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作者：谢晶芳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我以一名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回顾自己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真实经历。我用一次次集会、呼吁与日常行动，见证了自由信念的力量，并呼吁更多人以勇气和行动点燃希望之光。 我叫谢晶芳，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过去的几年，我始终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与人权事业，并参与其中。对我来说，自由、平等与尊严并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的中国，这些权利被剥夺、被压制，成为特权者的装饰，而不是公民的保障。正因为如此，我决定不再沉默，用行动去表达信念。 在洛杉矶，我多次参加由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抗议与声援活动。每一次站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复杂的心情——愤怒、悲伤，也有坚定。烈日之下或寒风之中，我和同伴们举着标语，高喊口号，呼吁释放被关押的良心犯，关注那些被噤声的公民。每一次举牌，都是在告诉世界：真相还在，良知未死。 除了走上街头，我也尽自己所能，把民主的理念带进生活。社区的聚会、朋友的对话，都是我传播真相的机会。我告诉他们，中国的“稳定繁荣”是建立在恐惧与压迫之上的幻象；我讲述那些被捕、被失踪、被迫害的普通人，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不是新闻的数字，而是有血有泪的生命。 行动并不仅限于抗议。我通过《在野党》杂志为良心犯家属捐款，在大纪元等多个媒体发表宣传民主自由的文章，在生活中积极向身边的人传播民主思想，与志同道合的同胞交流分享我走在民运这条路上的所感所思，向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我知道自己力量微薄，但正如一位前辈所说：“哪怕只是举起一盏微光，也足以照亮黑夜的一角。”每一次参与，都让我更坚信：改变不是来自宏大的口号，而是无数细小行动的汇聚。 这些年来，我们的呼声让更多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现状，也让一些被长期关押的异议人士获得外界援助。虽然步履艰难、成果有限，但每一点努力，都是打破沉默的开始。 我常这样提醒自己。追求自由虽有风险，却最有意义。对抗不公是良知，坚持真相为人性。每一次站立、每一次呐喊，都是通往自由的步伐。 只要不放弃、不沉默，微小的声音也能汇成洪流。自由不会自己降临，它需要勇气与牺牲。 我愿继续前行，为仍在黑暗中的人发声，为真正属于人民的自由中国努力。 Action and Conviction: My Road to Democracy Author: Xie Jingfang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iu Fa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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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长兵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实时报道】2025年10月7日 · 美国洛杉矶 “CCP VIRUS 美东行”巡游队伍今日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星光大道中国剧院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举行盛大的抗议活动。 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驾车拉着“CCP VIRUS”雕塑领航巡游。中国民主党党员与自由志士们高举横幅，高呼口号： “结束中共！” “追究中共制造与释放新冠病毒的责任！” “赔偿全球受害者！” “释放所有政治犯！” 抗议者在中国剧院门前与总领馆外高声呐喊：“结束中共！” “释放王炳章！” “释放高智晟！” “自由中国！自由香港！”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民众与游客驻足关注。 陈维明先生与金秀红女士分别在中国剧院前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发表演讲，痛斥中共祸害人类、危害世界，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中共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罪责，并要求中共向全球受害者进行赔偿。 此次“CCP VIRUS 美东行”历时整整一个月，全程近八千英里，穿越二十个州，拜访数十个政府单位与著名景点。一路上虽历经艰辛、风餐露宿，但队员们始终秉持信念，坚持用行动揭露中共暴政、捍卫自由真理。这不仅是一场跨越美国东西部的巡游，更是一段精神的征程——他们用车轮丈量信念的力量，用呐喊唤醒良知的回响。 Measuring Conviction by Wheels — A Chronicle of the “CCP VIRUS East Coast...

作者：李聪玲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击碎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也点燃了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火种。辛亥革命并非完美，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名义推翻专制的革命，是第一次以“共和”为目标建立国家的政治实验。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主权在民”的理念，从此，“国家属于国民”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起点。中华民国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名称，更是一种政治信念的象征——它代表了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宪法高于个人权力，言论自由不被恐惧压制的国家构想。这正是今日台湾得以成为亚洲最自由、最开放社会的根基。 然而，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篡改。中共篡权建政后，不仅摧毁了民国的制度与记忆，更用系统性的宣传机器将“中华民国”从教科书、报纸、银幕乃至集体记忆中抹去。中共以“新中国”的名义，掩盖了自己通过暴力、内战与苏联支持建立政权的事实，将“中华民国”污蔑为“反动政权”，将“台湾”诬指为“叛离祖国的一部分”。这种谎言延续至今。中共的历史叙事中，辛亥革命被“截断”，孙中山被“篡改”，民国被“抹黑”，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被包装成“新生”的、唯一合法的中国。但事实上，中共并非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而是它的篡夺者。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从未中断，它在台湾延续、改革、发展，成为真正代表“自由中国”的国家。 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自由选择与公开授权。中共从未通过全民选举获得统治地位，它依靠的是枪杆子、恐惧和暴力。1949年后，它在“解放”的口号下镇压异议、摧毁民间社会，制造了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文革”中对人性的肆虐、“六·四”枪声下对人民的屠杀，以及当今对维吾尔、西藏、香港与异议公民的迫害。这样的政权，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更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共常以“主权”和“统一”作为统治的最后遮羞布，但问题是：一个没有民意授权的党，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一个篡改历史、剥夺公民自由的政权，有什么资格谈“国家尊严”？真正的中国尊严，不在于统一版图，而在于是否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尊严。 而台湾的存在，是对中共谎言最有力的反驳。在那里，中华民国的宪政精神得以延续与升华。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到李登辉推动民主化，再到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的政党轮替，台湾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民主制度下实现良治。台湾有独立的军队、政府、司法体系、货币与护照，实行自由选举，政权和平交接，这些都清楚显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所谓“武统台湾”的威胁，不仅是对台湾自由的挑衅，更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那些曾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先烈，绝不会容忍一个新的独裁政党再度奴役中国人民。 七十多年来，中共刻意混淆“党”与“国”，把爱国主义绑架为对党的忠诚，把质疑政权等同“叛国”。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说：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共产党。中国属于十四亿人民，而不是中共少数特权者的私产。真正的爱国，是希望祖国摆脱谎言与恐惧，是让中国人拥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让孩子们读到真实的历史，不再被洗脑教育所蒙蔽。中共把“统一”当作掩盖腐败的口号，把“民族主义”当作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但在信息自由流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觉醒：他们看见台湾的新闻自由，看见香港的悲剧，看见乌克兰人抵抗暴政的勇气，也开始质疑自己长期生活的国度。 我们呼吁中国大陆人民：觉醒吧！不要再被虚假的“民族大义”绑架，也不要再被“西方阴谋论”吓倒。要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批评政府要坐牢？说真话要匿名？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却不自由？为什么一党统治要靠防火墙与审查维持？ 自由不是外国的特权，它是人类的普遍权利。民主不是混乱，它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和平更替。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正是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华民国的国旗不仅在台北升起，也将在大陆的天空再度飘扬。那一天的到来，取决于每一个愿意追求真相、拒绝谎言的中国人。 “双十”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面旗帜。它象征着推翻暴政、追求共和的勇气，象征着自由中国仍在延续。今天，我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不只是庆祝一个国家的生日，更是在捍卫一种信念——那就是：自由与真理，终将战胜谎言与恐惧。  中共可以禁言、可以封网、可以制造恐惧，但它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那火种，早在1911年10月10日，就已点燃。而今天，我们要让那火光，再次照亮中国的夜空。 “Double Tenth” Spirit and Free China — Celebrating the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记者：赵杰、林小龙 资料整理：林小龙 编辑校对：张致君 翻译：吕峰 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中，总有一群人始终以理想为灯，以信念为路。他们或沉默坚守，或挺身而出，在历史的激流中为时代留下注脚。郑存柱，既是1989年风云变幻中的亲历者，也是中国民主转型道路上执着的追梦人。从教育岗位到街头游行，从企业家到在野政治力量的一员，他的生命轨迹既见证了时代的撕裂，也体现了思想与责任的重量。在这次深度专访中，郑存柱先生回望八九记忆，剖析民主理念的坚守与实践，坦露他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待。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一步。 赵杰：郑老师，您好。我们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您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英语系，后来又获得了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您下海经商创办企业，而在此之前，您曾于1989年参与并发起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率领数百名学生赴京声援天安门事件，是安徽省学校与政府秘密谈判的代表之一。这样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否请您先谈谈，当时您为何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 郑存柱：那是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潮活跃、改革呼声高涨的时期。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有了松动，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走不下去的。温家宝总理后来也提到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会付诸东流，甚至文革还可能重演。八十年代后期，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城乡改革推进后，利益分配不均、下岗潮、物价上涨、权力寻租等问题集中爆发。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一些掌握批条权力的干部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再以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这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陡增，也让社会充满不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大学生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主要群体。1988年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让进程停滞。当胡耀邦因改革失势被迫下台、最终去世时，全国学生的悼念情绪迅速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诉求。我当时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任教。作为教师，我切身感受到教育体制的危机——教师纷纷辞职下海，教育质量下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日益减少。我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教育、社会、经济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因此，1989年合肥的学生运动，首先是由我们这些教育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发起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带领队伍赴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林小龙：那时的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毕业即意味着体制内的稳定职位。您是否意识到参与这场运动的风险？ 郑存柱：坦白说，当时没有。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从小被教导“五四精神”“学生爱国运动”，认为青年学生有责任为国家的命运发声。我们相信政府会倾听理性诉求，绝没有想到会以武力镇压。在合肥，我们学生游行持续了一个多月，全程和平有序，没有一家商店被砸、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学生甚至在十字路口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所以当后来得知北京流血镇压时，我们都极度震惊与悲痛。六四事件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体制的全部认知。 赵杰：事件之后，您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郑存柱：我当时被定为学校“首要分子”，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两级。相比一些被判刑的同学，这算轻的。那段时间，社会普遍陷入恐惧，许多被处分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或就业。安徽的处理还算相对宽松，因为合肥是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当地政府对学生采取了“以教育为主”的态度。但对我个人而言，那次事件让我彻底认识到体制问题的根源，也让我走上了后来政治反思与行动的道路。 政治理念与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 赵杰：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参与者都受到了处分，甚至入狱。请问郑老师，当时您为什么仍然决定继续投身政治改革？ 郑存柱：那场事件让我彻底看清了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改革如果只限于经济层面，最终会陷入新的危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当年的我们，虽然年轻，但都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知识分子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哪怕冒风险，也不能沉默。 林小龙：您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能否谈谈这一决定的过程？ 郑存柱：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6月25日正式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成立申请，很快就遭到镇压。但那次事件让我看到，仍有人在坚持八九年未完成的理想。我本人是在2000年秘密加入的。当时，我已离开体制，在上海经商，拥有一定自由和资源。我与在海外的民主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的渠道入党。那时候，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高压，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风险随时可能到来。但我认为，如果连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都不站出来，那么中国就永远不会改变。 赵杰：加入后，您是否参与了党内的组织活动？ 郑存柱：是的。我当时在上海，身边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有的来自教育界，有的在外企工作，也有在高校读研究生的朋友。我们经常私下讨论政治、举办沙龙，传播民主理念。那时互联网刚兴起，我们通过论坛、QQ群等方式联系彼此，比如“西祠胡同”“猫眼看人”等社区。很多人通过这些平台相识、交流、组织。后来，我的几位同伴因传播资料或制作民主党宣传品被捕判刑。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路不会轻松。 林小龙：那么，九八年“建党”运动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郑存柱：我认为那是对八九运动精神的延续。许多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其实都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参与者。他们经历过镇压，但并没有屈服，而是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我们并不想“推翻政权”，而是希望中共能依法承认公民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让国家真正回归宪法框架下的治理。 赵杰：在高压环境下坚持这些理念，需要极大勇气。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 郑存柱：我始终记得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牺牲的年轻人。那一夜死去的人中，很多比我还年轻，他们没有机会再为中国发声。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活下去，并延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另外，我深信教育和法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后来我在美国重新攻读法律，希望将来能把西方法治精神与制度经验带回中国。只有当权力被法律约束，人民才真正拥有尊严。 林小龙：所以您认为，中国的转型仍然有希望？ 郑存柱：有。虽然过程艰难，但每一次思想觉醒、每一次反思，都是积累的力量。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民不懂民主，而是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敢于思考，政治改革迟早会到来。 赵杰：您认为《在野党》复刊有什么重大意义？ 郑存柱：《在野党》的复刊象征着海内外中国民主力量重新连结的契机。长期以来，海外民主组织与中国本土之间因环境、风险与交流受限，几乎失去实质性的对话与共同议题。而《在野党》的重新出版，使这种断裂的联系得以恢复：它不仅延续了当年海外民主运动与国内自由思想的精神纽带，也为被压抑的公共讨论重新打开了窗口。 杂志的设想是一刊两制——电子刊以海外为主，持续展现自由发声与国际倡议；纸质刊则以中国为重心，探讨国内现实与民众关切，使民主理念重新扎根本土。这种双线并行的方式，让《在野党》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第二次阻挡”，通过思想与文字把分散的精神力量再次凝聚在一起，为未来可能的民主进程保存火种与方向。 编者按： 人这一生，总要听几段沉重的话，记几件沉下去的事。风吹过历史的墙角，有些名字被灰尘掩埋，有些声音被风带走了。但真相这东西，就像老屋檐下的石头——你不去看，它照样在那儿，裂着缝，冒着水，年年岁岁。 本期采访的受访人，他不是写史书的人，虽未曾在中共政权下经历过牢狱之灾，但却亲手翻过那一页火热又疼痛的日子。他没站在权力的戏台上，却在风口浪尖上走了半生。他说的，不是煽情的段子，也不是激愤的口号，是一个读过书、下过海、扛过压的人，对命运、对体制、对良知的慢火回望。 我们刊发这篇访谈，不为制造波澜，也不为谁鸣冤。只是觉得，这个年代，该有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声音；该有一些人，不靠高声喧哗，也敢低声坚持。郑存柱的经历，不是传奇，是现实。他的沉默与不沉默之间，藏着许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想说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话。 你读懂多少，就带走多少。剩下的，时间会替我们记住。 Faith Lights the Way — An Interview with Zheng Cunzhu Interviewers: Zhao Jie, Lin Xiaolong Data Compilation: Lin XiaolongEditor and...

作者：李银川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我叫李银川，35岁，来自中国山东济南。在那里，我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生活，经营着一家民宿。看似平凡，却被一次次政治风暴和疫情管控，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济南，这座号称山东政治中心的城市，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压抑与冷漠的代名词。政府的效率低下、政策的僵化，让生活充满艰难。而疫情的三年，更是把这种冷酷展现到极致。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一家人亲历了几百次核酸检测，被暴力的“大白”封锁在楼里。孩子高烧七天，却被医院拒绝收治；妻子的乳腺结节疼痛无法得到救治；母亲的风湿病痛，只因没有24小时核酸证明而被拒绝就医。政府封锁的不只是楼门，而是我们的生路。 2022年12月，面对被无情困在公寓里将近一个月的客人，我忍无可忍，撕掉了封锁的绳索。当我质问警察时，他们威胁要把我关进方舱——那个“用人头换钱”的集中营。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共的防疫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利益。 抗议暴力封控的几天后，被警方以“假健康证”为由拘留。我的手机被无死角的翻阅，并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所谓DNA检测。在看守所里，我与19人挤在15平米的牢房里，食不果腹、渴不成眠，还亲眼看到狱警殴打犯人。那两天像一生般漫长，让我彻底明白：在中国，法律不是正义，而是统治的工具。 出狱后，我越发恐惧。因为我知道，我传播过真相，哪怕只是告诉朋友一些历史和疫情的实情，都可能让我再度入狱。恐惧与压抑让我彻底失去对中国的希望。 我想说的是：中共的统治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把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它让无数像我一样的普通家庭活在恐惧中，不敢说真话，不敢追问公理。 为寻一条信仰与自由之路，我们举家踏上了最艰难的移民旅程。一路辗转十余国，历经打劫、饥饿与恐惧，几乎每一天都在奔波或担忧中度过。 穿越达连雨林时，我们因大意失去了鞋子，脚被泥泞和荆棘割得遍体鳞伤。我一度筋疲力尽，几乎放弃前行。但主没有离弃我，是祂再次扶起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希望。 在墨西哥的那段日子，充满不确定与恐惧，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继续。但主的眷顾始终同在。 2023年，我们一家人历尽艰难，终于抵达美国。落地洛杉矶的那一刻，阳光照在我脸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安全”是什么。陌生人的微笑、互助的分享、平等的尊重，让我看到了一个正常社会的温度。 在美国，我看到了希望——民主、自由、平等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空气。 因着主的怜悯，我受浸归入基督，成为主的儿女。那之前，我曾经历漫长的挣扎与疑惑——初到美国的艰辛，让我无数次向主呼求：“主啊，你为何让我走这条路？” 但在不断读经、祷告、与弟兄姊妹的陪伴中，我渐渐明白，一切困难都是主的带领。祂没有离开我，只是在试炼中教我信靠。 如今，我愿用生命见证：鱼因水而活，人因信而生。 我得着了主的救赎，也得着了真正的平安。 今天，我选择站出来，不仅是为了我和我的家人，更是为了告诉世人：中国的悲剧是真实存在的，中共的暴政是每个普通人都可能遭遇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能在自由的阳光下长大，不必像她的父母一样，靠沉默换取生存。 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无数中国家庭的呼喊。 From Jinan to Los Angeles: The Freedom Journey of an Ordinary Chinese Family By Li YinchuanEdited:Zhang Zhijun Managing Editor: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