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 Kuan Yew’s Prophecy on China — On the Jiangyou Incident
作者:郭斌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李光耀曾经在采访中被问及中国未来的执政危机是什么,他回答“中国领导层需要考虑基层的贪污腐败以及基层治理不公导致的群体性灰天鹅事件”。在今天,四川江油市的民变则印证了这一预言。
四川江油事件是指2025年7月22日下午3点左右,在四川省江油市,一名14岁的初中女生赖某某被三名同龄女生带至一处废弃楼房,遭受辱骂、脱衣、扇耳光、下跪和飞踹等暴力欺凌,其间有人扬言:“我们又不是没进去过派出所,20分钟就出来”。
该视频经微信群、微博和抖音广泛传播后,引发全国关注。江油市公安局于8月4日发布通报:施暴的15岁刘某甲与14岁彭某某被依法处以治安处罚,并启动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另一名13岁女生及围观者则接受批评教育,责令监护人加强管束。受害人获得心理疏导和安抚,其聋哑母亲和家庭弱势背景也引发公众同情。
同日,大批江油市民自发聚集市政府前声援受害人家庭,高喊“文明执法”“给受害者一个公道”。警方迅速派出制服警察和黑衣人员前往现场,部分市民遭到器械殴打,被强行带走。有视频显示警方使用甩棍、辣椒水驱散群众,现场出现信号干扰设备,镇压行动一直持续至深夜。
中国的基层治理默认的规则是“穷不和富斗,富不和官斗”。作为弱势残疾家庭出身的女孩被校园霸凌,如果官方处理公平,想必不会引发民愤。背后有什么权力和金钱的勾兑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最初的处理结果并不让民众服气。
加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民众偏向弱者的传统朴素道德观念,霸凌视频外流引发群情震荡,也就成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老百姓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来宣泄自身的愤怒;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表达天理公义。
但是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值得玩味的,据传,最开始江油市政府已经和民众代表达成了协议,此次事件基本通过谈判就可以解决。但为何最终绵阳特警还是暴力清场,不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呢?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你老百姓闹事就可以迫使政府让步,通过谈判解决了,那么就会有更多蒙冤的人去和政府叫板。政府武力清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事件,而是断绝老百姓的权利想法,它要让你怕,让你服。这是典型的法家治理逻辑。
最后我们回到李光耀的中国预言,在当下经济凋敝疲软的中国,类似今日江油的群体抗议不会是孤立事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究竟是继续传统的法家治理逻辑----老百姓想要的,就偏偏不给,老百姓厌恶的,偏偏去做,要治的老百姓没有脾气,不敢跟政府叫板要权利。还有另一条道路,就是让基层老百姓有申诉的渠道,有基本的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前者的驾驭民众的方法,不会长久。后者民心所向,才是历史的方向。
共产党,会选择何种方向呢?
Lee Kuan Yew’s Prophecy on China — On the Jiangyou Incident
Abstract:
The bullying...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 Good Films
作者:华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一部宣扬仇恨、扩大分裂的电影,绝不是一部好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艺术媒介,承载着传递情感、启发思考、塑造价值观的使命。一部好的电影,应该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促进理解与包容,而不是挑起对立、煽动仇恨。
以仇恨为卖点的电影,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搏得眼球,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而负面的。扩散仇恨的电影往往通过刻画刻板印象、妖魔化特定群体来制造冲突。这种做法不仅缺乏艺术深度,还会加深社会偏见。
《南京照相馆》将日本民族描绘成“反派” “坏人”,这种单维的叙述方式不仅扭曲事实,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激化矛盾。试问,一部让观众带着偏见离开影院的电影,怎能称之为“优秀”?好的电影应该激发观众的共情与反思,而不是煽动对立。经典影片如《阿甘正传》或《辛德勒的名单》,通过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让观众感受到希望与团结的力量。而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却往往利用恐惧和愤怒来操纵观众情绪,忽视了艺术应有的治愈与启迪功能。这样的作品,或许能带来票房,但却失去了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真正价值。
作为观众,我们也有责任选择支持那些传递普世价值观的电影。让我们用观影的选择,告诉创作者: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与仇恨,而是理解与希望。一部好电影,应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更糟。让我们远离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拥抱那些温暖人心、启迪思想的佳作!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
Shi Yongxin and Shaolin Temple: A Prolonged Struggle Between Power and Faith
作者:陀先润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关键词:释永信,少林寺,中国佛教,信仰
在中国佛教界,少林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既是佛教禅宗祖庭,又是商业与文化的输出地,同时又为体制服务。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少林寺的权力中心无疑是释永信。
从1980年代末起,释永信便试图进入少林寺核心领导层。在他尚未年满三十时,便多次争夺“住持”一职。当时虽未得逞,但他并未退缩。90年代初,他通过种种方式排挤原方丈速喜和尚,最终将其软禁,进而谋求上位。这一举动引发佛教界不满,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生前始终拒绝批复他的住持资格,直到赵朴初去世多年,释永信才于1999年被顺利“扶正”。
他的上位,并非善行结果,而是玩弄权术与人脉的业力所致。然而,释永信上位后,争议与质疑并未停歇。
2008年与2015年,曾先后爆发两次针对他的实名举报,内容涉及财务不清、违背戒律、涉及女性关系等严重问题。举报者大多来自寺内、知情深入,细节清晰,但调查皆无果。公众一再质疑,释永信却步步高升,不仅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佛教协会副会长,还享有准副国级的生活与医疗待遇。
这一切无疑反映出一个问题:释永信不仅是一位宗教人物,更是体制中被制度性保护的“特殊身份者”。尤其在对外活动方面,释永信常年持公务护照出国访问,行程及比利时、阿布扎比、梵蒂冈等地,频频出席多边宗教会议。部分活动由名为“欧洲亚洲中心”的组织协调,该组织虽名为NGO,实则为中国对外形象工程的一环。这类“宗教外交”,往往游走于信仰与国家任务之间,其实质是政治角色的延伸。
甚至在一些敏感场合,如访问梵蒂冈的过程中,也有网络言论质疑他是否越权接触海外宗教人士。然而这正是中共的安排,中梵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不便公开派员,释永信的角色正好承担了那种“亦官亦僧”的模糊职能。
他代表的是体制中一种非常典型的“融合型人物”:宗教领袖、文化符号、政府代言人,三者集于一身。而其背后的少林寺,也早已不只是“禅宗祖庭”,更是一个跨界运作的经济体、舆论话题场与政商利益圈。
然而在这种“庙堂—庙门—庙市”三位一体化的发展下,那些曾坚守修行传统、试图揭露真相的大和尚们逐渐被边缘。他们或隐退山林,或被驱出寺门,或沉默不语。整个佛教体系在权力结构的裹挟下,越来越像是一套精密的“庙产管理系统”,而非一方净土。
结语
释永信并非孤例。他只是当代中国宗教—权力交界地带中,一个恰好被看见的人。他身上的争议,照出的是整个体制对信仰的工具化、对监督的空转、对僧人身份的政治塑形。
当一个方丈不再被问“是否持戒”,而被评价“是否得体、能出镜、擅公关”,我们是否该追问:如果信仰都可以被操控,那身在这片土地,还有何物不能被当局控制?
Shi Yongxin and Shaolin Temple: A Prolonged Stru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