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连载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写字要胆子，擦字要钉子；故而最响的，常是那张什么也不写的纸。” 我向来不信天灾能连续三年。天灾不过一口气，人祸才是长命烟。三年前，城门忽然合拢，门缝里吐出几张告示，字迹大得像春联：为了大家好。大家于是各自回家，把门反锁，把窗钉死，把嘴巴也用胶纸贴上。街心的石榴树照开，开得像无声的火，可那火只用来照花名册——谁出门谁回家，几时出、几时回，门口摄像头一睁一合，像庙里的钟。庙钟不问人，只问规矩。 规矩日日更新，比天气还勤快。昨日可以下楼做核酸，今日不行；昨日核酸阴的可以上班，今日也不行；昨日“静默”，今日“再静默”。我见过邻居家乳名“壮壮”的孩子隔着铁栏杆冲我笑，牙缝里卡着面包屑。第二天他不笑了，栏杆那头多了一块红纸，上写：封。第三天，壮壮与红纸一起不见了。我本想问问，可问话需要出门，出门需要通行证，通行证需要理由，而我没有“必要的理由”。于是我把嘴角的面包屑抠掉，仍然沉默。沉默也是一种通行证，还是万能的。 我在窗里数日光，光像一枝没气的铅笔，时粗时细。偶有刺耳的喇叭车驶过，喇叭喊话，声音一半像劝、一半像审：“不要聚集，不要传播，不要思考——哦，不，是不要信谣。”我便想起古书里说的“绝学无忧”，此处稍作改良：绝言无忧。无忧久了，连梦也变得安静，梦里人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点头算是最大的风流。 直到有一夜，风忽然换了方向。西北城传来火光，火光里有人喊娘，喊得嗓子像被门扣住。第二天城里贴出讣告，字仍旧很大，意却很小：一切正常。可街心的石榴花却在风里乱跳，像谁掌心攥紧又张开——张开的，是一张白纸。白纸没有字，偏生最吵。它越空，人的心里越满；它越轻，人的脚步越重。于是许多人走到路灯底下，举起那一张空白，像举起一口无名的碑。碑不写字，写字就要被涂黑；碑不雕像，雕像就要被推倒。人们便举空白，空白里有他们不敢写、也来不及写的全世界。 我也去了。不是去写，而是去看。乌鲁木齐、长安、广场、河边，每一座城都有一条街叫“中路”，因为它们都在我们心里正当中。年轻人站在那儿，像新磨的刀——不是要砍谁，只是想照照自己到底长成了什么样。他们唱歌，有人把歌词吞回肚里，只把曲调扔给夜风；他们说话，有人把名字藏在口罩里，只把眼睛亮给摄像头。我看见一位姑娘举纸的手在抖，纸也抖，纸上的无字便像千百个小黑字在跳。旁边有个小伙子笑，她问笑什么，他说：“我第一次拿起纸，发现比拿起任何东西都沉重。” 我知道，这一夜之后，白纸会被没收——不是从手里收，而是从记忆里收。收走以前，总得先装裱。于是城里忽然勤快，忙着给每张纸加框、给每双眼睛加帽。帽子上有字：聚集，煽动，扰乱，寻衅。字多了，纸就轻了，手也空了。它们要把一夜的火，改写成一阵风，风吹过，叶落尽，树还在。树在，是为了明年再开石榴花，好让人误以为这一切周而复始，天下太平。 不过，还有人不太识相。他带了台不大不小的机子，站在路灯和白纸之间，用镜头把夜色一寸寸折叠，叠成一部我要叫它“人眼的备忘录”的东西。他不喊口号，也不挑灯火，只让街上的脚步自己响，让纸边的沉吟自己长。他只是把“看见”这件事，照相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姓陈，名字像雨后的玻璃：品霖。玻璃最怕被敲，可也最爱反光。他把那夜的风映在玻璃上，玻璃便有了温度。可温度一高，玻璃就容易碎。果然，没多久，有人来敲门；门开了，他的机子被装进袋子里，他的人被装进另一只袋子——袋子叫“手续”。手续走得很快，说辞走得更快：上传、传播、寻衅、滋事。四个词像四颗钉，把一个拍过“空白”的人钉在文件上。文件夹厚得像城墙，城墙外头，石榴花照旧开。 有人问我：你看这些年，总算是“解封”了不是？我笑笑。解封像拆创口贴，贴久了，皮都跟着走。门上的白条撕了，心上的那一道还粘着。那道看不见的封条更牢，它把许多夜晚封在我们喉咙里，遇到风就勒一下，提醒你：别抬头，别出声，别做梦。若一定要做，做个省油的梦——梦见排队，梦见核酸，梦见“为你们好”。梦醒了，手机里还会跳出提醒：今日新增零、社会面零、舆情零。零真是好字，圆滑，没有棱角，塞进任何缝里都不硌人。只是被零包围久了，人也就学会了把自己削成一个零，恰好镶进缝隙，彼此安之若素。 我偶尔也去街上走。街上新换的路灯又白又冷，照得人影像没栽稳的树。有人把那一夜剪成了短视频，发上去，像把纸鸢放进天井。天井很高，风也很高，可除了四面墙，再没有云。纸鸢绕了一圈，线被人轻轻一扯，稳稳落回地面，落在“违规”的标签上。贴标签的手很熟练，像老裁缝缀扣子，找准洞眼，一戳、一拉，一颗扣子就端端正正系在你胸口。你若觉得勒得慌，它会说：“这是为了体面。” 体面原来也分配。分配像口罩，一人一只，罩住不同的脸，露出同样的沉默。有时我看见公交站里的告示牌，镜面反光，反出来的不是广告，而是几年前空荡荡的车站——那时候车并不空，是城在空。空城的风喜欢说话，可风后来也学会了避嫌；它绕开人群，去吹没有备案的草。 我也想过写点什么。写字是一种坏习惯，像咳嗽，会传染。有朋友劝我别写，写了也别发，发了也别贴真名。我说好。于是我改了个名字，像给尸体化妆。化完妆的尸体看着舒服，大家都敢靠近。只是我写着写着，笔尖沾上一点冷汗——那是纸渗出来的。纸是白的，汗也是白的，干了就不见。我把汗吹干，继续写。写到后来，忽然觉得这文章最好什么也别写，空着。空着的文章像那张纸，既省事，又省命。我便在页眉打一行字：此处无字。页脚也打一行：此处更无字。如此一来，上不言，下不语，中间的沉默就像一枚硬币，两面都是真。 陈君的纪录片里有很多人，举纸的，不举的；唱歌的，闭眼的；走过的，停下的。我也混在里头，像一滴水混进水里。后来他被带走，我才猛然觉得嗓子有点沙，像吞进一粒玻璃渣。医生说多喝水。我确实渴，可水越喝越干，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人说时间能磨平一切，我看未必。时间只是把凸起磨成不痛的形状，叫你忘了它还卡在肉里。等你翻身的时候，它又硌了一下，你便知道，三年的封门没有真的过去，白纸也没有真的过去，甚至连那台机子里微微发热的芯片，都没有过去。它们化在空气里，像看不见的粉尘，时不时被呼吸带出来，又被我们自己咽回去。 有人要我给这几年下个名字。我不敢。起名是种权力，权力是种病，它爱把复杂的痛，简化成方便的药名。我只好照旧，用一张纸，白纸。纸不说话，可它在风里翻动，就像一只手从水底探上来，摸到谁算谁。摸到我时，我把它按回去，笑道：别闹。按下去的那一刻，我听见远处像有人在敲门。敲了三下，又三下。门没有开，心先开了一条缝。缝里有一点光，像石榴花刚要绽。花开得慢，慢到足以让人误会它根本没开过。可我知道——它开过。开过一次，就够我一辈子记。 到这里，本可收笔。可我又想起那些喜欢“为我们好”的人，他们最怕的不是谣言，是记性。记性像草，禁了还长。于是我决定把记性放进一个无字的匣子里，贴上标签：无害。倘若有朝一日，有人问起：那一夜，你们见了什么？我便把匣子递过去，叫他自己照一照，匣子里有他，也有纸，也有镜头。镜头的玻璃反射出一张脸，脸上既没有口号，也没有笑，只有一对眼睛——不是怒，是醒。 醒来的人不一定说话。醒只做两件事：把窗打开，和把灯关小。窗打开，风就进来；灯关小，影子就不那么吓人。至于别的，我不敢想，也不敢教。教人是危险的行当，尤其在一个连风都要备案的地方。便这样吧。我写到这里，停笔，像医生把刀从伤口里慢慢抽出来，刀是冷的，血是热的，二者互相谁也不服。等它们自己去交涉，我只把纱布按住，再叮嘱几句：别跑跳，别哭闹，别去看热闹。因为看热闹的人，迟早也会变成热闹里被看的人。 纸上无字，字在纸外。 你若要看，抬头；你若不看，低头。 抬头有风，低头有土。 二者之间，刚好够一张纸通过。 Epidemic Trilogy (I) -- No words on paper Abstract: Urumqi, Chang'an, Square, Riverside, every city has a street called "Zhonglu", because...

（宪法第五条：国旗、国歌、国徽与货币的象征和意义） 作者：何清风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我们立志要建立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以普世价值和民族文化复兴为目标的理想国度，其国家象征体系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从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到国歌《中华联邦颂》，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及官方语言、文字和多元化的货币体系，这些元素共同勾勒出联邦共和国的独特形象和国家意志。本文将围绕这些国家象征，深入探讨其设计理念、文化内涵以及未来对联邦共和国的意义，展现其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宏伟愿景。 一、国旗：红地国土自由花 联邦共和国的国旗被命名为“红地国土自由花”，这一设计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由理念。“红地国土”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热情与活力，红色在当前的中华文化中普遍代表吉祥、繁荣和团结。“自由花”是国旗的核心图案，象征着联邦共和国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国土的热爱。花朵的绽放象征着自由的盛开，表达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在自由土壤中追求幸福与发展的愿景。国旗的设计简洁而富有深意，既扎根于传统，又面向未来，成为联邦共和国团结公民，激励为自由奋斗的象征。 二、国歌：《中华联邦颂》 《中华联邦颂》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国歌，是精神与理念的音乐表达，改编自《中华民国颂》。这首国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凝聚了联邦共和国公民对国家、民族和未来的热爱。国歌的歌词融入了地域、先贤等元素，象征着我们这个新生的联邦制国家，在疆域与文化上的传承。《中华联邦颂》的歌词围绕着地域、文化、先贤、国家等主题，歌颂联邦共和国的壮丽河山和文化传承的精神。国歌不仅是国家身份的象征，更是联邦共和国公民的精神纽带。 三、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 联邦共和国的国徽“金盾龙凤大好河山”以其恢弘的设计，展现了国家的历史传承与未来愿景。金盾作为国徽的核心元素，象征着联邦共和国的坚不可摧和对公民安全的承诺。金色代表繁荣与尊贵，盾牌则寓意保护与正义，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和平的维护。龙与凤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图腾，分别象征着力量与智慧，寓意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在联邦共和国的保护下，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在国徽中，龙凤共存，也寓意联邦共和国兼具刚强与柔美的特质，追求力量与智慧的平衡，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两仪相得益彰。大好河山则描绘了联邦共和国的壮丽自然景观，从巍峨的山脉青藏高原到奔腾的长江黄河，象征着国家的辽阔疆域和丰富资源。 四、语言与文字：汉语普通话与正体字 联邦共和国将汉语普通话定为官方语言，汉语正体字为官方文字，这一选择既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也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适应。汉语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打破了地域和方言的隔阂，促进了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在联邦共和国的学校、媒体和公共服务中，汉语普通话的使用确保了信息的畅通和公民的平等参与。正体字作为官方文字，承载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简体字相比，正体字保留了汉字的传统形态，体现了汉字的艺术美感和历史延续性。在联邦共和国，正体字不仅用于官方文件和教育，也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领域，如书法、文学和传统工艺。政府通过推广正体字教育，培养公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联邦共和国在推广官方语言和文字的同时，也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多样性。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方语言和文字同样受到保护和支持，体现了联邦共和国对文化包容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应该成立专业的语言文字专家团队，对正体字进行适当的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方便人们学习使用。 五、货币体系：纸质五民币、数字五民币与黄金五民币 ...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tory (VI): A Surprise Signal from Our Friends in Shandong 作者：朱虞夫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六、山东朋友突放卫星 1998年9月5日网上传来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立的消息，当时传说是已经注册成功了，我们浙江知道这事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浙江当时去注册，民政厅也是这么讲的，但是山东朋友“善良的谎言”给许多彷徨中的民运人士带来了勇气，一下子各地的民主党如雨后春笋般亮出旗号来。我们很欣慰，感到“德不孤，必有邻”，从此，我们不再孤军奋战。紧接着，其它省市也纷纷宣布成立，一时蔚为壮观。民间的强力推进给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他们又将王有才抓起来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天吴义龙来我家，他见到我，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老朱，我带来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啊？”吴说：“我们最想解决的问题，共产党帮助我们解决了：王有才被抓起来了！”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这真是玩政治的高手啊！ 12月17日，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少年宫开庭审理王有才，我被上城区政保科，指令闸口派出所将我关在八卦田旅社，到晚上才放回家。我想起王有才7月被抓后放回家时，我叫上王荣清一起去翠苑新村看他，当时我知道，王有才回家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允许任何监督制约他们的社团存在的，他或我们都迟早还会进去的，就提出大家各与王有才一起拍几张照片做个纪念，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 图为朱虞夫探望短暂释放回家的王有才； 果然没多久王策来杭州，记得那天陈光铭给我打电话，邀我去玉泉茶室喝茶，恰巧那天我有事，跑不开，事后就传来消息，王有才、王策和陈光铭在玉泉茶室被警察抓走了。 据说那天王策给了王有才一千美元，这是当局非常忌讳的事情，当年维经斯基就是拿了大把的卢布来中国建立的共产党。江干区政保专门对王荣清说过，要他及时告诉他们这里是不是收到海外的汇款，如果王荣清拿到钱了，他们出面全部没收，事后会把他的钱还给他。王荣清还套出了政保的话：那些没收的钱，办案的警察可以拿到60%的回扣。知道这个情况后，我让王希哲转告《民主论坛》的洪哲胜先生，不要把我的文章稿费（其中有朋友托我投稿的）寄给我，就寄给我日本的四妹。 2008年海外有个姓魏的写了一本书《一众精英，十年历史：我看中国民主党》，在书中说：“海外把支持浙江民主党的经费都寄给了朱虞夫在日本妹妹的账号”，我看到以后，托陈立群向洪先生证实一下，还来不及知道结果，我又关进去了，想必没有此事吧。陈立群是个很正派的人，容不得促狹的事，我如真有这卑污行为，她恐怕早就与我割席了。 当年浙江民主党应该收到过一笔较大的款项：上海姚遵宪在赴美前，将上海的房子卖了，将钱交给吴义龙，当时吴对我说，姚给他一千元钱，我说你先保管着，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再说。吴义龙刑释后，找单称峰要这笔钱，单不给，说用掉了。吴义龙一怒之下告诉了毛庆祥，希望毛去找单要。那绝对不会是“一千元”，（2024年8月24日，刘连军召集了一次网上座谈会，上海当年民主党组党人蔡桂华谈起，姚遵宪把卖房子后的20多万元钱捐给了浙江组党）。 人性很难经受金钱的考验，但是浙江同仁前赴后继勇敢向前，几乎都不是为了金钱。特别是聂敏之先生，他把每一笔款项都仔仔细细记录下来，自己不拿半分，却被政保将账本搜走，政保拷问不得，老聂遭遇牢狱之灾，以致殒命。这笔姚遵宪所捐给浙江用于中国民主党运作的巨款（1998年），成为中国民主党组建后的第一个腐败案件，我记录在此，只能留给历史解决了。 1999年春节来了，王东海来我家，邀我大年初二早上去临安。江棋生先生说想见见祝正明和我，地点就在吕耿松的临安亲戚家里。在那里江棋生详细了解了杭州民主党成立发展的过程，江棋生先生是甩掉了跟踪尾巴突然从无锡南下的。他向我们介绍了北京民运的大概情况和他们自由公民运动的情况。下午分手前，我提议去钱王陵游览一下，在那里摄影留念。 图为1999年春节期间，吕耿松安排江棋生与朱虞夫、王东海、祝正明见面，在临安钱王陵留影。 A Surprise Signal from Our Friends in Shandong Author: Zhu...

（宪法第四条：国家格言）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Five People’s Rights’ Chapter 6: Article 4 of the Constitution –...

青年首相（二）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 (Part Two) 作者：程铭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远在1936年10月3日，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然而，这篇文章仅昙花一现。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脆弱的、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去目标，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尾崎秀实谈到，中国的统一，源于蒋介石与四万万民众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1937年1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V): From the Wildfires of Zhejiang to a Nationwide Blaze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杭州的民运之火随着夏天的来临而不断升温，王有才一次次的抓抓放放，使许多来访者分头找到我们几个老民运的家里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酷热的烈日下，殷蔚红踩着克朗克朗响的破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回奔波；王培剑也经常过来给我讲讲组党方面的法律问题；徐光携夫人黄晓航抱着新生婴儿来我家，带来他的文章《抓不完的民主党人》，看到他们把那么小的孩子带出来，我心里很佩服这对年轻人的勇气；北京的艺术家严正学先生也是冒着酷暑来到杭州找到我，我将他带去王荣清家，后来严正学告诉我，王把他卖给了警察。刘贤斌与一位记者朋友也在那个时候来杭州，因为我不熟，就在他们面前很少说话，以至于那位记者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滔滔不绝的祝正明却被她记下许多不便公开的言论，使他十分恼火。 1998年酷暑八月，严正学来杭州，左起前排张玉祥、严正学、朱虞夫、王荣清，后排祝正明、毛庆祥。 1998年6月组党的消息传开之后，各地的许多民运人士来杭州考察“取经”，并希望我们能去各省“传经送宝”，把中国民主党热热闹闹的搞起来。大家碰头的时候就聊起了派人去各地“点火”，把各省民主党建立起来。吴义龙自告奋勇，说大家都走不开（有上班的、有做生意的），他刚把硕士论文交上去，最近没事。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大家一起筹钱给他作路费，列了各地方要找的民运人士名单和地址（当年组党运动兴起前，中国民运是“签名运动”，出了某时事事件，写一篇文章，大家都来签名，所以大家都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将各地的活跃人士找了出来，印在一张纸上，让吴义龙每到一地，按图索骥。出资的人，王荣清负担大头，其他人也都尽力凑上。一直在杭州积极参与活动的姚遵宪表示愿意陪着吴义龙一起去跑（事后知道这一路的食宿都是姚遵宪买单的，二十六年后，杨海还提起，当年吴义龙是坐飞机去的西安。但是吴义龙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四川刘贤斌和湖南谢长发、西安傅升、辽宁唐元隽和冷万宝、重庆、黑龙江、甘肃、云南、广东朋友都先后来过，武汉秦永明是毛庆祥的老朋友，大约98年七月底由毛陪着一起去。那天毛庆祥从武汉回来告诉我，他们到武汉热得不得了，找到秦永敏的时候，秦在他卖煤气灶、高压锅零件的摊位上午睡，摊上放着一只传真机（秦当时在办《人权观察》），把秦叫醒，建议他一起搞民主党，秦一口就答应了，并立刻筹建了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这个名称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王有才当时是个比较豁达的人，对名利很淡泊，鄙视追求个人权力，所以他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平等对待各省的筹委会，让大家都来唱戏。只是王有才不赞同我搞街头政治，随便让“阿狗阿猫”都拉进民主党里来，他认为社会上招聘员工都有门槛，参加民主党怎能没有门槛呢？其中我最受大家诟病的就是，我把王荣清拉进民主党里来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曾经在民主墙时期与公安一处合作，出卖过朋友。是的，我对此也是非常无奈的，毕竟草创的民主党有许多事要做，却缺乏做事的人，我搜罗扒剔，鸡鸣狗盗都需要。对于浙江自称是“中国民主党”的浙江筹委会，为其他省市的筹委会留下发展空间的做法很受大家欢迎，浙江不占山为王的谦卑做法使各省民主党踊跃建立，蔚成风气。 后来，从王希哲处，我了解到，海外后援会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地的组党活动，他们尽力为各地购买传真机，为各地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吴义龙在行程中也遇到尴尬时刻，九八年8月底，他找到北京某大佬家，对某说，希望某也能在北京成立民主党，某谨慎地对吴说，我们到里面谈。到里面，某对吴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愣住了，这个问题使他猝不及防，他是被派来“点火”的，不是来找个“主席”的，就在那里尴尬地笑。某一看没戏，就下了逐客令：“你去吧，我不搞！”天气酷热，吴义龙满身汗湿，央求某让他冲个凉再走。某把吴带到淋浴间，吴却长时间没完，某不放心进去看，吴的内裤挂在卫生间门把上，破的像渔网，某就干脆拿去扔了，挂上一条新内裤。吴沐浴完找不到内裤了，就大声喊。某让吴穿上那条新内裤。后来，因为吴义龙讲了找某大佬组党未成的事，某感到很不体面，就曝光了这内裤的事，某当时有句话是：“吴义龙这小流氓与我玩，我玩得他找不到内裤！”也算是在严酷日子里的一点轻松花絮。 从某家出来，在走访名单上找到任畹町的地址，去找任，任二话不说就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在9月17日向北京民政部门提交申请。撵走吴义龙后，某大佬立即公开发布了他的“多读书、广交友、缓结社”倡议，但似乎响应的人不多，大家对组党的热情更高。在全国各地陆续公开组建了二十几个“筹委会”后，某大佬坐不住了，11月6日，要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提倡“缓结社”的人出来摘桃子，自然遭到以浙江为首的几乎所有民主党人的反对。终于他“要走在全国朋友的前面”，在11月9日搞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自任主席，七个人封了六把交椅，任命了三位副主席，其中一位是天津的吕洪来。其时，吕洪来正在杭州做水果生意，需要杭州朋友帮忙，大家都去了。我问吕，你这个“副主席”怎么回事啊？”吕说，“老某这个人啊，就这个脾气，也没和我打个招呼，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某大佬是第一个反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人，这些事实，当时都有公开记载。某拒绝搞民主党，又反对不成，召集了几个人，在11月初也打起了“中国民主党”旗号。虽然凑了“京津党部”，各地的“筹委会”没人买他的帐，于是他又心生一计，对秦永敏说，搞“筹委会”的太慢了，要马上成立全国党部。 几天后，某大佬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浙江一直是他的眼中钉，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党部，他任主席，准备二个副主席，一个是秦永明，因为你们浙江是首先组党的，给你们浙江留一个位置，限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定个人出来，报给我，否则你们浙江出局了，长江以北我负责，长江以南秦永敏负责，以后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你们浙江的份了。也许他怵于当时在吴义龙面前不加掩饰流露的对“位置”的极度渴望，他在电话中大骂吴义龙：“吴义龙这个小流氓想跟我玩，我玩死他！”我实在听不下去，就把话筒交给正好在身边的祝正明了。祝正明一声不吭的听着他骂，骂完了，挂了电话，祝正明对我说：“我们不理他，管自己。” 这个电话告诉各个朋友后，大家对北京的反应都很冷淡，王荣清觉得浙江应该选出一个负责人来，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对毛庆祥说，这个负责人就让年轻人去当吧，让他们锻炼锻炼，我们民主墙时期的年长者退下来为民主党的发展把把关，王荣清和李锡安对我的提议也没有反对意见。当时除了我们四个年纪大些的，年轻人只有祝正明和吴义龙了。祝正明反应平静，但是吴义龙却来劲了，要争做老大。王荣清就提出，六个人投票决定。投票结果四比二，祝正明四票，吴义龙二票。吴争不成就自荐他做对外发言人，大家都同意了。王荣清提出要我做秘书，因为我的威信放在那里，笔头还可以。我推辞，但是大家都附议，我只得接受下来，没想到王荣清又提出这个秘书要带个长，也被大家附议。 吴义龙满口含混不清的桐城官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让海外记者听不清，所以他们还是打电话来找我们几个老民运了解情况，吴义龙知道后，特意告诫大家：“你们以后不要再接受记者采访了，我才是发言人。”  1998年十二月初，接待来杭州声援王有才的各地朋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第一号公告 The Origin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