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毛一炜 YIWEI MAO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2025年的香港，已经再也找不到真正的反对派。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这些名字曾经象征着希望与抗争，如今悉数消失。李柱铭、梁国雄等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被迫噤声。香港社会，从一个能够争论、能够抗争的地方，沦为一言堂。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党一步步精心筹划的结果。从一开始，“一国两制”就是一个骗局。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写得再华丽，也不过是中共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它要的不是履行承诺，而是安抚港人、麻痹国际社会，以便顺利接管香港。一旦掌握权力，承诺便可随时撕毁。  回望过去二十余年，几乎就是一出早已写好的剧本。2003年推动23条立法，试探社会底线；2014年雨伞运动，让北京彻底打消容忍的念头；2019年反送中爆发，它索性撕下面具，以国安法将香港彻底笼罩。从那一刻起，自由的倒计时便已开始。  共产党最惧怕的，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国际舆论，而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有人敢质疑，有人敢监督。香港曾拥有独立的法庭、敢言的媒体，以及在议会中与政府抗衡的政党——而在独裁政权眼里，这些都是眼中钉。它要的不是一个自由的香港，而是一个绝对顺从的香港。 于是我们看到：法庭沦为政治工具，媒体一家接一家被封，《苹果日报》在一夜之间消失；选举制度被彻底改造，只剩下“爱国者治港”的闹剧；反对派或身陷囹圄，或被迫流亡，连公开说“不”的机会都被剥夺。香港从此不再是香港，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有人还在说“一国两制失败”。其实这并非失败，而是中共从未打算让它成功。共产党骨子里就是独裁，它的统治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欺骗与恐惧，不可能容忍自由制度的存在。所谓“五十年不变”，从一开始就是谎言。今天它可以出卖香港，明天就能出卖台湾，后天就能出卖任何签下的协议。言而无信，正是它的本质。 这场变局，实则为世界敲响了警钟：不要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它可以把国际条约当废纸，把承诺当笑话；说一套、做一套，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赤裸裸的暴力。谁还选择相信它，谁就注定重蹈香港的覆辙。 但我始终相信，香港的精神不会被彻底抹灭。今天街头沉寂，政党解散，但海外仍有港人坚持发声，许多人依然铭记那几年的抗争。独裁能制造表面的沉默，却无法熄灭人心对自由的渴望。记忆尚在，便意味着希望未死。  如今的香港，已彻底没有“一国两制”，只剩“一国一制”。这不是香港人的失败，而是中共独裁的自我暴露。它亲手撕毁承诺，也亲手证明了自身的言而无信。香港反对派的消失，既是一国两制的葬礼，也是中共谎言最有力的证据。中共撕毁承诺、践踏自由的事实已摆在眼前。沉默只会助长暴政，世界若继续妥协，香港的覆辙将一再重演。 The Demise of Hong Kong’s Opposition: The 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uthor: Yiwei MaoEditor: Hu Lili Executive Editor: Luo...

作者：陀先润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 胡丽莉 我们这一代三十八九岁的人，大多是在“增长神话”和KPI语言里长大的，习惯了用经济学的曲线解释一切转弯。可要读懂过去四十多年，你得先把顺序摆正：先开放，后改革；开放向外，改革向内。开放是外交筹码，用来换技术、换市场、换时间；改革是统治修复，用来把秩序收回来、把资源再分配的阀门握紧。经济只是扳手，不是方向盘。权力才是那只不会放手的手。 很多人相信“经济危机逼出来改革”。这话好听，也最能安慰市场派的自尊：只要增长下滑，政策就会转向。但回头看，恰恰相反。六七十年代对外“开放”的起点，不是慈悲，也不是市场共识，而是安全焦虑。中苏翻脸、边境压顶，才有了对美和解与引资的窗口。开放不是为了老百姓口袋鼓一点，而是为了把国家机器的短板补起来，把卡脖子的装备补齐，把时间赢到自己一边。“改革”也并非要动根基。真正被触碰的，始终是非命脉地带：能放给市场的就放一点，放出来再随时回收；不能放的——军工、能源、金融枢纽、信息阀门——一寸不让。八十年代那套“双轨制”把计划与市场绑在一起跑，结果不是自动到站，而是一路颠簸，1988年价格闯关差点把经济掀翻。你可以说那是“改革成本”，但它更像一次内部压力测试：放到哪一步会触发系统性不稳，触发就回头。经济在这里不是目标，而是表。表针抖得太厉害，就拧回去。九十年代的“外向型理性”同样如此。每年和美国谈最惠国待遇，谈的是时间与空间——用人情、用姿态、用有限释放换一个年度通行证。直到加入世贸组织，才把筹码一次性推了上去。很多人把入世解读成“倒逼国内改革”，可真实的执行逻辑是：先拿到十五年的高速发展窗口，至于承诺，能拖则拖，能打补丁就打补丁。开放从来是单向的：要你的技术、要你的订单、要你的资本，但我的壁垒、我的口岸、我的红线，仍然归我。 2008 年之后的剧本更直白。四万亿不是去托举现金流断裂的民营外贸，而是去喂养“看得见”的铁公鸡与大国企。民营像孵化器，不停下蛋；国企像保温箱，把能量集中到可控处。理由很简单：当经济与稳权发生冲突，先稳权。一个路灯公司的电源都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断电”的按钮象征着政治风险。金融与数据更不用说，连“谁能发声、怎么发声”都要纳管。边界不是写在法条里，而是写在“风险叙事”里——凡是可被解读为组织风险的，都不属于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民间资本试图自我组织、试图建制度、试图把“企业家共同体”变成公共议题时，红灯就会亮。不是你做得不够好，而是你做得太像制度要件。大学、基金会、行业自治、跨区域的职业资格——凡是能产生独立秩序的东西，都会被归类为“可疑的权力替代”。这不是经济学问题，是政治学问题：秩序来源必须唯一。把这条主线放回历史坐标，你就不再指望“危机推动善意拐点”。危机只会推动两种动作：一是对外更激进的讨价还价，争取喘息；二是对内更坚决的结构回收，确保关键阀门不在别人手里。市场与法治只有在不威胁阀门时才会得到扩容，一旦触线，就缩回去。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机制就是“可增长的边界”：边界在，增长就存在；边界被触动，增长就让路。这并不意味着增长不重要。恰恰相反，增长是合法性叙事的底座，是“绩效政治”的KPI。投资、地价、出口、产业迭代，这些指标变成了“统治会计”的科目表。你能在表上交出成绩，就能在政治上换来安全。但当“绩效”和“安全”发生冲突，选择题没有悬念。于是我们看到“先放后收”的循环：放，是为了把经济这匹马拉起来；收，是为了确保缰绳在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真正需要更新的认知是：不要用经济逻辑套政治抉择。你可以用现金流模型估企业，用需求曲线看行业，但不要用它来预测“何时转向”。转向从来不是由GDP 的同比数决定的，而是由“风险感知”的温度计决定的。今天的外部压力会带来一些短期的姿态调整、一些技术型的“开放修辞”，但这不代表边界被重写。边界的书写者只认一条：政权安全。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走一条熟悉的老路？如果“老路”指的是“以安全为纲、以经济为器、以开放求时、以改革修政”的路径，那么答案八九不离十。不同的是，外部世界更复杂，国内结构更庞大；相同的是，方向盘握在同一只手上。看懂这点，才知道该把哪些期待放低、哪些行动提速：做生意要看边界，做公共议题要看风险叙事；与其把希望交给“转向”，不如把准备交给“常态”。这不是犬儒，是成年人的清醒。我们这一代人，至少要把清醒当作基本素养。 The upper limit of reform and the lower limit of opening up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Zhou Zhigang Responsible Editor Hu Lili Abstract:...

作者：张兴贵（大陆）编辑：冯仍 翻译：何兴强 冷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封闭专制与开放民主两种价值观的全面对决。只要还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冷战就没有结束，只是按下了暂停键。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博弈，更是冷战的延续，以经济为始，以政治为终。 一、中美贸易战：冷战的重启 冷战，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一场没有硝烟的对抗，深刻塑造了现代国际格局。美苏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军事力量上的较量，不仅划分了世界版图，也在全球埋下了竞争与冲突的种子。苏联解体，世界似乎迎来了“历史的终结”，但冷战并未彻底消散。中美战，正是这一延续的生动写照。首先，意识形态的对抗贯穿始终。美国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价值观为核心，试图维护其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强调国家主权与发展权，无不带有冷战时期美苏“自由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与“1984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色彩。其次，技术与经济霸权的争夺是贸易战的核心。冷战时期，美苏在核武器、航天技术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今天，中美在5G、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博弈同样如火如荼。最后，全球秩序的重塑是贸易战更深层次的目标。冷战时期，美苏通过结盟、分化等方式争夺全球影响力；今天，中美通过贸易协定、区域合作和国际组织，试图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规则。  二、两种制度与文明的对决 中美战不仅是冷战的延续，更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正面交锋。资本主义以个人自由、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为核心，孕育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以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和公有制为特点。文明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冲突。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权利、自由表达和民主制度。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和谐共生与社会稳定，强调中央集权、权威和社会控制。这场较量不仅关乎当下利益的分配，更将决定哪种制度更优越， 哪条道路更能引领历史发展的未来；这场决战不仅是制度与文明的较量，更是关于人性需求与历史方向的抉择。 The Cold War Has Never Ended Author: Zhang Xinggui (Mainland China)Editor: Feng RengTranslator:He XingQiang The Cold War was a comprehensive showdown between two systems—socialism...

作者：毛一炜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农民几十年辛苦缴纳社保，到老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缴纳的钱大部分流向城市特权阶层，这就是制度的真实写照。城市职工养老金大多上千甚至上万，而农民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到手的养老金往往只有几百元。王志安在《王局拍案》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民缴纳的社保实际上成为支撑城市福利的“隐形补贴”。这种差距绝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与权力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陆社保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制度。城镇社保由财政兜底，保障稳固；农村社保几乎完全依赖个人缴费，回报微薄。农民即便进城打工多年，也无法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待遇。更令人质疑的是，这些缴纳款项并非完全用于农民本身，而在制度上被挪用或用于支撑城市特权阶层的福利。换言之，中共通过社保体系形成了对农民的长期敛财机制：表面是保障，实际上是把农民辛苦劳作变为城市财政和特权阶层的资金来源。 台湾的经验提供了鲜明对比。早在1995年，台湾就建立了“老农津贴”，只要年满65岁并在农会登记，农民就能领取养老金。金额不高，却体现了制度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尊重。台湾实行全民健保，城乡差异被大幅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医疗待遇。这种公平不是口号，而是民主监督下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造成大陆农民社保长期不公的根源，不在资金短缺，而在权力逻辑安排。城市优先、权力优先，农民被系统性边缘化，缴纳的资金被挪用或消耗于非农民群体。台湾能够实现相对公平，是因为农民拥有选票，政治人物必须回应，否则会面临下台风险。没有民主监督，就没有制度公平；没有民意压力，农民永远是制度牺牲者。 社保欺农背后的敛财逻辑，也揭示了中共制度本质：社会资源被用于维持权力结构，而非真正保障民生。农民缴纳的钱，经过层层行政运作和地方财政调剂，往往难以真正回到缴纳者手中。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农民不仅承担劳动负担，也成为城市福利和特权阶层的长期资金来源。所谓“共同富裕”，在这种体系下，只是空洞口号。 农民缺乏有效监督权力的能力，无法阻止这一体系运作。缴费年限越长，贫困风险越高，养老金却越来越低。这种结构性不公，让农民长期处于制度的被动和边缘地位。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资源有限，民主机制也能保证弱势群体享有基本权利；而在中共体制下，农民只能被动接受不平等安排。 可以看到，大陆社保欺农的问题核心在制度和权力逻辑，而非技术问题或资金不足。学台湾，不只是学政策表象，更要学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一个国家，如果农民辛劳一生，到老仍被制度抛弃，缴纳款项反而被权力结构吸收，用于特权阶层福利，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正义。真正的改革，不仅要调整社保数字，更要让农民拥有发声权和参与权，让制度不再成为权力敛财的工具，而是真正保护他们的尊严。 Farmers' pensions are meager,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has become a money-gathering tool. Abstract: Wang Zhi'an bluntly pointed...

作者：华言（大陆）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劣币驱逐良币”源于格雷欣法则，原指在货币流通中，劣质货币因其低成本和高流通性，趋于取代优质货币。在社会政治领域，此法则可引申为：低价值、低成本的行为主体（“劣币”）因制度激励而占据优势，排挤高价值、高成本的行为主体（“良币”）。此处，“良币”指具有独立思考、创新能力或道德原则的个体，“劣币”则指顺从、投机或平庸者。 列宁党极权专制制度以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单一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控制和对异见的系统性压制为特征。其制度逻辑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机制1：单一意识形态压制多元思想，排挤独立与创新主体。极权制度以单一意识形态为核心，视任何偏离为威胁。为维护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制度通过审查、惩罚等手段压制异见，导致独立思考者、创新者即良币面临高成本（如迫害、流放），而顺从者即劣币因迎合官方路线获得低成本收益。因此，制度激励低价值的顺从行为，排斥高价值的批判性思维。 机制2：以忠诚而非能力为选拔标准，平庸者占据权力核心。极权制度的权力集中性决定要建设最小获胜同盟，这就决定了选拔机制优先考虑对领导或体制的忠诚，而非客观能力或贡献。忠诚者因低风险和高回报（政治晋升、资源分配）占据优势，而有能力但持异见者因高成本（被边缘化或清洗）被排除。此机制导致“劣币”（忠诚但平庸者）取代“良币”（有能力但独立者）。 机制3：恐惧文化抑制真实表达与道德行为，助长投机与虚伪。极权制度通过监控、告密与惩罚机制制造普遍恐惧，迫使个体为自保选择低成本行为，如沉默或附和，而非高成本的真实表达或道德坚持。告密与投机者因适应恐惧环境而获利，而正直与勇气者因高风险被边缘化。此文化进一步强化“劣币”的生存优势。 机制4：资源向忠诚者而非贡献者倾斜，阻碍社会效率与创新。极权制度的资源分配由中央控制，优先流向忠诚的个体或机构，通过恩庇制度团结盟友，而非基于效率或贡献。高效、创新的主体因缺乏资源支持而受限，而低效但忠诚的主体得以存续。此扭曲导致资源浪费与社会停滞，强化“劣币”对“良币”的驱逐。 “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具有深远的社会与政治意涵： 一是社会活力丧失。创新与批判性思维被压制，导致经济停滞与技术落后。 二是道德秩序崩塌。恐惧与告密文化破坏社会信任，助长虚伪与投机。 三是制度危机。长期的“劣币”主导导致决策失误与资源浪费，最终威胁政权稳定。 列宁党极权专制制度通过单一意识形态、忠诚优先、恐惧文化与资源错配，系统性地激励“劣币”行为，排挤“良币”主体。其逻辑的严密性与历史的普遍性表明，“劣币驱逐良币”是该制度的必然结果。 The Systemic Logic of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in Totalitarian Rule Author:...

作者：陀先润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中秋将至, 我想先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习近平并没有“开倒车”。外界流传的所谓“改革开放倒退论”，其实是对中共历史认知的误解。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未真正改变过行进的轨道。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路线始终如一，只不过演绎方式不同。 　　很多人以为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新的道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画皮”。共产党并未放弃极权体制，只是在经济层面做出有限让步，以换取生存空间。所谓“政治改革会随着经济改革推进”的说法，是党内三十多年对内对外的宣传话术。西方上当了，中国知识分子也上当了。 　　真正有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屈指可数。胡耀邦、万里短暂提出过探索，但很快被压制。此后，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温时代的“四万亿”，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党的统治，而非制度转型。 　　习近平因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被指“开倒车”。但我们回顾历史，毛泽东终身执政，邓小平虽无正式头衔，却垂帘听政十五年。江泽民更是从1994年至2012年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相比之下，习近平只是撕下了虚伪的遮羞布，把前任们的伪装公开化而已。 　　许多人怀念江泽民的“开放”、胡锦涛的“温和”，甚至称朱镕基是“改革派”。但事实并不如此。朱镕基主导的高校扩招、医疗市场化、土地财政和三峡工程，造就了今天的教育贬值、看病难、房地产畸形发展等沉疴。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提出的“国进民退”，以及2008年4万亿刺激，直接让国企坐大，挤压民营经济。江泽民表面引入企业家入党，实则是把民营经济纳入统战体系，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掌控。他们的所谓“改革”，不是走向民主，而是维护权力的另一种手段。 　　习近平与前任的不同，不在于方向，而在于速度。他没有像江胡那样演戏，而是直截了当加速了体制的本质。过去那辆在旧轨道上行驶的大巴，本来还要二三十年才驶向悬崖；习近平拉开窗帘，踩下油门，让所有人更快看清车外的虚假风景与体制的真实面目。因此，说习近平“开倒车”并不准确。他并没有掉头，而是让中国共产党更快走向既定的结局。 四十多年来，中国并没有走过一条新路。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在旧轨道上伪装前行。政治清洗、思想高压、经济控制，从未停歇，只是形式不同。习近平的“独裁”，不过是前任们的延续与加速。他让人们看清了一个现实：中共从未开向过民主与自由的方向。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Old Road That Never Changed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Zhou Zhigang | Executive Editor: L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