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汪听雨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最近几天，一个叫做“戚洪”的名字涌入了海外华人的视野，尤其是在民运圈。这位大哥的事迹并不新鲜，但影响力足够大，引起了广泛争议。据我有限的了解，他在重庆大学城通过投影的方式，把“反共标语”打在大楼墙面上，希望在93阅兵前把“自由的火种”传递给年轻人。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异议人士大V纷纷转发，称赞戚洪有勇有谋。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比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政治庇护！”、“他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他还在中国的亲人（他的母亲还在国内）？”、“他要是真在中国反抗还是条汉子，全家人跑路就是自私自利！”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原本以为只是中共水军带风向，普通人不会被这种话术蒙蔽，哪知道我的一些网友也开始发表负面评论。我和这些网友互相关注多年，十分确信他们不是五毛水军，也明确知道他们对中共体制非常不满，但依然对投影行为十分不认可。我这才意识到，面对反抗极权，很多国人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因此很容易被水军带风向，将抗争者污名化，从而在舆论上抑制类似的抗争，降低维稳成本。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逻辑掰开揉碎，把事实与逻辑梳理清楚，由简入深，一步一步推理，论证戚洪的行为不但无可指责，还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勇士我们拿几位知名度高、普遍获得好评的异议人士来对比。比如刘晓波、阮晓寰（编程随想）、彭立发（彭载舟）。和戚洪相比，最大的区别，也是水军们最容易抹黑的点在于：前者都已坐牢、受尽虐待，甚至刘晓波死在了狱中，而戚洪选择了保全自己。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规定勇士/抗争者必须殉道，必须抱着自杀心态去抗争呢？难道英雄不能在实现目标后，或深藏功名，或名声显赫，或安享晚年？如果要求抗争者必须准备好去死，或者彻底失去自由，那么抗争的人还能剩下多少？抗争的人越少，对谁越有利？  （二）极权的崩塌不在于一个神迹，而在于无数普通人的行动水军又说了：“他这么搞能改变什么？共产党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出倒台。”没错，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能，白纸运动也不能，放一个反共投影更像是在大海里投下一颗小石子。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极权政府的倒台，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点滴抵抗累积而成。比如波兰，最初只是工人在造船厂罢工，要求工会独立和改善生活条件。后来“团结工会”逐步壮大，成为全国性民主运动。起初的诉求并非推翻政权，而是争取基本权利。但正是这些普通工人的坚持，撬动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再比如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下令，而是长期的经济困境、知识分子的启蒙、地方民族的独立诉求，以及一次次普通人拒绝配合体制的行动，最终让庞大的政权土崩瓦解。抽象来说，让极权和平瓦解，要满足一个不等式：统治的成本＞统治的收益。当政权发现维持统治的成本太高时，它会逐渐退缩；它的退缩导致民间力量壮大，最终由民主力量取代独裁。戚洪以及类似行动，客观上推高了中共的维稳成本——比如在政府活动前要派出大量人手逐个排查酒店，即使没活动也要定期检查；购买某些设备需要实名登记并被追踪；住酒店要被搜包，引发社会摩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提高了维稳成本。但高压维稳不可能无限持续，在资源枯竭时必然退缩，而成本越高，这个时间点来得就越快。因此，那种认为“小事抗争没用”的思维，客观上反而降低了维稳成本，延长了中共的统治。  （三）认识因果关系这一层是我的一些网友想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被带风向的角度。他们会质疑，为什么戚洪不在生意做得好的时候去抗争，为什么非要在生意做不下去了才搞这么一出？问题来了，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人生活过得顺风顺水，吃饱了撑的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挑战政府？恐怕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精神上出问题了。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人生发展不顺，思考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从而想要改变国家制度呢？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样的人才是绝大多数。这就是人“穷则思变”的本性，这就是因果关系。期待一个人生赢家去冒险毁掉人生，或者期待人生逆境的人们全部内在归因，认为“我过得不好全是因为我不努力”，从而不去思变，不去改变环境，这两种思维都缺乏对人性的认识。  还有一个说法是，“勇士应该保护他人，而不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抗争，这样很自私”。我认为保护他人的人当然是勇士，但是牺牲他人的人依然也可以是勇士。假设存在一支地下反抗组织，勇士作为领头人，肩负着领导所有成员的责任，有一项必死的任务，需要一个人执行。如果勇士去了就死了，很有可能刚建立起来的组织就群龙无首开始内斗了，那么勇者必须下决断到底谁去送死。如果勇者选择让他人去死，自己没有去死，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勇者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或者无意义的？再比如，很多中国人学过语文课文《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带头造反，追随他们的农民很有可能全都会死，那么是不是陈胜吴广本着大无畏的精神，不挑动广大农民造反，就靠他们原本几百人的队伍对抗全体秦朝军队？  如果真的追求一种，“所有的行为都不能损害到别人的态度，否则全都是自私自利，不算勇士”的话，推导出来最自私的人应该是刘晓波，阮晓寰，彭立发这些传播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文字，思想没有被广大顺民阅读到的话，很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抗争思想，他们会觉得中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遭遇的任何坏事都是自己不努力或者极小部分贪官害的。看见不公平的事会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日子能过就过，不去想自由民主这些有的没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些传播“害人”思想的异议人士，遇到不公会思考是不是制度要改，看见不公心里会愤怒，从而搞得祸从口出，更有甚者做出一些当局无法容忍的事，把自己人生毁掉，自己子孙三代进不了体制，父母养老金被无故克扣。他们的思想传播得越广，对他人的损害程度是不是越大？看吧，没有刘晓波之流，在源头上就阻止了产生更多异议人士，这样他们会过上平凡的人生，他们不会闹事，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做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在中共眼里，真的太完美了，所以，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说法，最大的受益者看下来是中共？  （四）无辜者因你而死，都是你的错？我想起某本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大反派以一颗星球的普通人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挟主角投降，否则就要直接摧毁整颗星球。大反派边要挟，边开始试图用语言摧毁主角的抵抗意志，比如，“这些人死了，全都要算在你头上！”，庆幸的是，主角不为所动，对大反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因为他明白，如果接受了胁迫，那么获胜的永远是更加无耻的人。部分国人可悲的一点是，从小接受的社会化训练让很多人面对这种无辜者遭殃归因问题，本能地归因到“间接”责任人身上。我小学时候，老师会因为个别同学不守纪律，进而把全班留堂，放学后全都不准走。接下来，老师会开启批斗模式，通过批评个别同学，进而引申出全班同学都有责任，因为全班是一个“集体”。要是老师心情再差一些，她们会开批斗大会，让同学写小纸条，写出班里最不守纪律的坏分子，然后把名字最多的同学拉到讲台上人格侮辱。那时候绝大多数小学生，心里想的不是质疑老师为什么搞连坐，为什么要这么践踏个别同学的尊严，他们心里想的是，都怪那几个害群之马，搞得自己被牵连。他们的意识里，只要那几个害群之马同学从此遵纪守法，自己就可以免于被留堂，至于连坐制度对不对，他们不会思考，因为连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发现，网上骂他的人首先骂的就是他自私自利，不顾及家人，因为在逻辑上就已经把连坐制度潜移默化地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规则，第一时间的感受不是骂中共无耻，而是怪罪引发“连坐”的人。  （五）人人都是代价，混沌的道德我们再说回代价。又有人说，“我支持抗争，但是不支持会大面积波及无辜者的抗争，我痛恨中共，但是不希望抗争者像中共一样把他人作代价”。投影事件后，酒店跟卖投影仪的会遭殃，他们成了抗争的代价，这么说来这个勇士太坏了，拿别人当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退一万步讲，抗争者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反问一下，高考时提升一分，比下千人，这一千人当中肯定有几个比你更需要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找工作时比其他候选人表现突出，刷下了其他候选人，没准其中有几个人比你更需要工作，要是再找不到工作就流落街头了；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被裁员的员工成了公司活下去的代价，是不是裁员就是邪恶的？这些行为都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失，岂不是都应该受到指责？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存在着一个人获益导致另一个人“受损”，为什么偏偏行使了言论自由被冠上了“极度自私”的标签。有人说因为他违法了，因为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就又绕回到了恶法是否非法，是否默认恶法的合理存在的问题。违反恶法把其他人作为代价实现私利是不是应该批评的？如果选择应当批评，那么批评者就站在了高墙的一边，并且在捍卫高墙，这将绑匪放在了道德高于抗争者的地位，因为绑匪永远可以用恶法来合理化绑架行为，而抗争者永远处在道德的不利地位。  （六）庇护的逻辑与个体的逻辑最后说个边边角角的问题。有人说戚洪参与过方舱建设，非法拘禁过民众，所以他是加害者，不是受害者，不应当获得庇护。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抗争者的道义地位”与“个体是否应获庇护”这两个层次。抗争行为无可指责，但若抗争者个体之前确实参与了迫害，自然可以由移民官和法官审查，如果坐实，可以拒绝庇护。因为只要是因抗争遭迫害或者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原则上都符合国际公约里庇护的条件。  （七）总结愿有一天，更多的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抗争的逻辑，不再被“连坐”思维和水军话术牵着鼻子走，不再轻易把本该归因于施暴者的恶，转移到反抗者身上。愿人们能明白，极权的瓦解从来不是一场神迹，而是无数普通人一次次不完美的行动累积的结果；愿人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指责与道德裹挟中，分清谁才是加害者，谁才是勇敢的抵抗者。若不能如此，我们将一次次重演同样的悲剧：真正的勇气被污名化，真正的恶行被合理化，而国人依旧困在混沌的道德观里，自以为守住了“善良”，却在无声中为高墙添砖加瓦。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and the Moral Chaos of the People Abstract: Qihong’s projection protest has been questioned, but in fact...

作者：王乔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女性来说，这是她们自己的选择。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这个选择，却常常由国家替她们回答。自1980年起，计划生育全面推行，无数女性的人生被悄然改写。有的改变隐秘无声——她们的身体里被强行植入节育器；有的则暴烈残酷——她们被拖上手术台，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迫流产，甚至永远失去生育能力。这些被改变的人生，至今未被系统记录，未被真诚道歉，也未被认真反思。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知道，还有许多女性像我一样，在沉默中承受身体与灵魂的创伤。今天，我愿写下这篇文字，为自己，也为她们发声。 选择被夺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口被当作“可控资源”。控制人口增长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承受这一切代价的，首当其冲，是广大农村妇女与城市女工。在许多地方，节育被视为女性的“义务”；避孕失败却成了她们的“过错”。二胎、三胎不再是家庭的选择，而被认定为“违法”。一些人被强制结扎，一些人在怀孕数月时被拉上手术台，一些人因“超生”而被罚款、开除、公开羞辱。这并非遥远的传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无数女性心底不敢触碰的伤口。 政策松动，创伤犹在2015年，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些人欢呼“终于自由了”。然而对于那些因“二胎”而被迫打掉孩子、接受强制手术、失去工作的母亲们来说，这份“自由”来得太迟。被掐断的生命无法复原，被撕裂的家庭难以重组，被侵害的身体与尊严，也从未有人承担责任。政策可以更改，法律可以修改，但历史的债务和人心的伤痛，却不能就此翻篇。 生命应记，尊严应存那些曾经痛苦挣扎却被迫沉默的女性，至今仍在承受代价：有人因此终身不孕；有人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有人因维权上访而遭打压，甚至失去自由。她们不是数字，也不是“控制率”背后的变量。她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家庭，有梦想，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她们可能成为教师、母亲、自由的女性；但在制度之下，却被剥夺了决定人生的权利。 制度当改，女性当尊今天的中国，出生率持续走低，“鼓励生育”取代了“控制生育”。然而讽刺的是，当国家希望女性生育时，女性却选择拒绝。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她们不愿再被当作政策的工具。她们需要的是尊重与保障，而不是一声命令。一个真正现代的社会，必须把女性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国家发展的手段。 记忆不灭，真相长存这篇文章，写给所有曾经经历过强制堕胎、结扎、下岗、羞辱的女性。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你们的抗争是有意义的。历史可以掩盖声音，却掩盖不了真相。我们记得，也希望世界记得。 Written in the Womb’s History Author: Wang QiaoEditor: Wang Mengmeng Executive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 Lyu Feng Abstract: This...

作者：华言（中国大陆）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风险”，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极权制度下隐藏的逻辑真相。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人民填饱了肚子，极权统治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极权制度依赖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和对个体思想的严密控制。饥饿或匮乏状态下的民众更容易被生存压力所驱使，服从权威以换取基本生存保障。这种“匮乏政治”使得极权政权能够通过分配稀缺资源来巩固权力，强化依赖关系。极权统治者深谙此道：饥饿是最好的枷锁，匮乏是最佳的统治工具。试想，在一个连面包都稀缺的社会，人民会为了什么而活？为了那一口救命的粮食，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希望。而这希望，正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他们用配给制、用特权、用恐惧，换取人民的顺从。极权需要的，是一个永远匮乏的社会，因为匮乏让人民低头，让反抗无从萌芽。 然而，一旦“吃饱饭”，即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民众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归属感、尊重，甚至自我实现。这些需求往往伴随着对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渴望。吃饱饭的人民，开始抬头，开始思考，开始质疑。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喂食的温饱，而是渴望自由的空气、公正的天空。而这些诉求与极权制度的核心——压制异见、统一思想——相冲突，这就是极权最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一个觉醒的人民，是任何铁腕都无法锁住的。 面对这一风险，极权统治者从不坐以待毙。他们设计了一套应对之策：制造人为的匮乏，通过控制资源分配，维持民众的生存压力，限制其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空间；同时强化思想控制，宣传机器昼夜运转，强化对思想的垄断，审查无处不在，试图让人民相信极权是唯一的救赎；此外，他们还会转移矛盾，炮制外部敌人，利用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内部问题的关注，让人民将怒火投向虚构的威胁，而非真正的压迫者。 “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风险”揭示了极权制度的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也可能动摇其控制基础。极权体制的逻辑在于通过控制资源和思想，压制民众的需求层次上升。一旦温饱解决，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潜力增加，迫使极权政权在开放与高压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往往是脆弱的，长期来看，压制人性需求的制度难以持续稳定。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掌控资源与恐惧，而在于回应人民合理需求的能力。只有当温饱成为常态，思想得以呼吸，民众开始独立思考，国家才能走向良性。而看似强大的极权统治，如果仍靠人民吃不饱维系，终将不可持续，注定衰亡。 Eating well is the biggest political risk. Abstract: Totalitarian rule is shackled by scarcity, and hunger is subject to obedience; but when the people...

----参加第752次茉莉花行动 抵制中共非法器官移植好莱坞大游行有感 作者：陈婷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在洛杉矶好莱坞的阳光下，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信仰者静静站立在星光大道的街角。他们手中的展板上，是一幅幅难以直视的画面：儿童被关押在铁笼里、青年赤裸的身体上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疤、母亲的哀嚎穿越海洋。这些图像并非艺术创作，而是源自真实的罪恶——对信仰群体活摘器官的系统性迫害。 我也站在人群中，手举着一块写有“STATE ORGANS”字样的展板。这是一部记录活摘器官的纪录片，更是控诉极权对肉体与灵魂双重戕害的证据。在人流如织的好莱坞大道上，我们不为吸引目光而站立，只是为了让沉默被打破，让被迫害者的声音穿透商业与娱乐的喧嚣。 在佛教教义中，“波旬”是迷惑众生、阻碍成佛之路的魔王，其特征并非外形狰狞，而在于善于伪装、扭曲真相。它往往披着正义、发展、安定的外衣，行压制、屠戮之实。在今天，某些政权的行为恰似波旬：以强大国家叙事掩盖恶行，以爱国之名打压宗教自由，以秩序的名义摧毁个体尊严。真理、慈悲、觉醒都成为待审之物，正如堪布索达吉所言：“世间最难对治的敌人，是披着利众外衣的嗔与痴。” 活摘器官，已非单纯政治问题，而是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行径。它以医院的名义进行，却抛弃了医学的伦理；它以司法的程序伪装，却无视了生命的尊严。若一个政权能系统性地对异见者、修行者进行活体摘除器官牟利，那么，这不仅是恶政的体现，更是堕入地狱行径。佛法教导众生尊重因果、慈悲众生，而这样的行为却是在颠覆因果、贩卖恐惧。 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该沉溺在“政治复杂”的借口中逃避讨论。那些活生生的个体，不是统计数字，而是与我们一样会哭、会痛、会求生的同类。他们的器官被冷冰冰地列入配型数据库，他们的信仰成了定罪的理由，他们的身体成为国家机器下的可供交易的资源。 而我们，作为信仰者、作为知情者、作为仍能自由表达的人，是否还能保持沉默？是否能对眼前的真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如索达吉堪布在《入菩萨行论》开示中所言：“真正的勇士，是不随八风所转的人。”面对波旬，不是以愤怒回应，不是以仇恨抗衡，而是以正知正见之力，安住于慈悲之中，持续发声，不为己利，只为破除迷雾。 这场请愿活动并不喧哗，也不激烈。人们只是静静站着，一小时、两小时，向路人递上传单，向记者讲述真相。我们明白，这种做法也许不会立刻改变世界，但它或许能为经过的人种下一个觉知的种子。就像佛法中所言：“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智可灭万劫痴。”哪怕只有一人因此去查阅、思考、共鸣，这便不是徒劳。 当日，一位美国游客在展板前停下许久。他轻声说：“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他的眼神中有震惊，有不安。我递上传单：“真相可能令人不适，但它能让你自由。”这是一次心灵的碰撞，也是一次微光的传递。我们不求辩赢，不求掌声，只愿守护那一点点尚未熄灭的人性火种。 佛教讲缘起，信仰讲觉醒。我们愿意站在星光大道上，不是为了抗议一个国家，而是为了回应一个灵魂的呼唤。不是为了谴责一种体制，而是为了捍卫生命的不可侵犯。这不仅仅是政治立场的分野，而是人类基本价值的底线。 索达吉堪布在其多次讲法中提到：“恶行最终不能战胜真理，暴力也不能灭掉慈悲。”当我们以非暴力的方式发声时，我们并非软弱，而是选择了一种更深刻的坚强。即使面对冷漠与误解，我们依然要守住信仰的核心。 在这个世代，宗教自由已不再只是抽象的权利，而是抵御巨大黑暗时每一个人内心中所持有的明灯。愿我们都能做这盏灯的守护者。 愿被伤害的众生得安慰，愿施害者早日醒悟，愿更多的人看见真相，愿信仰成为穿越黑暗的力量，而不是沉默的陪葬品。 Between Faith and Silence: The Awakening of the Sin and Good Faith of Organ Harvesting ----Participating...

Written for Spring 你浅笑微蹙抖落一身枯枝残雪奔涌不息的青藏高原徐徐而来溯寒而上千年的冰川  颤慄给你最滚烫激烈的拥抱你嫩芽炸出就那么一抹无星无月的冬夜厚黑朝阳爆燃  残雪染血你的灵魂溯溪而上不死鸟鸣翠  万物雀跃你这精灵啊  我的女神怎样欢呼你怎样颂唱你压抑了千年的嗓子冲破四野的铁壁 如婴儿啼响昭告世界为此守候了千年积蓄了千年孕育了千年背负千年的黑暗背负千年的死沉只为破冰而出在春天 作者：漠北孤侠編輯：Gloria Wang责任编辑：罗志飞翻译：程铭 Written for Spring You smile faintly, brows gently arched,Shaking off the dead branches, the lingering snow.From the ever-surging...

作者：熊辩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三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骤袭武汉，那些灰色影像仍历历在目：封城、口罩、“大白”穿梭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的花圈、火葬场的滚滚浓烟、不绝于耳的哀乐和恸哭？的确，彼时的武汉像被死神张开的黑翼笼罩着，熟悉的街巷空荡如荒原，医院成了最拥挤、最令人绝望的地方：走廊里堆满病床与氧气瓶，呻吟声与呼吸机的嘶哑混合交织。有人晕倒在挂号窗前，有人在病房门口痛哭，求一张床位，却换来“已满”的冰冷回应。更令人心碎的是，120急救电话一直未能接通，“市长热线”始终占线，许多病人等不到确诊，等不到救治，在家中孤独倒下，人命成了数字，真相成了禁忌。恐惧之外，还有愤怒与压抑：一位疫情的“吹哨人”试图说出真相，却被训诫警告；一群穿着防护服的“白大褂”满大街抓捕突破疫情封控外出的市民；一本反映武汉真实疫情的“方方日记”被中共封杀；组组唱好不唱衰的新闻报道试图粉饰太平，蒙蔽一双双探求真相的眼睛。封城、封路、封楼、“封”嘴，人们被隔绝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疫情期间因医院刻板遵守防疫要求，加之医生并未给予孕妇这一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及便利，妻子未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流产。这份失去，不仅是家庭的悲剧，更是制度冷酷的缩影。我原天真地以为这样的苦难能唤醒中共的反思，然而，最近在广东发生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却让我再次看到历史正在重演，顿生透骨的悲凉...... 在湛江赤坎，当地街头涌现出大批穿着防护服的人群，那画面像极了当年武汉的恐慌与混乱。可怕的不仅是病毒，而是那熟悉的权力逻辑：第一反应不是信息公开，不是科学治理，而是用惊吓和管控制造秩序和“维稳”。 在珠海，有社区以“防控疫情”为由，强行把两位阿姨的生活家具装上卡车运走。面对撕心裂肺的阻拦，冷漠的执行者无动于衷。这与当年武汉疫情期间，许多家庭被强行拉走亲人的场景何其相似——一次又一次，人们的家园与尊严被粗暴践踏。 在佛山，政府更是演绎了一出荒唐闹剧。社区不去清理臭水沟和绿化带，却偏偏盯上居民家的花盆、鱼缸，甚至养狗的家庭。以“一刀切”的方式清理楼顶绿植和露台花草，逼迫居民搬走宠物。这种熟悉的“配方”，让人想起新冠疫情时，官方以防疫为由直接闯入民宅，把宠物强行带走处死的黑色记忆。如今，佛山的做法几乎是在拷贝当年的荒唐：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 更令人震惊的是，广东部分地区甚至掀起了所谓的“强制抽血”活动，借疫情防控之名，肆意侵犯公民的身体权利。这样的“防控”，已完全偏离了公共卫生的科学原则，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操练。 从武汉到广东，从新冠到基孔肯雅热，旧的伤口还未愈合，新的伤口又在开启。病毒在变，但体制的冷酷与荒谬却从未改变，对生命的漠视，远比病毒更加致命！ 武汉疫情期间，我失去过孩子，也目睹过同胞在疫情中死于非命，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在中共体制下，每一个家庭、每一条生命都随时可能被牺牲。今天的广东，再次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瘟疫”，并不是某一种病毒，而是专制和谎言。 公共卫生危机，本应是科学与人道的领域，但在极权体制下，却成了“维稳”机器的附庸，成为权力加码的借口。武汉的封控导致无数生命的消逝；而今天广东的病患，则可能在同样冷漠中经历痛苦的折磨！ 悲剧在重演，历史在轮回！我愿将这些亲历和思考告诉每一位关心中国的人，一个国家若不允许真相公开，那么无论是新冠还是基孔肯雅热，又或是下次一场什么疫病，都会变成一次次对民众的摧残！人民的眼泪和鲜血一次次被抹去，但痛苦不会消失，它会积累、会传递，最终会告诉世界：这并非单纯的疾病悲剧，而是一个体制的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