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毛一炜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摘要）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法院工作的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国司法体系的黑暗。 在中国的地方法院，司法公正往往只是表面功夫。官员贪腐、权力干预、熟人关系——这些，比法律条文更能决定案件走向。 2022年7月，我通过考试进了法院，当了一名书记员，在诉前调解室工作。我们这个城市人口五十多万，从东到西打车也就半小时。地方不大，大家互相认识，所以法院里的人都清楚：结案率比公正更重要，关系网也比证据管用。刚进去不久，我就听说院长因为贪污受贿被抓了。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这里的“公正”，只是数字和权力的游戏。 调解室很小，只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前面摆着几张长桌和几条凳子。空间有限，紧张气氛常常弥漫在空气里。 调解室里有三位领导，都是退休返聘回来的老法官，年纪六十、七十出头，在法院工作三十多年，见过各种案件和纠纷。现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圆场”，让矛盾在表面上平息。 这里处理的案件大多是合同纠纷（如借贷、买卖、小额合同）、侵权纠纷（如交通事故、工伤）以及离婚案件。很多当事人彼此认识，双方和证人往往是熟人或邻里。在这样的环境下，诉前调解不仅是处理纠纷，更像是一场复杂的人情博弈。 我经常看到当事人吵得面红耳赤，拍桌子、互相指责成了常态。三位老法官却面不改色，笑着劝：“大家都不容易，各退一步吧”。 表面看起来温和，但他们打圆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结案率。只要双方签了字，系统里就多一个“调解成功”的记录，案件就不会进入法院审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不再重要。 我记得一次民间借贷案，男方证据明显有问题。女方坚持要上庭，但法官劝她：“算了吧，调解一下，反正都是熟人，别闹大。”女方最终哭着签了字。那一刻，我彻底明白，这里的“司法公正”，往往只是数字背后的假象。 在这样的体系里，没人敢认真讲是非。法官怕结案率低被问责，当事人怕事情闹大。大家都在努力维持表面平静，而真正的不公被彻底掩盖。 后来我主动辞职了，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工作氛围。我认为法院原本应该维护正义，可在中共的司法体系里，权力和关系说了才算。 My Days in the Court: False Justice in the Mediation Room Author: Mao YiweiEditor: Zhou Zhigang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Peng Xiaomei Abstract:...

从李文亮到白纸革命，一个普通公民的见证与控诉 作者：胡德旺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作者以亲身经历记录中国三年疫情中的荒唐与压迫，从李文亮事件到白纸革命，揭示中共体制下的极端防控与人道灾难，控诉制度暴力对民众生命与自由的践踏。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焦虑的三年。尽管有时不愿回想，但身处自由世界的今天，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这段过往：提醒自己自由的可贵，也让更多人了解中共在疫情期间推行的所谓“防控措施”，究竟有多荒唐、残酷。 一.李文亮医生与信息封锁 2019年末，武汉出现类似非典的病毒。武汉医生李文亮只是向同事、朋友发出提醒，却被当局以“造谣”为名训诫，并要求写保证书。这充分暴露出：在中共的体制下，公信力毫无存在，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从来不是政府的核心关切。事实证明，李文亮的警告完全正确，而当局却选择掩盖真相，延误防控时机。 二.出国归来被强制隔离 疫情初期，2020年春节后，因为政府通知暂时不能返回工作地工作。我和我爱人就出国去了东南亚一趟，回来后也没有检测出我们有任何感染，就直接把我们隔离在楼上，每天要求我们自己检测体温，连我们四岁的孩子都不能相见！直到两个星期后，才解除隔离。从来没有经历过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那么长时间，真是快要疯了！ 三. 疫苗与强制接种 2021年3月，疫情发生一年多后，中共政府就要求全民接种疫苗，当时我怀疑这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没有经过正常的临床验证，这样注入到身体里，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然而在当时中共统治下，没有我们老百姓质疑的余地。说是自愿接种，实际哪是什么自愿？如果不按要求去医院接种的话，就无法出门，无法正常生活。没有所谓的“健康码”去不了菜场、超市、医院，小孩子也不能上学……这不是强迫是什么？我们哪里有选择？我和我的家人被迫都接种了三针中共的疫苗！接种后有一段时间明显感觉自己的免疫力下降了很多，腿脚很容易麻木！我身边就有一个老年人，被强制接种疫苗后一天内就死亡了，政府仅以十几万元赔偿草草了事！当时中共基层政府对疫苗的接种率进行考核，不达标的要受到批评和惩罚。所以各种乱象丛生，有跨区拉人接种的，有接种一个人奖励多少钱的，有各种高压施压逼迫接种的……中共把生命健康的事做得如此荒唐、滑稽！后来我才知道许多人接种后出现身体不适甚至猝死。也有些人因为接种疫苗后导致身体诱发其他疾病。疫情后，所谓疫苗专家与防疫官员也接连“莫名死亡”。这里面的黑幕中共是不会让外界知道的。 四. 疫情防控与医疗崩溃 到了2022年上半年，防控走向极端疯狂。健康码、核酸检测、全城封控……医院被关停，普通病人无法就医。那时，我们全家人每天都要被迫去核酸检测点或者医院排队做核酸检测，因为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做检测，所谓的“健康码”就会变颜色，导致任何地方都去不了，孩子也不能去学校上学。有一次我母亲高烧不退，去医院就诊，医院直接拒诊，医院门诊关闭，只有急诊。不接收像我母亲这种症状的病人。我震惊之余更是愤怒！防疫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不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吗？现在人生病了，医院却不接收！我舅舅在上海因为手术后，需要定期的去医院拿药并做复查，同样，他没办法正常就诊和拿到药品。他当时真的很紧张，如果他没有按时吃药，产生排异了，就会有生命危险！他告诉我，很多有基础性疾病的，需要定时得到护理的人，当时都挤在急诊部，亲眼看到很多人没有得到及时医疗，就在急诊的排队中死去……这样的事，他几乎每次去都能看到！口口声声说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实际呢？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五. 我的焦虑与逃离 到了2022年下半年，除了每天都要被强迫做核酸检测之外，每天都还要担心，今天哪里被封了，哪些地方客户的货发不了。因为我在国内是做电商生意的，物流被封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发货，如果我所处的地方被封的话，所有的货都发不了！没有人能预测得了疫情的变化，但是我仓库里的货，如果不能销售发货，资金就不能及时回笼。供货商的货款、人员工资、仓储费用这些支出，就没有办法及时支付！这样怎么不让我焦虑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当时，我们已经在疫情中煎熬了快三年了，但我不知道还要煎熬到什么时候……那种无助、焦虑几乎每天都占据着我的内心！某一天夜里我起床去洗手间，无意的往楼下看了一下，看到小区门口有几个防疫人员，好像在拉警戒线，我猛得一下清醒过来，小区要封了？被封了我们就出不出了，只要一天不解封，那我就没有办法正常发货。每天都要承受不小的损失。当下我就决定带着家人趁着黑夜逃出了这个小区。接下来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住在小区一河之隔的酒店。因为仓促，没有带太多衣物，那些天又降温，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跟寒冷作斗争！事后了解到小区被封是因为有一个疑似病例到过我们这个小区，当时叫“时空传染”。就是如此的荒唐，一个几万人的小区，就是因为这种荒唐政策被封控在小区里，半个月里都不能外出！ 六. 悲剧接连发生 当然，我们不是最不幸的人。在2022年3至6月上海疫情封控期间，我时不时的能在国内抖音上看到求助的信息，说某某谁在上海哪里，因为没有食物，已经饿了多少天了，请求政府帮助……有些是不在上海的家人帮助发布的。当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又有多少这样求助的信息被平台给删除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共一直在宣扬的繁荣盛世，在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都市，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我们也相信它绝不是个例，然而真实的数字，中共绝对也不会对外公布！那段时间，因为中共政府这极端不科学的防控，造成了很多的悲剧的发生！2022年9月18日贵州发生因为疫情防控人员转移大巴车翻车故事，造成 27 人遇难，20 人受伤送院救治 ；2022年11月2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一起高层住宅楼火灾。因为疫情，小区的封控措施、铁丝网和封控桩影响了居民逃生和消防救援，官方报道造成 10人死亡、9人受伤。这些悲剧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随后“白纸革命”爆发!中共政府迫于各地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于12月7日宣布解除疫情封控措施。 七. 极端防控到极端放开 随着极端的防控到极端无序的放开，中共政府甚至180度转弯，说新冠只是小感冒，应阳尽阳，群体免疫……紧接着，各地的殡仪馆开始出现排队火化尸体。有一些基础病的老人很多都没有逃过这一劫！当时我每天开车出去，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送葬的人群，有时一天会碰到好几批！我也打电话问老家情况，家里说，自从疫情放开时起，办丧事的鞭炮声就没有停过。当时，我身边一些朋友推算全国范围内，因这疫情突然放开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不止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真实的死亡人数他们是不会对外公布的。 八.结语 正是中共的独裁体制，造成疫情三年对中国民众身体与精神的严重伤害。期间多少企业倒闭，百业萧条，工人失业。然而中共官媒还在自吹自擂，习近平说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历史不会遗忘，人民终将追责并审判中共。 Three Years of the Pandemic: My Painful Memories in China From Li...

作者：何愚 翻译：彭小梅 家乡的堡子就像簸箕中的田螺有时盘旋在山顶有时坐落在水泉的上头 小时候它是我心中的王国高大的城墙上站满了卫兵 如今它已把我忘了就像城市忘记了战败的国王 如今我已失去了它我要为它做一次隆重的葬礼 何愚 寫於 4 ／2 ／2020 My Hometown’s Fort Author: He Yu. Translator: Peng Xiaomei The fort of my hometownis like...

——浅谈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因 作者：鲁慧文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2025年中国国庆黄金周到今天就结束了，这大概是自从有了“黄金周”这种说法以来，第一次反差如此强烈的国庆节——出行人次是近年来新高，经济收益却创下新低。从全年经济高峰期的“黄金周”直接跌入谷底，来得十分突然，没有任何征兆。无论是商家、国家、媒体，还是整个旅游行业，都被打得措手不及，毫无应对之力。 全国各大旅游城市依照惯例在黄金周上调酒店房价，这也是历年的常规操作。景区也提前做好准备，整个旅游行业都计划趁此机会“开门迎客”，狠狠挣一笔，把上半年经济低迷的损失趁热弥补回来。然而，大家都扑了个空。今年的游客像是商量好了一样——“趁机涨价的酒店？那就让它空着吧。”于是满街都是帐篷，一眼望去像加沙难民营，连成一片。景区门票超过20元的就不进去了，在大门口打卡拍照就算完事；饭店也不去了，要么泡面，要么点个便宜外卖。总之，大家像是达成了共识：绝对不掏钱。而在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背后，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了。 这种“躺平式”或者“对抗式”旅行模式，今后也将更多体现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背后，反映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虽然许多普通人未必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但人是有感知的生物。如今在中国社会，哪怕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已经感觉到经济不会再上行了——大白话说，就是“没有希望了”。 这种“没有希望”的悲观情绪，正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开始抛售房产（北京十几万元一平米的房子近期甚至有一折出售的），开始不结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就到我这一代吧”），不生孩子，不卷孩子，不追求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却选择不去读的人数比往年更多），不去电影院（今年黄金周电影院异常冷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拼多多都贵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列入失信名单，一种深沉的绝望笼罩着整个社会。一个信仰来生的民族，如今却苦笑着说：“下辈子我不来了。” 有学者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而这还远未到谷底。这无疑是个悲伤的消息。但中国经济的衰退，是无法阻挡、也无法逆转的。这艘建立在全民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巨轮，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人们只能在惊恐中亲眼看着它坠入深海。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地步，表面上看，是习近平领导无能，中国与美国经济脱钩、外企撤出、青年失业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这些当然是助推器），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基因”决定了结果。它并非一个错误的经济方案，也不是某个班子方向不对，而是从制度的基因上就注定了短寿。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因。 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民主制度（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另一种是集权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独裁或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社会资源如何分配的机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保障财产私有，强调公平分配社会经济成果，建立在民主、人权与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运作。而独裁国家则是压榨型制度，每一层都尽可能吸走下层的经济收益，层层盘剥，最终使全民经济成果集中到最上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2%的人拿走98%的财富，98%的人分享剩下的2%”。上层只给下层留下一点“续命钱”，确保他们活着继续为上层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这种制度自古如此。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土地、经济、粮食、珠宝，皆归统治者所有。这种中央集权制度自秦朝延续至今。结合现代高科技，中共更是集历代之大成，通过人口红利、极低的劳动报酬和极长的工时，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共的分配制度又将最大量的经济收益聚敛于自身，只留下一点生存口粮给底层劳工延续生命。再辅以宏大叙事，让世界看到一个“繁荣的中国”，也让几代人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于是人们吃苦耐劳，发明了“996”“007”，拼命读书、拼命工作，相信“爱拼才会赢”“明天会更好”。 然而，当这种压榨型集权制度发展到极致，必然更加变本加厉。疫情之后，中国底层经济被彻底抽空，甚至连维持生存的口粮也被夺走。人们终于意识到——原来不是越努力越幸运。原来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可以不上班领工资，公务员坐牢也有工资，烟草局退休职工月退休金高达一万九，是普通人工资的数倍；原来自己交的社保是养别人的父母；原来大学毕业要去送外卖；原来“那茜”200分就能特招进名校；原来国有单位是家族世袭……越来越多的事实让老百姓明白，自己只是牛马，社会的财富与自己无关。 于是人们不再看新闻联播，不再相信国家通报，看清自己的生命、财产、工作都可随时被剥夺，看到法律的虚无，看到正义的失声——他们失望了，然后绝望了。 是的，这不是一两次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底层的命运早已刻在中共集权的政治制度里。统治者攫取社会最多的财富，盛世时给底层留一口气；乱世或衰退时，连口粮也不留。这就是这种制度的本质。别忘了，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四千多万人，而毛泽东每日仍有红烧肉。 人们必须明白：想要活命，想要生存权，必须废除这种压榨型政治制度，推翻中共专制体制，推翻中央集权，让人民重新掌握生路。 2025 Sees China’s Poorest “Golden Week” in Recent Years —...

作者：张宇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张宇，一名经历武汉疫情的医护人员，讲述了在疫情封控期间的遭遇，以及来到美国后的感受。 余谨以至诚 于上主及会众面前宣誓， 终身纯洁 忠贞职守 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 勿为有损之事，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 慎守病人及家务之秘密， 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 务谋病者之福利。 ——南丁格尔誓言 我常常梦见那座城市。 梦里的天空灰白一片，街道空无一人，只有救护车的警笛声在空气里盘旋。那是我工作了十年的地方，武汉市某著名的三甲医院，曾经充满了忙碌与希望。可那一年，空气里弥漫的不是消毒水的味道，而是一种看不见的恐惧。 我常常梦见那段日子。 我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一天又一天地奔走在病房与走廊之间。脸上的口罩勒出深痕，眼睛干涩到流泪。每一位倒下的病人，都是一个家庭的崩塌。我们用尽全力去救治，可有时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我记得那时的自己还相信——只要竭尽所能，总会有光。但慢慢地，我发现有些东西比病毒更毒。有些问题不能问，有些真相不能说。人们要学会沉默，学会服从，学会用忙碌掩盖内心的不安。从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深深的背叛——不是别人背叛我，而是我所信仰的誓言，被现实一点点侵蚀。 那一天的风很冷，我在急诊室里看到窗外的光一点点暗下去，那是2020年1月23日，武汉，这座拥有着1100万人口、拥有“九省通衢”与“东方芝加哥”称号的超大城市，正式向世界宣布从上午十点开始“封城”，限制市内公共交通关闭并离境通道，下午两点开始关闭高速公路。就此，这座城市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封锁。 以下是我的爱人写的随感二段节选：“2020年1月26日，也是卷卷妈妈（我的孩子小名卷卷）支援前线的第二天。当护士长在微信群里说自愿报名的时候，她问我的意见，而我说这个时候你最应该打个电话给你爸妈。其实他们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挂电话她哭了，哭的像一个孩子。我问“你怕吗”？卷妈看看还趴在地上玩积木的卷卷说：“对于这个病我不怕，我哭是因为我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看不到我的孩子”。听着我也红了眼睛。“别人都说离别的时候说再见要用力一点，因为有些人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我们的离别没有再见。“自己注意身体’‘谢谢你”都不能哭，因为这不是生离死别”。如今我这篇随感文章依然带在身边，仿佛在告诉我那段充满了恐惧，无力，脆弱的日子就在昨天。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张宇在武汉医院尽力救治病人） 但渐渐我发现疫情有些变味了，有些问题不能问，有些真相不能说。人们要学会沉默，学会服从上级安排指示。从疫情的第一天开始，湖北省中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等8家医院发出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防护物资。其中多家医院证实，外科口罩、防护服、手术衣、防护面具等物资只能再撑三到四天。以至于领导要求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节约防护服和面具等物资的消耗，本应该六个小时在污染区的轮岗变为了十二个小时，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能上厕所，每个人都在防护服内穿好成人纸尿布，有时缺少防护装备只能无奈用塑胶袋制品代替，用我们的身体和生命筑起高墙，抵挡病毒一波又一波的袭击。有时还是腹背受敌，还要遭受病人家属殴打、谩骂，医护人员的防护服被扯开，导致严重职业暴露，需要马上隔离。我们也会心寒，我们不是败给了疾病而是败给了人性。 那是一段没有昼夜的日子，累了就在地上随便找个位置睡一会，防护服成了第二层的皮肤，口罩背后的呼吸总是混杂着汗水和消毒液的味道。每一次推开病房的门，都像走进一场不确定的赌局——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希望，还是绝望。 严密封控下，一些武汉年轻人经历了政治观念的转变。 我从网上视频看到有居民的门窗被焊死，一些执行封控人员强行进屋检查和消毒，推搡、殴打居民甚至是老人，也有封控人员涉嫌擅自扣留本应分发给居民的食品物资，视频里那些封控人员像黑社会一样。小区设立了蔬菜食品供应点，每次到那里购物都需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长队，很不方便，价格比封城前贵许多。但是有关疫情的批评和质疑之声遭到大量删除。 公权力与个人权力的冲突不断浮现，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之死更是震撼了整座城市。作为新冠疫情的重要“吹哨人”，李文亮因向大众提醒不寻常疫情，而遭地方警方以“传播谣言”为由训诫，其后在当值期间感染新冠病毒。最终2020年2月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李文亮于当天凌晨不治逝世，终年34岁。如今五年过去了，李文亮生前发布确诊感染的最后微博，被网友称为“中国哭墙”。现超过百万条悼念与申诉的言论持续涌入，至今仍未停息。 那天夜里，我脱下防护服的时候，双手已经抖的拿不稳东西。镜子里的我眼神空洞、嘴唇干裂，像一个被抽空灵魂的人。我想起自己刚成为护士时的样子——那时我相信医学能拯救一切，相信真诚，努力和同情心总会被理解。我一直以为，信仰崩塌会是一场轰烈的爆炸。可后来我发现，它更像是一种缓慢的塌陷。它从一次次的妥协开始，从一次次闭嘴开始。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也成了那个沉默的人。我不愿意变成这样，我站在天台上，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感觉上帝的声音告诉我：救死扶伤的誓言，不只是救身体的命，也是守护那一点点不肯麻木的心。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但封控模式被推广至中国各地。全国各地在接下来的三年间，一直执行“动态清零”政策。 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住宅火灾造成10人死亡，成为了转折点，严格的封控措施阻碍了居民逃生，群众陆续走上街头，举起白纸示威，掀起“白纸运动”。其间北京、上海等地抗议民众喊出“自由民主法治”、“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独裁、不要个人崇拜”、 “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平反六四”等政治口号。在强大抗议声浪中，中共当局几天之后被迫仓促废弃了动态清零政策。这是中共自建政后首次在民众抗议声浪中被迫改变了强制推行的政策。 这次活动能够发生，说明人们心中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了。因为各地封城导致的一系列的经济的问题。引起大量失业的问题，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抗议。但是我觉得虽然没有取得很大的实质性进展，但也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缩影。 疫情五年后的今天，我跟随家人来到了美国，离开武汉的那天，我没带多少东西，只有一台笔记本，还有一身还没散尽消毒水味的衣服。飞机升空时，我回头望了一眼——灯火依旧密集，城市看起来平静而辽阔，可我知道那里埋着太多无法言说的故事。 来到美国已经半年了。这里的医院不大，但空气里有种我很久没感受到的东西——自由与轻盈。医生之间会争论，护士会质疑上级的决定，病人有权选择、拒绝，甚至可以质问医生的方案。起初我不习惯，总觉得这样会“惹麻烦”，现在我明白了：讨论不是冲突，表达不是冒犯。那是信任的另一种形式，是职业伦理真正的根。 在这里医生护士的工作不再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一场关于“倾听”的修行。我学会了问：“你感觉还好吗？”“我知道你很痛苦”“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这些在过去都显得奢侈的句子，如今成了日常，原来，尊重不需要勇气，只需要习惯。 我又记起我的职业启蒙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那句话：医学的意义，是让人重新相信生命值得被尊重。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张宇参加10月4日活动） 如今我可以自由的站在这里对全世界宣告：我对中国共产党恶政统治下的社会充满了绝望，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长期奴役压迫中国人民，中共政权疯狂收割民脂民膏、严控言论，对异议者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中国，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就像强盗无法无天，中国共产党以谎言及暴力对中国人民进行铁腕高压恐怖统治，中共政权就像邪教黑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宣扬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严重违背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使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民深受其害。 所以中国只要存在共产党的统治，是绝不可能有民主的，人民也绝不可能获得自由。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想取得自己的人权，获得民主，获得自由，我们走不了近路，也回避不了这个巨大的困难，必须推倒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才有可能得到民主自由的福祉。 A Medical Witness of Our Time Author: Zhang YuEditor: Li Congling  Chief Editor: Luo Zhifei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by: Lyu Feng Zhang Yu, a...

——我的“六四”纪念与民主传承之路 作者：卢超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从中国大陆“墙内觉醒”到美国自由土地上持续纪念“六四”的心路历程。作者回忆了最初通过“翻墙”接触天安门真相的震撼与愤怒，描写了觉醒后的精神挣扎与行动转变，并讲述他在海外加入民运、参与纪念活动、延续民主火种的经历。文章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叙事，展现出一位普通中国人从沉默到发声、从恐惧到坚持的灵魂觉醒与信念传承。 夜色在窗外漫开，电脑屏幕是我唯一的光源。那一年，我二十多岁，一个在体制内长大的普通青年。那时的我，从未听过“六四”这两个字。我们在课本里学“改革开放”，在电视里看“盛世中国”，而“真相”似乎从不属于我们。 可那天，我出于好奇，打开了一个陌生的窗口——翻墙。 屏幕那一端的世界，与我熟悉的一切格格不入。 嘈杂的喊声、飘扬的横幅、年轻的面孔、坦克的轰鸣。 我看见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国际歌》，看见学生代表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也看见午夜的枪声与血迹。 我呆坐在那张旧木桌前，手心渗出冷汗。 原来，我被教育去“爱”的国家，曾经这样对待他最纯洁的孩子。 那一刻，我心底的某种秩序塌陷了。 我意识到，真正的“爱国”，不是沉默的服从，而是敢于说出真相。 那一夜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我开始悄悄阅读被禁的书，偷偷保存那些视频。每当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谈“自由”或“人权”，我都会去留言、去辩论——哪怕账号被封、手机被查、朋友劝我“别惹麻烦”。 但我知道，我已无法回到从前。 那是一种“醒来”之后的痛苦，也是一种不可逆的召唤。 一、从沉默到发声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初到洛杉矶的那一年，我在唐人街的超市打工，夜里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 但我终于能自由地上网，能在公共广场举起标语，不必担心第二天就消失。 记得第一次参加“六四”纪念集会，是在中领馆门前。那天阳光炙热，我和一群陌生的华人站在一起。有人拿着扩音喇叭高喊口号，有人默默举着写着“悼念六四”的牌子。 一位白发老人颤抖着举起蜡烛，对我说：“孩子，我当年就在广场上。”那一刻，我喉咙发紧。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活着的见证。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开始写文章、组织活动。我用文字记录真相，用行动纪念死难者。我们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华府举行集会。每当我看到有人停下脚步、伸手接过传单，我就知道——记忆仍在传递。 二、烛光与誓言 每年六月四日，我都会穿上那件印有“64”的T恤。 在自由雕塑公园的夜里，风轻轻拂过烛光，我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同胞并肩而立。有人高唱《自由花》，有人在祷告。烛光在夜色里微微颤动，就像那些逝去的灵魂在回应。 我常常抬头看那片星空，想着：三十多年前，北京的夜空下，也曾有同样的星星，只是被烟雾与火光遮蔽。如今，我们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把那盏烛光重新点亮。 有时我会想到，如果那些年轻人还活着，他们今天也许已是教师、记者、工程师、父亲、母亲。而他们的理想：公平、法治、尊严，仍在召唤我们。那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 三、自由的道路 民运不是浪漫的诗，它是流亡者的血泪，是被审问、被放逐、被误解的坚持。但我没有后悔。我相信，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唤醒；每一场纪念，都是一次延续。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谎言，却在真相中重生。“六四”的烛光点燃了我心中的火，也照亮了前方的路。 有时我在深夜写作，电脑屏幕上的光映在墙上，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屋子。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害怕黑暗。 因为我知道，有无数个我，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守护着同一份信念。有一天，当自由真正降临那片土地，当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为那段历史默哀、为那群青年献花，我会告诉自己—— 这一声声的呐喊，值得。 From Waking Up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