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排华法案：注释 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首次禁止基于族裔和国籍的移民。 作者：冯仍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一、《排华法案》是什么 《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是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切斯特•阿瑟于1882年5月6日签署的联邦法律。它规定：十年内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并限制在美华人的身份与归化权利。美国国家档案馆称，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移民限制法，也是首次以某一族裔劳工群体为对象进行排斥的联邦法律。 这部法律的核心不是普通移民管理，而是带有明确种族歧视性质的排斥制度。 《排华法案》-首页1 二、法案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 1. 禁止中国劳工入境美国十年。...

作者：王小光    编辑：Geoffrey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北风过城墙， 灰瓦不语，灯影如旧。 七个人的名字 在纸上被反复按压， 像钉子， 敲进一段不肯低头的历史。 他们不是风暴， 却执意迎向风暴—— 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 用微弱却坚定的声音， 说出“民主”，说出“自由”， 说出一个尚未被允许的未来。 在拥挤的街口， 在昏黄的台灯下， 他们交换的不是秘密， 而是信念—— 相信人可以不再沉默， 相信光不必被遮蔽。 夜却来得太快。 脚步声整齐， 门被敲响三次， 世界便换了方向。 档案替他们作证， 沉默替他们辩护， 而远方无人知晓—— 连回声都被收走。 有人问： 自由为何如此沉重？ 他们回答： 因为它属于每一个人。 于是铁门合拢， 时间开始变慢， 七个影子被分开， 却在黑暗中 悄悄重叠。 北城依旧喧哗， 车流如水，霓虹如潮。 只有风记得—— 那一夜，有人为了明天 被带走， 天还没有亮，路依旧很长！ Silence in the Northern City Author: Wang Xiaoguang Editor: Geoffrey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Zhou Min The north wind sweeps over...

作者：易勇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长期以来，中共叙事将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其政权领导。通过对东亚文化底层逻辑的深度剖析，中国人的竞争力源于几千年极端环境筛选出的“生存基因”与“延迟满足”能力。对比日、韩、台、新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揭示了中国大陆经济腾飞的真相，并非制度神话，而是民间力量在政权权力稍作松绑后的自我修复与爆发。 观察整个东亚文化圈，日本在废墟上仅用20余年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台湾与新加坡在缺乏资源的前提下稳居发达行列。这些地区从未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教条统治，却同样实现了跨越式的腾飞。 究其根本，东亚文明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一种被极端历史环境筛选出的“生存优势”。华夏大地在两千多年间经历了密集的战乱、屠杀与大饥荒，这种残酷的自然选择，使得活下来的族群骨子里刻着极强的耐受力和“延迟满足”的能力，为了长远目标，可以忍受当下极端枯燥、高压和艰辛。这种特质，才是中国人在现代工业体系中无往不利的“核动力”。这种力量早在政党诞生前就已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它不是权力的恩赐，而是祖先用血汗拼杀出的生命本能。 中共常吹嘘1978年后的经济成就，却刻意回避了前三十年的荒诞与残酷。在那段黑暗时期，政权通过政治运动打断了中国人的腿，禁锢了百姓的双手。 1978年后的所谓“崛起”，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制度神话”，而是这个政权终于在崩溃边缘意识到，只要不再折腾，只要松开枷锁，让中国人融入全球化分工，中国人民就能凭借自发的勤勉养活自己。这就像是一个劫匪在打断你的腿后送你一副拐杖，然后每天在你耳边宣称，没有我，你就无法走路。中国人民的成功，完全是由于他们巨大的吃苦耐劳能力抵消了制度性阻碍。如果同样的文化土壤配合自由、法治的制度，产出的能量绝非今日所能比拟。 讽刺的现实在于，在所有以华裔为主的经济体中，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依然处于落后位置。新加坡的人均产出是大陆的数倍；港澳台的富足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的文化基因，为何在所谓“先进制度”下，百姓却要承受全球最长的工时、最薄弱的福利和最沉重的税收负担？        真相是中共的宣传掩盖了其掠夺性的本质。他们利用中国人的忍耐力，将劳动力压榨到极致，却将创造的财富挥霍在维稳、大撒币和权力寻租上。他们不仅掠夺了财富，更试图掠夺“解释权”，把中国人的坚韧说成是他们的教化，把中国人的成功说成是他们的功劳。 拆穿这个“没党就没饭吃”的自卑骗局，中国人的成功，是几千年苦难筛选出的基因力量，是每一个在工位流汗、在烈日下奔波的普通人挣来的。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那个政权，东亚人照样能惊艳世界。认清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戳破谎言，更是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拿回属于自己的，本就不该被窃取的尊严。 Tearing Away the Fig Leaf of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Who Is Harvesting the Swea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uthor: Yi Yong...

作者：Reng Feng（冯仍）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近日读到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被重判的消息，我心情沉重，也深感愤怒。据《欧洲之声》报道，2025年10月8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到2026年1月，多名成员被捕；3月30日闭门开庭，3月31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七年半，其余成员分别被判处七年至三年不等及缓刑。 《欧洲之声》报道截图-网址：sinoeurovoices.com 这起案件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判决之重，而是它再次暴露了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根本荒谬：宪法写有“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当作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结社自由”并不是海外民主人士强加给中国的概念，而是中共自己写入宪法的政治承诺。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现行宪法文本中，这一条至今仍在。(npc.gov.cn) 问题在于，这样的条文在中国长期停留于纸面。 如果公民真正按照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宣读党章、选举负责人、表达政治理念，本来正应属于“结社自由”的范围；可在中共治下，这样的行为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会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说明，中共宪法中的“自由”，很多时候只是门面，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党专政下的政治禁令。 中共当然不会直接承认自己否定宪法。它更常用的办法，是在宪法之外建立一套审查、登记和监管体系，将公民自由层层架空。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表面上说是为了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实际上却要求社会团体必须经过主管单位审查并依法登记，同时不得触碰所谓“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边界。(xzfg.moj.gov.cn) 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制度安排早已不只是管理程序，而是政治过滤机制：凡是不挑战体制的组织可以存在，凡是真正独立、具有民主诉求的组织，几乎不可能获得合法空间。 因此，北京党部案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整个制度的真相：中共最害怕的，不是暴力，而是中国人认真地把宪法上的自由，当成真实权利来使用。 据公开消息，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所强调的原则是“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所表达的目标是在遵守宪法、平等竞争的基础上，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社会公正。(sinoeurovoices.com) 这样的主张，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本应属于正常的公民政治活动；可在中共眼里，却成了必须消灭的威胁。这再次说明，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结社；不是阴谋活动，而是公开表达；不是非法颠覆，而是人民不再甘于沉默。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Not Free”，总分仅9分（满分100分）。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网址：freedomhouse.org 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一个连宪法所写“结社自由”都不能兑现、反而把和平建党定成重罪的国家，何谈真正的法治，何谈现代政治文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例。2026年2月，杭州法院又以 “寻衅滋事罪” 判处浙江民主党人邹巍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独立作家昝爱宗有期徒刑三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案件开庭时家属旁听同样受到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网址：rfa.org 北京案与杭州案，罪名不同，逻辑却完全一致：只要你试图在党的控制之外保留一点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组织空间，维稳机器就会迅速启动。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共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才具有格外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人不是只能永远活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也有权追求民主、多党竞争和政治自由。 我自己也是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在中国，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压迫，而是不敢碰；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在一党专政下，真正像公民那样生活，往往就要付出沉重代价。也正因如此，每当我看到国内仍有人明知危险却坚持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地表达民主理念，我心里都充满敬意。因为他们的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见证：见证中国并不是没有追求自由的人，见证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熄灭，也见证中共所谓“法治”常常不过是政治镇压的外衣。 从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成立，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北京重新举旗，这说明自由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哪怕中共用抓捕、审判和判刑去压制，也无法消灭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 今天被重判的这些民主党人，不应被遗忘。 他们的名字，不应只停留在一纸判决书里。 海外的我们，也不应只是转发消息后继续沉默。 因为沉默，只会让暴政更加肆无忌惮；发声，至少能告诉世界，也告诉中国人民：问题从来不在人民追求自由，而在一个政权把宪法写成门面，把结社自由写成摆设，把和平建党都视为敌人。 宪法写着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判成重罪。 这不是法治的威严，而是制度的自我揭穿； 这不是国家的自信，而是专制的深层恐惧； 这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对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原则的公然践踏。 愿更多人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愿更多中国人看清这个制度的真相。 也愿中国有一天，不再因为一次结社、一场宣誓、一句真话，就有人失去自由。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o why has the peaceful establishment of a...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每年的复活节，都会让人重新面对一个古老而尖锐的问题：当真理被处死之后，它是否还能回来？ 两千年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而是一场典型的“体制性处理”——一个不掌握权力、却影响人心的人，被视为威胁，从而被清除。从政治逻辑上看，这样的结局再熟悉不过：制造一个公开的终点，让所有人相信事情已经结束。 而在当代中国，“六·四”事件，同样被处理为一个“必须结束”的历史节点。1989年，北京街头曾聚集无数学生与市民，他们呼喊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更基本的诉求：反腐败、要对话、要表达的权利。然而，随着武力介入，这一切被强行终止。 枪声之后，是更漫长的沉默。与许多历史事件不同，“六·四”并没有在公共叙事中被反复讨论、反思、纪念；相反，它被系统性地从教育、媒体与日常语言中剥离。 仿佛只要不提起，它就不曾发生。这正是独裁社会处理“危险记忆”的典型方式。 不仅要结束事件本身，还要结束关于它的一切可能延续。 如果说十字架是对肉体的处决，那么遗忘，就是对历史的二次处决。然而，复活节所讲述的，恰恰是另一种结局。耶稣被安放在坟墓中，封石、看守、确认死亡——一切都符合“彻底终结”的标准。但第三天，坟墓是空的。 复活的意义，不只是生命的回归，而是对“终结权”的否定：权力可以宣告结束，但无法保证结束真的发生。这正是复活与独裁社会之间最根本的张力。独裁体制依赖一种能力——定义现实的边界:什么可以存在，什么必须消失,什么可以被记住，什么必须被遗忘。而“复活”则意味着，这种定义并不具有最终效力。 回到“六·四”，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已经被成功“埋葬”：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不被提起、不被讨论、不被教学，甚至不被搜索。但在另一个层面，它却始终没有真正消失。 它存在于流亡者的讲述中，存在于海外的纪念中，存在于零散保存的影像与文字中，也存在于一代人无法抹去的记忆里。这是一种“未完成的埋葬”。换句话说，它仍然在等待一种属于历史的“复活”。 当然，这种复活不会像宗教叙述那样以奇迹的形式出现。它更可能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当更多人重新了解那段历史，当沉默被一点点打破，当记忆重新进入公共空间——那一刻，就是历史的回归。 然而，复活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在耶稣复活之后，是一群门徒选择站出来见证。他们面对恐惧，却仍然讲述所发生的事。如果没有这些见证者，“空坟墓”只会成为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同样的，“六·四”的记忆是否能够延续，也取决于是否仍有人愿意记住、讲述、传递。在一个鼓励遗忘的环境中，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它也许微弱，但并非没有力量。 因此，把复活节与“六·四”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一种更深的提问：当一个时代试图埋葬真理，我们是否相信它仍然可能回来。复活节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也附带一个条件：必须有人，拒绝把坟墓当作终点。在独裁社会中，真正被恐惧的，往往不是一次抗议，而是那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它不会立刻改变现实，却会在时间中不断积累力量。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被压制的并未消失，被禁止的仍可被记住，那么“完全控制”的神话就会出现裂缝。 或许，这正是复活节在今天最现实的意义：你可以埋葬一段历史，但你无法保证，它不会在某一天，被重新看见。 Easter and June Fourth: When Truth Is Buried Author: Yang Changbing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Xiong Bian...

作者：彭硕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在理论上追求消除阶级差异、实现资源平等分配。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其政治形态往往演变为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且多由强势领导人长期主导。从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再到当代由习近平与金正恩主导的政治体系，这些领导人普遍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独裁者。 这些案例在具体历史与国情上存在差异，但在权力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征：当政治权力不依赖竞争性选举产生，且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时，权力更容易集中于个人，并逐步固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共产主义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于选票，而是通过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操作实现的，政权的获取方式并不是基于合法的民主程序。缺乏选票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缺乏民意基础，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强权和暴力。正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力来源方式，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裁统治。 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近几年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的人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刑比例的持续攀升。2017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人数为2124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630人，短短数年间增长超过三倍。重刑比例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在高压反腐背景下，腐败问题可能并未明显收敛，而反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承担内部权力调整的功能，即以反腐之名来打压异己。与此同时，相关治理方式并未侧重于如公开官员财产等常见的制度性反腐手段。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统计，中国长期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约40至50人。与此同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多年来持续处于全球排名末端（178/180）。从阶段性变化来看，一个更关键的差异：在胡锦涛时期，信息控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与关键政治议题，而在习近平时期，管控范围明显扩大至社交平台与个人表达层面，形成对内容生产、传播与反馈的全链条管理。同时，《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与《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相继实施，使信息控制进一步制度化与法律化。控制范围与方式转变为从以媒体为中心的管控，演变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息治理体系，其广度与执行强度均显著提升。这些变化反映出权力运行方式的进一步集中化趋势，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也沦为舆论宣传工具，这种独裁统治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和严重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甚至能直接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终身主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必担心任何反对声音。这种独裁作风上行下效，导致下面的省市级官员也效仿其治理方式。在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利益。然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这种制衡机制缺失。政党和政府合二为一，党内的权力斗争取代了正常的政治竞争和监督机制。这种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导致了领导人的决策缺乏透明度，没有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可以任意制定政策，而不必考虑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公众的影响。结果，社会资源被浪费，民众利益受损，比如贵州独山县人口不到40万，却欠下400亿高额负债做形象工程；类似地，雄安新区作为习近平亲自规划的项目已累计投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但目前人口导入进度与预期之间存在重大差距，项目在规划阶段缺乏公开听证机制，建设过程中也没有公开的审计。这类案例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当决策缺乏外部反馈机制时，项目更容易呈现“先巨量投入、后匹配需求”的路径，这一机制在多个案例中有所体现。 在共产主义政权中，领导人对民众的责任感缺失。这不仅是因为权力集中和缺乏监督，更是因为领导人的选拔和任免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的升迁往往依赖于政治忠诚和派系斗争，而不是实际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支持。所以领导人并不真正关心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加之缺乏媒体的监督，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以中国历年的抗洪救灾为例。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期间，社会舆论并没有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管控程度显著增强，媒体还能批评政府。在重大灾害来临时，江、胡都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到达现场，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灾区的关注和对民众的关怀。然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媒体逐渐被禁声，他很少在第一时间到达过任何重大的灾害现场，他只是发了无数的批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是通过选票上台的领导人，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习近平通过其执政表现，亲自指挥亲自演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独裁。共产主义政权的虚假本质，在于其权力来源的非民主性、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以及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这种体制不仅难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平等与繁荣，反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加剧与社会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The Trend of Dictatorship in Communist Systems: Taking Xi Jinping as an Example Author: Peng Shuo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Zhou Min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