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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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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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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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时代的女性声音
——写在2026年的国际妇女节
作者:张致君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三月的风吹进城市,空气带着潮湿与寒意。街角的梧桐树在风中轻轻摇晃,枝叶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某种被压低的低语。
城市看起来依然正常:地铁照常运行,咖啡店门口排着队,商场的大屏幕滚动着广告和节日祝福。
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里,一些声音正在悄然消失。
女性博主的账号消失了,性少数群体的讨论区消失了,脱口秀演员小帕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禁。她们曾经写下的文字、发出的笑声、表达的愤怒与困惑,就像被风卷走的落叶,在互联网的地面上再也找不到停留的地方。
许多人曾经相信,互联网会让表达变得更加自由。但在中国,这片海洋布满了看不见的渔网。人们看不见它,却随时可能被困住。人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游动,实际上每一步都在被监控、被记录、被计算。
中国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公共表达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那些曾经可以被讨论的话题——身体、婚姻、性别平等、性取向、家庭暴力——逐渐被重新划入危险的领域。
红线在移动,在收紧。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中国当代政治叙事中,女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一种以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置于国家目标之后,而社会角色则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义。
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通常被定义为三种角色:母亲、妻子和家庭照顾者。
这种角色定义并非偶然。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问题逐渐被视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鼓励生育,从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再到各地推出的生育补贴和住房奖励,国家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种以家庭和生育为核心的社会价值。
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
官方媒体频繁强调婚姻与生育的重要性,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女性独立、性别平等或婚育选择的讨论,却被视为“西方思想”或“极端女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女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逐渐形成张力。
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身体自主与社会平等,而国家主义更强调人口结构、社会秩序与家庭稳定。当女性开始公开讨论不婚、不育、家庭暴力或职场性别歧视时,这些讨论往往被视为对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
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审查或个别案件中,而是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矛盾:当国家试图通过家庭和人口政策塑造社会结构时,女性的自主选择往往成为最先受到限制的领域。
2022年初,一段来自江苏徐州农村的短视频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铁链锁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她的脖子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墙上,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头发凌乱,眼神空洞而惊恐。
据当地村民说,她已经为所谓的“丈夫”生下了八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国社会的“铁链女事件”。
许多女性在深夜刷到这段视频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每天谈论科技与繁荣的社会,却仍然存在这样的场景:一个女人像牲畜一样被锁在屋里,被迫不断生育。
公众开始追问: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是谁把她卖到这里?
但随着调查的展开,官方通报却一次次改变说法。地方政府先称她是“精神病患者”,后来又说她是“走失人口”,再后来又承认她可能是拐卖受害者。
几份通报之间互相矛盾,却始终没有给出清晰解释。
与此同时,大量前往徐州调查的志愿者和公民记者遭到警方阻拦,一些女性调查者甚至被警方带走讯问。互联网上关于铁链女的讨论迅速被删除。
一个女人被铁链锁住的身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被锁住的公共话题。
在铁链女事件之前,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打击。
2015年3月,五名女性权利活动者计划在妇女节前夕发起反性骚扰宣传活动。她们原本只是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发放反性骚扰贴纸。
后来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她们,行动尚未开始,便被警方同时带走,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拘留。
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和多个国家政府呼吁中国释放她们。37天后,她们被取保候审。
但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许多女性主义组织被迫关闭,一些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 NGO 逐渐消失。
李翘楚长期关注劳工和女性权益。2021年,她因发布有关人权和刑讯逼供的文章被逮捕;202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在中国,女性不仅难以讨论性别议题,也难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2018年,中国媒体人弦子公开指控知名主持人朱军曾在央视后台对她实施性骚扰。
这一案件迅速引发中国版的 #MeToo 讨论。
许多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案件审理过程异常艰难,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频繁被删除,弦子本人也遭遇巨大舆论压力。
2022年,北京法院判决弦子败诉。
这起案件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一场性骚扰诉讼,更像一次社会试验:女性是否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答案令人沮丧。而发起“米兔运动”的黄雪琴,至今仍在狱中。
2021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微博发布长文,指控一名高层官员性侵。
帖子在二十分钟内被删除。随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无法讨论这一事件。后来,彭帅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未提出性侵指控”。
她在镜头前微笑。那种微笑平静得让人不安。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多所大学的 LGBTQ 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中关闭,一些高校要求相关社团停止活动。
在官方媒体的叙述中,“性别多元”被描述为“西方文化渗透”。许多年轻人发现,她们曾经用来交流的社群一夜之间消失。
沉默再次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更多女性少数群体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结婚或者形式婚姻,而性别暴力隐藏在这些不真实的关系中,许多犯罪在婚姻框架下变成“合法”。
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人口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代的一胎政策,到后来逐步放宽为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
当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时,国家的政策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人口生产者”。
官方媒体不断强调婚育责任,地方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从现金补贴到住房优惠。与此同时,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法律,一些地方开始限制单身女性冷冻卵子。
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再次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处处彰显了中共统治下威权国家的性别政治。而在国际上中国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把性别问题纳入政治叙事的国家。伊朗的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定,2022年年轻女性马赫萨·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拘捕并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强调传统家庭价值,并通过法律限制“同性恋宣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政府也不断强调“家庭主义”,反对性别多元政策。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在性别议题上却呈现出相似趋势:国家试图重新定义女性角色,将其纳入民族、人口或传统价值的叙事之中。
而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空间往往最先受到压缩。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运动之所以常常成为威权政府警惕的对象,并不仅仅因为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因为女性运动往往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女性运动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女性问题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婚姻、教育、就业还是生育,这些议题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女性开始组织、发声和行动时,她们往往能够迅速触及广泛的社会群体。
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女性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潜力。
在威权体制中,政府通常通过控制媒体、压制反对党和限制公民社会来维持权力。然而,女性议题往往从日常生活出发,很难完全被政治化,也很难完全被压制。
当一个关于家庭暴力、性骚扰或拐卖人口的事件引发讨论时,它就不仅限于一个个案,也可能迅速演变为对制度的反思。
正是如此,许多威权政府往往对女性运动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国,“女权五姐妹”因反对性骚扰活动而被拘留,弦子的#MeToo 案件遭遇重重阻碍,铁链女事件的讨论被迅速压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中共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恐惧。
在中共的威权政治的逻辑中,任何能够跨越社会阶层、激发公众共鸣的议题,都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
而女性运动,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
当中国的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讨论自己的身体和权利时,这些看似私人和日常的议题,往往会被中共置于高度敏感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女性的声音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表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
历史也一再证明,极权可以压制声音,却很难彻底消灭记忆。
每一次被删除的帖子、每一个被封禁的账号、每一段被消失的讨论,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们会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痕迹,在私人聊天、海外媒体和零散的叙述中继续流传。
铁链女的影像曾震动整个中国互联网;女权五姐妹的拘押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平等也可能成为一种“敏感议题”;弦子的控诉、彭帅的失声、李翘楚的判刑,也让更多人看见权力与沉默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被压下了热度,但它们改变了许多人的认知。
在中共的威权社会中,权力往往试图让历史变得短暂,让公众忘记昨天发生过什么。
但社会记忆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会在新的代际之间缓慢传递,在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中重新出现。
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许会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但它们不会真正消失。
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不满,而是关于尊严、身体与自由的基本问题。
三月的风仍然在城市之间吹过。
梧桐叶一片一片落下,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哪怕红线不断收紧,哪怕沉默再次降临,那些微弱却真实的光点仍然存在——在记忆里,在语言里,在那些仍然愿意讲述的人心中。
Women's Voices in an Authoritarian Era—Written on the...
便利的代价是被监控——读越南游记有感
作者:吕峰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偶然间看到一位博主描述在河内街头的日常:游客可以使用Google地图、WhatsApp、Facebook,可以用Uber叫车,可以使用Visa或Mastercard付款。这些系统对接全球标准,无需额外学习一套“本地规则”。相比之下,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却无法访问Google、Meta,许多消费场景只支持微信或支付宝,想要注册两个系统必须绑定中国手机号,并且所有的功能需要本地银行账户,新时代的数字系统完全依赖实名认证。中国人所谓的“数字便利”,为什么面对海外游客便失效?
我想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答案——中国的数字效率,完全建立在对社会的高度监控之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构建了一套极度整合的数字体系:全面实名制、行为轨迹可追溯、各大平台与行政系统深度互通、金融、通信、出行的数据被集中管理。这种结构极大提高了内部效率。扫码支付、数字政务、移动生活被共产党描述为“制度优势”的象征。但是,效率服务必然不是免费的。它依赖持续的数据收集,依赖个体身份的全面绑定,依赖行为的长期可追踪性。共产党将便利与监控被深度绑定。当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平台之间的数据叠加,意味着所有人的行踪高度可见与高度可控。
早晨买一份早餐,支付平台记录时间与地点;白天与同事沟通,社交系统留下信息轨迹;夜晚取件回家,电商平台标注住址与消费记录。若所有这些数据最终汇集于权力之手,个体便如同置身玻璃屋中,隐私与边界逐渐模糊。对体制而言,这是高效治理;对个人而言,这是持续暴露。而海外游客不在本地实名体系内,没有长期数据沉淀,不嵌入国内金融系统,无法被完整纳入平台数据网络。结果显而易见,对内高效的系统,对外部个体却充满摩擦。这不是偶然的技术落差,而是制度边界的体现。中国数字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可控性”,而非“全球兼容性”。这正是那篇越南游记所揭示的根本差异。
越南同样对数字信息监管,但并未建立系统性技术屏蔽。Google、Facebook、YouTube都可被正常访问,国际支付系统被广泛使用,各数字平台与全球体系连接。当数字空间形成高墙,长期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旅游体验,而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以及与国际连接互通的能力。
由此,我想到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国内看似获得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当世界进入工业化与全球贸易阶段时,中国被边缘化。今天,中国在数字空间的高度隔离,就是在制造新的制度壁垒。
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在短期内动员资源,制造效率神话。但当效率依赖于监控,当便利依赖于数据集中,当稳定依赖于信息封锁,体制便陷入一个循环:为了维持秩序,需要更多控制;为了维持效率,需要更多整合;为了维持安全,需要更高的隔离。历史反复证明,专制政权为了维持内部稳定而强制与外界隔绝,都将在封闭的循环中耗尽自身的生机。
一篇越南游记看似平凡,却揭示了一个清晰的事实:中国的数字便利并非普世型便利,而是内部治理型便利,便利的代价是每一个人被监控。这个不断加固的数字高墙必将迎来轰然倒塌的一天,就像历史上看似坚固的柏林墙一样。
The Price of Convenience is Surveillance — Reflections on Reading a Vietnam Travelogue
Author: Lyu Fe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陈西:被惩罚的人生与未被熄灭的信念
文|林小龙采访: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资料整理:林小龙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陈西,基督徒,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自1980年代起,他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发表政论文章一百七十余篇,著有五十万字《绿色文化工具书》。因坚持民主理念,他三次入狱,累计服刑二十三年。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教师的他,被当局“选定”为贵州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在国家机器的指认下,他从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承担者——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的民主进程紧密绑定。从此,牢狱、伤痕与打压成为常态,但“做一个反者、做一个公民”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上期采访回顾了他的人生转折与苦难经历,也呈现了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通过制度约束驯化权力,而非制造新的权力循环。他寄望年轻一代延续反对派传统,记录历史,推动自由、民主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然而,出狱后的陈西并未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他原本应像普通退休教师一样,安稳地回归生活,却发现自己过去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体系被当局系统性剥夺。尽管家人为他多年缴纳了社保,地方社保部门却以判刑期间不计入缴费年限为由,粗暴地取消了他本应享有的养老金,将一个本该安享晚年的公民逼入长期的不确定与困顿之中。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异议人士群体中并非孤例:无数因为坚持信念、追求自由的人,即便服完刑期,依然被剥夺退休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昔日为推动宪政民主、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精力与付出,被赤裸裸地否定和掠夺。
对陈西而言,这种制度性的“延续惩罚”无疑暴露了中共权力的冷酷与无情:惩罚从未在庭审结束后止步,极权通过行政、司法、社会机制层层加码,持续重新界定他的身份与权利,使他无法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轨迹。在独裁极权下没有公正、没有救济,只有一套精心设计、永不停息的权力机器——专门针对那些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人而运转。
每一次被取消的养老金,每一次行政阻碍,都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中共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
林:您从出狱之后,共产党对你的养老金是如何处理的?
陈:我出狱之后,我对社保局、军人事务部进行了投诉,我家里人给我交了社保,但是社保局说我坐牢十年,给我取消了,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一种契约的不履行,更是一种落井下石。我已经受到了惩罚,共产党的这种行为是跟法律相抵触的,完全就是以地方的行政法规去处罚我。之前我是贵州省贵阳学院的教师,1989年因“64”事件被学校开除。
林:当社保部门告诉你取消你的社保待遇的时候,有没有提供书面解释和法律依据?
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是以贵州省的行政法规给我解释的,我认为这跟法律不相符,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因为我坐牢,我退伍军人的待遇可以取消,但是我坐牢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的正常待遇不应当给我取消。
林:您是否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陈:我进行了行政复议,从社区到观山湖区到贵阳市政府,他们是这样答复我的“根据贵州省的行政法规,坐牢期间的缴费不应当计算在内”。地方性法律法规与法律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我在我的投诉状中给到了建议,法律的处罚是有边界的,但是你们对我的处罚是没有边界的,你们可以剥夺我退伍军人的优待,曾经我作为一名军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你们对我的处罚无异于“无期徒刑”。
林: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保状态,那么现在你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陈:如果按照正常工龄来计算,那么我可以领到5~6千,社保局有二十年的工龄没有给我算,加上五年的军龄一共是二十五年,家人给我交了十八年的社保,一共是四十三年。
林: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单纯的行政行为还是一个政治惩罚的延续?
陈:这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没有进入法治国家的理念,而是阶级斗争,还是旧理念的模式,遇到“敌人”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姑息。
林:您去反应你的情况的时候是否有工作人员暗示过您的情况跟别人的不一样?
陈:没有暗示过我,社保是我的家人给我交的,但是处罚我的法规文件是不给我看的,除非我同意他们的处罚,都是暗箱操作。导致这种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马列主义”时期,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随时都要求“意识形态”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党治”国家,全由共产党统治。
林:据您了解像跟您一样的所谓的“政治犯”是否遭到同样的遭遇?
陈: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党治”的受害者。
林:现在您没有养老金,那么您的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陈:主要是来源于我的家人。
林:那么您现在住房、医疗开销压力大吗?
陈:压力肯定大,现在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物价还高。现在当地公安、政法委四十多个人轮班看守我,“疫情”早就过去了,但是“红袖章”还在我居住的这里,每年他们统计过花在我身上的慰问费是200万元,共产党的维稳经费是很高昂的,管理国家的经费是全球最多的,这就是专家学者已经公布的。五年前我出狱的时候,当时公安局的某位大队长曾经用一千万让我“息事宁人”,但是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不是为金钱而活,你们把我这种精神看得太渺小了。早期贵州另外两位民运人士就是这样处理的,改革开放初期每人给了五十万让他们放弃民运。
采访并非发生在同一空间。记者身在海外,陈西本人仍在中国,交流只能通过远程方式断续进行。但正是在这种被时间、地域与审查层层隔开的状态下,一个个细节得以被反复确认、拼接与记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清晰的表达。惩罚可以剥夺自由、切断收入,却始终无法彻底消除一个人对尊严、法治与自由的坚持。这,或许正是陈西至今仍被严密“看守”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出狱”并不意味着惩罚的结束。对一些人而言,它只是另一种长期惩罚的开始。贵州民运人士陈西,正是这样一位始终被制度持续追逐的人。
当制度以无边界的权力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公民的责任不仅是自保,更是守护普遍的法治原则与社会正义。
陈西选择的不仅是生存,更是长期的社会实践:通过记录历史、捍卫自由、批判权力。
他试图为极权社会留下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制度的野兽面前,公民的理性与良知可以成为驯化力量。
Chen Xi: A Life Punished, Yet a Faith Unextinguished
Interview: Lin Xiaolong Editor: Zhang Zhijun Responsible...
我的子宫,什么时候才真正属于我
——一个亲历强制流产女性的时代启蒙与反思
作者:钱钰琳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叫钱钰琳,出生在1991年的中国海南。我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计划生育是一项正确而必要的国策,课本上说,它让国家摆脱了贫困,让社会更加稳定有序。那时候,我从未怀疑过这些话的真实性,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对生育的管理,是一种合理的安排,而不是对个人的干预。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怀孕,我才真正明白,这项所谓的“国策”,意味着什么。那一年,我被医院查出怀孕八周,因为没有结婚,我被认定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随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直接进入我的宿舍,把我带到医院,在未经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实施了流产手术。那一天,我躺在手术台上,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内心的绝望强烈,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而是可以被一种更高权力决定命运的对象。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手术,而是一种无声却彻底的否定,它否定的不只是一个未出生的生命,也否定了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当拥有的选择权。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一切,我告诉自己,这是国家政策,是时代的要求,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可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中国开始全面开放二胎、三胎,甚至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催促女性生育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的疑问,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同样是怀孕,在2012年,我的怀孕被认定为错误,被强制终止,而在今天,怀孕却被赞扬,被鼓励,被视为一种对国家的贡献。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生育是一种责任,那么当年为什么不允许我承担这种责任?如果生育是一种权利,那么当年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利?当一种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年代,被完全相反地定义为错误和正确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对与错,究竟是基于什么标准?
我逐渐意识到,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政策背后,个体从来不是被真正考虑的中心。计划生育时代,国家需要减少人口,于是女性的生育被严格限制,甚至可以被强制终止;而当人口开始下降,国家需要增加人口时,生育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女性再次被赋予新的角色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决定权始终不在个体手中,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权力结构之中。女性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被当作一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的工具,而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存在。
这种认识,并不是在一瞬间形成的,而是在经历和时间中慢慢累积起来的。我开始明白,我曾经经历的强制流产,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更是一种时代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在那个逻辑里,个体的意愿可以被忽略,个体的痛苦可以被解释为必要的代价,而个体本身,只是一个更大目标中的一部分。当我再看到那些鼓励生育的宣传时,我感受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清醒,因为我已经明白,在那种体系下,生或者不生,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属于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可以被定义、被改变、甚至被强制执行的决定。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思考自由的意义。我逐渐明白,自由并不是单纯拥有某种权利,而是拥有决定是否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可以被强制不生,也可以被鼓励必须生,那么她真正缺少的,并不是生育本身,而是选择的权利。当一个社会可以在短短十几年之间,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却从未真正面对和反思那些曾经被迫放弃的生命和人生时,我开始意识到,真正需要被启蒙的,不只是个人,而是对个体价值本身的重新认识。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尊严,并不在于她是否生育,而在于她是否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时代的需要所决定。
When Will My Womb Truly Belong to Me?
— The Awakening and Reflection of a Woman Who Experienced Forced Abortion
Author: Qian Yulin ...
“政治清算”不等于“制度转型”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斩首”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情绪已经压过理性。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美国政府捕获,阿里·哈梅内伊被美国政府击毙,无论是针对委内瑞拉的强人政治,还是伊朗的神权结构,外界都曾反复出现同一种声音:一个独裁者倒下,是否就会改变国家现状?
在威权政体转型的公共讨论中,政治精英的突发性更迭常被赋予过度跨时代的意义。“个体清算”仅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突发事件”,无法自动诱发“结构性转型”。公众对“强人政治”的瓦解常抱有一种基于“政治清算叙事”的乐观预期。
必须先说清楚一点——独裁者的灭亡,从道义上讲,永远不值得同情。长期依赖压制、恐惧与控制维系统治的人,其权力终结本身,就是历史对权力滥用的回应。强人政治本质上压缩社会空间、扭曲制度运行、制造系统性恐惧。它的终结,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在价值判断上都不需要替它辩护。
但问题在于,肯定独裁者的灭亡,并不等于可以把那一刻当作制度重生的完成。
以委内瑞拉为例,在马杜罗执政时期,权力高度集中,司法与军方被深度政治化,反对派长期受压。国际社会多次预测“临界时刻”即将到来,甚至出现过短暂的权力对峙。但真正改变国家命运的,并不是某个瞬间的冲击,而是军方站位、制度安排、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如果这些结构没有重组,强人离场也未必带来制度性自由。
再看伊朗,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掌握宗教合法性与宪政之上的权威。外界长期设想“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走向。但伊朗真正的核心,不仅是个人,而是“最高领袖—革命卫队—宗教监护委员会”这一整套权力体系。如果体系仍然完整,换人并不意味着换轨道。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独裁的本质,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一种结构安排。
如果权力结构允许一个位置同时拥有军队的最终控制权,司法的最终解释权,媒体的话语垄断权,行政的任命主导权。这样的政权无论是谁掌控,都是在制度惯性中强化集中。因而人们在庆祝独裁者的灭亡只是历史的节点,却绝不是历史的终点。
一位叫Iman Jalali的伊朗人对体制的恐怖分析尤其警醒:哈梅内伊死了,很好。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伊朗已经为这一时刻准备了地球上最严密的应急计划,每个关键职位都设有四级继任机制,军事打击事先获得授权,地区指挥官无需德黑兰的命令即可采取行动。
当文章被读到时,新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诞生。政府没有被推翻,体制承受了冲击,而这一切正是体制设计的初衷。所有可信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更有可能变得更加强硬,而不是温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更加活跃、更具威胁。对于伊朗人民而言,这种制度韧性可能带来比哈梅内伊本人更严重的压迫。
情绪让人渴望一个干脆的句号。多年压抑之后,人们自然希望看到象征性的崩塌。但政治现实没有句号,只有结构。如果结构没有被拆解,真空只会被新的力量填补。在高度集权体制中,权力真空往往引发内部重组,而不是自动民主化。历史多次证明,混乱中人们对“稳定”的渴望,反而可能为新的权力集中提供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把政治想象成一次“终极清算”是危险的。它让人误以为问题的根源在“某个人”,而忽视了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
权力如何分配。
权力如何被监督。
权力如何被限制。
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否认独裁者应当退出历史,而是明白制度没有约束机制,新的强人随时会出现。民主从来不是独裁者倒下的自然结果。它是一种制度设计的产物,是规则被写进法律、被执行、被普遍接受的结果。它意味着任何人掌权,也不能为所欲为;即使掌权者拥有多数,也不能压死少数;即使最高领袖声称代表国家,也必须受法律限制。
在强人政治中,人们习惯等待“关键人物”。在成熟制度中,人们依赖规则。民智不是情绪高潮,而是规则意识的形成。是多数人开始理解权力必须被拆分、军队必须国家化、司法必须独立、媒体必须开放,并愿意为这些原则承担责任。公民社会的成长,比任何戏剧性节点都更重要。
独裁者的灭亡,值得肯定,它象征着压迫性节点的终结。但真正值得庆祝的,不是独裁者名字消失,而是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拥有那样的权力。如果权力仍然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位坐上去的人,可能只是换一种语言、换一种风格,却在同样的轨道上运行。
情绪可以推翻一个象征,理性才能建构一个制度。历史不会因为一次震荡就自动改变方向。方向取决于结构是否重组,规则是否重写,权力是否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真正的胜利,不是强人的终结,而是强人政治的终结。
前者是事件,后者是结构。
中文世界中“斩首习近平”的呼吁绝对是对个人权力滥用的一种回应,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存在。但中共的体制也早已设计得天衣无缝:权力不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深深嵌入了党、军队、宣传体系、官僚网络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结构。谁上位,国家机器照样运转。
中共不依赖个人,它是依赖制度化的权力链条。军队、公安、宣传、行政、地方党组织,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即便习近平倒下,继任机制、核心领导班子、应急指挥体系早已准备完毕。权力空缺不会变成民主自由的空白,而是被制度化安排的下一位掌权者迅速填补。清掉一个名字,政治也不会解放。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器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已经学习了如何在震荡中自我稳固。任何外部冲击、内部动荡,都不会让制度本身被撼动太久。军队和安全系统有明确指挥链条;地方党组织在平衡中央与本地利益中已形成自我保护机制;宣传和舆论系统能够在瞬间重塑合法性。斩首只是切掉了一个象征,却不能拆掉支撑权力的框架。幻想中有人认为下一任会更温和、会开放空间,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权力空缺往往促使体制强化,而不是松动。继任者必须维持党的统一和权力集中,否则体系会崩塌。
如同伊朗的哈梅内伊,核心人物的倒下并没有撕裂制度,制度反而借此机会显示了韧性和自我延续的能力。中共也同样如此。
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倒下”上,本质还是在消费强人逻辑,只是从崇拜换成仇恨。真正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司法、军队、宣传、官僚体系依然可以被新的掌权者无限扩张。斩首幻想只会让你忽略长期问题,而政治现实永远关注结构。
所以人们在幻想斩首习近平能带来自由,请先清醒:斩首只是事件,制度才是结构。前者短暂,后者长久。任何真正的改变,都必须从结构入手,而不是偶像。
对于我们来说,独裁政权必然灭亡,只是先别呼吸,路还很长,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Political Reckoning Is Not the Same a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uthor: Zhang Zhijun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公开信
作者:刘炳良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习近平总书记:
您好!
我是一名离开中国逃亡海外的中国公民,中国民主党党员。今天以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心系国家兴衰的公民身份,向您进言。
目前的中国,地方不敢言实情,专家不敢讲真话,官员以“不出事”为最高追求,百姓生活看不到希望,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不畅,经济萎靡,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各种社会隐患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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