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筱筱 编辑:冯仍 校对:林小龙 翻译:戈冰
摘要
本文指出,中国社会并非“无信仰”,而是长期形成了不允许任何超越性权威高于世俗秩序的结构。信仰被功能化、工具化,使其难以约束权力。现代政权并非消灭宗教,而是接管终极忠诚。当神必须服从权力,真正不受裁决的信仰便被视为风险。
在英文世界里,一个问题长期被反复提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是无神论者?许多西方观察者给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教育。仿佛只要按下“意识形态”这个按钮,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就自动获得了解释。但这个解释太省事了,也把因果顺序讲反了。如果把中国社会的信仰经验向历史深处回溯,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却更关键的事实:现代政治并不是让中国人变得“无信仰”,而是让人变得“不敢信神”。中国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共识——任何超越性的权威,都不能高于人间秩序,哪怕其对象是神。
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洪水叙事”常被提及,这个对比并不肤浅,反而极其精准。在《圣经》中,大洪水的起点是上帝的审判。人类因堕落而被惩罚,诺亚因顺服而被拯救,洪水何时降临、何时退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忏悔、服从并等待赦免,终极裁决权明确属于神。而中国人更熟悉的版本,是“大禹治水”。洪水同样是灾难,但解决方案不在天上,而在人间。禹不是通过祈祷换取宽恕,而是通过疏通河道、日夜劳作,把问题“解决掉”。这并非叙事风格的差异,而是信仰结构的根本分野:一个文明承认终极判断来自超越权威,另一个文明则默认人必须、也应该,自己承担最后责任。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读的现象: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拜很多神”,却很少看到那种唯一、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仰忠诚,于是得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社会并不习惯向任何超越权威的对象无限下跪,哪怕对象是神。
这种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更加直白。在许多中国人的经验中,拜神更像是在“办事”。愿望实现了,就去还愿;没实现,人们很少反思自身是否偏离信仰,更常见的反应是“这家不灵,换一家”。久旱不雨,就把龙王像抬出来晒太阳,让它“看看人间疾苦”;你若无效,就失去被尊敬的资格。这并非对神的亵渎,而是一种深层心理共识:神可以被尊敬,但必须“有用”;信仰可以存在,但不能凌驾于现实秩序之上。当信仰长期被塑造成一种功能型工具,它便独立、稳定、能够对世俗权力产生约束的宗教共同体。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当代中国对宗教的系统性打压,就不再显得突兀。现代政权并非只是“消灭信仰”,而是试图接管信仰:你可以信,但信什么、怎么信、信到哪一步,必须由世俗权力批准;你可以敬神,但神不能拥有高于国家的权威;你可以祷告,但忠诚对象必须是政权。讲道要备案,聚会要审批,信仰内容要“符合方向”。真正被视为威胁的,从来不是某一条具体教义,而是任何不受完全控制的终极忠诚。家庭教会之所以始终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并非因为规模或组织形式,而在于它所承认的,是一个高于国家权力、不可由任何政权裁决的最终判断与良知标准。这种不受政治控制的信仰,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天然构成威胁。
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旦存在,就不可能永远沦为工具。当它触及良知、审判与永恒真理之时,便必然与世俗权力发生张力。历史反复证明,试图将信仰完全收编为政治附属品的政权,最终面对的不是信仰消失,而是信仰被掏空,或转入地下,以更顽强的方式保存其独立性。中国宗教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信什么”,而是谁拥有作出最后裁决的权力。
中国现代社会的困境,也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是否允许一个不受权力裁决的信仰存在。当连神都必须服从权力,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剩下的就只能是强制。在这样的结构中,问题不在于宗教是否激进,而在于它是否承认官方体系拥有最终裁决权。一旦信仰坚持“神在掌权”,而非“权力在掌权”,它就必然被纳入风险管控的对象之中——在中国,连神也被要求“听话”。
When Even Gods Must “Obey”—The Dilemma of Faith...
作者:赵杰 编辑:gloria 翻译:周敏
1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今是清华园高级中学。家属反映,孩子在校期间不明原因身亡,具体经过尚不清楚。
据多名家属及现场目击者称,事发后校方曾尝试联系救护车将遗体运离学校,但被其他学生家长驾驶货车堵在现场,要求等待家属到场后再行处理。截止当晚十点,家属还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说法,还遭到政府当局派遣的特警及保安人员阻拦。
孩子校內亡故,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天塌了,可对政府来说,好像只是一件需要“处理”的事。河南新蔡是这样,陕西蒲城也是这样。不是先把事说清楚、先让父母看一眼孩子,而是先把门关上。
你站在校门口,他们跟你说“等一下”;你想进宿舍,他们跟你说“不合适”;你想问一句发生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跟你讲“稳定”“程序”“影响”。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别问了。我以前还真信过一句话:这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央是好的。”可现在我一点都不信了。地方政府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是一个县、一个市。一次次同样的套路,一次次同样的遮掩,中央政府要是真想管,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不可能。
习近平天天在电视上讲话,说什么“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可我看到的是什么?是孩子死了,父母被挡在门外;是监控永远坏在关键时候;是视频被删,是信息被封,是事情慢慢“消失”。如果这也叫“生命至上”,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至下。
你说中央政府不知道地方在干什么吗?我不信。他们只是选择不看。只要地方能把事情压住,只要别闹到全国都知道,中央就可以继续开会、讲话、拍宣传片。
最让人寒心的是这种逻辑已经变成了常态。地方政府心里清楚:出了事,第一件事不是找真相,而是找办法别让事情传出去。而中央政府给他们的信号也很明确:只要你稳住了,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敢这么干。
我只是个普通人。
可作为普通人,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在这个体系里,普通人的命,真的不值钱。河南新蔡的父母,陕西蒲城的父母,他们要的其实很简单:不是推翻谁,不是闹革命,就是一句话——我孩子到底怎么死的。连这点要求,都显得“不合时宜”。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哪天换成我,我站在校门口,被一群人挡着,被要求“配合工作”,被劝“顾全大局”。那一刻,我可能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原来意思是:让你站在中心被压住。
说到底,问题不只是某个校长、某个县长。
问题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央政府,默认了这种对待普通人的方式。只要这套逻辑不变,蒲城不会是最后一个。新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我们每一个普通,都只是还没轮到而已。
想到这里,无法入眠。
When a Child Dies on Campus: From Pucheng, Shaanxi to Xincai, Henan—How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Obscure the Truth
Author: Jie...
作者:毛一炜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彭小梅
“世纪大火”夺走了数百人无辜性命,香港仍在震惊与哀痛之中。然而在事故后的记者会上,特首李家超的第一句话却不是向市民道歉,也不是宣布启动独立调查,而是——“感谢习近平的关怀”。一句话,把一场本应追问责任、制度漏洞与公共安全的记者会,硬生生变成了向上级表忠的政治秀。他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冲在火场、拯救生命的消防员。
李家超是谁?他是香港回归以来首位由警务系统直接晋升的行政长官,没有民意基础、没有民主授权。他的权力完全来自北京,尤其依赖习近平和中共的认可。如今的李家超,政治逻辑完全是“向上负责”,而不是“向市民负责”。灾难发生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民众生命安全,而是如何在中央面前表现忠诚。
香港此刻最需要的——是答案:建筑监管为何多年失效?承办商为何层层外判、责任模糊?政府为何明知楼宇安全危险,却长期坐视不管?为何一再发生类似悲剧,却没有人承担制度性责任?这些问题本应由记者会提出,由特区政府启动独立透明调查。然而李家超的记者会把“感谢中央”放在首位,真相被挤到角落,制度漏洞被掩盖,责任被抽象化。
这正是香港走到如今的根本原因:中共的谎言。几十年来,北京不断宣称“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然而事实是:香港的自由与制度保障,被一步步蚕食。所谓“一国两制”,在中共眼里只是一个美丽谎言,是用来掩盖对香港全面掌控的幌子。李家超在记者会上不停感谢习近平、感谢共产党——试问,他究竟在感谢什么?感谢那些用虚假的承诺掩盖真相、用政治忠诚代替问责、用恐惧和压制取代自由的上级吗?
“一国两制”本应保障香港特区向市民负责,但如今却变成了笑话:特首权力不再来自选民,而完全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李家超不需要在意香港人的死伤,也不需要回应公众的愤怒,只要上级满意,他就稳如泰山。这就是香港正在内地化的真实写照:自由消失,民主消失,问责机制消失,留下的只是政治忠诚和表演。
看看这次大火,香港政府的第一反应不是追责,不是公开真相,而是抓人、控言论、压制异议——和中国内地完全一样。谁敢批评政府?谁敢联署四大诉求?谁敢揭露制度漏洞?都会被当作威胁、被抓、被收拾。维稳成了首要任务,真相和民众安全被完全忽视。
这场火灾不仅烧毁了建筑物,更烧毁了香港的信任和制度。自由不见了,独立调查无从谈起,公众监督被封堵,而李家超在镜头前的“感谢习近平”“感谢中央”,实际上是在宣示:权力来源不是民众,而是中共。习近平和共产党做了什么?他们拿着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掩盖制度漏洞,纵容官僚不作为,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政治表忠的舞台。值得感谢吗?显然不。
真正毁灭一座城市的,不是火灾,而是一个让政治忠诚高于人民生命、让谎言高于真相的政府。香港曾经是亚洲的东方之都,曾以法治闻名。而今天,制度被蚕食,自由被剥夺,民意被压制,死难者成为政治祭品。
所有香港人——无论生者还是死者的家属——都在等一个答案:香港的政府是否还能直面真相?是否还能保护市民,而不是继续做中共的表演者?如果不敢,如果不愿,悲剧还会一再重演,而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早已成为中共最荒谬、最致命的谎言。
香港自由的焚毁,是习近平和中共用谎言一步步烧掉的结果。火焰烧毁了建筑,政治烧毁了信任,制度与真相被放逐。面对这样的政府,市民的生命和权利被彻底边缘化,未来的悲剧,只能一次又一次重演。
Mao Yiwei: The Hong Kong Fire — John Lee’s Display of Loyalty and the CCP’s Lies
Author: Mao YiweiEditor: Zhou Zhi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