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缪青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

文：张春宇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在当今中国，许多普通人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失去家园，而是因为“发展”“规划”“城市建设”。在这些宏大的词语背后，是一栋栋房屋被推倒，是一个个家庭被迫流离失所。强拆，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心中最沉重、最愤怒的记忆。 所谓强拆，本质上是权力对个人财产权和基本人权的践踏。在很多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行政命令、断水断电、暴力威胁等手段逼迫居民搬离。补偿往往远低于市场价值，协商只是形式，不同意的人就被贴上“钉子户”的标签，随后面对的是警察、城管甚至黑社会的威胁。 许多被强拆的家庭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有老人被拖出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有人眼睁睁看着祖辈留下的家园在推土机下变成废墟。有人试图通过法律维权，却发现法院往往与地方政府站在同一边。申诉无门，媒体沉默，网络帖子被删除，受害者的声音被一层层封锁。 更令人痛心的是，强拆往往伴随着暴力和伤害。全国各地曾多次出现居民自焚、跳楼抗议的悲剧，这些极端行为不是冲动，而是绝望。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把普通人逼到用生命去抗议的地步。 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应当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公共建设都应建立在公开、公平和自愿协商的基础之上，合理补偿、充分听证、尊重居民的选择，而不是以权力压迫个体。 我们反对强拆，并不是反对城市发展，而是反对以牺牲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发展。真正的进步，不是高楼林立，而是每一个人的尊严都被保护。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当一个家庭为了守住自己的房子而孤立无援时，当推土机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时，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伤口。因此，我们必须发出声音：停止强拆，尊重产权，保障人权。没有正义的发展，终究不会长久。 When Bulldozers Roll into Your Home: Protesting the CCP's Forced Demolitions By Zhang Chunyu Editor: Geoffrey Jin Proofread:...

--魏晓鸣 翻译：戈冰 当表达逐渐成为风险，沉默便成为常态。本文从个人写作经验出发，思考言论空间收缩、公共讨论消失与社会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真正的自信，不在于消除不同声音，而在于能够面对它们。 表达原本是一项权利，却在现实中变成风险。因为当一个社会开始习惯沉默，它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个体所承受的压力。 我之所以持续写下去，并不是因为情绪，而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允许人们假装看不见。一个普通人，仅仅因几段言论被约谈、被限制、被警告，这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常态。当公共讨论被视为“敏感”，当批评被轻易贴上“敌对”的标签，问题就不再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言论自由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赞美，而在于质疑。赞美不需要勇气，质疑才需要。真正考验制度自信的，也不是听到掌声时的从容，而是面对批评时的态度。一个连质疑都无法承受的权力，本身就暴露出脆弱。 近年来，围绕“意识形态安全”的强调越来越频繁。官方反复提出必须维护主流舆论阵地，强调网络空间治理和舆论导向统一。在一系列治理框架下，“安全”成为高频词汇。然而，当安全的边界不断扩大，表达的空间就不断缩小。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威胁？理性的批评是威胁吗？对政策的不同看法是威胁吗？普通人的疑问又算不算威胁？ 如果所有不同意见都被归入风险管理的范畴，那么公共理性就会被行政逻辑取代。平台自我审查，媒体统一口径，个人学会闭嘴。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共识：大家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人公开讨论。沉默不代表认同，只代表恐惧。 恐惧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是社会活力的消退。没有自由讨论，就没有创新思想；没有思想的碰撞，进步也就失去了土壤。第二，是信任的流失。当人们无法通过公开表达解决问题，便只能在私下发泄情绪，信任便会逐渐瓦解。 有人会说，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从来不是压出来的，而是建立在透明和信任之上。如果批评者被视为破坏者，那么社会就只剩下两种人：沉默者与承担风险的人。这样的结构，本身难以长久维持。 继续写下去，并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记录。当表达需要勇气时，写作就具有了见证意义。哪怕声音微弱，也意味着社会还没有完全陷入沉默。 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应当允许人们提出问题，而不是只允许重复答案。真正的自信，不在于屏蔽不同声音，而在于面对它们时仍然能够保持从容。 如果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未来又从何而来？或许有人会问：这样写真的有用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思想从来不会因为压制而消失，只会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真正决定时代走向的，不是恐惧本身，而是恐惧之下仍然选择发声的人。 这不是终点，而是继续。因为沉默的代价，往往比发声更高。 Speaking Out Despite Fear --Wei Xiaoming Translated by Ge Bing When expression becomes a risk, silence becomes the norm. Drawing from personal writing experiences, this essay explores...

作者：胡德旺 编辑：程伟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后，最终于2023年5月逃离了中国大陆。离开后，我才敢把在中国真实的生活经历写下来，希望让更多海外的人了解：中共所宣传的“盛世繁荣”完全是一场谎言。 一、来自长辈的血泪记忆 我的外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我母亲说外公的尸体停放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她看到外公的眼睛被老鼠吃掉了。难以想象，那是个怎样饥荒的年代，老鼠饿得都能啃食人类的尸体。直到今天，她谈起这一幕仍然内心恐惧。所谓的“自然灾害”，实则是中共荒唐政策制造的人祸。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都是违背人性和经济规律的一场场闹剧。然而承担后果的确是普普通通的中国民众。在那场饥荒中有多少人被饿死，多少家庭毁灭，酿成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

作者：吕峰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偶然间看到一位博主描述在河内街头的日常：游客可以使用Google地图、WhatsApp、Facebook，可以用Uber叫车，可以使用Visa或Mastercard付款。这些系统对接全球标准，无需额外学习一套“本地规则”。相比之下，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却无法访问Google、Meta，许多消费场景只支持微信或支付宝，想要注册两个系统必须绑定中国手机号，并且所有的功能需要本地银行账户，新时代的数字系统完全依赖实名认证。中国人所谓的“数字便利”，为什么面对海外游客便失效？ 我想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答案——中国的数字效率，完全建立在对社会的高度监控之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构建了一套极度整合的数字体系：全面实名制、行为轨迹可追溯、各大平台与行政系统深度互通、金融、通信、出行的数据被集中管理。这种结构极大提高了内部效率。扫码支付、数字政务、移动生活被共产党描述为“制度优势”的象征。但是，效率服务必然不是免费的。它依赖持续的数据收集，依赖个体身份的全面绑定，依赖行为的长期可追踪性。共产党将便利与监控被深度绑定。当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平台之间的数据叠加，意味着所有人的行踪高度可见与高度可控。 早晨买一份早餐，支付平台记录时间与地点；白天与同事沟通，社交系统留下信息轨迹；夜晚取件回家，电商平台标注住址与消费记录。若所有这些数据最终汇集于权力之手，个体便如同置身玻璃屋中，隐私与边界逐渐模糊。对体制而言，这是高效治理；对个人而言，这是持续暴露。而海外游客不在本地实名体系内，没有长期数据沉淀，不嵌入国内金融系统，无法被完整纳入平台数据网络。结果显而易见，对内高效的系统，对外部个体却充满摩擦。这不是偶然的技术落差，而是制度边界的体现。中国数字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可控性”，而非“全球兼容性”。这正是那篇越南游记所揭示的根本差异。 越南同样对数字信息监管，但并未建立系统性技术屏蔽。Google、Facebook、YouTube都可被正常访问，国际支付系统被广泛使用，各数字平台与全球体系连接。当数字空间形成高墙，长期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旅游体验，而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以及与国际连接互通的能力。 由此，我想到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国内看似获得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当世界进入工业化与全球贸易阶段时，中国被边缘化。今天，中国在数字空间的高度隔离，就是在制造新的制度壁垒。 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在短期内动员资源，制造效率神话。但当效率依赖于监控，当便利依赖于数据集中，当稳定依赖于信息封锁，体制便陷入一个循环：为了维持秩序，需要更多控制；为了维持效率，需要更多整合；为了维持安全，需要更高的隔离。历史反复证明，专制政权为了维持内部稳定而强制与外界隔绝，都将在封闭的循环中耗尽自身的生机。 一篇越南游记看似平凡，却揭示了一个清晰的事实：中国的数字便利并非普世型便利，而是内部治理型便利，便利的代价是每一个人被监控。这个不断加固的数字高墙必将迎来轰然倒塌的一天，就像历史上看似坚固的柏林墙一样。 The Price of Convenience is Surveillance — Reflections on Reading a Vietnam Travelogue Author: Lyu Fe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一个亲历强制流产女性的时代启蒙与反思 作者：钱钰琳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叫钱钰琳，出生在1991年的中国海南。我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计划生育是一项正确而必要的国策，课本上说，它让国家摆脱了贫困，让社会更加稳定有序。那时候，我从未怀疑过这些话的真实性，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对生育的管理，是一种合理的安排，而不是对个人的干预。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怀孕，我才真正明白，这项所谓的“国策”，意味着什么。那一年，我被医院查出怀孕八周，因为没有结婚，我被认定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随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直接进入我的宿舍，把我带到医院，在未经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实施了流产手术。那一天，我躺在手术台上，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内心的绝望强烈，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而是可以被一种更高权力决定命运的对象。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手术，而是一种无声却彻底的否定，它否定的不只是一个未出生的生命，也否定了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当拥有的选择权。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一切，我告诉自己，这是国家政策，是时代的要求，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可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中国开始全面开放二胎、三胎，甚至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催促女性生育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的疑问，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同样是怀孕，在2012年，我的怀孕被认定为错误，被强制终止，而在今天，怀孕却被赞扬，被鼓励，被视为一种对国家的贡献。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生育是一种责任，那么当年为什么不允许我承担这种责任？如果生育是一种权利，那么当年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利？当一种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年代，被完全相反地定义为错误和正确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对与错，究竟是基于什么标准？ 我逐渐意识到，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政策背后，个体从来不是被真正考虑的中心。计划生育时代，国家需要减少人口，于是女性的生育被严格限制，甚至可以被强制终止；而当人口开始下降，国家需要增加人口时，生育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女性再次被赋予新的角色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决定权始终不在个体手中，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权力结构之中。女性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被当作一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的工具，而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存在。 这种认识，并不是在一瞬间形成的，而是在经历和时间中慢慢累积起来的。我开始明白，我曾经经历的强制流产，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更是一种时代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在那个逻辑里，个体的意愿可以被忽略，个体的痛苦可以被解释为必要的代价，而个体本身，只是一个更大目标中的一部分。当我再看到那些鼓励生育的宣传时，我感受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清醒，因为我已经明白，在那种体系下，生或者不生，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属于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可以被定义、被改变、甚至被强制执行的决定。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思考自由的意义。我逐渐明白，自由并不是单纯拥有某种权利，而是拥有决定是否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可以被强制不生，也可以被鼓励必须生，那么她真正缺少的，并不是生育本身，而是选择的权利。当一个社会可以在短短十几年之间，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却从未真正面对和反思那些曾经被迫放弃的生命和人生时，我开始意识到，真正需要被启蒙的，不只是个人，而是对个体价值本身的重新认识。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尊严，并不在于她是否生育，而在于她是否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时代的需要所决定。 When Will My Womb Truly Belong to Me? — The Awakening and Reflection of a Woman Who Experienced Forced Abortion Author: Qian Yu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