与房地产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我曾在上海工作，可到了高中，我儿子不能在上海读书了，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了。为什么？凭什么？上海不是中国的吗？我们不是中国人吗？中国的农民一辈子劳役，退休金几何？我父母2014年去世，一个79岁，一个83年，他们临走的时候，养老金每月才70—80人民币，这公平吗？有讲理的地方吗？能与他们讲道理吗？他们满嘴的为人民服务，其实，他们全部是欺诈，全部是强盗！中共就是依附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颗毒瘤！ 我在国内的时候，2004年因抗议城管恶意执法，伤害一位老人，前去抱打不平与他们理论，结果我本人被几个城管联合围殴，摁倒在地，一顿暴打，头部遭皮鞋踢踹，出血，后又被一个领导两个壮汉带到他们办公室威胁登记。我是纳税人，他们并不创造财富，是我们的纳税养活着他们，而我们在他们面前何等卑微，何等屈辱？！ 在中国我自己反抗过，也支持过同道人对不公的抗挣，然而中共是没有底线的，他们的手段极其残暴，8964就是最好的证明。来美国后，我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前多次抗议，也于2025年9月6日—2025年10月7日全程参与横跨整个美国的追责中共病毒、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等活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门前、联合国总部门前、美国议会访客中心，都曾经留下我的身影。 现代科技已经把这个星球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村落，大家已是冷暖与共，福祸相依，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可以置身事外。同时热爱自由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我多次为乌克兰人民捐款，合计5000美金；从2025年8月开始，我在中国民主党河南工委发起并参与为乌克兰前线捐款，几个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个月合计捐助100美金，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来自中国，我十分清楚中国的现状，在中国抗击中共揭露真相的人士及家庭，会遭到中共各种各样地围堵与打压，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我刚刚来美国，万事开头难，对于我这个年龄这个身体瘦弱的人而言，生活并不容易，然而想想那些行走在抗挣前线的人们，他们在为他们自己抗争的同时，其实他们也是在替我们自己抗争，也是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开路，我们的后辈以及所有中国的普通大众都是受益人。为众抱薪者当众人所养，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是我们的脊梁，我们应当力尽所能地帮助他们。从2025年11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我每月对中国政治犯都有捐助，合计大约有3000美金。还有我们的民运同道自由雕塑公园，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博物馆我都有不同程度的捐助。这是对我本人过去几十年满身屈辱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我整个家族遭受不公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我未来后辈的一个交代，表明在这个混蛋黑暗的中共政府面前，我没有低头，我没有沉默，我曾经抗争过。 人，万物之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民才是最最重要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团体、政党组织，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龙应台、任志强都说过：若我们渴望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那么就请各位勇敢地站起来，承担起我们本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推翻眼前这堵墙！北京四通桥事件中的彭立法，天安门8964事件中的徐勤先，香港国安法事件中的黎智英，多个城市白纸运动中的参与者，江油事件中围观的普通民众等等，他们都是勇士，他们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参与者、推动者。这个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它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普通民众获得追求富足自由尊严的道路上，每一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在此，我希望，也是呼吁，我们每个阶层的人民，各种岗位的民众行动起来，以不同的方式承担起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推翻中共。 2026年5月26日 于美国洛杉矶 编辑：黄吉洲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Overthrowing the CCP—Our Collecti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uthor: Wang Lianjiang Abstract: The author expresses deep affection for China and its people...

作者：孙浩亮 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权力的垄断上，更建立在它对人民做出的历史承诺与最终兑现的契约之上。回顾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至今的百年历程，其政治修辞的演变、核心叙事的转移，以及近期推出的社保延退政策，正在拼凑出一幅关于历史承诺与现实落差的讽刺画卷。 一、 消失的彼岸：被逐渐隐去的“共产主义” 在革命年代与建政初期，“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词汇，更是动员底层民众最核心的感召力量。“按需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宏大蓝图，曾让无数普通百姓倾其所有，甚至付出生命去追随。彼时，这一愿景被描绘为触手可及的“明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绝对纯粹的乌托邦承诺在严酷的经济规律面前屡屡碰壁。从早期的激进尝试，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如今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政治话语的重心发生了微妙而根本的位移。在官方的日常意识形态宣讲中，“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初的终极奋斗目标正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在很多公共讨论和政策文本中被选择性地淡化和隐去。这种叙事的转向，在很多观察者眼中，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承诺的悄然退却——当最初构建的宏大愿景无法兑现时，话语体系便只能通过不断修正目标来掩盖早期的过度动员。 二、 契约的单方面修改：社保缴费年限延长的现实刺痛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淡化还属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调整，那么近期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延长社保缴费年限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则直接刺痛了当代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 社保制度在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公民在年轻时履行缴费义务，国家则承诺在公民年老时提供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然而，面对严重的人口红利消失、少子老龄化危机以及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政策制定者选择了一种“单方面修改合同”的方式： 缴费时间拉长：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付出更多、更久的劳动成本。 领取时间推迟：这意味着原本触手可及的晚年保障被再度延后。 对于长期承受高强度劳动压力的当代年轻人和中年劳动力而言，这种单方面调整缺乏充分的民意博弈与社会共识过程。它让民众清晰地看到，在制度设计的风险面前，最终承担代价和托底的，依然是体制最底层的普通工薪阶层。 三、 信任的侵蚀：从宏大叙事到个体清醒 将历史的宏大承诺与当下的社保政策放在一起对比，其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在于政治信任的透支。 从建党之初许诺给工农阶层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的理想国度，到如今面对老龄化冲击时，要求普通人“多缴少领”、“延迟退休”，这构成了强烈的讽刺。这种政策走向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曾经那些激昂的口号究竟是真诚的愿景，还是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维护统治、转嫁危机而不断变换的“修辞魔术”？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的是透明、对等且受到监督的契约精神。当宏大的政治口号最终缩水为需要个体用肉身去硬扛的社保账单，那种依靠单向宣传维持的叙事红利便走到了尽头。历史的迷雾散去后，留给普通人的，只剩下如何面对越发沉重的生存现实。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A look back at history's past: From “communism” to...

作者：侯改英 今天我梳理了文革的基本脉络，是为了让出生在文革后的人结束对文革的碎片化认知，提供一个整体宏观的角度，方便大家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及人性等多个维度宏观对比分析。 以下为我梳理的文革十年基本脉络及时间线： *文革发动的背景： 中共因“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毛泽东被迫退居经济决策二线。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恢复农业生产，将原来的集体生产改为承包到户制。但因此被毛警惕权力分野，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文革发动的背景。 以下为正式脉络： ① 1966年 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党、政、军、文各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由，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夺取领导权开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②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响应，号召群众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及“黑五类”等“牛鬼蛇神”彻底打倒。并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与旧习惯，号召群众全面“破四旧”。 ③ 两周后，清华附中学生筹组了首个“红卫兵”组织，在获得毛泽东亲笔回信与先后8次接见后迅速席卷全国，并通过毛背书和官方“大串联”成为文革主导力量。毛不仅在接见红卫兵领袖宋彬彬时示意“要武嘛”，更亲自批转文件严禁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受到鼓舞的红卫兵除了对黑五类等展开残酷的抄家与批斗，更是在其后主导的“破四旧”运动中扫荡一切古迹和文物，甚至出现疯狂挖掘古墓鞭尸、俗人被强制剃度、僧尼被迫还俗的猖狂暴行，直接推动了文革暴力的全面升级。 ④ 1967年1月，上海工人王洪文领导工人造反运动，推翻市政府、批斗市委领导，开启了“一月风暴”。至此各地随后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夺权，保守派与造反派间爆发大规模器械武斗。文革自此进入更加暴力混乱的阶段。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份更爆发了超过11起“非饥荒吃人风潮”等集体大杀戮。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超过2000万人，其中集体杀戮为主要致死原因。 ⑤ 在毛泽东成功借用文革顺利收拢权力后，1968年 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红卫兵等运动主力打散并摒弃。红卫兵组织因而陆续解散。 ⑥ 1969年 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以成功粉碎刘少奇复辟阴谋为由，下令解散了群众运动。 随后毛林关系恶化，毛公开宣称有人急于夺权搞分裂，剑指林彪，1971年9月13日，林彪全家乘坐军用飞机匆忙出逃苏联之际，却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此事件宣告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重要转折点。 ⑦ 林彪死后，毛泽东以林彪推崇孔子为由借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为实现依靠阶级斗争牢牢把控核心权力的目的，毛大力扶持以江青为首坚持阶级斗争的拥毛派“四人帮”，意在发起新的运动批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改革派。于是全国文物再遭浩劫。 ⑧ 1976年 周恩来逝世，民众因不满“四人帮”压制悼念于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悼念与抗议活动，被毛泽东批准暴力清场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总策划并撤销一切职务，华国锋随即出任总理。 ⑨ 同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共政坛出现权力真空。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党内元老逮捕“四人帮”，此举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华国锋随后接任中共中央主席。 ⑩ 1980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四人帮”，江青等人被判处重刑。1981年，中共通过决议，轻描淡写的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文革十年的现实后果是：运动期间全民陷入阶级斗争大混乱之中，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国民经济与文化科技人才出现长达十年的惨重断层；在疯狂的“破四旧”等运动中，无数历史文物古迹毁于一旦；此十年间武斗所致的中国人整体个人素质和文明素养出现了严重倒退，语言行为呈现粗鄙暴戾化、理性与智识全面消亡，以至于文革思维作为文革余孽缠绕这代人阴魂不散直至肉体消亡，但这无疑也成为中国文革死灰复燃的潜在隐患； 另外十年中有4年国家财政经历严重赤字，文革结束时农民人均年收入仅76元（月均约6.3元），2.5亿人未解决温饱；更为惨烈的是，由于法治崩溃、国家机器失控和基层血腥的“集体杀戮”，导致2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人性扭曲、人伦撕裂与生灵涂炭的深重浩劫。 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浩劫，绝不能仅将其归咎于高层的权力角逐或单纯的群众盲从。 它是一场由极权独裁者运筹权力与普通人盲从、贪婪、残酷等幽暗人性全面激荡、恶性共振系统性浩劫。在这台巨大的极权绞肉机里，独裁者在顶层“借风操纵”，普通人在底层“自愿充当燃料”，共同交织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深沉的悲剧。 中共在建政之初刻意设计顶层制度，在毛泽东居心叵测的权力攫取之下，通过两手合围，将全社会的怨气精准地转化为巩固极权、清洗政敌的武器：他通过制造阶级撕裂，利用 建政初期留下的制度性不公（如土改承诺落空、严格的户籍束缚、严密的干部等级特权）在民间积蓄了深沉的怨愤。却又在关键时刻如赫鲁晓夫所说“需要人民的时候，就从裤裆里掏出来”，对底层抛出假意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