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华言（大陆）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劣币驱逐良币”源于格雷欣法则，原指在货币流通中，劣质货币因其低成本和高流通性，趋于取代优质货币。在社会政治领域，此法则可引申为：低价值、低成本的行为主体（“劣币”）因制度激励而占据优势，排挤高价值、高成本的行为主体（“良币”）。此处，“良币”指具有独立思考、创新能力或道德原则的个体，“劣币”则指顺从、投机或平庸者。 列宁党极权专制制度以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单一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控制和对异见的系统性压制为特征。其制度逻辑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机制1：单一意识形态压制多元思想，排挤独立与创新主体。极权制度以单一意识形态为核心，视任何偏离为威胁。为维护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制度通过审查、惩罚等手段压制异见，导致独立思考者、创新者即良币面临高成本（如迫害、流放），而顺从者即劣币因迎合官方路线获得低成本收益。因此，制度激励低价值的顺从行为，排斥高价值的批判性思维。 机制2：以忠诚而非能力为选拔标准，平庸者占据权力核心。极权制度的权力集中性决定要建设最小获胜同盟，这就决定了选拔机制优先考虑对领导或体制的忠诚，而非客观能力或贡献。忠诚者因低风险和高回报（政治晋升、资源分配）占据优势，而有能力但持异见者因高成本（被边缘化或清洗）被排除。此机制导致“劣币”（忠诚但平庸者）取代“良币”（有能力但独立者）。 机制3：恐惧文化抑制真实表达与道德行为，助长投机与虚伪。极权制度通过监控、告密与惩罚机制制造普遍恐惧，迫使个体为自保选择低成本行为，如沉默或附和，而非高成本的真实表达或道德坚持。告密与投机者因适应恐惧环境而获利，而正直与勇气者因高风险被边缘化。此文化进一步强化“劣币”的生存优势。 机制4：资源向忠诚者而非贡献者倾斜，阻碍社会效率与创新。极权制度的资源分配由中央控制，优先流向忠诚的个体或机构，通过恩庇制度团结盟友，而非基于效率或贡献。高效、创新的主体因缺乏资源支持而受限，而低效但忠诚的主体得以存续。此扭曲导致资源浪费与社会停滞，强化“劣币”对“良币”的驱逐。 “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具有深远的社会与政治意涵： 一是社会活力丧失。创新与批判性思维被压制，导致经济停滞与技术落后。 二是道德秩序崩塌。恐惧与告密文化破坏社会信任，助长虚伪与投机。 三是制度危机。长期的“劣币”主导导致决策失误与资源浪费，最终威胁政权稳定。 列宁党极权专制制度通过单一意识形态、忠诚优先、恐惧文化与资源错配，系统性地激励“劣币”行为，排挤“良币”主体。其逻辑的严密性与历史的普遍性表明，“劣币驱逐良币”是该制度的必然结果。 The Systemic Logic of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in Totalitarian Rule Author:...

作者：陀先润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中秋将至, 我想先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习近平并没有“开倒车”。外界流传的所谓“改革开放倒退论”，其实是对中共历史认知的误解。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未真正改变过行进的轨道。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路线始终如一，只不过演绎方式不同。 　　很多人以为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新的道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画皮”。共产党并未放弃极权体制，只是在经济层面做出有限让步，以换取生存空间。所谓“政治改革会随着经济改革推进”的说法，是党内三十多年对内对外的宣传话术。西方上当了，中国知识分子也上当了。 　　真正有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屈指可数。胡耀邦、万里短暂提出过探索，但很快被压制。此后，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胡温时代的“四万亿”，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党的统治，而非制度转型。 　　习近平因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被指“开倒车”。但我们回顾历史，毛泽东终身执政，邓小平虽无正式头衔，却垂帘听政十五年。江泽民更是从1994年至2012年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相比之下，习近平只是撕下了虚伪的遮羞布，把前任们的伪装公开化而已。 　　许多人怀念江泽民的“开放”、胡锦涛的“温和”，甚至称朱镕基是“改革派”。但事实并不如此。朱镕基主导的高校扩招、医疗市场化、土地财政和三峡工程，造就了今天的教育贬值、看病难、房地产畸形发展等沉疴。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提出的“国进民退”，以及2008年4万亿刺激，直接让国企坐大，挤压民营经济。江泽民表面引入企业家入党，实则是把民营经济纳入统战体系，加强党对经济的全面掌控。他们的所谓“改革”，不是走向民主，而是维护权力的另一种手段。 　　习近平与前任的不同，不在于方向，而在于速度。他没有像江胡那样演戏，而是直截了当加速了体制的本质。过去那辆在旧轨道上行驶的大巴，本来还要二三十年才驶向悬崖；习近平拉开窗帘，踩下油门，让所有人更快看清车外的虚假风景与体制的真实面目。因此，说习近平“开倒车”并不准确。他并没有掉头，而是让中国共产党更快走向既定的结局。 四十多年来，中国并没有走过一条新路。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在旧轨道上伪装前行。政治清洗、思想高压、经济控制，从未停歇，只是形式不同。习近平的“独裁”，不过是前任们的延续与加速。他让人们看清了一个现实：中共从未开向过民主与自由的方向。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Old Road That Never Changed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Zhou Zhigang | Executive Editor: Luo...

作者：冯仍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今天我读到一篇2012年7月13日的旧文，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长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在十八大前夕刊出，经过五次修改才定稿，背景极其特殊。当年胡锦涛将要交权习近平，党内对“文革”记忆与现实政治暗流涌动。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所谓的“制度反思”，而是王沪宁亲口承认：“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过去，关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官方长期回避，只用“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来模糊带过。而社会上、学界与海外研究，数字在2000万到4500万之间不等。直到王沪宁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份明确写出“饿死四千多万人”，这就意味着：哪怕在体制内部，这一惨烈数字也被承认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共官方一直称1959—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或“困难时期”。但大量档案与学术研究表明，天灾并非主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就指出，1958-1960年各省的气象记录并没有显示严重的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政策性错误。 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构成了大饥荒的三大根源。1958年虚报产量 “放开肚皮吃饭” ，粮食被集中进公社食堂，农民家中颗粒无存。与此同时，国家继续高征购，导致农民人均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甚至只剩几两。河南信阳事件就是极端案例：虚报产量，强征口粮，结果至少一百万人饿死。讽刺的是，当地粮库依旧满仓，而农民宁饿死也不敢抢，正如学者胡平所说，这是此前血腥运动制造的恐惧在作祟。 至于“苏联逼债”的说法，更是事后推卸责任。档案显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在1961年提供了上百万吨粮食援助。真正的决定，是毛泽东自行下令提前还债。 独立学者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都提供了详实数据。杨继绳通过多年研究，认定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万人，共计7600万人生命消失。冯客则根据档案估算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中国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估算2200万，茅于轼、刘宾雁等均认定超过3000万。这些不同数字虽然有差距，但都指向一个结论：大饥荒是一场导致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人祸。 而王沪宁的“四千万”说，正好落在学界共识的区间内。这说明，即便在中共最高层，内部知情者早已心知肚明。 今天重读这段历史，心情异常沉重。一个政权如果连几千万生命的逝去都要掩盖、淡化、推诿，那么它的历史观和执政合法性就必然是脆弱的。王沪宁在2012年的文字，原本似乎想为体制“拨乱反正”，但他之后十年却成为新一轮极端主义的帮凶，这更凸显出中共内部的虚伪与自我矛盾。 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制度灾难。它揭示出高度集权、缺乏监督与信息封锁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人道惨剧。社会制度不改，文革类灾难会反复重演。 几千万条生命消逝在饥荒的黑暗中，他们不是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的饥饿与死亡，是历史永远抹不去的血账。无论当权者如何掩盖，真相终会昭然若揭。 Wang Huning Admits “40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and the Truth of the Great Famine Summary:In 2012, Wang Huning admitted in...

——从官本位教育到走向民主 作者：林小龙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引言 我曾经是一名中国的法官。在法庭与现实的双重场域中，我亲眼目睹了无数腐败的案例，也见证了许多干部的蜕变。他们中有的出身寒门，有的原本勤勉正直，但在体制逻辑与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变得冷漠、贪婪，甚至与犯罪勾结。 流亡海外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去反思。在国际社会的对比之下，我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与顽固性：它既不是单纯的制度缺陷，也不是个体失德，而是一种文化与体制合谋的结果。一方面，延续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使整个社会普遍将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象征；另一方面，中共的独裁体制不仅没有打破这种思想，反而把它变成了巩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底层出身的干部尤显矛盾，他们在成长经历中积累的匮乏感和身份焦虑，使他们在掌权后往往走向“反噬式压迫”。 这正是我试图揭示的主题：中国腐败的根源在于文化与体制，而摆脱腐败的唯一道路是结束独裁、走向民主。 一、官本位思想的文化基因 1. 家庭教育与社会价值的单一化 在中国，几乎所有家庭教育都绕不开一个主题：“孩子要有出息，就要考公务员。”我在司法实践中见过很多家庭，即便已经供养孩子读到研究生博士，最终的目标依旧是进入体制内。社会的评价体系单一，将“官员”视作“人上人”，而忽略其他职业的社会价值。 2. 乡土社会的心理积淀 在广大农村与底层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往往简单直白：“只有当官，家族才能翻身。”这种观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群体性的心理积淀。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成长，早早内化了“官即成功”的价值判断。 3. 社会流动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门槛逐渐提高。普通人若想改变命运，体制内的身份仍是最稳定、最可靠的路径。由此形成的“社会焦虑”，使官本位文化在现代社会愈加牢固。 二、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逻辑 1. 匮乏记忆的补偿性心理 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的干部，往往有着“穷怕了”的童年记忆。这种匮乏感会转化为补偿心理，使他们在掌权后急于通过权力换取财富，以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 2. 身份焦虑与社会区隔 他们担心被人看不起，担心被揭露“原本不过是个农民的孩子”。于是，他们会刻意通过压制底层群体来划清界限。比如，在征地拆迁、税费征收、治安管理中，底层出身的干部常常比出身优渥者更冷酷无情。这种行为是一种“身份宣誓”，以证明自己已完全脱离原阶层。 3. 权力依赖与腐败惯性 当权力成为确认身份的唯一依靠时，腐败就成为必然选择。许多落马官员都有类似经历：出身寒门，发迹之后却贪得无厌。他们的腐败，不仅是贪婪，更是心理补偿的本能反应。 三、体制与文化的共谋 作为法官，我深知：单靠法律是无法遏制腐败的，因为体制本身在助长腐败。 • 政绩导向的考核机制，逼迫干部追求短期数据，忽视长期民生。 • 社会对“官”的过度尊崇，让干部心理压力倍增，进而依赖特权。 • 缺乏有效监督，使得腐败行为可以长期隐藏，甚至被纵容。 最终，文化的执念与体制的设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腐败的温床。 四、中共独裁体制的放大效应 1. 权力高度集中 独裁体制将所有资源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当官”成为几乎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这不仅没有打破官本位，反而使它合法化、常态化。 2. 监督的缺失 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间组织监督，权力几乎零成本滥用。在这样的体制下，腐败成为一种安全的“制度性收益”，而非高风险行为。 3. 底层群体的双重受害 最残酷的是，底层群体在这种体制下既是腐败的受害者，也是官本位文化的受害者。他们本寄希望于“草根干部”能体恤民情，但现实往往相反：草根干部最先背弃底层。这种“背叛”，是我在司法案件与现实观察中最痛心的发现。 五、走向民主的必要性 1. 民主打破官本位 民主制度通过多元价值与社会认同，让不同职业都能获得尊重。成功不再等于“当官”，工人、农民、学者、企业家都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2. 民主遏制腐败 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媒体监督、选举问责，可以让腐败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 3. 民主带来公平流动 个人不再依赖体制身份来改变命运，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创业、技能等多种途径实现阶层跃升。这能大大减轻干部的身份焦虑，从根本上减少“反噬”现象。 六、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未来 从东欧到拉美，从韩国到台湾，历史已经证明：独裁与腐败如影随形，而民主与清廉相辅相成。独裁体制必然制造腐败，民主制度才能逐渐削弱腐败。 中国也不可能例外。结束中共独裁，走向民主，既是政治选择，也是历史必然。这不仅是对制度的重建，更是对文化的重塑。只有在民主环境下，才能淡化官本位，培养公民意识，重建社会信任。 结论 作为一名流亡法官，我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官场腐败并非偶然，而是文化与体制的合谋。官本位思想提供了腐败的文化基因，而中共独裁体制提供了腐败的制度保障。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现象，更是揭示了这一合谋的残酷逻辑。 因此，中国若要真正根治腐败，必须迈出关键一步：结束独裁，走向民主。唯有民主，才能逐渐淡化官本位文化，重建公平与正义，让干部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我林小龙作为流亡法官的亲身见证与沉痛呼吁，也是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 The Cultural Roots...

作者：毛一炜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中共权贵家族在海外的隐秘布局揭示了红二代如何利用政治背景攫取财富，并稳固家族利益。这不仅是个体特权，更折射出制度性腐败与权力滥用。红二代通过掌握资源、金融规则和国际网络，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并在制度保护下合法化运作。普通民众却无法享有同等机会，监督和问责机制在权贵面前形同虚设。 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为例，他在2005年成立私募股权基金“新天域资本”，启动资金主要来自境外投资者，包括日本软银SBI控股和新加坡淡马锡基金。江泽民孙子江志成的基金同样吸引外国资本，为家族利益服务。这些事实显示，权力不仅可以直接获取经济优势，更能通过制度漏洞被掩护，而社会大众却无法监督或追责。 “编程随想” 整理的中共太子党家族谱系表 红二代在海外的财富布局不仅是经济行为，更体现制度对权贵的保护。中共通过内部规则、信息封锁和海外投资渠道确保家族利益不受外界干扰。社会公众无从知晓，责任无法追究，公平与正义被系统性蚕食。这种隐秘运作模式暴露出中共体制本质：权力为少数人服务，制度漏洞让特权阶层凌驾于法律和监督之上。 同时，红二代利用海外教育、金融和投资经验，将国际资本与中共内部资源结合，实现财富和影响力叠加。这种制度性优势让权贵家族遥遥领先，也加固权力结构的封闭性，使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成为常态。普通民众在教育、金融和商业机会上的劣势被固化，社会阶层流动性受限，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深远。权力保护下的特权阶层逃避监督，阻碍社会透明和民主发展；制度漏洞让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占据，社会公平受侵蚀；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加剧民众的不满，却在体制下无法表达。红二代海外生活的特权不仅反映家族私利，更暴露了中共制度对公民权益的系统性忽视。 控诉这种制度暴行，不只是揭露红二代的特权，更是对权力结构的质问：账谁来结？名如何藏？责由谁挡？中共用制度保护少数权贵，牺牲公共利益，掩盖真实历史与社会不公。这种不透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模式，是制度腐败的核心，也是社会公平被侵蚀的根源。 红二代海外生活不仅是特权展现，也是制度性腐败的缩影。社会必须正视这种跨国财富与权力结合，不仅反映权贵家族私利，也暴露中共制度对民众权益的系统性忽视。控诉制度暴行，不仅要记录个案，更要揭示结构性问题，让真相被看见，让权力滥用被监督。每一个跨国财富和权力网络背后，都是制度漏洞和社会不公的真实写照。 The Overseas Privileges of Zhongnanhai’s “Second Red Generation” Summary: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the “Second Red Generation” of Zhongnanhai...

作者：陈婷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在许多国家，人们谈论宗教自由时，往往默认它意味着一种平等：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来自什么民族、属于怎样的背景，都有权利公开表达信仰，参与宗教仪式，传承教义，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立场。宗教自由，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尊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标志。 然而，在中国，尽管宗教自由被写入宪法，但在现实中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信仰不仅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反而被分层管理、区别对待，成为一种“政治敏感事项”。 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国家对不同宗教群体的制度安排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所谓“五大宗教”表面上享有合法地位，但它们必须依附于官方宗教协会开展活动。未登记的团体，如家庭教会或民间佛教道场，即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常常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法律保护的边界，并不是根据信仰是否和平来划定，而是取决于是否“服从管理”。于是，宗教自由沦为一种在政府许可下才能进行的有限活动。 更严重的是，国家在民族与宗教结合处的高度干预。藏传佛教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原本自成体系、拥有千年历史的宗教传统，在中国不仅被拆解成碎片，还面临语言限制、传播审查、领袖否定等多重管控。活佛转世制度本是藏传佛教的核心传统之一，过去由教派内部依据仪轨识别灵童。但2007年，中国政府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所有转世必须经过审批。一个活佛是否为真实转世，不再由信众和上师判断，而由国家发文决定。这不是宗教制度的现代化，而是灵魂的行政化控制。 在汉地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索达吉堪布法师，也未能幸免。他从不谈论政治，讲法时用语克制，积极配合各方要求，对党政态度始终温和中立。然而在2019年底，他仍被迫宣布解散自己创办的“菩提学会”，并关闭相关网站。尽管声明中称此举是为避免有人冒用学会名义违法敛财，但不少舆论指出，这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压力。索达吉堪布的讲法影响力广泛，信众遍及全国，尤其吸引了大量知识阶层与青年。正是这种“脱离控制的宗教传播”，让当局感到警惕，即便他从未直接挑战体制。 宗教平等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也存在于同一宗教内部的区别对待。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虽然同属“佛教”，但待遇却天差地别。前者往往能在官方主持的寺庙中举行法会，甚至获得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而后者则频频遭遇审查、限制乃至打压。一个民族的宗教活动之所以被贴上“敏感”的标签，根本原因并非信仰内容本身，而是当局对所谓“社会稳定”的过度焦虑。 在中国的宗教治理逻辑中，宗教并非被视为信徒的灵魂需求，而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宗教要“爱国”，要“服从党的领导”，要“抵御外来渗透”。凡是超越这些框架的信仰实践，无论是否和平，都会被视为“隐患”，甚至被定义为“敌对势力”。这实际上构建出一种“信仰等级制度”：注册团体优于未注册，官方认定高于传统认定，顺从的信徒优于活跃的信徒，大宗教优于小宗教，汉族信仰优于少数民族信仰。 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不仅压缩了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制造了信众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许多年轻人害怕公开信仰，担心影响学业、就业和社交；一些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信徒们习惯性地自我审查，哪怕在宗教聚会中也不敢讨论涉及政策的话题。这种“看不见的恐惧”，才是自由最深层的崩塌。 真正的宗教平等，并不是表面上“五大宗教并存”，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不分族群、身份、宗派，自由地选择、传承和表达信仰。政府的职责，不是去批准谁可以信仰，而是保障所有人的信仰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当藏人可以公开敬仰达赖喇嘛、汉人可以自由皈依藏传佛教、穆斯林可以自主管理清真寺、家庭教会能够合法讲道时，宗教自由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一个社会的自由与文明程度，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寺庙与牌匾，而在于它是否敢于放手那些不被驯服的灵魂。 Hierarchy of Belief: Implicit Discrimination in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Abstract: In many countries, when people talk about religious freedom, they often acquies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