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决不是投降
——以九八组党、台湾民进党的民主实践为例
作者：郑存柱
“背叛”“投降”，这样的帽子扣下来，声音很响，分量很轻。指责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就是投降的人，其实从没把自己的逻辑想清楚。照他们的说法，凡是踏进对方设定的场子、用对方的规矩说话，就等于承认对方、就等于缴械。可这套逻辑一旦当真，第一个被它判成“叛徒”的，恰恰是中国民主党自己——而且要从它出生的那一天算起。
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公开成立。那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几个人做了一件当时惊天动地的事：他们没有转入地下，没有搞秘密串联，而是堂堂正正地拿着材料，走进浙江省民政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注册成立一个反对党。朱虞夫，就是那批人组党人士之一。请问，照“投降论”的算法，这算什么？向民政厅递交注册申请，不就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承认了它那套登记制度吗？那么中国民主党从娘胎里就是“投降派”，这话说得出口吗？
荒唐。谁都看得明白，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不是磕头，是逼宫。它把一个尖锐的问题顶到共产党鼻子底下：你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着结社自由，你的法律写着社团可以登记，那你到底认不认自己的法？允许，就等于承认反对党合法；不允许，就等于当众撕毁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正因为这一招打在要害上，当局才那样惊慌，才把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一个个重判入狱，一判就是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用现有的合法渠道去斗争，从来不是软弱，恰恰是最叫专制难堪的锋利。为这条路坐过牢的人，后来者没有谁有资格对他们骂一句“投降”。
把眼光投向海峡对岸，同一个道理更是活生生地摆在那里。民进党的党纲白纸黑字写着“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就是台独。“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部宪法，本就是台独要否定、要取代的东西。可民进党是怎么做的？它派人去参加中华民国从村里长到总统的各级选举。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一个个举起右手，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宪法》，然后坐进他们纲领上明明要废掉的那个国家的总统府。有谁跳出来骂民进党“背叛台独”“向国民党投降”？没有。因为凡是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懂：参选，是借现成的合法平台去争民心、扩地盘、一寸一寸地改造这个体制，而不是在选票上盖个章、承认现状万岁。民进党正是靠这条“体制内”的路，从戒严令下被追捕的地下党，一路走到执政。当年它若因为“参选中华民国就是承认中华民国”而拒绝参选，到今天也不过还是街头一群喊口号的人，永远进不了那个能拍板的房间。
从1998年走进民政厅，到今天的政协提案，中国民主党走的是同一条路，认的是同一个理：走上对方的舞台，绝不等于认同对方的剧本。要求进入政协，不是承认现在这个政协合格——恰恰相反，这份提案通篇都在骂它“名存实亡”“橡皮图章”，要求把席位交给真正的反对派，要求委员言论免责，要求会议开门见光。这不是下跪，是把民运所追求的目标直接拍在对方桌上。
说到底，投降是放弃目标，不是更换手段。真投降，是承认对方对、把自己的诉求咽回肚子里。可这份提案从头到尾死咬宪政民主、死咬多元监督，一个字都没让。它“退”的，只是“斗争非得在体制外、非得摆出对抗的架势才算数”这一种执念。把手段的灵活骂成立场的背叛，是把民运的成败押在姿态够不够悲壮上，而不是押在到底能不能撬动这块铁板上。曼德拉既坐过牢，也走上过谈判桌；东欧的反对派既印过地下刊物，也坐上过圆桌。哪一次从专制到民主的转身，是单靠体制外死磕就一步到位的？关键时刻，总得有人肯坐到桌前，把口号变成能落地的条款。
当然，走进体制是有风险的——会被利用，会被收编，会被拿去当“民主”的花瓶。这些警惕都对，都必要。但“提防风险”和“张口就骂投降”，是两码事。中国民主党的政协提案是不是背叛，标尺只有一根：它让你离目标更近，还是更远？它替不同的声音撬开了一道缝，还是替专制补上了裂痕？
1998年那一纸注册申请，没有换来一个合法政党，却把共产党“违宪违法”四个字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政协提案，又一次把这个政权逼到“认不认自己的法”的墙角。这从来不是缴枪，而是换一个战场，接着打同一场仗。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The CPPCC Proposal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re by No Means a Surrender
——Taking the 1998...
党的棋子——中共输出革命秘史（一）
作者：陀先润
第一篇：幕后那只手
1969年的缅甸北部，一批中国年轻人正在哭着往山上跑。
他们背着弹药，没有枪。任务是把弹药送进山顶的坑道，给里面坚守的战友。从集结地到山脚下大约一公里，美军的炮火把这一公里变成了一条死亡走廊。一个亲历者后来回忆，他用高倍望远镜看着一百多人冲出去，炮火散去之后，进入坑道的只有三个人。第二天，又是一批人哭着往上冲。
这些人是中国的红卫兵，是文革武斗中的失败派系。有人悄悄告诉他们，去缅甸打仗，政治污点可以一笔勾销，打完仗回来算参加革命，一切既往不咎。于是他们跨过边境，加入了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中国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打仗。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缅共内部有一条秘密指令：这批中国人要被放在战斗第一线，逐渐消耗掉。
他们不是战士，他们是炮灰。而决定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去过缅甸。
同一时期，在大半个地球之外的约旦，一批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约旦军队俘虏。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其中一批人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关在一起。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约旦人，他们是中国人，是混在巴勒斯坦法塔赫武装里的中国军事顾问。
他们在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群众组织。这件事后来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弄大，于是这批人悄悄被遣返，这段历史从公开记录里消失了。
再往北，在纽约的法拉盛，华人社区里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中国派来的情报人员如果出了麻烦，只要跑进法拉盛，就能安全换身份或者离开美国。这个规矩不是最近才有的，它的根基从1930年代就开始建立，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法拉盛已经是一个任何外部力量都很难渗透进去的安全区。
在日本，一个叫重信房子的女人在2000年被捕时，护照上有二十多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两年。她是日本赤军的领袖，一个在中东活动了几十年的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秘密基地。中国政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知青，约旦监狱里被单独关押的中国顾问，纽约唐人街深处的秘密网络，在北京有据可查的日本恐怖分子。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它们背后有同一只手在操控。
这只手，叫中联部。
中联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1951年正式成立。它的官方定义是负责与各国政党开展交流合作的机构，听起来像是个专门接待外宾、互赠礼品、发表联合声明的礼宾部门。2024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向联邦议院正式发出警告，称中联部是一个情报组织，要求德国政界人士提高警惕。这个警告发出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存在了七十多年。德国人花了二十年才搞清楚对手是谁。
这不是德国人笨，是这个机构本来就不想让你知道它是什么。
中联部最核心的功能从来不是联络，而是渗透。它在东南亚孵化并控制了多个共产党，在中东扶持武装组织，在美国建立秘密基地网络，在日本培植极左势力。它用过的工具包括枪支弹药、秘密电台、假护照、政治顾问、帮派组织和选举干预。它做这一切，从来不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出现。
要理解中联部是什么，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人。
孙海燕，中联部前副部长，曾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1990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军训期间入党，政审干净。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国家安全系统和情报系统开始大规模从当年入学的名校学生中招募人员，挑选标准是背景干净、政治可靠。孙海燕是那几届被招募的人之一，很可能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进入了情报系统。
1995年本科毕业后，她公派赴日本攻读法学硕士。那个年代能够公派出国的人，要么家庭背景过硬，要么已经和某个系统建立了关系。她1997年回国，直接进入中联部，第一个岗位是政策研究室。研究室是中联部的情报分析核心，对外可以挂学者头衔，实际上生产的是供高层阅读的战略情报报告。她在这里一路做到副主任，然后转任中联部一局副局长、局长。
中联部一局负责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的政党运动，也就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这些组织的总负责部门。换句话说，孙海燕从情报分析起步，最终成为情报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后来她去新加坡当大使，是为了给自己的履历做一层包装——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需要公开履历，如果简历上全是中联部的各局各处，太过扎眼，挂一段大使经历，对外就成了外交系统出身的人。
这种包装不是孙海燕一个人的做法，而是整个系统的惯例。
与孙海燕形成对比的是刘建超。他是正宗的外交部系统出身，后来被调入中联部担任部长。他高调访美、会见布林肯，以中联部部长的身份做外交部长该做的事，在中联部内部是严重越界。外交是台面上的事，中联部做的是台面下的事，两套系统的逻辑完全不同。刘建超搞不懂这个区别，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的目标是接任王毅的外事办主任位置，中联部不过是一个跳板。这是他后来出事的根本原因。
一个从大学时代就被招募、在系统内部成长了三十年的情报官员，和一个空降进来走过场的外交系统官员，在同一个机构里，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对比，本身就说明了中联部是什么。
中联部在1971年成立了内部研究组，后来扩展为研究室，对外可以挂教授、学者的头衔，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和政党情报的分析中心。到了九十年代，研究室的部分成果开始对外发行，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当代世界》杂志。这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的东西，从来不对外公开。
2003年到2004年间，中联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重建。这次重建不是换人，而是换功能。工作重心从政党交流和情报分析，开始向情报收集乃至情报行动方向转移。配合当时启动的大外宣工程，中联部开始系统性地介入各国议会政党，扶持小党，安插人员，干预选举。德国人后来花了二十年才意识到的事情，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在中联部的内部逻辑里，它扶持的那些组织和人员都是棋子。棋子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棋子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通知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从来不认识。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中国年轻人，马来西亚丛林里打了四十年的华人游击队，约旦监狱里的中国顾问，中东沙漠里流亡的日本赤军——他们都以为自己在为某种理想战斗。他们不知道，在北京的某间办公室里，有人随时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就像扔掉一颗用过的棋子一样简单。
这个系列，就是要把这只手背后的故事，一件一件讲清楚。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The Party's Pawn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CCP’s Export of Revolution
Author: Tuo Xianrun
Part I: The Hand Behind the...
探望被精神病拘禁三年的访民李小生，我却遭到围殴
作者：陆建荣
江苏泰兴黄坍村，小生维权终落难。虎狼环伺奸计毒，精神病院关三年。母亲病故终得出，丧事未完欲收监。鹰犬爪牙紧身随，围殴建荣防外援，一个耳光加拳脚，退伍军人淫威显，报警只抓报警人，公安四年不立案。次次反映虚假了，民声渠道全空转。 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殷坍村访民李小生被精神病非法拘禁三年。2022年9月13日，我得知李小生母亲过世，李小生被准许回家治丧。作为之前的好友，我也去黄桥镇小殷家桥西侧李小生妹妹家出席哀悼仪式，顺便了解一下李小生目前的情况。
刚开始跟李小生交流时，他说不认识我，后来我起身出门，让他到院子外面走走，他说外面有人，我说有人也不可能限制你自由走动的权利，你不出去走走怎么知道。于是我们一起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就有一个6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过来问我是什么人（后查明此人为原黄坍村书记黄兰珍），并一下子喊来四五个人说我是来带李小生走的，要看着我，不让我走，并打了电话给他们一个领头的人。
这三五个人开始对我进行语言上来挑衅和侮辱，因为对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我只说了一句“愚昧”，他们就说我骂他们。后来那个领头的人来了（后查明此人为黄坍村二十组六号村民黄正国），冲过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五六个人对我拳脚相加，有人揪我的头发，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把我打倒在地。他们一边打还一边说“怎么不经打”。
我被打的时候引起了多人围观，然后他们就把我往人少的地方拖。李小生的大妹妹看到我被围殴没有出面阻止，反而把李小生拉进屋里去了。这也是被他们平时的邪恶吓破了胆。虽然这次围殴对我们身体上没有造成太大伤害，但对我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损伤是极大的。现场也有人对黄正国一帮人的野蛮行为进行谴责，但无法制止他们嚣张的气焰。于是我打电话报警。他们见我报警说打电话正好，好像警察跟他们是一伙的似的。过了一会儿，110来了，他们简单了解了情况以后就有一个警员拉着我的衣服.好像生怕我跑了似的，并让我上警车去派出所处理。我当时向出警人员提出异议：为什么只带我走，打人的人不带走？出警人员敷衍说他们自己开车去。我说他们为什么可以开车去，而我不可以开车去？后来就被出警人员强行推上了车，在车上他们想收走我的手机。我感觉黄桥派出所动机不纯，虽然手机里什么都没有，我还是把手机扳断了。
在派出所一直被派出所关在审训室直到晚上12点才放我出来，至始至终也没有看到那帮非法监视及打人的人去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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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斯的仓中鼠，看懂环境决定论
作者：概率鹿梦
民国有一件事，今天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反常识。
上海的工人，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星期反而能吃上几顿肉。可关中那些家里有地的地主，平时吃的却很差，也就过年吃上点肉，平时连油泼面都没法天天吃。
美国学者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里写过一个细节。
一个从河北逃难到北京的地主婆，住在西城小院里，有一天掀开隔壁人力车夫家的锅盖，看到的是白面馒头，韭菜炒鸡蛋，凉拌黄瓜，上还浇了蒜末和香油。她当场就愣住了。因为在她原来的认知里，自己家有二百亩地，照理说应该比这种连一垄地都没有的人过得体面。可现实恰恰相反。她家一年到头粗粮掺着吃，对方却能经常吃到白面。
书里还提到，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星期至少能见几次荤腥。未必是什么大鱼大肉，可能只是下水，可能只是几片肉，但至少不是长期不沾肉味。反过来看山河四省不少地主，真正吃肉往往要等到年节，平时连白面都舍不得敞开吃。
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冷链，没有成熟的仓储系统，也没有今天这种可以把物资高效率铺到全国的物流网络。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物资天然汇集，交易更密，流通更快，哪怕只是从城市缝隙里漏出来的资源，也足够让底层人分到一点油水。
可在中原和关中，哪怕你是地主，也只是守着土地。土地能产主粮，不代表能自动变成丰富的副食。当地没有足够发达的交换网络，也没有那么强的商品供给，地主也不会轻易拿好地去大规模养猪养鸡，顶多散养几只，图个过年应景。结果就是，账面上看有地，有产出，有身份，实际吃的并不好。
所以很多人对旧中国的想象是错的。他们总以为地主一定顿顿细粮，城里苦力一定食不果腹。
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
中原地区的地主，手里虽然有地，但所处的社会结构、流通效率、物资丰裕程度，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他拥有的是局部优势，不是系统优势。局部优势一旦离开大环境托举，含金量会迅速缩水。
大城市具有财富溢出效应，我举个现代的例子，香港，别看香港房价非常贵，但是香港收入很高，购买力就强，他们来内地旅游，买内地的商品，购买内地的服务，反而性价比特别高。200块钱如果放在山东的小县城，可能非常值钱了，能从山东大集上吃一周。但在香港也就是一顿晚饭。
同理，北京那些土著，卖一套房子就顶我们济南人奋斗一辈子的，这也是李斯那句仓中鼠和厕中鼠真正厉害的地方。
李斯两千多年前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和粮仓里的老鼠，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老鼠还是那只老鼠，差别却大得离谱。住在厕所里的，只吃污秽，天天吃不饱还提心吊胆，见到人和狗就乱窜。住在粮仓里的，吃积粟，躲在大屋之下，没有惊扰，没有饥寒。于是李斯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它直接戳破了一个现实：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距，常常不是从能力开始拉开的，而是从环境开始拉开的。你站在厕所边上，再聪明，也要先为活着发愁。你待在粮仓里，哪怕本事没大到惊天动地，也更容易活得体面。
平台不一样，看到的世界不一样，能分到的资源也不一样。你以为地主一定比车夫过得好，恰恰说明你低估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也高估了有产者这三个字的含金量。
所以李斯后来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苦练能力，不是原地熬资历，而是换地方。他离开楚国，去了秦国。他知道继续待在原来的环境里，天花板早就写好了。一个人最怕的，不是眼下吃苦，是真把低处当成了命运，把困局当成了理所应当，把那些消耗当成了成长。
很多人读历史，总喜欢赞叹成功者的才能。李斯有才能，这没问题，但真正让他翻身的那一步，是先看懂了环境。这个判断比很多所谓努力都重要。方向错了，勤奋只会把人更快送进死胡同，让人撞南墙。位置不够好，能力会被压成生存工具，根本长不成资本。资源薄，机会少，规则坏，人再硬，也很难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
贫穷并不只是财富的多寡，贫穷首先是一种资源匮乏的处境。你处在一个资源稀薄的地方，周围没有高质量的信息，没有成熟的分工，没有稳定的信用，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你就算比别人更勤快，也只能在小池塘里扑腾。你看到的天花板，很可能不是你的能力上限，是环境先把上限封死了。
说到底，贫穷有三层。
第一层最浅，叫缺钱。这个谁都看得见。
第二层更深，叫缺资源。你想做点事，找不到人合作，找不到渠道，找不到信息，找不到更大的盘子。
第三层最致命，叫待错环境却不自知。很多人一辈子困在第三层。他们很努力，也很能吃苦，也愿意忍，但始终没有离开那个不断消耗他的环境。最后能力没有被放大，时间被浪费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换个城市，命运就松动了。有些人换个行业，收入结构立刻变了。有些人进入更高一级的平台，原来不值钱的本事忽然就值钱了。外人看着像逆袭，其实没那么玄妙，无非是从厕中鼠挪到了仓中鼠旁边。人还是那个人，能量却完全不同。因为平台会给能力定价，环境会给努力结算，系统会决定你一分力气能换来多少回报。
很多穷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不努力，在于对贫穷的理解太道德化了。他们总觉得穷是自己不够拼，不够狠，不够能熬。于是拼命打磨自己，咬牙忍耐，逼着自己继续适应烂环境。最后发现自己越来越累，处境没什么变化。原因很简单，你在错误的地方自我加压，只会让系统更高效地榨干你，就是一句俗话：你越能干活，干的活就会越多。一个人长期待在低势能环境里，连痛苦都会被合理化，他会把本该逃离的地方，当成修行之地。
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都是把痛苦合理化，自我安慰，然后继续接受生活的鞭打。
李斯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没有歌颂苦难，也没有美化出身。他看了一眼老鼠，就把很多人一生都没想通的问题想明白了。你活在井里，你必然认为世界就那么大。
当然，环境重要，不等于能力无用。能力依然重要，只是它的发挥有前提。你至少得先进入一个让能力有机会沉淀、有机会交换、有机会增值的地方。否则能力会退化成廉价劳动力，见识会退化成生存经验，聪明也只够用来规避风险。
很多人喜欢讲逆天改命，听着热血。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变化，没有那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传奇。真正有效的一步，通常很朴素，就是先离开那个把你越待越穷的地方。离开一套坏规则，离开一个低密度市场，离开一群只会拉你向左的人，离开一个看似能活却很难积累的系统。这个动作，往往比埋头苦干重要得多。
所以，两千年前李斯看透的是贫穷的底层结构。穷，不只是口袋里少了几个钱。穷，是你身边没有粮仓，头顶没有屋檐，背后没有系统。
很多人一生都在证明自己能吃苦。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别总待在只能吃苦的地方。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from Li Si's Granary Rats
Author: Gailu Lumeng (Probability Deer Dream)
Abstract: Reflecting...
清算中共百年暴政，迎回属于人民的尊严与自由
作者：刘乐园
在所谓“七一建党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应随中共的宣传机器一起歌功颂德，而应翻开一张跨越百年的历史账单，严肃清算这个极权政党给中华民族、给中国人民、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
中共的历史，从来不是一部所谓“解放人民”的历史，而是一部以谎言夺权、以暴力治国、以恐惧奴役人民的血泪史。从土地改革中的暴力斗争，到反右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整肃；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中对人性、家庭、文化和信仰的摧毁；从“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碾压，到对法轮功、家庭教会、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普通上访民众的持续迫害，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充满了无数被掩盖的冤魂与苦难。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年那些起义、投诚或被整编的原国民党官兵，也未能善终。不少原国民党官兵在整编后被编入部队，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体制下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参加朝鲜战争，并在战场上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些幸存者在战争结束后又经历了后续政治运动和清查，而朝鲜战场上部分投降后选择返回中国大陆的国军官兵，也被中共视为叛徒对待。历史证明，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一句空话，留下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对人的利用与政治清算。
这个政权最可怕之处，不只是它制造灾难，更是它不允许人民记住灾难；不只是它伤害人民，更是它逼迫人民感谢伤害者。它用教科书篡改历史，用媒体封锁真相，用监控和警察压制声音，用恐惧让人沉默。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被它强行关进一党专政的精神牢笼之中。
改革开放一度让许多人误以为中国会逐步走向开放与法治，但近年来，言论管控不断加强，社会控制持续收紧，个人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极权体制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新的形式不断强化。
今天的中国，表面的繁荣正在迅速破灭。青年失业，中年负债，老人养老无依；房地产烂尾，民营企业凋零，普通家庭一生积蓄被掏空。地方财政枯竭后，各种罚款、收费、盘剥层出不穷。所谓“为人民服务”，早已变成权贵阶层对人民最后一点血汗的榨取。
更令人愤怒的是，当人民遭受不公时，体制并不保护受害者，反而保护作恶者。农民失地无人管，工人讨薪被打压，上访者被截访，信仰者被监控，敢说真话的人被威胁、拘押甚至判刑。在中共统治下，法律不是保护人民的盾牌，而是打压人民的工具。
我之所以站出来发声，是因为我深知，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的国家，普通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今天被迫害的是别人，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沉默不能换来安全，退让也不能换来自由。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揭露真相，极权的高墙才会出现裂缝。
我们在海外发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公义；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让历史真相不再被掩埋。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更不代表中国人民。真正的中国，是那些在苦难中仍然坚守良知的人，是那些不愿向谎言低头的人，是那些渴望自由、尊严和信仰权利的普通百姓。
百年暴政，必须清算；百年谎言，必须揭穿；百年血债，必须被历史审判。中共靠谎言起家，靠暴力维持，靠恐惧统治，但没有任何独裁政权能够永远站在人民的头上。高墙再厚，也挡不住人心觉醒；黑夜再长，也终将迎来黎明。
我们相信，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那一天终会到来。那一天，人民不再因说真话而恐惧，不再因信仰而被迫害，不再因追求公义而被威胁。那一天，中国将摆脱一党专制的阴影，重新迎回属于人民的尊严、自由与光明。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Liquidating the Century of Tyrann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lcoming Back the Dignity and...
Lobga Rangzen 自焚前的遗言-图伯特的责任与团结
作者：Lobga Rangzen
中文翻译整理：华语青年挺藏会
自焚者 Lobga Rangzen 于行动前，在自家车库留下遗嘱，并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 Rangzen 是他自己选的名字，是藏语「独立」「 自由」之意。
以下为其遗嘱内容整理 (听译)： 我们在国外举办任何活动，都是为了抗议中共对境内藏地的高压政策，反抗中国对藏地藏人的统治。今天，我想说几句话。 对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因为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大的勇气，为拯救图伯特的语言、文化与尊严，不断努力。因此，我没有什么资格再对他们说什么。 我今天主要是想对流亡藏人说四点：
第一，流亡藏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流亡当中，享受着自由民主的生活。这样的自由民主，是尊者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尊者让我们拥有自由，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内耗，也不是要让我们用民主自由之名，在内部彼此斗争。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图伯特的自由发声，为图伯特的未来想办法。尊者达赖喇嘛曾经说过，生活在国外的藏人，不要因为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就感到满足，因为图伯特境内的藏人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第二，我们要明白，藏人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尊者达赖喇嘛是世界的和平导师，他为所有众生的和平与幸福奔波，所以他不会把话说得太多、太重。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为什么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没有任何自由？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面临被消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连供奉尊者达赖喇嘛法相的权利都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国家，不是的，我们有国家，只是我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
第三，流亡藏人不要再分地域、教派，而要真正团结起来。 中共打压藏人时，并不会区分你是康巴人、安多人，还是卫藏人；也不会区分你属于哪一个教派。他们同样打压所有藏人，也同样破坏所有宗教。所以，我们在外的藏人，真的不应该再分什么康巴、安多、卫藏，也不应该再分各个教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为恢复藏人的自由、为藏民族的独立，做出更多努力。
第四，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停止应该去做的事；真正的哀悼，是继续为图伯特奋斗。 如果这一次我要做一个大的行动、一个引起轰动的行动，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所以，该跳舞的还是要跳舞，该唱歌的还是要唱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让年轻一代的藏人，能够接受并传承自己的语言与文化。 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迎来尊者达赖喇嘛九十一岁华诞。我希望全球各地的藏人，都要盛大举办尊者的祝寿活动。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就只停留在悲哀或默哀之中。
我们真正需要悲哀、需要默哀的，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发起更大的行动。 我今天要做这个行动，不是因为我缺乏衣食住行，不是因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一切，是为了图伯特的独立，为了图伯特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