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7 月, 2025

Cruel Enforcer of the CCP: Sun Lijun 编辑：胡丽莉 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孙力军，男，1971年1月出生于山东青岛，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是中共政法系统内的重要人物之一，长期负责国家安全、情报、维稳、反邪教及涉港涉外事务。 他于2006年调入公安部，成为时任公安部长孟建柱的秘书，迅速跻身政法系统核心圈层，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一局（国保局）局长、公安部情报局局长等要职。 2015年，孙力军任职期间，公安部一局牵头实施了骇人听闻的“709大抓捕”，孙力军在此事件上负有关键责任。此次行动对全国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宗教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打压，逮捕、羁押和审讯维权律师及其助理、家属。据多份人权报告和受害者反映，被捕人员在秘密地点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达数月之久，监视居住期间遭受各种形式虐待。公安系统甚至安排多名被捕律师在央视“认罪”以制造震慑。 其任职期间，公安部建立并强化全国“维稳信息化平台”，推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情报主导警务”，扩大对访民、异见人士、法轮功学员、地下基督教团体等群体的监控和打压。2016年以后，孙力军兼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主导香港“占中”后的情报清查工作，采用各种手段限制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行动。 2018年起，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负责国家安全、情报、港澳台事务及涉外安全。他指示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办案需要”常态化为“维稳工具”，广泛用于非公开拘押、秘密审讯。孙力军被指参与或批准多起案件中对嫌疑人施加非人道手段，例如对异议作家、维权律师使用“轮班审讯”、“长时间坐铁椅”、“饮食控制”、“强迫药物注射”等方式获取口供。 2020年初疫情爆发期间，孙力军曾赴武汉“维稳”，医务人员和志愿者被公安约谈、拘留，部分“造谣”者遭网络追捕。公安系统封锁了多起有关医院超负荷、尸体堆积、方舱管理失控的视频和信息，调动网络警察删除大量社交媒体内容。 除内地行动外，孙力军长期参与跨境监控与渗透。其主导建立的海外“涉华敏感人员数据库”覆盖近百个国家的异议者、维权组织、法轮功团体、台湾独立人士、藏人、维吾尔流亡社群等，针对性骚扰、威胁家属、冻结汇款、诱捕回国的案件，这些案件是公安部一局与国安系统联动团队操作，孙力军是核心决策者。 孙力军因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于2022年9月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假释。他的落马被广泛认为与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有关。 孙立军的所作所为受到美国、欧盟等多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谴责。此外，他所在的公安部部分高层官员因涉港及打压异议行为，被美国和欧盟列入制裁名单。 Cruel Enforcer of the CCP: Sun Lijun Edited by Hu Lili & Li Congling...

Overseas Protesters Rally Outsid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709 Crackdown” 2025年7月9日 旧金山 ...

Profiles of Victims in the “709 Crackdown”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709案”又称“709大抓捕”、“709律师案”，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对大批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异议人士及其家属进行突袭、传唤、拘留、刑拘、监视居住、强迫失踪、起诉和判刑的一次大规模镇压行动。 这场行动被认为是中共对中国民间法律维权力量的全面清洗，标志着独立法律维权时代的终结，中国的法律不再具有自主性，而正式变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王全璋，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他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超过三年，是所有被捕律师中失联时间最长者。2019年，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仍遭软禁，不得与媒体接触。王全璋坚守“不认罪”底线，在极端压力下拒绝妥协，以不屈服的姿态捍卫法律尊严，成为中国法治信念的坚守者。 李和平，锋锐律所核心成员之一，案件初期即遭拘捕。在长达数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他遭受电击、吊挂、剥夺睡眠、强制灌食等酷刑。2017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缓刑并强迫“电视认罪”，整个人精神近乎崩溃。其妻许艳通过公开信和国际媒体揭露酷刑细节，成为外界了解709案残酷真相的重要窗口。 周世锋，作为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被认为是709案的首要打击对象。 锋锐律所因代理大量维权、宗教、土地案而成为当局重点清洗目标。周被控“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2016年被判刑七年，成为此案中判刑最重的律师之一。庭审中他被迫“认罪”，但其律师团和家属始终坚称供述系在酷刑和胁迫下取得。 吴淦（超级低俗屠夫），著名维权人士，活跃于社交媒体，以揭露暴力拆迁、法官腐败而知名。虽非律师，但在709案中被列为核心成员，2017年被以“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年，创下该案量刑最高纪录之一。在押期间长期遭单独关押、剥夺基本权利。其母高玉凤数年来奔波呼冤，至今未能获得正义回应。 江天勇，原为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律师，主张体制内法治改革，多次参与代理艾滋村民、宗教团体、维权访民案件。2016年底被秘密拘捕，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即便出狱后，他仍被软禁在河南农村，遭受精神压迫与行动限制。 （图片来源：大纪元） 谢阳，湖南人权律师，在709案中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达半年。他曾向律师提供长篇自述，详细列举了被电击、剥夺睡眠、强迫长时间站立等酷刑细节，引发《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但此后，在舆论与官方高压下，谢阳被迫“否认酷刑”，公开“澄清”先前说法。他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政治案件中酷刑与“真相反转”的常态化操作。 王宇，709案首位被抓捕的律师，也是整个行动的导火索之一。她曾代理法轮功、民族维权、言论案件，是体制眼中的“敏感人物”。2015年7月，她与丈夫包龙军同时被捕，其子遭非法限制出境，引发舆论哗然。 王宇后被迫“电视认罪”，律师执照被吊销，但她依然不屈，出狱后继续参与公共表达。 Profiles of Victims in the “709 Crackdown” Edited by Hu Lili...

作者：王成果（2025 年7月6日洛杉磯）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血染長街白紙寒，鐵蹄輾夢亦難安。雲開不懼風艱絕，萬火終將洗玉山。 When the Wind Rises, the Clouds Will Scatter — Dedicated to the souls of June Fourth and the White Paper...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4): The Democratic Party Moves Toward Grassroots Politics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我只手空拳，无法施展，想到了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八九六四，我因为“参与动乱”被抓（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随即被江干区房管局解除工会负责人职务，逐出机关，下放基层，病休在家，恰好毛庆祥开在清泰立交桥下的化工原料店歇业，在与陈维健、张震毅商量后邀我去开照相馆，他自己在温州做生意，经常两头跑。他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相距不到一百米。我听说他回家了就去找他，他回家也会第一时间来我家聊聊。组党的事我也每次都对他说起。那天我又讲了民主党的事，现在正缺人手，希望他能把温州的生意结了，回杭州来，毛庆祥很爽快地一口答应，就回温州去清理转让业务了。 1998年10月，浙江筹委会初创时期接待外地朋友，左起前排：王荣清、王东海、邓焕武、朱虞夫，后排：吴义龙、毛庆祥、王培剑、姚遵宪、傅升、祝正明 王荣清的家已经从建国北路搬到离我不远的采荷新村，也就是一里地左右，他在家附近经营一家洗头店，79年民主墙时期的几个老朋友时而去他那里叙叙旧。李锡安住在望江门，经营过自行车和锁具生意，均不如意，王荣清在自己的门店附近帮他盘下一间洗头店，我这里搞民主党正缺人，就去一个一个请他们出来共襄义举。 祝正明写了一本《民主政治》的书，经济本不宽裕的他希望圈内的朋友能帮助他回流一些款项，并以文会友，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带他见陈立群——她是二十年来杭州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她在杭州民运圈的人缘不错，在组党过程中我很希望她能与我们一起努力，便约了祝正明一起去她家动员她出山。祝正明带上十本《政治民主》，与我到卖鱼桥立群的家，我给他们二人互相作了介绍后，立群买下了这十本书。但是，对于我们邀请她参加民主党的事，她非常遗憾地说，她明天就要启程去多米尼加了。这一别就是许多年。 我想起民主墙时期有勇有谋的方醒华，在问到他的电话后，向他要了地址，就与祝正明一起去他萧山的厂里动员他出山。方经营着一个制作市政工程人行道地砖的工厂，原料就是隔壁萧山（火）电厂烧剩的废渣，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陌生人，自始至终抽着烟一言不发。方婉言拒绝了我们，说他的心是与我们一起的，但是他的工作很忙，不能参加。其时，我心里已经怀疑那个陌生人是他叫来的萧山政保，直到我被逮捕的那天才证实。那天杭州市政保押送我去老东岳看守所，一个戴墨镜的便衣在车上对我说，你这样做害了你的伢儿，你看方醒华就比你聪明，他为了儿子能去省检察院工作，答应我们，永远不搞民运了。 我因为在秋涛宾馆突然病倒，与王东海差不多时间放出来了，王有才和祝正明又关了些日子。出来后，趁着中共没有取缔中国民主党，大家都觉得不能自我放弃。同时在城隍山和湖滨一公园有许多关心时事的人也通过“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知道了杭州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事略，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渐渐有几个比较活跃的市民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引起上城区政保科张建华和郑刚的注意。 那几天，市民来金彪每天都在湖滨一公园用普通话发表政论，口才滔滔，经常在那一带的李锡安把他带进了我们筹委会的圈子里（同时带来的还有池建伟和李坝根等人）。有人说，湖滨来了一个北京的大学生，这消息传到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被张建华和郑刚盯上了，他们潜匿在公园出口处附近的灌木丛后面，当来金彪走出公园的时候，他俩猛扑上前，架住来金彪就往车里塞。正巧被人看到，来马上告诉池建伟，池了解到来金彪被关在南星派出所，急急忙忙找来我家。因为南星派出所在我工作的南星房管站隔壁，平时他们有文案都来找我帮忙，我立即赶过去探视。来金彪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他怕母亲着急，希望我能去报个信。我叫上复兴北苑社区的治保主任祝德胜一起过去了，看到他家境十分贫困，我向治保主任借了二百元钱，交给他母亲，安抚她，待她情绪稳定下来，再回派出所隔着铁栏杆聊天，七点正，我把随身携带的收音机调到“美国之音”频道，把国际新闻中来金彪被抓的新闻放给他听，门口值班的那个警察也感到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遇到张建华，问他来金彪的事，张大呼上当。他说，他们接到“耳目”（线人）说湖滨有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在演讲，他们悄悄去听了，估计这个人是“徐文立”，就把他抓起来，到湖滨派出所做笔录，这个人说自己名字是来金彪，问他哪里人，他说是南星桥的。 原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结果大失所望，张建华和郑刚的沮丧可想而知。 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络续各自担负起各方面的工作。吴义龙与他女友单称峰没有住处，毛庆祥找到戚惠民，让戚惠民把自己在景芳一区的一套房子无偿借给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居住，同时戚惠民这个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友也来为羽毛未丰的民主党做些实务，毛庆祥又发挥他在民主墙时期办理民刊的特长，编辑、发行了《在野党》。更重要的是，毛庆祥找来了当年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聂敏之，当民主党的各位干将被捕入狱后，面对群龙无首的局面，聂敏之当仁不让地站出来担当重任，继续带领大家艰苦卓绝地奋战（聂敏之最后被捕并判刑，在服刑期间去世，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第一个殉道者）。各地的民运朋友纷纷前来杭州，王荣清的家就成为接待大家的地方，由于他经商多年，经济比较宽裕，凡是来杭的各地民运朋友，他往往有所接济；李锡安经常在市民活跃的地方走动，把有意加入民主党的新人带来圈内，当时像李巴根、池建伟、萧利彬、高天佑、苏元贞、来金彪、王富华、吴远明等都是他带来的，这些新人又陆陆续续带来其他人，杭州的民主党活动蒸蒸日上。 The Origins of...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3): I Dared to Start Anew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7月2日下午，在“留置”48小时后，我被释放回家。因为这次“留置”没有抄家，《宣言》尚在。我3日到吴山上去发了一些，店里的小姑娘（当时我开着一家小照相馆）嘲笑我：“这么发几张广告纸被抓进去关了两天？你给我一些，我帮你去发。”，她果然去四季青服装市场发了几百张。 这次被抓，我更加意识到到不能单打独斗了，在王炳章的催促下，我去找了王荣清和李锡安，祝正明和吴义龙也来了。毛庆祥在温州随后也加入了。国内组党的事，在海外民运圈也掀起了波澜，好几个民运大咖都提出要做中国民主党的海外发言人，希望得到我们国内中国民主党的授权。经过大家协商，由祝正明与我签署了委托王希哲先生建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的信件，王希哲先生组建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并被选为首任主席。从此，在海外有了中国民主党。这是1998年7月初的事情。 7月9日傍晚，老朋友俞杭生来看我，聊了一会，他要走了，我准备骑摩托车送他去车站，正准备走，从前面、后面黑黝黝地围上来七八个人，我拍拍老俞，示意他离开，但是已经走不掉了，我对拉着他的那个人说“他与我的事不搭界的”，那个人竟真的放了他。 进屋后，那些人扬了扬手里的《传唤证》和《搜查证》就七手八脚、里里外外的进行搜查了，把我带到望江派出所，闻讯赶来的胡晓玲（毛庆祥夫人）给我买来一碗面，吃后警车就把我送到望江村办的“秋涛宾馆”。事后知道，这次抓捕是一次联合行动，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也都被抓起来了。随即，海外舆论一片哗然。 在宾馆楼下的一个边角房间里，三个特警看守着我，一连几天没有人来提审我，大约第四天，上城区政保科副科长郑刚开车将我带到古蕩桃源岭北麓的杭州市公安局预审处（公安七处），将我交给里面的人就走了，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 在一个放着乒乓球桌的大房间里，我坐了很长很长时间，这是他们的套路：保持高压态势，让你感到焦虑、烦躁，但是这对我没用。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与邪恶的较量中，我置生死于度外，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我全部都交给你们啦。终于进来了一女三男，那个女人在斜对面坐下后，三个男子围在旁边。只见她抽出一张《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三角眼装模作样地打量一会，开口问道：“你们说的封建主义的阴霾，是不是指的共产党？”，我回答，“我个人认为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想到这货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你这个无赖，你敢做不敢承认！”，面对这个悍妇，我当然不甘受辱，但是我也不能与这货对骂以辱斯文，我就微微笑着，慢条斯理地对她说：“就无赖说无赖，让大家评评，你那样子像无赖还是我这样子像无赖？”，该雌一时语塞，旁边一个马仔（事后知道叫陈伟星）见状，挺身护主：“朱虞夫，是不是没有给你吃生活（即“打一顿”）？”，我回怼他：“好啊，来吧，我今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场面一下子凝固了，这时，一个年龄最大的男人开腔了：“我们继续吧。”，那个女人回过神来，说：“王东海都已经承认了，这阴霾指的就是共产党。”，我说：“王东海的认为是他的认为，不能代表我的认为，每个人的认知不尽相同，如果你们非得强迫我按你们的要求回答，你们用不着问我了，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软硬不吃、油水不侵，他们也无法扩大“战果”。一时间，他们全部离开了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册厚厚的案卷。我坐久了，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走到那册案卷边，看到封面写着“王东海”字样，我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这么疏忽，忘记拿走这么重要的物件？突然，我心里明白了，他们此刻正在另一个房间看着监控，我是不是“心虚”，抵不住诱惑，去翻看王东海的证词。于是，我冷然一笑，走开了。 长着死蛇眼睛的聂海芬 事后知道，那个三角眼女人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女神探”聂海芬。大凡我们这一类的政治案件，一个爱惜羽毛的正常人是刻意回避的，而聂海芬之流的嗜痂逐臭之徒却是求之不得的，她们正需要找垫脚石，把这个案子办成她们的“投名状”。他们凭常识都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不平反的政治案件，她们的行为是丧失良知的。但是，中国自古至今都不缺周兴、来俊臣这样的货色。聂海芬与杭州市检察院的张哲峰、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傅樟绚沆瀣一气，做下了“文革”后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大案——镇压中国民主党案。最后，这个邪恶组合由于“张辉叔侄案”而永载史册。 我被关押的房间采光不好，空间狭窄，并不对外营业，是旅馆老板专门无偿提供给警方使用的，三个特警闷上八小时就下班换人了，我除了吃就是睡，体质迅速下降，第九天清晨起床小解，回床的时候眼前一黑，仰面倒下，三个特警吓得不轻，赶紧向上面报告。 午后，郑刚又来将我送去公安七处。她们还是从我身上拿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比如，她们问我，那天拿到的《宣言》有多少份？我回答，“那不是钞票，我去数它干什么？”，问那天拿给我《宣言》的人长什么样，我说光线暗暗的，看不清。问我那个人大约有多高，我说好像比我高。他们实在从我身上掏不出东西来，只能结束了讯问。 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那个年龄大的，他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刚才给上城分局打了电话，现在他们很忙，要么你在这里等一下，要么你自己坐车回去。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块钱坐公交，那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硬币给我，我问他厕所在哪里，他点了一个方向。等我出来后没看见他，就自己从大门走了出来。出门拐角处又意外的遇见他，我问他去城站的公交车站在哪里，又问他的名字怎么称呼。 他说，他叫司马刚，在这个工作岗位干了二十多年了，话匣子打开就停不下来了，他对这几次的审问有点不好意思，虎头蛇尾，来势汹汹，戛然而止，有点不适应。说，我们是听上面的，上面叫抓，我们抓；上面叫放，我们放。要我自己的话，看看你这个人我也不会抓你。我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还那么蛮不讲理呢，他说，那些人年纪太轻。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我们被抓，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联合国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特意来北京要求江泽民放人。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