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LIANG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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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使青史终成灰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中篇)
记者:沈美花 贾嘉
人物简介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长期参与者,中国民主党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在野党》创办人。
十一、上街逼宫
朱虞夫散发传单被抓,激起了一片涟漪,中共完全没有料到它们刻意经营的中美蜜月祥和气氛中,有人向它们发难。向民政厅注册可以留着不发,“研究研究”,拖着拖着也就拖没了。但是仅仅五天,有人上街要逼宫了。抓了人,“留置”了二天,层层上报却因为没有人拍板拘留而只能放人。当局的患得患失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中国的政治生态在没有了邓小平以后面临着一种新的可能。虽然放回家了,对于朱虞夫来说,他要趁着这个时刻继续给当局增加压力,为撬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寻找一个支点。
其他参与者受到很大震动。
在此之前,很多人仍然抱有一种想法:
注册是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如果政府不同意,就不批准;
至少不应该因此抓人。
但是朱虞夫散发宣言以后被带走,使所有人意识到:
事情正在迅速升级。
按照朱虞夫的回忆,王有才尤其紧张。
因为中国民主党甚至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组织,一个主要参与者已经因为街头散发注册材料被抓。
但是对朱虞夫本人而言,这恰恰证明了他此前的判断:
政治空间不是等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拓出来的。
当局当年对王有才的判决是毫无道理的,在所谓判决书的主要罪状中,凭空捏造朱虞夫散发传单是王有才“指使”的,王有才的回忆文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朱虞夫上街散发的是什么传单,在哪里印的。朱虞夫本人也从来没有编造这样的故事。朱虞夫估计这个段子一定又是名扬天下的“神探”聂海芬的杰作。
十二、组建“浙江筹委会”
王有才与陈龙德、王东海、傅国涌等人在筹划“中国民主党”阶段考虑的是不至于遭到当局打压的注册,并没有考虑具有极大风险的组织和行动。最初参与注册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王有才被“监视居住”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急流勇退了,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一度停顿。
朱虞夫脱险回家后就考虑要寻找一起干的朋友。他首先想到自己1978年底至1979年杭州民主墙时期认识的那些老朋友。
前文讲了浙江筹委会六位成员的参与过程,但是杭州的组党形势如果仅靠六个人也必然撑不开一片土地。
毛庆祥联络戚惠民提供采荷新村的房子作为党部联络处,安顿热恋中的吴义龙情侣。
李锡安利用他的社交能力陆续又带来了来金彪、池建伟、李巴根、黄国安、王富华、杨建明、吴远明、萧利彬、高海兵、聂敏之、昝爱宗、邹巍、叶建、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等等,在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热心市民,一时间杭州的组党活动轰轰烈烈,同时吸引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来杭州“取经”。
杭州的组党活动完全不是王有才设想中的样子。
但是中国民主党的草根组织框架,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铁匠没样,边打边像。
十三、一段佚史
这也是朱虞夫特别希望澄清的一段历史。
1998年6月25日的注册石破天惊,名震天下,毕竟中共建政后49年间,所有组党的领导人连坐牢的资格都没有,无一例外都在看守所被枪杀了。他们的罪名很简单:反革命集团首犯。
朱虞夫出国后一位当年与国内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向朱虞夫提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疑问:王有才既然是注册行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为什么后来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中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朱虞夫的回到非常简单,因为王有才没有参与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
主要原因是王有才在注册后迅速受到公安控制,因此无法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其次是王有才的组党构想使他无法接受这类的草根政治。
那么既然王有才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其他二位注册者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海外民运”的污浊了。
1998年二月,王炳章先生闯关在杭州见了几位民运人士,“中国人权”主席刘X,十分光火,公开谴责王炳章见了“我的人”,动了他的奶酪。当注册的信息一公开,他就千方百计压迫“他的人”离开,果然,他的人就在他的金钱操作下,于10月23日(离注册还不到四个月)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回想我与有才等朋友公开组党的行动实有不妥之处”,“给国内留下了不良的后遗症”,“我认为我们必须作全面的检讨”。
朱虞夫认为,后来浙江民主党的发展,是另外一批参与者继续推动的结果。
所以他一直强调:
“注册中国民主党”与“后来把中国民主党真正组织起来”,是两个既相连又完全不相同的过程。
他并不否定王有才注册行动的重要意义。
但他反对把中国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某一个人的个人历史。
十四、向全国“点火”
随着杭州组党活动的展开,外地民运朋友纷纷前往取经,上海姚遵宪参与了杭州的所有活动,上海、陕西、四川、东三省、云南、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北京、重庆、两广、内蒙的朋友纷至沓来。
说真的 ,大家都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量扩展,希望其它省市也起来冲击党禁,记得西安的傅升建议浙江派人去外地“点火”,大家都认为是好办法,吴义龙正好写完了硕士论文,有大把时间可以利用,而姚遵宪也非常乐意陪着一起去。
于是,他们开始搜集各地民运人士的名单、住址和联系电话,延京广线的省会城市找到当地民运人士鼓动他们组党。
一路上基本很顺利。2025年朱虞夫偶遇参加房东party的杨海,他回忆吴义龙当年去西安的时候是坐飞机去的,看来浙江朋友很有钱。朱虞夫说当时王荣清、毛庆祥和我们几个人都凑了路费给吴义龙,但是姚遵宪陪着吴义龙全国跑,花费的都是姚遵宪卖了上海的房子的钱。
到一个地方,找到当地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告诉他们浙江已经开始组党,希望当地也成立自己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
如果一个联系人找不到,就找名单上的下一个。
中国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首肯,来自于祝正明的制度设计,祝正明没有“占山为王”的想法,通常人都有权欲,拉一个杆子抢一个位置,而且嘴上还念念有词的喊着“公心至上”。但是浙江组党不抢位置、只办实事。虽然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也只是“浙江筹委会”,准备与各地的“筹委会”平起平坐。朱虞夫记得在入狱前曾经与湖南的谢长发谈过,筹委会是浙江搭台,大家唱戏,如果浙江一上来就占了位置,这戏就没人唱了,你们湖南唱得好,湖南就是老大,别的哪个地方唱得更好也可以超过湖南。未来的位置是由大家的选票决定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别称自己是“民主党”。
没想到浙江的谦让被个别野心家以为有机可乘,争抢桃子,给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1998年之所以组党活动如燎原之势席卷全国,祝正明的设计功不可没。
在他的构想里,各省之间应该竞争的是
谁真正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
谁先抢到主席的位置。
十五、浙江筹委会为什么没有“主席”?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早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
没有主席。
朱虞夫反复强调这一点。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民主党不是要首先找一个全国领袖,然后由这个领袖向各地任命负责人。
浙江成立浙江筹委会;
上海可以成立上海筹委会;
湖南可以成立湖南筹委会;
各地都是平等关系。
大家共同在这个平台上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初始的这种组织思想与后来变了味的“中国民主党主席”、“全国委员会、“全国联合总部”等形成鲜明对照,甚至一个街头混混都可以自称是“国际联盟主席”。
当然海外的那些组织除了街头表演賺非法移民的钱,基本上与国内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什么关系了。
朱虞夫曾经希望海外的“中国民主党”能停止内耗,联合起来,走上正路,他好不容易说通了一家,却在另一家碰了鼻子,那家的“主席”说,联合是好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在他的任上有大动作。他已经做了十五年主席了,他的“任上”恐怕还有十五年吧,朱虞夫彻底失望了。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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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赴華府:抗議習近平訪美紀實
作者:唐鑫
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動盪、集權擴張的浪潮下,民間力量的覺醒與行動,正成為撼動獨裁體制最堅韌的基石。2026年9月下旬,適逢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抵達華盛頓特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一群懷抱著對自由民主執著追求的抗議者,完成了一場橫跨全美、從太平洋沿岸直達美國政治心臟華盛頓特區的萬里奔襲行動,向獨裁政權表達最為強烈的抗議。這不僅是一次行動的記錄,更是一次對自由意志與民間抗爭力量的深刻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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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華府夜幕與白宮前喊話:抗擊「跨國鎮壓」與聲浪穿透白宮23日下午,習近平專機抵達華盛頓。到達華府當晚,團隊未作任何休整,便直接趕赴習近平入住的賓館附近展開夜間抗議。在華府夜色中,隊員們高舉「共產黨下台」、「習近平滾出去」等標語,拉起「結束中共,...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
作者:张兴贵
第一章 第二节 “全知规划者”的幻觉:中央计划经济的信息困境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图景中,私有制与市场竞争被视为混乱、无序与浪费的根源(即所谓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了消除这种无序,共产主义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收集全社会的资源、需求与生产能力信息,然后制定出一套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宏大计划。
然而,这套构想建立在一个隐性的、却极其脆弱的认识论假设之上:存在一个“全知”的中央规划者。
一、信息海啸
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国家每天产生的经济行为与交易信息是无与伦比的。从一粒纽扣的生产成本,到千家万户对某种食品的实时偏好;从某家工厂机器零部件的磨损程度,到下一个季节服装样式的流行趋势……这些信息的数量以海量计算。
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将这些庞杂的信息全部上传至一个顶层决策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再由该机构计算出每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原材料分配额度以及出厂价格。在现实运行中,这种模式立刻遭遇了信息处理能力的物理极限:
信息的失真与延迟:信息在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过程中,必然遭遇极其严重的时效滞后与人为篡改。基层的生产单位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降低自己的考核指标,有强烈的动机虚报需求、隐瞒产能。
计划的僵化与脱节:当中央计划委员会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制定出包含上百万种商品的“五年计划”时,市场实际的需求、技术条件与自然环境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讽刺现实。
二、假定“数据已知”的逻辑谬误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往往会假定“已知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求解均衡价格”。许多早期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奥斯卡·兰格)据此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算力(如现代计算机),中央计划部门就能联立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式,从而实现比市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观点的致命漏洞在于:它把经济学数学模型中的“假定已知”,错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已知”。
在现实的市场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供给函数”或“需求函数”等待计划部门去收集。消费者自己往往都不清楚自己在三个月后具体需要买什么、愿意为此支付多少价格,直到他站在商品面前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生产者也不知道某种新产品能否成功,直到它投入市场接受检验。
这些数据只有在市场交易的动态过程中才会产生。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在没有市场交易的前提下事先收集这些数据,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结构性信息屏蔽与反馈机制缺失
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中,信息是通过价格波动和盈亏信号进行实时纠偏的。如果某种商品短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就会立刻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进入,短缺随之缓解;反之亦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高频、敏感的反馈回路。而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取消了自由价格与市场竞争:
纠偏机制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计划部门无法获知某种商品究竟是真正过剩还是假性过剩,是需求不足还是分配不均。
错误无法被及时识别,甚至会被政治意志不断放大,直到演变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大匮乏或严重的资源浪费(例如,一边是重工业钢材的极大过剩,一边是轻工业日用品的极度匮乏)。
第一章第三节 哈耶克知识问题:分散知识、隐性知识与价格机制
对共产主义认识论缺陷最致命的解构,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中,哈耶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传统概念,给中央计划经济贴上了认识论上的死亡标签。
一、知识的两种形态:科学知识与“特定时空知识”
传统观念(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知识”就是指那些可以被公式化、文字化、统计化的科学定律、技术数据和生产指标。如果知识仅仅是这些,那么理论上将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确实是可行的。
但哈耶克指出,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亦可称为分散知识或隐性知识。
这类知识包括:一个机器操作工对某台旧机器特定脾气和磨损状况的直觉掌控;一个季节性商人对当地突发天气变化引发的特定商品需求的敏锐察觉;一个物流调度员对某条道路临时拥堵所掌握的避让路线;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对某种商品的边际偏好。
这类知识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
高度分散性:它零散地分布在数以亿计的社会个体头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其全貌。
不可文字化与不可统计性:许多隐性知识甚至连拥有者自己都无法用语言精准表达(如“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但我无法用物理公式向你解释我如何保持平衡”),因而根本无法填入行政统计表格中上报给计划部门。
瞬息万变性:这类知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随时生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二、价格机制的本质:一种分散信息的通信系统
如果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高度分散、不可集中且随时变化的,那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究竟是如何实现协调运转的?
哈耶克的答案是: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价格绝不仅仅是买卖商品时付出的货币数量,在本质上,价格是一个极其巧妙的信息压缩与传播系统。例如,假定世界上某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锡矿开采技术,或者某个主要锡矿发生了塌方导致产量剧减。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罐头制造商来说,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锡的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政治、自然或技术变动,他也不需要去读计划部门下发的文件。他只需要看到一件事:市场上锡的价格上涨了。
这个上涨的价格信号,立刻将庞大复杂的全球供求变化信息,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动,并向全球所有的相关经营者传递了一个指令:节约用锡,或者寻找替代品。
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哪个人在扮演“指挥官”,也没有任何中央计划机构在下达命令。价格机制通过自发形成的信号网络,协调了全球数以亿计互相不认识的个体的行动,使得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高度精准且迅速的重新配置。
三、共产主义对价格机制的摧毁
共产主义体制强行废除了私有产权与自由交易,取消了真正的市场价格,转而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进行行政定价。
这一举动在认识论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直接切断了社会上唯一能够高效传递分散知识的信息网络。
当价格不再由自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计划官员凭空制定时:
价格就彻底失去了表达稀缺程度与个人偏好的功能。
价格变成了一串毫无意味的行政数字,无法指示资源的真实价值。
整个社会陷入了“信息的黑暗时代”。
计划部门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价格参照系的经济黑洞。他们不知道应该生产100万双鞋子还是1000万双鞋子,不知道应该把钢材分配给农机厂还是汽车厂。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任何资源分配的决策都变成了盲目的拍脑袋和政治博弈。
编辑:钟然 ...
社保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
作者:吕峰
人民以为的社保:政府兜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中共治下的社保:人民兜底,为体制缺口持续买单。
据国新办发布会相关新闻,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面对尚未参保的人群,人社部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找到他们,动员参保。
对于这项政策,中共只关心还有多少人没有进入系统,而不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参保:是收入不足,是就业不稳定,还是对未来待遇缺乏信心?
当政府首先强调如何找到缴费者,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回答民众如何负担、如何监督,社会保障就可能偏离保护劳动者的初衷,变成向劳动者转移制度成本的工具。中国社保争议背后,是中共独裁体制下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不对等:制定规则的人掌握征缴权,承担成本的人却缺少有效的政治问责渠道。
一边是扩面指标,一边是家庭账本
根据网络数据,以河北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基数4446元、养老保险费率20%计算,每月缴费889.2元,一年10670.4元。这还没有包括医疗保险。
同样一笔缴费,落在不同收入者身上,重量截然不同:
这一对比采用相同最低缴费额,只用于说明支付能力差异。对月收入3000元的人来说,单是养老保险就接近收入的三成。所谓“最低档”,并不意味着低收入者就承担得起。
根据网络公布的2025年收入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50元。河北上述最低档养老年缴费,分别相当于这两个数字的29.5%和105.1%。
家庭人均收入不是就业者工资,不能据此认定每个低收入者都必须拿出全年收入缴费。但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职工养老的缴费门槛,与部分家庭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政府不能把这种距离简单解释为“保障意识不足”。对于缺少积蓄的人,今天的房租、孩子的生活费和父母的医药费,都是无法推迟的支出。政策要求他们考虑几十年后的生活,也必须先尊重他们今天的生存。
一边是基金结余,一边是财政依赖
发布会相关新闻提到,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11.2万亿元。这个数字包含不同险种,不能全部当作养老保险的可用资金,也不能用来代替对年度收支的解释。
根据网络财政数据,2024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约8.19万亿元,支出约7.28万亿元,其中财政补助约1.93万亿元。
最后一项只是静态算术对照,并不意味着财政补助应当被取消,更不等于基金已经无法支付。它说明的是,财政支持对于维持收支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扣除财政补助后的收入,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缴费收入。
既然养老保障依赖公共财政,公众就有权知道,补助如何分配,哪些群体获得更多支持,未来压力准备由谁承担。不能在展示成绩时强调结余,在讨论责任时却主要强调普通人的缴费义务。
财政压力不是独裁体制独有的问题,但谁有权决定解决办法、谁承担调整成本、谁能追究决策责任,是政治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共不能要求公众无条件承担长期责任,却拒绝让公众对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一边是共同承担,一边是待遇悬殊
根据网络数据,2025年企业退休职工人均月养老金约3962元,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者约281元。
两者月待遇相差约368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4.1倍。
两套制度的缴费水平、缴费年限和历史安排不同,不能把这一差距直接解释为相同付出获得不同回报。但公共财政的作用,恰恰应当包括弥补弱者保障不足,而不是让历史差距成为永远不必改变的理由。
一个领取居民养老金的老人,全年待遇约3372元;一个按上述河北最低档缴费的灵活就业者,全年养老缴费约10670元,约为前者全年待遇的3.2倍。这并不是同一制度内部的个人收益比较,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感受:老人得到的支持有限,年轻人承担的缴费却并不轻。
最需要解释的,是公共资源为什么这样分配,以及处于底层的人能通过什么渠道推动改变。中共若以代表人民自居,就必须接受人民对分配公平的追问,而不能只要求人民理解财政困难。
一边是长期缴费,一边是门槛提高
按照已经公布的改革安排,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最低年限增加5年,增幅为三分之一。
如果仅以每年10670.4元作静态示例,15年缴费约16万元,20年约21.34万元,相差约5.34万元。实际缴费会受到未来基数变化影响,增加缴费也会影响待遇,因此这不是净损失测算。但对于现金紧张的家庭,多承担五年的缴费义务,已经足以改变原有生活安排。
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可以基于人口变化调整,但改革必要性不能代替公众参与。规则调整应当说明成本如何分担,为困难群体提供什么过渡安排,以及参保者的合理预期如何得到保护。
独裁体制的问题,在于政府能够要求个人修改人生计划,个人却难以通过选票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公众被要求相信长期承诺,却缺少足够力量约束作出承诺的一方。
保障人民,还是管理缴费者?
依法督促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对于依法自愿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则应当尊重选择,通过补助和便利吸引参保。不能因为掌握了数据,就把所有未参保者都当成等待完成的行政任务。
当指标层层下达,基层可能更关心新增了多少账户,而不是家庭承受了多少压力。数据系统越精密,越需要清晰的权力边界和有效监督。否则,技术提高的只是征缴效率,民众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善。
不是所有社会保险缴费都构成剥削。但如果权力能够持续向劳动者提出要求,却不必充分回应其支付能力;如果制度调整的成本不断向弱者转移,而资源分配缺少有效问责,那么对其剥削性的批评就有充分理由。
中国社保需要的,不只是更强的征缴能力,更是更公平的财政分配、更可负担的参保门槛,以及公开透明、能够追责的权力运行机制。
骑手、农民工和小摊贩首先是拥有权利的人,其次才是缴费者。他们没有义务以无限忍耐,承担不受自己监督的权力所分配的成本。
政府能够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号、就业记录和缴费账户,也应当看见他们的收入、债务和生活困难。社保应当帮助人民抵御风险,不能成为中共向人民转移治理成本的提款机。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Social Security Has...
第五章-第六章 民主政体的形成
(四)政治参与意识
作者:祝正明
公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能否建立并长期维持下去的关键。民主社会政府的构成与行为完全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观点与信念。具体包括:政府机构应该如何设置?政治家应起何作用?政府应该如何运作?
民主得以实现,社会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使反对派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第二,必须有明文条例使公众能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控制官员,当选民选择其他领导人后,原政治领导人必须自觉下台。
...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完成换届选举
以民主实践推动中国宪政转型
在野党记者:缪青报道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5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日前举行换届选举,张小驹当选新一届支部主任,王礼华当选副主任。本次选举共有16名党员参加,其中8人现场投票、8人通过远程方式投票。选举采取自主报名、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由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委选举委员会主任杨皓担任监票人。
此次换届不仅是支部负责人的正常交接,也是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持续探索组织建设、民主实践与政治理念传播的背景下,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组织更新。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换届选举现场
一、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从支部换届看海外民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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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母亲,谁的爱更光辉?
兼论——当“旺旺的哀鸣”撞上“维稳的铁幕”:揭阳虐狗案是一面照妖镜
作者:漠北孤侠
6月28日,广东揭阳:4个孩子,4条命。
2026年6月28日下午,在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坪埔村,4名约12岁男童,用铁丝勒颈、带钉木棍殴打流浪母狗“旺旺”和她3只半个月大的幼犬。
最后泼汽油点火焚烧。火中旺旺挣扎哀鸣,他们却嬉笑高喊“好香”、“烤狗,好香啊”。
旺旺是村民看着长大的,刚生下3个孩子,为护子寸步不离。临死前她还在舔舐幼犬。
视频流出后,全网崩溃。这不是“孩子犯错”,这是预谋的折磨和杀戮 。
这些天不少爱心人士的泪水未干过;一名涉事男童的母亲肖丽萍的“护犊信”,再次点燃全网怒火。她轻描淡写地把恶说成“无知”,把公义说成“网暴”,却从未反省小孩恶行的源头。这种行为若不及时矫治,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
事发近1个月后,7月23日据媒体报道,其中一名男童母亲“肖丽萍”在网上发文。核心3句话:
1. “少年价值观未成形,做错事乃一时冲动和无知,本性并非歹毒”。
2. “没必要曝光隐私,铺天盖地进行网暴,把年少孩子逼到无路可退” 。
3. “指责自媒体为博流量不停将矛盾激化”。
我们必须严厉批判这封信,因为它完成了4重作恶:
道德降级:把“虐杀+焚烧+嬉笑”的反人类行为,降级成“小孩子不懂事”。FBI、WHO、联合国早已将“虐待动物”列为暴力犯罪一级预警。这不是“无知”,是“冷血”。
受害者偷换:全文0字道歉,0字忏悔,0字提旺旺。受害的4条命被彻底抹去。反而把施暴者塑造成“被网暴的可怜孩子”。是谁在逼谁无路可退?
推卸监护责任:作为母亲,不说“我们教育失败了”,不说“我们会赔偿、会矫正、会终身行善赎罪”。反而指责外界“激化矛盾”。这是把家庭教育的耻辱,甩锅给全社会。
为后续打压背书:这封信发出后,官方“拒绝网暴”“不要传播”的口径就有了“家长”挡箭牌。从此所有为旺发声的人,都被扣上“网暴儿童”的帽子。然后,中共政府的《反对网络暴力法》旋即讨论并马上施。
这不是护犊,是护恶。一个连母亲都不愿承认“孩子犯下重罪”的家庭,教不出懂得“敬畏生命”的孩子。
而中共政府的反应与处置,比肖丽萍还护犊心切到令人匪夷所思,令世界瞠目结舌:第一反应是“维稳”,删帖,全网禁声,涉及旺旺的文字、图片、物品皆判定为非法,上门威胁为旺旺发声的爱心人士,甚至派出大批警察暴力对待聚集案发现场的爱心人士.......
6月30日警方立案,镇政府通报:4人未满14岁,送“专门学校矫治教育”,并呼吁“不要传播相关信息,拒绝网暴”。
但接下来一个多月,公众看到的是:
删帖封号,小红书、抖音、微博所有带“旺旺”“揭阳虐狗”的内容被迅速删除、限流、封号;媒体禁声,7月下旬起“旺旺”“动物保护”等词持续被“河蟹”。打压线下,据多地爱心人士反馈,自发去揭阳现场献花、调查的民间人士被盘查、劝返,甚至有被警力强制带离的案例。各地投屏、壁画悼念被勒令下架。
对4个施暴者“教育了事”,对为生命发声的千万普通人“全面管控”。这是对正义的羞辱,对民意的强暴,对人性的杀戮。
但世界没有沉默。就在国内删帖的同时,全球为旺旺亮灯了:台湾台北101外墙、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日本东京涩谷大屏打出“她想活下去。她本该还活着”;民间组织美国LadyFreethinker发起国际联署,要求中国政府最大程度追究监护人责任并制定动物保护法;中国大陆31省241处大屏自费投放;香港、澳门街头悼念;
一些一线艺人也不惧威胁公开发声,杜江、陈乔恩等公开呼吁加强动物保护。
他们在告诉中国:文明世界有底线。虐待生命,必须被法律惩处。
我们高声呼吁:
立即启动《反虐待动物法》。故意虐待、折磨、拍摄传播,入刑。
对杀害旺旺事件问责:监护人承担连带民事+行政责任。施暴未成年人强制心理矫正+生命教育公益服务,公开道歉。
停止打压正义行动:停止删帖、封号、威胁爱心人士。允许悼念、允许讨论、允许立法联署。
生命教育进校园:把“尊重生命、非暴力”写进义务教育课本。
旺旺死了。但她死前护子的眼神,死后全世界的灯,都在问中国一句:
你是要一个“谁都会犯错”所以可以“烧狗”的社会,还是一个“有些错一次都不能犯”的法治社会?
请不要再用“孩子还小”来原谅“恶”。
请不要再用“肖丽萍式的护犊”来侮辱“公道”。
请不要再用“维稳”来堵住“生命”的嘴。
我们会继续签名、写信、悼念,直到正义的灯为旺旺一家、为所有动物、为所有人,点亮。我们不会停。
@baodiantimes
编辑:周志刚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Both Are Mothers, Whose Love Shines Brighter?
Also...
缅怀刘晓波,捍卫自由
—旧金山民主人士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
7月12日,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共同缅怀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本文全部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作者:吕小静
【旧金山讯】 海风轻拂,潮起潮落。 2026年7月12日下午,旧金山湾区San Leandro Marina Park海边,没有喧闹的锣鼓,没有激昂的音乐,只有一束束洁白的鲜花,以及一群静静伫立的人们。来自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Fremont支部及湾区各界民主人士相聚于此,以默哀、献花、诗歌朗诵和主题发言等方式,深切缅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
九年前,中共不仅让刘晓波在囚禁与严密监控中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更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没有墓碑,没有墓园,没有可以凭吊的坐标。这一决定,至今仍被许多人视为试图抹去历史记忆的象征。
然而,九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来到海边。 因为,他们相信,记忆不会因海浪而消散,良知不会因岁月而沉默。
活动开始,全体人员肃立,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随后,与会者依次向象征刘晓波先生的“空椅子”敬献鲜花,现场朗诵了吴祚来、李英强、邹幸彤等人为刘晓波创作的纪念诗,以及刘晓波狱中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节选。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一句句文字,在海风中缓缓响起,也让现场陷入长久的沉默。
主持人刘静涛和高应芬在开场中表示,在中国大陆,公开纪念刘晓波长期受到打压,不少公民仅因海祭、献花或发表悼念文字,就遭到拘留、判刑、约谈或长期监控。从广东江门海祭案,到近年来多起因悼念刘晓波而遭打压的事件,都提醒世人:在中国,记住一位追求自由的人,有时本身就需要勇气。然而,也正因为有人拒绝遗忘,坚持见证,刘晓波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的精神,才能不断传承、生生不息。
作为活动主讲嘉宾,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六四幸存者方政首先发言。他深情回忆,刘晓波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无数民主人士共同的精神导师。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到《零八宪章》,再到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即使身陷囹圄,也从未放弃对自由与良知的追求。
方政特别回顾了1989年6月4日凌晨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他表示,当时刘晓波与侯德健为避免更多学生流血牺牲,主动与戒严部队展开谈判,最终促成大批学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然而,这位尽最大努力保护生命的人,却因此付出了漫长牢狱的代价,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
针对外界长期存在的有关“刘晓波没有看到六四屠杀”的争议,方政也作出回应。他表示,刘晓波当时所说的是自己在撤离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亲眼看到学生遭到屠杀,这是基于当时所处位置的真实经历,并不意味着六四没有发生血腥镇压,更不应被中共断章取义,用来否定历史事实。
方政回忆,自己离开广场不到两个小时,便在西长安街亲眼目睹坦克碾压学生和平民,并因此失去双腿。他认为,每一位历史亲历者看到的都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刘晓波后来也曾对此进行反思。令他最为感动的是,当刘晓波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说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奖献给所有六四亡灵。”在方政看来,这不仅体现了刘晓波对历史的铭记,更彰显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良知和逝者的敬意。
方政表示,中共不仅让刘晓波失去了生命,更试图抹去人们对他的记忆。他指出,当局将刘晓波的骨灰撒入大海,并非只是处理遗体,而是试图消灭一个可以让后人凭吊的坐标——没有墓碑,就没有祭奠;没有墓园,就没有聚集;没有实体,就难以形成持续的公共记忆。然而,他坚定地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刘晓波。”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无数民主人士共同的心声,也成为当天纪念活动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话。
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发言中几度哽咽失声,现场气氛凝重
相比激昂的口号,更令人难忘的是现场流露出的真情。在发言环节,民主党党员李树青谈到刘晓波为了自由、人权和民主,被中共关押十一年,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时,声音突然哽咽,几度停顿,久久无法继续发言。站在身旁的主持人刘静涛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不少与会者默默低下头,眼眶湿润。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刻意渲染,这一刻,人们用沉默表达着对一位良知者最深切的怀念。
随后,多位民主人士围绕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主任蔡晓丽表示,九年前的今天,刘晓波最终在囚禁与监控中病逝,成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无法抹去的伤痛。她指出,暴政或许能够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却无法扼杀刘晓波亲手播下的自由种子,更无法熄灭人们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追求。她同时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仍遭打压的维权人士和青年学生,认为在独裁统治之下,许多年轻人的理想、正义与未来正不断遭受摧残,而纪念刘晓波,就是为了让生者更加勇敢,让追求自由的信念薪火相传。
民主党党员李小林则表示,纪念刘晓波不仅是缅怀一位知识分子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他留给中国社会的精神财富。他认为,刘晓波长期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倡导自由、人权、法治与宪政,这些理念至今仍不断启发后来者。面对现实,人们或许会思考和平道路还有多大的实践空间,但无论答案如何,坚持独立思考,不放弃对公正社会的追求,本身就是纪念刘晓波最好的方式。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部长郭志军表示,刘晓波留下的不仅是一座诺贝尔和平奖,更是一种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力量。他指出,刘晓波提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不是软弱,而是在长期迫害中依然坚守人性与宽容的勇气。随后,郭志军现场朗诵了《我没有敌人》节选,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公民责任和法治精神的思考。
民主党党员郭鉴鑫表示,刘晓波是一位始终坚持和平、倡导人权、法治和政治改革的民主人士,却因此遭受长期关押,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他认为,刘晓波的离世不仅是一位民主先行者的悲剧,更折射出中国人权与法治面临的严峻现实。他呼吁更多人继续为民主、自由与法治努力,并要求中共释放所有仍被关押的良心犯和政治犯。
民主党党员康嘉铭表示,纪念刘晓波不仅是缅怀一位逝去九年的民主人士,更是传承一种追求自由、尊严与良知的精神。他指出,一个真正文明和强大的国家,不仅体现在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更在于是否尊重人权、保障法治、允许人民自由表达不同意见。沉默无法掩盖真相,遗忘无法改写历史,恐惧终将无法战胜良知。
来自北加州雷丁(Redding)的中国民主党党员袁霞,为了参加当天的纪念活动,独自驱车三个半小时来到旧金山。她说,一路上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缅怀一位逝去九年的民主先行者,更是在守护一种永不熄灭的精神。她认为,刘晓波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之上,而是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和平等法治的基础之上。她表示,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守护,希望刘晓波追求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精神能够继续传承。
与会人士向象征刘晓波先生的“空椅子”献上鲜花致敬
活动最后,全体与会者再次来到海边,献上鲜花,凝望着浩瀚的太平洋。有人默默低头祈祷,也有人久久望着远方,不愿离去。
九年前,中共把刘晓波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从此没有墓碑,没有坐标,没有一个能够让人聚集悼念的地方。然而,九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来到海边,因为他们纪念的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更是一位始终坚持自由、人权、法治和良知的思想者。
海浪可以冲散花瓣,却冲不散记忆;风可以吹远骨灰,却吹不灭一个民族对自由与尊严的向往。...
死谏or殉道?
作者:漠北孤侠 摘要:文章讲述了2024年高善文因直言中国经济衰退的真实原因而被封杀。随后在2026年7月7日被中共报道因癌症死亡。缅怀高善文和所有敢于直言进谏者。
高善文作为“生产资料”终于在2026年7月7日被中共国消耗殆尽,但他的死并不是剧终。网上高潮迭起,是什么力量在推波助澜?公开报道称,高善文是死于癌症。生命科学已经证明,癌症是有触发条件的。我更强烈的感觉是,似乎冥冥之中,高善文是以死相谏,或者说是以身殉道。对,高善文最出圈的就是“敢说真话”。中共国自2017年起,理论界,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界,就已经秋风萧杀、万马齐喑了。2024年那场深圳闭门会和华府论坛上高善文“关于GDP和失业率,捅破数据窗户纸”的原话:“我自己的猜测是过去两到三年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能在2%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5%。”“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认为可能更合理的预测是,未来三到五年的增长率在3%至4%之间。不过我们知道官方数字将始终在5%左右。” 背景:2024年12月国投证券内部策略会,首次提出。说完这段话录音流出,直接触怒高层,后面就被禁言了。为什么狠:等于公开说“真实增长砍一半”,还点明“官方永远报5%”。后面华府论坛他又说了一遍。之后,他基本处于“社死”状态。“社死”就是不死已死。更要命的:关于房地产危机,直接血淋淋撕咬点名“主犯是政府”。原话:“中国经济萧条的主犯,政府造成了房地产危机;民营地产颈动脉大出血” 2024年一场被删的演讲。标题就叫这个。直接把房地产流动性危机的锅甩给“党的领导方式”,还说民企是“颈动脉大出血”。这都2024年了,将该言论界定为顶格批评都算客气的了。作为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的悲鸣以及对政府的过度压逼,分明属于是以死相谏、舍身殉道了!如果苍天有眼,或高局庙堂者有知,听进老高谰言,中国经济也不至于每况愈下,整个社会一路朝北狂奔了。昨天新华社雄论“北朝鲜发展成就辉煌......”,雄辩明证,中国再度加速朝北裸奔,北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金正恩治党治国最优选......但现实世界中没有“如果”,老高只剩殉道华山独一径!其实更早在2018年老高就预言了:“年轻人洗洗睡吧!”——2018年非公开演讲。当时他就批评“一刀切”去杠杆,预言会引发民企流动性危机。6年后看,基本应验了。俨然如千多年前的“刘伯温”。此际,另一个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涌上我的心头,我在现场但配角都不在,主讲者或多或少吸收了高善文的理论成果:2019年大概9月份(忘了准确月份)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顶流经济学家金岩石也抛出了日后在市场上广为流传的经典论断:一、2019年是此前10年中经济最差的一年;但是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二、(最高层定调)迄今为止,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它的好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了。金岩石演讲完后,我回到我身边的企业家中也苦口婆心地宣讲。“如果”又来了:如果当初有心的企业家听懂了,该有多好?在今年6月份新华社长论《“三大改造” 伟大进程》面前瑟瑟发抖的企业家,包括但不限于近日跳楼的居然之家老板林朋广等5人,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没有“如果”,正如高善文也没有“如果”......2024年底中证协发文,要求首席经济学家对外发声要“事前报备”。因不当言行多次引发声誉风险的要“从严处理直至解聘”。2025年11月24日,高善文从国投证券离职,中证协官网已查不到他。高善文就是典型的没有“如果”的结果。 是高善文成就了死谏 ,还是死谏 成就了高善文?高善文管不了身后的洪水滔天。但现实却不经意间给了他超乎寻常的荣誉:网上雄文滔滔,致敬和怀念汹涌澎湃!当然也有人拿高善文和李克强相比,隐晦指出老高不配如此高规格礼遇。我不以为然。李克强不单是中共狼窝的一员,而且身居庙堂最高。如果他虽够恶但恶得不够邪、够邪但不得要领,他断然到不了如此高位,而且只是讲了一句“中国收入1000元左右的不下6亿人”。更兼在中共二十大上,当以胡锦涛和他本人为首的整个中共组织在十四亿国民被羞辱、被凌辱、被强J时选择默然,毫无疑问此时的沉默就是帮凶。如果他能摔杯而起或许今天的中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更可能同时也拯救了死于非命的自己。而高善文凭此不是诗的诗句就足以不朽: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至于我,我是生产资料。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学者,最后作为生产资料,终于于2026年7月7日被中共国耗尽,因病离世。仅以此文,向高先生和全天下所有被耗尽和待耗尽的“生产资料”致敬,并祭典已死亡的中国经济。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Remonstrating with Death or Martyrdom for the Cause?
Author: Mobei...
当母亲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作者:李彬妹
很多年以前,我从未认真思考过什么是自由,也从未思考过制度与普通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生活无非就是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努力把日子过好。我相信,只要勤劳、本分,人生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有时候并不仅仅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生育本应是一项属于自己的权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如何安排家庭生活,本应由夫妻共同决定,而不是由外界替自己作出选择。然而,当个人意愿与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普通人在庞大的制度面前是多么渺小。
那段经历改变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更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开始不断追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人生决定,自己却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为什么一个家庭关于孩子的决定,可以因为一项政策而发生彻底改变?为什么一个普通人的声音如此微弱,甚至连解释和申诉的机会都十分有限?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很多年。
起初,我只是觉得自己遭遇了不幸。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相似的经历。当一个人的遭遇不断发生在不同家庭、不同地区、不同年代时,它便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成为一种值得反思的社会现象。
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阅读更多关于现代社会治理、法治以及民主制度的资料。我发现,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并不会因为拥有强大的行政能力而受到尊重,而是因为它懂得如何限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任何制度都会制定公共政策,但现代文明始终强调,公共利益不能以无限牺牲个人权利作为代价。法律存在的意义,不只是赋予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划定权力边界,防止任何权力无限扩张。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我开始重新理解自由。
过去,我一直认为自由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很远。后来我才发现,自由其实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自由意味着一个家庭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未来;意味着面对重大人生选择时,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意志被他人轻易取代。
自由并不是毫无约束,而是在法律框架下,每一个人都拥有应当受到尊重的基本权利。
后来,我开始关注不同地区的发展。我尤其关注台湾社会的发展历程,并不是因为那里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另一种制度运行方式。台湾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改革,逐渐建立起选举制度、新闻监督、司法救济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讨论,政策可以接受社会检验,政府也需要面对公众监督。
这种制度安排给我最大的启发,不是谁执政,而是人民拥有表达意见、监督政府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我逐渐明白,一个社会真正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当错误发生以后,它拥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有人说,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完全赞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做到完美无缺。但是,一个能够允许人民批评、允许媒体监督、允许司法依法独立运行的社会,总比一个缺乏公开讨论和监督机制的社会更有机会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
我向往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字,更体现在普通人是否能够拥有尊严的生活。当每一个人都能够依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自主规划自己的未来,当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受到法律平等保护,一个社会才真正拥有长久发展的基础。
今天,当我再次回顾自己的经历,心中依然会有遗憾。但相比遗憾,我更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种提醒。任何制度都应该把人放在首位,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制度。权力应当受到法律约束,政策应当尊重人的尊严,社会的发展也应当建立在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之上。
我相信,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不会因为人民拥有自由而变得混乱,而会因为人民拥有自由、权利受到保障、制度接受监督而变得更加稳定。
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珍惜民主、法治与自由的价值。它们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安心生活、拥有尊严、守护家庭的基础。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When a Mother Becomes Part of the System
Author: Li Binmei
Many years ago, I never seriously...
自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
作者:李彬妹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谈论自由。
有人觉得,自由只是政治学里的概念;有人认为,自由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还有人觉得,只要经济能够发展,普通人的生活能够维持,谈论自由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明白,自由从来都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真正失去过选择的人,才会明白选择有多么珍贵;真正经历过沉默的人,才知道说话为什么重要;真正面对过权力的人,才会理解法律为什么必须约束权力。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自由理解为一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权利。事实上,现代社会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毫无边界的放任,而是在法律保护之下,每一个人都拥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
这种权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意味着,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用因为不同意见受到惩罚;它意味着,你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用担心因为身份普通就失去公平;它意味着,当公共权力影响你的生活时,你能够通过法律、媒体、社会监督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只能默默承受。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未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工作和生活上,总觉得制度离自己很远,只要安安稳稳过日子,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后来我才发现,制度并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家庭、教育、医疗、言论,甚至影响人生中每一个重要决定。
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重新认识法治。
真正的法治,不只是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法律不能只是要求普通人守法,更应该首先要求掌权者依法行政。
如果法律只约束普通人,而不能约束权力,那么法律便很难真正体现公平。
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是为了让司法高于政府,而是为了确保任何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普通人与公共机关发生争议时,法院能够依据法律作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受到行政力量影响,这样普通人才会相信,公平不仅存在于法律条文里,也能够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除了司法,我也越来越关注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
很多人认为,新闻只是报道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新闻监督更重要的作用,是让公共权力始终处于社会的关注之下。当媒体能够调查事实、公开讨论公共政策,当不同观点能够在社会上充分交流,人们才能获得更多信息,也才能形成更加理性的判断。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人们往往很难全面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当不同观点都能够公开表达,社会反而更容易接近事实。
我开始关注台湾的发展,也是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变化:不同政党之间可以公开竞争,媒体可以持续监督政府,社会团体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普通民众也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没有问题。民主社会同样存在争议、冲突和分歧。但真正让我感受到希望的,是那里解决问题的方式。
当政策引发争议,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当政府受到质疑,媒体能够持续追踪;当行政行为涉嫌违法,法院可以依法审查;当人民对执政者不满意,还能够通过选举和平更替政府。
我逐渐明白,民主制度真正值得珍惜的地方,并不是它能够避免所有错误,而是它能够不断纠正错误。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步,并不取决于是否从来不会犯错,而在于犯错之后,是否拥有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和防止再次犯错的制度能力。
这些年,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稳定,并不是建立在人们保持沉默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愿意信任制度之上。
而这种信任,并不是依靠宣传形成的,而是依靠公平、公正、公开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当每一个普通人相信法律能够保护自己,当每一种不同声音都能够被社会听见,当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人们自然会对未来充满信心。
自由并不会削弱一个国家,相反,它能够让社会拥有更多创造力,也能够让人民更加愿意承担责任。因为只有受到尊重的人,才更愿意尊重他人;只有拥有权利的人,才更懂得珍惜权利;只有生活在法治之中的公民,才更愿意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今天,我依然相信,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当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民主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断完善社会的制度实践;法治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所有公共权力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
我向往的,并不是一个没有分歧的社会,而是一个允许分歧存在、允许不同声音表达、允许人民监督政府、允许制度不断自我完善的社会。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大的力量并不来自权力本身,而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只能建立在自由、法治与民主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之上。这也是我始终珍视这些价值,并愿意不断讲述、不断思考、不断表达的原因。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Freedom Has Never Been a Mere Slogan
Author: Li Binmei
Even to this day,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纪念刘晓波先生离世九周年
作者:金米
摘要:七月的海浪中回荡着我们对刘晓波先生的思念。下午把手头最后一点事情做完,我提前下了班,一个人开车去了海边。我一年总会这样几次,没有约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像是心里忽然生出一点潮汐,把人推向海边。沙滩还是那片沙滩,海还是那片海。海鸥在头顶盘旋,风把头发吹得有些凌乱。远处的浪一层一层翻卷,因为隔得太远,几乎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它们无休无止地起,又无休无止地落。海总是这样,不急,也不解释,而我每一次看见海,都会想起刘晓波。别人看海,看的是日出、晚霞、远方和归航的船。我却总忍不住想,一个人的一生,最后化作了海里的一部分。于是后来,每一片海,都像认识他。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若最后连墓碑都没有,原该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没有可以献花的地方,没有可以停下来轻轻叫一声名字的地方。可偏偏,大海又太辽阔了。辽阔得像一种命运,把所有寻找都化成了眺望。海不会替谁保存记忆。今天的浪,不会记得昨天的浪;今天吹过来的风,也不会知道它曾吹过谁最后停留的地方。可人会。所以每次来到海边,我都会安静一会儿。不是寻找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望着海的时候,人与历史之间,会忽然变得很近。有些人的一生,最后浓缩成一本书、一座铜像、一间纪念馆。而有些人,只剩下一片海。海面那么宽,那么静,静得什么都装得下,也什么都不说。正因为它什么都不说,后来的人,才总想替它说一点什么。有人说,人一生会死去三次:第一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是葬礼结束;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忘记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对。但我知道,只要我还会来看海,我就还会想起他。七月只是一个提醒。真正让我想起他的,从来不是日历,而是潮汐,是海风,是那些一遍又一遍涌上岸来的浪。今天,我在沙滩坐了很久。耳畔是海鸥零零落落的叫声,风一直吹,远方的海浪安静地翻滚。阳光慢慢偏西,沙子还留着白天的温度。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看着海,像看着一本已经读过很多遍,却始终没有读完的书。后来,我低下头,写下了这些字。忽然觉得,纪念一个人,也许并不需要鲜花,不需要仪式,不需要很多人。只要还有人在七月的某一个下午,提前下班,一个人来到海边,在风里轻轻念起他的名字。那么,他就没有真正离开。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In Memory of Mr. Liu Xiaobo on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His Passing
Author: Jin Mi
Abstract: Within the waves of Ju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