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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声援因参与拆墙运动而被打压的乔鑫鑫

作者:曾群兰   编辑:胡景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今天,我们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声援乔鑫鑫(本名杨泽伟)。         乔鑫鑫,曾经的媒体人,也是“拆墙运动”的参与者与推动者。2023年,乔鑫鑫与他人一起发起了拆墙行动,传播拆墙技术以及信息自由的理念,帮助更多的人突破封锁、了解外部世界。正是由于这些努力,他于同年5月在老挝遭到跨国抓捕,随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起诉,2024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打压,更是对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的打压。         在这个本该信息畅通的时代,中共却建起了防火墙,使14亿人中的大多数被困在无形的“高墙”之中。防火墙的建立,使得信息被过滤,声音被压制,真实被掩盖。而乔鑫鑫所做的,就是在这堵墙上凿出一道道缝隙,让人们从这一道道细缝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他所传播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理念,一种对真实与自由的坚持。他所做的是帮助人们翻越信息屏蔽的高墙。我们更希望如任志强先生所说:我们要一起努力,把眼前的这堵墙推倒。——拆掉这堵墙。         历史告诉我们:高墙可以存在一时,但不可能存在一世。它可以遮住光,但无法永远封锁光。每一个试图突破信息封锁的人,都是在为后来者开路。         他的遭遇也提醒我们——        如果选择沉默,不公只会继续;        如果有人发声,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让更多人知道乔鑫鑫的名字,就是在打破封锁;        让信息继续流动,就是在延续自由,延续光。         我们呼吁:停止对翻墙技术人员的打压与迫害,保障基本的言论自由与信息获取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信息自由无罪,言论自由无罪。        高墙也许仍在,但光终会穿透。 Solidarity with Qiao...

我为什么坚持去中领馆抗议中共

作者:陈伟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我叫陈伟,江苏连云港人,现在生活在美国洛杉矶。 如果放在几年前,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举着“打倒CCP,打倒共产党”的牌子抗议中共。 我出生在普通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学校里学的是共产党如何伟大,新闻里看到的是国家越来越强大,课本里几乎没有什么真实历史。小时候也听说过六四,但只知道是“政治风波”,具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敢讲,学校更不会教。 后来自己学会翻墙,接触到Google和海外媒体,看到很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内容,包括六四真相、文革、大跃进,还有这些年香港、新疆、疫情封控期间发生的事情。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你一直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别人告诉你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也信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窗户被打开了,你看到的东西跟以前相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开始越来越反感中共。不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应该反共,而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去了解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政权建立在谎言、恐惧和控制之上。它最擅长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洗脑和维稳。 来到美国之后,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表达自由。在中国,很多话你只能憋在心里,说出来有代价。但在美国,我可以公开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不需要担心有人上门找麻烦。所以后来只要洛杉矶这边有相关活动,我基本都会去。纪念六四、声援香港、抗议中共打压人权,我都参加过。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去中领馆门口举牌。 说实话,一个人站在那里,刚开始还是有点压力的。毕竟从中国出来的人,骨子里多少都带着一点对政治的恐惧,这是长期环境造成的。但站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站出来,而是明知道真相却一直沉默。 很多人问过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知道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也推不倒共产党。 但至少我要让别人知道,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支持中共。共产党不等于中国,更不代表中国人民。 我出来抗议,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作秀。只是觉得既然已经来到自由社会,如果还继续装聋作哑,那和过去被洗脑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至少我做了我认为该做的事。哪怕只是站在那里举一块牌子,我也觉得值得。 Why I Persist in Protesting the CCP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Author: Chen Wei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当中国年轻人越来越看不到未来

作者:马群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5月9日,内地网红教授郑强表示:“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满意、轻松的工作有点难找。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先吃点苦不行吗?”对此,不少网友反驳称:“工作确实不难找,但996却只给3000元一个月,我连抱怨都不行吗?”许多年轻人认为,如今中国的就业环境,早已不是一句“先吃苦”就能够解释的。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小学到大学,补习班、学区房、生活费、学费,以及各种人情与教育压力层层叠加。很多家庭为了供孩子读大学,几乎倾尽积蓄。许多年轻人自己也长期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希望通过高考和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实却越来越令人失望。 《城市梦想破碎的瞬间 》图片由AI生成 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所谓“学历改变命运”,正在逐渐失效。很多人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不得不去做外卖、快递、直播销售等低门槛行业。并不是这些职业不值得尊重,而是很多年轻人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我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为什么还是只能做一份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工作?” 更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正在持续恶化。 如今,本科生已经明显“贬值”,研究生人数快速增加。可即便如此,很多硕士毕业后依然很难找到理想工作。一边是每年上千万毕业生持续涌入就业市场,另一边却是大量企业缩减招聘、降薪裁员。 许多岗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学历通胀”现象:过去本科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硕士;过去大专可以从事的岗位,如今也要求本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但高质量岗位并没有同步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职场还长期存在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问题——“35岁门槛”。很多企业默认认为,35岁以上员工“成本高、难管理、加班能力下降”。于是,大量中年劳动者在最需要稳定收入的年龄,反而面临裁员与就业歧视。 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不仅现在找工作困难,甚至连未来都能够提前看到:拼命读书、拼命工作,最后依然可能在35岁之后被职场边缘化。 于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躺平”,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信心的下降。 年轻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吃苦,而是:吃了一辈子的苦,却依然无法获得稳定、体面与希望。 如果一个社会让年轻人长期看不到回报,那么学历焦虑、就业焦虑、生育率下降以及“躺平文化”,都会不断扩大。因为当“努力”不再能够改变命运时,人们自然会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When Chinese Youth Increasingly See No Future Author: Ma Qun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

共产主义体制独裁化趋势:以习近平为例

作者:彭硕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学说,在理论上追求消除阶级差异、实现资源平等分配。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其政治形态往往演变为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结构,且多由强势领导人长期主导。从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到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再到当代由习近平与金正恩主导的政治体系,这些领导人普遍被外界视为高度集权的独裁者。 这些案例在具体历史与国情上存在差异,但在权力结构上呈现出相似特征:当政治权力不依赖竞争性选举产生,且缺乏有效制衡机制时,权力更容易集中于个人,并逐步固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共产主义政权的权力并非来自于选票,而是通过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操作实现的,政权的获取方式并不是基于合法的民主程序。缺乏选票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缺乏民意基础,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强权和暴力。正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力来源方式,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独裁统治。 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近几年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的人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刑比例的持续攀升。2017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人数为2124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630人,短短数年间增长超过三倍。重刑比例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表明,在高压反腐背景下,腐败问题可能并未明显收敛,而反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承担内部权力调整的功能,即以反腐之名来打压异己。与此同时,相关治理方式并未侧重于如公开官员财产等常见的制度性反腐手段。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统计,中国长期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约40至50人。与此同时,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中国多年来持续处于全球排名末端(178/180)。从阶段性变化来看,一个更关键的差异:在胡锦涛时期,信息控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与关键政治议题,而在习近平时期,管控范围明显扩大至社交平台与个人表达层面,形成对内容生产、传播与反馈的全链条管理。同时,《网络安全法》(2017)、《数据安全法》(2021)与《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相继实施,使信息控制进一步制度化与法律化。控制范围与方式转变为从以媒体为中心的管控,演变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息治理体系,其广度与执行强度均显著提升。这些变化反映出权力运行方式的进一步集中化趋势,作为“第四权”的媒体也沦为舆论宣传工具,这种独裁统治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和严重的腐败问题。 习近平甚至能直接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终身主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必担心任何反对声音。这种独裁作风上行下效,导致下面的省市级官员也效仿其治理方式。在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公众利益。然而,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这种制衡机制缺失。政党和政府合二为一,党内的权力斗争取代了正常的政治竞争和监督机制。这种缺乏制衡和监督的体制,导致了领导人的决策缺乏透明度,没有有效的监督,领导人可以任意制定政策,而不必考虑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公众的影响。结果,社会资源被浪费,民众利益受损,比如贵州独山县人口不到40万,却欠下400亿高额负债做形象工程;类似地,雄安新区作为习近平亲自规划的项目已累计投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但目前人口导入进度与预期之间存在重大差距,项目在规划阶段缺乏公开听证机制,建设过程中也没有公开的审计。这类案例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当决策缺乏外部反馈机制时,项目更容易呈现“先巨量投入、后匹配需求”的路径,这一机制在多个案例中有所体现。 在共产主义政权中,领导人对民众的责任感缺失。这不仅是因为权力集中和缺乏监督,更是因为领导人的选拔和任免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的升迁往往依赖于政治忠诚和派系斗争,而不是实际的治理能力和民众的支持。所以领导人并不真正关心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加之缺乏媒体的监督,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以中国历年的抗洪救灾为例。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期间,社会舆论并没有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管控程度显著增强,媒体还能批评政府。在重大灾害来临时,江、胡都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到达现场,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灾区的关注和对民众的关怀。然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媒体逐渐被禁声,他很少在第一时间到达过任何重大的灾害现场,他只是发了无数的批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是通过选票上台的领导人,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习近平通过其执政表现,亲自指挥亲自演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独裁。共产主义政权的虚假本质,在于其权力来源的非民主性、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以及领导人责任感的缺失。这种体制不仅难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平等与繁荣,反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加剧与社会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The Trend of Dictatorship in Communist Systems: Taking Xi Jinping as an Example Author: Peng Shuo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Zhou Min Translator:...

公民需要法制社会,中共要你“顾全大局”

作者:卢超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2023年初,陕西宜川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如果弱小是一种错,那你就只能等着被践踏。要么被践踏,要么变强大。” 这句话虽然很快被删了,但它像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把那种隐秘的丛林法则摆到了台面上。它传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权力面前,如果你不够“强大”,你的权利被践踏就是理所当然。这哪里是法治,这分明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法则。 一、被层层包装的“大局观”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顾全大局”。 当你的房子被违规强拆时,有人让你顾全城市发展的“大局”;当你的合法言论被莫名封禁时,有人让你顾全社会稳定的“大局”;当法律程序被随意跳过时,有人告诉你这是为了效率的“大局”。 在这种逻辑下,“法制”变成了一张可以随时折叠、随时修剪的纸。权力阶层之所以一直弱化法制的严肃性,是因为法制本质上是讲“死理”的。法律讲究的是流程、是权利、是证据。而“大局”则是一个弹性的口袋,什么都能往里装。只要祭出“大局”这个旗号,法律的约束就可以被绕开,权力的运行就能变得“无拘无束”。 说白了,弱化法制,本质上是为了维持一种“不容挑战的权力意志”。 二、公民眼里的“法”与权力眼里的“术”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法制是救命稻草。 我们之所以需要法制,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庸且弱小的。我们没有通天的关系,也没有挥霍不尽的财富,我们唯一的护身符就是那本写在纸上的法律。法制社会应该保证:哪怕你是一个最底层的送外卖的小哥,你在法律面前的尊严也应该和任何一个官员平等。 但对于权力运行者来说,法制往往被看作一种“管理术”。 在这种视角下,法律不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而是用来管理百姓的。当法律方便管理时,就拿出来用;当法律妨碍了权力的扩张或某种目标的实现时,就把它晾在一边。宜川检察院那句“要么变强大”,其实就是这种权力心态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眼里,规则是给弱者定的,而强者可以制定规则,甚至超越规则。 三、为什么我们不能只靠“变强大”? 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像宜川检察院说的那样,只能靠“变强大”来获得安全感,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崩溃。 因为“强大”是相对的。处长比科长强大,局长比处长强大。如果大家都崇尚丛林法则,那么谁都没有真正的安全感。今天你用权力践踏别人,明天更强大的权力就能践踏你。这种人制社会的恶性循环,只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尔虞我诈和互害。 法制社会的作用,就是把这种“强弱对比”给抹平。它告诉所有人:你不必非得变成一个浑身长刺的强者才能生存。只要你守法,你就有权利活得舒坦。 四、写在最后: 人类文明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学会了把权力关进笼子,把尊严还给个人。 中共提倡的“大局”,往往是一个没有具体面孔的宏大叙事;而公民需要的“法制”,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桩具体的案子、每一份具体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人类之所以需要法制社会,就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那个庞大的、冰冷的“大局”时,依然拥有说“不”的底气。我们不需要一个逼着我们变强大的丛林,我们需要一个能让弱者也能体面生活的文明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法制必须高于任何所谓的“大局”。 Citizens Need a Rule-of-Law Society, While the CCP Wants You to "Take the Big Picture into Account" Author: Lu Chao Editor:...

“仰望星空·高智晟”雕塑在自由雕塑公园落成

作者:杨长兵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2026年4月4日下午2点,自由雕塑公园再次成为见证历史的现场——“仰望星空·高智晟”雕塑正式落成。 这不仅是一场艺术仪式,更是一场对暴政的公开指认。 出席典礼的嘉宾包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副幕僚长 Piero Tozzi,加州州长候选人 Che Ahn,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 耿和,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雕塑家 陈维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 朱虞夫,美国越战老兵 Eddie Romero,中国人权执行主任 周锋锁,China Aid创办人 付希秋,中国人权联盟主席 金秀红,“六四”天安门事件受害者方政,台湾反共网红八炯,以及多位来自香港的民运人士。 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立场。而这座雕塑所指向的,是一个至今仍未被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在国家机器之下,被“彻底抹去”? 高智晟,这位曾为底层民众、为宗教信仰者、为被压迫者辩护的律师,自2017年再次被强迫失踪后,至今已长达八年八个月,音讯全无。没有判决,没有程序,甚至没有一个“存在的证明”。这不是个案,这是制度。这是一个政权,对“良知”的系统性清除。 当天,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到场。他们不是来“参加活动”,而是来证明一件事:记忆仍然存在,良知仍未屈服。 在发言中,多位嘉宾直指问题核心——中共长期以来对异见者、宗教群体及维权律师的打压,从来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精密运作的统治方式。让人沉默,让人消失,让恐惧成为社会的底色。而这座雕塑,正是在打破这种沉默。它让一个被“消失”的人重新站立,让一个被掩盖的名字再次被呼喊。它不是纪念过去,而是在对抗正在发生的现实。 真正令人沉重的,并不是雕塑本身,而是它存在的原因。作为参与陈维明创作过程的一员,我亲眼见证了这件作品从无到有的诞生。但越是接近它,就越清楚——这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而是一种抵抗。 在一个试图抹去记忆的体制面前,记录,本身就是反抗; 发声,本身就是行动。 他们让他消失。 而我们,让他被看见。 “Gazing at the St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