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杜吉平、付静争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每当复活节临近，我的心里总会多一份安静，也多一份思考。这是一个让人不能不去面对的时刻：关于苦难，关于牺牲，也关于盼望。 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而是他甘愿为世人承担罪的代价。他用爱回应仇恨，用牺牲换来救赎。 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也正因为如此，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信仰的核心。它告诉我们：黑暗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结局，绝望之中仍有盼望。 对我而言，复活节从来不只是圣经中的故事，也不只是宗教传统中的纪念。它已经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命，也进入了我的家庭。 2024年的复活节，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受洗归主。我们在神面前作出决定：愿意用余生来相信他、跟随他、依靠他。 那是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那一天起，我们知道，自己不再只是凭着人的力量去面对未来，而是愿意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 到了同年的圣诞节，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受洗了。当我们一家人先后走进洗礼的水中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家庭在信仰中的回应，也是神恩典临到我们家的印记。 从那以后，我们这个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一个愿意以信仰为中心、以神的话语为依靠的家庭。 当然，信仰并没有让现实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我们一样会遇到压力，一样会面对困难，也一样会经历迷茫和不安。但不同的是，信仰让我们在这些处境中，心里有了真正的安定。 因为我们渐渐明白，人的环境会改变，世界局势也会动荡不安，但神没有改变，他依然掌权。 这些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真正的信仰并不总是被这个世界理解。尤其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信仰常常会被误解，甚至受到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信仰自由，珍惜能够自由敬拜、自由祷告、自由见证主名的机会。 这种珍惜，不只是出于环境的对比，更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份不能被夺走的光。 十字架在人看来，似乎是失败，但在神的旨意中，却成为救赎的开始。复活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但正是这“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盼望。 今天，当我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更加明白：我们并不是因为人生一切顺利才相信信仰，恰恰是在不确定之中，在风浪之中，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相信。 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我可以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我可以选择在家中活出爱，可以选择在孩子面前持守信仰，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不否认我所相信的真理。 这个世界若真的需要光，那就从每一个愿意相信、愿意坚持的人开始。也许我们都很平凡，但当一个人愿意在十字架前谦卑下来，愿意把生命交给神，那样的生命，就会发出光来。 在这个复活节，我愿再次向主献上我的心志：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明天如何，我都愿意继续跟随你。因为我相信，十字架不是结束，复活才是答案；而在主里面的人，也终究不会失去盼望。 Before the Cross, I Choose to Believe ——An Easter Witness from a Christian Family Author: Du Jiping, Fu Jingzheng Editor:...

作者：张宇 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六周年的日子。 六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34岁的武汉医生在隔离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官方通报说，他死于新冠肺炎。但所有清醒的人都知道，真正夺走他生命的，并不只是病毒，而是一个把“说真话”视为威胁的政治体制。李文亮不是疫情的制造者，却成了体制失控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共安全的破坏者，却被当作“造谣者”按在地上训诫。 李文亮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没有召开记者会，没有煽动恐慌，没有对抗政府。他只是以一个医生的本能，在同行之间提醒一句：“注意防护”。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值得尊重的职业操守。但在中国，这却触碰了中国共产党最敏感、也最致命的神经——权力对信息的垄断。 正是在那一刻，李文亮被选中了。不是因为他多么出名，而是因为他足够普通。一个普通医生的声音，竟然能够动摇体制的“维护稳定”，这本身就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与恐惧。于是，训诫代替讨论，封口取代了防控，政治维稳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 六年过去，中国共产党试图用“烈士”称号为李文亮盖棺定论，用时间冲淡责任，用遗忘完成洗白。但有些问题，注定无法被掩埋：如果当初没有封口，会死这么多人吗？如果真话不是罪，李文亮还会死吗？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拒绝被再次欺骗。因为当一个政权必须靠压制真相才能维持运转时，李文亮的死亡，就不是一场悲剧的终点，而是无数悲剧的起点。 如果必须追究李文亮的“错误”，那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 2019年12月底，李文亮在一个仅限医生的微信群中，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类似SARS的不明肺炎”，建议大家加强防护。这不是公开发声，不是媒体爆料，更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一名医生在面对异常病例时，最本能、最职业、也是负责任的反应。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种行为只有一个名字：专业预警。 但在中国，它被定性为“散布谣言”。 这个定性本身，就已经荒谬到近乎残酷。因为如果连医生之间的专业提醒都必须等待官方允许，那么医学就不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附庸；防疫也不再是公共卫生行为，而是一场服从测试。 问题从来不在于李文亮“说错了什么”，而在于他不该在没有得到政治许可的情况下说任何话。中国共产党无法容忍的，并不是真假问题，而是控制权问题。真相如果不是从官方口中说出，即便完全正确，也被视为威胁；专业判断如果不服务于政治，即便挽救生命，也会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医生，被拉进派出所；一张无需法庭、无需证据、无需辩护的训诫书，被强行按在他面前。那不是法律文书，而是权力向个体发出的赤裸警告：你可以是医生，但你不能先于党说话。 更讽刺的是，李文亮后来感染病毒，并最终去世，恰恰证明了他当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谣言”，成了现实；所谓“维稳”，成了灾难的前奏。但在中共的体系中，正确与否从来不是评判标准，服从与否才是。 因此，李文亮真正的“罪名”只有一个：他在一个以谎言维持秩序的体制里，说了一句实话。而当一个社会把“说实话”定义为原罪时，任何专业、任何良知、任何普通人，都会随时成为下一个李文亮。 李文亮的遭遇，迅速完成了一次高效的社会教育——它不需要文件下发，不需要会议传达，却精准地让每一个人学会了同一件事：沉默，是最安全的专业选择。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最可怕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对每一个人施暴，只需要让暴力被看见一次。恐惧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进入制度、进入组织、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判断中。久而久之，封口不再需要命令，自我审查会自动运转。 在这样的环境中，疫情失控并不是意外，而是结果。 当早期预警被压制，当专业判断被噤声，当所有人都在等待“上面的态度”，病毒却不需要态度。它不理解维稳，不尊重权威，也不在乎政治正确。它只遵循生物学规律，而恰恰是这些规律，被中国的政治系统忽视。 更讽刺的是，当灾难已经无法掩盖，舆论开始反噬，中共并没有反思体制本身，而是迅速切换叙事：从“没有人传人”到“人民战争”；从“造谣者依法处理”到“感动中国英雄”。责任被稀释，错误被模糊，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制度问题，再一次被推入沉默。 李文亮并没有等到一个真正的道歉 ，社会也没有等到一次真正的反省。相反，这种“以恐惧换稳定、以沉默换秩序”的治理逻辑被证明是可行的，于是被继续沿用。 从疫情到后来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套模式的不断复制： 先封口，再失控；先否认，再宣传；先牺牲个人，再歌颂集体。 李文亮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的遭遇，清楚地展示了一个事实：在一个惩罚诚实、奖励服从的体制里，灾难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制度必然。 当整个社会被训练成“不要第一个说话的人”，当所有专业都学会向权力低头，下一次悲剧的种子其实已经种下。而它是否爆发，只取决于时间。 在李文亮去世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完成了一次熟练而冷酷的叙事转换。 他被“平反”了。他被追授“烈士”称号。他被纳入官方纪念体系，成为可控的符号。 表面看，这是对一个逝去医生的肯定；但本质上，这是一场权力对责任的系统性逃避。 真正的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是谁下令训诫？依据是什么？程序在哪里？如果李文亮没有“被造谣”，为什么当初要他签字认错？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当时惩罚他的权力，是否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伤害？这些问题，没有调查，没有问责，也没有结果。 所谓“平反”，并不是为李文亮讨回公道，而是为了体制止血。它的目的不是厘清责任，而是尽快终结讨论；不是修正制度，而是恢复权威。通过赋予他“烈士”的身份，中共成功地把一个制度性问题包装成了一场个人悲剧，再把悲剧纳入可被管理的叙事之中。而真正需要被审视的制度，却因此逃过了清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文亮事件之后，同样的封口机制并没有停止。相反，它被证明是“有效的”，于是继续被复制、被常态化。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不同阶段的公共事件，权力依旧优先选择控制信息，而不是尊重事实。 这恰恰说明，所谓“平反”并没有带来任何制度性改变，它只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情绪安抚，是对公众愤怒的临时止痛药。真正的责任人没有付出代价，真正的机制没有被拆除，真正的问题仍然完好无损。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纪念意味着反思，意味着改革，意味着不再重演同样的错误。而在中国，纪念往往意味着盖棺定论——不仅为逝者盖棺，也为问题盖棺。 因此，“烈士”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一道封条。它告诉人们：故事已经结束，不必再追问；错误已经翻篇，不必再讨论；体制已经自省，不必再质疑。 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拒绝追责、拒绝反思、拒绝改变的体制，不可能从悲剧中学习。它唯一学会的，只是如何更高效地掩盖、更熟练地转移、更冷静地等待人们遗忘。 而对李文亮而言，这样的“平反”，不是安慰，而是第二次伤害。 李文亮的存在，戳破了中共长期维持的一个核心谎言——它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保护人民、依靠专业治理国家。但当一个真正站在公共安全一线的医生被当作威胁处理时，这个谎言就瞬间破产。体制所展现的，不是自信，而是恐惧；不是能力，而是脆弱。 更致命的是，李文亮让无数普通人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反对党”，而在于你是否说了不该由你说的真话。 这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安全的诚实”。只要你的事实先于官方口径出现，只要你的判断不受政治控制，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训诫、被噤声、被牺牲的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极权维持统治的关键工具。 李文亮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需要靠压制医生、恐吓专业人士、封锁预警信息来维持秩序，那它到底在害怕什么？答案并不复杂。它害怕的，是事实本身；是无法被指挥、无法被统一口径、无法被“正确引导”的现实。它害怕普通人意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知，官方叙事并非天然正确，真相并不一定掌握在权力手上。 李文亮不需要被神化。他的危险性，恰恰在于他的普通。他证明了一件让中国共产党极度不安的事实：不需要反抗者，只要还有人坚持不说谎，谎言体制就永远无法真正安全。 六年过去了，李文亮的名字仍然被允许出现，但他说过的话，却依然危险。 如果一个政权真心尊重真相，那么说出真相的人不需要以死亡换取清白；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以人民生命为先，那么预警者不会先被训诫，再被追授； 如果所谓“平反”不是谎言，那么同样的封口、同样的恐惧，就不该在六年后依然存在。 但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什么都没有改变。 李文亮的悲剧，没有终结在他的死亡那一天，而是被制度完整地继承了下来。继承的不只是训诫书这种具体手段，而是一整套以控制代替治理、以封口代替责任、以遗忘代替清算的统治逻辑。 李文亮不是体制的例外，而是体制的必然产物。 六年过去，我们真正要纪念的，不是一个已经无法说话的人，而是那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惩罚诚实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不再开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李文亮的死亡，就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使在谎言构筑的高墙之内，真相仍然在敲门。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拒绝成为一个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的人。 A truth teller dies in a system of lies Abstract: Li Wenliang's death is not only a personal...

——写在2026年的国际妇女节 作者：张致君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三月的风吹进城市，空气带着潮湿与寒意。街角的梧桐树在风中轻轻摇晃，枝叶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某种被压低的低语。 城市看起来依然正常：地铁照常运行，咖啡店门口排着队，商场的大屏幕滚动着广告和节日祝福。 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里，一些声音正在悄然消失。 女性博主的账号消失了，性少数群体的讨论区消失了，脱口秀演员小帕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禁。她们曾经写下的文字、发出的笑声、表达的愤怒与困惑，就像被风卷走的落叶，在互联网的地面上再也找不到停留的地方。 许多人曾经相信，互联网会让表达变得更加自由。但在中国，这片海洋布满了看不见的渔网。人们看不见它，却随时可能被困住。人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游动，实际上每一步都在被监控、被记录、被计算。 中国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公共表达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那些曾经可以被讨论的话题——身体、婚姻、性别平等、性取向、家庭暴力——逐渐被重新划入危险的领域。 红线在移动，在收紧。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中国当代政治叙事中，女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一种以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置于国家目标之后，而社会角色则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义。 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通常被定义为三种角色：母亲、妻子和家庭照顾者。 这种角色定义并非偶然。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问题逐渐被视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鼓励生育，从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再到各地推出的生育补贴和住房奖励，国家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种以家庭和生育为核心的社会价值。 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 官方媒体频繁强调婚姻与生育的重要性，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女性独立、性别平等或婚育选择的讨论，却被视为“西方思想”或“极端女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女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逐渐形成张力。 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身体自主与社会平等，而国家主义更强调人口结构、社会秩序与家庭稳定。当女性开始公开讨论不婚、不育、家庭暴力或职场性别歧视时，这些讨论往往被视为对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 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审查或个别案件中，而是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矛盾：当国家试图通过家庭和人口政策塑造社会结构时，女性的自主选择往往成为最先受到限制的领域。 2022年初，一段来自江苏徐州农村的短视频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铁链锁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她的脖子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墙上，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头发凌乱，眼神空洞而惊恐。 据当地村民说，她已经为所谓的“丈夫”生下了八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国社会的“铁链女事件”。 许多女性在深夜刷到这段视频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每天谈论科技与繁荣的社会，却仍然存在这样的场景：一个女人像牲畜一样被锁在屋里，被迫不断生育。 公众开始追问：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是谁把她卖到这里？ 但随着调查的展开，官方通报却一次次改变说法。地方政府先称她是“精神病患者”，后来又说她是“走失人口”，再后来又承认她可能是拐卖受害者。 几份通报之间互相矛盾，却始终没有给出清晰解释。 与此同时，大量前往徐州调查的志愿者和公民记者遭到警方阻拦，一些女性调查者甚至被警方带走讯问。互联网上关于铁链女的讨论迅速被删除。 一个女人被铁链锁住的身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被锁住的公共话题。 在铁链女事件之前，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打击。 2015年3月，五名女性权利活动者计划在妇女节前夕发起反性骚扰宣传活动。她们原本只是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发放反性骚扰贴纸。 后来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她们，行动尚未开始，便被警方同时带走，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拘留。 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和多个国家政府呼吁中国释放她们。37天后，她们被取保候审。 但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许多女性主义组织被迫关闭，一些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 NGO 逐渐消失。 李翘楚长期关注劳工和女性权益。2021年，她因发布有关人权和刑讯逼供的文章被逮捕；202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在中国，女性不仅难以讨论性别议题，也难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2018年，中国媒体人弦子公开指控知名主持人朱军曾在央视后台对她实施性骚扰。 这一案件迅速引发中国版的 #MeToo 讨论。 许多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案件审理过程异常艰难，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频繁被删除，弦子本人也遭遇巨大舆论压力。 2022年，北京法院判决弦子败诉。 这起案件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一场性骚扰诉讼，更像一次社会试验：女性是否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答案令人沮丧。而发起“米兔运动”的黄雪琴，至今仍在狱中。 2021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微博发布长文，指控一名高层官员性侵。 帖子在二十分钟内被删除。随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无法讨论这一事件。后来，彭帅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未提出性侵指控”。 她在镜头前微笑。那种微笑平静得让人不安。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多所大学的 LGBTQ 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中关闭，一些高校要求相关社团停止活动。 在官方媒体的叙述中，“性别多元”被描述为“西方文化渗透”。许多年轻人发现，她们曾经用来交流的社群一夜之间消失。 沉默再次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更多女性少数群体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结婚或者形式婚姻，而性别暴力隐藏在这些不真实的关系中，许多犯罪在婚姻框架下变成“合法”。 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人口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代的一胎政策，到后来逐步放宽为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 当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时，国家的政策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人口生产者”。 官方媒体不断强调婚育责任，地方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从现金补贴到住房优惠。与此同时，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法律，一些地方开始限制单身女性冷冻卵子。 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再次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处处彰显了中共统治下威权国家的性别政治。而在国际上中国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把性别问题纳入政治叙事的国家。伊朗的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定，2022年年轻女性马赫萨·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拘捕并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强调传统家庭价值，并通过法律限制“同性恋宣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政府也不断强调“家庭主义”，反对性别多元政策。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在性别议题上却呈现出相似趋势：国家试图重新定义女性角色，将其纳入民族、人口或传统价值的叙事之中。 而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空间往往最先受到压缩。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运动之所以常常成为威权政府警惕的对象，并不仅仅因为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因为女性运动往往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女性运动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女性问题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婚姻、教育、就业还是生育，这些议题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女性开始组织、发声和行动时，她们往往能够迅速触及广泛的社会群体。 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女性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潜力。 在威权体制中，政府通常通过控制媒体、压制反对党和限制公民社会来维持权力。然而，女性议题往往从日常生活出发，很难完全被政治化，也很难完全被压制。 当一个关于家庭暴力、性骚扰或拐卖人口的事件引发讨论时，它就不仅限于一个个案，也可能迅速演变为对制度的反思。 正是如此，许多威权政府往往对女性运动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国，“女权五姐妹”因反对性骚扰活动而被拘留，弦子的#MeToo 案件遭遇重重阻碍，铁链女事件的讨论被迅速压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中共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恐惧。 在中共的威权政治的逻辑中，任何能够跨越社会阶层、激发公众共鸣的议题，都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 而女性运动，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 当中国的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讨论自己的身体和权利时，这些看似私人和日常的议题，往往会被中共置于高度敏感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女性的声音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表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 历史也一再证明，极权可以压制声音，却很难彻底消灭记忆。 每一次被删除的帖子、每一个被封禁的账号、每一段被消失的讨论，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们会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痕迹，在私人聊天、海外媒体和零散的叙述中继续流传。 铁链女的影像曾震动整个中国互联网；女权五姐妹的拘押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平等也可能成为一种“敏感议题”；弦子的控诉、彭帅的失声、李翘楚的判刑，也让更多人看见权力与沉默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被压下了热度，但它们改变了许多人的认知。 在中共的威权社会中，权力往往试图让历史变得短暂，让公众忘记昨天发生过什么。 但社会记忆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会在新的代际之间缓慢传递，在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中重新出现。 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许会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但它们不会真正消失。 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不满，而是关于尊严、身体与自由的基本问题。 三月的风仍然在城市之间吹过。 梧桐叶一片一片落下，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哪怕红线不断收紧，哪怕沉默再次降临，那些微弱却真实的光点仍然存在——在记忆里，在语言里，在那些仍然愿意讲述的人心中。 Women's Voices in an Authoritarian Era—Written on the...

作者：冯仍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每年的3月10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往往只是日历上平常的一天。但对藏人来说，这一天不是普通的纪念日，而是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历史伤口。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抗争，随后局势急转直下，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从此进入一个漫长而沉重的时代。流亡藏人把这一天称为“西藏人民起义日”或“西藏抗暴纪念日”。而中共官方则一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武装叛乱”被“平定”的开始，并将后续叙事导向定义为所谓“民主改革”。同一段历史，被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长期撕扯，这本身就说明：西藏问题，从来不是一句官方定性就能掩盖过去的。 图中为达赖喇嘛骑马逃亡（图片来自国际西藏运动） 说实话，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能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早已被过滤、删改、定向灌输。很多历史，不是我们不想知道，而是中共根本不想让我们知道。就像我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补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一样，西藏的1959年，也是我到海外之后才开始认真去看、去想、去面对的一段历史。 当我慢慢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震动。因为我发现，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的，不只是1959年3月10日那一天的抗争，更是在纪念一个民族在强权面前不肯彻底屈服的尊严。那一天之后，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寺院，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在自己家园中按自己方式活着的权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西藏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行政问题，而成为全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人权与民族自由问题。 让我特别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这段历史并不是沉默的。1959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一份正式外交电报里写到，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原则”，并表示美国人民“怀着钦佩”看待藏人捍卫自由、反抗中共压迫统治的努力。这样的表述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不是某个学者的评论，也不是媒体报道，而是美国国务院正视历史档案中的文字。它至少说明一点：早在1959年，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叛乱”问题，而是关乎人民自由与政治命运的问题。 美国国会后来也多次就3月10日作出正式记录和表态。2000年《国会记录》收录的参议院文本，明确提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因担心达赖喇嘛安危而聚集守护，并提到随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及中国方面对事件的镇压叙述。到201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 S. Res. 429，更直接把1959年西藏起义59周年纪念定为“西藏权利日”，并再次把3月10日界定为西藏人民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历史节点。2024年，美国参议院又提出纪念西藏人民为自由而起义65周年的决议草案，继续沿用“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ibet”这样的表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年的涉藏报告，也持续把“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列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控制、限制进入和提高戒备的重要敏感时期。 这些美国政府文件当然不等于全部真相，也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它们至少留下了一个清楚的记录：这段历史不是不存在，不是没人看见，更不是中共一句“平叛”就可以永久盖棺定论的。 对我来说，纪念西藏人民起义日，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受。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出来、在压制和遮蔽中一点点补上真相的人，我越来越明白：中共最害怕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抗争，而是人们开始记住历史、重新命名历史、拒绝接受它强加的历史解释权。它害怕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不只是流亡藏人，不只是海外纪念活动，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那些年被定性为“叛乱”、“风波”、“动乱”的，也许恰恰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些普通人捍卫尊严的时刻。 西藏人民起义日之所以重要，就在这里。它提醒我们，一个民族即使被强权压住，也未必会真正沉默；一个历史真相即使被封锁几十年，也不等于它已经死去。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次警醒：不要相信暴政垄断的叙事，不要让恐惧替代记忆，不要让遗忘成为帮凶。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能完全替藏人发声，而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流亡者，越来越能理解那种被体制压迫、被历史噤声、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痛。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在这一天，郑重地向1959年3月10日站出来的藏人致敬！ 他们当年守护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也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他们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更是一段不能被中共彻底抹去的历史见证。 3月10日，不该被遗忘。西藏人民起义日，不该被遗忘。那些为了自由而站出来的人，更不该被遗忘。 March 10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 Reflection by an Exile on Tibetan...

——软弱的人如何承受自由 作者：韩立华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阿廖沙说，耶稣是唯一一个“能够宽恕而且有权宽恕的人”，人类命运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小女孩的眼泪之上，而是建立在耶稣身上。阿廖沙说，伊凡忘记了耶稣。 伊凡说，他没有忘记耶稣，而且他还为耶稣写了一部长诗（名字叫《宗教大法官》），这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第五章中著名的《宗教大法官》。虽然他没有把这首诗写下来，但诗的内容他记得。 作为开场白，伊凡介绍了过去时代类似的诗歌和戏剧，就是“把天神引向人间”的时尚。他提到但丁，提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提到俄国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演的戏剧，他还特别提到鞑靼人统治时代的一首长诗，叫《圣母游地狱》。伊凡认为诗中的描写不亚于但丁。 伊凡说，他的长诗也是这样的题材，就是耶稣再次来到地上，来到人间。耶稣在圣经中已经应许说：“我必快来”（启示录3：11“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但他什么时候来，“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32） 于是，地上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等待着他的再来，“满怀着当年的信仰和当年感动的心情在等待着他。” 十五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已经整整十五个世纪没有得到来自天上的保证了。正巧那时候，在欧洲北部出现了一种“新的、可怕的邪教”，就是波及西欧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那些邪教徒开始亵渎上帝，否认奇迹，但是虔诚如初的教徒们对上帝的信仰变得更加炽烈了。”他们一代一代地祈祷：“主啊，快降临吧”。最后耶稣终于怀着无限怜悯之情降临到祈求者面前，回到那些“受苦受难，罪孽深重，但婴儿般爱他的百姓面前”。 那是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塞维利亚），耶稣再次降临人间。那是在宗教裁判制度最猖獗的时代。耶稣来到这里，“只是想看一眼他的孩子们，看一看架起火堆活活烧死异教徒的那个地方。” 就在前一天，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为了上帝的荣耀，一下子活活烧死了上百个异教徒。”“他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来到广场，但是很奇怪，大家马上认出了他。……人们势不可挡地纷纷向前拥去，将他团团围住。……他默默地在他们中间走过，脸上挂着无限同情的宁静的微笑。爱的太阳在他心中燃烧，光明、智慧和力量的光辉从他眼中闪射出来，照耀着人们，震撼着他们的心灵，向他们报以深情厚爱。” 他让一个瞎子重新看见，让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小女孩死而复生。就像一千五百年前，他在地上三年时间所做的一样。 就在这时，宗教大法官经过广场，书中描述他的样子，“这是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高个子，腰板笔直，一张干瘪的脸，眼眶深陷，但目光炯炯，犹如两颗火星。”他看到了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于是他命令卫队把耶稣抓起来，押到宗教法院那幢古老大楼里的一间带穹顶的狭小而阴暗的牢房里。 到了夜里，“在一片漆黑中，牢房的铁门打开了，年迈的宗教大法官亲自提着灯，慢慢地走进监狱。他独自一人，铁门在他身后又立刻关上了。” 宗教大法官和基督就在这昏暗的牢房里面对面了，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其实不是交谈，只是宗教大法官一个人的独白，因为从头到尾，基督一直保持沉默。 大法官也让基督不要回答，他的理由是“你也没有权利对自己说过的话再增添什么新内容”，“既然你把一切都交给了教皇，现在一切都在教皇手里，那你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了，至少暂时不要来妨碍。” 其实，耶稣在当年受犹太的大祭司审判时就是这样一言不发。 现在，他当年亲自建立的教会，再一次地审判他，不让他开口。因为按照大法官的说法，基督现在再说什么的话，将会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因为人们是按照一千五百年前基督的话去自由信仰的。而基督又把信仰自由看得比一切都宝贵。“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大法官说，基督白天已经在广场上看到了那些信仰他的“自由的人”，他们恐惧地、顺服地跪在大法官面前，眼看着基督被卫兵抓走。 “现在，就是目前，这些人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实际上是他们亲自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我们，服服帖帖地把它放在我们脚下。”大法官认为这样的结果正是他和他手下的人的功劳，因为他们终于压制了自由，为了使人们得到幸福。 这就是大法官的立场：为了人类的幸福否定人的自由。 他对基督说：“对你的警告和指示的次数不能算少了，但是你却一次次不听警告，你放弃了那条唯一可以使人幸福的道路。” 他所说的“警告和指示的次数不能算少”，指的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所受的魔鬼的三个诱惑（试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太福音4：1-11） 从圣经上我们看到，基督拒绝了魔鬼的三个诱惑，照大法官的说法是魔鬼的三个警告。因为大法官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魔鬼”，并且他认为这三个“诱惑”是加引号的。因为在大法官眼里，魔鬼的三个诱惑不是坏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千真万确的东西。他认为，魔鬼向基督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一个奇迹，超越了现有全部的人类智慧，而且是永恒的抽象智慧。“因为这个问题似乎把人类未来的整个历史集合成一个整体，并且预告了它的前途，同时也出现了三个形象，它们囊括了全世界人类本性中所有无法解决的矛盾。” 大法官说，“现在，过了十五个世纪以后，我们看到这三个问题所包含的一切已经被认识、被预告、被证实了，再也不能增添或删减任何内容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经过了不是十五个世纪，而是二十个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中，随着极权主义的产生，魔鬼的这三个诱惑在世界历史和人的本性当中，更加直接、更加惨烈地显明出来。所以，圣经，以及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如何分辨真理和谎言，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一个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 基督降临人间，想要人们得到自由，“但是他们由于单纯和与生俱来卑劣的天性，不可能正确理解自由，他们对自由感到害怕和恐惧。因为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加无法容忍！” 魔鬼对基督说，“只要你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么人类就会像羊群那样跟你走，对你感恩戴德，俯首听命。”但是，这样的跟随是带着恐惧的，因为他们害怕有一天你缩回手，不再供他们面包。 基督拒绝了这种面包换来的驯服。他要的跟随是自由的，出于爱的，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进行的交换。所以在圣经上，当耶稣行使“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以后，那些人到处追着跟随他，耶稣并没有为此高兴，而是责备他们跟随他是为了“吃饼得饱”，就这样使其中大部分人离他而去。 从作为一个领袖的角度来看，耶稣这样做真是太不明智了。他完全可以先带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等事业成功了再把田地从他们手中收回来。不，基督要的不是这样的跟随者，他不愿利用人卑劣的天性；他要的是有尊严的、有人最初的荣耀形象的自由跟随他的人。所以，基督说，“人不是单靠面包活着。”（这也是中国国内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选的书名） 但是，“地上的魔鬼为了这面包可以起来反对你，跟你交战，并且战胜你，而大家会跟着他跑，赞美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宣称的：“不存在犯罪，也无所谓罪孽，只有饥肠辘辘的人”，“先填饱他们的肚皮，然后再叫他们讲道德。” 这就是斗地主、公私合营，这就是“我穷我有理”。为了所谓的均贫富，他们掀起了一阵阵血雨腥风，“在你圣殿的废墟上，将耸立起一座新的大厦和可怕的巴比伦塔。”这座新的大厦，新的巴比伦塔，或者叫人间天堂，或者叫共产主义社会，它们在二十世纪给全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混乱与苦难。 宗教大法官对人性抱持着轻蔑的看法，认为他们“软弱、渺小、无德无行、不仁不义”，他们对于基督视为宝贵的自由最难以忍受。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上的面包不能跟地上的面包相比。这里“天上的面包”指的是人的永恒的自由，他的绝对尊严，他与永恒的联系。“地上的面包”指的就是生活的安宁，肉体的满足，地上的幸福，“岁月静好”。 大法官认为，只有几万个“强者”愿意为了天上的面包自由跟随基督；而还有几百万的“弱者”不能为了天上的面包放弃地上的面包，谁给他们地上的面包，他们就跟随谁，并将自由拱手交出。 大法官指责基督是精英主义者，只把地上那几万个看重天上的面包的强者视为宝贵，而对剩下的几百万贪恋地上面包宁愿放弃自由的人不管不问。大法官说：“我们也关心弱者。”大法官和他的随从们掌管了这些弱者的自由，统治他们，并且是假借基督的名义进行统治。 也就是说，大法官的统治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他装扮成民主主义者，弱者和被压迫者的朋友，然后声称珍惜爱护他们。他所谓的对弱者的爱其实是对他们的轻蔑。因为他不相信人的崇高来源，认为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走上崇高的生命之路，不被地上的面包诱惑，爱天上的面包高于一切。 别尔嘉耶夫说：“宗教大法官的精神，为了虚假的、尘世的爱，而不是为了天上的爱，怀疑人们有登上高山、不断提高的权利，为了同情人们，它号召与自己的兄弟分享贫穷，是贫穷而不是财富。丰富的精神生活被禁止。不准考虑永生，称其为个人主义，只称颂对暂时的关心。你们要卑贱、贫穷，永远放弃自己的自由，到那时候你们才会得到地上的面包，那时候你们才会安宁，那时候大家才会幸福。” 大法官认为弱者不配享有自由，当自由临到弱者身上，他们只想要地上的面包，这种自由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种负担和煎熬。“难道你没有想过，假如选择的自由成了他们一种可怕的负担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么他们到最后会放弃甚至反对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 这些弱者，只看重地上面包的人，他们不准备为自由付上代价，他们不想要真正的信仰，而宁愿选择信仰的代替品——奇迹、神秘和权威。 “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只有这三种力量才能永远征服并俘虏这些软弱无能的叛逆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基督把这三种力量都拒绝了。 第二个诱惑——从殿顶往下跳 基督再次拒绝了魔鬼的这个诱惑。他没有跳下来，没有创造奇迹。 就像当他被那些人钉上十字架，那些人在十字架下讽刺他，嘲笑他，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那时候，他并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和他没有从殿顶跳下来的原因是一样的。“你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你没有走下来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不想用奇迹征服人，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你渴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面对将他吓得永远胆战心惊的强权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隶式的狂喜。” 大法官说，“人一旦抛弃了奇迹，同时也就抛弃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是奇迹。” 这让我想到中国人的“明君崇拜”，“清官崇拜”，他们几千年来就渴望跪在上帝般的君王和官长面前，否则宁愿自相残杀，他们从未想过把领袖当成会犯错的普通人，从未想过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香港某无良明星才说“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可能这就是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不知自由的宝贵，他们人生最大的目标只是“活着”。 大法官再一次指责基督过于尊重人的自由，尊重到似乎不爱他们，因为他不体贴人的软弱。 而大法官所谓的对人少一点尊重，对他的要求低一些，意思就是诉诸于人们的盲从和无知。那些没有勇气自由地信仰的人，那些不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种胜利、是唯一拯救方式的人，就只好去接受大法官带来的表面的奇迹和人造的神秘，而这一切的底下只不过是欺骗、谎言和暴力而已。 中国战国时期的商鞅有本书叫《商君书》，里面提到“驭民五术”，就和大法官的思想颇为一致： ①壹民（统一思想） ②弱民（国强民弱） ③疲民（一场接一场运动；996） ④辱民（大法官说的：软弱，卑贱；使他们互相检举，内斗） ⑤贫民（剥夺他们多余的财富，使他们每日只为生计奔波，无暇他顾） “我们纠正了你的行为，把你的行为置于奇迹、神秘和权威的基础之上。”——“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魔鬼）。”这就是宗教大法官的秘密。 第三个诱惑——向魔鬼下拜 “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被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我们从他那儿接受了罗马和恺撒的宝剑，并且宣布自己是人间的王，唯一的王。” 这就是魔鬼的第三个诱惑。 “假如你听从了伟大的魔鬼的第三个劝告，你就满足了人类在地上追求的一切，那就是：崇拜谁？把良心交给谁？通过什么方式大家才能最后结成一个没有争吵、和睦一致的蚂蚁窝？因为全世界团结一致的要求正是令人们痛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整个人类始终追求全世界的联合。” 第三个诱惑在罗马帝国时代表现为对恺撒的崇拜，中世纪时期表现为教皇崇拜，在现代社会体现为极权、独裁国家的领袖崇拜。第三个诱惑是权力归属谁的问题。归属于某一个人，就是极权国家（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归属所谓的“人民”，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法国大革命）。而将二者混合起来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个诱惑重要的体现就是国家崇拜，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甚嚣尘上。他们宣扬领袖崇拜，政党崇拜，打造民族神话，国家神话，让所谓的爱国、爱党、爱领袖变成真理本身，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基督拒绝了魔鬼的这一诱惑，拒绝了恺撒的剑，拒绝作地上的王，拒绝这些自我崇拜的国家或全世界的联合，在上帝之外的联合。 这世上总有人因着骄傲和野心要在地上建造巴别塔，为了传扬自己的名。无论是扩张国土（“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我们还要世界干什么？”），还是扩张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还是扩张意识形态（共产主义），都是接受了基督所拒绝的魔鬼的第三个诱惑。它的诱惑如此之大，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他的思想里都有建立俄罗斯“第三罗马”的梦想，去维护沙皇专制。 在宗教大法官长篇独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用一大段充满恶魔激情的话，表达了他理想中的人类生活，这也是大法官和他几十万手下所统治的数十亿弱者的幸福生活。 这些驯服的羊群，他们所享受的是只配弱者享受的幸福，他们用自由换来的幸福。他们带着恐惧战兢的心偎依在统治者周围，并为这些统治者的强大和聪明感到骄傲。他们的脑子不再胡思乱想。他们被迫劳动，他们也有劳动之余被安排好的空闲时间，用来“背儿歌，练合唱，跳天真烂漫的舞蹈”。他们甚至被允许犯罪、干坏事。 “他们再也不会向我们隐瞒任何秘密”，“我们可以允许或者禁止他们跟妻子或情妇同房，是否生育孩子——这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 经历过计划生育和无所不在的摄像头监控，经历过人与人互相警惕、互相举报的耳语者年代，经历过高科技的网络审查、许多的词语只能用谐音和拼音代替的时代，你就会深切感受到，宗教大法官梦想中的人类图景，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一步步变为了现实。 但是有一点不同，宗教大法官原是在自由的强者之列，他也在沙漠里呆过，吃过蝗虫和草根，后来据说他是“迷途知返”，加入到纠正基督的事业的行列中。而大法官后来的那些徒子徒孙，远比他更卑劣。比如毛泽东，从他被打造的形象来看，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宗教大法官，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作风朴素，为官清廉。实际上他不是。他性格乖戾，喜怒无常，心胸狭窄，生活腐化，他连面包都不能提供给那几万万跪在他面前的臣民。 可悲的是他现在仍在被某些组织和个人膜拜着，无论出自假意还是真心。甚至还有人想要回到他统治的那个时代。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这就是宗教大法官所纠正的基督的事业，他们要在地上建造一座巴别塔来传扬自己的名，但最终无一例外的成了烂尾工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一代的人已经成为了这项工程的材料和代价，烂尾的大厦下面埋葬了累累的白骨和无尽的血泪。 在大法官滔滔不绝的言辞下，在他打着同情、爱护弱者的旗号下，我们看到他对人的极度蔑视。他们不讲道德，叛逆成性，眼睛只盯住地上的面包和自我的欲望，他们带着深深的恐惧匍匐在领袖面前，惟恐他们手上的面包重新变成石头。就是他们，为了三十块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就是他们，刚刚还在对着基督欢呼“和散那”，转眼就围住他高喊“钉他十字架”。那么，他们只配交出自己的自由，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蚂蚁窝吗？ 圣经和基督教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怎样看待人的自由？怎样看待魔鬼的问题和人类的命运的呢？ 上帝造人之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把自己最宝贵的属性——自由，加在了人的身上。 魔鬼是怎么来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魔鬼本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级的天使，只是它因心中高傲背叛了上帝，妄图取代上帝的地位，最后失败坠落地上。从此，它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诱惑、败坏上帝所造的人类，以体贴人的地上需要的名义，使人忘记自己神圣的来源，忘记自己跟另一个世界的联系。 上段时间，我无意中看到一部电影，叫《魔鬼代言人》。电影里阿尔帕西诺扮演的魔鬼对基努·里维斯扮演的律师说：“我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来到世上，深入人类生活。我挑动了人性一切潜在的欲望，我满足了人类需求却不批判他。为什么？因为即使再顽劣的人，我也不会拒绝他。我热爱人类，我是个人道主义者。”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熟悉？因为这就是宗教大法官的思想，甚至言词几乎都一模一样。 魔鬼和大法官所谓的“人道主义”，不过是纵容人性当中幽暗的一面。他们所界定的自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为所欲为的自由。 但是绝对的自由，正是绝对的枷锁。当人纵容自己的内心欲望时，人就成了欲望的奴隶。而且人不是独自存活于这个世界，当纵容欲望的人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就开始彼此仇恨，互相残杀。然后被大法官这样的欺骗家利用。他们交出自己的自由，结成一个没有争吵、和睦一致的蚂蚁窝。虽然大法官的理想尚未完全实现，现在的世界仍然充满杀戮和动荡，但是各样的小宗教大法官已经出现。真正的自由在这个世界成为了稀缺的东西。 那么，有没有另一条出路呢？人真的无法承受这宝贵的自由么？ 回到圣经中，面对魔鬼的三个诱惑，耶稣是怎样胜过的呢？他分别使用了圣经上的三句话： 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②“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我们看到这三句话的共同点，就是面对诱惑的时候，不可忘记上帝，不可忘记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不可忘记魔鬼只是上帝的手下败将，它所有的诱惑都带着欺骗，它应许的满足和荣光都是窃取自上帝的。它最大的目的就是领人进入地狱。 而宗教大法官，这魔鬼的随从，就“沿着那聪明的魔鬼，那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魔鬼所指点的方向前进。为此就应该采取许诺和欺骗的方法，有意识地引导人们走向死亡和毁灭，而且一路上要不断地欺骗他们，让他们不至于发觉要把他们引向何处，让这些可怜的瞎子哪怕在途中还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自由人的道路是什么呢？别尔嘉耶夫的回答是：“人不是没有头脑的羊群，不是不能承受揭示秘密的重负、软弱、卑贱的动物，人——是上帝的儿女，他们被授予圣洁的使命，他们有能力承受自由的重负并能够容纳世界的真谛。” 靠着基督，这是能够的。因为两千年前，基督就在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诱惑。我们，这些有神圣来源，有自由意志，有人的尊严的人，也一定能够胜过这些诱惑。 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 (Part II) —How do the weak bear freedom Author: Han Lihua Editor: Zhou Zhigang ...

——我与北京锡安教会的信仰见证 作者：缪青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5年10月11日清晨，旧金山湾区的天空刚刚泛起一层淡淡的晨光，太平洋的海风仍带着夜色的微凉。那是一个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清晨。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一条来自中国的消息，如同骤然划破天空的闪电，打破了我内心的宁静。 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突袭行动，对北京锡安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信徒进行大规模抓捕。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已有三十余人被带走或失联。当我看到被抓捕人员名单时，几个熟悉的名字赫然映入眼帘：金明日牧师，王林牧师，高颖佳牧师，尹会彬长老，米沙传道…… 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什么重重击中。 震惊、悲痛、难以置信。 这些人并不是新闻中遥远的名字，而是我曾经一同祷告、一起查经、一起服事的牧者与同工。他们温和、谦卑、虔诚，在许多人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此刻，他们却因信仰而被拘押。他们没有暴力，没有阴谋，也没有政治野心。他们唯一的“罪名”，只是坚持自由地敬拜上帝。 在中国漫长而复杂的宗教历史中，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但当它降临在自己熟悉的人身上时，那种沉重与痛楚，却远远超出新闻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 那一刻，我久久无言。 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右四）、王林牧师（右三）、高颖佳牧师（右五）、尹会彬长老（右一） 一、信仰的起点：2002年的受洗 我的名字叫缪青。在公共身份上，我在《北京之春》和《在野党》两家刊物任旧金山记者站站长和采访记者。但在这些身份之外，我同时也是北京锡安教会一名普通的基督徒。 2002年，我在重庆渝中区的基督教圣爱堂受洗。那时的我年轻而懵懂，对信仰的理解还十分有限，只是觉得，在教堂里可以找到一种久违的宁静。在那个充满现实压力的社会环境中，那种宁静显得格外珍贵。 然而不久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现实问题。 圣爱堂属于中国官方的“三自教会体系”，其宗教活动受到国家宗教事务部门的严格管理。在一些主日讲道中，我开始听到一些与福音并不完全相关的政治话语。一些牧师需要在讲道中强调“爱国爱教”，甚至引用政治口号。 这种现象让我逐渐产生困惑。信仰是否必须附属于政治？教会是否可以真正独立存在？ 2003年，我离开了圣爱堂。从那以后，我仿佛进入了一段漫长的信仰漂泊。在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依然祷告、读经，也偶尔参加一些小型聚会，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属灵归宿。 二、漂泊中的光：重庆锡安磐石堂 直到2018年，我在重庆偶然听到一个消息：有一家庭教会：北京锡安教会在重庆设立了一个分堂，名叫重庆锡安磐石堂。 第一次参加磐石堂聚会时，我就感到一种久违的属灵震动。磐石堂的弟兄姊妹通过网络，与北京锡安教会同步敬拜和查经。当我第一次听到金明日牧师讲道时，我几乎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多年寻找的教会。他的讲道没有政治口号，没有意识形态的修辞。只有圣经本身。那种力量来自信仰，而不是来自任何权力。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终于重新找到了属灵的家。 锡安会的信众通过网络与锡安教会牧师的主日敬拜活动现场 三、北京锡安教会的诞生 北京锡安教会成立于2007年6月3日，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家庭教会之一。创办人是金明日牧师。 金牧师出生于黑龙江，是朝鲜族。他早年就读于燕京神学院，后来赴美国富勒神学院深造，获得新约神学博士学位。他既有深厚的神学训练，又拥有谦卑温和的牧者气质。在200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大量知识分子、白领、律师、企业家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 他们既追求理性，也渴望灵性的归属。 北京锡安教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最鼎盛时期，教会每周主日聚会人数超过1500人。这不仅是一间教会的规模，更象征着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一种新形态。 四、我所认识的牧者们 我与金明日牧师正式见面，是在2023年一次灵修讲座之后。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讲座结束后，金牧师主动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祝福。他的声音温和而沉静。在那一刻，我在他的目光中看见一种极为纯粹的信仰力量。 高颖佳牧师则是另一种性格。他热情、温暖、富有行动力。2023年冬天，北京锡安教会曾组织一次慈善义卖活动，帮助那些因疫情“白肺”而陷入困境的儿童家庭。高牧师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当他得知我捐赠了一些义卖物品后，特地向我表达感谢，并与我合影留念。 他的笑容让我明白一件事：信仰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行动中的爱。 尹会彬长老则常常默默在幕后工作。他负责协调物资运输与分发。做事认真踏实，不辞辛苦。 而米沙传道，则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姊妹。 她在我们北京锡安会方庄堂负责日常事务。每个主日，她总是最早到达聚会地点，准备茶水和食物，迎接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逢节日教会团契，她总是喜欢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包饺子。她包饺子的速度很快，也很好吃。 那种温暖，让人仿佛回到家中。 五、中国家庭教会七十年的历史 要理解北京锡安教会，就必须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1950年代，政府推动宗教改造，建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所有教会必须纳入国家管理。 但许多信徒认为，教会不应完全依附政治。于是，一种新的信仰形态逐渐出现：家庭教会。 这些教会在私人住宅聚会，不受官方管理。在中共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宗教活动被禁止。但家庭教会仍然秘密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它们迅速复兴。到21世纪，中国家庭教会信徒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万。 北京锡安教会正是在这一历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六、制度冲突：信仰与权力 北京锡安教会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冲突。中国政治体系要求所有社会组织接受党的领导。 而基督教信仰强调：上帝高于一切世俗权力。 当教会坚持信仰独立时，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权力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宗教自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它是人类文明经过数百年斗争才获得的一项基本权利。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造成巨大灾难。 最终，人们逐渐认识到：信仰必须是自由的。 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中确立宗教自由原则。 二战之后，《世界人权宣言》再次确认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 七、2025年“109教案” 2025年10月11日发生中国的针对北京锡安会教会牧者，信众成员的抓捕事件，很快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2025年109教案。 到2026年初，据国际人权组织统计显示：北京锡安会教会牧者，信众有超过40名教会成员被拘押。 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 美国国务院、欧盟、英国外交部门相继发表声明。 联合国宗教自由特别报告员也对事件表示关注。 海外制作的抗议海报 八、信仰的力量 在历史上，每一次信仰被压制的时候，往往也是信仰最坚强的时候。 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三百年。但基督教最终改变了整个文明。 历史一再证明：信仰可以被压制，却无法被消灭。回望我的信仰旅程，从2002年的受洗，到2026年的今日。我逐渐明白：信仰从来不是一条安逸的道路，它更像是一条背负十字架的旅程。 北京锡安教会给予我的，不只是信仰的归宿，更让我看见：真正的教会，并不依附任何权力。它存在于信徒彼此相爱的团契之中！存在于那些在黑暗中仍然守望光明的人心里！ 历史终将过去，政权也终将更迭。 但信仰的火焰，却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继续燃烧。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这个时代时，也许会发现：那些在地下室祷告的人，那些在黑夜中聚会的人，那些因为信仰而被带走的人，正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光。 而北京锡安教会，正是我信仰归途中见过的，最温柔、也最坚强的一束光。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Testimony of Faith with Beijing Zion Church 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