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郑丽文的一厢情愿和国民党的南柯一梦

作者:郑存柱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旧金山发表讲话,提到几个“奇迹”:台湾的民主奇迹,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寥寥数语,却把今日国民党两岸论述的两重困境暴露无遗——一重叫“一厢情愿”,一重叫“南柯一梦”。郑丽文一厢情愿地承认了大陆的经济奇迹,而国民党放弃民主、单求和平的路线,终将是一场南柯一梦。 一、一厢情愿:一场没有回声的独角戏 郑丽文肯定了大陆的经济奇迹。这本身并非错误——改革开放四十年,大陆的物质成就确实可观。但问题在于,这份“承认”是单方面的、没有回声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曾承认,也根本不愿承认台湾的民主奇迹。 这就是“承认”的不对等,也是两岸关系真正的症结所在。经济上的成就,北京乐于向世界炫示;而政治上的文明进步——亦即两千三百万人用选票、用政党轮替、用新闻自由所写就的民主奇迹——却被刻意回避、贬低,乃至污名化为“乱象”。一方愿意正视对方之长,另一方却连承认都吝于给予。郑丽文的善意,因此成了一厢情愿的独角戏:她对着镜子鞠躬,却以为对面真有人还礼。 一厢情愿的危险,不在于善意本身,而在于它把对手的沉默误读为默许,把对方的不承认误读为可以谈判的空间。当你愿意承认别人的成就、别人却连你存在的正当性都不肯承认时,对话就不是对话,而是俯首。 二、南柯一梦:以放弃民主换取的和平 郑丽文提出“和平救国”,盼望两岸和平。追求和平,原是仁者之心,本应敬重。但和平有真伪之分:没有民主作为前提的和平,不是和平,而是投降。 不妨重温一段历史。1949年的北京,确实“避免了战争,获得了和平”。然而那不是胜利者的和平,而是守军傅作义以放下武器、交出城池的方式换来的和平。城是完整的,人是安全的,可是从此之后,是谁的旗帜插上了城头?是谁的意志主宰了那座古都?以缴械之名,行投降之实,纵然枪声不响,也已是城下之盟。今日若有人以“和平”为名,要台湾在尚未获得对等的民主承诺之前先行让步、先行交付,这样的“和平”,与1949年的北京又有何异? 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里,淳于棼醉卧古槐之下,梦入“大槐安国”,尚公主、守南柯、出将入相,享尽二十年荣华富贵;一朝梦醒,方知所谓的国,不过是槐树下一个蚁穴而已。今日的国民党,若以为只要放下民主这面旗帜,便能换来对等、尊严、长久的和平统一,那无异于淳于棼的槐安一梦:梦里有公主、有荣华、有“一中各表”的体面,醒来却只是蚁穴一场,城头早已易帜。南柯一梦的可怕,正在于梦中人浑然不觉自己在做梦。 三、民主才是和平的前提 要走出“一厢情愿”与“南柯一梦”,国民党只有一条路:重新认清民主才是和平的前提,而非和平的代价。在此,我愿提出三点。 其一,国民党必须高举自己的核心价值——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本身即昭示:民主是和平的前提。失去了三民主义这面旗帜,国民党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失去了在道义上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格,只能在对方设定的语境里被动应答。 其二,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把台湾的民主奇迹带回中国大陆。要让中国共产党明白,融入世界一体化,不能只在经济上、贸易上,更要在政治上接受普世价值。台湾的民主,不应被大陆的专制所“统一”;恰恰相反,台湾的民主经验,正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火种与路标。 其三,在两岸议题上,国民党应重新回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统立场,主动向对岸提出民主的诉求与口号。唯有如此,才能让全体中国人看清楚:究竟是谁,在为一党之私而阻碍两岸的真正统一。把“民主”摆到桌面上,主动权便回到了高举民主旗帜的一方;回避它,主动权便永远握在垄断权力的一方。 结语 国共两党百年恩怨,曲折万端。但历史最终会记住的,不是谁一时的退让换得了几年的安稳,而是谁在关键时刻,站在了人民与自由的一边。一厢情愿换不来对等,南柯一梦醒不出尊严。我们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不要在别人的蚁穴里寻找自己的南柯郡,而要做台湾民主的守护者,更要做十四亿大陆同胞通向民主的引路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救国”。 (作者:中国民主党联总主席 ) 2026年6月6日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Cheng Li-wun's Wishful Thinking and the Kuomintang's Fond Dream —— A Commentary on Cheng Li-wun's San Francisco Speech By Zheng Cunzhu Cheng Li-wun, the...

我的五月三十五日

作者:漠北孤侠 我的五月三十五日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母亲们的泪依旧未干维园的烛光和自由女神像前的标语 依然斑驳 任谁秀口一吐整个盛唐 尽毁 但我不 我偏诗行孤岛角落 视频中被老师塞到角落里的孩子孤苦伶仃的坐着,当班里其他所有同学都兴奋地举起手中六一节学校送的礼物时,我的心一阵阵剧烈抽搐,整个人崩溃。 这分明是我的孩子一一当年我刚刚青春期高中一年级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班主任朱老师塞到挨着圾圾柜的角落座位里;而且其他所有同学都有“同桌的你”,就他一个人。该老师还组织全班同学尤其是坐在孩子周围前后左右的四个女同学欺凌孩子。孩子做好作业交给四个组长都被拒收、作业都交不上去。 ...

68岁的老人用生命丈量自由

作者:罗翔 首先感谢盛雪大姐为董广平所做的一切,并声援董广平先生! 2026年,一则消息再次刺痛无数人的心。 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获得者、68岁的董广平,乘坐一艘简陋的橡皮艇,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三十多个小时,横渡三百多公里,最终抵达韩国泰安海岸。 当同龄人在公园里遛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时,这位古稀老人却把自己的生命押在了惊涛骇浪之上,只为换取两个字——自由。 这不是冒险,更不是“偷渡发财”。这是一场被专制逼到绝境的悲壮逃亡。 董广平不是普通人。他曾因坚持追求自由与人权,长期遭受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被关押、被监控、被反复传唤,正常生活被彻底剥夺。即便如此,当局仍不肯放过他。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在极权眼中就是必须被消灭的威胁。 他活在漫长的恐惧中:电话被监听,朋友突然失踪,深夜随时可能响起敲门声,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再次被投入监狱。这种恐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无形的枷锁勒紧喉咙。 他终于明白:没有自由的土地,再繁华,也只是更大的牢笼;没有尊严的人生,再“稳定”,也只是慢性处决。 于是,68岁的他做出了决定——逃离。 他清楚地知道:橡皮艇在大海面前脆弱如一片落叶;黑夜里的巨浪随时可能将他吞没;三十多个小时的漂泊,他的体力随时可能崩溃;死亡的概率极高。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因为对他而言,继续留在那片土地上,比死亡更可怕。 真正震撼世人的,不只是这场逃亡本身,而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仍然对自由保持着近乎偏执的渴望。这说明什么? 自由是人的天性。 无论极权如何洗脑,如何封锁信息,如何制造恐怖,都无法彻底扑灭人类灵魂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一个68岁的老人尚且愿意用生命去赌,那些年轻人,又怎会真正甘心被永远关在笼子里? 董广平的橡皮艇很小,却装着一个中国人最后的尊严。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漂流,而是一个老人用毕生力气划向光明的绝地反击。它撕裂了黑夜,向全世界发出呐喊: 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人宁死不屈;依然有人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重;依然有人在用行动控诉那个制度—— 真正让人绝望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没有自由;真正让人拼死逃离的,从来不是国土,而是压迫。 当一位68岁的老人,在冰冷刺骨的大海上漂流三十多个小时,只为逃离独裁时,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政权最沉重、最无情的控诉。 董广平成功了。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再黑暗的夜,也挡不住一颗向往黎明的心。 那么,当一位68岁的老人都不惜用生命换取自由时,我们这些还能发声、还能行动的人,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怯懦? 编辑:张宇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A 68-Year-Old Man Measures Freedom with His Life By :Luo Xiang First, I would...

谁在购买这场暴力

——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殴打学员致盲事件探讨 作者:周敏 母亲节那天,张先生一家收到了儿子从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写的感恩信。那封信是基地安排写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是儿子的心声。但在同一天晚上,儿子在宿舍里写了另一张纸条,是求救信,托一个快要离开的学员带出去,请妈妈来救他出去。 两封信,出自同一双手。一张是这套系统要他写的,一张是他自己想写的。 前者送到了家长手里。后者被班主任发现,被暴打导致昏迷和右眼失明。 张先生不是坏父亲。他实地考察时看到孩子打球下棋,也听到了不打骂的承诺。他付了3.28万元,以为买来了孩子的转机。是什么样的处境,让一个爱孩子的父亲,签下了那份合同? 一、焦虑制造 张浩今年读初中二年级,13岁,今年4月开始逃学、夜不归宿。按照任何正常的发展心理学标准,这都只是需要关注、需要介入的信号,并不是危机。 然而在张先生的处境里,这就是危机。 理解这一点,得先理解中国家长的焦虑是在什么土壤里长出来的。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近四十年,最深远的心理后果之一,是将所有的期望、资源和焦虑,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父母的期待,没有堂表亲可以提供缓冲和交流。他是唯一的赌注。 高考制度又深化了焦虑。在一个教育资源高度不均,学历与阶层流动高度挂钩的社会里,孩子"废掉了",意味着家族数十年积累的社会位置可能就此中断。这一点都不夸张。 2000年代,出现了“网瘾”这个概念。媒体与部分专家联手完成了一次道德恐慌:打游戏被等同于精神疾病,网络是毁掉下一代的洪水猛兽。正常的青春期探索和挣扎,被定义成需要干预的病态。 张浩逃学、夜不归宿,在这种环境下,不是一个需要理解和沟通的信号,而是一个需要被治疗和矫正的病。张先生的焦虑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被系统性放大的。 二、求助空白 作为家长,面对一个逃学、夜不归宿的13岁儿子,上哪儿寻求帮助? 学校心理老师是第一个答案,也是第一个失望。中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配置长期严重不足,而且其职能以维稳为导向:压制危机、安抚情绪、防止事件扩大,并不以孩子的长期利益为核心提供支持。对于一个逃学的孩子,学校更常见的反应是施压、约谈家长,而非提供实质性的心理支持。 公立医院的青少年心理科是第二个答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名儿童医院的心理科候诊期以月计,部分热门专家的号需要提前数月预约。就算挂上号,费用大多不在医保覆盖范围内,长期心理治疗对普通家庭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一个居住在江西九江的普通家庭,这条路太难。 家庭治疗是第三个答案。在中国,这几乎不存在。家庭治疗师是稀缺的私人服务,价格昂贵,在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也没有足够的从业者。 社区支持是第四个答案。中国的社区服务体系,在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基本上是空白一片。 当所有的答案都失效,一个父亲在网上搜索,看到了宏志达的宣传。 这个空白怎么来的?是长期把教育资源集中于应试,将心理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软性需求,将家庭问题私有化处理的政策积累而来。国家撤出了它本应有的位置,让市场填了进来。 市场填补空白的方式很精密。2022年在福建晋江开张的四维成长基地,校长向明胜先向泉州民政局申请了"未成年人成长指导服务中心"的公益资质,取得批文后迁址另立,挂上民政局主管的牌子对外招生。武女士当场缴纳六万元,理由只有一个:政府办的,肯定正规。民政局后来回应:早就要求该中心关闭了,不知道他们跑到晋江的村里建了这个基地。国家不作为的空白,被一块假冒的政府招牌填上。四维基地在两年内虐待了至少八名青少年,其中14岁的小武在二十八天里被通宵罚站、跪举水盆、关入小黑屋铁笼,最终落下终身残疾。被踢骨折当晚,校长打电话给武女士,说孩子跑步摔了个小伤。 这就是市场带来的解决方案:暴力监禁填补了公共服务的缺失,政府招牌填补了家长的信任需求。 三、共谋完成 这是这篇文章最难写也最必要的部分。 张先生在付款前,知道六个月内不能与儿子联系。他知道孩子会被骗配合调查电信诈骗的说法以来到基地,但家长配合了这个安排。怀着信任签了协议,付了款。 这构成了一种共谋。 在使用这个词之前,需要说清楚它的含义。共谋不是主谋。张先生完全没想伤害儿子。他的出发点是爱,是这个社会里走投无路之后的孤注一掷。 但共谋是真实存在的,它包含了三种成份: 第一个是绝望状态下的认知收窄。心理学研究认为,人在极度焦虑和压力下,决策质量下降,对风险的评估会失真,对解决方案的渴望会压过一切审慎。张先生在付款前实地考察,看到孩子们打球娱乐,听到不打骂的承诺,这些信息被他的绝望过滤之后,变成了他想看到的样子。六个月不联系这个显然值得警惕的条款,在绝望状态下被接受为专业方法。 第二个是"为你好"的文化。在中国家长主流文化里,管教孩子天然是爱的表达,严厉是美德,痛苦是成长的必要代价。"不打不成器"是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在数代人之间传递。当一个基地告诉家长"我们会用严格的方式教育你的孩子",这个文化框架会帮助家长将严格与暴力之间的边界模糊掉。 第三个是对国家改造逻辑的深度消化。这是最隐蔽也最根本的一层,起了决定性作用。长期生活在一个"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改造,隔离可以产生转化,强制是为了当事人好"的社会结构里,这种表达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常识。它不是书面的规则,但存在于空气中,被每一代人呼吸进去。当张先生考虑把儿子送进一个封闭基地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一套国家改造术的民间版本。他以为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共谋就这样完成了。通过呼吸般自然的逻辑,一个爱孩子的父亲,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孩子的人身自由让渡给了一个靠着暴力运营的机构。 正视这一点,不是为了谴责张先生,也不是减轻班主任教官的责任。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紧迫的答案:下一个走投无路的父母,需要什么,才能不再走上同一条路? 四、出路在何方 答案其实是清晰的:专业支持体系,去污名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学校真正承担辅导功能而不是只管分数,社区的家庭支持网络。 但这些答案面临双重障碍。 第一重障碍是资源和制度的问题。上述体系需要持续的公共投入、专业人才的培养、将心理健康纳入公共卫生优先议程的政策,这些不是不可能,但需要优先级的重新排列。 第二重障碍更深,也更难。只要"强制改造问题人口"的国家逻辑没有被反问,民间版本就永远有它的土壤。公共服务能减少家长走投无路的绝望,但无法彻底消除家长认知的被塑造。一个在这种国家级逻辑里成长的家长,即使有更好的选择,也仍然倾向于相信强制能够改变人。 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文化工程,而它的起点,是愿意正视强制改造的源头。 五、两张纸条 母亲节那天,感恩信被送出去了,求救纸条没有送出去。 这两张纸条之间的距离,是一套系统在运作的证明:它知道如何管理信息,如何让外部看到它想让人看到的,如何将声音压制在封闭空间里。 这套系统不是某个成长基地建立的。它由市场搭建,由文化背书,由制度空白提供生存土壤,由家长的签名和付款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授权。 张浩的右眼,在黑暗里度过了一夜。那个黑暗剧情,由不同的角色共同建造。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Who Is...

改造术的民间授权:从再教育到成长基地

作者:周敏 事情刚刚发生在2026年5月,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一名班主任,用木戒尺和空心铁杆打断了一个13岁男孩逃离的念头。戒尺打断就用铁棍接上,直到孩子跪到地上,教官认为他在装,继续用拳头打他的头和眼睛。孩子鼻血流在地上,在昏迷中原地躺了一夜,没人过问。 次日教官得知男孩右眼失明,用鸡蛋替他滚眼睛消肿。后经过了七小时开颅手术,右眼仍然无法视物。 这个案子的细节如此地触目惊心,足以引发又一轮循环:舆论愤慨、家长质问、官方表态,然后复归平静。但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愤慨里,而是进一步盘问:这个"认为孩子异常→强行隔离→强制矫正"的处理手法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在别处见过它,还不止见过一次。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改造术的国家谱系 1957年,中国建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它的运作是简洁有效的: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公安机关即可将"轻微违法"或"思想有问题"的人关押长达四年,以教育改造之名。这套制度整整存续达五十六年,2013年才正式废除。 在五十六年里,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观念训练: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隔离是为了改造,改造是为了他好。 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施对象。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程,把家属动员进来,让亲情成为改造工具——如果你的孩子、父母来劝你放弃信仰,转化的成功率会更高。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强制寄宿,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开设思想转化课程,对外一律宣称是自愿参加的职业培训。强制隔离戒毒所,将“成瘾"医学化,用治疗的名义完成人身控制。 这些国家机构的外壳各色不同,但内部结构出奇地一致:封闭空间、信息隔断、强制身份重塑、对外宣称是为当事人好。 宏志达的运营手册,和上述这些国家机构是一样的DNA。家长被告知六个月内不得探视,不得与孩子通话,只能通过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了解孩子动态。孩子是被骗进基地的,以"配合调查电信诈骗案件"为由骗上车。基地对外宣称用专业方式和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孩子。 唯一的差别在于,宏志达是民营,改造孩子的授权来自家人。 二、杨永信的范本 中国民间改造术的形成,杨永信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2000年代中期,网瘾成了中国最显眼的社会议题之一。媒体、专家、官员形成了一个罕见的共识联盟:网络游戏正在毁掉中国的下一代,必须干预。陶宏开、杨永信等人在这个背景下登场,获得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 杨永信的方法很简单——电击。他在山东临沂的精神科病房里,对被家长送来的青少年实施电击治疗,声称可以矫正网瘾,戒除不良习惯。病人描述电击时的感受是剧烈疼痛、全身抽搐。 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对此进行曝光,引发全国震动。然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报道忽略了:曝光后,相当数量的家长选择继续留下来,甚至对记者表示感谢。他们看到了"效果"——孩子变得顺从听话、不再反抗。 家长的选择比电击本身更引人深思。它说明,家长对这套逻辑的接受,并非被骗,而是主动认同。他们认同孩子需要被强制改造,笃信“痛苦是矫正的必要代价”,也认为封闭隔离是有效手段。 杨永信的机构撑到2016年才被叫停电击治疗,一部分原因是他依托的是正规精神科病房——国家医疗体制的背书,为他提供了持续的合法性外壳。这个外壳被撤除之后,电击停了,但强制封闭的模式本身,却保留下来,没有受到质疑。 杨永信证明了一件事:民间市场对这套改造逻辑,有真实而持续的需求。 三、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国家强制改造术的精神遗产,是它所确立的正当性: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和强制转化,痛苦是改造的合理代价。这套正当性一旦成为社会常识,民间就会主动复制。 医学术语被军事化语言改造了。治疗就是训练,病人成为学员,疗程变成了成长周期。这样一来,准入门槛被降低,绕开了卫生监管,同时保留了专业性的表象。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国家授权被家长授权替代。劳教需要公安机关的决定,精神科强制住院要医院和家属联署,而送孩子进成长基地,只要家长的签名和汇款就行了。授权链条被缩短到底,摩擦成本极低。 信息封锁则从国家管控手段变成了商业标准条款。六个月不得联系,这是张先生在付款前就已经知道并接受的条件。这俨然已是一种教育手法——孩子得和原有环境彻底切断,才能完成改造。 民间化的本质,就是去掉了官僚程序、文件审批,只保留了暴力内核,然后以市场价格售出。 四、国家的暧昧态度 宏志达案曝光后,阳新县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读一读:涉事基地前身为某双语学校,现已注销,执照由市场监管局颁发,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市场监管局被联系到后,工作人员回答"不知道",直接挂断了电话。 为什么国家对这类机构的态度长期这么暧昧? 因为这类机构处理的,恰巧是国家也想处理的人群:不服管、偏离轨道的、让家庭和学校头疼的青少年。对他们进行关押隔离、强制他们服从,这套手法国家自己还在使用,只是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所而已。 只打击成长基地的暴力手段,却不质疑强制封闭本身的性质,这是整治行动的局限所在。杨永信被叫停的仅仅是电击,并不是强制寄宿、信息封锁,也不是人身控制。这个边界的划定,本身就表达了政府的立场。 只要"问题人口可以被强制改造"的前提不被触动,成长基地就永远有它的生存土壤。换块牌子,换一个县,就可重新开张。 五、打人 张浩一个孩子在地上躺了一夜。疼痛冰凉的夜。 被狠狠打断的木尺、嗖嗖挥舞的空心铁棍,它们在空中冷冽的回声是一套绵延数十年的改造术在民间的倒影——从国家的劳教所,到精神科病房,再到军事化训练营,里面慌张的面庞,一次比一次年轻、一群比一群懵懂。 我们谴责那个教官,对的;我们追问那个基地,也对。但如果追问就停到这儿,我们就让这套违背人性的操作链条滑走了——这链条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宣告,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隔离可以产生改变,惩罚暴打是矫正的合理代价。 这条长长的锁链,它不从宏志达开始,也不会以宏志达结束。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Folk Authorization of “Reformation Techniques”: From Re-education to Growth Bases By Zhou Min This incident occurred in May 2026 at the Hongzhidai Youth Growth Base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