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作者：刘乐园 ...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作者：吕小静 2026年10月1日，不同族裔的参与者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参加“国殇日联合抗议集会”（本文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日中午，来自中国、香港、西藏及其他社区的抗议者，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国殇日联合抗议集会——为自由、人权与尊严发声”。参与者以演讲、标语及象征性装置悼念受难者，谴责中共专制统治，呼吁释放良心犯、停止强制同化与跨国镇压，并维护地区和平。 在中共庆祝建政77周年之际，集会人士选择站在领馆前，为官方庆典之外的苦难发声：被政治迫害夺去生命的人、仍在狱中的良心犯，以及承受失踪、分离与恐惧的家庭。他们强调，国家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盛大的庆典也不能代替对历史责任的追问。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北加州香港会、美国香港人会馆、华语青年挺藏会等团体，与藏人、维吾尔人、越南人及菲律宾人相关组织共同发起。 现场，多面旗帜与中英文标语并列。“自由不是恩赐，是权利”“言论自由不是犯罪”“停止政治迫害”等诉求，将不同社群的经历连接起来。参与者举起画有红色交叉线的习近平肖像，表达对其统治的抗议；“国殇日，不忘苦难”的标语，则提醒人们关注那些仍未获得公道的受难者及其家属。 不同族裔共同发声，从个人自由到地区和平。 此次集会由中国民主党党员周云龙、亚洲反对中共占领与镇压联盟创办人 Jack Duong ，以及来自其他族裔社群的主持人共同主持。主持人向中国、香港、西藏、东突厥斯坦、南蒙古、越南、菲律宾及其他社区的参与者致意，强调不同族群虽有各自的历史经历与现实关切，却能够共同捍卫自由、人权与尊严。 主持人在开场中谴责中共对政治参与、言论表达及民族文化的压制，并提出三项诉求：恢复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公民自由、民主及人权；停止针对受压迫民族与群体的宗教迫害、文化压制及反人类罪行；停止非法海上扩张，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 现场，多名不同族裔及社群人士先后发言，从政治迫害、宗教自由、民族语言与文化保护，到主权、安全及地区和平等不同角度，表达对中共独裁统治及其相关政策的抗议。 这些发言将宏大的政治议题带回普通人的生活：一个孩子能否学习母语，一个家庭能否自由实践信仰，一个公民能否公开表达意见，一个民族能否守护文化与家园。不同社群的诉求在领馆前交汇，呼应了活动主题——“不同的民族，共同的追求”。 藏人代表：语言、信仰与身份都不是罪。 旧金山地区西藏青年大会（SFRTYC）理事 Gangchen Wangmo 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庆祝建政之际，他们选择铭记苦难、说出真相，并谴责针对藏人语言、宗教及文化的强制同化。 “我们的语言不是罪，我们的宗教不是罪，我们的文化不是罪，我们的身份不是罪。”她强调，孩子应当能够说父母的语言、了解自己的历史，并在自身文化传统中成长。 她呼吁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与健康状况、恢复其自由，并释放西藏政治犯与良心犯。她同时批评使藏人儿童远离家庭、母语及文化传统的政策。 在悼念以自焚表达抗议的藏人时，她明确表示，纪念并非美化死亡，而是要求一个无人再因绝望而采取此类行动的未来。她强调，他们反对的是压迫，并非中国人民；不同族群应共同维护自由、尊严及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 湾区西藏之友（Bay...

作者：徐陈鹏   摘要：中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奴化教育，“中国式校园”是一所未成年人的监狱。 偶然间，我看到了一段初中政治老师曹志星的教师节采访视频。他如今已是我们镇上中学的校长，坐在镜头前，语气和蔼地谈论自己的管理经验，对学生的用心，以及学校成绩的提高。这与我记忆中的他极不相符。他曾把一个个头很小的学生抱起来往墙上撞，让一个比他还高的学生蹲下去，往他的背上猛踩，还经常用黑板擦给学生“洗头”。想起他当年的那些畜生行为，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几句牢骚。我预料到爸妈会劝我删掉。毕竟都是一个镇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没想到，第一个劝我删除朋友圈的，竟然是我三姨。一、一个“好女人” 三姨是个可怜人。她结婚第二天就开始遭受家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十多年。亲戚们骂过她丈夫，劝过他不要那么冲动，我外公也后悔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渣，却没有一个人劝她离婚。我读高中时，三姨和丈夫已经分居，他却仍会跑到县城骚扰她，找她要钱、打她。我劝三姨离婚。她说两个孩子还在念书，等表妹考上大学再说。后来，前三姨父嫖娼、出轨被发现，亲戚们才终于一致认为：这个男人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必须离婚。我那时觉得非常荒唐。一个“好女人”被丈夫打了，是不能还手的；天天挨打，也不能轻易离婚。丈夫第一次嫖娼，要劝他回头；第一次出轨，要强烈谴责。只有屡教不改，在亲朋好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她才终于可以离婚。仿佛二十多年的殴打，还不足以成为结束婚姻的理由。而三姨这个“好女人”，又要教育自己的女儿成为“好女人”：不要早恋，远离男生，出去玩要报备，胖了要减肥。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我这辈子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们。”她经常跟我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又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可想而知，表姐和表妹听过多少次：“我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二、我们是怎样成为“好学生”的 初中时，老师打学生是常态，羞辱更是不在话下。我的语文老师郝德义是二班班主任。他在我们三班从来不打人，教课认真，大家都喜欢他，我也觉得他是个好老师。直到有一次课间，我看到他用三角板的一角往二班学生的手掌上猛斩下去。他打人时脸上发狠，完全不像在我们班上那副和风细雨的模样。我开始讨厌他。而比厌恶更强烈的，是恐惧。我曾试探着跟朋友说他打人多么凶狠，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从来不乱打人，我们有时候太皮了，他才打我们。”甚至有时候，我直接叫他的名字，也会被制止：“不准叫他名字，要叫郝老师。”我开始怀疑自己。大家都认为他是好老师，我讨厌他，是不是说明我是一个坏学生？多年以后，我又见过一次郝德义。与他重逢，我甚至有一种亲切感。但是，他一笑，我依然感觉到恐惧。其实，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老师打学生。看到同学因为上课吵闹而挨打，我有时也觉得他是应该的。甚至我自己因为讲话被老师打了，也觉得没什么好委屈的。毕竟，是我破坏了课堂纪律。我的班主任聂祥斌，在我看来是初中老师中最有人味的一个，但他有时也会发神经。有段时间，一个同学经常欺负我。他每次打我一下就跑，我总是追不上，只好向班主任求助。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班主任把我们两个叫上台，让我当众扇他耳光。站在那里，我手足无措。以前他打我，我总想追上去还手；而这一次，我却希望他跑，飞快地跑。他没有跑。他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惩罚。最后，我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摸了一下。他哭了出来。我感到非常愧疚，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巨大的无聊感。那时候的我还不懂，这种无聊感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在两个同学之间流动的关系，在老师绝对权力的干预下，被粗暴地画上了句号。三、你有农民工辛苦吗？ 大一暑假，我自己办了一个辅导班，赚了点钱。后来去东至县城玩，请一帮高中同学吃饭。席间聊起办辅导班的经历，我说自己又要教学，又要管事，很辛苦。一个我一直认为很聪明的同学突然问我：“你有农民工辛苦吗？”如果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大概不会奇怪。可偏偏是他。我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应该能够想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当然没有说自己比农民工更辛苦。我只是说自己很累。难道因为有人比我更辛苦，我就不能说自己累了吗？后来，我看电影《狗十三》，看到一些弹幕：“还是打少了。”“矫情。”“都是闲的。”“我小时候比她苦多了。”这种口气，我太熟悉了。我小时候挨过打，也没怎么样；我吃过那么多苦，也没见我整天抱怨。既然我能忍受，你凭什么不能？仿佛一个人过去忍受过多少痛苦，就获得了要求别人忍受同样痛苦的资格。而那些不愿意忍受的人，不是太矫情，就是太闲了。四、另一种服从 我有一个朋友，从小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和对她的忽视，让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她努力表现，希望获得父母的爱；父母偶尔给她一点体贴，她便又觉得他们终究还是爱自己的。有一次，她又被父母辱骂、贬低，独自坐上了去拉萨的火车。她在火车上给我打电话，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她理智上知道父母对她很残忍，却始终放不下对亲情的渴求。我告诉她，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真正爱自己的子女，也没有必要非得获得父母的认可。你还有朋友，有男朋友，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得不到爱的家庭里？她在电话那头大哭了一场。我静静地听着，预感到这可能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她会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后来，她开始接触心灵疗愈，花钱报班，修行、感悟，还经常向我分享自己吸收了宇宙高维度能量的心得。她甚至开始给别人做心灵顾问。有一次，我让她给我做疗愈。我向她抱怨，领导不看具体工作成果，只看员工工作的姿态。你好像稍微闲一点，就是在偷她的钱，而且她说话极不尊重人。朋友劝我站在领导的立场考虑问题，理解领导的压力，反省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好，是不是太冲动了。我又问她：“我有一个手下，安排给他的活总是做不好，我应该怎么办？”她说有事，下次再聊。后来，她再也没有续上这个话题。从她平时写的文章、制作的视频和做疗愈的方式来看，在她的体系里，似乎只有面对上位者时，你的心态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很喜欢一些宏大的词语：疗愈、成长、宇宙能量、高维度……当有人诉说来自父母、老师、领导的压力时，她总会和风细雨地告诉对方：你要改变自己。你要提高自己。而当我告诉她，我的下属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烦恼时，却几乎毫无悬念地得不到答案。扎在她身上的毒箭，被她稀释成莲花清瘟注射液，推销了出去。五、那个被打进医院的“刺头”忘记是哪一年，石门街政府和外地开发商合作拆迁新街。大部分居民都同意了，只有街口一家始终不肯签字。后来，开发商找人把那家的男人打进了医院。我爸说：“那个人就是个刺头。别人都同意了，就他不同意，耽误大家的事，无非是想多要点钱。”最后又补了一句：“被打活该。”我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拒绝拆迁，也不知道他提出过什么要求。但在我爸的叙述里，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于是，唯一不同意的人，就成了那个“不懂事”的人。而因为你不懂事，所以你活该被打。六、“好学生”长大了，就成了“良民” 疫情解封以后，我和一个老同学聊起过去三年的防疫。我跟她说起封控期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她说：“国家也没有办法，疫情多难控制。我们好不容易挺过这三年，你看，一解封，多少人阳了？”我问：“清零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呢？”她说：“国家也不容易，保护了我们三年，总要发展吧。”我又说起那些走上街头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白纸抗议者。她说：“国家防疫多不容易，这些人捣什么乱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我绝不能说她是个坏人。她平时待人很有礼貌，性格甚至有些软弱。可无论政策继续还是停止，无论前后发生什么，她似乎总能替一个比她强大得多的东西找到理由。防疫后期，我经常在QQ空间发一些所谓“负能量”的东西。之所以发在那里，是因为我希望以前的学生们能够看到一些和官方宣传不同的东西。后来，一个高中隔壁班的同学在qq上找我，问我既然对中国这么不满意，为什么不去国外。我跟他说了一些自己不满的原因，他几乎听不进去。他既愤怒于我的“不忠”，又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羔羊，告诉我现在中国发展得多好，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将来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最后他说：“只有弱者才会抱怨环境，强者从不抱怨，只会努力奋斗，让自己过得更好。”前段时间，我一个表姐在朋友圈发视频，教儿子模拟杀“日本鬼子”。我打电话劝她，不要让一个孩子从小去憎恨自己从未见过的人。后来谈到中国的宣传教育，她突然说：“弟弟，你不能不爱国啊。”我说：“我不是不爱国，我只是不爱共产党，也不爱习近平。”她马上紧张起来：“你别再说了，再说我挂了。”我问：“你怕什么？你是怕我，还是怕习近平？”后来我们没有再争下去。我同样不能说她是坏人。她一直很关心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害怕。我害怕的并不是几个面目狰狞的恶人。我害怕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教育、宣传和生活经验里，慢慢学会什么叫“懂事”，什么叫“顾全大局”，什么叫“感恩”，什么叫“爱国”。然后，再把这些标准用在别人身上。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要做“好学生”。老师打你，是为了你好。你受了委屈，要先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长大以后，我们又学会了做“良民”。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安排。别添乱。别抱怨。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自己学会了低头。而是有一天，当别人不肯低头时，我们会主动走过去，替掌权者按住他的头。然后告诉他：谁让你不听话。七、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 妈妈看到我的朋友圈后，果然劝我删掉。她苦口婆心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为什么不懂得宽恕？”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仇恨他什么呢？他又没有打过我。为什么我骂他几句畜生，就成了活在仇恨里？曹志星当我们的老师还不足一年，我却记了他将近二十年。因为恐惧。他的暴力虽然没有施加在我身上，却随时可能施加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抱起来往墙上撞的人会不会是我。二十年前，我亲眼看见那些暴力。二十年后，我看到的却是他坐在教师节采访的镜头前，和蔼地谈论自己如何关心学生。那些被他打过的学生有没有得到过道歉？这些年里，他有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我不知道。可我不过是在朋友圈说出自己亲眼见过的事情，就已经有人来劝我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我不删。因为我不服。要不要宽恕，是受害者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被他打过，也没有资格替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宽恕他。只有加害者的帮凶，才会首先劝受害者放下仇恨，而不是劝施暴者放下棍棒。我不宽恕，因为我不配。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没有得到道歉，还轮不到我替他们原谅。更何况，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忏悔过的人，仅仅因为时间过去了，就自然变成了一个好人。我也不相信，一个没有真正面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政府，仅仅因为那些错误已经成为历史，就不会在将来犯下同样的、甚至更大的错误。时间不会自动带来悔改。遗忘更不会。八、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这种“听话”的教育，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的。我的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经历了三年饥荒、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和文革。这样的经历，留给下一代的往往不是反抗的经验，而是更实际的生存智慧：少惹事，少说话，离权力远一点。他们被折磨成了共产党的“良民”。这些生存经验，又变成了对子女的教育。而到了我的父母这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经历了“严打”、反自由化、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严格的计划生育年代。他们见识过暴力执法的冤狱，做小生意的以“投机倒把”罪抓进牢里，超生被牵牛扒房，以及89年前后权力主导的社会氛围的迅速变化。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不要和权力较劲。于是，上一代传下来的“听话”，不再只是一句家训，而成了一种被现实反复验证过的生存经验。所以，我从小也被教育要听话、要顺从、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不要惹事，不要跟国家对着干。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又看见很多人正在用类似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代人被这样教育长大，然后再把同样的标准交给下一代。父母要求孩子服从，老师要求学生服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慢慢学会了彼此监督，看谁还不够听话。我们不仅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恐惧，也继承了他们解释恐惧的方式。于是，很多本来应该被追问的事情，就这样一代一代变成了：“算了。”很多本来应该被纠正的伤害，也一代一代变成了：“都过去了。”没有被反省的东西，就这样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毛病不改，积恶成习。正因如此，我才越来越反感那句：“为什么不能宽恕？”为什么一个人说自己累了，要先证明世界上没有比他更累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受了伤，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服从，就有人觉得他被打也是活该？为什么到了最后，总是受伤的人被要求成熟一点、宽容一点、懂事一点？我已经做过太多年的“好学生”，不想再做“良民”了。如果连正常表达自己的感受，都要先自省自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够宽容、不够成熟，那么我宽恕的恐怕不是那个曾经施暴的老师。我只是又一次宽恕了自己的懦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