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Why Do We All Live in Constant Anxiety? 作者：华语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高层的互斗、中产的焦虑、底层的绝望，从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到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安全感的缺失如同一把无形的刀，割裂了社会，刺痛了我们的灵魂。 一、最高层的噩梦，忠诚还是背叛 让我们先看看那些站在权力巅峰的人。他们，表面上掌控一切，风光无限，但他们的内心却被恐惧紧紧攫住。他们害怕什么？害怕“忠诚”的盟友在暗处磨刀，害怕一夜之间被推翻，害怕今日的荣华富贵化为明日的历史尘埃。忠诚？在这个权力至上的国家，忠诚不过是权谋博弈的筹码。他们日夜提防，步步为营，甚至不敢相信身边最亲近的人。历史上的刀光剑影，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权力越高，背叛的阴影就越深。这种不安全感，如同寒风刺骨，让他们即便身处高位，也无法安然入睡。 二、中层的挣扎，跌落深渊的恐惧 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中坚力量——那些忠诚于体制、埋头苦干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们。他们是社会的脊梁，是无数个日夜加班的写字楼灯光，是为了孩子教育咬牙攒钱的父母。他们努力、他们忠诚、他们相信只要奋斗就能守住来之不易的一切。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旦失足，便跌落深渊。体制内的害怕被反腐，体制外的害怕被裁员，有钱的害怕被政府盯上被围猎，一个意外就能让他们从云端坠入谷底。他们的安全感，脆弱得像一张薄纸，随时可能被生活的风暴撕得粉碎。这种不安全感，像毒药一样，侵蚀着他们的希望，让他们活得战战兢兢。 三、底层的呐喊，生存的绝境 对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安全感的缺失更是一场赤裸裸的生存危机。他们是城市的清洁工，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为了一日三餐奔波的快递员。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活下去的执念。房价像脱缰的野马，医疗费用像无底的黑洞，教育资源像遥不可及的星光，养老保障更是镜花水月。这些对他们来说，不是权利，而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一套房子，可能是几代人攒下的血汗钱；孩子的教育，是他们咬紧牙关的坚持；老无所依，是他们深夜辗转反侧的恐惧。他们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社会的冷漠像一把刀，割得他们遍体鳞伤。这种不安全感，不是抽象的焦虑，而是每一天都真真切切压在心头的巨石。 让资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权利。不安全的感觉，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的失衡、资源分配的失衡。安全感，不是一个人能给自己的礼物，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编织的温暖。我们需要一个让底层有希望、中层有保障、高层有约束且民主自由的、有社会安全网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民主与法治，需要宪政与自由。 Why Do We...

“On Your Own Land, You Are Only ‘Temporarily Allowed to Exist’” — The Brutal Truth of Institutionalized Enslavement in China, As Revealed by the “Temporary...

The Light of Democracy Cannot Be Obscured 张致君 摘要：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宣传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并在对外宣讲中不遗余力贬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试图塑造一种“民主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的话语框架。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开创了“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声称“美国是金主统治”“是虚伪的民主”，并以此为依据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宣传背后的逻辑极为脆弱，不堪一击。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宣传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并在对外宣讲中不遗余力贬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试图塑造一种“民主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的话语框架。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开创了“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声称“美国是金主统治”“是虚伪的民主”，并以此为依据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宣传背后的逻辑极为脆弱，不堪一击。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非民主，而是中共的统治工具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宣传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中共权力合法性的橡皮图章。中国宪法第1条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说，所有政治制度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根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并不由公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通过“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大代表投票产生。全国人大代表是由省级人大选举产生，而省级人大代表本身就已经是间接产生。这一制度设计已经人为切断了人民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结。更严重的是，所有候选人都必须经过中共组织部门的“考察”与“同意”后方可提名，无党派人士、在野政治力量、异议群体无法参与竞争性选举。代表并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政治多元的可能性，他们事实上只能代表中共的意志。人大代表没有实权，只能在党指令下被动投票。全国人大从未否决过中共中央提出的任何重大议案，其角色等同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形式上是“代表人民”，实质上是为极权统治背书的傀儡机构。选举更是徒有其表。即便在所谓“直选”的县级人大代表中，也普遍存在审查、筛选、操控候选人和结果的情况。人大制度从未改变过权力的核心来源“不是人民，而是党”。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大的权力包括制定法律、监督宪法实施、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等。但实践中，全国人大一年只开一次会议，会期不过两周。所有议案几乎在开会前就已由中共中央确定草案，会议不过是“形式性审议”。媒体披露，会议期间人大代表“审议”时并无修改、反对权利，多数“举手通过”，从未出现重大议案被否决或实质性修改的情况。也就是说，人大制度运行的本质是“党委领导、人大举手、政府执行、法院维稳”。所谓的“人民代表”，只不过是为政党意志背书的符号化工具。反观美国，政府“三权分立”，总统、国会、法院之间相互独立、制衡，防止权力滥用。国会由选民投票产生，法院独立审查政府行为，总统也可以被弹劾。这些制度设计，不完美，但能有效防止独裁、暴政，是民主制度的核心。二、美国民主虽有问题，但拥有自我纠错机制中共批判美国民主制度的问题，如政党对立、金钱政治、效率低下等，其实是对民主复杂性的断章取义。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的制度。确实，美国存在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两党之争严重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选民参与、司法审查、媒体监督不断纠正的。美国人民可以推翻政党，可以弹劾总统，可以通过新闻揭露腐败丑闻。这些制度的开放性正是民主的生命力所在。选票竞争产生权力结构，政党必须回应民意 美国的国会议员与总统均通过公开竞争、直接或间接普选产生。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政府因疫情应对不力与种族问题处理不当遭到选民否决，拜登上台。2022年期中选举，拜登政府部分议题失利，共和党重新控制众议院。这种“民意投票-权力更替”的制度，使任何党派都必须回应选民，才能生存。而在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无法通过选票更替，也无法因施政失败被“罢免”，对选民既不负责，也无需回应。这种监督机制根本不存在。政府没有责任媒体，司法不独立，人民不能投票罢免领导人，政治局常委终身不可问责，反腐不过是“党内清洗”而非真正的权力制衡。在中国，批评政府会坐牢，呼吁选票会被消失。一个不容批评的政权，怎么可能是“最广泛的民主”？最广泛的民主应该听取民众的声音，对重大公共事件做出回应与反应，而人大制度无法回应群众抗议、吸纳民意。2022年白纸运动爆发期间，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城市民众走上街头，手举白纸抗议封控政策，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一言堂”等口号。这一运动因象征性强、参与者广泛而引起世界关注。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站出来对运动作出实质回应或召开听证会，甚至没有对“乌鲁木齐火灾”进行真相调查提案。人大制度完全在抗议者之外运行，无法吸纳他们的诉求、无法传递他们的声音、无法为他们提供合法表达的平台。这说明，所谓“人民代表”与现实人民之间，并无真正代表关系；而人大制度也缺乏制度化的响应机制，面对社会矛盾，唯一方式是回避，更无法在社会与制度的问题上纠错。香港反送中运动更加验证人大制度的漠视，2019年香港爆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抗议行动，数百万市民持续上街，先后提出“撤回条例、释放被捕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暴责任、双普选”等五大诉求。中共坚称“香港拥有独立立法权”，但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介入，以“释法”、“决定”的方式终止了香港民主化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中，全国人大没有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听取港人意见，也未批准任何特派调查团赴港了解情况，反而不断为警察暴力辩护，为特首林郑月娥站台。其立场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政党的护法。而最终香港反送中在中共的镇压下，使得香港人民失去了他们的政治自由。三、“无党派人大代表”是假象，实质仍是党控一切中共宣称“人大代表不分党派、阶层，代表人民广泛利益”。但这是典型的文字游戏。人大代表虽不按党派组团，但其提名、当选和表态行为无一不受中共组织部门掌控。哪一个代表敢在大会上公开质疑中共总书记？哪一个代表提出过对军队、法院、警察进行民主监督的议案？从未有过。中国人大代表高度同质化，男性、中共党员、公务员比例极高。社会边缘群体如访民、维权律师、LGBTQ、民族异见者等几无代表。其所谓“人民代表性”只是形式，缺乏实质。与此不同，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代表不同利益、不同党派。选民可以通过选票选择他们信任的候选人，政客失信即被淘汰。议员在辩论、质询、媒体曝光中的行为可受监督。虽然金钱在选举中起作用，但最终权力仍需通过公开竞选、议会投票、司法仲裁等方式制衡和透明化。而议员多元组成，反映社会多样性 美国国会议员中，既有进步派、保守派，也有女性、移民、LGBTQ、原住民代表，形成多元意见表达。在国会听证会上，各种利益相关者可公开发言，政策制定过程透明。四、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过是牺牲人权换取效率中共常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自夸制度优势。但我们必须警惕，这种“高效率”背后往往伴随的是对少数群体、异见人士和边缘群体的压制。计划生育、“清零政策”、强拆工程、户籍限制，这些大事往往都是在没有充分民意表达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强推的结果。这是“独裁高效”，不是民主效率。而美国虽然在某些政策执行上缓慢，但那是因为需要倾听不同阶层的声音。一项医疗法案要经历听证、辩论、表决、总统签署、法院审查，这不是低效，而是对人民负责的体现。真正的民主不是效率优先，而是权利优先。五、中共制度的本质是“党权至上”，不是“人民至上”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恰恰暴露了中共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大悖论——人民不是主权者，党才是。所有制度不过是党控制国家的工具。从政法系统到教育宣传，从人大立法到法院判决，从媒体报道到外交政策，无不体现出党领导一切、人民服从一切的现实。美国宪法则确立了“人民是主权者”，政府仅是人民赋予的工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经过周期性选举验证，法官不得为党服务，总统不得违宪施政。虽然民主制度也有失误，但它拥有最大限度纠错与改进的空间。六、经济成就不能为独裁洗白中国经济增长并不能证明其制度优越。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经济繁荣，纳粹德国在短期内也创造了所谓“奇迹”。但没有哪一个民主国家会以此来为独裁背书。经济增长不能替代基本权利、尊严与自由。中国的“繁荣”建立在言论压制、环境牺牲、劳工剥削、政府债务膨胀和制度不透明之上。而美国的经济即使经历危机，也依靠制度自我修复、选民更换政府实现政策调整。中国所谓的“稳定”，只是权贵的稳定，而不是公民的保障。七、中国的“制度自信”建立在虚假的舆论和封锁之上所谓“中国制度优越论”，无法在一个自由辩论的平台上与美国民主制度公平竞争。中共封锁谷歌、推特、Facebook，禁止NGO进入，打压独立记者、监禁维权律师，同时鼓励五毛水军对西方抹黑。如果一个制度自信，需要靠防火墙、宣传片、删除帖子、消除异见才能维持，它注定虚弱。反观美国，政府可以被民众嘲笑，总统可以被记者追问，法官可以独立裁决。这种制度并不完美，但开放、透明、可批评，是其永葆活力的根基。中共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资料存档《人大理论与实践》会刊研讨《真民主？假民主？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VS美国议会制度》鼓吹人大制度是“最优越的民主”，不过是用旧式极权的语言为自己贴金，用“人民”的幌子掩盖“党权至上”的实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能代表人民的制度”，甚至“比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民主制度更优越”的这种论调看似振奋人心，实则混淆视听，掩盖了中共专政体制下民主的虚伪外壳，更为民众与世界舆论对中国制度下的政治迫害、压制抗议与否定公民权利制造合理性。而美国的民主，尽管遭遇挑战与困难，但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最能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制度。自由不是混乱，批评不是颠覆，监督不是对抗。这是民主国家的常态。而中国却将一切批评视为“敌对势力”，将一切监督视为“破坏稳定”。这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不信任，是一个制度对自由的恐惧。在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在全球对自由、法治的追求日益增长的今天，中共再怎么包装人大制度的“优越性”，也无法掩盖其独裁本质。而美国民主的价值，在多次危机后仍然屹立不倒，正说明其制度设计的伟大与人民力量的坚韧。中国终将迎来真正的民主，而这条路，必须从对虚假宣传的反驳开始。 The Light of Democracy Cannot Be ObscuredA Rebuttal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s...

Why Marxism Fails, Part I: A Flawed Guiding Theory 作者：华言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由三部分组成：马克思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工具，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目的，这是我们所要论证的。 一、唯物主义是丑陋的哲学 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

The Road to Reconstruction: Farewell to the Illusion of the CCP, Toward a Free China 文/陆乾坤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年7月，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战略报告：《中共之后的中国——为后极权时代做准备》。主笔余茂春教授与其团队，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当前中共政权的危机表现，而是超前一步，思考中国如何从极权体制中走出，并完成民主重建。它并非危言耸听的政治预言，而是一份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危机的 “民主转型剧本” 。它提出一个核心判断：中共政权的垮台不是“是否”，而是“何时”。更关键的是，崩塌不会以可控的、渐进的方式展开，而可能如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那样，突然发生、一夜之间。一、中共不是国家本身报告首先明确区分了“中共政权”与“中国国家”的本质区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将“党”与“国家”捆绑为一体，使无数国人误以为批评中共就是“反国家”，反独裁就是“乱中国”。但现实是：中共的统治早已成为中国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泡沫破裂、青年失业率高企、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同时，言论禁锢、司法操控、宗教打压、人心离散，空有体量却丧失动力的机器 ，仅靠维稳与洗脑维持表面秩序。这正是报告所揭示的“虚假强大”：一个表面团结的政权，在内在已然分裂瓦解；一个庞大的社会，却长期由“未成年政治人格”（缺乏制衡、情绪化决策）操控的中央权力所主导，形成所谓“大社会、小朋友政府”的病态结构。二、崩塌之后的第一个清晨报告中提出，美国并不准备以“胜利者姿态”干预中国，而是制定了三阶段的“低可见度参与”方案。首先，是派遣情报人员与特种部队在政权真空出现的第一时间进入关键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确保战略通信畅通、核设施安全、边境口岸有序。但这些小规模军事与外交行动，不是为了接管中国，而是为了在混乱初期防止恐慌蔓延，保护民众安全，并寻找地方可信力量建立过渡政权。报告特别强调“分区接触策略”：即在中国各地自然形成地方自治政权后，不急于重建中央政府，而是容许地方多样化治理，逐步建立从下而上的联邦机制。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换朝代”，而是一场复杂的国家重构工程。这也是报告强调的：美国在其中的角色，更像“助产士”而非“接管者”。三、五项民主重建核心工程为了避免出现“后中共混乱”，报告为中国民主化制定了五项战略工程：1. 言论与媒体自由的建立终结新华社、央视与各级宣传部门对信息的控制，设立临时独立媒体平台“Voice of...

Is China Truly Safe Under CCP Rule? A Deep Dive into “Safety” Through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作者：Feng Yuan 编辑：李聪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