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作者：蔡晓丽 编辑：Gloria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2026年1月18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河南省工委发起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来自中国民主党及多个公民团体的成员、家长与人权活动人士集结于此，以“守护孩子生命 · 追问校园真相”为主题，抗议中共长期存在、且愈发指向未成年人群体的系统性活体摘取器官反人类罪行。 此次行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青年部、影视部、西科维纳支部、山东工委联合举行，聚焦近一年内中国多起校园及青少年离奇死亡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 死亡原因草率定性、抢救过程不透明、遗体被迅速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关键信息被封锁。 多起案件，指向同一结构性黑洞  2025年11月，云南昆明：两名青年被同时宣布“脑死亡”，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约30台器官移植手术，速度与规模严重违背医学常识。   2025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摔倒休克，校方长达16分钟未实施有效急救，最终脑死亡，责任无人追究。  2026年1月，河南驻马店新蔡县：13岁男童校内离奇死亡，遗体被私自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孩子姑父至今下落不明。 当校园与医院不再安全，当“脑死亡”成为快捷结论，当器官去向无法被独立核查，公众无法不再次追问——这些孩子，究竟死于意外，还是死于制度？ 现场发言记录： 图为林养正（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林养正从教育体制切入，指出中共校园早已异化为压迫、服从与筛选的系统，并明确将校园死亡与活摘器官问题联系起来。他提出面向家长的“三个拒绝”：拒绝体制教育、拒绝抽血体检、拒绝官方叙事，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保护孩子。“这比奥斯维辛更邪恶，却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 图为刘芳（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刘芳讲述了自己从“完全不知情”到直面真相的过程。她指出，在一个能精准监控公民行踪的国家里，孩子却可以在校园中“无记录地死亡”。“这不是科学奇迹，是制度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监控一切，却‘无力’保护孩子，那问题出在体制本身。” 图为康余（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康余系统性指出，中国存在制度化强制器官移植的问题，且证据正越来越多地指向未成年人。“器官不是商品，生命不是资源。儿童不是实验对象，更不是器官储备库。没有问责，就不会停止。”他呼吁对中国器官移植体系展开独立国际调查。 图为张宇（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母亲） 张宇表示，自己来到美国并不被家人理解，但正是因为见过太多医疗体系中的异常，才无法保持沉默。她提到五个月大的婴儿“洛熙”在无明确手术指征的情况下被实施心脏手术，最终死亡，尸检显示体内伤口未缝合。“洛熙在人世间的时间，甚至没有在妈妈肚子里的时间长。再看看这些正值花季却成为别人器官库的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感到万分痛心。我站在这里，是为国内所有孩子发声。” 图为黄娟（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黄娟指出，在全国布满摄像头、对人民高度监控的国家里，学生死亡事件中监控却频频“损坏”或“消失”。她强调，所谓“免费抽血体检”并非福利，而是器官筛选。“我们不能成为下一个失踪的人。我坚决反对活摘器官，反对迫害青少年儿童，习近平独裁下台。” 图为卓皓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卓皓然强调，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产业已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器官捐献必须自愿、透明、有人权保障。任何强迫、诱导、买卖，都是犯罪！” 图为朱晓娜（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发起人主持人之一，母亲） 朱晓娜以母亲身份发言，系统回顾三起案件，直指“脑死亡”被滥用、遗体被迅速转运的危险模式。 “当校园不再安全，当医院不再值得信任，这个社会，还有哪里是孩子可以立身的地方？” 她明确提出四项诉求：独立调查、信息公开、保障家属权利、立即停止并追责活摘器官罪行。 图为胡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胡景回顾江西胡鑫宇案、武汉学生失踪案，以及早年在香港看到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揭露资料。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正因为身处自由世界，我们才更有责任站出来揭示真相。” 同日联动：旧金山湾区同步行动 除洛杉矶主场行动外，美国旧金山湾区当日亦举行了主题一致的抗议活动。 本次旧金山湾区行动由李海风、张勇策划，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各地民主人权团体已就“校园安全”“青少年生命权”与“活摘器官”问题形成持续、跨城市的联合行动。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被通知死亡，妈妈，不是我不想继续长大，只是我恰好血型适配。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能再回家，妈妈，不是我忘记了回家的路，只是我的某个器官被它们需要。再见妈妈，如果有来生，我依然选择做你的孩子，只是，我希望我们不再被当作物料。”这些文字，成为对中共将儿童与青少年视为“器官资源”的最直接控诉。 海外联动：欧洲同步响应，抗议走向国际 与此同时，本次声援与抗议行动并非仅限于美国。由新蔡县旅欧异议人士杨肖杰响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呼吁，多名旅欧华人与欧洲民主人士当日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前举行同步抗议活动。参与者以静默悼念与举牌抗议的方式，公开谴责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信息封锁与独裁统治。 集会现场明确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器官掠夺行为，并就河南新蔡县“今是清华园”一名未成年人死亡事件接受独立、国际调查。参与者指出，一个依靠删帖、封锁与警力维稳来掩盖真相的政权，本身就已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当真相需要跨国发声，恰恰说明体制内部早已失去自我纠错的可能。 本次行动由：陈恩得、赵杰、朱晓娜、高晗、林养正发起，赵杰、陈恩得策划， 蔡晓丽统筹，赵杰、朱晓娜主持，林小龙摄影，马群摄像，陈恩得网络直播， 高晗、陳信男、康余维持现场秩序，郑洲 王府负责物料，倪世成 卓皓然活动现场负责人。 这场由中国民主党河南工委在洛杉矶发起，旧金山、德国响应的抗议，不只是为已经失去生命的孩子，更是为那些仍然活着、却身处危险之中的孩子。 Protecting Children's Lives · Seeking the Truth of the Campus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in Los Angeles...

作者：黄娟  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不久前的九三阅兵语境中，习近平曾公开表达对“长寿”的执念，甚至流露出妄想活到极端年岁150岁的个人意志。这并非一句玩笑。在一个高度集权、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生命焦虑会被层层放大，并转化为对“资源”的系统性占有。当人被彻底工具化，生命与身体本身就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可被调配、可被消耗的资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与制度背景下，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与儿童失踪事件，才显得格外令人不安。 近几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事件，已经很难再被简单归因为“个别偶发”。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表面情形各异，却在事后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结论迅速形成，调查过程封闭，关键信息无法被独立核查，家属的合理质疑被视为需要“稳控”的风险。 2025年11月，昆明两名青年被宣布脑死亡，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多台器官移植；同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倒地，校方未在关键时间实施有效急救，最终不治；2026年1月，河南新蔡，一名13岁男童校内离世，遗体出现不明针孔，家属维权受阻、信息迅速封闭。   ...

作者：王礼华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正值第76个“国际人权日”（Human Rights Day），数名中国民主党党员，自发组织在夏威夷檀香山中国城孙中山铜像前举行庄严纪念活动，向全世界发出强烈呼吁：关注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追责中共当局长期、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责任。 当天下午2点，参与者手持“追责中共”“追求人权不是犯罪”“中共停止迫害人权”等标语牌，以及写有“中国民主党呼吁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字样的横幅，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肃立。阳光洒在孙中山先生慈祥而坚毅的铜像上，海风拂过，大家神情肃穆，齐声高呼：“结束一党专政！还我人权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中共不等于中国！”口号声在唐人街回荡，引来众多华侨、游客和当地居民驻足围观，不少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

https://youtu.be/okLe9CSESHk

作者：刘芳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本身并不存在争议。真正需要被讨论的，是死亡数字如何被统计、如何被解释，以及这些数字在政治叙事中如何被使用。任何历史结论，一旦无法通过最基本的人口结构与算术检验，就已经偏离了史学讨论的轨道，转而成为政治工具。       1937 年以前，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人口接近百万。随着战局迅速恶化，政府南迁、军队撤离、学校停办、工厂内迁，大规模疏散迅速展开。离城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南京成为全国撤离最为彻底的城市之一，这直接改变了城内人口规模与结构。       多方第三方记录对南京沦陷前后的城内人口规模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判断。1937 年 12 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正式文件中提到，集中在安全区内的平民约二十万人；美国外交人员的公务电报估计，城内人口在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之间；负责安全区事务的德国人士，以及多位传教士和医务人员，根据避难点容量得出的结论亦大致相同。这些来源彼此独立，却从未出现五十万，更没有“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的说法。       由此可以确定第一组基础事实：南京城内平民总数约为二十多万人。       第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幸存者规模。日军进城后，南京安全区并未立即瓦解，而是持续运作，集中收容并保护了约二十万平民。这些幸存者并非事后推算的抽象数字，而是有明确居住、配给与管理记录的具体人群。任何关于南京的叙事，都必须承认：城内至少有约二十万平民被明确记录为存活。       第三组证据，是占领初期之后南京出现的人口回流与基本社会恢复，这一现实情形，与“城内发生三十万级别平民大屠杀”在社会学与人口学层面形成明显矛盾。 随着战事结束、局势相对稳定，一部分此前逃离的市民陆续返城，城市开始重新运转。一些研究者指出，人口回流本身不足以单独决定死亡规模，但若城内在短时间内发生三十万量级的平民屠杀，其社会后果不应仅体现为人口减少，而必然表现为长期、系统性的恢复障碍：大量岗位空缺、生产与服务链条断裂，以及由极端暴力所造成的持续恐惧，对回城意愿形成强烈抑制，其结果更应是回流迟缓、恢复困难。然而，结合战前人口基数、安全区幸存者记录与随后出现的人口回归情况，南京并未呈现出与如此规模屠杀相匹配的长期社会失序状态。基本生活秩序得以维持，社会运转逐步恢复。这一现实状况并不能用于“证明”具体死亡数字，却在既定人口结构框架下，进一步削弱了高死亡估计在城内语境中的合理性。       将上述事实合并考察，矛盾便十分清楚：城内平民总数只有二十多万，其中约二十万人被明确记录为幸存者，同时还存在战后回流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南京城内三十万平民被杀”在算术层面难以成立。要维持这一说法，必须假定城内曾存在远超五十万的平民人口，或否认安全区幸存者的存在，又或将回流人口视为凭空出现，但这些假定均缺乏同时期证据支持。       正是在这里，中共叙事引入了一个关键前提：南京城内曾有“五十万平民”。这一数字并未见于 1937 年当时的安全区文件、外交电报或现场记录，更像是为既定结论倒推出来的人口设定，其功能在于为“三十万”提供算术空间。       为回避由此产生的矛盾，相关叙事不断模糊统计边界，将城内与城外、平民与士兵、战俘与溃兵、战斗死亡与非战斗死亡混合计算，最终把性质各异、责任不同的死亡压缩进一个情绪化的整数。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史学研究，而是一种政治叙事策略。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叙事体系对数字讨论实行事实上的垄断。任何质疑都会被迅速转化为道德或政治指控，方法问题被等同为立场问题，证据讨论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不再允许被检验，只能被重复。       这一选择性执着，与中共对自身统治下大规模死亡的长期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大跃进时期造成的饥荒被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政策责任被系统性抹去；新冠疫情早期因隐瞒、封锁和打压信息而导致的死亡，则迅速被去责任化、去政治化处理。这些生命既缺乏持续、公开的统计，也不允许被严肃追问，更谈不上制度性的纪念。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中，南京被不断放大，成为转移责任与制造情绪的安全对象。       当南京被反复强调、并被赋予“不可讨论”的数字时，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已不只是历史细节，而是动机本身。一个政权为何执着于放大他人造成的死亡，却对自身统治下的大规模死亡长期保持沉默，甚至系统性抹除？       南京在这种叙事中不再是理解战争残酷的历史事件，而被转化为政治工具，用以制造仇恨、转移视线。受难者被抽象为数字与符号，历史被固定为情绪表达与忠诚测试。这既是对南京死者的再次利用，也构成了对所有无法被纪念的受害者的共同伤害。 Manipulated Mourning and the Nanjing Narrative Author: Liu Fang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作者：赵令军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摘要 本文以黎智英拒绝离港、选择入狱的决定为核心，探讨在威权体制下“回归与坚守”这一看似非理性的选择所具有的道德与历史意义。通过对黎智英、纳瓦尔尼与金明日牧师的对照，文章指出：当语言被权力占用，人的身体与命运本身便成为无法抹去的证据。他们的牺牲未必立刻改变现实，却构成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见证。 在全球持续关注中，黎智英案终于进入关键审理阶段： 黎智英老先生被判“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3项罪名，至此，已被关押了5年多，前后被审讯了共156天的黎先生，总算被中共强按了几个正式的罪名。黎先生坚持自己无罪，但《国安法》指定的3名法官，判定他有罪。 虽然最终量刑结果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仅“勾结外国势力、煽动颠覆”这一项指控，便足以判处无期徒刑。黎先生已年近八旬，长期监禁对其身体的摧残早已显现；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下，人们几乎看不到他重获自由的可能。 而黎老先生，显然已经做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的准备！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选择！ 在当代政治迫害史中，有一种选择反复出现，却始终令人心惊： 明知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死亡，仍然选择坚守或回归。 黎智英先生，正是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作为香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传媒人之一，他并非无路可退。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拥有巨额财富，并持有英国护照，离开香港，对他而言并不困难，继续在海外发声，也完全可行。但在香港自由迅速坠落的关键时刻，他婉拒了好友的劝说，依然选择留下，并最终被捕入狱。 在被关押前夕，他于九龙家中接受 BBC 记者采访。当记者试图询问——或者说，提醒他，是留在香港还是迁往他处生活时，他不等问题说完，便平静地回答： 在狱中。 他说： 现在在这里，我是平静地活着；在狱中，我是有意义地活着。 那不是一句即兴的话，那是一个睿智的长者对自己未来走向的清楚认知。 “有意义的活着”，不是激情的宣言，而是一条清醒而孤独的归途。 这条路，通往牢狱，通往审判，也通往历史。 选择，并非源于误判，也不是情绪化的冲动，而是一种清醒而沉重的判断。 一、为什么不走？ 在威权体制下，“离开”往往被视为理性之举。 安全、自由、持续发声——这些理由看似无可反驳。 但问题在于： 当所有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都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将面对什么？ 留下来的，不仅是风险，更是被迫承担“失败者”“被抛弃者”的身份。 而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社会的清空。 黎智英拒绝让这种逻辑成立，他说：我不能离开。一旦离开，即会影响苹果日报的信誉，也会影响民主运动的团结。这件事，必须由我来承担责任！ 他的留下，意味着一种立场： 不是因为走不了，而是拒绝让“离开”成为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当身体成为证据 在极权环境中，语言最容易被扭曲和掏空。 “法治”、“秩序”、“稳定”、“国家安全”这些词汇被反复使用，却不断被重新定义，最终服务于独裁专制本身。 当语言失去可信度，人的遭遇，就成了最后的证据。 黎智英的被捕，清楚地表明： 所谓“依法治港”，并非法律对权力的约束，而是权力对法律的占用。 他的审判，也以最直观的方式证明： 那个曾以法治与自由著称的百年香港，在被中共统治仅二十余年后，迅速陨落——经济凋敝、法治崩塌、自由消亡，使得中共对于香港自由、繁荣状况的一切辩解，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愈发苍白。 三、相似的归途：纳瓦尔尼先生与金明日牧师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却做出了同一种选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中毒并成功治疗后，本来可以选择在德国陪伴家人并用另一种方式抗争的，但依然返回俄罗斯。他十分清楚，等待他的将是监禁，甚至更糟的结局。但他仍然选择回去。 因为他明白：如果反对只能在流亡中存在，那么权力就已经赢得了道德优势。 他的死亡，彻底暴露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真实面目。 而在中国，金明日牧师所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他原本可以选择在美国做牧师，家人也在身边陪伴，过着优渥的生活。 但他依然选择了宗教自由被严格控制、甚至被摧毁的中国，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继续牧养、讲道、见证。 金牧师的选择并非出于政治动员，而是源自信仰本身；被捕后，面对来访者，他说：以前看到其他的牧师或传道人被捕，他无能为力，很是纠结；现在自己被抓，反而觉得很坦然了。 以生命实践信仰，以大无畏的牺牲，深刻诠释“为真理而死”境界。 他们都明白： 真理若只能在安全之地被宣讲，便失去了超越性。 四、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现实结果看，他们的选择并未带来立刻的改变： 香港未能因此恢复自由！ 俄罗斯未能因此走向民主！ 中国的宗教与言论空间依然严重受限！ 如果仅以短期成效衡量，这些牺牲似乎“并不划算”。 历史也从来不只由结果构成。 但他们发出的光芒，会引领很多人走出黑暗！ 五、不可被抹去的意义 威权最渴望塑造的，是一种顺从的共识： 低头是理性，沉默是成熟，活着比尊严重要。 而黎智英、纳瓦尔尼、金明日牧师的存在，使这种叙事在道德上彻底破产。 他们并未诉诸暴力，也未谋取私利， 他们只是拒绝配合谎言，坚持真理。 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被彻底抹黑，也无法被轻易遗忘。 结语：归途之上的人 他们并不要求后来者复制他们的道路，因为牺牲从来不是义务。 但正是因为有人愿意承担最沉重的代价， 后来的人，才仍然拥有选择是否站立的自由。 归途之上，有人离开，有人沉默，也有人回去。 黎智英等伟大的殉道者们，选择了回归和坚守。 而这种选择本身，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清晰、也最沉重的注脚。 赵令军（Frank），2025年12月20日星期六，加拿大 On the Road Home — In Tribute to Mr. Jimmy Lai Author: Zhao LingjunEditor: Wang Mengmeng Managing Editor: L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