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Lobga Rangzen 自焚前的遗言-图伯特的责任与团结

作者:Lobga Rangzen 中文翻译整理:华语青年挺藏会 自焚者 Lobga Rangzen 于行动前,在自家车库留下遗嘱,并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 Rangzen 是他自己选的名字,是藏语「独立」「 自由」之意。 以下为其遗嘱内容整理 (听译): 我们在国外举办任何活动,都是为了抗议中共对境内藏地的高压政策,反抗中国对藏地藏人的统治。今天,我想说几句话。 对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因为他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大的勇气,为拯救图伯特的语言、文化与尊严,不断努力。因此,我没有什么资格再对他们说什么。 我今天主要是想对流亡藏人说四点: 第一,流亡藏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流亡当中,享受着自由民主的生活。这样的自由民主,是尊者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尊者让我们拥有自由,并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内耗,也不是要让我们用民主自由之名,在内部彼此斗争。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图伯特的自由发声,为图伯特的未来想办法。尊者达赖喇嘛曾经说过,生活在国外的藏人,不要因为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就感到满足,因为图伯特境内的藏人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 第二,我们要明白,藏人的苦难,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尊者达赖喇嘛是世界的和平导师,他为所有众生的和平与幸福奔波,所以他不会把话说得太多、太重。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为什么图伯特境内的藏人没有任何自由?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面临被消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连供奉尊者达赖喇嘛法相的权利都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国家,不是的,我们有国家,只是我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 第三,流亡藏人不要再分地域、教派,而要真正团结起来。 中共打压藏人时,并不会区分你是康巴人、安多人,还是卫藏人;也不会区分你属于哪一个教派。他们同样打压所有藏人,也同样破坏所有宗教。所以,我们在外的藏人,真的不应该再分什么康巴、安多、卫藏,也不应该再分各个教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为恢复藏人的自由、为藏民族的独立,做出更多努力。 第四,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停止应该去做的事;真正的哀悼,是继续为图伯特奋斗。 如果这一次我要做一个大的行动、一个引起轰动的行动,我双手合十请求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所以,该跳舞的还是要跳舞,该唱歌的还是要唱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让年轻一代的藏人,能够接受并传承自己的语言与文化。 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迎来尊者达赖喇嘛九十一岁华诞。我希望全球各地的藏人,都要盛大举办尊者的祝寿活动。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就只停留在悲哀或默哀之中。 我们真正需要悲哀、需要默哀的,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此发起更大的行动。 我今天要做这个行动,不是因为我缺乏衣食住行,不是因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一切,是为了图伯特的独立,为了图伯特的抗争。...

悼图波特壮士洛嘉朗增

作者:徐纪新        七月二日,纽约联合国门前,一簇烈焰冲天而起。藏胞洛嘉朗增以身为炬,以血为书,在世界所谓最高殿堂前自焚,抗议中共暴政!我们对洛嘉朗增壮士的壮烈牺牲,表示最深切的悲愤与最崇高的敬意!他不是求死,他是求生——为图波特求生,为维吾尔求生,为蒙古求生,为汉人为所有被中共铁蹄践踏的中国各民族人民求生!当言语被封杀,当真相被掩埋,当联合国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耳不闻,一个藏人只能用最惨烈的方式,让世界看一眼西藏的伤口,让人类听一声中国的呐喊。     联合国不能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毫无怜悯之心!你们高坐安理会,谈人权、谈和平,却将以最残暴的手段进行着“文革”中共政权无条件地接纳进常任理事国,年复一年让中共的代表坐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上,对种族灭绝投下否决票,对集中营视而不见,对防火墙内的哀嚎装聋作哑。你们的沉默,就是共谋;你们的中立,就是怂恿!     不能再姑息,不能再助长中共暴政集团的倒行逆施!每一次绥靖,都让更多洛嘉朗增倒在火焰里;每一次交易,都让更多母亲失去孩子,更多僧侣失去寺院,更多人民失去母语。     在此,《在野党》要为图波特英雄强烈发声。我们拒绝遗忘,我们拒绝被代表。洛嘉朗增的火焰,不是绝望的终点,是抗争的火种。他的名字,应当刻在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中国人心里。     中共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残害中国各民族人民,联合国难辞其咎!是你们给了暴政合法性,是你们用发展权掩盖屠杀权,是你们把受害者的呐喊关在门外,却把加害者的谎言请上讲台。     壮士已去,烈焰不熄。洛嘉朗增不屈的意志将点燃我们反共的熊熊怒火!洛嘉朗增,安息吧!你的奋斗、你的牺牲,图波特人民不会忘,中国人民不会忘,历史不会忘。     我们活着的人,必将承接你的遗志,推翻暴政,光复诸夏各民族的尊严与自由!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Mourning Tibbot Hero Lobsang Tenzin Author:...

官方“金丝雀”与地下“十字架”:从秋雨教会遭冲击看中共的伪宗教自由

作者:孙浩亮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在国际舞台上始终坚称“中国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这一叙事在现实的铁幕下正不断被撕裂。2026年6月14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三十多名神职人员与信徒在四川江油的一场主日聚会中,遭到大批警察、特警以及民宗局官员的暴力冲击,晏鸿、吴五清等多位长老被处以行政拘留。这场针对非官方家庭教会的精准打压,再次将中共精心包装的“伪宗教自由”推到了聚光灯下。 要理解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信仰拉锯战,必须将其放在中共的核心宗教工具——“三自教会”政策的显微镜下进行审视。 “三自”的异化:从独立自主到行政附庸 “三自”原则(自治、自养、自传)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时,表面上的政治口号是割断中国基督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在数十年的演变中,“三自教会”已经从一个号称独立自主的宗教组织,完全异化为国家机器的一个行政分支。 在“三自”体制下,所谓的“自治”变成了“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自传”则演变为“必须按照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阐释圣经”。近年来,官方强力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更是要求教堂升国旗、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政治纲领凌驾于神圣教义之上,当讲台上的宣讲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严格政审,“三自教会”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替官方统战、维稳的政治工具。 过滤器的逻辑:顺我者“合法”,逆我者“取缔” 秋雨圣约教会之所以成为官方持续打压的重点,恰恰是因为它拒绝加入“三自”体系。这揭示了中共“宗教自由”的本质:它不是保护公民信仰权利的普世原则,而是一种顺从性的分级管理体制机制。 愿意交出思想控制权的教会:被纳入“三自”系统,赐予“合法”外衣,成为官方用来对国际社会展示“宗教繁荣”的政治盆景与金丝雀。 坚守宗教独立、拒绝政治渗透的家庭教会:则被直接贴上“非法聚集”、“危害社会秩序”的标签,遭到 从日常监控、截访、逼迁,到如今直接动用警力包围冲击的严酷打压。 这种“非此即彼”的过滤器逻辑,充分暴露了其宗教自由政策的虚伪性。真正的宗教自由,核心在于公民能够按照其良知和信仰自由选择聚会场所、敬拜方式和神学立场,而不是必须在“成为体制的传声筒”与“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之间做单选题。 2026年暴力冲击的深层警示 2026年6月14日秋雨教会信徒在异地酒店聚会仍遭六七十名警察包围,这一细节传递出了更为严峻的信号。它表明官方对独立信仰的容忍度已经降到了冰点,其监控和打压网络已经不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即使信徒们退出了市中心的传统教堂,转而走向边缘的非正式场所,甚至异地秘密聚会,国家机器的触角依然无孔不入。 连数名年幼的孩子也被一同押上大巴车和警车的画面,更是将这种政治威慑的残酷性展露无遗。这种打压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现实的安全威胁,而是为了在精神层面上制造恐惧,迫使所有独立于党体制之外的社会自组织——无论是宗教团体、民间NGO还是维权社群——彻底丧失生存空间。 结语 秋雨圣约教会的十字架并没有随着2018年的取缔而消失,反而随着2026年盛夏的这场冲击变得更加沉重。当一个政权需要动用特警、大巴车去围剿三十几个坐在酒店房间里唱诗、祷告的平民和儿童时,它所展现的绝非强大,而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不安全感。 通过“三自”政策将宗教豢养为权力的附庸,同时用警棍和拘留证去消灭真正的独立信仰——这就是秋雨教会事件背后的真相。中国离真正的宗教自由,依然有着一条由铁网、警灯和伪善谎言所筑成的漫长鸿沟。 编辑:Gloria Wang 翻译:戈冰 Official "Canaries" and Underground "Crosses": A Look at the CCP's Pseudo-Religious Freedom...

一个甲子的抢掠交响乐:

从“三大改造”到新时代的伟大闭环 作者:漠北孤侠 ​新华社最近又发表了社论,题目叫《三大改造 伟大进程…》。读完这篇宏文,我不禁抚掌大笑。在这个流行“复古”的年代,中共喉舌终于不再遮遮掩掩,而是迈着正步、吹着喇叭,带大家集体穿越回了那个借尸还魂的激昂年代。 ​正所谓“初心不改,抢掠不止”。一个甲子的轮回,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画了一个完美的黑色幽默同心圆。当年那些靠“暴力、谎言与明抢”起家的招数,换了个数字化的马甲,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回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看呐,这一场优雅的“合法洗劫” ​要看懂今天的戏码,必须先复盘一下当年那场被冠以“伟大历史进程”的“三大改造”。那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用枪杆子和厚脸皮共同谱写的“抢劫交响乐”。 ​农业改造上演的是一出从“耕者有其田”到“地主变长工”的戏码。中共进城前,拿着《新民主主义论》对农民兄弟信誓旦旦,承诺跟他们干就能分田地。农民兄弟一听,热血沸腾,推着小车把中共送进了北京。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三大改造”枪声一响,先是互助组,再是初级社,最后变成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农民兄弟手里的土地证还没捂热,就被一夜之间收归“集体”。这分明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钓鱼执法”加“空手套白狼”。 ​工商业改造则是从“白天敲锣打鼓”演变为“晚上跳楼自杀”。对于城市里的资本家和手工业者,中共发明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词汇——“赎买”。听起来像是国家掏真金白银买资产,实际上核定资产时全是官方说了算,给的“定息”低到连通胀都跑不赢,而且只给几年。更绝的是政治高压,资本家们白天要戴红花、敲锣打鼓地把自家的工厂、店铺双手奉献给国家,晚上回到家则看着账单抱头痛哭。当时上海的市长陈毅每天上班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的是受不了公私合营和政治运动侮辱、选择跳楼自杀的民族资本家们。这不叫改造,这叫优雅的持枪抢劫,抢了你的钱,还要你全家 kneeling 唱赞歌。 ​ 不仅谋财,更要灭绝人性的制度阉割 ​“三大改造”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让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陷入了绝对贫困,它更深远的罪恶,在于对中国社会实施了一场全方位的、百年难愈的精神阉割与人性荒芜。这种全方位的摧毁,深刻地体现在社会的不同层面。 ​在经济层面,改造前本有着产权清晰的百年老店与市场内生动力,改造后则将产权彻底消灭,变为了权力绝对垄断,导致社会彻底丧失了创新与生产的效率。 在制度层面,过去民间保有着宗族自治、社团以及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缓冲空间,改造后党权的触角彻底延伸至床头,告密制度化,形成了全能型的极权统治。 ​在文化与人性层面,传统社会敬天法祖、讲求仁义礼智信与私产不可侵犯,改造后则流毒至今,变为了见利忘义、唯权力是从,人性彻底沦为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 ​产权的覆灭带来了契约精神的死亡。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但“有恒产者有恒心”是千百年来民间的共识。买卖有契约,土地有地契。“三大改造”以国家暴力的形式,在极短时间内把数千年积累的私有产权砸得粉碎。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恐怖的认知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在这个国家,任何财富都是暂时的,唯有权力是永恒的。契约变成了废纸,信用变成了笑话。 ​最惨烈的摧毁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的族群心灵深处。为了配合这场掠夺,中共动用了全套的谎言机器和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儿子批斗父亲,妻子揭发丈夫,伙计背刺老板。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伦理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阶级仇恨。当一个人连自己合法赚取的财产都无法保护,甚至要把出卖亲人当作生存技能时,这个族群的人性就彻底荒芜了。这种灵魂的沙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普遍的互害模式,这笔孽债,哪怕过了一百年,都未必能还得清。 ​一甲子的轮回,抢掠基因的必然觉醒 ​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押着相同的韵脚。今天,距离当年的“三大改造”刚过约一个甲子,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又卷土重来了。 ​看看近些年上演的魔幻现实剧吧:民营企业家们被要求“听党话、跟党走”,甚至有御用文人公开高呼“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型互联网巨头、教培行业、游戏产业,在一夜之间被行政命令砸得粉碎,或者是被强行入股,实现了新时代的“公私合营”。各路大亨纷纷“杯酒释兵权”,主动把辛辛苦苦创立的企业控制权双手奉还。 ​这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有人总觉得,当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共改邪归正了。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于一个以“消灭私有制”写进根本章程的组织来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是它在当年的抢掠政策导致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后的“养猪策略”。猪养肥了,圈养大了,国库空了,或者觉得这些肥猪开始威胁到猪圈主人的绝对安全了,那怎么办?杀猪取肉,顺理成章。 ​这根本不是什么政策的摇摆,而是这个政权骨子里的基因觉醒。它的初心就是抢掠,它的本领就是暴力,它的合法性全部建立在谎言之上。指望它能世世代代保护私有财产、遵守市场规则,就像指望一头狼能长期茹素一样,纯属痴人说梦。 ​此劫难逃的族群与宿命的黑色幽默 ​新华社的社论还在继续高歌猛进,它在赞美那个摧毁了中国社会生机的“伟大进程”,实际上是在为下一轮更惨烈的掠夺吹响冲锋号。 ​看着台下那些一边鼓掌、一边瑟瑟发抖的现代“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历史老人露出了最尖锐的嘲笑。六十年前,他们的爷爷辈敲锣打鼓送走了资产;六十年后,他们拿着智能手机,在宏大叙事下,战战兢兢地交出自己的股权和钱包。 ​这一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寄养的族群,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莫比乌斯环。因为谎言,他们放弃了思考;因为恐惧,他们服从了暴力;因为懦弱,他们默许了抢掠。既然当年的历史教训被他们当成了“伟大的成就”来歌颂,那么历史就绝不会吝啬于让他们把当年的苦难再重新品尝一遍。这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求仁得仁”? ​匪帮的初心确实从未改变,而这个族群的劫难,恐怕也才刚刚开始下一轮的循环。 编辑:Geoffrey Jin 翻译:戈冰 A Six-Decade Symphony of Plunder: The Grand Closed Loop from the "Three Major Transformations" to the New Era Author: Mobei Guxia...

香港殷鉴未远,台湾岂容自毁长城

评郑丽文访陆输诚、访美受挫与驱赶抗议者的威权嘴脸 特约评论:缪 青 导语 香港的沉沦,已经为台湾写下了一份血淋淋的政治警示录: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没有独立主权作保障,所谓“高度自治”、所谓“和平共处”、所谓“制度承诺”,都不过是可以随时收回的政治恩赐。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却先赴北京面见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北京递交政治投名状;继而又赴美国活动,在旧金山遭遇侨界冷遇,在洛杉矶面对民运人士抗议时,更放任乃至纵容现场人员强行驱赶抗议者,事后还为此辩护。郑丽文这一连串表演,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失态或政党路线之争,而是赤裸裸暴露出国民党亲共路线的危险本质:它所兜售的所谓“和平”,并不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与主权之上的和平,而是要求台湾放下警惕、压低反抗、交出主体性的“投降式和平”。从香港看台湾,郑丽文的所作所为,正是在把台湾一步步推向“香港化”的险境。 一、香港已经把结局演示完毕:没有主权,所谓自由终究只是“恩准”        今天谈台湾前途,任何人都无法绕开香港的现实悲剧。        2020年《香港国安法》强行实施后,香港在极短时间内由一个拥有相对自由空间、法治传统和公民社会活力的国际城市,迅速沦为中共高压统治之下的政治禁区。反对派议员被清洗,立法会被重组为橡皮图章;媒体接连停刊,记者与评论人被捕入狱;公民团体纷纷解散,纪念六四、公开抗议、街头表达都被视作政治罪行。曾经写入国际文件、曾经被反复宣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在中共绝对权力面前不过转瞬即碎。        香港的遭遇,已经把一个最朴素、也最残酷的政治常识昭示得明明白白:在没有独立主权作为最后屏障的前提下,任何自由、法治、自治和生活方式,都只是强权暂时允许存在的“特许品”,而不是人民自己真正拥有的权利。        香港之所以沦陷,不是因为它不够繁荣,不是因为它不够文明,也不是因为香港人没有为自由抗争,而是因为它从来没有掌握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既然主权不在香港人民手中,那么北京在统战需要时可以承诺自治,在维稳需要时也可以立刻撕毁承诺;今天可以说“高度自治”,明天就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名将一切自由连根拔起。香港最惨痛的教训就在于:在中共统治逻辑之下,任何权利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自己掌握主权的基础上,最终都只是一纸可以随时作废的许可证。        因此,香港已经彻底打破了那种幼稚而危险的幻想——仿佛只要不刺激中共、只要与北京“理性协商”、只要接受“一个中国”的政治前提,就能够换来和平、稳定和制度保障。香港用自己的命运证明:对中共退让,不会换来自由;向极权妥协,不会换来尊严;寄望于北京守信,只会换来更彻底的控制。 二、郑丽文赴京“朝拜”,不是和平交流,而是向中共递交政治投名状        正因为香港的结局如此清晰,郑丽文在此时此刻窜访北京、面见习近平,才显得格外刺眼,也格外危险。        国民党近年来不断以“和平”“交流”“降低战争风险”为口号,试图把对中共的让步包装成“务实”,把对主权的淡化包装成“理性”,把对北京的靠拢包装成“负责任的两岸政策”。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交流”二字,而在于:一个刚刚亲手毁灭香港自由、长期对台湾实施军事威胁、外交打压与认知作战的极权政权,究竟有什么资格向台湾谈和平?        郑丽文赴北京,绝不是在平等地位上与北京进行对话,而是在中共设定的政治舞台、政治语言和政治框架中接受统战安排。习近平接见她,不是为了尊重台湾民意,不是为了寻求真正的和平,而是为了向台湾、向美国、向国际社会制造一种假象:仿佛台湾的主要在野力量愿意接受中共的政治前提,愿意把台湾前途重新拉回到“一个中国”的叙事框架之中,愿意配合北京共同压制台湾主体意识的成长。        说穿了,郑丽文此行的真正功能,不是替台湾争取和平,而是替中共的对台统战输送合法性;不是替台湾守住安全,而是在替北京修补“一国两制”彻底破产后的政治叙事裂缝。她向习近平递上的,不只是一个国民党主席的“善意”,而是一份明明白白的政治投名状:即台湾内部依然有人愿意在香港血迹未干之际,继续为中共“和平统一”的骗局背书,继续协助北京削弱台湾社会的警惕、瓦解台湾人民的防卫意志。        这种行为,已经不能用“路线分歧”轻描淡写带过。因为在香港已经沦陷、台海威胁日益升级的现实下,任何主动向中共输诚、替中共话术背书的举动,客观上都是在伤害台湾的民主安全,侵蚀台湾的主权防线。 三、旧金山洪门拒绝出席,不是礼数问题,而是对亲共路线的公开切割        郑丽文赴美后,旧金山洪门组织拒绝出席其见面会,引发舆论关注。若从浅层看,这似乎只是侨界活动中的礼节争议或沟通问题;但若放在郑丽文先赴北京、后赴美国的完整脉络中观察,就会明白,这绝非简单的人情冷暖,而是一种清晰的政治表态。        洪门及其相关侨团,在海外华人政治史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其历史传统与反清、共和、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海外支持网络有着密切关联。也正因此,当这样一类带有强烈传统“中华民国派”色彩的侨界力量,都不愿为郑丽文站台,不愿出席其见面会时,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郑丽文这条路线,已经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看清其危险性。        问题不在于国民党可不可以与中国大陆交流,而在于郑丽文在香港沦陷之后、在习近平不断加大对台军事与政治压力之际,依然选择主动赴京“朝拜”,并将自己包装成所谓“和平使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旧金山侨界对她保持距离,恰恰说明海外华人中仍有许多人清醒地意识到:今天任何替中共“和平统一”叙事背书的政治人物,实际上都在帮助中共削弱台湾主体意识,削弱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削弱台湾人民保卫自由生活方式的意志。        因此,旧金山洪门拒绝出席,绝不只是一个面子问题,而是一种公开的政治切割:即使在海外传统侨界内部,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为这种亲共、媚共、投共的路线背书,更不愿意成为中共对台统战链条上的一环。 四、洛杉矶驱赶抗议者,撕下了郑丽文“和平”伪装下的威权面具        如果说赴京面习暴露的是郑丽文的政治立场,那么洛杉矶抗议风波则暴露了她更深层的政治本质——那就是对民主社会中异议权利的蔑视,以及对威权政治逻辑的本能亲近。        在民主社会,政治人物面对抗议、质问与批评,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对于一个刚刚与习近平会面的台湾在野党主席而言,海外民运人士、反共侨胞和关心台湾前途的人,对她提出质疑、在公开场合表达抗议,不仅正当,而且必要。因为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攸关台湾命运、华人民主运动与中共统战渗透的重大公共议题。民众有权追问:香港已经变成今天这样,郑丽文凭什么还要向中共输诚?习近平已经把“一国两制”撕得粉碎,郑丽文凭什么还要兜售“和平幻觉”?        然而,郑丽文一方面对这些质问,采取的却不是公开回应,不是据理辩论,而是驱赶、隔离、压制,任由乃至纵容现场人员将抗议者强行排除出场。更恶劣的是,事后她并未表示歉意,反而为这种做法辩护,仿佛只要打着“维持秩序”的旗号,就可以合理化对反对声音的驱逐。        问题正在这里:这绝不只是一次活动现场的失控,而是一次政治本能的暴露。        因为这种逻辑与香港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实在太相似了。香港的自由不是一天失去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为了秩序”“为了稳定”“为了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被一点点剥夺、压缩、封堵。先把抗议者说成“闹事者”,再把异议者说成“破坏稳定者”,最后再把压制包装成“必要管理”,把驱逐合理化为“维持秩序”。当一位自称“和平”的台湾政治人物,面对抗议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保障对方说话的权利,而是如何让对方闭嘴、离场、消失,这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是一种与威权政治高度兼容的思维方式。        郑丽文在洛杉矶驱赶抗议者,驱赶的不是几个让她难堪的反对者,而是台湾民主最宝贵的东西——异议的权利、公开批评的权利、在权势面前不沉默的权利。一个面对习近平可以笑脸相迎、面对抗议民众却冷酷驱赶的人,口中的“和平”到底是为谁服务,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郑丽文见面会暴力驱赶抗议者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五、从香港看台湾:台湾独立的正当性,首先是捍卫自由与生存的正当性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再谈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已经不能停留在传统统独论战的层次,而必须回到一个更根本、更现实的问题:台湾为什么必须坚持主权独立?        答案并不抽象。因为只有独立主权,台湾人民才能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继续以自己的选票决定谁来执政,继续以自己的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抗议和社会多元。台湾经过数十年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形成一个由2300万人民共同授权、自我治理的民主共同体。台湾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北京的恩准;台湾制度的运作来自台湾社会内部的宪政秩序,而不是来自某个中央政权的“特别许可”。这一点,与香港有着根本区别。        香港的自由,是北京“允许存在”的自由,所以北京可以随时收回;台湾的民主,则是台湾人民自己流血流汗争取而来的民主,所以台湾绝不能把它交还给一个从未尊重自由、从未尊重人权、从未尊重人民授权的极权政权。香港的崩塌,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台湾独立主权的现实必要性:主权不是抽象名词,不是象征姿态,而是2300万台湾人民免于沦为第二个香港的最后防火墙。        从国际法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台湾早已具备固定领土、常住人民、有效政府与对外交往能力等国家构成要素。台湾之所以必须坚持主权独立,不是为了追求一个虚幻名号,而是为了守住最具体的日常自由:记者能否继续报道真相,人民能否公开批评执政者,法官能否依法律而非政治命令判案,公民能否上街抗议而不被以“维持秩序”为名拖走。说到底,主权从来不是遥远的政治口号,它关乎的是一个社会明天还能不能自由呼吸、还能不能有尊严地活着。 六、结语:香港的答案已经写明,台湾绝不能重蹈覆辙        郑丽文赴京,是向中共输诚;郑丽文赴美受挫,是其亲共路线遭遇的必然后果;郑丽文驱赶抗议者,则更把她“和平叙事”背后的威权底色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所鼓吹的,不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与主权基础上的和平,而是一种要求台湾先放下戒心、先放弃主体性、先压制反共声音、最后再接受中共政治安排的“投降式和平”。        然而,香港已经把这种道路的终点演示得清清楚楚:凡是没有主权保障的自由,最终都会沦为恩赐;凡是建立在对极权幻想之上的和平,最终都会变成更彻底的奴役。        今天台湾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去相信“只要与北京谈、只要不刺激中共、只要淡化主权就能换来安全”的陈词滥调。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从香港的伤口中读懂现实:主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口号,而是台湾民主最后的防线;独立不是抽象的姿态,而是防止台湾沦为第二个香港的唯一保障。        因此,郑丽文所代表的路线,绝不只是国民党内部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是关乎台湾是否继续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共同体存在下去的根本问题。面对中共,任何以“和平”为名、以“交流”为饰、以压制异议为手段、以淡化主权为目标的政治路线,都必须被严厉揭露、坚决拒绝。        香港已经失守,台湾没有资格再犯同样的错误。
台湾的道路,绝不能通向香港;台湾的未来,更不能交到习近平和郑丽文们手中。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部长 《北京之春》《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缪青 撰文于旧金山 06/20/2026 编辑:黄吉洲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The Warning of Hong Kong Is Not Far Off; How Can Taiwan Allow Itself to...

让我们记住“娄烨”这个名字

达知而闻天下,达善而闻己身,今天我们聊聊禁片导演娄烨。 前不久,中国导演娄烨执导与讲述武汉疫情的影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获得台湾金马奖最高奖项——最佳剧情片奖,导演娄烨获得最佳导演奖。 此前的2024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娄烨的这部再现“武汉封城”的新作也入围了特别展映单元;与此同时,这部影片也再次在中国获得被封杀的“殊荣”。  娄烨表示,他本不在意中国国内的市场,看来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在国内被封杀的心理准备。他宁可放弃巨大的国内市场,也要将这部良心之作奉献出来,让全球观众了解中共在疫情期间,如何粗暴施政,使人们陷入无奈与悲惨的生活情景。  据报道,在戛纳电影节的现场,影片放映结束后,有人大喊:“娄烨,你是中国最伟大的导演!”一位现场观众说,到后半程,影院各处都传来啜泣,后排的观众说,每个人都在哭自己⋯⋯,“这是我心目中这十年中国最伟大的电影” 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国影评人赵亮说,这是一部自杀性电影,娄烨不可能再在国内发展了,他已经自绝于中国政府了。首先他拍这个疫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敏感的,是绝对不能碰的题材。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把医院里所有跟疫情有关的档案,都销毁了,就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把封城的所有档案,和当时的所有记录在政府里也好,医院里也好,在基层组织也好,居委会也好——所有档案都销毁,你还拍部电影拿到国际上去放,你不找死吗?  他坦言非常佩服娄烨的勇气,娄烨的作品从才华来讲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确实是最有思想,最有叛逆精神的,在当下的第六代导演当中很不错。第五代导演就彻底玩完了,全部下跪,一塌糊涂。很有可能,娄烨看到了那个疫情档案销毁令后,更加觉得责无旁贷,要加紧完成这部“准纪录片”电影。    业内人士爆料说,政府要求,所有资料都不能留,电脑的也不能留,打疫苗记录要删除,核酸检测记录,和整个抗疫过程中,政府一些出洋相的东西,全部要删除销毁 。虽然这个毀令是内部文件,可是从政府不敢公开销毁令本身看,就透着他们的心虚和担心。  政府心虚是因为现实表明,疫情三年多,其一切所为都是那么可笑,打着“为人民生命安全着想”的旗号,肆意妄为:包括严格且频繁的核酸检测和无处不在的核酸要求;套在每个人身上的健康码;不打不让上班上学的强制疫苗注射;为实现清零各种罔顾百姓死活的封控政策。  然而,几乎耗尽医保费用的核酸检测和封控的结果,却是疫情非但没有被防控住,反而一直在此起彼伏。在2022年底,已经无法防控住,且白纸运动兴起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选择全面放开,刹那间,国内超过90%的人员感染,死人遍地,火葬场爆满,政府却宣称抗疫取得了“胜利”。  既然认为抗疫取得了“胜利”,从逻辑上讲,就不应该删除与疫情有关的所有资料,毕竟这是自己“胜利”历史的见证,可现实中却再度给了自己一个响亮耳光,暗中下令将疫情数据全部销毁,这不就是间接承认所谓抗疫“胜利”,其实是“失败”吗?而这大概也是销毁令秘密下达,不在媒体公开的原因。  销毁令背后的诱因是什么?近年疫苗后遗症患者大量出现,甚至死亡,政府害怕被追究责任。疫情期间,政府强迫全国所有民众打疫苗,并一再保证疫苗是安全的,打了疫苗,就可以防止感染,防止重症,相信的结果是,打了几针疫苗的民众,不仅没有防止感染,而且很多人身体出现了其它问题。如肺结节、疱疹、癌症、猝死等,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极大程度上与打疫苗有密切关系。  近日,众多疫苗受害者,向全国“两会”递交《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倡议书》,和2656份受害者名单,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重视这些“听话”的不幸群体。可是就像“呼吁申请官员财产公开”一样,本来就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两会”,怎么可能予以理睬呢?相反,全国各地卫生局,官方机构陆续开具“关于接种新冠疫苗后发生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申请不予受理”的答复通知书,明确了民众在接种新冠疫苗后,产生包括且不限于白血病、糖尿病、肺结节、心脑血管等疾病均与新冠疫苗接种无关。且民众在接种新冠疫苗的过程中,完全遵循,“知情、同意、自愿”三大基本原则,每个接种者都必须得为自己的接种决定承担责任和后果,与政府和卫生部门无关。对于同类的申请和诉求,未来一律不予受理。  明明是政府强迫或变相强迫的,却一定要说成是自觉自愿的,你不“自觉自愿”,就不能上学上班,这不就是强迫吗?甚至连强迫隔离,都说成是人们的自愿选择,你到哪儿说理去?  警察是人民警察,法院是人民法院,银行是人民银行,代表是人民代表,它用人民的名义强迫你,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你就是自愿的,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如果再联系“关键人物接二连三离奇死亡”的消息,更是对其中的蹊跷充满疑问。大名鼎鼎的防疫领军人物吴尊友死了,享年60岁;北京科兴新冠疫苗之王曹晓斌死了,享年45岁;武汉大学病毒学家吴建国教授突发疾病死了,享年66岁;之前去世的还有新冠疫苗研究专家赵振东,享年53岁;曾兵,享年52岁;刘斌,享年37岁;还有核酸检验研究专家白晓卉,享年42岁。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接连去世,这是咋回事?大家心知肚明,这其中肯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回到导演娄烨身上,这次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在国内被禁,那是注定的事件,会不会引致他终身被禁拍片?也完全有此可能。此前,他曾因某部电影性爱和政治尺度问题,而不过审;私自参加电影节被禁拍五年,他的电影,几乎拍一部就禁一部。不是被禁,就是在被禁的路上,娄烨也因此收获了大陆“禁片之王”的称号。正所谓:娄烨出品,必属禁品。他的电影除了给影迷存硬盘用,还四处拿奖,可以说,我国地下电影的军功章有他一半!娄烨也有几部侥幸过审的影片在内地上映,很多观众冲着娄烨的名气,纷纷走进影院支持票房,那部名气很响的《浮城谜事》,是娄烨导演的一部犯罪电影,故事的真相扑朔迷离,牵涉到的人物又多,但娄烨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不但把故事讲得精彩,而且探讨了,人性、爱情、欲望和社会等多个主题,引发了观众的深刻思考。娄烨另外一部描写盲人技师生活的《推拿》,也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由于他的电影瞄准的是底层小人物,而不是宏大叙事的所谓主流电影,所以影院给他的排片总是非常少,他的好电影很快就下架了。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不追逐满屏正能量或战狼题材的导演,谁来给他投资呢?所以他注定贫穷,但有风骨的娄烨穷且益坚,当别的艺术家纷纷回避三年疫情时,他把镜头勇敢地对准了这个敏感题材,拍摄了这部“准纪录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这样有思想、有良知的中国电影导演,屈指可数了。(中国的那些第五代导演)大部分都选择妥协、听话,甚至同流合污了,你看看陈凯歌、张艺谋之流,不厌其烦地拍摄所谓抗美援朝的题材,就会明白他们的价值观是如何的丑陋。抗美援朝本来就是中共上了斯大林的老当,做出的错误决定,中共扶持的金家王朝,不但让朝鲜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而且他们至今对中国也是恩将仇报,事到如今,不但不反思和忏悔当年的错误行为,还在一个劲地唱赞歌。 连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都不顾了。我看到过一个口述实录,说的是朝鲜军人这样处置偷渡者的:当着中国边防军人的面,用铁丝穿过偷渡者的锁骨,一个个串连起来,比对待牲口都不如,我们当年用牺牲无数军人的生命,来扶持这样的残暴政权,难道不可耻吗?今天还在正面歌颂所谓的抗美援朝,这不是反人类吗?陈凯歌张艺谋之流,难道不知道这些基本常识吗?他们完全是自甘堕落,有人强迫你拍这样的题材吗?你可以拒绝吗?我想没人强迫吧,你完全可以拒绝吧,你们不但不拒绝,还屁颠屁颠上赶着去拍,就为了有雄厚的资金等着你们,为了金钱,加上拍马的好处,你们连反人类的电影都敢拍,这样的“影品”,比起一身正气的娄烨,他们简直就是狗屎。别看陈凯歌张艺谋之流,在某些国内的电影颁奖典礼上,被捧为座上客,可是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里,他们的软骨症,一定会和文革时期,那些哈巴狗的命运一样,最终被人们所鄙视和唾弃。    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他们曾经拍过几部好电影,而不再记录他们的劣迹。当娄烨这样的导演,在为中国人民的命运而呼号,却不得不面临终身禁拍时,陈凯歌张艺谋之流,却用反人类的电影在庆祝他们的盛宴,比较之下,娄烨的身影就显得异常伟岸,让我们记住“娄烨”这个名字! 编辑:周志刚 校对:冯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