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作者：胡丽莉 摄影：关永杰、袁强、何宜城 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2025年8月29日，闻道读书会举办了一场特别活动，邀请两位来自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志愿者，分享他们亲历乌克兰战场的真实经历。他们分别是在乌克兰海军陆战队服役的香港人 Edwin（线上连线）以及乌克兰国际志愿军团成员、民主党党员 Atticus Freeman（现场分享）。 活动现场，Freeman 将从前线带回的旗帜郑重展示在众人面前。他讲述了乌克兰的现状，讲到了顽强的乌克兰人和惨烈的战况，讲到现代战争中无人机的重要作用，而这正是他在前线所承担的关键任务。他几天前才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归来，身上仍带着前线的气息，与大家分享那种紧绷到极限的氛围和残酷的生死考验。他坦言，自己很快还会再次返回乌克兰，继续投入无人机作战的支持工作，用行动兑现对自由与正义的承诺。     在分享中，Freeman 还谈到自己身上的纹身。那些深刻在皮肤上的符号与文字，不只是装饰，而是他一生信念的烙印。它们承载着他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也象征着对专制与暴政的抗争。他说，每一道纹身都提醒自己：自由来之不易，唯有用行动去守护。正如他选择投身乌克兰战场一样，这些纹身是无声的呐喊，更是永不妥协的宣言。 通过现场连线，Edwin 讲述了自己在乌克兰前线的作战经历。他回忆了战场的残酷与无情，枪弹横飞、战友死伤的场景触目惊心。然而，他同时表达了对胜利的信心与对自由的渴望。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奔赴前线，是为了失去自由的香港，为了香港下一代能够重获自由，也是为了全球人民共同反抗暴政。他直言痛恨独裁政权，批判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的行径。活动中，前自由亚洲记者孙诚现场担任速记与翻译，帮助更多与会者理解Edwin的讲述。 两位分享者的人生轨迹，同样折射出一条由抗争走向战场的道路： Edwin：香港人，曾参与雨伞运动与反送中运动，2019年离开香港赴英国。2023年加入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并晋升为军官；2024年在乌克兰加入中国民主党。 Atticus Freeman：1985年生于辽宁锡伯族农村，2003年考入北京大学，期间创作小说批判教育体制，2007年退学后游历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并持续写作。2008年至2019年任职图书编辑，出版包括《南渡北归》在内的多部著作。2020年至2024年任职苹果公司，从上海调往美国加州。2023年申请加入美国海军，2024年入籍后投身乌克兰国际志愿军团，参与前线作战，并在当年9月进入乌军部队，目前致力于帮助华人参军和培训工作。 这是两位普通华人的非凡经历。从香港街头的抗争，到乌克兰战场的硝烟，他们用行动践行了对自由与正义的承诺。无论是Edwin在枪林弹雨中坚持信念，还是Freeman以无人机支援前线，他们都在告诉世界：自由没有国界，它值得每一个渴望的人付出勇气与行动去守护。 Freedom Has No Borders: Chinese Volunteers’ Testimonies from the Ukrainian Frontline Author: Hu Lili Photography:...

宪法第六条：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     作者：何清风 编辑：程铭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引言：    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其意义在于背后所承载的思想体系与治理逻辑。本宪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是国家领土的性质、范围以及归属方式，这一条款涵盖了国家存续与主权完整的根本保障。倘若没有清晰的领土观念，国家便无法更好的维护公民赖以生存的空间，若缺乏合理的领土制度设计，终将导致主权领土的丧失，以及成为政客交易的筹码。因此，本条是奠定国家领土基础的重要法理依据。 一、领土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    本条开篇即言：“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领土是固有的疆域，是全体公民赖以生存的家园，非经国家立法院以特别案表决通过的，不得减少任何领土。”这一条款明确两层含义：    其一，领土是“固有疆域”，并非可随意分割或放弃的交易物，国家的疆域从历史与现实中延续而来，承载着无数代人的耕耘、文化与生存记忆。将其定义为“固有”，意味着领土不是某一届政府的私产，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    其二，任何对领土的减少必须经过“特别案表决”。特别案不同于一般性法案，其门槛更高，代表程序更严谨，不仅要在立法院获得通过，且表决程序包括公民投票表决。这体现了宪法作为全体公民相互之间的契约，对领土完整负有共同的责任与相同的权利，避免因政府官员的外交妥协与私利而轻易割让。 二、领土增加的程序与意义    条文又规定：“国家领土增加的，由国家立法院以重要案表决通过。”这里形成了与“减少”相对应的逻辑。减少需要“特别案”，增加则需要“重要案”。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现实当中，领土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因历史发展、民族意志、国际合作甚至宇宙开拓而不断扩展，故对增加领土作出规定，以适应未来国家发展的需求。    为何增加时只需“重要案”而非“特别案”？原因在于扩展疆域通常符合国家利益，能够带来资源与安全的提升，不存在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仍需立法院审慎决议，以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治理风险或国际冲突。制度的设计既强调疆域稳固，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余地。 三、第一款的解析：领土的全域性    第一款列举了国家领土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河流、湖泊、草原、沙漠、山川、戈壁、海域、空域、海外领土和星外领土等本国行使主权的任何区域。”此条款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 全面性：从传统的陆地、河流到现代的空域、海域，几乎囊括一切地理空间，避免出现模糊地带，也为后续立法提供了法条参考。 前瞻性：特别的提出“海外领土和星外领土”，这是对未来空间探索与外太空主权问题的预先回应，宪法并未局限于现有地理空间，而是将眼光投射到星际文明层面，这也是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终将实现的。 主权核心：关键在于“本国行使主权的任何区域”。换言之，领土的本质并不单在物理地理的范围，而在于主权的有效实施。无主权之地，纵有疆域之形，亦非国土；有主权之地，即便远在星外，也属于国家的合法疆域。 四、第二款的解析：领土的所有权类型    第二款规定：“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领土分为私有和公有两种类型，私有类型的仅自然人或私法人所能拥有，公有类型的仅公法人所能拥有。”    此处是五民宪法的独创性所在。传统宪法大多将“领土”与“国家”直接绑定，极少涉及领土所有权的多样化。而本宪法将领土区分为“私有”和“公有”，这与五民宪法整体强调公民权利与多元主体治理的理念高度一致。 私有土地：指可被自然人或私法人合法取得的土地、地产等。这里不仅是承认私人财产权，更是将其提升为“领土权”。所谓“领土权”即公民拥有国家领土的权利，这与“国家是公民的国家，是公民建立国家”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国家是全体公民共同组建的，国家领土则自然是公民所拥有的。 公有土地：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领土是广袤的，对于非公民所有的土地，以及对于一些公权机构所属的土地，设为公有土地，以规范国家领土的管理工作，明确所有权的边界，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相对平衡。 五、第三款的解析：立法授权与制度弹性    第三款规定：“自然人、私法人或公法人取得领土所有权的，由本宪法授权国家立法院另立法规定。”此款承上启下，将具体的领土所有权规则留给立法机关去细化。这种安排有两重意义： 宪法的原则性：宪法只规定基本框架，不陷入细节，避免过早僵化和条款臃肿。 制度的弹性：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结构和科技变迁，领土的性质与归属形式可能不断变化。比如太空海洋的开发等，而且，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联邦制国家，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这些都需要在未来通过立法来动态调整。 六、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五民宪法第六条不仅是对领土的规定，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民族在近代曾因割地赔款而饱受屈辱，领土问题在民族记忆中留下了深刻伤痕。因此，本条强调“不得减少”与严格程序，正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制度保障。    同时，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竞争之中。海洋权益、极地通道、太空资源等正在成为新的博弈焦点。五民宪法前瞻性地纳入“星外领土”，使国家在未来国际秩序重构中占据了法律与战略的先机。 七、结语    宪法第六条，写下的不只是疆域的范围，更是国家存在的尊严与未来拓展的方向。国家领土既是先辈们的遗产，也是后世子孙的根基；既是物质的疆土，也是民族精神的边界。唯有守护这一疆域，民族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与和谐的理想。     ——“五民主义”奠基人、《五民宪法》撰写人何清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On the Future...

作者：华言（中国大陆）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风险”，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极权制度下隐藏的逻辑真相。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人民填饱了肚子，极权统治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极权制度依赖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和对个体思想的严密控制。饥饿或匮乏状态下的民众更容易被生存压力所驱使，服从权威以换取基本生存保障。这种“匮乏政治”使得极权政权能够通过分配稀缺资源来巩固权力，强化依赖关系。极权统治者深谙此道：饥饿是最好的枷锁，匮乏是最佳的统治工具。试想，在一个连面包都稀缺的社会，人民会为了什么而活？为了那一口救命的粮食，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希望。而这希望，正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他们用配给制、用特权、用恐惧，换取人民的顺从。极权需要的，是一个永远匮乏的社会，因为匮乏让人民低头，让反抗无从萌芽。 然而，一旦“吃饱饭”，即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民众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归属感、尊重，甚至自我实现。这些需求往往伴随着对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渴望。吃饱饭的人民，开始抬头，开始思考，开始质疑。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喂食的温饱，而是渴望自由的空气、公正的天空。而这些诉求与极权制度的核心——压制异见、统一思想——相冲突，这就是极权最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一个觉醒的人民，是任何铁腕都无法锁住的。 面对这一风险，极权统治者从不坐以待毙。他们设计了一套应对之策：制造人为的匮乏，通过控制资源分配，维持民众的生存压力，限制其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空间；同时强化思想控制，宣传机器昼夜运转，强化对思想的垄断，审查无处不在，试图让人民相信极权是唯一的救赎；此外，他们还会转移矛盾，炮制外部敌人，利用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内部问题的关注，让人民将怒火投向虚构的威胁，而非真正的压迫者。 “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风险”揭示了极权制度的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也可能动摇其控制基础。极权体制的逻辑在于通过控制资源和思想，压制民众的需求层次上升。一旦温饱解决，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潜力增加，迫使极权政权在开放与高压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往往是脆弱的，长期来看，压制人性需求的制度难以持续稳定。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掌控资源与恐惧，而在于回应人民合理需求的能力。只有当温饱成为常态，思想得以呼吸，民众开始独立思考，国家才能走向良性。而看似强大的极权统治，如果仍靠人民吃不饱维系，终将不可持续，注定衰亡。 Eating well is the biggest political risk. Abstract: Totalitarian rule is shackled by scarcity, and hunger is subject to obedience; but when the people...

作者：陀先润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 胡丽莉 我们这一代三十八九岁的人，大多是在“增长神话”和KPI语言里长大的，习惯了用经济学的曲线解释一切转弯。可要读懂过去四十多年，你得先把顺序摆正：先开放，后改革；开放向外，改革向内。开放是外交筹码，用来换技术、换市场、换时间；改革是统治修复，用来把秩序收回来、把资源再分配的阀门握紧。经济只是扳手，不是方向盘。权力才是那只不会放手的手。 很多人相信“经济危机逼出来改革”。这话好听，也最能安慰市场派的自尊：只要增长下滑，政策就会转向。但回头看，恰恰相反。六七十年代对外“开放”的起点，不是慈悲，也不是市场共识，而是安全焦虑。中苏翻脸、边境压顶，才有了对美和解与引资的窗口。开放不是为了老百姓口袋鼓一点，而是为了把国家机器的短板补起来，把卡脖子的装备补齐，把时间赢到自己一边。“改革”也并非要动根基。真正被触碰的，始终是非命脉地带：能放给市场的就放一点，放出来再随时回收；不能放的——军工、能源、金融枢纽、信息阀门——一寸不让。八十年代那套“双轨制”把计划与市场绑在一起跑，结果不是自动到站，而是一路颠簸，1988年价格闯关差点把经济掀翻。你可以说那是“改革成本”，但它更像一次内部压力测试：放到哪一步会触发系统性不稳，触发就回头。经济在这里不是目标，而是表。表针抖得太厉害，就拧回去。九十年代的“外向型理性”同样如此。每年和美国谈最惠国待遇，谈的是时间与空间——用人情、用姿态、用有限释放换一个年度通行证。直到加入世贸组织，才把筹码一次性推了上去。很多人把入世解读成“倒逼国内改革”，可真实的执行逻辑是：先拿到十五年的高速发展窗口，至于承诺，能拖则拖，能打补丁就打补丁。开放从来是单向的：要你的技术、要你的订单、要你的资本，但我的壁垒、我的口岸、我的红线，仍然归我。 2008 年之后的剧本更直白。四万亿不是去托举现金流断裂的民营外贸，而是去喂养“看得见”的铁公鸡与大国企。民营像孵化器，不停下蛋；国企像保温箱，把能量集中到可控处。理由很简单：当经济与稳权发生冲突，先稳权。一个路灯公司的电源都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断电”的按钮象征着政治风险。金融与数据更不用说，连“谁能发声、怎么发声”都要纳管。边界不是写在法条里，而是写在“风险叙事”里——凡是可被解读为组织风险的，都不属于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民间资本试图自我组织、试图建制度、试图把“企业家共同体”变成公共议题时，红灯就会亮。不是你做得不够好，而是你做得太像制度要件。大学、基金会、行业自治、跨区域的职业资格——凡是能产生独立秩序的东西，都会被归类为“可疑的权力替代”。这不是经济学问题，是政治学问题：秩序来源必须唯一。把这条主线放回历史坐标，你就不再指望“危机推动善意拐点”。危机只会推动两种动作：一是对外更激进的讨价还价，争取喘息；二是对内更坚决的结构回收，确保关键阀门不在别人手里。市场与法治只有在不威胁阀门时才会得到扩容，一旦触线，就缩回去。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机制就是“可增长的边界”：边界在，增长就存在；边界被触动，增长就让路。这并不意味着增长不重要。恰恰相反，增长是合法性叙事的底座，是“绩效政治”的KPI。投资、地价、出口、产业迭代，这些指标变成了“统治会计”的科目表。你能在表上交出成绩，就能在政治上换来安全。但当“绩效”和“安全”发生冲突，选择题没有悬念。于是我们看到“先放后收”的循环：放，是为了把经济这匹马拉起来；收，是为了确保缰绳在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真正需要更新的认知是：不要用经济逻辑套政治抉择。你可以用现金流模型估企业，用需求曲线看行业，但不要用它来预测“何时转向”。转向从来不是由GDP 的同比数决定的，而是由“风险感知”的温度计决定的。今天的外部压力会带来一些短期的姿态调整、一些技术型的“开放修辞”，但这不代表边界被重写。边界的书写者只认一条：政权安全。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走一条熟悉的老路？如果“老路”指的是“以安全为纲、以经济为器、以开放求时、以改革修政”的路径，那么答案八九不离十。不同的是，外部世界更复杂，国内结构更庞大；相同的是，方向盘握在同一只手上。看懂这点，才知道该把哪些期待放低、哪些行动提速：做生意要看边界，做公共议题要看风险叙事；与其把希望交给“转向”，不如把准备交给“常态”。这不是犬儒，是成年人的清醒。我们这一代人，至少要把清醒当作基本素养。 The upper limit of reform and the lower limit of opening up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Zhou Zhigang Responsible Editor Hu Lili Abstract:...

作者：权录军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的民主人士都因言获罪，受到中共的残酷打压和迫害 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中共倒行逆施迫害民主人士，打压言论自由，使得真相无法传播，是对民主自由的危害，是人类社会的倒退。 第二，中共这种行为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政权形成极坏的示范效应，同样是对民主和自由的危害。 第三，中共自私且无底线，中共不能剥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各种权利，这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中共的存在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所以终止邪恶理所应当。 参加声援活动的民主人士史庆梅说：胡洋没有罪，因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中国人的权利。中共这样打压一个年轻人、公然违背自己定的宪法，会遭到文明世界人们的耻笑，另外我呼吁那些公安狱警人员，你们要善待政治犯，枪口抬高一寸，因为他们没有做错，历史会证明这一切，如果继续是非不分替中共作恶，我相信有一天历史会清算你们。 Freedom of speech is not guilty, calling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release Hu Yang Author: Quan Lujun Editor: Zhang Zhijun...

作者：毛一炜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农民几十年辛苦缴纳社保，到老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缴纳的钱大部分流向城市特权阶层，这就是制度的真实写照。城市职工养老金大多上千甚至上万，而农民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到手的养老金往往只有几百元。王志安在《王局拍案》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民缴纳的社保实际上成为支撑城市福利的“隐形补贴”。这种差距绝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与权力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陆社保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制度。城镇社保由财政兜底，保障稳固；农村社保几乎完全依赖个人缴费，回报微薄。农民即便进城打工多年，也无法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待遇。更令人质疑的是，这些缴纳款项并非完全用于农民本身，而在制度上被挪用或用于支撑城市特权阶层的福利。换言之，中共通过社保体系形成了对农民的长期敛财机制：表面是保障，实际上是把农民辛苦劳作变为城市财政和特权阶层的资金来源。 台湾的经验提供了鲜明对比。早在1995年，台湾就建立了“老农津贴”，只要年满65岁并在农会登记，农民就能领取养老金。金额不高，却体现了制度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尊重。台湾实行全民健保，城乡差异被大幅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医疗待遇。这种公平不是口号，而是民主监督下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造成大陆农民社保长期不公的根源，不在资金短缺，而在权力逻辑安排。城市优先、权力优先，农民被系统性边缘化，缴纳的资金被挪用或消耗于非农民群体。台湾能够实现相对公平，是因为农民拥有选票，政治人物必须回应，否则会面临下台风险。没有民主监督，就没有制度公平；没有民意压力，农民永远是制度牺牲者。 社保欺农背后的敛财逻辑，也揭示了中共制度本质：社会资源被用于维持权力结构，而非真正保障民生。农民缴纳的钱，经过层层行政运作和地方财政调剂，往往难以真正回到缴纳者手中。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农民不仅承担劳动负担，也成为城市福利和特权阶层的长期资金来源。所谓“共同富裕”，在这种体系下，只是空洞口号。 农民缺乏有效监督权力的能力，无法阻止这一体系运作。缴费年限越长，贫困风险越高，养老金却越来越低。这种结构性不公，让农民长期处于制度的被动和边缘地位。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资源有限，民主机制也能保证弱势群体享有基本权利；而在中共体制下，农民只能被动接受不平等安排。 可以看到，大陆社保欺农的问题核心在制度和权力逻辑，而非技术问题或资金不足。学台湾，不只是学政策表象，更要学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一个国家，如果农民辛劳一生，到老仍被制度抛弃，缴纳款项反而被权力结构吸收，用于特权阶层福利，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正义。真正的改革，不仅要调整社保数字，更要让农民拥有发声权和参与权，让制度不再成为权力敛财的工具，而是真正保护他们的尊严。 Farmers' pensions are meager,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has become a money-gathering tool. Abstract: Wang Zhi'an bluntly poi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