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LIANG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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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使青史终成灰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中篇) 记者:沈美花    贾嘉 人物简介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长期参与者,中国民主党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在野党》创办人。 十一、上街逼宫 朱虞夫散发传单被抓,激起了一片涟漪,中共完全没有料到它们刻意经营的中美蜜月祥和气氛中,有人向它们发难。向民政厅注册可以留着不发,“研究研究”,拖着拖着也就拖没了。但是仅仅五天,有人上街要逼宫了。抓了人,“留置”了二天,层层上报却因为没有人拍板拘留而只能放人。当局的患得患失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中国的政治生态在没有了邓小平以后面临着一种新的可能。虽然放回家了,对于朱虞夫来说,他要趁着这个时刻继续给当局增加压力,为撬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寻找一个支点。 其他参与者受到很大震动。 在此之前,很多人仍然抱有一种想法: 注册是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如果政府不同意,就不批准; 至少不应该因此抓人。 但是朱虞夫散发宣言以后被带走,使所有人意识到: 事情正在迅速升级。 按照朱虞夫的回忆,王有才尤其紧张。 因为中国民主党甚至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组织,一个主要参与者已经因为街头散发注册材料被抓。 但是对朱虞夫本人而言,这恰恰证明了他此前的判断: 政治空间不是等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拓出来的。 当局当年对王有才的判决是毫无道理的,在所谓判决书的主要罪状中,凭空捏造朱虞夫散发传单是王有才“指使”的,王有才的回忆文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朱虞夫上街散发的是什么传单,在哪里印的。朱虞夫本人也从来没有编造这样的故事。朱虞夫估计这个段子一定又是名扬天下的“神探”聂海芬的杰作。   十二、组建“浙江筹委会” 王有才与陈龙德、王东海、傅国涌等人在筹划“中国民主党”阶段考虑的是不至于遭到当局打压的注册,并没有考虑具有极大风险的组织和行动。最初参与注册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王有才被“监视居住”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急流勇退了,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一度停顿。 朱虞夫脱险回家后就考虑要寻找一起干的朋友。他首先想到自己1978年底至1979年杭州民主墙时期认识的那些老朋友。 前文讲了浙江筹委会六位成员的参与过程,但是杭州的组党形势如果仅靠六个人也必然撑不开一片土地。 毛庆祥联络戚惠民提供采荷新村的房子作为党部联络处,安顿热恋中的吴义龙情侣。 李锡安利用他的社交能力陆续又带来了来金彪、池建伟、李巴根、黄国安、王富华、杨建明、吴远明、萧利彬、高海兵、聂敏之、昝爱宗、邹巍、叶建、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等等,在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热心市民,一时间杭州的组党活动轰轰烈烈,同时吸引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来杭州“取经”。 杭州的组党活动完全不是王有才设想中的样子。 但是中国民主党的草根组织框架,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铁匠没样,边打边像。   十三、一段佚史 这也是朱虞夫特别希望澄清的一段历史。 1998年6月25日的注册石破天惊,名震天下,毕竟中共建政后49年间,所有组党的领导人连坐牢的资格都没有,无一例外都在看守所被枪杀了。他们的罪名很简单:反革命集团首犯。 朱虞夫出国后一位当年与国内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向朱虞夫提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疑问:王有才既然是注册行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为什么后来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中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朱虞夫的回到非常简单,因为王有才没有参与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 主要原因是王有才在注册后迅速受到公安控制,因此无法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其次是王有才的组党构想使他无法接受这类的草根政治。 那么既然王有才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其他二位注册者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海外民运”的污浊了。 1998年二月,王炳章先生闯关在杭州见了几位民运人士,“中国人权”主席刘X,十分光火,公开谴责王炳章见了“我的人”,动了他的奶酪。当注册的信息一公开,他就千方百计压迫“他的人”离开,果然,他的人就在他的金钱操作下,于10月23日(离注册还不到四个月)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回想我与有才等朋友公开组党的行动实有不妥之处”,“给国内留下了不良的后遗症”,“我认为我们必须作全面的检讨”。 朱虞夫认为,后来浙江民主党的发展,是另外一批参与者继续推动的结果。 所以他一直强调: “注册中国民主党”与“后来把中国民主党真正组织起来”,是两个既相连又完全不相同的过程。 他并不否定王有才注册行动的重要意义。 但他反对把中国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某一个人的个人历史。   十四、向全国“点火” 随着杭州组党活动的展开,外地民运朋友纷纷前往取经,上海姚遵宪参与了杭州的所有活动,上海、陕西、四川、东三省、云南、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北京、重庆、两广、内蒙的朋友纷至沓来。 说真的 ,大家都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量扩展,希望其它省市也起来冲击党禁,记得西安的傅升建议浙江派人去外地“点火”,大家都认为是好办法,吴义龙正好写完了硕士论文,有大把时间可以利用,而姚遵宪也非常乐意陪着一起去。 于是,他们开始搜集各地民运人士的名单、住址和联系电话,延京广线的省会城市找到当地民运人士鼓动他们组党。 一路上基本很顺利。2025年朱虞夫偶遇参加房东party的杨海,他回忆吴义龙当年去西安的时候是坐飞机去的,看来浙江朋友很有钱。朱虞夫说当时王荣清、毛庆祥和我们几个人都凑了路费给吴义龙,但是姚遵宪陪着吴义龙全国跑,花费的都是姚遵宪卖了上海的房子的钱。 到一个地方,找到当地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告诉他们浙江已经开始组党,希望当地也成立自己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 如果一个联系人找不到,就找名单上的下一个。 中国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首肯,来自于祝正明的制度设计,祝正明没有“占山为王”的想法,通常人都有权欲,拉一个杆子抢一个位置,而且嘴上还念念有词的喊着“公心至上”。但是浙江组党不抢位置、只办实事。虽然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也只是“浙江筹委会”,准备与各地的“筹委会”平起平坐。朱虞夫记得在入狱前曾经与湖南的谢长发谈过,筹委会是浙江搭台,大家唱戏,如果浙江一上来就占了位置,这戏就没人唱了,你们湖南唱得好,湖南就是老大,别的哪个地方唱得更好也可以超过湖南。未来的位置是由大家的选票决定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别称自己是“民主党”。 没想到浙江的谦让被个别野心家以为有机可乘,争抢桃子,给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1998年之所以组党活动如燎原之势席卷全国,祝正明的设计功不可没。 在他的构想里,各省之间应该竞争的是 谁真正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 谁先抢到主席的位置。  十五、浙江筹委会为什么没有“主席”?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早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 没有主席。 朱虞夫反复强调这一点。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民主党不是要首先找一个全国领袖,然后由这个领袖向各地任命负责人。 浙江成立浙江筹委会; 上海可以成立上海筹委会; 湖南可以成立湖南筹委会; 各地都是平等关系。 大家共同在这个平台上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初始的这种组织思想与后来变了味的“中国民主党主席”、“全国委员会、“全国联合总部”等形成鲜明对照,甚至一个街头混混都可以自称是“国际联盟主席”。 当然海外的那些组织除了街头表演賺非法移民的钱,基本上与国内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什么关系了。 朱虞夫曾经希望海外的“中国民主党”能停止内耗,联合起来,走上正路,他好不容易说通了一家,却在另一家碰了鼻子,那家的“主席”说,联合是好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在他的任上有大动作。他已经做了十五年主席了,他的“任上”恐怕还有十五年吧,朱虞夫彻底失望了。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Lest...

萬里赴華府:抗議習近平訪美紀實

作者:唐鑫 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動盪、集權擴張的浪潮下,民間力量的覺醒與行動,正成為撼動獨裁體制最堅韌的基石。2026年9月下旬,適逢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抵達華盛頓特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一群懷抱著對自由民主執著追求的抗議者,完成了一場橫跨全美、從太平洋沿岸直達美國政治心臟華盛頓特區的萬里奔襲行動,向獨裁政權表達最為強烈的抗議。這不僅是一次行動的記錄,更是一次對自由意志與民間抗爭力量的深刻體現。 一、 橫跨全美:跨越三千英里的萬里長征2026年9月20日上午,行動團隊一行5人駕駛私家車從洛杉磯出發,於當晚順利抵達拉斯維加斯;21日下午,團隊在拉斯維加斯擴充至一行7人,並換乘了一輛空間更為寬敞、頂部加裝行李架的銀灰色本田 Odyssey(Honda Odyssey)廂型車,正式踏上了橫跨美國大陸前往華盛頓特區的征程。從西海岸的陽光到中西部的平原,團隊橫跨無數州界。在堪薩斯州的歷史標記牌(Kansas Historical Marker)前、在深夜無人的公路加油站旁、在途經的休息站裡,隊員們身著印有「END CCP」與「廢除中共一黨專制,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政共和新中國」等標語的白色宣傳衫,留下了一幕幕堅毅的身影。這段經歷不僅是體力與意志力的極限考驗,更是將抗爭聲浪從地方推向全國的公路拉力宣示。經過連續數十個小時的高速駕駛與輪流交替,一行人於23日下午順利到達華盛頓DC。 二、 華府夜幕與白宮前喊話:抗擊「跨國鎮壓」與聲浪穿透白宮23日下午,習近平專機抵達華盛頓。到達華府當晚,團隊未作任何休整,便直接趕赴習近平入住的賓館附近展開夜間抗議。在華府夜色中,隊員們高舉「共產黨下台」、「習近平滾出去」等標語,拉起「結束中共,...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 作者:张兴贵 第一章 第二节 “全知规划者”的幻觉:中央计划经济的信息困境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图景中,私有制与市场竞争被视为混乱、无序与浪费的根源(即所谓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了消除这种无序,共产主义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收集全社会的资源、需求与生产能力信息,然后制定出一套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宏大计划。 然而,这套构想建立在一个隐性的、却极其脆弱的认识论假设之上:存在一个“全知”的中央规划者。 一、信息海啸 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国家每天产生的经济行为与交易信息是无与伦比的。从一粒纽扣的生产成本,到千家万户对某种食品的实时偏好;从某家工厂机器零部件的磨损程度,到下一个季节服装样式的流行趋势……这些信息的数量以海量计算。 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将这些庞杂的信息全部上传至一个顶层决策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再由该机构计算出每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原材料分配额度以及出厂价格。在现实运行中,这种模式立刻遭遇了信息处理能力的物理极限: 信息的失真与延迟:信息在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过程中,必然遭遇极其严重的时效滞后与人为篡改。基层的生产单位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降低自己的考核指标,有强烈的动机虚报需求、隐瞒产能。 计划的僵化与脱节:当中央计划委员会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制定出包含上百万种商品的“五年计划”时,市场实际的需求、技术条件与自然环境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讽刺现实。 二、假定“数据已知”的逻辑谬误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往往会假定“已知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求解均衡价格”。许多早期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奥斯卡·兰格)据此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算力(如现代计算机),中央计划部门就能联立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式,从而实现比市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观点的致命漏洞在于:它把经济学数学模型中的“假定已知”,错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已知”。 在现实的市场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供给函数”或“需求函数”等待计划部门去收集。消费者自己往往都不清楚自己在三个月后具体需要买什么、愿意为此支付多少价格,直到他站在商品面前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生产者也不知道某种新产品能否成功,直到它投入市场接受检验。 这些数据只有在市场交易的动态过程中才会产生。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在没有市场交易的前提下事先收集这些数据,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结构性信息屏蔽与反馈机制缺失 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中,信息是通过价格波动和盈亏信号进行实时纠偏的。如果某种商品短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就会立刻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进入,短缺随之缓解;反之亦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高频、敏感的反馈回路。而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取消了自由价格与市场竞争: 纠偏机制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计划部门无法获知某种商品究竟是真正过剩还是假性过剩,是需求不足还是分配不均。 错误无法被及时识别,甚至会被政治意志不断放大,直到演变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大匮乏或严重的资源浪费(例如,一边是重工业钢材的极大过剩,一边是轻工业日用品的极度匮乏)。 第一章第三节 哈耶克知识问题:分散知识、隐性知识与价格机制 对共产主义认识论缺陷最致命的解构,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中,哈耶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传统概念,给中央计划经济贴上了认识论上的死亡标签。 一、知识的两种形态:科学知识与“特定时空知识” 传统观念(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知识”就是指那些可以被公式化、文字化、统计化的科学定律、技术数据和生产指标。如果知识仅仅是这些,那么理论上将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确实是可行的。 但哈耶克指出,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亦可称为分散知识或隐性知识。 这类知识包括:一个机器操作工对某台旧机器特定脾气和磨损状况的直觉掌控;一个季节性商人对当地突发天气变化引发的特定商品需求的敏锐察觉;一个物流调度员对某条道路临时拥堵所掌握的避让路线;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对某种商品的边际偏好。 这类知识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 高度分散性:它零散地分布在数以亿计的社会个体头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其全貌。 不可文字化与不可统计性:许多隐性知识甚至连拥有者自己都无法用语言精准表达(如“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但我无法用物理公式向你解释我如何保持平衡”),因而根本无法填入行政统计表格中上报给计划部门。 瞬息万变性:这类知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随时生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二、价格机制的本质:一种分散信息的通信系统 如果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高度分散、不可集中且随时变化的,那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究竟是如何实现协调运转的? 哈耶克的答案是: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价格绝不仅仅是买卖商品时付出的货币数量,在本质上,价格是一个极其巧妙的信息压缩与传播系统。例如,假定世界上某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锡矿开采技术,或者某个主要锡矿发生了塌方导致产量剧减。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罐头制造商来说,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锡的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政治、自然或技术变动,他也不需要去读计划部门下发的文件。他只需要看到一件事:市场上锡的价格上涨了。 这个上涨的价格信号,立刻将庞大复杂的全球供求变化信息,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动,并向全球所有的相关经营者传递了一个指令:节约用锡,或者寻找替代品。 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哪个人在扮演“指挥官”,也没有任何中央计划机构在下达命令。价格机制通过自发形成的信号网络,协调了全球数以亿计互相不认识的个体的行动,使得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高度精准且迅速的重新配置。 三、共产主义对价格机制的摧毁 共产主义体制强行废除了私有产权与自由交易,取消了真正的市场价格,转而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进行行政定价。 这一举动在认识论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直接切断了社会上唯一能够高效传递分散知识的信息网络。 当价格不再由自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计划官员凭空制定时: 价格就彻底失去了表达稀缺程度与个人偏好的功能。 价格变成了一串毫无意味的行政数字,无法指示资源的真实价值。 整个社会陷入了“信息的黑暗时代”。 计划部门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价格参照系的经济黑洞。他们不知道应该生产100万双鞋子还是1000万双鞋子,不知道应该把钢材分配给农机厂还是汽车厂。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任何资源分配的决策都变成了盲目的拍脑袋和政治博弈。 编辑:钟然 ...

社保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

作者:吕峰 人民以为的社保:政府兜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中共治下的社保:人民兜底,为体制缺口持续买单。 据国新办发布会相关新闻,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面对尚未参保的人群,人社部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找到他们,动员参保。 对于这项政策,中共只关心还有多少人没有进入系统,而不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参保:是收入不足,是就业不稳定,还是对未来待遇缺乏信心? 当政府首先强调如何找到缴费者,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回答民众如何负担、如何监督,社会保障就可能偏离保护劳动者的初衷,变成向劳动者转移制度成本的工具。中国社保争议背后,是中共独裁体制下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不对等:制定规则的人掌握征缴权,承担成本的人却缺少有效的政治问责渠道。 一边是扩面指标,一边是家庭账本 根据网络数据,以河北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基数4446元、养老保险费率20%计算,每月缴费889.2元,一年10670.4元。这还没有包括医疗保险。 同样一笔缴费,落在不同收入者身上,重量截然不同: 这一对比采用相同最低缴费额,只用于说明支付能力差异。对月收入3000元的人来说,单是养老保险就接近收入的三成。所谓“最低档”,并不意味着低收入者就承担得起。 根据网络公布的2025年收入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50元。河北上述最低档养老年缴费,分别相当于这两个数字的29.5%和105.1%。 家庭人均收入不是就业者工资,不能据此认定每个低收入者都必须拿出全年收入缴费。但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职工养老的缴费门槛,与部分家庭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政府不能把这种距离简单解释为“保障意识不足”。对于缺少积蓄的人,今天的房租、孩子的生活费和父母的医药费,都是无法推迟的支出。政策要求他们考虑几十年后的生活,也必须先尊重他们今天的生存。 一边是基金结余,一边是财政依赖 发布会相关新闻提到,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11.2万亿元。这个数字包含不同险种,不能全部当作养老保险的可用资金,也不能用来代替对年度收支的解释。 根据网络财政数据,2024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约8.19万亿元,支出约7.28万亿元,其中财政补助约1.93万亿元。 最后一项只是静态算术对照,并不意味着财政补助应当被取消,更不等于基金已经无法支付。它说明的是,财政支持对于维持收支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扣除财政补助后的收入,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缴费收入。 既然养老保障依赖公共财政,公众就有权知道,补助如何分配,哪些群体获得更多支持,未来压力准备由谁承担。不能在展示成绩时强调结余,在讨论责任时却主要强调普通人的缴费义务。 财政压力不是独裁体制独有的问题,但谁有权决定解决办法、谁承担调整成本、谁能追究决策责任,是政治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共不能要求公众无条件承担长期责任,却拒绝让公众对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一边是共同承担,一边是待遇悬殊 根据网络数据,2025年企业退休职工人均月养老金约3962元,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者约281元。 两者月待遇相差约368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4.1倍。 两套制度的缴费水平、缴费年限和历史安排不同,不能把这一差距直接解释为相同付出获得不同回报。但公共财政的作用,恰恰应当包括弥补弱者保障不足,而不是让历史差距成为永远不必改变的理由。 一个领取居民养老金的老人,全年待遇约3372元;一个按上述河北最低档缴费的灵活就业者,全年养老缴费约10670元,约为前者全年待遇的3.2倍。这并不是同一制度内部的个人收益比较,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感受:老人得到的支持有限,年轻人承担的缴费却并不轻。 最需要解释的,是公共资源为什么这样分配,以及处于底层的人能通过什么渠道推动改变。中共若以代表人民自居,就必须接受人民对分配公平的追问,而不能只要求人民理解财政困难。 一边是长期缴费,一边是门槛提高 按照已经公布的改革安排,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最低年限增加5年,增幅为三分之一。 如果仅以每年10670.4元作静态示例,15年缴费约16万元,20年约21.34万元,相差约5.34万元。实际缴费会受到未来基数变化影响,增加缴费也会影响待遇,因此这不是净损失测算。但对于现金紧张的家庭,多承担五年的缴费义务,已经足以改变原有生活安排。 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可以基于人口变化调整,但改革必要性不能代替公众参与。规则调整应当说明成本如何分担,为困难群体提供什么过渡安排,以及参保者的合理预期如何得到保护。 独裁体制的问题,在于政府能够要求个人修改人生计划,个人却难以通过选票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公众被要求相信长期承诺,却缺少足够力量约束作出承诺的一方。 保障人民,还是管理缴费者? 依法督促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对于依法自愿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则应当尊重选择,通过补助和便利吸引参保。不能因为掌握了数据,就把所有未参保者都当成等待完成的行政任务。 当指标层层下达,基层可能更关心新增了多少账户,而不是家庭承受了多少压力。数据系统越精密,越需要清晰的权力边界和有效监督。否则,技术提高的只是征缴效率,民众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善。 不是所有社会保险缴费都构成剥削。但如果权力能够持续向劳动者提出要求,却不必充分回应其支付能力;如果制度调整的成本不断向弱者转移,而资源分配缺少有效问责,那么对其剥削性的批评就有充分理由。 中国社保需要的,不只是更强的征缴能力,更是更公平的财政分配、更可负担的参保门槛,以及公开透明、能够追责的权力运行机制。 骑手、农民工和小摊贩首先是拥有权利的人,其次才是缴费者。他们没有义务以无限忍耐,承担不受自己监督的权力所分配的成本。 政府能够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号、就业记录和缴费账户,也应当看见他们的收入、债务和生活困难。社保应当帮助人民抵御风险,不能成为中共向人民转移治理成本的提款机。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Social Security Has...

第五章-第六章 民主政体的形成

 (四)政治参与意识   作者:祝正明      公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能否建立并长期维持下去的关键。民主社会政府的构成与行为完全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观点与信念。具体包括:政府机构应该如何设置?政治家应起何作用?政府应该如何运作?     民主得以实现,社会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使反对派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第二,必须有明文条例使公众能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控制官员,当选民选择其他领导人后,原政治领导人必须自觉下台。    ...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完成换届选举

以民主实践推动中国宪政转型 在野党记者:缪青报道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5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日前举行换届选举,张小驹当选新一届支部主任,王礼华当选副主任。本次选举共有16名党员参加,其中8人现场投票、8人通过远程方式投票。选举采取自主报名、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由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委选举委员会主任杨皓担任监票人。 此次换届不仅是支部负责人的正常交接,也是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持续探索组织建设、民主实践与政治理念传播的背景下,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组织更新。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换届选举现场 一、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从支部换届看海外民主实践 ...

极权主义现象之三:形式主义泛滥

作者:张兴贵 一切极权国家,总是文山会海、指导多、考察多、培训多、出差多,原因何在?想象一下,一台永不熄火的巨型绞肉机,它不是为了生产任何可见的产品,而是为了把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他们的时间、思想、情感乃至灵魂——都碾磨成同质的、细碎的、听话的粉末。这台机器的轰鸣声,便是极权主义日常运转的最真实写照:文件如雪片般飞舞,会议如潮水般涌来,指导如圣旨般层层下达,考察、培训、出差则像一场场永无止境的朝圣之旅,把人从熟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再按官方模具重新铸造。 极权主义的本质,绝非传统暴君的“朕即国家”,而是一种对人类存在本身的全面占领与重塑。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为“运动的铁律”:它必须永不停歇地运动,才能维持“一切皆可能、一切皆属于国家”的恐怖幻象。一旦运动稍有停滞,社会就会像野草般自发生长出家庭的温情、地方的根脉、个人的反思与多元的缓冲。这些,都是极权无法容忍的“杂质”。于是,它发明了一整套精密而残酷的日常仪式:文多、会多、指导多、考察多、培训多、出差多,等等。这些不是低效的赘物,而是极权灵魂深处必然喷涌而出的毒血。它把宏观的极权野心,转化为微观却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日常枷锁。 极权意识形态不是普通宣传,而是一套自封为“科学铁律”的封闭宇宙。它宣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终点,必须把现实世界全部压扁,塞进这单一叙事之中。可现实是顽固的:它充满矛盾、地方差异与人的自发性。因此,极权必须制造一场永不落幕的认知战争。文件与指导,便是这场战争的“圣经”与“律令”。它们不是工具,而是神圣文本。顶层每一次心血来潮,都要化为成百上千份层层批示、细化到荒谬程度的“指导意见”,像蛛网一样覆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没有最新文件,下级便如无头苍蝇般恐惧;有了文件,便获得了“政治正确”的护身符。指导之多,恰恰暴露了极权对现实的极度不安全感,它害怕任何一粒未被驯服的沙子,都可能磨损意识形态机器的齿轮。 会议与培训,则是把抽象“真理”注入血肉的炼金术。在烟雾缭绕的会场里,在脱产培训的封闭营地中,人被集体的高压氛围所包围:读文件、谈体会、作检讨、表忠心。这不是交流,而是灵魂的公开处决与重生仪式——个体原有的经验、情感与判断被当场肢解,再按官方模板重组。 考察与出差,是这场仪式最生动的“朝圣”篇章。干部们被成群结队地拉上大巴或高铁,奔赴那些被精心包装的“圣地”——某先进村、某示范区、某革命旧址,鲜红的标语、整齐的笑容、被反复彩排的经验介绍。它表面喧嚣繁忙,内里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所有真实的声音,都已被提前格式化。回来后,他们必须立刻转化为文件、会议和新一轮指导,把这场“朝圣”的精神鸦片,注射进更大范围的躯体。 文山会海成为对生命的慢性吞噬。人的时间像被吸入黑洞,再也找不到一寸属于自己的缝隙。阿伦特说,极权要消灭“自发性”——人天然的创造力、闲暇中的沉思、与亲友的真实联结。而这些“多”,正是反自发性的日常铁锤:它们把人变成永动的陀螺,旋转得越快,越没有精力去质疑陀螺本身为什么在转。整个体系像一条衔尾蛇:文件生会议,会议生培训,培训生出差,出差又生出更多文件,永无止境地吞噬自己的尾巴。 文山会海不是可以“改进”的作风问题,而是极权灵魂的必然投影。它吞噬的不是纸张和汽油,而是人的时间、尊严与可能性。只有当全面控制的现实被彻底驯服,当个体重新找回自发性,社会才能从这台永动绞肉机中解放出来,重新呼吸到自由而真实的空气。否则,那绞肉机将永不停息,把一代又一代人,碾磨成无声的粉末。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The Phenomenon of Totalitarianism, Part III: The Rampancy...

谁在害怕真相?

作者:张  宇                小洛熙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的光景了。 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尚未学会说话,尚未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却在一场本应救治生命的医疗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当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做出了关键决定?手术是否必要?风险是否被充分评估?责任是否存在?制度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应当成为事件发展的中心。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却看到了一幅越来越荒诞的画面。围绕小洛熙死亡本身的讨论逐渐被边缘化,而围绕她父母、支持者以及发生者的关注却不断增加。那些要求公开调查的人被警惕,那些持续追问的人被质疑,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提供帮助的陌生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原本应当面对质询的对象逐渐退到幕后,而提出质询的人却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仿佛在不知不觉之间,问题已经发生了转换。 一个婴儿为什么会死,似乎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还有人不断追问她的死亡,反而成为新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面对悲剧时,如果焦点开始从事实转向提问者,从责任转向质疑者,从调查真相转向管理舆论,那么真正被改变的就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处理问题的逻辑。 人们会发现,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总有一种熟悉的轨迹不断重复:问题出现、公众追问、舆论升温、讨论的重心开始转移;不再是谁造成了问题,而是谁在传播问题;不再是谁应该负责,而是谁在组织关注;不再是真相是否被查明,而是声音是否被控制。于是,真正的问题被不断后移,而提出问题的人则越来越靠近风暴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小洛熙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医疗责任的讨论。 它正在变成一面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不只是一次医疗争议,而是一套更加深层的治理逻辑:当中国共产党无法迅速消除问题时,它往往会优先消除问题带来的影响;当真相可能引发更多追问时,追问本身便会被视为风险;当公众要求解释时,管理公众有时比解释问题更加重要。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想讨论的,并不是某一场手术的技术细节。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失去了生命。那么今天,究竟是谁还在害怕真相? 从医疗事件到维稳事件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当一名婴儿在医疗过程中死亡,事件的发展方向应该十分清晰:公众关注事实,媒体追踪调查,家属要求解释,监管机构查明责任。整个社会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运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在中国,许多公共事件的发展轨迹却往往截然不同。 最初,人们讨论的是事故本身,但随着时间推移,讨论的重点却逐渐从事故转向舆论,从责任转向稳定,从真相转向控制。原本应当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的决策过程、监管机制和责任链条,反而慢慢退到幕后。而那些不断发声的人,那些要求调查真相的人,那些拒绝接受含糊解释的人,却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并非偶然。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建立的治理逻辑中,许多公共危机首先被定义为“稳定问题”,其次才是“责任问题”。当一起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时,体制最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公开透明地回应质疑,而是如何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影响。于是,一个原本关于生命与责任的事件,开始被纳入维稳框架之中。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最具争议、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府不会害怕调查,因为调查能够证明自身的清白;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政府不会害怕追问,因为追问能够帮助发现问题;一个真正相信法治的国家不会害怕公众监督,因为监督本身就是法治运行的一部分。 但当一个政权对质疑表现出本能的紧张,对讨论表现出持续的警惕,对公众形成共识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时,人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维护真相,还是在维护权力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经常强调“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但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优先顺序:首先考虑舆情是否可控,其次考虑事件是否扩散,然后才轮到责任是否厘清。这样的逻辑之下,生命容易被抽象成为数字,家属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社会关注则被当成需要处置的对象。 也正因为如此,小洛熙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医疗争议。它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痛,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惯性:当问题出现时,中共体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回应问题,而是如何管理问题带来的影响。 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今天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婴儿的死亡,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悲剧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在寻找真相,还是在寻找让人停止追问真相的方法。 帮助他们的陌生人也会成为目标? 如果说小洛熙父母遭遇压力还可以被解释为维稳体系对于“事件当事人”的惯性反应,那么更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那些与事件毫无直接关系、只是出于同情和良知而提供帮助的人,也开始成为被关注和被怀疑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当一个家庭遭遇重大不幸事件时,来自社会的支持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陌生人捐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志愿者协助整理资料、媒体帮忙传播信息,这些都是公民社会自发运转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信任,也意味着当个体面对强大机构时,不会被迫独自承受一切。 然而在中国,这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却经常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小洛熙事件,当一些陌生人从全国各地到宁波来声援家属、帮助维权、陪伴他们继续追问真相时,围绕这些支持者的质疑和警惕也随之出现。在一些官方网络舆论中,人们熟悉的标签再次出现:有人被怀疑是“境外势力企图分裂”,有人被暗示“借机炒作”,有人被怀疑是“别有用心”,有人甚至被指责是在制造对立、影响稳定。 这样的逻辑其实并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公共事件时,往往并不把公民之间的自发组织视为社会活力的一部分,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潜在风险。因为对于高度依赖集中控制的治理体系而言,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人们开始因为这个事件而形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联接。 这正是维稳逻辑最核心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害怕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引发的社会共鸣。 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体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回应质疑;面对社会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如何公开信息。相反,更多精力被投入到控制影响、限制扩散和削弱关注之中。原本应当被鼓励的社会互助,被怀疑为有组织行动;原本应该被尊重的公民参与,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维护秩序。但从更深层来看,它反映的是一种对社会自主力量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维稳体系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当问题无法迅速解决时,注意力便转向那些持续关注问题的人;当公众无法被说服时,重点便转向如何减少公众之间的联系;当真相无法尽快平息争议时,管理争议本身往往会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 然而,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人们给予家属支持都能被视为风险;如果普通公民表达同情、提供帮助都可能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如果社会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联结都需要被纳入维稳视野,那么真正受到威胁的,究竟是社会稳定,还是社会本身?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什么?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 它害怕的,是人们通过一个事件开始形成共同认知;害怕的是原来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种愤怒而站在一起;害怕的是公众在官方叙事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判断体系。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宣传系统和严密社会控制体系的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管理现实,更是管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当一种解释能够被普遍接受时,统治成本会大幅降低;但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得出结论时,中共独裁者的权力对于社会认知的控制力就会逐渐削弱。 因此,中国共产党最敏感的,从来不是单个受害者,而是受害者背后逐渐形成的公共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小洛熙事件所触碰的,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愿意面对的东西——社会自发形成的信任与联接。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帮助;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交换信息;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独立思考。这种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独立公共空间的出现。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最警惕的,恰恰就是这种不依赖中共权力授权而形成的公共力量。 对于任何权力而言,最难控制的从来不是愤怒。 而是觉醒。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一个政权是否自信,也不在于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权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 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最需要被管理的是声音,最需要被压缩的是讨论,最需要被警惕的是关心她的人,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谁在害怕真相? 因为真相从来不会伤害一个正当的制度。 害怕真相的,绝对不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不是要求解释的公众,也不是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真正害怕真相的,永远是那些无法面对真相的人。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领导抓得细,控制一切

作者:张兴贵   领导抓得细,控制一切,这是贯穿极权体制运行的血肉机制。从最高领袖到基层细胞,每一根神经都绷紧,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极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它不满足于控制宏观权力,而是追求“全控”——全面控制人的思想、行为乃至私生活。领袖或核心集团必须“抓得细”,才能实现“控制一切”。这种“细”,体现在组织结构的毛细血管化、监控的无死角化、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管理上。 首先,看组织结构的“细”。极权体制下,权力不是松散的,而是高度层级化、网格化。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几乎都被嵌入严密的控制链条。以20世纪的经典案例为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立了从中央到集体农庄、再到每一个生产小组的垂直指挥系统。领导干部不仅要管产量,还要管思想汇报、个人生活作风,甚至家庭成员的言论。谁家来了客人、说了什么、信件内容,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 这种“抓细”在中国历史上有深刻体现,单位制、街道居委会、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到“小组学习”和“互相监督”,把社会原子彻底组织化。领导者要求“一竿子插到底”,村支书要知道每家每户的存粮、思想动态,甚至夫妻吵架都要调解“以阶级斗争为纲”。表面是“关心群众”,实质是消除任何可能游离于控制之外的私人空间。一个人如果想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生活,都会被视为“危险”。 其次,是监控手段的“细”。极权领导者深知,粗放控制容易留下漏洞,必须依靠技术与人力的双重细密织网。现代极权更是把这一特征推向极致。大数据、摄像头、天网工程、个人信用体系、社交媒体实时监测,让“领导抓细”有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翅膀。一个人今天浏览了什么文章、转发了什么观点、和谁私下聊天、消费记录如何、出行轨迹怎样……全部被数据化、标签化。一旦系统判定你为“异常”,细微的警告、谈话、限制就会接踵而至。这种控制不再需要大规模公开暴力,而是通过“精准滴灌”式的压力实现,让个体在无声中自我驯化。 更可怕的是日常生活被彻底政治化。极权主义不满足于你服从,它要你“主动拥护”。于是,早餐吃什么、穿什么衣服、朋友圈发什么、甚至表情包的使用,都可能被赋予政治意义。领导者通过反复的“学习”、表态、检查,把意识形态渗透到最琐碎的细节中。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任何一次“松懈”都可能被解读为不忠。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表演性忠诚:公开场合高喊口号,私下却麻木空虚。这正是极权想要的结果——它不需要你真心相信,只需要你彻底服从,并让服从成为生存本能。 这种“抓得细、控制一切”的现象,根源在于极权主义的核心逻辑:领袖或党必须被视为绝对正确,永不犯错的化身。为了维护这一神话,就不能允许任何不受控的变量存在。经济波动、社会矛盾、思想异见、文化多样性……所有这些在自由社会被视为正常的现象,在极权看来都是“失控”的风险。因此,必须把一切抓在手里、细到不能再细。 在全球化与科技时代,极权主义并未消失,它只是换上了更精致、更隐蔽的外衣。它可能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共同富裕”等美好名义出现,却在实践中不断延伸控制的触角:从经济决策到文化创作,从教育内容到私人言论,从生育政策到养老安排,无一不试图“抓细”。当一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领导替我们想好了”“上面会安排”的思维时,我们就离极权更近了一步。 我想借用一句哲人的话: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公开的残暴,而在于它把残暴变成了日常,把控制变成了“爱”。当领导者以“为你好”的名义抓得越来越细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思考并勇敢地发声。否则,失去的将不仅是自由,还有人的尊严和未来的希望。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Phenomenon of Totalitarianism No. 4: Leadership Grasping the Micro-details,...

网络长城的“新城门”:从输出红色革命到输出数字威权

作者:漠北独侠 漠北孤侠@baodiantimes 在极权政治的叙事逻辑中,“控制”与“渗透”永远是一体两面的核心课题。海外媒体披露关于北京计划在严密监控下,允许“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类特定人群通过官方合规通道访问国际互联网的消息,恰恰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最新的注脚:“暴力”+“谎言”治国。这绝非中国互联网走向真正开放的信号,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数字出征”。其背后折射出的,依然是这个政权赖以起家且从未动摇的治国方略——“枪杆子(刀把子)+ 笔杆子”,即“暴力”加“谎言”的现代翻版。 核心逻辑的“与时俱进”:旧瓶装新酒的数字传教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此次大幅扩大体制内人员“持证翻墙”的范围,其一贯逻辑与一个甲子前向东南亚及全球输出红色共产理论、鼓动暴力颠覆别国政权的做法并无二致。 六十年前,输出的是粗砺的阶级斗争口号; 而今天,裹挟在高效、快速、极具煽动力的互联网叙事中的,是精心包装的“大外宣”话语。 在对内筑起更高、更严密的“网络防火墙”,严厉打击普通民众使用VPN等“翻墙”行为的同时,官方却组织起一支“政治绝对可靠”的互联网正规军。这种“只许我输出,不许你流入”的策略,旨在国内形成彻底的信息真空,在国外实现精准的舆论污染。这本质上是一种披着互联网技术外套的隐密意识形态输出,其性价比更高,爆发力更强,破坏性也更具隐蔽性。 环环相扣的“大棋局”与混乱制造者 这套日臻成熟的“网络舆论战”与“混合战”战法,在近年来的国际局势中已初显成效。从欧洲极右翼与极左翼思潮背后的网络水军推波助澜,到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认知战,再到东亚邻国的舆论分化,其终极目的清晰可见:唯恐天下不乱,趁乱谋取地缘利益。 在这盘步步惊心的大棋中,互联网舆论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整体战略紧密交织: 供应链武器化:从稀土等稀缺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到关键药品的供应链卡脖子。 灰色地带冲突:从频繁发生的关键海底光缆“意外”中断事件,到由国家背景黑客发动的针对西方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军队攻击。 终极宏大叙事: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点火”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将全人类的命运、数据、言论与财富都攥在极权手心的威权乌托邦。 破局之法:打破不对称,重筑自由世界的防线 面对这头兼具暴力与数字化谎言的庞然大物,国际社会与自由力量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被动的“对等原则”,势必将在不对称博弈中节节败退。破解这套“数码极权输出”的组合拳,必须直击其痛点: 打破信息黑箱:定向精准“推墙” 既然北京最恐惧的是国内民众获知真相,那么自由世界最强有力的反制不是被动防御其“外宣”,而是主动向中国国内定向输送真实,未经过滤的信息。加大对反封锁技术(抗审查翻墙工具、卫星互联网等)的研发与资金投入,让中国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连接世界,从根本上瓦解其国内的洗脑基本盘。 建立法律与技术防火墙:严惩“持证网军” 国际社交平台和西方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在省级、国家级网信办层层政审、备案后“奉旨出征”的账号,绝非普通网民,而是由国家机器驱动的“舆论军人”。必须建立严格的身份溯源机制,对于来自特定官方通道、有组织操纵舆论的账号,应果断予以封禁和制裁。同时,在法律层面将此类行为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隐蔽干涉。 强化基础设施弹性与技术反制 针对黑客攻击、切断海底光缆、供应链要挟等物理和数字层面的混合威胁,自由阵营必须加快推行供应链重组与去风险。建立多轨制的备用网络(如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免疫力,并在遭受国家级网络攻击时,保留实施“对等反击”的威慑能力。 历史早已证明,依靠暴力维持的体制,必须依赖谎言来续命。企图通过选派大量党员干部冲进国际互联网来抢占所谓的“宣传制高点”,恰恰暴露了其对自由信息和真相进入国内的极端恐惧。多披一层互联网的外套,改变不了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 自由世界唯有放弃幻想,以攻代守,方能在这场数字时代的文明攻防战中,彻底粉碎其威权扩张的迷梦。早已是惊弓之鸟的中共,妄图以互联网之“网”护其政权免于崩溃,妄想症再次加重而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君不见星链和美国的破墙计划歩步为营、进逼围剿,挣扎茍活的中共只能望“网”兴叹、徒唉奈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The "New Gate" of the Great Firewall: From Exporting Red...

2026年五月广东之行日记龙江夜思

作者:牛腾宇妈妈 前言 / 创作手记 这些年,我一次次来到四会,只为离儿子近一点,再近一点。每次去探视前,我都会住在龙江边的龙凤大酒店。推开十楼的窗户,下面就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龙江。白天,它承载着我的脚步;夜晚,它映照着我全部的思念与眼泪。 儿子被关在离酒店只有几公里的四会监狱里。隔着高墙,我见不到他,只能借着这条江,寄托一个母亲最卑微又最深沉的爱。我沿着江边走,把带给他的礼物,以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一遍遍托付给江水;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江面被酒店灯光碎成闪烁的光链,仿佛看见了我们被拆散的日子,也看见了未来一家团圆的微光。 《龙江边的守望》和《龙江夜·母亲的守》就是我在那些不眠之夜里写下的心声。文字很朴素,却是我最真实的痛与守候。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作为一个母亲日复一日的思念、等待和坚持。 江水知道我所有的眼泪,它也知道我从未放弃的信念——总有一天,我要接儿子回家,我们母子一起站在龙江边,看同样的灯光倒映在水里,那时候,再也没有高墙,再也没有分离。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常常泪流满面。写完后,我把它们留在酒店的窗前、留在江风里,也留在心里。我希望有一天,腾宇能读到它们,知道妈妈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哪怕黑夜再长,哪怕路途再远,妈妈都在这里守着、等着。 感谢龙江,它成了我与儿子之间最温柔也最坚韧的桥梁。愿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能感受到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 【第一辑】 龙江边的守望 我住在四会的龙凤大酒店, 窗外就是那条静静的龙江。夜里灯光落进水里,碎成一条颤抖的光链,像我这些年碎掉的心。 儿子,你被关在四会监狱, 离我只有几公里。每天早上我推开窗,看着江水向你那边流,我在心里一遍遍叫你的名字——腾宇。 酒店的房间很安静, 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偶尔沿着龙江走, 走过那座桥,走到能望见监狱高墙的地方。 风吹过江面,带着湿凉的水汽,我把带来的衣服、吃的、想对你说的话,都交给它,希望它能替我送进去一点点。 晚上我睡不着, 就站在阳台上看着江里的倒影。那些酒店的灯光、高楼的影子,在水里晃啊晃,像我们被拆散的日子。 我常常想, 如果你能站在我身边,我们母子俩一起看这条江,该有多好。 腾宇啊,妈妈在这里等着你。龙江每天都流,它知道我所有的眼泪,也知道我所有的坚持。我住在这家酒店,把日子过成一条长长的河,只为有一天,能接你回家。 江水啊, 请你替我抱抱我的孩子,告诉他,妈妈的爱从来没离开过,哪怕高墙再厚,哪怕黑夜再长。 【第二辑】 江水知我心:绥江边的母亲守望 我住在四会的龙凤大酒店,已经好几个日夜。推开十层的房间窗户,夜风带着湿润的水汽扑面而来,下面就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龙江。灯光从酒店、从两岸的楼群倾泻而下,在江面上碎成一片闪烁的金银碎屑,像无数细小的心愿在水里颤抖,又被缓缓流动的江水带向远方。 儿子,你就在离我不远的四会监狱里。我每天站在这里,望着江水向你所在的方向流去,心里便生出一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痛。白天,我沿着龙江的岸边走,风吹起我的头发,我把为你准备的礼物,还有那些压在心底的话,一遍遍默念给江水听。希望它能穿过高墙,替我抱一抱你,替我告诉你,妈妈就在这里。 夜晚的龙江最温柔,也最残忍。酒店的霓虹、高楼的灯光、桥上的车灯,全都倒映在水里,被波纹轻轻揉碎、拉长、晃动。那些光影像我们被拆散的日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常常久久地凝视着它们,仿佛看见了你小时候的笑脸,看见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平凡时光。 江水不说话,它只是默默地流,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等待,都卷进它的怀里,带向未知的下游。 这里的一切都沾染着水汽,连梦里都是潮湿的。深夜我睡不着,便披衣站在阳台上,任由龙江的夜风拂过脸庞。远处监狱的方向偶尔亮起一点冷光,我的心就跟着揪紧。儿子啊,妈妈知道你受苦了,可妈妈只能用这种方式陪着你——守在这条江边,守在这家酒店的窗前,把自己活成一条不肯断流的河。 龙江,你见证了我所有的眼泪,也请你见证我的坚持。总有一天,我会接你回家,我们母子一起站在这江边,看同样的灯光倒影在水里,那时候,它们一定不再是破碎的,而是完整的、温暖的,像从未被分开过一样。 江水缓缓,夜色深深。 我在这里,等你。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Diary of a Tr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