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Exclusive Content
“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领事馆前的追问
——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关于校园死亡、未成年人生命与被封存的真相
采访 / 整理:胡景 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如期举行。
这一次,行动的焦点并非某一具体个案,而是一个反复出现、却始终无法被完整回答的问题——中国校园与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信息总是迅速被封锁?同时公权力机关对家属进行全力打压?
由于事发地在中国大陆,我们无法去现场采访受害者家属或相关学校人员。本次采访对象,均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海外民运与异见人士。他们虽不掌握现场证据,却坚持发声,持续追问那些被制度性掩盖的疑点。
“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处理模式。”中国民主党党员黄娟指出,校园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案件,在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结构性特征。她表示,从公开案例与长期观察来看,多个事件中都出现了相似情形:结论被迅速定性为“自杀”或“意外”,关键证据无法核查,监控缺失,尸检、调查过程不透明,而家属及群众的合理质疑,却往往被迅速地纳入“维稳”框架。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阴谋,但它清楚地说明,真相发现机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在黄娟看来,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发生意外”,而在于事后是否允许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证据是否可复核、结论是否可以被质疑。而在这些案件中,处理目标往往着眼于“降温”和“风险控制”,而非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
“为什么信息被封锁,而且几乎成了常态?”针对信息封锁与对家属的打压,黄娟直言,这并非个别失误,而是一种制度性结果。
未成年人死亡问题高度敏感,不只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生命最健康的时期,更因为未成年人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家庭的希望。一旦信息公开,极可能引发舆情扩散乃至公众问责。在权力与程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证据掌握在校方或官方手中,家属却缺乏最基本的调查渠道。当“控制后果”被置于“查明真相”之前,封锁与压制便成了惯性选择。也正因如此,这类事件不断引发公众对“活摘器官”的持续质疑。
“当遗体处理高度封闭、证据无法核查时,客观上已经无法排除最严重的可能性。”“体制拒绝透明,不但无法自证清白,反而不断强化了最严重的指控。”
“如果我们不说话,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恐惧。”站在领事馆前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朱晓娜,从个人经历与一个母亲的视角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她说,自己之所以参加这次茉莉花行动,是因为“真的忍不住了”。“一次、两次、三次……太多生命就这样被‘处理掉’,连一个说清楚的机会都没有。”在她看来,校园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当孩子在校园里出事,却一次次在沉默中“结案”,当真相被迅速封存、讨论被迅速压制,那种冷漠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摧毁。她坦言,站出来并非因为不害怕。但更让人害怕的,是未来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时,明明知道不对,却选择了躲开、装作没看见,那是对一个人良心的摧残。但她拒绝被贴上“激进”的标签,因为“真正激进的,是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制度。如果在中国,说一句真话是安全的,那么谁还会站在这里?又有谁愿意跨越千山万水,选择背井离乡?”
“我曾经也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中国民主党党员刘芳的发言,则从“无知”开始。她说,在自己还生活在中国时,自己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几乎完全不知道活摘器官的问题。新闻中只会强调“成功移植”、“医学进步”,却从不解释:器官是谁的?它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真正的冲击,发生在她来到美国之后。通过接触法轮功组织、查阅大量公开资料、调查报告、证词与医学数据,她一点一点接近了那个从未被允许知道的现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发现,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发生在我熟悉的城市、医院,发生在我曾经生活的制度里。”她曾经以为,受害者只是被标签化的“少数人”。但后来意识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中国大陆就是现实版的《一九八四》,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成为待宰羔羊。
她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无法被回避的问题: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都可以布满十几个监控,那么——为什么一个孩子在校园里死亡,真相却可以消失?为什么遗体可以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转移?监控去了哪里?记录去了哪里?责任又去了哪里?
刘芳还从医学常识的角度指出:器官离体后的存活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而血液配型、交叉配型、运输与手术准备,并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奇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安排的这么“井井有条”的?是谁把这样的链条安排的如此“天衣无缝”?所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面对“海外民运没有一手证据却不断发声”的质疑,黄娟的回答直指要害:在一个证据被系统性控制的环境中,要求“先有铁证再发声”,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外民运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司法定罪,而在于持续记录被压制的疑点,一起发声要求独立调查,防止沉默成为常态,从而尽最大的可能还原真相。“如果今天不追问,真相就会被永久掩埋,责任也会被消失,而风险则会被不断地复制。”
领事馆前的这场抗议并非为了制造对立,更不意味着对抗,而是一种坚持——在一个连追问都是有罪的社会环境之外,为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孩子发声,替那些被迫沉默的家属发声,向世界提出两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中共何时会公开相关真相?
Questioning in Front of the Consulate
—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Regarding Campus Deaths, the Lives of Minors, and the...
国际人权日—自由雕塑公园民主先驱墙落成典礼
2025年国际人权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民主运动先驱墙”落成,各界民运人士怀着敬仰的心情前往缅怀逝者,仰慕先贤。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慷慨陈词,几度哽咽。特别强调海外民运的根在国内,这是国内民主人士无畏不屈的精神,使中共成为过街老鼠,为千夫所指,随时面临着崩溃。
失踪八年的高志晟律师太太耿和在揭幕仪式上深情发言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不已。先驱墙的建成使众多被中共刻意湮没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先驱墙是中共人权罪行的铁证。
年轻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为先驱墙献上自己的歌舞。莫使青史尽成灰,这是世界上第一块中国民运之碑,不久的将来,这块丰碑会矗立在九州大地之上。
在中共六四大屠杀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的方政长途驱车出席了先驱墙落成典礼。希望民主的火炬由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建功立业。
去年虎口脱险的朱虞夫面对先驱墙上的众多战友感慨良多。高度赞扬陈维明建立的这堵先驱墙是海内外民运的桥梁和纽带。在揭幕仪式上,当亮闪闪的不锈钢铭牌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参会者掌声雷动、热泪盈眶,这里有民运先辈最详实的个人资料。
《在野党》杂志社翻译部部长刘芳博士,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典礼嘉宾王丹合影,这是一堂最生动的民运知识课,年轻人在这里补上了中国现代史缺失的重要内容。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Dedication Ceremony of the Democracy Pioneers Wall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2025, the “Wall of...
从铁饭碗到自由之路
一位觉醒的共产党员的心灵重生
作者:Yongjie Guan 编辑:韩立华
在中国大陆,有“编制”的工作被称为“铁饭碗”。据网上流传的数据,自 2009 年以来,每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始终在百万以上,2024 年更突破 340 万。就在这样一个人人争抢稳定福利与体制庇护的年代,却有人自愿放弃这个铁饭碗,即使远赴他乡只能端盘子、洗碗,也要离开那个让她窒息的国度。
这个人,就是今天的受访者——高应芬(以下称“小高”)。
一、信仰与恐惧的童年:被惊醒的平静
小高 1997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近郊一座小城市,父母皆是普通工人,但虔诚信仰基督。她的童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2022年她实在无法再忍受中共政府的过度疫情防控措施,又一次向母亲倾诉有逃离中国的念头时,母亲在惶恐不安中告诉她一个情景:在她5岁那年,一家三口在一次家庭教会聚会时,数名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她在慌乱中被推倒在装满松香(用来给动物脱毛的东西)的锅里被烫伤,母亲跪地哀求才换取带孩子离去的机会,而父亲则被带走。约一周后,父亲被释放,但已满身伤痕。本就体弱的父亲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因病离世。
那一次交谈后小高才醒悟,她身上的伤疤原来是来自那一次的伤害。其实母亲不支持她离开中国并非是不知道中共的坏,恰恰相反,她是深知中共的毫无底线,所以即使在丈夫离世家庭遭遇巨大变故后,仍以沉默、坚忍的方式维持生活,就是怕中共再次伤害家人。
二、进入大学:跟着潮流入党,却悄悄接触真实世界
2016年,小高进入武汉一所大学就读。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相信“入党有利于找工作”,于是大一便递交了入党申请。
互联网的普及让她第一次接触到墙外资讯,班上不少同学会“翻墙”,分享与官方叙事完全不同的信息。面对这些资讯,小高多选择沉默——她不敢多问,也无法分辨真假。那时的她仍相信:只要努力学习,热爱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
直到 2019 年底,噩梦不期而至。
三、世界崩塌:她在武汉见证了疫情真相被掩埋
2019 年底的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无声蔓延。本应第一时间让民众知情的真相被政府刻意压下,吹哨的医生被训诫,疫情初期官方为了维稳仍在筹办春节盛会,人群聚集加速了病毒的扩散。
而小高,就是在这场世纪风暴的风眼中。她记得那座城市突然变成了牢笼:小区大门被焊死;食物供应极度短缺,劣质菜高价出售;感染者无数,但求医无门;火葬场日夜冒着白烟;网上哀号与求救贴文不断被删除……而大肆宣扬的却是各种又假又空令人恶心的正能量。
她说:“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原来生命在体制面前可以这么微不足道。”她开始对自己加入的共产党感到深深懊悔,也第一次彻底怀疑自己曾相信的一切。
四、成为老师:希望靠教育改变下一代,却再次碰壁
2021 年,小高大学毕业。疫情稍缓,中国暂时恢复生机,人们开始“好了伤疤忘了痛”。
为照顾因肾衰竭而住院的外婆,她回到家乡生活,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公办小学教师编制——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但她成为老师,并非为稳定,而是因为心中那个渺小却坚定的愿望:“如果不能改变国家,那至少能让几个孩子学会思考。”
她在课堂里悄悄穿插一些启发思辨的内容,希望学生能保持天性,而非只接纳标准答案、从小学习仇恨。然而,一次授课被巡堂的校长听见,随即被叫到办公室严厉训斥。
慢慢地她还发现,学校的教育是泯灭学生童真的,是鼓励告密的。即使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与官场一样,遇事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终于认清了现实:“我不是在教书,而是被要求参与再生产一代顺从听话的机器。”
学校的极端防疫、僵化管理、奴化教育、仇恨灌输,都让她感到无比的恐惧。那一刻,铁饭碗在她眼里已不再是安定的标志,而是一件牢笼里的餐具。
五、选择离开:扔掉铁饭碗,换取呼吸自由的权利
尽管不舍母亲,小高仍毅然决定离开。
2024年,她抵达美国。刚落地时,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即使是端盘子洗碗,也比在中国当个被体制控制的老师自由。”
初到异乡的她努力适应新生活。她说,虽然辛苦,但却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完整的人”。“或许,这里才是我应该生长的土壤。”在美国,她能自由阅读、思考、发声,再也不用担心谁在背后监听。
走向公共行动:为还在墙内的人发声
为解救大洋彼岸那些被中共奴役着的中国人民,2025年4月,小高加入了中国民主党,积极投入旧金山华人的民主运动。
她参与集会、声援被迫害者、揭露中共谎言、向国内传播真相。“我已经离开了,但中国还有太多人还被牢笼困住。”她说:“哪怕只能唤醒一个人,也算有意义。”
七、对未来的展望:年轻一代的担当
小高感言:中国政府的种种暴行让无数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与思想。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我深知一党专政体制弊端重重,我们这一代必须站出来——去发声、去抗议、去推动改变。在中国,我们面对腐败的专制与错误的政策往往无法发声,更遑论采取行动;但在美国,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未来我们仍将继续努力,积极行动,希望这些努力能够促成一些改变、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愿有一天,自由之光能照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From the “Iron Rice Bowl” to...
宁波市公安起诉意见书
甬公刑诉字(2006)83号
犯罪嫌疑人张建红,别名:力虹,男,1958年3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3302041958030601014,汉族,大学文化,无业,家住本市江东区宁舟一村5幢7号604室。
该张建红曾因反革命煽动罪错于1989年被宁波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3年。2006年9月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本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依法逮捕。
经本局依法侦查,现已查明:2006年5月到9月,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以“力虹”笔名撰写文章117篇,通过其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将这些文章发送给“大纪元”、“博讯”、“民主中国”、“民主论坛”、“观察”、“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这些网站发表。其中62篇文章具有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内容,该张利用其参与创办的“爱琴海”网站被关闭,“苏家屯事件”、“北京高智晟事件”、“山东陈光诚事件”等大做文章,声称我国现行国家政权“反自由,反天赋人权的顽固本质,是整个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极权中共残害大陆人民长达57年,如果再让一个业以犯下,并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政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那必定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与灾难!”叫嚣“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繁殖、传播与肆虐。但是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欺骗性和诱惑性了。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中共当局为苟延残喘延续专制统治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的地步”。煽动“中国人彻底告别这个黑暗日子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本质,看清了要挽救我们的国家、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像一个人,必须尽早、尽快结束目前的罪恶统治。直到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共产极权黑暗统治,迎来民主新中国在千年神州大地呱呱坠地的那一天!
我还要感谢上苍所赐的互联网,在今年3月9日《爱琴海》被关、“苏家屯事件”被揭露之后的日日夜夜里,让我坐在电脑前挥笔著文,能够奇迹般地与外部文明社会时时沟通,休戚与共,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正义人士站在一起,为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后、最野蛮残暴的政权统治而共同努力”。
为扩大影响,便于他人查阅其撰写的文章,犯罪嫌疑人张建红还在“大纪元”、“民主论坛”、“自由圣火”等网站分别建立了“力虹专栏”、“力虹书房”和“力虹文集”。今年3月份以来,还多次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接受境外网站提供的稿费。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报案记录、书证、物证、搜查笔录、电子证据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亦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 致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章〕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
附:1、本案卷宗共6卷982页。
2、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3、
4、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Ningbo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osecution Opinion
No. 83 (2006) of Ningbo Public Security Bureau...
新年思考:一些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想法
作者:张孔松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铭记的日子。284年前的今天,《巴黎和约》正式签署,美国独立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这不仅标志着十三个殖民地摆脱帝国统治,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清晰地向世界宣告:人民有权反抗暴政,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的独立,并非来自皇帝的仁慈,而是来自人民的勇气、牺牲与坚持。《巴黎和约》证明了一件事——当人民站起来,历史就会为他们让路。两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却仍然深陷皇权式专制体制之中,令人无限唏嘘。正因如此,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必须凝聚力量,以推翻中共暴政为使命,让中国早日成为一个民主、宪政、自由的国家。
2025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也是最清醒的一年。12月15日,我的母亲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彼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每一天都在煎熬中渡过,而我却被迫滞留海外,不敢回国陪伴,无法送终,只能靠视频电话问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但我很清楚,它并非个案,而是中国现实政治长期制造的人道灾难之一。
母亲临终前两天,当她听到电话那头是我的声音时,已经说不出话,却仍然拼命做手势想要抢电话。那一刻我明白,她想问的不是:我快不行了,你为什么还不回来见我最后一面?而是为什么一出国,就再也不敢回来了?”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不是不想回国,而是不敢回国。
个人的不幸,往往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灾难的直接后果。这种灾难的破坏力远比天灾人祸更可怕,天灾只发生在局部,而暴政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每一个普通人。我成长于计划生育的极权年代,本身就是受害者之一,所幸侥幸逃脱。我的姐姐十二岁时被拐卖,明明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却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因为对方背后有共产党的官员保护,这正是法治缺失的真实写照。我的堂哥离奇失踪十几年,至今生死不明,而这也绝非孤例。每年中国失踪人口高达几十万,中共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监控系统,却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找不到,因为这套系统从来不是用来服务人民的,而是用来监控、压制和控制人民的。
在生活中,我无意间接触到外网信息,再结合自身经历,整个人突然清醒过来。我开始发表反对中共的政治言论,随之而来的,是警察的威胁与殴打、社交账号被封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全面排斥。许多朋友将我拉黑,留下来的也不敢与我有任何公开互动,甚至不敢在朋友圈点一个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微信被封、无法发声的那段时间,仍有人私信关心,仍有人认同我的观点。哪怕只能启发一个人清醒,我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些经历并非“个案”,而是高度集权体制对普通人进行系统性碾压的结果。2025年,中国发生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件:香港鸿福苑大火后,当局拒绝追责、压制舆论,对死者家属的维权进行控制与威胁;四川江油“千人反霸”事件中,基层权力与黑恶势力长期勾连,普通民众被逼到极限,最终爆发大规模抗争;陕西蒲城学生坠亡事件疑点重重,当局试图强行定性为“自杀”,却引发上万民众上街抗议,并遭到强力镇压;河南许昌第六中学,上千名学生与家长集体抗议压迫性教育制度,现场冲突激烈;云贵高原农民反对强制火葬运动,地方政府以“文明殡葬”为名,强行剥夺少数民族与农村地区的基本人伦权利;云南昆明街头摊贩与城管的持续冲突,底层生计被系统性摧毁,执法暴力常态化;甘肃天水幼儿园投毒案中,家长依法维权,却被视为“维稳对象”,信息遭到封锁。
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人民不是违法者,而是被逼到绝境的受害者。而中共政权的回应,永远只有两种方式——封锁和镇压。所有的结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问题不在具体事件,而在政权本身。
正是这些血淋淋的现实,让我彻底放弃幻想。我不再相信所谓的“体制内改良”,不再相信“渐进改革”,也不再相信“忍一忍就会好”。我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只要中共政权不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反抗实践已经清楚证明,当人民不再恐惧,专制政权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强大。所谓“高科技维稳”“天网系统”“绝对控制”,在真实的社会崩塌面前,都是纸糊的神话。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使命,生命不熄,抗议不止。因此,我无法回国,这不是假设,而是必然。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下,参与海外民主组织活动的人,一旦回国,等待的只会是坐牢、被失踪,甚至肉体上的毁灭。
我选择战斗,而不是沉默。母亲的去世让我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但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为了不再有中国人像我一样流浪海外、无法回家,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为了让人民真正实现民主与自由,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凝聚力量,早日推翻中共暴政。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就是生长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New Year Reflections: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Reality
Abstract: Drawing 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multiple mass incident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author...
《澎湖海战》的笑剧:粉红和中共官方的伪争论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 孙诚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最近中共拍了一部电影,名叫《澎湖海战》,讲的是清朝康熙帝和将领施琅攻灭台湾郑氏政权的历史。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部为习近平武统台湾舆论造势的宣传片。不过,这部片子却引发了巨大的舆论翻车,甚至不少粉红都因此大感不爽。
事情的起因,其实是:清朝崛起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一段北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中共和粉红天天拿“汉奸”的棒子打别人,结果拍了一部政宣片,却把“真汉奸”施琅当成“统一祖国”的正面人物,把“17世纪汉人的最后正统”郑氏政权当成反面人物。因此,事情就变得滑稽了起来:闹了半天,原来共产党自己才是大清和“真汉奸”的继承人——结合中共把马列奉为祖师爷来看,就更有喜剧效果了。
不过,一些信奉皇汉思想的粉红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又颇有一种割裂感:他们一边反对清朝武统台湾,一边又支持中共武统台湾。在他们看来,郑家、中共都是“好人”,清朝、中华民国台湾都是“坏人”,因为郑家和中共都是“华夏正统”,清朝和中华民国台湾分别是“蛮夷”和“西方势力代言人”。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粉红的这套认知,其实依然滑稽透顶。因为郑氏政权和中华民国台湾,无论怎么看,都更为相似:两者都在台湾,两者分别比清朝和中共更自由(郑氏政权的海洋贸易自由程度,是大搞沿海迁界、制造大量民众死亡的清初比不了的)。而中共和清朝,无论是控制范围,还是自由程度,也都更为相似(当然,就算在清朝专制程度顶峰的雍乾时期,民众的结社自由其实也是比中共时代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