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作者：彭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近来中文舆论中流行所谓“美国斩杀线”的说法：一旦失业或生病，美国中产就会迅速坠入流浪、死亡的深渊。这类叙事往往通过混淆低收入脆弱群体与中产阶级、嫁接极端个案，制造出强烈的情绪冲击。 不可否认，美国社会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族群歧视等，这些问题本身也值得批评和反思。但必须明确的是：美国的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统治是否正当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关联。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它是否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通过对比他国的缺陷来获得心理优势。这类“比惨”叙事之所以在当下广泛传播，是因为它充当了一种精神止痛药。通过不断强调“全世界都一样，甚至更糟”，让对独裁制度的追问被悄然替换为认命。 下面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普通民众所面临的系统性“斩杀”： 1.《宪法》就是废纸 任何现代社会的权利体系，都建立在权力受到约束的前提之上。但在中国，宪法长期停留在象征层面，无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形成现实约束，只是一份政治宣传文本，而非可被公民依赖的权利保障。司法从未独立，在现实中，“党大于法”人尽皆知，法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以法律条文作为准则。 2018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修改取消，清楚表明宪法可以被权力按需要调整。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推动宪法为个人权力服务时，宪法对普通人的保护效力已经归零。 2. 未出生即被斩杀：计划生育与强制流产 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有一部分生命甚至来不及出生，就已被独裁制度提前终止。共产党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强制流产、强制引产成为常态化行政行为。 在这一政策下，生育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被纳入政治考核的指标。妇女的身体被视为政策执行对象，胎儿的生命被简化为“超生数量”。当一个社会可以为了抽象目标而系统性地终止未出生的生命，生命本身就不再被视为权利主体，而只是可被管理、可被牺牲的资源。 3. 农民：长期被牺牲的多数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规模最大、却最缺乏权利保障的群体。他们为工业化、城市化和财政积累贡献了一生，却始终被排除在完整的权利体系之外。 共产党事实上拥有中国全部土地，农民并不拥有真正的土地产权，所谓的产权只是“集体所有”，农民的土地不能交易，户籍限制人口流动，进城务工却难以获得完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能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边缘生存。他们贡献了粮食、劳动力与社会稳定，却在晚年只得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养老金。医疗、养老、失能风险，被系统性地下沉到家庭，导致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在官方叙事中，农民被称为“奉献者”，但在制度现实中，他们从未被当作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来对待。 4. 教育沦为思想控制与精神驯化的工具 在中国，教育并非以培养独立思考为目标，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思想控制与社会筛选机制。其核心并不是鼓励质疑、讨论与判断，而是反复训练对规则的服从、对单一标准答案的接受，以及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被动认同。 在这种体系下，教育不再承担培养公民的功能，而是用于筛选“适应者”。能够顺从既定叙事、避免越界思考的人被保留下来并获得继续前进的资格，无法适应、试图独立判断的人，则在升学、评价与机会分配中被逐步淘汰。最终，教育演变为一个持续削弱独立思考、强化服从意识的过程。它训练的不是如何成为有判断力的个体，而是如何成为不制造问题的人。 5. 没有参与权的社会：法律从不需要你的同意 在中国，普通人一生没有见过选票，无法参与规则制定，也无需被征求同意，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人们被要求履行纳税义务，却从未被赋予与之对应的纳税人权利。 出行政策的变化是典型例子：先是全面禁摩，随后民众转而选择电动车，不久电动车也被限制，新国标将速度压到甚至低于自行车，却仍被强制执行。规则如何变化，从来不取决于使用者的现实需求，而只取决于行政意志。类似的逻辑同样出现在更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河北省的农村老人无力负担燃气取暖费，但为了不影响旁边“北京蓝天”的形象工程，被禁止烧煤取暖。对农民而言，烧煤是最现实、也是可负担的取暖方式，但在政策之下，烧煤不仅被罚款，甚至会被拘留入狱。在零下摄氏20度的严寒冬季，这种规定既未提供可行替代方案，也未承担任何后果，其荒谬程度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法律和政策并非经由公共讨论形成，受影响者的生存成本、现实可行性与风险后果，并不构成决策前提。当一个社会只要求个人承担纳税与服从，却不赋予参与和否决的权利，法律就不再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是单向施加的命令。个人无法成为规则的主体，只能在不断收紧、不断加码的制度框架中被迫适应，哪怕代价是基本的生活尊严。 6. 当医疗费用没有上限 在医疗制度上，美国与中国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异：美国的个人医疗自付有上限，一旦个人当年的自付费用达到这一上限，后续符合保险范围的医疗支出由保险全额承担，也就是说，费用再高，个人承担是封顶的。而中国并没有兜底上限，中国的医保逻辑完全不同。它不是“你最多掏多少钱”，而是“医保最多给你报多少钱”。医保一旦报完，剩下的风险全部由个人无限承担。 在中国，住院往往要先交钱，不交钱就无法继续治疗，而为医疗费用在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募捐，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默认的求生方式。所谓医保，在很多关键时刻只是参与报销，而不是兜底保障。医疗体系也存在双重标准。普通人为了治疗费用四处筹款，而共产党干部却可以长期占用高等级医疗资源，在 ICU 接受免费治疗，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权力结构在医疗体系中的直接体现：谁有权力，谁就拥有不计成本的生命保障。 7. 食品安全失守 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并非偶发事故，而是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甚至连婴儿吃的奶粉都会造假。吃得安全并不是被制度保障的权利，而更多依赖个人经验和运气，监管往往在曝光前失灵，在舆情后介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问题不在商户的道德，而在制度结构，违法成本长期低于守法成本，监管与被监管者存在利益关联，问题食品得以反复流入市场，健康风险却由普通消费者承担。食品安全的失守，是普通人被迫为制度失灵持续买单的缩影。 8. 编制体系下的身份断层只保障少数人 相对稳定的保障主要集中在公务员体系和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企业，而绝大多数民营岗位长期处于低保障、高风险状态。这种差异并非市场结果，而是权力结构的产物。国企依托行政资源和准入壁垒，在多个领域无孔不入、与民争利，持续压缩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甚至对企业进行“跨省远洋捕捞”，即异地执法部门为追求经济利益，跨越行政区域对外地民营企业进行抓捕。民企利润被挤压，用工成本被压低，风险最终转嫁给普通劳动者，导致民营岗位普遍艰难。 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热衷“考公”、“考国企”只是避险本能。当安全感只能通过进入体制获得，社会活力与创新自然被抽空。更讽刺的是，即便在政府和国企内部，大量一线岗位同样被外包，脏活累活由低保障人员承担。是否稳定，取决于身份，而不是你做了多少劳动。 9. 官本位结构中的职业歧视 中国社会中最普遍、也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歧视，是职业歧视，其根源不在市场，而在官本位结构。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任命而非选票，因此只需对上负责，而无需对社会和纳税人负责。在这种体系下，公务员被普遍视为“最优职业”。在职时，工作强度相对较低，福利待遇和安全感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退休后，即便不再创造社会价值，却享受最高等级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远超其他普通劳动者。这些福利来源于民众的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剥削。 与之相对，农民、清洁工、外卖员、保安等基层岗位被系统性贬低，“农民工”这一称呼将职业、出身与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去人格化的标签。 10. 户籍制度制造的内部分裂 地域歧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制度化并被持续放大。严格的户籍制度将资源、福利与身份绑定在户籍地，使人口无法自由流动。 城乡对立与地域污名化并非文化偏见，而是制度性分配不公的产物，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谚语早已揭示问题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留守儿童这一全球罕见的现象，更是户籍制度直接制造的社会后果。 11. 房子掏空了普通家庭 中国的购房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并非建筑本身，而是土地出让金以及围绕土地设置的各类税费，本质上是通过住房将家庭财富转移到了政府。对购房者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的环境下，大量烂尾楼问题长期存在，购房者既拿不到房，又必须继续偿还房贷，几乎无法通过制度获得真正救济，房贷由此成为长期的现金流绞索，住房从安居工具，变成了放大家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来源。 12. 年龄作为被淘汰标准 年龄歧视不仅存在于企业，更由政府官方招聘带头执行。政府公务员考试普遍设定35岁上限，公然违反共产党自己制定的就业法律，将大量劳动者提前排除在制度之外。这意味着人并非随着经验增长而被重视，而是被视为可替换的消耗品。 13. 女性在就业和生育之间被迫买单 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长期承受隐性歧视，生育成本被系统性转嫁给个体。法律存在却难以执行，既压制女性发展，也加剧生育率下滑。女性既被要求承担生育责任，又要为此付出职业代价。 14. 从公共生活中消失的群体 在中国社会中，一些群体不仅遭受歧视，还被系统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残障人士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大街上，几乎很少能看到残疾人，而在美国，使用轮椅的人并不少见。更讽刺的是，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数倍，按比例计算，街头本应出现的残疾人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15. 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债务无限兜底 在中国，除深圳有限试点外，全国范围内不存在个人破产制度。破产法只适用于企业，普通人一旦无力偿还债务，没有合法清算与“重新开始”的途径，债务会被长期追索，个人需为失败终身兜底。 与此相反，美国实行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符合法律条件下对无法偿还的债务依法清算。其核心不是纵容失败，而是止损，让失败有明确的法律终点，个人可以承担后果后重新进入社会。结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结构：在美国，失败是阶段性的；在中国，失败往往是终身性的。当一个社会鼓励冒险却不给失败任何出口，债务就从经济问题，变成持续摧毁人生的工具。 以上，这些问题并非所谓“发展阶段的代价”，而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宪法无法约束权力、责任无法追溯的环境中，个体的生命、尊严与未来，就只能被当作可管理、可消耗的成本。 中国共产党并非不知道这种统治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代价，却选择以控制代替纠错、以洗脑代替改革，并通过对外转移矛盾掩盖内部失败。在其统治下，人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治理对象。拿别国的问题反复对比，无法为自身洗白。统治的合法性从来不是靠“别人也很糟”来证明的，而是靠是否尊重并保护本国人民来建立的。当社会只能靠比惨维持平衡，被质疑的就不该是人民，而是统治者。根本问题在于一个拒绝约束权力、否认公民权利的独裁体制。 The Country of...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前几天，一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在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参观，安检时身份证连续两次无法通过。执勤人员查看屏幕内容后，询问他最近是否通过 12345 投诉过小米。他承认确有其事，且投诉尚未结案。对方点头示意，随后放行。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经过完整核实，而在于它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在现实中完全成立。它不需要额外加工，也不依赖任何阴谋论假设。相反，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看起来过于“正常”。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质疑企业权力，怀疑是否某家公司的影响力已经可以左右公共秩序。这种理解方式看似尖锐，实则安全。它把问题压缩为“资本勾结权力”的个案，好像只要换一家企业、换一次投诉对象，就能规避风险。但事实恰恰相反：决定一个人能否“刷得过去”的，从来不是企业，而是一个早已运行多年的国家级数据治理体系。 在今天的中国，个人并不是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被对待，而是以数据对象的形式被管理。身份、行踪、消费、医疗、婚姻、信访、投诉、表达记录，被持续拆解、整合、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可调用、可标记、可联动的“人像”。技术上，这并不新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套系统已经从后台管理走向前台治理，并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约束。 这意味着，投诉不再只是表达不满，维权不再只是寻求救济，反映问题首先是一条数据，其次才可能是一项诉求。当数据进入系统，它的命运就不再由当事人掌控，而由算法、规则、权限和所谓“稳定需要”共同决定。是否反复提交、是否继续追问、是否涉及特定对象，都会被转译为风险特征。这些特征不需要公开，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申诉路径，只需要在某个关键节点弹出一个提示：注意、限制、人工处理。 这正是现代控制最危险的形态：它不靠公开镇压，而靠隐形分类；不宣布罪名，却制造障碍。个人不会收到正式通知，只会发现“刷不过”“进不去”“被多看了一眼”。没有文书，没有解释，更没有纠错机制。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也不知道如何退出这套系统。 有人会反驳：可他最终还是被放行了。恰恰在这里，控制的逻辑暴露得最为清楚。真正成熟的治理机器，并不追求每一次都拦下个体，而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拦下。今天放行，是因为系统判断“问题不大”；明天限制，也不需要新的理由，只需要“情形不同”。当权利从规则变成裁量，从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社会行为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于是，自我驯化开始出现。人们减少表达，回避公共事务，反复权衡“值不值得留下记录”。不需要命令沉默，沉默会自行生成；不需要禁止投诉，投诉会自然减少。久而久之，制度不再需要高强度维稳，因为社会已经完成了自我维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往往以“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便民服务”的名义推进。数据被高度集中，却没有独立审计；权限被层层叠加，却没有责任追溯；裁量被不断下沉，却没有清晰边界。公民被要求实名、配合、守法，却被拒绝查询自己是否被标记、因何被标记、如何纠错。系统可以在关键时刻告诉一线人员某人“因为什么被注意”，却不允许当事人作为权利主体知情。 在这样的结构中，“正常人没事”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安慰。因为“正常”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系统判断。它可以随时间、随环境、随政策需要而改变。今天是普通投诉者，明天可能成为反复申诉对象；今天是消费纠纷，明天可能被归入“影响稳定因素”。当规则不透明、标准不公开、救济不存在时，所谓安全感，只建立在“暂时没轮到我”之上。 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一次安检的偶发异常，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缺乏边界的情况下，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控制优势。它清楚地表明：在一个以数据库为神经系统的治理结构中，公民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变量；权利不是不可侵犯的底线，而是可以被临时暂停的状态。 当一个社会需要公民“尽量少留下记录”才能自保，当参与公共事务本身需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它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以及一群学会绕开系统的人。 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不再需要露面。当一个国家不必告诉你为什么限制你，只需要让你感受到它随时可以限制你，这种权力就已经摆脱了法律的约束，进入了纯粹的技术统治阶段。 而在这种体制下，权力最忌惮的，从来不是犯罪，而是记忆。因为记忆意味着记录，记录意味着追问，而追问本身，就是对控制的否定。 When the State Machine Begins to Remember You — You Are Not Being Censored, You Are Being Marked Author: Tuo Xianrun...

作者：陈维明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吕峰 前些日子，奥运花样滑冰冠军之父刘俊前来洛杉矶演讲。演讲前的聚餐中，几位当年被通缉的学运风云人物王丹、王超华都在场。超华大姐现居英国，谈到当年的人和事，我让她转达对杨炼夫妇的问候。 想当年，顾城一家、杨炼一家与我们一家，都定居在新西兰而成为好友。不想今天由超华转来杨炼夫妇在37年前和我们一起在新西兰的合影！这是我们共同举办“面对死亡坚持生命”的行为艺术展上，在奥克兰大学入口处，我用报纸糊了一个大骷髅作为艺术展的入口，合影留念就在此入口处。 想当年大家风华正茂，我们还一起去采石场，购买了一块深红色中国地图形状的花岗岩石头，做64纪念碑用。当石场老板知道我们用意后，把石头送给了我们。 当时我们选用了杨炼的名句“你们已无言，而石头有了呼声！”，当时顾城也写下了「你们死于春天」，我们认为太诗意不够有力而放弃。我还设计制作了十几座血淋淋的雕塑…… ...

——献给我的小学老师蔡荣生 作者：侯改英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摘要：笔者生于河北太行山偏远山区，此文记录缅怀在我村义务支教10多年，后被我村聘为临时老师多年，最终年老家庭变故陷入困境，但因为不是中共编制内教师拿不到退休金导致其与孤儿孙女生活艰难陷入赤贫的故事。后我村村民集体联名请愿才使她勉强得到公正。但正义已晚，正式编制待遇仅仅消受不足一年，便撒手人寰，留下孙女被县孤儿院收容。 蔡荣生是一位女士，在我以黑户身份返乡入村里小时，她就已经在我们村做临时老师好多年了，具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但她在教我三年后又教了我弟弟三年，至少在我上初中时她一直在我们村支教。 她是一位中年女人，教我的时候约30多岁，白净整齐，戴着那个年代鲜有的金丝眼镜，齐耳短发，身材微胖，常年穿庄重或黑或灰套装制服，中性皮鞋，声音偏低沉，看起来感觉起来都像一个男人。 她说话慢，坚定，清晰，眼神犀利，整个人透着那个年代在农村极少见的文化人的睿智儒雅。她一条腿有一点微跛，走路左右摇晃摆幅较大，再搭配她常背着手微微驼背检查学生背诵功课的体态时，看起来跟我爸一样是一个与众不同非常优秀的——男人。 听说她婆家在短短的二里山路外的隔壁村，但她似乎没有家，她常年住在学校，独来独往，除了教学外几乎不跟村民攀谈。 她的工资因为不是正式教师，一直由我们村大队象征性的每月发二十块钱。她也没有地，无法种粮种菜，所以不得已她工资不足以果腹时，她会让学生每人带一点小麦谷子，冬天太冷时，她也会让学生带玉米轴（褪了玉米粒后的那个玉米棒）在教室生火取暖。 她最偏爱我，除了借书给我，有一次还叫我帮忙给她冷风倒灌的卧室窗户糊毛头纸。于是我有幸瞥见了她的卧室：逼仄，昏暗，我看到了火炉，桌子上的碗筷，也看到了挤在一起的单人床和放在其下的尿盆……虽然收拾的很整齐，但看着很憋屈。 我当时的感受是有些不适应，强烈的反差，让我觉得不真实，因为我的老师看起来那么优秀，儒雅，精致而有尊严…… 我们村的学校是几所破房子，她的卧室是其中一间约6个平方，囊括了她的整个饮食起居，还有一间则是她不知从哪里带回来的许多童书堆砌成的图书室，是她对偏爱学生的福利。比如我，她常让我进去挑书借书给我看。 这就是我的学校，也是她的城堡和象牙塔。 没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是一位男老师。 蔡荣生——这名字听起来也挺像男人的。 我在村学校只上到三年级，后来我跟我弟长大在外上初中时，也不再跟老师有联络。听村民说蔡老师的二儿子二十七八岁，刚结婚没几年被自家房顶上塌方的黄土砸断了脊柱，变成植物人了……然后老婆跑了，蔡老师只好告别教师生涯回家照顾二儿子。 然后普通人的岁月在残酷的中国社会野萍般地离散沉浮。 一晃多年过去，许多人分开后相别相忘于茫茫人海，从来没想过上次对视竟然是今生的最后一面。 2022年，我开始在破碎的婚姻里挣扎，我从城市回老家给我爸上坟，听我舅说，蔡老师的大儿子车祸死了。我当时心里一紧，我问他，蔡老师怎么样了？我舅说，她命苦啊，小儿子她伺候了这么多年，前年刚去了。现在留下老大家的一个小孙子，这日子怎么过啊？ 我当时真的很难受，真的很有冲动想去她的家看她一下，但是想着自己也做不了什么，我当时也挣扎在自杀的边缘，曾一次次的想了结生命，我满脸的颓废和破碎的心……，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没脸去，我曾是她最爱的学生，她的那么那么的骄傲，我们村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没去看她，我觉得等我有时间调整回来，看起来不那么狼狈了，我再去。因为我对自己失望，无法面对她。 然后又过了一年，我陷于四面楚歌，六亲断绝的境地，又因为跟教育局，前夫，村委，派出所等的僵持，压力和恐惧过载罹患了很严重的神经疾病，手抖的几乎无法拿筷子，那时我跟我妈为数不多的电话中，她给我说从我舅那听来的村里的八卦，我以前是从来不听的，但她突然大骂共产党，她说村里正在联名给教育局写信，蔡老师现在生活极度贫困，而教育局因为她不是正式编制老师，不给她发退休金还是说退休金不是正式编制的标准来着，具体记不清了，引起了我们村村民的愤怒，大家都很气愤纷纷联名上书教育局，要求善待蔡老师，具体结果还不知道。然后我妈又骂政府没人性…… 我心中泛起一阵酸楚，湿了眼睛，心疼她，也为我自己的无能。 2024年，当我抱要么死去要么重生的决心带着俩娃坐着渐行渐远离开故土的火车出发时，我流了最后一次泪。 擦干泪，我给我姐电话想让她帮我给蔡老师带点钱，替我去看看她。我姐不等我话说完，说，蔡老师去世了，她也是刚知道，听大舅说的。 蔡老师也教过她和我大姐，她也是她们俩的老师。 然后她也一阵感慨，她说好在好像村民联名上书迫使教育局给蔡老师转正了…… 然后她又轻轻说，又有什么用呢，这才不到一年…… 我压着眼泪匆匆挂断了电话，然后在火车的厕所里压抑的哭了一场。当时的眼泪不知是哭自己还是为她，可能都有吧。 我这一走是永远的跟故土告别，告别那些山水树木，鱼鸟花虫……我爱的山河故土，自然万物……只不过它们也和我一样痛苦，不得解脱，而我无能为力。 我悄悄的离开，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在渐渐模糊远去的故乡里，我在乎的人都消逝于暴政的桎梏之中，我的父亲，我的老师…我为自己的无能无力感到深深的遗憾。 好在我还能带走我仅有的，珍爱的——我的孩子。 擦干最后一滴泪，我踏上了征途。 侯改英2026年3月9日于纽约 原文发表于作者侯改英的X帐户，原文链接 https://x.com/hgylucky2017/status/2032839224492216331?s=20 May You Be Safe, Fulfilled, and No...

作者：冯仍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每年的3月10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往往只是日历上平常的一天。但对藏人来说，这一天不是普通的纪念日，而是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历史伤口。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抗争，随后局势急转直下，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从此进入一个漫长而沉重的时代。流亡藏人把这一天称为“西藏人民起义日”或“西藏抗暴纪念日”。而中共官方则一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武装叛乱”被“平定”的开始，并将后续叙事导向定义为所谓“民主改革”。同一段历史，被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长期撕扯，这本身就说明：西藏问题，从来不是一句官方定性就能掩盖过去的。 图中为达赖喇嘛骑马逃亡（图片来自国际西藏运动） 说实话，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能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早已被过滤、删改、定向灌输。很多历史，不是我们不想知道，而是中共根本不想让我们知道。就像我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补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一样，西藏的1959年，也是我到海外之后才开始认真去看、去想、去面对的一段历史。 当我慢慢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震动。因为我发现，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的，不只是1959年3月10日那一天的抗争，更是在纪念一个民族在强权面前不肯彻底屈服的尊严。那一天之后，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寺院，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在自己家园中按自己方式活着的权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西藏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行政问题，而成为全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人权与民族自由问题。 让我特别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这段历史并不是沉默的。1959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一份正式外交电报里写到，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原则”，并表示美国人民“怀着钦佩”看待藏人捍卫自由、反抗中共压迫统治的努力。这样的表述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不是某个学者的评论，也不是媒体报道，而是美国国务院正视历史档案中的文字。它至少说明一点：早在1959年，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叛乱”问题，而是关乎人民自由与政治命运的问题。 美国国会后来也多次就3月10日作出正式记录和表态。2000年《国会记录》收录的参议院文本，明确提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因担心达赖喇嘛安危而聚集守护，并提到随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及中国方面对事件的镇压叙述。到201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 S. Res. 429，更直接把1959年西藏起义59周年纪念定为“西藏权利日”，并再次把3月10日界定为西藏人民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历史节点。2024年，美国参议院又提出纪念西藏人民为自由而起义65周年的决议草案，继续沿用“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ibet”这样的表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年的涉藏报告，也持续把“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列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控制、限制进入和提高戒备的重要敏感时期。 这些美国政府文件当然不等于全部真相，也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它们至少留下了一个清楚的记录：这段历史不是不存在，不是没人看见，更不是中共一句“平叛”就可以永久盖棺定论的。 对我来说，纪念西藏人民起义日，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受。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出来、在压制和遮蔽中一点点补上真相的人，我越来越明白：中共最害怕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抗争，而是人们开始记住历史、重新命名历史、拒绝接受它强加的历史解释权。它害怕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不只是流亡藏人，不只是海外纪念活动，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那些年被定性为“叛乱”、“风波”、“动乱”的，也许恰恰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些普通人捍卫尊严的时刻。 西藏人民起义日之所以重要，就在这里。它提醒我们，一个民族即使被强权压住，也未必会真正沉默；一个历史真相即使被封锁几十年，也不等于它已经死去。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次警醒：不要相信暴政垄断的叙事，不要让恐惧替代记忆，不要让遗忘成为帮凶。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能完全替藏人发声，而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流亡者，越来越能理解那种被体制压迫、被历史噤声、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痛。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在这一天，郑重地向1959年3月10日站出来的藏人致敬！ 他们当年守护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也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他们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更是一段不能被中共彻底抹去的历史见证。 3月10日，不该被遗忘。西藏人民起义日，不该被遗忘。那些为了自由而站出来的人，更不该被遗忘。 March 10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 Reflection by an Exile on Tibetan...

1989年 崔健在天安门 来源：Patrick Zachmann（玛格南）/摄 作者：余晓平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我们六零后听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走过了年轻岁月，尤其是走过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1989年春夏之交。如今我想问现代的年轻人一个问题：如果对方一无所有，你还愿意跟着走吗？ 在如今大陆的年轻人当中，可以说，为了理想而放弃物质诱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二十多年来，另一种价值观的长期灌输，使得物欲横流，也造就了在精神层面相对匮乏的一代年轻人。我不是说所有人，而是说大多数人。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从概率上判断：为了精神上的东西而宁愿一无所有的人，到底能占多大比例？而把物质财富作为主要判断标准的人，又能占多大比例？当物质与精神不可兼得的时候，人们到底会先放弃哪一个？ 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梅兰芳在日本占领时期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登台演出。这就是为了精神世界而放弃物质利益。再比如，当年唱《一无所有》的崔健，因为在天安门献唱被封杀多年，后又因不愿接受当局审查，拒上春晚舞台。这些人完全可以选择合作，那样财富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但这样的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凤毛麟角。现实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合作。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也没办法，要不你来救救我，别在旁边说风凉话，要办实事。” 在这些人眼里，直接把好日子准备好，把钞票点好放在手里，或者干脆把绿卡发下来……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都叫“实事”，而精神上的追求却被称为空话。这样的人，真的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吗？ 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人在社会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这个民族两千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历史：不是外族打进来，就是内部不断折腾自己。更滑稽的是，当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的时候，欺压者往往还会大谈“稳定”的好处。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灵魂。人们都希望不要一无所有，却没有真正分清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区别。灵魂如果没有了，其实就是一种更深层的、一种精神上的一无所有。 还记得当年谷歌离开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们放弃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会损失天量的财富。人们看到的只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背后的价值选择，这其实正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年轻的时候，资讯不畅，而且长期受到单一叙事的影响。那么，到底有什么是今天的年轻人所缺乏的？在我看来，是一种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激情。也许正是因为曾经受到长期的压抑，而改革开放初期那短暂出现的思想松动，让一部分年轻人像井底的青蛙突然跳起，看见了一片蓝天。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说是奋不顾身的。 而那个时代，也正是崔健的《一无所有》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那种精神，也促使了大量中国年轻人远赴海外，通过艰苦的勤工俭学去追寻外面更自由的世界。那种艰难，是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的。事实上，很多能够出国移民的人，在国内完全有能力通过违心的合作获取更高的物质利益。但他们选择了承受一切从零开始的压力，在国外一无所有重新奋斗，最终换取精神上的自由。 而如今，很多人出国，追求的已经不再是精神上的东西，而更多只是物质环境上的改善。同时，在国内的很多人，则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逐渐放弃精神追求，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过着只要有吃有睡就满足的生活。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只满足于这种状态，那么最终的结局，往往就是被人随意摆布、任人宰割。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遍《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 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噢……你这就跟我走 噢……你这就跟我走 Listen to “Nothing to My Name” Once Again 1989: Cui Jian at Tiananmen.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