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写在香港民主党解散之后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2025年12月14日，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中，反对派的存在，从来不是威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证明——证明权力仍然承认自身有限，证明制度仍然相信辩论，证明统治仍然愿意被质询、被监督、被纠错。而当一个政权不再允许反对派存在，它真正表达的只有一件事：它已经不再需要被解释。 香港民主党的角色，从来不是推翻秩序。它所做的，只是提醒秩序仍需回应人民。 12月14日，这个成立逾三十年、曾是香港立法会最大反对党的政党，走到了终点。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高层曾被中国官员或中间人接触，被明确告知：若不解散，将面临被捕等严重后果。这不是一次政治竞争的失败，而是一次制度性“清场”的完成。 民主党成立于1994年，诞生于香港仍被视为一个“可以讨论未来”的地方。它长期作为反对派领头羊，主张民主改革，维护自由、人权与法治——这些在过去曾被写入香港政治语言的词汇，如今却变得危险。 2020年，民主党公开反对《国安法》。同年，自行规划初选。结果并非选举失败，而是政治后果：时任党主席胡志伟被捕，反对派整体被视为“风险源”。 2021年，北京彻底重塑香港选举制度，只允许经审查的“爱国者”参选。反对派从议会被逐步清除，不是因为输了选票，而是因为失去了被允许存在的资格。政治不再是竞争，而变成筛选。最终的结局，并不突然。 2025年2月，民主党宣布启动解散程序；4月，授权中委会处理解散与清盘。而12月14日，只是制度逻辑的最后一步。一个不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体制，并不是更稳定，而是更脆弱。 因为反对派真正的功能，从来不是夺权，而是让权力记住：它仍然需要解释自己。 当反对派被清除，权力不再需要回答“为什么”；当议会只剩一种声音，错误也失去了被纠正的路径；当制度不再容许不同意见，社会便只剩下顺从与沉默。 而沉默，并不等于认同。香港民主党的解散，并不意味着它曾经代表的价值消失了。它只意味着，这些价值已经无法在公开政治中被表达。在一个仍然自信的制度里，反对派是被容忍的；在一个失去安全感的体制里，反对派是必须被消灭的。 历史会记住的，并不只是一个政党的终结，而是一个城市何时、如何，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当反对派不再存在，问题从来不是“谁赢了”，而是：这个制度，已经不打算再回答任何人。 When the Opposition is Purged, the System No Longer Needs to Explain Itself — Written Following the...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委内瑞拉的清晨，街头爆炸声尚未散去，民众的欢呼却已经填满了加拉加斯的天空。有的在街角高呼“自由来了！”，有的放声哭泣，恍惚之间好像终于走出了永无止境的夜晚。这一切并非闹剧，而是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长期摩擦的浓缩图景。委内瑞拉的政权并非一夜之间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崩溃。它像一杯苦到极致的咖啡，长期浸泡着国家的制度、政党的结构和人民的期望。 国家是什么？ 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权力的统筹者。它可以是法律与秩序的守护者，也可以是压迫与剥夺的机器。 马杜罗被抓的消息像闪电劈开夜空，不仅仅是一个人被拘押，更是一个权力体系失控的象征。在冷兵器时代，权力来自土地和军队；在现代，权力来自党、来自对话语的控制权、来自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委内瑞拉长期以来，石油成为国家的血液，而政党机器则成为撑起国家机器的支架。政党不再是人民意志的载体，而是权力本身的代言。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大厦，那么政党往往是其中最坚硬的梁柱。当梁柱开始腐朽，大厦内部的缝隙便会迅速扩大。 政党是国家的根基之一，但它的存在应该寄托于人民的愿望。然而，当一个政党与人民的利益长期脱节，它便会变成一个自转的机器。 这种机器有时看起来无比强大。它掌握军队、传媒、教育、经济命脉，看似牢不可破。但它同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政党的合法性不再来自人民，它就沦为权力的自我复制者。 委内瑞拉曾经举办选举，但长期以来，反对声音被压制、选举结果受到质疑——当政党把选举当成橡皮图章时，它就已经把自己与人民分离。结果不是人民离开了政党，而是政党先离开了人民。 在这种分离之后，无论政党如何高谈国家尊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怒斥他国干涉，它都像孤岛上的独裁者，四周是水，内部是干涸的希望。 当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甚至爆发出近乎庆祝般的反应——这并非对战争的狂热，而是对长期绝望的一种释放。人们欢呼的不是他国力量介入，而是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在历史时刻的突然松绑。 历史的深处，人民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一瞬，而在于日常的累积：从被孤立的声音、被禁止的集会、被封锁的言论，到街头那一句无意识的叹息。 当一个国家的政党形同独裁机器而不再代表人民意志时，人们其实生活在一种结构性的失语之中。权力的顶层高级官僚可以互相对峙、可以在议会辩论，可以对外强硬，但底层民众的意愿在权力结构中则往往是不可见的。民众的“庆祝”不是简单的喜剧式快感，而是对长期压抑后的一种心理解脱。 外力出现时，人们本能会分成两类： 一类欢迎它，因为它看起来终结了长期的压迫；另一类反对它，因为外力介入意味着国家主权受损。 这两种情绪都是真实的。 事实上，外力介入往往是矛盾的叠加体：它既可能终结一个腐朽的权力体系，也可能把新的外部意志强加给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人民高呼自由的同时，理性的一部分会问：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从何而来？ 当外界调侃“美国来就是为了石油”，这其实是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冷嘲。权力总是带着利益而来，而国家、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就在这利益与权力之间展开无声的战争。但是对于人民，谁来当政都是一样的，眼前的生活更为重要。顶层的权力对于日常生活是遥不可及又息息相关的事，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是天赋人权。 历史上真正的强权，并非来自军队或财力，而是来自能否代表人民。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自我，就终将被人民抛弃；一个统治者如果只代表一己之私，那他被历史审判也是必然。 马杜罗事件是一出国际政治大戏中的一幕，它暴露了现代国家与政党之间的脆弱平衡，也提醒我们思考：国家为何而存在？政党与人民的契约意味着什么？人民的意志如何被听见与尊重？ 权力不是象牙塔的奢侈品，而是对社会整体意志的集体回应。 失去了人民的权力，最终只是虚影一场。历史并不会因高墙和戒严而停滞，它只是在等待那个真正能够解读人民声音的人或力量出现。 权力、政党、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与平衡。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独裁者被捕而结束，它不会因为外力介入而完成正义。 真正的黎明，不是庆祝的烟火，而是人民终于能够自主选择自身命运的那一天。 这件事让我想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的一句话：“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可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很多中国人听此就会勃然大怒，觉得这是“卖国”“自恨”“给帝国主义递刀子”。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往往不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是他们自己被灌输出来的“国家崇拜症”。 刘晓波并不是在请求外国军舰开进黄浦江，也不是在为殖民历史洗白。他在说一件更残酷的事：当一个社会内部没有自我纠错能力时，唯一可能改变它的，只能是外力。 这是一种政治悲观主义，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悲观主义。 委内瑞拉的问题正是如此，并不是“马杜罗坏”，而是：它已经失去了通过内部政治机制更换坏人的能力。 选举被操控，媒体被压制，军队被党化，司法沦为橡皮图章。于是政权不再靠合法性生存，而靠恐惧。 中国的结构，本质上与之相同，只是更大、更复杂、更技术化。在这种体制里，人民不是公民，而是“人口”；政党不是工具，而是“命运”；国家不是公共空间，而是“权力容器”。 你可以骂，你可以忍，你可以逃，但你无法改变。 刘晓波那句“殖民三百年”的真正含义是：这个体系内部，已经没有产生自由与法治的制度土壤。 当人民被锁在体制里，外力就变成“撬棍”。很多中国人相信一个神话：“只要我们慢慢发展，专制会自然消失。” 但现实是：专制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更强大、更精准、更难推翻。 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也是。 当内部反对派被清洗干净，社会组织被摧毁，信息被垄断，人民就变成了沉默的多数，而不是政治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外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拯救人民”，而是：打断权力的自我复制链条。 这正是为什么马杜罗被抓时，委内瑞拉人不是抗议“主权被侵犯”，而是在街头跳舞。 他们太清楚：自己的国家早就不属于自己了。 其实“主权”在独裁国家，最终也只是统治者的盾牌。 专制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内政。” 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无法通过选票、媒体、法院、集会来表达意志时，这个“我们”还存在吗？ 所谓“国家主权”，在独裁体制下，往往只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的占有权。 所以当中国的宣传机器高喊“反对外国干涉”时，翻译过来其实是：“反对任何可能削弱我们统治的力量。” 刘晓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被当成“叛国”的话。 殖民不是目的，破坏专制才是。 刘晓波不是要中国变成殖民地，就像今天委内瑞拉人不是要美国统治他们。 他们要的是一件更简单的东西：让这个不能被更换的权力，被迫松手。 在一个正常国家，政府下台靠选票；在一个极权国家，政府下台只能靠崩溃。 而崩溃，往往需要外力。 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被绑着、被堵着嘴、被没收钥匙，这时有人从外面把门踹开，你能说他“侵犯住宅权”吗？ 中国与委内瑞拉的问题，从来不是“外国太坏”，而是：我们的门，早就被里面的人反锁了。 刘晓波的“殖民三百年”，不是对外国的跪拜，而是对本国权力结构绝望到极点后的冷静结论。 它的真正含义只有一句话：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我解放的能力，任何外力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起爆器。 愿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不再是牢笼，而是舞台；愿每一个政党都不是权力的牢主，而是人民意志的代言；愿每一个人民，都不再被噤声，而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拐点，拥有自己真实的名字。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People Abstract: Using Venezuela's political crisis...

作者：何愚 编辑：程伟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习近平独裁政府长期以来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对外巨额资金投放，以及与一系列威权国家和政权的深度合作，构建其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官方话语中被包装为“合作共赢”，但在现实操作中，更像是一种以政权互保、利益交换和地缘政治对抗为核心的国际网络。 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独裁政府不断拉拢国际独裁政权，以经济援助、能源合作和政治支持作为交换条件，试图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围绕这一体系，也不断出现涉及毒品、情报渗透、贿赂等跨国犯罪与腐败指控，甚至支援和挑唆别国和组织恐怖行动、战争和事端，严重侵蚀民主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安全。中国这种支援别国和组织恐怖行动的行为从来都把自己隐藏起来。 ...

作者：赵杰 编辑：gloria 翻译：周敏 1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今是清华园高级中学。家属反映，孩子在校期间不明原因身亡，具体经过尚不清楚。 据多名家属及现场目击者称，事发后校方曾尝试联系救护车将遗体运离学校，但被其他学生家长驾驶货车堵在现场，要求等待家属到场后再行处理。截止当晚十点，家属还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说法，还遭到政府当局派遣的特警及保安人员阻拦。 孩子校內亡故，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天塌了，可对政府来说，好像只是一件需要“处理”的事。河南新蔡是这样，陕西蒲城也是这样。不是先把事说清楚、先让父母看一眼孩子，而是先把门关上。 你站在校门口，他们跟你说“等一下”；你想进宿舍，他们跟你说“不合适”；你想问一句发生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跟你讲“稳定”“程序”“影响”。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别问了。我以前还真信过一句话：这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央是好的。”可现在我一点都不信了。地方政府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是一个县、一个市。一次次同样的套路，一次次同样的遮掩，中央政府要是真想管，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不可能。 习近平天天在电视上讲话，说什么“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可我看到的是什么？是孩子死了，父母被挡在门外；是监控永远坏在关键时候；是视频被删，是信息被封，是事情慢慢“消失”。如果这也叫“生命至上”，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至下。 你说中央政府不知道地方在干什么吗？我不信。他们只是选择不看。只要地方能把事情压住，只要别闹到全国都知道，中央就可以继续开会、讲话、拍宣传片。 最让人寒心的是这种逻辑已经变成了常态。地方政府心里清楚：出了事，第一件事不是找真相，而是找办法别让事情传出去。而中央政府给他们的信号也很明确：只要你稳住了，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敢这么干。 我只是个普通人。 可作为普通人，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在这个体系里，普通人的命，真的不值钱。河南新蔡的父母，陕西蒲城的父母，他们要的其实很简单：不是推翻谁，不是闹革命，就是一句话——我孩子到底怎么死的。连这点要求，都显得“不合时宜”。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哪天换成我，我站在校门口，被一群人挡着，被要求“配合工作”，被劝“顾全大局”。那一刻，我可能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原来意思是：让你站在中心被压住。 说到底，问题不只是某个校长、某个县长。 问题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央政府，默认了这种对待普通人的方式。只要这套逻辑不变，蒲城不会是最后一个。新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我们每一个普通，都只是还没轮到而已。 想到这里，无法入眠。 When a Child Dies on Campus: From Pucheng, Shaanxi to Xincai, Henan—How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Obscure the Truth Author: Jie...

作者：Chang Kun 编辑：李聪玲 翻译：彭小梅 2022 年 1 月，一段模糊却刺眼的视频在寒冬中流出。画面里，一名女子被铁链拴在破屋中，脖颈被金属勒住，神情麻木，衣衫单薄。她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甚至不像一个被当作“人”对待的存在。后来，人们称她为“铁链女”。 铁链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揭开的黑暗，而是一次失败的遮掩。她之所以被世界看到，不是因为制度的自省，而是因为一段无法彻底抹除的视频。正因如此，她才如此令人恐惧——不是对民众而言，而是对统治者而言。 铁链锁住的从来不只是她的身体。那条铁链连接着拐卖、强迫婚姻、强迫生育、基层权力的合谋、地方政府的失职乃至包庇，也连接着一个长期将“稳定”置于人权之上的体制。在一个真正尊重法治与人的尊严的社会里，这样的场景不可能长期存在；而在中共治下，它却能成为“常态”，只是多数时候不允许被看见。 更令人愤怒的，并非暴行本身——因为暴行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而是暴行被曝光之后，权力所表现出的冷漠与傲慢。多次前后矛盾的官方通报，刻意模糊事实的表述，对追问者的封禁与打压，对民间调查者的威胁与噤声，都在清楚地告诉世人：在这个体系里，真相比受害者更危险。 铁链女没有被第一时间解救，却第一时间成为“舆情风险”。她的痛苦不是优先事项，如何让事件“降温”“翻篇”“消失”才是。于是，人们看到的不是公开透明的司法追责，而是对讨论的压制；不是制度反思，而是对记忆的清洗。 铁链女之所以成为一个符号，是因为她让太多中国人意识到：她并不是唯一。她可能只是无数被拐卖、被囚禁、被强迫生育、被剥夺人生选择权的女性中，唯一被镜头捕捉到的那一个。还有更多人，被铁链锁住，却连被命名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政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决定了它的道德底线。一个以“人民”为名，却允许女性像物品一样被买卖、被占有、被消耗的体制，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尊严的系统性否定。铁链女不是中共暴政的“意外”，而是它长期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 纪念铁链女，并不是为了重复悲伤，而是拒绝遗忘。遗忘，正是暴政最渴望的结局。只要人们还在提起她，只要她仍被记住，那条铁链就没有真正完成它的使命。 铁链女应当被纪念，不是作为一个被驯服的受害者，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被彻底抹去的控诉。她的存在提醒我们：当权力不受约束，当真相被压制，当个体尊严可以被牺牲来换取所谓的“稳定”，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条铁链的另一端。 铁链终会生锈，谎言终会坍塌。 但前提是，人们不再沉默。 Beneath the...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 孙诚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最近中共拍了一部电影，名叫《澎湖海战》，讲的是清朝康熙帝和将领施琅攻灭台湾郑氏政权的历史。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部为习近平武统台湾舆论造势的宣传片。不过，这部片子却引发了巨大的舆论翻车，甚至不少粉红都因此大感不爽。 事情的起因，其实是：清朝崛起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一段北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中共和粉红天天拿“汉奸”的棒子打别人，结果拍了一部政宣片，却把“真汉奸”施琅当成“统一祖国”的正面人物，把“17世纪汉人的最后正统”郑氏政权当成反面人物。因此，事情就变得滑稽了起来：闹了半天，原来共产党自己才是大清和“真汉奸”的继承人——结合中共把马列奉为祖师爷来看，就更有喜剧效果了。 不过，一些信奉皇汉思想的粉红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又颇有一种割裂感：他们一边反对清朝武统台湾，一边又支持中共武统台湾。在他们看来，郑家、中共都是“好人”，清朝、中华民国台湾都是“坏人”，因为郑家和中共都是“华夏正统”，清朝和中华民国台湾分别是“蛮夷”和“西方势力代言人”。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粉红的这套认知，其实依然滑稽透顶。因为郑氏政权和中华民国台湾，无论怎么看，都更为相似：两者都在台湾，两者分别比清朝和中共更自由（郑氏政权的海洋贸易自由程度，是大搞沿海迁界、制造大量民众死亡的清初比不了的）。而中共和清朝，无论是控制范围，还是自由程度，也都更为相似（当然，就算在清朝专制程度顶峰的雍乾时期，民众的结社自由其实也是比中共时代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