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gxin Zhang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堵水以防蚊，正如捂耳以止鸣；于是耳朵静了，蚊却在心里飞。” 今年城里忽然多了个新名词，叫“基孔肯雅热”。名字绕口，像一条打结的绳。绳子一打结，许多脑袋便舒坦了：有了名词，就有对策；有了对策，就有公文；有了公文，就有成绩。成绩要上墙，上墙之前，先把城里的下水道一律装上纱网。纱网雪白，像给井口盖上了被子——盖得很孝顺。 纱网的用处，公文说得极详：可阻蚊、可断链、可护民。只是雨来了，雨不识字，冲到纱网上，犹豫了一下，便站成一汪汪积水。积水里蚊子生得更勤，像遇到了公费的产房。于是有人建议再加一层更密的网，以杜后患。网越密，水越闷；水越闷，蚊越壮。壮到黄昏时分，黑云一抖，城便响成一锅。 我在街角看见几个小吏捧着卷尺，蹲在井边丈量“网孔标准”。他们一丝不苟，像在选拔孔雀的羽。丈量完了，便抬头望天：今日任务饱满。饱满是个好词，像刚煮开的馒头；只是馒头若闷在笼里，久之也会落水。落水的馒头不易咽，但仍可统计为“发放完毕”。 对策不止一条。为了“源头斩断”，城里又想到了菜园。说菜园滋水，水滋虫，虫滋病。于是派人去封，水泥推成白浪，一浪浪扑到青菜上。青菜来不及喊，便直挺挺站成了纪念碑。纪念碑的题名叫“环境整治”。整治之后，蚊子仍在；只是菜不在了。没有菜，便少了积水；少了菜，也少了人心——人心向来怕见水泥。 有个老夫妇守了一角方寸的土，种的是葱与蒜。蒜不怕味重，葱不怕天冷。小吏来时，他们把锄头立在脚边，问：“这也封？”小吏笑，笑得像公事包的扣：“封一点，放心。”于是水泥从葱蒜根部缓缓爬上来，像一层殷勤的霜。老头沉默，老太太问：“那蚊子呢？”小吏更笑：“我们还要全民抽血呢！”老太太一怔，像被门把磕了额头。 抽血是更科学的法子。科学这两字一出，人人肃然。队伍像旧年核酸时那样排起来，袖子挽上去，血管一根一根报到。管子收满了，放在银亮的托盘里，像一排不容争辩的红逗号。逗号多了，句子就长；句子一长，意义便由上面解释。解释里自然免不了几个好听的词：监测、预警、筛查、呵护。呵护是好词，尤其对流动的血说起，显得极为体贴——仿佛血是国家的，共有的，暂住在你体内，随叫随到。 抽完血的手臂上贴一张小方片，像兵营里的号牌。有人问：“我并不病，为何抽？”答曰：“大局需要。”大局是个无形的胃，饿的时候，会把零碎的日子一并吞下。吞下之后，过几日又说饿；于是再抽。抽血的好处，在于看得见：袋里鲜红，统计报表也鲜红。至于井里积水、天上蚊云、菜地水泥，那些颜色不太入账。 我在报上见到一则图解，标题写：“从源头到末端，织密防蚊网。”图上箭头四方八面，像四个队长同时指挥操练。操练需要队列，队列需要口号，口号需要响亮。于是街道有了喇叭，喇叭里有了“请立即处理自家积水容器”的慈声；又有“如发现阳性滋生地，立即报告”的威声。慈威交替，像老旧钟楼撞了晴天。钟楼从不去井边看一眼，它只负责数点。 人间也有“看一眼”的人。他们蹲在井边，翻起纱网的角，想让水顺一顺。水顺了一小会，蚊也跟着顺。顺到一个拐角，又被另一层网截回。便像旧年防疫时，门洞贴着黄条，黄条贴得比风还疾：此巷通而不通，此路开而不开。老母去买药，绕了三道封条，回家药晾成了纪念品。那会儿城里学过一门绝技，叫“静默”。静默时，蚊子也静默；等一声令下，蚊子复活，人还要排队学习复活。 如今这门学问又翻出来。小吏戴着红袖标，会看网，会找水，会训话，也会合影。合影时，他们竖起大拇指，背景是刚封完的菜地。菜地不言，泥里渗出一点汁，像一张擦得太勤的脸。旁边贴了一张告示：“此处整改到位。感谢配合。”配合这词再度回归。它像一把万能扳手，套在谁身上都刚好。只是常被套的那批人，肩膀渐渐低了半寸。低半寸，才合群。 蚊子的学问，不在诗里，在水里。下水不畅，蚊便畅。纱网盖住了洞，没盖住逻辑。逻辑是个怪物，最恨“为你好”的好心。好心若走到极端，便成了一种熟悉的姿势：先堵，再看；先封，再讲；先采，再说。说来都为众生，做去却沿着表格。表格像方格纸，落在城上，把生人都画成了工整的字。字里有笔画，笔画里有小小的倒刺，扎在谁身上，谁就负责“理解”。 红卫兵式的小傻也不难见：冲锋，喊口号，抬着喷雾机，一路驱赶人影和良心。良心跑不过制度，回头一看，自己已戴上红袖标——原来良心也能被征用。征用之后，良心学会了审核：谁家的桶没倒，谁家的窗没关，谁家的狗碗积了水，谁家小孩笑得太响。笑得太响，容易招蚊；于是笑也得抽查。抽查久了，人便学会了“安静生活”，像旧年的“安静小区”：出门凭证，进门扫码，咳嗽报备，呼吸限频。 我在心里替这些词排了一个家谱：封控生封条，封条生关卡，关卡生告示，告示生口号，口号生合影，合影生总结，总结再生封控。至于蚊？蚊是旁系，见缝插针，逢雨成灾。灾与封控互相倚仗，彼此成全，像两条握在一起的手：一条冷，一条热，最终都伸向了你的手臂——抽血那一刻，针头入皮，谁也不问你愿不愿意，谁也不问井底的水愿不愿意。 有人说：这不过是一阵子；过阵子雨停，蚊散，网烂，泥干，一切复旧。复旧这词很安慰，像给病人说“明日就退烧”。只是城里有一种热，不是热度，是热心——热心铺出来的路，直通封控的旧仓库。仓库很大，里面堆着“三年所学”：封、卡、扫、查、报、贴、剪、封。每个字都练得极熟，像随时要上阵。上阵从来不缺号角，缺的是回头。回头一望，井盖下的水黑而静，静得像一个不肯再被打扰的夜；再望，水面之上，纱网正轻轻抖动，像一张没合上的嘴。 忽想起一位老友，旧年给我说：瘟疫教会人两件事，一是如何不去看，二是如何只看表面。表面是干净的证件，合格的栏杆，标准的网孔，热心的合影。至于井里翻腾的那点浑，最好不谈。谈多了，会被蚊叮：你传播负能量。负能量这四字像蚊香，绕你三匝，叫你昏睡。昏睡的人不会去翻网角，不会去拔水泥；昏睡的人最体面，适合合影。 雨点打在纱窗上，像数不清的小问号。我想去路口看看积水，撑伞下楼。楼下的井口戴着新网，网目细得像强迫症；旁边的菜畦是一整块新水泥，水泥上画了一个笑脸，似乎在安慰谁。我忽然起了一个坏心思，伸手把网角掀起一指；水在下面挪了挪腰，喘了一口气。那一口气里，似乎有去年冬天压下的叹息。我又把网放回原处，像把刀悄悄插回鞘。插得轻，才不会惊动什么“整治小组”。 回到屋里，我把这篇文字放在桌上，像一块没凝固的水泥。它若干了，会裂；裂纹里要长草。草长出来，蚊也会来。到那时，或许又有人提议：再加一层更密的网。网格如棋，棋子的去路便少了一半。至于城，照样会出通告、排队、抽血、合影；照样会把“为你好”印成红字，贴在每一道我们必须经过的墙上。墙越来越白，心越来越黑，蚊越来越肥，水越来越闷。只有雨，还是那样落下——落在网的正中，发出轻轻的一声：噗。 倘有人问：如何防蚊？ 我答：先让水走路，再教网做人；若还不成，先学会把门从里头打开，而不是从外头封死。至于抽血，且把针拔慢一点，慢到能听见那一小点良心“咔嗒”入位的声。 The Pandemic Trilogy (Epilogue) — Chronicle of the Mosquito City Abstract: This year, a new term suddenly appeared in the city—“chikungunya...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世上有两样东西最怕热：一个是谎话，一个是镜头；偏生手心一热，它们就开始滴水。“ 镜头是冷的。厂里出来时，它的心不过一块玻璃加几片金属；拿在手里，贴上皮肤，才慢慢升温。温度从哪里来？从掌心，从呼吸，从不合时宜的好奇。有人不喜欢这种温度，觉得发热的镜头像发炎的眼睛，会把不该长出来的东西拍出来。于是他们主张给镜头降温：罩袋、封存、断电、停用。冷到一定程度，镜头就学会“自我毁灭”：只拍风景，只拍花，只拍庆典的笑。 2022年冬天，有一只镜头拒绝降温。它被人举在街头，举得比白纸还高。镜头里，风从东到西，人从南到北，灯从亮到更亮。镜头没有说话，声音从四面八方撞进来，再从它背面无声地散开。它不过是个孔，却比许多嘴都会记事。 拿着镜头的人，我见过。他走路不快，像怕踩痛街上的影子。别人举口号，他举光圈；别人念标语，他念快门。他的肩不宽，肩上的带子却很稳，一头连着镜头，一头连着他不太出名的名字。名字后来出名了，是因为镜头有了温度——温度惹事。 我常思考，镜头为什么“惹事”？因为镜头记得太多。它记得人群里那只抖了一下的手，记得纸边的一滴雨，记得警觉从一双眼睛里迅速逃走，又从另一双眼睛里迅速回来。镜头是个忠诚的叙述者，忠诚到不肯删掉“无关紧要”的抖动与迟疑。不删的人，往往要被删掉。于是，镜头被套上袋子，名字被按在桌上。按住者微笑道：都是程序，别急。 程序是温柔的，它让冷变得理直气壮。冷的好处很多：器材不坏，记录不乱，解释不累。只是街头因此降到零度，零度之下，许多呼吸不见雾了，看起来像没有。没有呼吸的城市，睡得很沉——沉得像石头扔进湖底，不起泡，连鱼也不惊。 有人说：“镜头没有立场，它只是光学。”这话对，也不对。镜头确实只会进光，却会把光引向某个人的脸。那一刻，立场就长出来了，无需表态。镜头对准哭，哭就有位置；镜头对准笑，笑就有分寸。更多时候，镜头对准等待——排队、核酸、出示、扫码。等待久了，人会忘记自己在等什么，于是镜头替他记。最可怕的不是镜头看见了你，是你习惯镜头看见你；更可怕的是，你习惯镜头不看见你——你成了背景，被无害化地擦掉。 我认识一个修机的老匠，他告诉我：镜头若长期不拍，会生霉；若只拍一种，霉会长在眼里。他说这话时，用布擦自己的眼镜，布上落下灰，灰里有微小的光点。光点像水里的盐，尝不出味，却让水有了性格。 后来，事情如你所知：有人来敲门，镜头被装袋，名字被装进另一只袋。袋子有口，口上有绳，绳扎得紧。紧到什么程度？紧到舌头也跟着打结。于是传媒上出现了一种新句法：被动、抽象、无名。它们像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教你如何把一个夜晚改写为“某地某时发生情况”，再把“人”改写为“有关人员”，把“看见”改写为“据称”。据称久了，连据称的人也开始据称自己。 可镜头的温度不是据称。它是当时、当场、当面——是风经过玻璃时起的那一层雾，是手心因为握紧而出的一点汗。温度一旦存入画面，就像把手印按进湿泥，干了也在。有人想磨掉，于是派来一队解释，拿着抛光机，对着泥印一顿打磨。打磨的声音不小，像一支乐队在演出。演出结束，台上很亮，台下很暗。亮处说：看，地面整洁如新；暗处却有人摸索到一道浅浅的凹，像一只没化好的皱纹。 我去看过那条街。白天，行人稀少，咖啡馆里的杯子很薄，薄到几乎听得见指尖摩挲的“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风把落叶翻了一遍又一遍，翻到背面，背面还是叶。柜台上的电视在放新闻，新闻说“秩序井然”。井然两个字落地很稳，稳得连杯垫都不偏。偏的是我心里那颗螺丝，拧得太紧，咬住不松。我把杯子端起来，照着窗口，杯里倒映出街对面一扇门——有人曾在那扇门后按下REC。现在门关得严丝合缝，像纸封了一层漆。 我忽然想到，那镜头拍下的并不只是人群，是时间。时间通常无影，镜头给它找了一件外套：冷、亮、白。穿上外套的时间被递给我们看，我们接在手里，有的人手心热，有的人手心凉。我不知那位举镜的人此刻手心什么温度，只知他的名字被许多嘴说过，又被许多句式吞回。吞回去的名字会去哪儿？大概落进嗓子后面那条狭窄的沟，和咽口水的动作挤在一起，时不时哽一下。 写到这，我本想抒一口气，偏偏气卡在肋下，进退两难。于是想起一个笨法子：把镜头比作灯。灯不必须照亮正义，灯只负责让你看清屋里的家具——沙发在左，桌在右，门在正对面，谁坐下、谁站起、谁绕到镜头背后去了。看清之后，你还是可以选择不开口；不开口，不等于没看见。灯的温度来自灯丝，灯丝细，易断。灯一旦灭，屋里的人会说：本来也没什么可看的。我不劝他们，我只在门框上摸了一把，那儿有一道极浅的划痕，像曾被谁急急忙忙抓过一次。 我收好笔，像把镜头收入袋。与那只“被收入”的袋不同，我这只袋没有绳子，只有一枚扣。扣很松，风一吹就开。开了也不紧要，稿纸会翻一页，白页露出来，白得像一面微型的幕。幕上没有影，只有温度。温度看不见，摸得着。你若把手心贴上去，会觉得它不烫，只是暖。暖到什么程度？暖到记忆还敢伸手，暖到夜里也不太冷。至于更多，我不说了。说多了，镜头要起雾。雾里的人看起来都像好人，这不好。 若你问，镜头究竟该几度？ 我答：不冷不热，正好烫手。 烫一下，便知还活着。 The Pandemic Trilogy (III) — After the Film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2022, there was a lens that refused to...

Reveal the Truth — Starting with Myself 中共自建政以来，通过残酷镇压异见人士、海外渗透和跨国打压手段维护统治，甚至在多国设立秘密警察站，威胁侨民。但正义不会沉默，美国政府已抓获并定罪多名中共特务，为民主自由反击！ 中国民主党举办第三十六期“中共百年暴行展”。本次展览内容：揭露中共暴行，支持海内外民主人士，一起了解真相！推翻中共，再造共和！！！ 活动详情 时间：8月 17 日(星期日）15:30—16:30pm 地点：香港超市 内容：揭露中共暴行、美国政府反击中共特务！ 本周举办党支部：中国民主党河南工委 策划组织：李晓艳、赵杰 电 话：626 879 3588 现场负责人：李晓艳、赵杰 电话：626 879 3588 ...

Why Marxism Does Not Work (II)— The Content of Marxism 作者：华言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发展出理论，构成了其思想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红色恐怖 先制造出阶级，然后想象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世界划分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划分基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则不占有，因此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一词不是中性概念，而是有高低不等、优劣有别、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意义的。阶级是一种单向度的分类方法，为了制造阶级斗争而专断的划分标准。 现代社会学用文化、资产、职业、地位等来划分阶层，更具合理性，因为人是多向度的、幸福也是多向度的，因人而异。资本家和工人一样，是一个生产者，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资本家开办工厂，不仅要拿出资金，而且要对工厂负更大的责任，从工厂的创建直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认真思考，做出决策。那种把资本家看成是剥削工人的寄生虫的观点，实在是大错特错的。 阶级斗争理论所产生的谬误:一是以“贫富”评判善恶，颠覆了人类传统的价值体系。比如文革时期所产生的“成分论”。“成分”（也叫“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是新中国建国后对个人及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化标记。本来用于土改、镇反、合作化等运动中的社会分类工具，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被极度政治化，演变成判断“红”、“黑”、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核心尺度，这种以政治化出身先验评判人的做法，就被称为“成分论”。其中，“红五类”（被视为“根红苗正”的革命对象）：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及革命烈属/贫下中农子女等，口径有增减）。“黑五类”（被定为“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合称“地富反坏右”）。以“贫富”作为善恶的评判标准。穷人都是善良的, 是阶级兄弟;富人都是邪恶的, 是阶级敌人。人类自古以来都是以人的行为品格作为评判善恶的依据, 而不是以贫富来介定人的善恶。心地善良的人乐善好施, 心地邪恶的人损人利己, 善恶完全取决于人的品行,而不是取决于人的贫富。善恶与贫富没有必然的关系,穷人未必都是善良的人,富人也未必都是邪恶的人。二是煽动仇恨挑起人类相互残杀，破坏了人类的和谐发展。人类的价值体系是人类几千年来承前启后累积建立起来的，人类就是依循祖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引导，人类依靠团结合作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类有合作有冲突，但马克思主义者将一切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这是思维的懒惰，将人类的历史简化成斗争史是为了煽动仇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施这种阶级统治，镇压一切反对者，共产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严密、成本最昂贵的专政体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共产党通过它的领袖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专制独裁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超高强度的控制体系，触角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将整个国家变成高度组织化的庞大政治机体，维持成本极高，劳民伤财。为了确保“党的领导”，共产党在基层建立支部，并按照专政体系的行政归属系统，即系统的条条和地区的块块，建立了党统属的组织系统，且凌驾于专政体系中的每一行政机构之上，从而在专政体系的任何一个行政系统里，形成了行政组织机构和党组织机构同时并存。 “党的领导”，就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党、政权、群众团体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运转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的“领导核心”--党的领袖，全党、全国都要团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社会群体被强制地分割为两个部分：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实行着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暴虐、最恐怖的阶级统治。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暴力机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其说是国家学说，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观。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国家和国家政权的概念，将国家与政府等同起来。现代政治学国家四要素说，国家是由领土、人民、主权、政府等四个要素构成的。国家是居住在固定领土上的拥有主权的国民的共同组织。政府是社会契约产生的，共同生活的人们为了一个有秩序和完善的社会，签订契约，组成政府。 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这里的国家指的其实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就是政府。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侧重认为：政府是为一个特定的阶级服务的；现代政府学说认为，政府是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市场监管、公正中立裁判的机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国家与政府不作区分，显然是错误的；按照现代国家的观念，国家是生活共同体，政府是为保障生活共同体正常运转的守护机关。 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是专政机关，政府的产生是由人民决定的，而不是由全体国民决定的。人民是谁，由统治阶级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来定义，可以根据形势随意修改，这导致国民恐惧政府，害怕随时被打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成为被专政的对象。马克思的国家观和政府观是扭曲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自由观念格格不入。 普列汉诺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就已经指出：“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不相容。……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行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 用来维持共产党党魁无限权力的，必然是“阶级恐怖”和“全面的全国恐怖”，这是红色恐怖，百倍于白色恐怖。 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饥饿的游戏 由于集体中的权力是集中的，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集体”中“老大哥”侵犯“集体”内的无权力个人甚至集体利益的一种“假公济私”工具。事实上，几乎所有强调集体主义的“集体”都不同程度地在集体主义的大义下侵犯甚至剥夺集体内个体的一切可以被侵犯的利益以图肥己。若仅仅是存在不能完全消灭阶级的问题，集体主义也许还能在不完美状态下有效运作，然而最大问题在于人的自私性。没有人像蜜蜂中的工蜂一样，只为了团体而无止尽献出自己的脑力或体力生产力，却只和别人一样享受同等的资源，所以产生“向下对齐”的效应，大家尽量偷懒与减少付出，以不被惩罚为原则，反正分配资源时懒与勤的人都是拿差不多的分量，尤其是难以量化的无形创意或研究付出根本不会得到增加资源的奖励反馈，更无人乐于从事。在人性自私本质下，最后集体主义造成的并不是集体进步，而是集体的沦落和最终走向崩解。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公有制+计划经济。公有制：所谓的国家即党和政府，对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生活资料--所有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实施全面、彻底、高度集中的独占垄断。本质上是：共产党对社会劳动资料——一切生产部门社会总产品和社会生活源泉绝对的独占垄断，对全社会经济运行、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全面的、独一无二的、高度集中的一体化掌控。计划经济：生产的国有化和交换的国有化。生产的国有化：垄断“一切生产部门”。实施这种垄断，完全是运用国家暴力机构，通过激烈的、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的。在城市，工商业者的企业、工厂、商店、手工业者的作坊及其生产资料，通过“没收”“剥夺”“合作化”等手段，全部被剥夺殆尽。在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粮食全被没收，农民的全部土地和牲畜、农具被“集体化”“合作化”。交换的国有化：通过“国家收购”“统购统销”“凭票供应”，消灭市场经济，垄断和掌控一切产品流通过程和价格体系，完全而彻底地垄断了社会生活必需品资源。 劳动资料和生活源泉的垄断是无产阶级的“依附性及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这就迫使人们沦入了对共产党专政国家完全、彻底的人身依附，因而也就无可奈何地忍受它的盘剥和奴役。 希莱尔·贝洛克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揭露了共产党专政国家控制社会总产品进行社会财富再生产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对人们生活本身，不仅是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包括他们的社会、思想、政治生活，实施全方位和一体化的控制。 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人一旦失去了维持和保障自身生存必须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丧失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垄断者。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虚假 如果一个社会的言论全是一个来源，一种声音。民众所能得到的讯息都是被严格筛选后的，真实世界和多元化思潮被阻隔。那么，文化将失魂精神落魄，心智将沦丧文明枯竭，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动刀动枪，就已经彻底沦陷了。 “意识形态”是一种图景，可以简化我们的思维，方便我们理解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关于世界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生命的意义等一系列价值观念系统；它提供了信仰般的命题：现实是什么样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如何现实走向应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述：一是意识形态是人们物质生产生活的产物，并随之而不断发展变化。二是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一切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为政治、政党服务的思想话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二、意识形态与政治及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斗争总是为政治及国家利益服务；三、意识形态的内核是主导价值观，在现实中体现为话语权。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有所下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有害论”受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说服力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冲击。非政府组织、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话题对僵化的意识形态构成致命的打击，共产主义国家无不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防范和抵御所谓的错误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反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更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和文件，谁对自己的观念更加自信，一目了然。 共产党实施意识形态垄断，严密的社会意识形态、严酷的思想控制，要求人民思想一体化的目的，对人民行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效控制。为此，推行整风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以阶级斗争和专政原则处理意识形态问题。 共产党绝对控制着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源、生产机构、生产资料和文化资源，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媒体和从业人员，媒体业被定位为党的工具与党的喉舌，要求一切从业人员，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阶级特权 共产党人虛构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忽悠了一群想不劳而获的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真正不劳而获的官僚阶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造了一个人人平等、广泛自由、生活富裕、精神文明极高的社会。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社会形成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阶级矛盾，官僚阶级（新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1.不平等的原因。共产党要安置维护巩固好这个新阶级，因为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级高唱漂亮的口号，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国家统治一切、管理一切，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一个特权阶层横空出世，那个宣称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追求平等和手段--庞大的官僚阶级之间产生了矛盾，共产主义实际所获得的恰恰是自己所反对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不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共产主义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使平等之目标荡然无存。 ...

Who Really Wants to Attack Taiwan? — A Confession of False Peace and Real War 作者：陀先润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近来，台海的海风并不平静。军机越线、军演频频、外交口水战不断。外界常问——到底是谁想打台湾？是台湾民众吗？不是。是美国吗？不尽然。答案其实很清楚——北京当局、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本人。 自上世纪末起，中共一直高喊“和平统一”，然而它的行动从未与言辞匹配：军演、军机扰台、导弹威胁从未停止。国际公认的和平是互不侵犯、彼此尊重，但中共的“和平”是必须接受它的统治、制度与价值观！否则就是“分裂分子”，可以被消灭的敌人。这种和平，不过是披着糖衣的毒药。 对于北京而言，战争是一种廉价且高效的维稳手段。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民怨沸腾，这些内部压力，都可能通过一场民族主义动员来转移。历史上，无数独裁政权都走过同样的路径：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阿根廷的福克兰战争……。他们都借外战来转移内忧，结局却无一例外是灾难。而今天的中共，只是换了一张面孔的旧剧本。 台湾的存在，是对中共最大的讽刺——同样是华人社会，却拥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全民投票的权利。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大陆体制的荒诞与虚伪，让独裁者寝食难安。因此他们必须“解决”台湾，不是为了统一，不是为了民生，而是为了掩盖自身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当局把台湾视为必须‘解决’的政治难题。 今天，它可以说“统一台湾”；明天，它就可以说“收回南海”；后天，它甚至可以说“恢复清朝版图”。所谓“民族大义”，只是维系权力的工具；所谓“和平统一”，只是征服的开场白。 台海的紧张，并非民族仇恨，而是体制冲突——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对立。真正想打台湾的，不是台湾人，也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而是一个害怕自由思想蔓延、害怕民主制度在大陆生根的政权。 当北京宣称“不惜一切代价”时，代价绝不会由它来承担，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家园与未来来支付。历史终将记住，谁才是真正按下战争按钮的人。 Who Really Wants to Attack Taiwan? — A...

Chen Xi — Facing the Beast: The Mission of the Opposition 采访/编辑：赵杰 时间： 2025/8/16 陈西先生介绍：基督徒，资深异议人士。1980年代以来，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是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发表有一百七十多篇政论文章，著有五十万字的《绿色文化工具书》。曾三次被捕入狱，一共在狱中服刑二十三年。 赵杰：陈西前辈您好，您当初是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后来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您还记得那时候是因为什么让您有了转变？ 陈西先生：是因为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我认为是民主社会选择了我，当时我在当地的一个大学，当时拍板定我有罪的公安局长他找我谈话，他说我很有代表性，这个代表性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够代替的，他们选中我作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贵州地区这个代表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老师，也曾经当过兵，也做过工人，那么他这样子跟我说的话我也认了，因为毕竟我在社会上也做了关于讨论民主的工作 ，我跟朱虞夫先生说过我在部队的时候是一个文艺兵 ，也就是吹、拉、弹、唱我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 ，那么在八九年以前呢 ，我在贵阳和朋友们曾经搞了一个【沙龙联谊会】，当时我很单纯的认为社会年轻人 8小时以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而我本人有这个能力，当兵的人都有组织能力，所以和朋友一起在贵阳举办了「浪潮讀書會」、「英語角」等民間沙龍活動，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我举办【沙龙联谊会】也在当地参加声援了那场学运 ，但是当时公安机关没有立刻处罚我，是后来当地公安机关跟我说：全国这么大的运动，贵州总得有代表吧，我当时想既然国家，民族是这样认定我做贵州的这个代表，那么我当时就只能承认死了， 我就是那个贵州的代表，过去我只是被动的参与建设民主社会，那么以后呢我就认为我应当主动的投入民主社会生活当中去，这是我作为民主人士的一个起点，我在我以前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中写到，我也欢迎大家前去上网看一下，是六四事件改变我，也是六四事件改变我们很多人，这是我的回答。 赵杰：确实，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确实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今天我和朱虞夫先生还参加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的陈小平先生关于反思六四事件的专题讲座，在那里也看到更多像您一样被六四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他们和您一样都有这一颗追求自由，向往民主的心，虽然您是被中共强迫的拉上这样一条路，但是您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这条路，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 赵杰：我们知道您是三次被捕入狱，那您在监狱中是否遭受到很多折磨 ？虽然我自己没有被正式判刑入狱过，但我自己也曾经因为组织村民一起反抗政府非法暴力拆迁中说了一些关于这个政权就是个土匪、流氓之类的话，就被派出所拘留过，我深知当一个人去面对这种国家的机器的时候肯定内心都有一些恐惧和不安吧 ，那像您是怎么样坚持的 ？而且就是哪怕自己后来出狱依然继续坚持这条路，又因坚持这条路又反复入狱，直到现在来看，您依然继续在坚持这条路？ 陈西先生：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我跟我的太太也说过，尽管你们不太读书对法律方面的知识各方面都不太清楚，但是人要凭着良心凭着良知去做事情，那么的话就可以义无反顾，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身正不怕影子斜，那么我前前后后入狱时，我就在想：我又没做错了什么，我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我认为呢，我是把我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和生命以及整个国家，民族它的前途，我是在潜意识中把它考虑进去了，所以我组织参加社会上的一些追求民主的义工活动，这是在八九学潮前我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以前我做这种事情是短暂的，现在我被捕入狱了就当上了个大学，我现在想全身心投入社会、国家、民主、未来的这个事业当中去，那么我就思考整个国家它缺少什么，不缺什么，就像一个人他吃饱饭后物质得到满足，但在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是缺乏的，当时我就认为我们当下的国家，在民主方面的发展几千年来它都是缺乏的，这方面我就不太细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观看我写的文章，但是我们最终的理想就是要丰满整个社会文化、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多元化的理念要深入到更多人的观念中去，打造平衡的社会关系。 赵杰：我在来美国后在读过王炳章先生写的一部叫《民运手册》，书中的第一章就是说这个人类刚开始没有政权，没有政府这个概念的。人类就是为了在以前那个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活下去，才相互抱团取暖，慢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才有了政权和政府这个概念，但后来这个本应该为大家遮挡苦难的地方最后确成了最大的苦难的来源，这样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推翻它呢？ 陈西先生：是的，就是这个政权它存在的意义本身就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这个当权者处在这个位置上，他们有他们的焦虑，在一些问题处理出现了很极端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尽量去要理性的处理和解决这些事情，我们普通百姓总是有英雄情结，总希望有个英雄能带领我们推翻当时的政权，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大多数的英雄带给普通民众的又是一场灾难，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场保皇位与打皇位之间的争斗，我个人觉得应该给政府划出一个边界，一个界限，举个例子我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驯兽师，这个政权就是一头野兽，我们要去驯化它，在驯化它的过程中肯定会受伤，甚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驯化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总比屠杀掉这只野兽又出现了另一只野兽。这个如何打造一个文明的社会的问题，其实英国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著名的英国的《大宪章》就是由英国的骑士们以及各个阶层的人们一起起草，他们反抗国王并不是要把国王杀掉，并且经过各种斗争打败国王，最后让国王在大宪章上面签字，这本身就是一种驯服权利这头野兽的过程。 赵杰：谢谢陈西先生的回答，你这个回答也阐述你对如何解决屠龙者终成恶龙的问题，这个也对于我们未来如何打破中国陷入历史的轮回给出了建议。陈西老师我在添加您的微信时候看到你的微信名字叫：陈西.反者.公民。这个您起的微信名字对于您个人来说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想法呢？ 陈西先生：首先陈西是我的名字，反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要做一个反者，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该只有正的一方，它应该有一个或者一群反者，中国目前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对于敢于做出头鸟的人就是狠狠的打压，但我个人来讲有一句话叫：世上若无出头鸟，世人皆是待宰鸡，我愿意为世人做这一只出头鸟，最后的公民就是表达：我想做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居民，行使一个公民的权益，监督甚至批评政府的一些行为，虽然付出是巨大的，但也赢得很多的尊敬，包括你们海外的人士的支持，十分感激。 赵杰：是的，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前后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对您和您的家庭来说付出的代价不可为不巨大，您这些年都是被定义为政治犯关进监狱的，政治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有没有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当局的恶意伤害呢？ 陈西先生：是的，通常政治犯是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服刑，而中国的司法系统以及监狱系统又是在中共的绝对掌权下控制的，他们对待我是有多次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记得有一次好几个人把我围起来打，企图让我屈服，我不屈服只是一味的大声喊叫，至今还有一个很深的伤疤留在我的左眼眉毛下面，后来出狱后我太太帮我剃头，发现我的头上都是一些凹点，这些都是在监狱被打后留下来的，而且监狱里的房间通常会把本身只能容纳八个人的房间安排住进十几个人住进去，默许监狱中欺压其他犯人的狱霸的存在，把监狱中的日用品用远高于市场价出售，甚至在生病期间把本应该服用药物的剂量减去三分之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人的生命，这种事情在我多个服刑的监狱都遇到过，我也相信在国内大部分的监狱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赵杰： 那你曾经在监狱中还有其他场合受到当局残酷打压以及酷刑的时候是否有机会或者有这样的规章制度允许您向外界，向其他部门控诉您的遭遇呢？ 陈西前辈左眼被当局殴打留下伤疤 陈西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也这样去行动过，我们在举办贵州人权研讨会期间，以及一些敏感时期时候，（敏感时期：例如当局召开两会，或者当地举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时期）我们被国安和警察强制要求驱散甚至于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只要稍微不服从，就遭到国安，警察们的毒打，我们也使用法律也捍卫自己权益，因此我们向贵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投诉贵州省公安局以及其局长、法人代表。那么我们把这个投诉交到中级人民法院，中级法院通知一个星期给我们结果，等待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那个投诉又退还给我，并告诉我投诉不了，中国在司法不独立是不可能投诉的，所有的机关，部门都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法律应该是人人遵守的规则，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我在我的有些文章里提过这些问题，这也是未来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赵杰：陈前辈，您现在是《在野党》杂志的荣誉主编，您的照片和姓名将一直挂在网上，您的实名文章《“文明对话国际日“公告》系列也是发表在《在野党》杂志上，您现在是什么心情？您不怕再次因此而坐牢吗？ 陈西先生：小赵，《在野党》成立之初，当局就找到过我，但我没有畏惧，我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我们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无惧则无畏，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坚持下去的信念。 赵杰：在野党这本刊物1998年在中国已经编写过十一期了，现在我们在海外复刊，网站已经更新了十二期和十三期，纸质版的也印刷出来了，这一次对您的采访也是我们第十四期《在野党》人物专访栏目内容，您是荣誉主编，您对它有什么期待？ 陈西先生：《在野党》这个党刊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中华民族太需要这种杂志，我之前说过反者，在野党的存在就是一种反对派，目前的中国需要有其他声音的存在，你们做的非常好，你们做了当做的事情，宝贵的事情，希望你们年轻的党员继续坚持下去，让后世子孙记住这段应该被记录的历史。 赵杰：谢谢陈西前辈，谢谢您对我们的鼓励，复刊《在野党》是朱老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之间的联系太少了，对于国内民运前辈的遭遇和现状也了解的太少了，《在野党》的复刊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都了解这段建立中国反对派的历史经历，也了解你们这些前辈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坚定的信仰，为此我们也成立专门的对外联络部，希望以后能随时联系您，让您感受到您是有后盾支持的，感谢，感谢您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一切。 责任编辑：鲁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