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卢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八九六四”已经过去了三十七个年头。三十七年，足以让当年的热血青年步入两鬓苍苍的暮年，也足以让整整两代人在极权刻意制造的信息黑洞中长大。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记忆或许会被高墙暂时封锁，但人类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却如同地底的岩浆，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破土而出。 ...

作者：木弓五世 木弓独响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于1904年的经典短篇小说，曾入选中国高中语文教材。小说描绘了流浪汉苏比在严冬中为求温饱而屡次试图犯罪入狱却屡屡失败，最终在教堂聆听赞美诗时心灵受到感化，却意外被捕的荒诞故事。该小说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生存困境以及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荒诞性，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然而，这种文学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荒诞与悲剧却在我国现实中接连浮现：2008年9月，湖南衡阳祁东县的七旬老人付达信因生活无着，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女生，被捕后直言“希望能判重一点”，以求在监狱中获得基本生活保障；2021年8月，浙江永康市打工青年陈某因经济窘迫、流落街头，为获得食宿而抢劫超市；2025年10月26日，37岁的曹某在上海浦东某金店砸碎柜台玻璃，动机竟同样是寻求监狱庇护……这些事件不再是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的文学讽刺，而是现实版“求生型犯罪”的真实而残酷的写照。 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具备层层防护机制：社会救助体系为真正需要者提供庇护；心理健康服务及时干预绝望情绪；就业支持系统帮助个体重建谋生能力；政府组织则承担起兜底保障的责任。然而，当这些系统存在漏洞或衔接不畅，便有人从缝隙中坠落。当基本生存成为奢望，铁窗竟成为某些人眼中最后的“避风港”。 这些为求生而触法者，其行为虽违背法律，但其背后的求生本能却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中某些未被阳光照亮的角落。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维护尊严的权利。当一个人为生存主动放弃自由与尊严，当“监狱生活成本”低于“自由生活成本”，当铁窗内的三餐暖食胜过街头的饥寒交迫，这已不仅是个人悲剧，而是全社会必须正视的命题，更是执政者亟需回应的国家议题。 让每一位国民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是对执政者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农村贫寒子弟上升通道狭窄，城市平民在生存线上挣扎，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断裂。部分年轻人因看不到希望而选择“躺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人口面临断崖式下滑，社会活力受到抑制，集体迷茫情绪蔓延。容身之所与温饱之需本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有一些人被背道而驰的疯狂碾得粉碎，被迫走向极端。 当颤抖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毫无技术含量的抢劫，只为换取牢房中的一餐一宿；当犯罪不为财富，只为获取一张“监狱门票”；当监狱成为理想中的避难所，而自由与尊严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那么社会的健康秩序必将受到侵蚀，整个社会大厦长期积累的问题一定积重难返，轰塌之日定然摧枯拉朽，猝不及防。 近期上海曹某抢劫金店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舆论同情。可以预见，他将如付达信老人一样获得宽大处理。付达信不仅获得减刑与生活照顾，出狱后更入住新房，享受特困养老补助，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生活，其荒诞经历甚至被当地政府包装为“老有所养”的正能量故事。 鲁迅曾言：“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我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警察与赞美诗》的现实版故事未被公开，但中国人素来有将“丧事”办成“喜事”的传统，以彰显仁义与治理成效。故事公开与否，各有其逻辑与考量。当然，我们衷心希望，在有人递出“拐杖”之前，不曾有谁的腿被先行打断，感恩方能顺理成章，尊严才能真正回归。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Mu Gong: The Societal Affliction of Surviving Behind Bars Authors:...

作者：张致君 2026年中共当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党性教育，压制少数民族文化继承，进一步在体制层面加大民族撕裂。中国共产党在实际行为上在“制造分裂”和“加剧对立”，但却把“分裂主义”的标签用来指责别人。 随着流亡藏人超过9万人在世界各地做登记选民，成功进行议会选举，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达赖喇嘛荣获第68届格莱美奖，藏人的精神文化在传播慈悲与和平理念方面树立了国际上的重要里程。而中共当局却对传播藏区文化归国的张雅笛进行抓捕，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等罪名被起诉关押。 ...

作者：烟青 六四距今37年了。37年过去，当初莘莘学子们热切期盼的政改依然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 ，还出现了某些层面的倒退。比如言论的自由、新闻的真实，还有最近几天的外国投资管理34条体现的营商环境等。随着这些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倒退，民生益艰，社会叙事愈加荒诞。 上个月，湖南、湖北、贵州和广东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仅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就超过10万人受灾，特大洪水还引发了泥石泥，多人伤亡。与此同时，远方的河南，也因为这场洪灾“轰动”了。原因是河南省伊川、宜阳、嵩县三支蓝天救援队因为跨区域救援这场洪灾。5月22日，被责令立即全员撤回，全队被给予书面警告一次。 2023年河北涿州洪灾更加严重，同样也是明令禁止民间救援，救援队在途中被要求立即遣返。这时候，没有灾情就是命令了，不说人命关天了！在共产党眼里，普通老百姓的命真不算命！ 大名鼎鼎的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其救援资格都要被政府行政权力垄断，这才是要命的！不要以为他们是热心救援。其实，他们的热心只是通过垄断救援来垄断捐赠。没有民间的救援，自然就没有民间的募捐了。不然，郭美美哪来的那么多干爹可以坑。 至于什么中国青基会、中华儿慈会，更是一伙牛鬼蛇神。同样是大河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项目区域负责人雷克，就因为掌握着本应该付给患儿的60多万募捐款，拖着不付来挟持着患儿的妈妈陪睡，每次给三五两千元，可前后总共也才给了不足二万元，后该儿童还是因医疗不足离世，这他妈真是畜牲不如！更可恶之处是你给那些捐赠者怎么想：我捐款不是在扶危济困，挽救生命，而是在帮你去祸祸别人的妈妈！ 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它的政治结构同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那么，在这种制度下的权力参与者稍微一熟悉这种环境，真的是用脚指头想都能明白，我只要依附好上级，其它的民生啊什么的，一切都不重要。所以你看得到上海读不到书的孩子家长会跪在教育局门口；城管会追着很多像夏俊峰的小贩满街跑；北京会驱逐他们认为的低端人口。 有人会说，我说的这些都是中共的下层官员们干的，中央上层领导还是好的，对于这个说法，我只想告诉你:下面烂完了，上面还是好的，那是梅毒晚期；再者，不要忘了：中国网球名将彭帅，风华正茂的年龄，被张高丽长期侵占的事。你们想想：专业网球运动员，那腕力和小臂的力量是多强啊，会抗拒不了一个70多岁的糟老头子？她只是抗拒不了强权而已，更不要天真的以为上面是好的，那只是他们想让你以为的。上有所好，才下必盛焉，上面才是那个“根”。 37年前的六四，先驱们为民主和宪政而争，为民族未来而争，为理想和知识份子的良知而争，虽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而且尚未成功，但她却真正开启了反抗中共铁幕的民主运动。有人说，民主又不能当饭吃，但是，从中共改革后到最近这几年的状况，难道还不能明白：没有民主，你最终连饭都没得吃！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如果孩子上不了学，下跪的应该是教育局吧；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没有谁敢随便把一些人定义为低端，然后驱逐吧，所以不要为你们的街上见不到流浪汉而自豪，更不要嘲笑美国的流浪汉。      2026.6.4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The Fireworks of June Fourth — Democracy Author:...

作者：孙浩亮 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权力的垄断上，更建立在它对人民做出的历史承诺与最终兑现的契约之上。回顾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至今的百年历程，其政治修辞的演变、核心叙事的转移，以及近期推出的社保延退政策，正在拼凑出一幅关于历史承诺与现实落差的讽刺画卷。 一、 消失的彼岸：被逐渐隐去的“共产主义” 在革命年代与建政初期，“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词汇，更是动员底层民众最核心的感召力量。“按需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宏大蓝图，曾让无数普通百姓倾其所有，甚至付出生命去追随。彼时，这一愿景被描绘为触手可及的“明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绝对纯粹的乌托邦承诺在严酷的经济规律面前屡屡碰壁。从早期的激进尝试，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如今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政治话语的重心发生了微妙而根本的位移。在官方的日常意识形态宣讲中，“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初的终极奋斗目标正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在很多公共讨论和政策文本中被选择性地淡化和隐去。这种叙事的转向，在很多观察者眼中，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承诺的悄然退却——当最初构建的宏大愿景无法兑现时，话语体系便只能通过不断修正目标来掩盖早期的过度动员。 二、 契约的单方面修改：社保缴费年限延长的现实刺痛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淡化还属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调整，那么近期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延长社保缴费年限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则直接刺痛了当代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 社保制度在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公民在年轻时履行缴费义务，国家则承诺在公民年老时提供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然而，面对严重的人口红利消失、少子老龄化危机以及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政策制定者选择了一种“单方面修改合同”的方式： 缴费时间拉长：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付出更多、更久的劳动成本。 领取时间推迟：这意味着原本触手可及的晚年保障被再度延后。 对于长期承受高强度劳动压力的当代年轻人和中年劳动力而言，这种单方面调整缺乏充分的民意博弈与社会共识过程。它让民众清晰地看到，在制度设计的风险面前，最终承担代价和托底的，依然是体制最底层的普通工薪阶层。 三、 信任的侵蚀：从宏大叙事到个体清醒 将历史的宏大承诺与当下的社保政策放在一起对比，其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在于政治信任的透支。 从建党之初许诺给工农阶层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的理想国度，到如今面对老龄化冲击时，要求普通人“多缴少领”、“延迟退休”，这构成了强烈的讽刺。这种政策走向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曾经那些激昂的口号究竟是真诚的愿景，还是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维护统治、转嫁危机而不断变换的“修辞魔术”？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的是透明、对等且受到监督的契约精神。当宏大的政治口号最终缩水为需要个体用肉身去硬扛的社保账单，那种依靠单向宣传维持的叙事红利便走到了尽头。历史的迷雾散去后，留给普通人的，只剩下如何面对越发沉重的生存现实。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A look back at history's past: From “communism” to...

作者：侯改英 今天我梳理了文革的基本脉络，是为了让出生在文革后的人结束对文革的碎片化认知，提供一个整体宏观的角度，方便大家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及人性等多个维度宏观对比分析。 以下为我梳理的文革十年基本脉络及时间线： *文革发动的背景： 中共因“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毛泽东被迫退居经济决策二线。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恢复农业生产，将原来的集体生产改为承包到户制。但因此被毛警惕权力分野，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文革发动的背景。 以下为正式脉络： ① 1966年 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党、政、军、文各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由，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夺取领导权开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②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响应，号召群众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及“黑五类”等“牛鬼蛇神”彻底打倒。并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与旧习惯，号召群众全面“破四旧”。 ③ 两周后，清华附中学生筹组了首个“红卫兵”组织，在获得毛泽东亲笔回信与先后8次接见后迅速席卷全国，并通过毛背书和官方“大串联”成为文革主导力量。毛不仅在接见红卫兵领袖宋彬彬时示意“要武嘛”，更亲自批转文件严禁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受到鼓舞的红卫兵除了对黑五类等展开残酷的抄家与批斗，更是在其后主导的“破四旧”运动中扫荡一切古迹和文物，甚至出现疯狂挖掘古墓鞭尸、俗人被强制剃度、僧尼被迫还俗的猖狂暴行，直接推动了文革暴力的全面升级。 ④ 1967年1月，上海工人王洪文领导工人造反运动，推翻市政府、批斗市委领导，开启了“一月风暴”。至此各地随后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夺权，保守派与造反派间爆发大规模器械武斗。文革自此进入更加暴力混乱的阶段。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份更爆发了超过11起“非饥荒吃人风潮”等集体大杀戮。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超过2000万人，其中集体杀戮为主要致死原因。 ⑤ 在毛泽东成功借用文革顺利收拢权力后，1968年 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红卫兵等运动主力打散并摒弃。红卫兵组织因而陆续解散。 ⑥ 1969年 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以成功粉碎刘少奇复辟阴谋为由，下令解散了群众运动。 随后毛林关系恶化，毛公开宣称有人急于夺权搞分裂，剑指林彪，1971年9月13日，林彪全家乘坐军用飞机匆忙出逃苏联之际，却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此事件宣告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重要转折点。 ⑦ 林彪死后，毛泽东以林彪推崇孔子为由借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为实现依靠阶级斗争牢牢把控核心权力的目的，毛大力扶持以江青为首坚持阶级斗争的拥毛派“四人帮”，意在发起新的运动批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改革派。于是全国文物再遭浩劫。 ⑧ 1976年 周恩来逝世，民众因不满“四人帮”压制悼念于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悼念与抗议活动，被毛泽东批准暴力清场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总策划并撤销一切职务，华国锋随即出任总理。 ⑨ 同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共政坛出现权力真空。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党内元老逮捕“四人帮”，此举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华国锋随后接任中共中央主席。 ⑩ 1980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四人帮”，江青等人被判处重刑。1981年，中共通过决议，轻描淡写的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文革十年的现实后果是：运动期间全民陷入阶级斗争大混乱之中，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国民经济与文化科技人才出现长达十年的惨重断层；在疯狂的“破四旧”等运动中，无数历史文物古迹毁于一旦；此十年间武斗所致的中国人整体个人素质和文明素养出现了严重倒退，语言行为呈现粗鄙暴戾化、理性与智识全面消亡，以至于文革思维作为文革余孽缠绕这代人阴魂不散直至肉体消亡，但这无疑也成为中国文革死灰复燃的潜在隐患； 另外十年中有4年国家财政经历严重赤字，文革结束时农民人均年收入仅76元（月均约6.3元），2.5亿人未解决温饱；更为惨烈的是，由于法治崩溃、国家机器失控和基层血腥的“集体杀戮”，导致2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人性扭曲、人伦撕裂与生灵涂炭的深重浩劫。 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浩劫，绝不能仅将其归咎于高层的权力角逐或单纯的群众盲从。 它是一场由极权独裁者运筹权力与普通人盲从、贪婪、残酷等幽暗人性全面激荡、恶性共振系统性浩劫。在这台巨大的极权绞肉机里，独裁者在顶层“借风操纵”，普通人在底层“自愿充当燃料”，共同交织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深沉的悲剧。 中共在建政之初刻意设计顶层制度，在毛泽东居心叵测的权力攫取之下，通过两手合围，将全社会的怨气精准地转化为巩固极权、清洗政敌的武器：他通过制造阶级撕裂，利用 建政初期留下的制度性不公（如土改承诺落空、严格的户籍束缚、严密的干部等级特权）在民间积蓄了深沉的怨愤。却又在关键时刻如赫鲁晓夫所说“需要人民的时候，就从裤裆里掏出来”，对底层抛出假意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