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从“小洛熙案”看中国社会底线的破裂与觉醒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小洛熙开庭当天，宁波的冬天并不喧闹，却显得异常沉重。法院门前，没有统一组织的横幅，没有正式的动员口号，却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普通人：打工者、宝妈、老人、年轻人。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却在同一时间站在同一个地点，只为了一个五个月大的孩子。 这是一个必须被认真对待的事实：小洛熙开庭声援不是谣言，不是“境外势力”，也不是少数激进者的行为，而是一次真实发生的、广泛的、自发的民众集结。在一个长期被塑造成“稳定”“理性”“不关心公共事务”的社会里，这样的场景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被灌输一种叙事：普通人只要“好好过日子”，不碰政治、不惹麻烦，就可以换来基本的安全与安宁。公共事务被描述成“与你无关”，不公被解释为“个案”“偶然”，而一切抗争都被贴上“闹事”“不理性”的标签。 ...

——从湖北精神病院骗保案，看一个拒绝透明的治理逻辑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近年来，中国社会频繁出现一些令人不安却高度相似的场景：未成年人在校园中“非正常死亡”，调查迅速定性；普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却难如登天；家属提出质疑，随即被纳入“维稳”对象；信息被封锁，讨论被压制，结论被提前写好。这些经历并非彼此孤立的“个案”，而是高度集权体制在现实运行中，对普通人进行系统性碾压的结果。 新京报近期披露的湖北多家精神病医院骗保调查，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一个极端却典型的缩影。据新京报调查报道，湖北襄阳、宜昌多家精神病医院，以“免费住院、医药费和生活费全免”为诱饵，违规收治大量并无明显精神障碍的人员，涉嫌通过虚构诊疗项目、伪造病历，系统性套取医保资金。 ...

作者：张 宇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她只有五个月。五个月，尚未学会翻身、尚未看清这个世界、尚未拥有任何表达“同意”或“拒绝”的能力，却已经完整地经历了这个国家最冷酷、最成熟、也最熟练的一整套权力运作流程：被交付给“权威系统”，在密不透风的专业语言中失去生命，随后被迅速定义、归档、降温、消音。 她叫小洛熙。在官方叙述中，她的死亡是一次“医疗过程中的不幸结果”；在体制语言里，她只是一个“个案”；在舆情管理的视角下，她的名字甚至不该被反复提及。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不需要被“定性”；她需要被追问。 当一个孩子在手术台上离世，我们本应首先问的是：发生了什么？责任在哪里？谁该为此负责？医疗系统是否存在缺陷？ 可在中国，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系统性地规避了。不是因为答案太复杂，而是因为答案本身会威胁到体制的安全感。 在中共统治下，婴儿的死亡从来不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公共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尽快结束事件”的内部协调。真相不是优先项，问责不是必选项，安抚、压制、定调才是。 小洛熙不是第一个在这样的逻辑中死去的孩子。她的名字之所以再次被提起，不是因为她“特殊”，而是因为她过于典型。典型到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次偶发事故，而是一个高度熟练、运转顺畅、早已习惯的体制结果。 当一个政权连婴儿的死亡都无法坦然面对，连最低限度的公开、独立、可质询的调查都无法提供，却仍然反复高喊“人民之上”“生命之上”，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这家医院做错了什么”，而是——这样的体制，是否还具备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一名五个月大的婴儿在手术后死亡，都应当自动触发一套清晰、独立、可被公众监督的程序：完整病历公开、手术决策逻辑说明、风险评估复盘、责任人明确、调查过程透明。但在中国，小洛熙的死亡并没有开启“追问”，而是迅速进入了另一套更熟悉的流程——控场、定调、降温、切割责任。我们看到的不是“解释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你可以知道什么”。 医疗叙事的第一步：用“专业壁垒”隔绝公众 在事件最初阶段，围绕手术必要性、风险评估、手术中应急处理、手术后监护等关键问题，公众并没有得到清晰问答。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高度技术化、无法被普通人核验的“专业表述”。这些语言并非为了澄清事实，而是为了制造距离——把质疑者挡在“你不专业、你不懂医学”的门外。在中共统治下，专业从来不只是知识体系，它是一种权力工具：当权者用它来决定谁有资格提问，谁必须闭嘴。但问题在于：医学的复杂性，从来不是拒绝透明的理由。恰恰相反，越是高风险决策，越需要清晰、可追溯的解释。 医疗事故如何被“去事故化” 紧接着出现的，是一种中国社会高度熟练的操作：将“可质询的医疗事故”，重新包装为“不可避免的医疗风险”。在这个叙事中——没有错误，只有遗憾；没有责任，只有不幸；没有制度问题，只有“个体差异”。这种话术的真正功能，是提前终止讨论。因为一旦被定义为“风险”，追责就会被视为“不理性”；追问就会被扣上“医闹”的帽子。这不是医学逻辑，这是政治逻辑。 谁决定调查？——体制最关键、也是最荒谬的一环 在中共体制下，调查医疗事故的，往往正是事故所在体系本身。医院隶属于行政系统，调查由行政系统主导，结论再由行政系统发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调查，而是内部协调；不是问责，而是风险管理。在这样的结构中，“真相”永远服从于“稳定”，“责任”永远让位于“形象”。当一个婴儿的死亡，必须首先考虑对系统的影响，而不是对生命的交代，结果其实早已写好。 舆论不是被回应，而是被管理 公众的愤怒、疑问与不安，并未得到正面回应，而是迅速进入舆情控制轨道：信息碎片化、讨论被限流、声音被标签化。这是中共治理体系中极其成熟的一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于是小洛熙的死逐渐被处理成：“已经调查过了”、“正在依法处理”、“不要传播不实信息”。可问题是：当所有关键细节都不公开，当调查过程不可旁观，当结论无法质询，所谓“依法处理”，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反复高举道德口号。“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人为本”——这些词在官方文件、新闻通稿和政治宣传中被不断重复，被塑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来源。但问题是：当一个政权连一名五个月大婴儿的死亡都无法坦然面对时，这些口号还有任何意义吗？ 在中共语境中，人民并不是一个拥有具体权利的主体，而是一个被抽象，被代表，被使用的概念。当人民“听话”“配合”“不制造麻烦”时，他们被称为“人民”；当人民提出质疑、要求解释、要求问责时，他们立刻被区分为：“个别人”“情绪化群体”“被煽动者”。这正是中共“人民至上”的真实含义——人民只存在于不提要求的时候。 在中国，生命真的至上吗？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一个婴儿的死亡就应当触发最高级别的透明与追责；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真相就不应当被延迟、筛选、降级发布；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公众的知情权就不应被视为风险。 真正至上的，从来就不是生命，而是“可控性”。 中共可以继续在文件中书写“生命至上”，可以继续在新闻里反复强调“高度重视”，可以继续要求社会“理解”“理性”。但只要它拒绝建立真正独立的调查机制，拒绝让权力接受公众质询，拒绝承认制度本身的责任，那么这些话语就只能暴露出一个事实：它需要口号，正是因为它无法承担后果。 一个连婴儿死亡都无法面对的政权，谈“人民至上”，不是虚伪，而是对生命的再次侮辱。 小洛熙不是被“命运”带走的。她是被一个拒绝被追问、拒绝被监督、拒绝为弱者让出空间的体制吞没的。 而这个体制，正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如果我们允许她的死亡被降级为“个案”，明天被降级的，就会是更多无法发声的人；今天如果我们接受“已经处理”的说法，明天“处理”的，就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中共治理逻辑反复证明过的现实。在这样的体制下，顺从换不来安全，沉默换不来保障，遗忘只会换来重复。 所以，记住小洛熙，不是为了悲伤，而是为了拒绝。拒绝把婴儿的死亡当作治理成本；拒绝让“稳定”压到生命；拒绝接受一个连最弱者都无法保护的政权，却要求人民感恩。她不是一个结尾，她是一份指控。这不是一篇悼文，这是一次拒绝。 She Was Only Five Months Old Author: Zhang Yu ...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孙诚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彭小梅 目前，伊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屠杀。有1.2万到2万名伊朗手足，遭到了伊朗恐怖主义伪政权的残酷屠杀。 众所周知的是，伊朗伪神权政权自1979年夺权以来，就建立了一个十足的反人类体系。在1980-1988年间，伊朗伪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集团，这两个反人类势力，在中共的两头支持下，进行了狗咬狗的战争，造成了中东超过100万人的死亡。 在1988年，伊朗伪政权曾一次性处决了约3万名政治犯，而这只是这个血腥政权众多暴行的冰山一角。 从1988年到1998年，伊朗伪政权连环谋杀了近百名异议知识分子。 2009年，伊朗伪政权的极端派头目内贾德，通过选举舞弊上台，愤怒的伊朗民众发动了绿色革命，再次遭到血腥镇压，有数千人被杀害或被捕。 在2019、2023年，伊朗民众又曾展开两次壮阔的民主革命，都遭到了伊朗伪政权的血腥镇压，每次都有成百上千的人遇害。 此外，在最近二十年来，伊朗伪政权勾结苏共余孽普京集团和中共，构成了新时代的轴心国。这一新轴心国集团四处发动战争和恐怖袭击，到处屠杀各国民众： 在欧洲，伊朗伪政权大量向普京集团提供无人机，和中共一同为普京集团的侵乌战争提供大量支援。 在中东，伊朗伪政权勾结俄罗斯普京集团，伊朗扶持真主党、胡塞武装等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也门等国民众。在叙利亚，伊朗伪政权勾结普京集团，支持对叙利亚民众使用毒气的大独裁者阿萨德，造成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死亡。 在亚洲，伊朗当局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共的伪“香港国安法”、支持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中共紧密合作。 以上这些，仍不是这个邪恶政权的全部罪恶。 伊朗伪政权不遗余力地实行宗教迫害政策，大量平民因其宗教信仰被这个邪恶政权杀害、判刑。例如，仅仅在2024年一年，96名伊朗基督徒就共计获刑263年，而这只是伊朗基督徒受迫害情况的冰山一角。至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巴哈伊教等宗教，也遭受着伊朗伪政权严酷的镇压和迫害。 伊朗伪政权残酷迫害着国内的少数族群，镇压各民族争取自决、自由、民主的运动，其中库尔德族和俾路支族受害尤深。在2022年9月，一名库尔德族女性因为拒绝遵守伊朗伪政权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政策，就惨遭伪政权所谓“道德警察”的逮捕和杀害。这次暴行引发了抗议的浪潮，而伊朗伪政权则施以残酷的镇压，杀害了数百人、逮捕了数万人。 伊朗伪政权根据其荒谬的神棍统治，不但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而且在它的伪法律中保留了将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将人公开吊死、斩首等极其野蛮的刑罚。 到目前为止，伊朗已有上万人被伪政权以石刑处死。仅仅在2010-2016年间，伊朗就有4741人被以石刑、公开吊死等方式公开处决——用残忍的方式将人公开虐杀，是伊朗伪政权的家常便饭。 在伊朗，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公开吊死。 有婚外情行为的人，则会被更残忍地用石头活活砸死。而另一方面，极为讽刺的是，伊朗伪政权却公开允许一夫多妻制，其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更是犯下过强奸、鸡奸平民的残酷罪行。许多伊朗的女性在被伪政权处决前，还会遭到伪政权走狗系统性的奸污。 了解到这些历史，我们就能知道，近日伊朗伪政权屠杀上万民众的暴行，就是这个反人类政权的“日常操作”。而这个反人类政权早已和苏共余孽普京集团及中共深度捆绑，这个反人类政权的匪首哈梅内伊是全世界排名前几的反人类罪犯。 因此，只有推翻俄中伊三国的暴政极权，世界才会迎来安宁。只有终结这个新轴心国集团，世界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Take Down Putin!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Khamenei! Free Iran!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Azadi! Azadi! Azadi! (注：Azadi! Azadi! Azadi!是伊朗民主运动的标志口号，意为“自由！自由！自由！”） The Iranian Pseudo-Regime Is an Anti-Humanity Syndicate Abstract:Since...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周敏 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则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1月8日，河南驻马店新蔡县清华园中学，13岁少年被发现死亡后，家属在遗体左胸口发现疑似针孔的圆形伤痕。位置精准、形态异常，既不像外伤，也不像常规抢救痕迹。更反常的是，家属尚未被第一时间通知，法医却迅速到场；确认死亡后，被拉走的不是殡仪车辆，而是救护车。 某些细节，出现了基本常识下的逻辑冲突。如果只是一起普通的校园意外，为什么流程完全倒置？如果只是正常的突发疾病死亡，为什么要迅速转移遗体？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什么要强压舆情封锁消息？官方通报无法解释这些疑点，而民间的质疑，却形成了严密的逻辑闭环。 这事件被广泛关注后，激发起网友再次对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脑死亡”时有报道，“失踪人口”在增多，而“器官移植”配型与手术却异常高效。 近些年，中国社会出现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并行现象：青少年“意外脑死亡”事件频繁出现，多发生在校园、集体管理场所；即使是全国密布高清摄像头，但妇女与儿童的寻人信息在网络上反复出现，不但没有盼来官方的回应，而已经运营了25年的“中国寻亲网“于2025年7月15日却被关闭了服务器；多家医院公开展示器官移植成果：配型排期时间之短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手术数量密集，多器官同时移植成为某些医院的“技术亮点”；另一则国际级新闻是2017 年《柳叶刀》（The Lancet）撤回中国肝脏移植专家王海波（及其团队，包括郑树森院士）论文的重大医疗学术事件，撤稿原因是学术界质疑该论文涉及的 564 例器官移植来源不明，尽管作者声称器官全部来自公民自愿捐献，但国际医学界（包括伦理组织）认为其数据在时间跨度上与中国官方公布的捐献数据不符，作者无法提供有效的伦理证明。 令人不禁发问，这么多的器官从何而来？按照正常医学伦理，器官移植高度依赖自愿捐献，合法登记并严格管控流程。可现实中，中国却长期存在一个无法被解释的矛盾——捐献数据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移植规模。 器官匹配、买卖、移植这一整个流程，海陆空联动高效运送、医术高超经验丰富的医生，这些只是基本要求，肯花钱应该也能做到。最难完成的是：至少要有大规模目标对象的人体生物数据，才能快速与需求者配型；监狱里的犯人、学校里的学生、社会上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什么样的组织掌握这些人的数据？什么样的组织才有这雄厚的软硬件实力？在人口失踪或离奇死亡事件发生并引起舆情的时候，什么样的组织才能在短时间内管控媒体、封口禁声、平息事态？ 答案只有一个：国家机器。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现实中的反差，学校饮用水收费、热水澡收费、吹空调收费、午休也收费，却能“免费体检”“统一抽血”“集中建档”。 当今中国出现了这样一句流传语——“孩子长不大，老人不会死。” 这并不是调侃讽刺，而是一种极度恐怖的现实隐喻：孩子在最健康的年纪消失，而权贵阶层却能不断“延寿”，活到150岁已经不是梦。 多年来，关于“活摘器官”的指控被贴上“谣言”“阴谋论”的标签。现在结合前文的叙述，并回顾一下之前相关事件被曝光后的官方通报，哪一次能够逻辑自洽？ 真相已经浮现，世界不应沉默。 （照片由活动方提供） 2026年1月18日，多个组织在网上发起抗议活动，同时举行的城市包括洛杉矶、旧金山、法兰克福。旧金山湾区的抗议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发起，在圣何塞市政厅前举行。主题是：守护孩子生命   追问校园真相   抗议中共活摘器官 活动参与者有：李海风、张勇、张辉、蔡晓莉、邱光辉。 发言者来自不同背景，但目标一致：呼吁国际社会展开独立调查，呼吁更多幸存者站出来，呼吁世界不要再以“内政”为借口对这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这并不是孤立事件，这是国家犯罪（State Crime）。 Why Do the Children Die? Where Do the Organs Come...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最近这一阵子，国际新闻看下来，真有点“独裁者排队倒下”的感觉。 德黑兰枪声：不再恐惧的伊朗人 就在今年1月，伊朗的局势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这场从去年底爆发的抗议，起因还是老生常谈的经济崩溃——通胀率飙升，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买不起。但这一次，火苗迅速烧成了大火。 细节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惨烈。据报道，德黑兰的抗议已经蔓延到180多个城市。虽然伊朗当局故技重施，在1月8日实施了全国断网，并出动安全部队开枪镇压，但是这次年轻人没退缩。最震撼的消息是，有视频流出显示德黑兰郊区的停尸房里堆满了遇难者的遗体，民间传闻遇难人数甚至超过了万人。 这次抗议有一个细节很关键：口号变了。以前大家可能还只是喊喊“要面包”，现在满大街喊的是“打倒哈梅内伊”。更重要的是，像阿卜达南这样的城市，安全部队竟然因为无法维持局面而选择了撤离。当暴力工具开始失效，当恐惧不再能吓住老百姓，这个神权独裁政权的倒计时就已经开始了。 纽约囚服：马杜罗的神话破灭 如果说伊朗还在“挣扎”，那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则是彻底“凉了”。2026年1月3日，美军发动了名为“绝对决心”的突袭行动，在加拉加斯直接抓捕了马杜罗及其夫人，并迅速把他们押解到了纽约。 这个细节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一个曾经在电视上指点江山、大谈反美的独裁者，几天后竟然身穿囚服、戴着手铐出现在纽约的法庭上。马杜罗一直觉得只要抓牢军方、搞定选举，就能靠石油财富一直统治下去。但他忽略了，当国家通胀到钞票不如废纸、数百万人流亡海外时，他的统治根基早已腐烂。 马杜罗的倒台给全世界的独裁者提了个醒：在这个时代，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即便你自诩有强大的武装，但在失去民心和国际社会合法性之后，崩溃往往就在一夜之间。 全球趋势重点：独裁者的生存空间在缩小 这两个事件连在一起看，其实释放了一个信号：独裁统治的“红利期”结束了。 过去独裁政权靠三招：封锁消息、经济收买、武力镇压。但现在，虽然有高科技监控，但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依然挡不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独裁者没钱收买人心了；而当镇压的代价大到连士兵都不愿开枪时，独裁政权的死穴就被点中了。 展望国内：中国高压效应已经形成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虽然现在国内看起来风平浪静，各方面的控制手段也比伊朗、委内瑞拉高明得多，但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过去大家愿意听话，是因为日子还能过，有一种“拿自由换面包”的默契。但现在经济慢下来了，年轻人找工作难，这种默契就开始裂了。再加上那种无孔不入的监控，短期看确实有效，但长期看，它就像个高压锅，把所有的不满都闷在里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看未来的中国民主，我觉得没必要认为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它更多的是一种“憋不住”的过程。当大家发现原本那套法子不灵了，当每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不能永远被代表时，改变就会发生了。 历史这东西，一旦开了倒车，最后总会撞到墙。那些看起来铁板一块的墙，其实裂缝早就在里面长出来了。总结来看： 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不会是委内瑞拉那种戏剧性的“外力突袭”，而更像是一种“冰川崩裂”的过程——起初是看不见的裂纹，接着是咔咔作响的断裂，最后是不可阻挡的崩塌。 Lu Chao: The Coming Twilight of Authoritarianism Editor: Zhou Zhigang   Responsible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F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