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11 月, 2025

作者：Shanchu zhao 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更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根源性文本。现代宪政民主、人权理念和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在历史与思想的深层结构上，都深受圣经世界观的塑造。本文将从美国宪法的建构、人权理论的来源、政府权力的限制机制，以及现代国家若抛弃圣经基础所导致的政治危机等方面，系统论述圣经在现代政治体制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探讨其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启示。 一、圣经的核心政治观：上帝高于君王，人按神的形象被造 圣经以宗教语言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命题： 上帝是最高主权者，政府权力并非自生，而是受托而来。 《罗马书 13:1》：“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君王只是代理人，不拥有绝对权力。这一观念破除了古代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基础。 人按神的形象被造，人人享有固有尊严。 《创世记 1:27》：“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 人的权利因此不可被政府剥夺，而具有神圣性与普世性。 这两个原则为现代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根本的哲学前提：政府权力有限，人权不可侵犯，法律高于君王。 二、圣经对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影响 美国开国者虽建立的是世俗共和国，但其政治设计几乎全部源自圣经政治神学。以下为核心对照： 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原文作“马迪逊”）曾说： “人若无罪，政府则无必要；若天使治理人，政府亦无必要。但因为人有罪，所以政府必须受限制。” 三、圣经奠定现代人权理念的思想基础 1. 人权的来源：神学起点 现代人权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何有权利？政府为何不能剥夺？ 圣经的回答是： 人权来自作为“上帝形象”的本体地位，而非人的功能或社会地位。 人的尊严不依赖政府承认，而是天赋本有。 2. 人权的不可侵犯性 《出埃及记》禁止杀人、盗窃、奴役，确立了保障人身与财产权的律法。 《利未记》强调，无论贫富，法律一体适用。 3. 人权的普世性 《约翰福音 3:16》：“神爱世人。” 圣经宣告所有民族都在神面前平等，这一普世主义为《联合国人权宣言》奠定了道德基础。 四、圣经的政治制衡机制：防止极权的思想根基 美国独立战争正是以圣经为依据：认为英国政府违背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因此“革命不是叛乱，而是顺服至高上帝的公义”。 五、当政治抛弃圣经基础，将走向何种结局？ 案例一：法国大革命——去神化导致恐怖与专制 法国革命将人权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而非神的律法之上。结果，“人民意志”迅速蜕变为少数派意志，最终导致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与拿破仑独裁。 案例二：共产主义——以无神论为基础的政治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上帝与“人按神形象被造”的观念，将人视为生产工具，导致大规模人权灾难（古拉格、文化大革命、柬共屠杀等）。 结论： 否认上帝，就会否认人的尊严；否认人的尊严，政治便不可避免地滑向极权。 六、圣经政治理念对中国的启示 公义高于权力： 政治合法性不在于谁掌权，而在于是否合乎公义。 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必然推动人权保障与法治深化。 政府必须受限： 圣经为治理提供道德边界，也为改革提供思想力量。 民族更新之路： 并非简单模仿西方制度，而是回归普世价值的根基。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14:34） 结语 圣经不是一部陈旧的宗教文献，而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现代宪政、人权与民主，并非人类理性自发的创造，而是在圣经世界观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政治果实。 若现代国家要保有人权与自由，就必须承认一个高于政府的道德来源；...

作者：毛一炜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最近在油管看王志安的视频，他谈到重庆市公安局以“分裂国家罪”为由，对台湾立委沈伯洋启动所谓的“刑事立案侦查”。沈伯洋是一位关注台湾防卫和公民教育的学者型立法委员，他的言论和行为完全是合法合理的。然而，中共却用所谓的境内法律，对台湾民选代表进行追责，这不是司法行为，而是一种跨境政治威慑，意在制造恐惧，达到限制台湾的言论和行动的目的。 这种跨区域执法行为被媒体称为“远洋捕捞”，意思是越界进行异地打压。对沈伯洋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不异于把手伸进台湾内部，干预台湾政治，试图让敢说真话的人噤声。中共通过沈伯洋事件，对台湾社会发出的明确警告：民主和自由不被容忍，一旦形成趋势，沈伯洋事件将不再是孤立个案，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迫害发生。 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必须清楚，中共无权篡改历史，也无权决定台湾的未来。台湾人民拥有自己的政府、宪法、选举制度和言论自由，这些权利不可被任何外部政权剥夺。台湾用行动证明，一个讲华语的社会，也能够在自由与法治下蓬勃发展。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任何外来的政权都无权干预。 时至今日，中共从未放弃加大对台湾的打压，他们屡次试图通过跨境威胁、法律操控和舆论压力限制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这不仅挑战台湾内部秩序，也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自由与法治原则。自由不是可以妥协的选项，而是每一个守护民主的人必须坚守的底线。 面对威权挑衅，沉默是纵容，退让是失败。台湾的民主与自由不容侵犯，历史也不可被改写。台湾需要建立防护机制，守住言论空间，团结发声，捍卫每个人的权利。唯有坚定行动，才能让世界看见：台湾不会被恐吓，民主不容践踏，自由必须守护！让我们携手反共，反独裁，共同守护台湾的自由与尊严！ Stay Alert to the CCP’s Transnational Crackdown — Defend Taiwan’s Democracy Author: Mao Yiwei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作者：何愚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导语：时隔近一年，当我重看Freeman为俄乌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所做的悼念视频，仍被他不畏牺牲的遗言深深震撼。11月4日夜，我收到朱老转来的视频链接并嘱托（https://youtu.be/bq0lrW25l30?si=wTZzrvR0wijT6QDg）：“今天是彭陈亮在乌克兰牺牲一周年，请整理成文，刊登在第17期。” 我这才恍然记起——他已离去整整一年。承此重任，诚惶诚恐，深思再三，我决定尽量还原Freeman的口述，用文字为彭陈亮立一座可被反复阅读的纪念碑。他们是战友，也是至交；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现将Freeman的口述与回忆整理如下。 一、遗言与心愿 “我是国际志愿军战士。如果哪一天我有不测，请把我的照片和我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放在曾圣光（第一个 阵亡的台湾志愿兵）的旁边。不回大陆，愿永远以这面旗覆盖我的身躯。青天白日满地红，或乌克兰国旗也可以。我们为自由而战、为民主而战。如果哪天台湾发生战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支援台湾。跟共产党干到底。” 二、他与我们的故事 我与Farias相识于2024年4月。那天凌晨，我乘大巴抵达利沃夫，他车站等未见我抵达，因宵禁先回到住处。我下车后辗转他的住所，他就在门口过道迎我。那一晚我们拥抱、长谈至两三点。我知道他话多，他也对我无话不谈。 此后我们几乎每天联系。训练分配上，我进入乌军一支机械化单位，他去了以轻步兵为主的国际军团。9月29日，我们最后一次共同休假，归队后依然常互通电话，有时一聊一两个小时，彼此的朋友、喜欢的姑娘、军中的烦恼，无所不谈；我们一起做频道节目（四期），一起被网暴、被禁言；一起给支持者写明信片，看八九、李老师、曹兴诚的节目时一起大笑或吐槽，连遗嘱都互相托付。 三、觉醒的路：从“小粉红”到“自由人” Farias大陆教育式洗脑，早年也曾是“小粉红”，甚至批评过蔡英文总统“两岸互不隶属”的表述。进入社会体会到民间疾苦与不自由后，他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并为早年的言行致歉努力以行动践行信念。 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后，他抨击官方对死亡数字的掩盖； 多个中华民国双十节，他在向友人间展示青天白日满地红； 去福建“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标语下拍照并发声：“去你的一国两制”； 白纸运动中，他在朋友圈举白纸； 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他怒斥普京为战犯。 因此，他多次被社媒禁言、被公安请“喝茶”，甚至被关押至派出所。但他并未停止战斗，还常告诫我：即使我们两人中有人阵亡，另一个也要 Keep Fighting，直到极权不再威胁我们。 他在身份认同上拒绝陷于民族主义：平日不愿自称“中国人”，自称“精神美国人”或“西台湾人”，强调自己是一个为自由民主而战、良知仍在的人”。正式场合需填写籍贯，他也如实写“中国”。他痛恶“民族复兴”式口号，笑言“都已身在海外，却执念要“堂堂正正做中国人”，就像逃离地球还惦记堂堂正正做地球人一样可笑！。 俄中阵营有谣言——他是雇佣兵。实际上他参军后自购装备的开销往往大于薪资；若是“真雇佣”，我们还巴不得拿到该有的“雇佣兵薪水”。事实上，我们所得勉强够买一个瞄准镜或热像仪。 四、险途与背运：被骗、被关、仍不回头 去乌克兰参军，他历经签证与手续的层层阻碍，甚至被骗子反复敲诈。曾被一个化名“李勇”（真名或为“曹子靖”）之人骗取至少三千美元。（该人不断编造理由索要钱财从未提供实质性帮助），即便被以“寻衅滋事罪”关押七个月，他仍一步步走向战场与前线。 五、精神上的美国人，心归利沃夫 2015年，他在美国海外领地塞班岛接受美式军事训练，自此深爱美国与美军，常穿带星条旗的服饰。若有人问起，他会说：“我是精神上的美国人，我为美国国旗所代表的价值而战。”许多美国队友与教官也因此欣赏他。 在乌克兰，为践行信仰，他常佩戴美旗，但介于俄间谍，猎杀及某些俄语区民众的，亲俄反美情绪。安全起见，我劝他保持低调，他坚持说道：“我们是Freedom Fighter，不能因敌人的压力而隐藏自己，否则与在中国的处境有何区别！？” 谈起“Homesick”，他想念的是利沃夫。既因城市古典的气息，更因所爱之人——他的女友是利沃夫人，那里的家人也喜欢他。我们一起走过利沃夫的大街小巷，还拍过一期视频；在市中心唯一的军人公墓，他对我说：“若不幸阵亡，愿葬于此。” 六、自愿出击与未竟的转队 他最后一次执行的是自愿任务。按道理他已处于面试通过，待转入步兵小队的过渡期，完全可以不出任务。但他说：“俄军正疯狂进攻，若他不去就会是别人去”。而在那样的时刻，即便待在安全地方，一觉醒来也可能被包围，危险也不小。俄军极限施压导致出现的失误、沟通不畅与士气低落，也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但归根到底，还是他的责任心使然。 他本可留在无人机单位当飞手（因其持有工程学本科、做过健身教练与无人机教官），但他心心念念要做一名合格的步兵，与敬佩的三位台湾志愿军并肩作战。他顺利通过面试，却未等到手续完成。 我们也曾劝他转入“战争科技升级”的支援项目——以他的特长，或许能对整体作战效能提升作出更大贡献。他坚持要先积累更多一线经验，再去做那件事。他认为这样更有说服力。我理解他，只是如今，有乌克兰朋友反复追问：我们当时是否应该 Try Harder，再多拉他一步？ 七、噩耗与承诺 2024年11月初，顿巴斯前线。11月4日下午2:30，我从他同壕的队友口中得知他阵亡，随后又多方确认，至今仍恍如在昨日。他生前交代我：一旦牺牲，请我妥善处理他身后信息，确保以正确的方式被传播，不受俄中的歪曲与污蔑。 他曾托付我说：若他阵亡，用青天白日满地红覆盖他的身体（他也认同在身上覆盖乌克兰国旗），不要把他送回大陆；他愿意葬在乌克兰——这片他深爱的、为之献身的自由之地。为买两面台湾国旗，他曾托两位台湾朋友协助、也因此欠我几十美元——我很高兴他“欠着我”，从未想过要他还。 那几天，我的手机上全是泪水。英国女兵Tanya问我：“Why Farias? He is such a nice guy.”我一时无言。我们曾说好：不管发生什么，都要Keep Fighting Till the End. 现在，他不在了——我仍会遵他的遗愿，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八、记述与辨伪 俄方曾故意把他“说成台湾人”，意在泼脏水与误导。事实上，他出生于中国云南、持中国护照，是我们已知的唯一一名中国籍在乌服役的自愿军。二次面试时，指挥官与军官对他连问三十分钟。因为他们从未见过中国籍志愿者。他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雇佣兵”。他是自由人。 他在三十岁刚过不久就离开。他是我的战友、朋友、挚爱、自由的人。他以英雄的方式活着，也以英雄的方式离去。若“英雄”意味着“为他人作出极其勇敢的行动”，那么他当之无愧。我们成立“民主卫队”的初心，是保卫我们所热爱的自由民主——特别是前沿阵地的乌克兰与台湾。如今没有了你，我常感力有不逮。但我会遵你所愿：Keep...

作者：张宇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毁掉一个民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篡改他们的语言。”——乔治·奥威尔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呼吸。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不是它的楼房有多高，不是它的高铁建得有多长，也不是工厂的机器转得有多快，唯一的标准是它的人民能否自由地说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许多词语正在被悄悄“消失”。“离婚”成了不祥的话题，“自杀”成了禁忌的词汇，“维权”“抗议”“真相”这些原本属于公民日常表达的词语，却被网络算法和系统判了“无声”的死刑。 文字狱是封建帝王专制的利器，是古代中国专制统治者对文人的一种政治迫害。它的历史几乎与帝制本身一样长，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尤为严酷。一个读书人写了“天地会”三个字，被判谋反；一首诗中用了“明月”二字，被解释为怀念前朝，当立斩；一句“白云苍狗”，也可能被扣上“影射圣上”的罪名，轻则流放，重则斩首。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但今天，当我们打开电脑或手机，看到“此内容无法显示”，内容“涉嫌敏感”时，看到一个个词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难道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字狱吗？现代中国因言获罪的例子还少吗？ 不同的是，古代的人知道自己被禁言；而今天，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更加恐怖之处：当沉默变成了习惯，不公就会显得理所当然。 当一个国家连字句都要审查，它不只是怕言语——它害怕的是人民思考。如果人民学会说出真相，谎言就再也无法稳固！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11月1日在洛杉矶星光大道举行的集会活动） 2019年，中共在举行大型阅兵式庆祝建国70周年之际，抓了很多所谓的“辱国人士”。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网上说了几句官方不喜欢的话就被抓走。其中一个案例让我觉得最为荒谬，一位四川网民说：“阅兵有什么好看的”，一位山东网民说：“祖国没有养你，是你妈养的你。”结果二人双双被拘留。 45岁的黄根宝是徐州市一家国企的高级工程师，2019年6月1日，他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罪名是在Twitter等平台上侮辱国家领导人、损害国家形象。服刑期间，他与20多人一起住一个牢房，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包括上厕所。他和妻子都失去了工作，现在他靠送外卖养家糊口。 2020年4月，北京三名90后疑因备份新冠疫情期间被删除的文章失踪，陈玫和蔡伟随后以“寻衅滋事罪”被正式逮捕。 也许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那些因发表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言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人。位居榜首的一定是李文亮医生，2020年1月1日，他和其他七人因试图向亲朋好友发出新冠病毒的警告而受到训诫。2020年2月6日，李文亮死于新冠病毒，人们现在把他当作新冠疫情爆发的吹哨人来纪念。但因新冠病毒言论受到行政处罚的还有其他587人。 还有一些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知名人物，比如地产大亨任志强，他曾暗示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最后他被重判18年；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他接连发表批评当局文章被革职；出版界“侠女”耿潇男，她声援多位良心犯被起诉“非法经营罪”；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她抨击共产党是“政治僵尸”被开除党籍；记者张展，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 …… （图片为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意为：中国那些起来吹哨的人，他们要背负非常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监狱、可能是失踪。） 当前中共政权将“惟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谁反对共产党、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谁就是反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司法的量刑手段，对维护人权、倡导民主、争取自由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予最为严厉的镇压、抓捕以及迫害。 直到已将社会主义法治确定为宪法原则的今天，这种镇压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文字狱在国民的唾弃中愈演愈烈，并把它改头换面，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中共将其纳入司法执法的范围，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一罪名绝对是与宪法原则及其精神背道而驰，它与上述强加在国民身上的所谓“反革命罪”同工异曲，其功能便是以法律的名义镇压和迫害敢于对中共独裁提出批评的民主人士。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现代法治精神和宪法原则的一个悖论。其唯一的表现就是“霸王硬上弓”的强权镇压和凶残的政治迫害。它无非是一条镇压言论自由和迫害思想自由的独裁暴政的锁链，这条蔑视宪法，打压自由民主的锁链终究会在中国人民争取和建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政治洪流中被彻底打碎。 中共压制语言的力量，绝不会一直成功，每当真相被遮蔽，人们就会用新的方式去表达它。 语言被删，人们就创造新的词汇； 话题被封，人们就换一种语气去问。 这是人类思考的本能，也是意识的反抗。 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再高的墙，也挡不住思想的流动。中共试图控制语言时，它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恐惧——害怕被质疑，害怕被揭穿，害怕被记住。 历史告诉我们：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只要对国民实施专制独裁的极端统治，这个国家政权都会在国民的声讨中轰然垮塌。 China’s New Era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Author: Zhang Yu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在极权制度中反复上演的悖论现象：一件“小事”总被放任，直至演变为席卷区域性甚至全国的“大事件”，而当危机彻底失控，政权又总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以雷霆之势平息一切。这看似矛盾的循环，并非偶然，而是极权治理逻辑的必然产物。它既暴露了权力的傲慢，也折射出权力的脆弱；既是日常治理的失效，更是危机应对的表演。 一、小事被掩盖——信息垄断与纠错失灵 极权制度的核心，是对信息、资源和权力的绝对垄断。在这种结构中，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视为对整体叙事的威胁，因此从一开始就被系统性掩盖。 信息流动被层层截留。基层官员深知，上报负面消息意味着政治风险。于是，瞒报、淡化、归类为“个案”成为常态。一件普通的民生诉求，在乡镇被视为“无理取闹”，在县里被归为“局部问题”，到省市层面则消失在“总体稳定”的报告中。中央决策者看到的，永远是经过“优化”的现实。 权力结构拒绝纠错。极权制度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基层不敢、也不能在问题萌芽时主动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上级指示不得擅动”——这种垂直依赖，让“小事”失去了被及时处理的可能。结果是小病不医，终成大患。 二、大祸爆发——压力积累与减压阀缺失 当小事被长期积压，社会矛盾就像地下岩浆，持续升温。极权制度看似坚不可摧，实则缺乏弹性。它没有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多元的监督作为“减压阀”，压力只能以更剧烈的方式爆发。一方面，社会信任持续瓦解。民众反复经历“投诉无门、维权无果、真相被掩盖”的过程，逐渐形成集体记忆：小事无人理，大事必引爆。一旦某个偶然事件触碰神经——无论是一起交通事故、一次执法冲突，还是一段网络视频——积怨便瞬间被点燃，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技术加速了事态失控。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远超管控能力。一段视频、一个帖子，可在数小时内冲破所有封锁。技术与民意的双重合力，往往让“小事”在转瞬之间升级为“大祸”。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非常态应对与治理表演 危机全面爆发后，极权制度祭出“杀手锏”——集中力量办大事。军队、警察、宣传、财政等资源被迅速整合，以摧枯拉朽之势平息风波。这种模式确实能在短时间内“摆平”局面：封路、抓捕、删帖……动作迅猛，规模宏大，外界往往为之震惊。但这并非治理能力的体现，而是危机应对的“非常态”。它依赖不受约束的权力，可跨部门、跨地区、无视程序调集资源；不受监督的决策，不计成本、不问效率；不受问责的后果，前期失误无人负责，深层问题并未解决。 四、恶性循环的根源——反馈机制的结构性缺失 为什么极权制度总陷入“小事→大祸→集中力量”的循环？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正常的治理反馈机制。在民主社会，小事通过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推动政策调整；官员受监督，必须承担责任。在极权制度，小事被瞒报、积压，直至突发危机才启动应急；官员只对上负责，无需面对民众。于是，放任→失控→强力压制成为唯一路径。 极权制度看似强大，却在“小事”面前暴露了致命的脆弱。它掩盖小事，是为了维护面子；它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为了挽回局面。但每一次循环，都在透支公信力、积累新隐患。真正的治理，不是在危机中“力挽狂澜”，而是在日常里“防微杜渐”；真正的强大，不是能“办成大事”，而是能让“小事”不再酿成大祸。一个不敢正视小问题的政权，终将被大问题拖垮；一个只会“集中力量”的制度，终会发现，再大的力量，也填不满信任的裂缝。 Why “Small Incidents” Become “Great Disasters” Under Totalitarian Rule Abstract: In totalitarian systems,...

作者： 周小星编辑：胡景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当今世界，很多人对“中国”的误解如此之深，他们把对中共的批评误解为是对中国的批评，并把这种批评延伸到整个中华民族，把中共极权的傲慢等同于中国人的面孔。其实，这种混淆视听正是中共最擅长的政治伎俩。要让世界重新理解中国，第一步便是分清：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 这几年我经常听到一句话：“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每次听见，我都心里一紧。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中共的暴行，是极权的傲慢，是战狼式的咆哮，可那一刻，中国人却成了替罪羊。于是我常常想：到底要多少年，我们才能让世界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 中共喜欢把自己和中国绑在一起。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攻击共产党就是辱华”，它通过语言混淆偷换了概念，把一个政权的存亡，变成一个民族的生死。可是真实的中国远比共产党悠久。早在马克思出生前两千年，中国就已经有了《诗经》，有了孔孟，有了丝绸之路。那是文明的中国，不是党国。中共只是一段历史的意外，一个民族的噩梦，它不是中国的全部，更不能代表中国。 许多外国人混淆中共与中国，这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它把14亿中国人推到自己的前面，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十四亿人”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护身符。它声称代表中国人民，却从不允许中国人民代表自己。那些敢于发声的人，要么被消失、要么被审判、要么被迫流亡。它用“中国”的名义压制“中国人”；用“国家”的名义对抗“个人”；用“人民”这个政治术语来代替“公民”；用“爱国”的名义要求人们沉默。这种故意混淆和政治绑架，是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精致暴力。 中国不属于共产党，中国人也不是共产党的奴隶。看看那些被囚禁的律师、被驱逐的记者、被拆毁的教堂，还有那被禁声的网络，你就知道，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承受怎样的艰辛和苦难。他们才是这个民族的良心，代表着被压制的中国。反对中共不是仇视中国人，恰恰相反，那才是对中国人的尊重。只有反对中共，这个民族才有未来，才有希望。 “CCP ≠ China ≠ Chinese”。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是一场思想的复原。它让我们从语言里夺回真相，也让世界学会分辨一个政权与一个民族的区别。苏联共产党不是苏联，不能代表俄罗斯；纳粹也不是德国，不能代表德意志。同样，中共不是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不在天安门城楼上，更不在于那面巨大的党旗，它在人民的心里，在那些仍相信自由与公义的人心里。 我始终相信，五千年的文明社会不会被一个政党改写。终有一天中共会像苏共一样被历史抛弃，但中国会留下来，中国人也会留下来。到那时，世界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这句话不仅是事实的澄清，更是尊严的重建。 The CCP Is Not China, and I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Chinese People Author: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