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China GT 大火后的灰烬

作者:吕峰 2026年9月5日,China GT上海站第七圈。37号与33号缠斗冲出赛道,侧撞91号法拉利油箱区域。火是瞬间起来的,英国车手Ollie Millroy被困座舱:五根肋骨断了,锁骨断了,手断了,肺挫了。他后来说,撞前三十秒到撞后一小时,记忆是空白的。唯一记得的是另一个人把他从火里拖出来。 那个不该出现在救援位置上的人,是荷兰车手Loek Hartog。他停车,弃赛,第一次靠近被热浪逼退,转身找灭火器,压住座舱火势,再徒手把人拽出来。全程大约四十九秒。Millroy写得明白:自己还活着,完全要感谢这一个人;现场看不见旗手,也看不见消防队。 事后,610 Racing车手杨百杰公开指称:有救援人员因害怕放下灭火器就跑;救护车大约十五分钟才到,有人说司机在睡觉,拍窗户都拍不醒;仲裁室里,车手安危情况还没问清,责任却先往车手身上推。这些指控尚未经独立调查逐条坐实,但它们能迅速传开,本身就说明现场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公信。 主办方随后给出了那句最熟悉的答复:赛事配置「符合国家级标准」,只是「细致管理有待提高」。后勤、救援、组织、安全都露出这样的漏洞,仍能叫「国家级」,标准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场面还能不能维持,利益还能不能照拿。比赛和车手的命,只是维持这套场面的道具。 网上流传的招聘信息与转包故事,构成了另一套更刺耳的叙事:安全岗位的预算在上层写得很漂亮,经过总包、分包、中介一层层抽干,落到现场的,是日结几十元、未必受过赛道消防训练的临时工。有版本说六十元一天。这个数字目前没有合同和付款凭证做铁证,却比官方叙事更容易让人相信:利润向上抽,风险向下卸,责任向外甩,生命被写成可以无限摊薄的成本。你不能要求拿日结的人去跟燃油火球拼命。他们不是英雄失格,他们是被买来充数的布景。真正该被钉上耻辱柱的,是把专业救援做成外包表演、再把表演写成「符合标准」的那一串公章。 最终,TBC Racing宣布永久退出中国GT。 这一场大火烧毁的不是一台赛车,而是中共体制长久用来粉饰太平的遮羞布。他们以为,只要把标准写进文件,把责任写进外包合同,把失败写成「管理细节」,盛世的海市蜃楼就能继续悬在半空。可纸上的「国家级」经不住火,一个漠视生命的体制,终将被人民抛弃。 编辑:韩立华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Ashes After the China GT Inferno  Author: Lv Feng On September 5, 2026, during...

从大陆列车到海外报社:两次“零距离”接触让我看清真善忍

作者:王立军 在现实生活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多年来,官方宣传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印象往往截然不同。对我而言,真正打动并震撼我的,是我人生中两次与法轮功学员“零距离”接触的亲身经历。这两次跨越十余年的偶遇,彻底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善、忍”的力量。 第一次接触发生在2007年的秋天。当时我乘坐从北京开往湖北十堰的K279次绿皮火车,住在软卧车厢的下铺。车门开启后,进来两位面色严肃的男子。其中一位自我介绍是湖北襄樊市公安局治安科科长,此行是到北京执行“截访”任务,要带回一名打算在京上访的襄樊市车长——一位法轮功学员。 我好奇地问他:“北京这么大,你怎么能找到他呢?” 这位公安科长道出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法轮功学员很好找,因为练法轮功的人都不会说谎。你见到他,问他是不是法轮功?他如果说是,那他就肯定是;如果说不是,那就不是。” 更让我意外的是,这位科长甚至坦言自己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功。他说妻子是公安局政委的女儿,以前患有甲亢,脾气极其暴躁,甚至动辄在他脸上抓出几道血印。然而,自从妻子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个人,每天做饭洗衣服、任劳任怨、温柔体贴,“完全脱胎换骨了,我认为法轮功真好。” 到了用餐时间,科长要和我去餐车吃饭,竟直接留那个年轻的学员独自在包厢。我问他:“你不担心他跑吗?”科长十分笃定地回答:“他不会跑的。只要他答应我在那儿等着,法轮功学员多诚实、说话算话,不撒谎,真善忍!” 那一趟车程,公安对学员绝不说谎的信任,以及法轮功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巨变,在我心中种下了“真善忍”深刻而真实的印象。 十三年后的2020年前后,我在美国休斯顿参加石油设备展会,住在朋友家。期间,朋友的妻子带我参观了当地的大纪元报社。报社里许多年轻人在各个房间紧张而高效地忙碌着。当我得知他们许多人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志愿工作者时,感到十分惊奇。 后来,这位女士和家人来到洛杉矶我家暂住,我有了更深入了解她的机会。她拥有加拿大硕士学位,丈夫也是硕士毕业,言谈举止极有教养,每天清晨炼功也绝不打扰他人。她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十年前她在加拿大刚生完孩子,突然患上某种难以确诊的怪病,无法工作也无法料理家务,全家陷入困顿。在母亲的建议下,她尝试炼功,仅仅三个月,身体就彻底康复了。 恢复健康后的她,不仅生活幸福美满,更选择用业余时间为大纪元撰稿、拉广告,将“真善忍”的真相传播给更多人。 这两次跨越多年的“零距离”接触,不仅让我见证了祛病健身的神奇,更让我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诚实、善良、无私的品格。 我不禁问自己:这么好的功法,我为什么不炼呢? 如今我年纪渐渐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心中也萌生了修炼的想法。如果全社会善良的人都来实践“真、善、忍”,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文明、自由与正义,而一切邪恶也将无处生存。 编辑:张致君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From Mainland Trains to Overseas Newspapers: Two "Zero-Distance" Encounters Allowed Me...

邹幸彤——当代林昭

                作者:吴字儒           当法律与良知冲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选择什么?          一个人真正相信什么,往往不是在没有代价的时候看出来的。真正能够检验一个人信念的,是当自由、职业、前途、家庭,甚至漫长的牢狱生活摆在面前时,她还愿不愿意坚持。 读完邹幸彤的陈情书,我想到的并不只是香港,也不只是六四。我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质疑权力、追求民主和自由,而付出过代价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没有经历林昭那个年代的政治风暴,也未必经历过上一代民运人士所经历的一切。但我们亲眼看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封锁、言论审查、权力缺乏监督,以及一个普通人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可能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并 不只是“今天谁被判刑”,而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会走到这一步,以及未来怎样才能避免下一代继续重复这样的悲剧。 一、邹幸彤真正坚持的是什么? 邹幸彤面对法庭时,没有把自己的问题仅仅理解成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国家究竟属于谁?如果一个政党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然后进一步要求人民必须拥护这个政党,那么人民究竟还是国家的主人吗?如果人民不能自由选择政府,不能公开批评政府,不能要求权力接受监督,那么“人民当家作主”究竟还剩下什么? 这正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政治诉求背后的核心问题。它并不意味着仇恨某一个普通人,也不意味着否定一个国家,更不意味着希望社会陷入混乱。恰恰相反,它所追求的是:让国家权力受到制度约束,让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让任何政党都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这也是为什么邹幸彤的文字如此有力量。她不是在要求人民服从另一种权力。她是在追问:为什么权力不能被人民监督? 二、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今天 上一代人经历的是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和信息封闭。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环境则更加复杂。科技进步让国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治理能力。互联网可以连接每一个人,也可以监控每一个人。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社会进步,也可能成为更强大的审查和控制工具。一个现代国家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行政、科技和数据能力,本来应该意味着人民得到更好的服务。但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那么,国家能力越强,权力失控以后造成的伤害也可能越大。所以,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真正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今天有没有自由。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代中国人是否仍然必须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果今天不能公开讨论六四,那么明天是否还会有其他历史不能讨论?如果今天不能批评政府,那么明天还有谁能够提醒政府犯错?如果一个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才能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利,那么这个社会距离真正的法治还有多远? 三、但改变中国,并不是简单地“换一个政府” 这是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发生政治制度变化,仅仅把一个政党换成另一个政党,并不能保证中国就自动进入民主社会。民主不是换一个领导人。自由也不是换一个口号。 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长期限制权力的制度。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政党,而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永远正确、也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永远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因此,未来中国真正需要建立的,至少应该包括: 第一,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必须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性的选举获得授权。 第二,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任何政府、政党、官员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司法独立。法院不能成为任何政党的附属机构。 第四,新闻和言论自由。媒体不仅应该报道政府希望人民知道的事情,也必须能够报道人民需要知道的事情。 第五,公民拥有结社、集会、宗教和表达自由。不同意见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社会纠错机制的一部分。 第六,军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国家机器不能成为任何政治组织永久掌握权力的工具。 四、民主以后,怎样防止新的专制 这是比“结束一党专政”更加困难的问题。 因为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推翻一个专制者并不等于消灭专制。如果制度没有改变,新的权力中心完全可能重新成为新的专制。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应该追求的,并不是“让好人永远掌权”,而应该是“即使坏人掌权,也没有办法轻易把国家变成他的私人机器”。这才是制度的意义。 民主真正伟大的地方,并不是它保证每一次选举都选出最好的人。而是它允许人民和平地把不合格的政府换掉。司法真正重要的地方,也不是法官永远不会犯错,而是法官不能因为政府不喜欢一个人的观点就惩罚这个人。 新闻自由也不意味着所有新闻都正确,而是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存在,让事实能够在公开竞争中不断被检验。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拥有纠正错误的机制。 五、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 自由、平等、尊严、法治、人权,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发明出来以后专门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制度产品。它们真正表达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国家的公民。一个人的尊严,不应该因为他的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而被剥夺。一个政府存在的目的,也不是要求人民证明自己忠于政府。恰恰相反,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民需要一个能够保护他们权利、维护公共秩序并接受监督的公共机构。 因此,未来中国真正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需要逐渐学会:可以不同意别人,但不必消灭别人;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必仇恨国家;可以竞争权力,但不能把政治对手变成敌人;可以争论历史,但不能因为别人记住历史而惩罚别人。民主最大的挑战,不是选举,而是学会与不同意见共存。 六、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六四的记忆 一个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历史的社会,很难真正建立成熟的未来。 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纪念过去。它更是在提醒后来的人:权力失去监督之后,会发生什么?当一个社会只能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当人民失去表达和选择的权利,当国家机器不再接受有效监督,最终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是某一个政治群体。而是整个社会。所以六四记忆的价值,不仅在于记住死难者。它还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后的一面镜子:提醒任何未来的政府——不要重蹈覆辙。 七、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未必能够亲眼看到理想中的中国。甚至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种改变距离今天非常遥远。但一个社会的改变,从来不是一天完成的。林昭没有看到她所期待的时代。许多八九民运参与者也没有看到。许多香港民主人士也可能不会看到。但是他们留下的疑问仍然存在。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疑问继续传递下去。 不是传递仇恨。不是传递暴力。不是简单地把一个政党换成另一个政党。而是传递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理念: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政府必须接受人民授权;法律必须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不同意见应该被允许存在;国家不应该要求人民牺牲良知来证明忠诚。 八、邹幸彤留下的,不只是一份陈情书 邹幸彤的陈情书让我想到一句很简单的话:一个人可以被法律限制自由,但法律无法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良知。邹幸彤选择承担她认为正确的事情所带来的代价。她本可以有另一种人生。可以做学者,可以做专业人士,可以拥有更加安全、平静的人生。 但她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我愿意称她为“当代林昭”。不是因为她们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而是因为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宁可承担代价,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良知。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重复上一代人的悲壮,而是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答案:如何让下一代不必再成为林昭,不必再成为邹幸彤,不必再因为说出自己的想法而走进牢狱。 这才应该是我们追求民主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敌人,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中国:政府可以被批评,权力可以被监督,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历史可以自由讨论,不同意见可以和平共存,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有尊严地生活。 民主的终点,不是让某一群人掌权。民主的终点,是让任何人掌权以后,都不能随意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这也许才是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真正应该留下的答案。 烛光如海,人心成涛。 我们纪念过去,不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让未来不再重复过去。愿有一天,中国不再需要因为坚持良知而坐牢的人;愿有一天,追求民主不再是一种罪;愿有一天,自由、平等、法治与人的尊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真正享有、也愿意共同守护的普世价值。 良知无罪,自由不应该是罪,民主更不应该成为罪。            ...

天灾之后,为什么还要掩埋真相?

——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看中共的灾难治理逻辑 作者:冯仍 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泥石流冲入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冰块、岩石、泥沙和洪水从高山峡谷奔涌而下,车辆、道路和建筑转眼之间被吞没,现场流出的视频让人震惊。那些画面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人们看到的只是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渺小和无助。 后来,中国自然资源部门确认,这场灾难源于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冰川崩塌之后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河谷一路向下,最后演变成破坏力巨大的泥石流。从目前公开的专业资料来看,这首先是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需要回避。 真正让我无法理解的,是灾难发生以后再次出现的那一套熟悉做法。 截至8月29日18时,中国官方公布吉隆一侧已有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还包括大量外籍人员。数千名解放军、武警、消防、公安和工程救援人员进入灾区参与搜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幸存者的救援人员,当然值得尊敬。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从废墟和泥沙中多救出一个人。 但救援人员值得尊敬,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受监督。恰恰是在这种涉及大量生命的重大灾难面前,公众更有权知道完整的事实。 《西藏日报》发布的对比影像显示,星期三(8月26日)泥石流发生后,西藏吉隆口岸建筑已夷为平地。  我看到中国数字时代整理这场灾难的相关资料后,最深的感受不是灾害本身,而是一种多年没有改变的熟悉感。灾难刚刚发生,现场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人们开始询问伤亡情况和灾害原因,很快便出现视频无法转发、相关文章被删除、网络讨论受到限制的情况。随后,警方又开始通报所谓“造谣”案例,有网民因为讨论死亡数字和灾害原因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批评教育。 我不赞成任何人故意编造伤亡数字。灾难中的谣言会给家属造成新的伤害,也可能干扰救援。但是,一个政府如果真的希望制止谣言,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及时、充分、透明地公布事实,而不是一边限制现场信息,一边要求所有人只能接受官方版本。 当完整视频不能正常传播,当记者无法自由进入现场,当一些讨论灾情和风险的文章被删除,当普通人对死亡数字提出疑问也可能受到警方处理,那么所谓“辟谣”就不再只是维护事实,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政府对灾难信息解释权的垄断。 这也是我这些年越来越深的一种体会。 我过去长期生活在中国。每当发生重大事故或者公共事件,我们普通人获取真相的方式往往都非常奇怪。官方媒体说一套,微信群里传一套,微博上又出现另一套。有人上传现场视频,大家赶紧保存,因为谁也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还能不能看到;有人写了一篇调查文章,朋友圈里刚刚传开,第二天链接就已经打不开了。 久而久之,很多中国人甚至形成了一种非常悲哀的经验:越是被迅速删除的东西,大家反而越想知道里面究竟写了什么。 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相信谣言,而是长期的信息控制已经消耗了政府自己的公信力。 一个政府如果习惯于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内容,那么即使有一天它公布的完全是真话,人们也会本能地怀疑。这种结果并不是境外势力造成的,也不是几个网民造谣造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信息封锁造成的。 吉隆这场灾难尤其值得追问,因为这里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严重灾害。 2025年7月,吉隆地区已经发生过严重山洪泥石流,中尼友谊桥被洪水冲毁,中国一侧也有人失联。相关地质研究此前也已经指出,吉隆地区存在高位崩塌、冰湖、泥石流等多种地质风险。如今,仅仅一年多以后,更大的灾难再次发生,公众当然有理由追问:上一场灾害之后,当地到底做过什么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有没有得到加强?口岸重新开放以后,有没有重新评估周边人员密度和基础设施安全?如此巨大的冰崩和泥石流发生之前,是否存在可以被监测到的异常信号? 这些问题都很正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正常问题一旦涉及政府责任,很快就会变成所谓“敏感问题”。 我这些年观察中国的重大灾难,越来越感觉到,中共真正关心的往往不仅是如何救灾,还包括如何“管理灾难”。所谓“管理灾难”,不只是调动救援人员、恢复道路和安排物资,更重要的一部分是管理舆论:哪些数字什么时候公布,哪些画面可以出现,哪些记者可以采访,哪些家属可以发声,哪些问题不能继续追问。 从汶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到郑州“7·20”特大暴雨,再到疫情期间的武汉,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类似场景。灾难发生以后,最先出现的是“领导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全力组织救援”,接下来是救援队伍、感人故事和所谓社会正能量。至于灾难为什么发生,有没有人失职,真正死亡多少人,家属有什么质疑,往往要么被推到后面,要么最终不了了之。 这套模式最大的危险,是它慢慢让灾难本身也成为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死了多少人,不再单纯是一个生命问题,而可能被视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数字;记者调查,不再只是新闻工作,而可能被认为是在“制造负面舆情”;家属要求解释,也有可能被当成影响救灾秩序;网民提出质疑,则很容易被扣上“造谣”“传谣”的帽子。 一个政府如果连自然灾害都必须按照政治需要进行包装,那么它真正维护的究竟是什么? 显然不是死者。 真正需要被维护的,是政权永远正确、政府永远有力、社会永远稳定的形象。 我现在生活在美国,再回头看中国这些事情,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一个政府到底有没有自信,并不是看它每天宣传自己多么强大,而是看它敢不敢面对坏消息。 一个真正有自信的政府,不会害怕公布死亡人数。死亡数字再难看,也不是政府的敌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害怕记者进入灾区,因为记者发现问题,本身就是公共监督的一部分;一个真正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政府,更不应该害怕家属追问亲人的下落。 如果一场泥石流发生以后,政府第一时间除了救人,还必须担心哪些视频传播出去会“影响形象”,哪些文章需要删除,哪些声音必须压下去,那么所谓“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就很难不让人怀疑究竟有多少真实成分。 自然灾害没有政治立场。 冰川不会因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制度而停止崩塌,泥石流也不会因为政府宣传“社会稳定”就改变方向。自然灾害发生以后,一个政府真正能够做的,是尽可能减少伤亡,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完整告诉社会,并且认真查清楚哪些损失原本可以避免。 如果灾前存在预警不足,就应该调查预警体系;如果基础设施规划存在问题,就应该追究规划责任;如果地方官员在风险评估中失职,就应该让责任人承担后果。这才是一次灾难之后真正应该留下来的东西。 否则,道路重新修好了,桥梁重新建起来了,领导慰问结束了,媒体也停止报道了,但是造成大量伤亡的制度漏洞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几年以后,另一个地方再发生一场灾难,同样的故事又会重新上演。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在我看来,中国这些年的许多灾难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天灾结束以后,人为制造的“信息灾难”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洪水会退去,泥石流会停止,但删除的信息、无法发声的家属、不能追问的责任,却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 所以我认为,吉隆泥石流最应该留下来的,不只是几张救援照片,也不只是几句“众志成城”的口号。 应该留下死者的名字。 应该留下失踪者真实、完整的数字。 应该允许家属说出他们经历了什么。 应该让记者自由调查。 也应该把2025年那场灾害之后当地究竟做了哪些预防措施,一项一项向社会交代清楚。 如果最终证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都已经采取,那么社会自然能够理解这是一场人力无法阻挡的天灾。可如果其中存在失职,就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这原本就是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常识。 遗憾的是,在中国,公众往往连知道真相本身,都必须付出代价。 泥石流是天灾,删帖不是天灾;冰川崩塌是自然现象,处罚质疑灾情的网民不是自然现象;洪水冲毁建筑无法完全避免,但阻止社会了解灾难的完整情况,却完全是权力主动做出的选择。 所以我始终想问一句: 既然这是一场天灾,究竟有什么不能让中国人知道? 一个政权如果连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都如此紧张,它所害怕的显然不是泥石流,而是真相本身。 天灾可以毁掉房屋和道路,但真正能够摧毁一个社会信任的,是灾难之后仍然有人试图把真相一起埋掉。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

甲醛白菜毒了十四年:真正有毒的,是失去监督的制度

作者:冯仍         这几天,“甲醛白菜”再次登上中国网络热搜。         事情并不复杂。2026年8月,一名叫“渔猎齐哥”的自媒体博主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调查时发现,一些白菜收购商在装车之前,把一棵棵白菜直接放进甲醛溶液中蘸一下,据称这样可以让白菜在运输途中多保鲜两三天。视频传开后,康保县政府很快发布通报,确认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称这是收购商为了运输保鲜实施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并开始追查涉事白菜流向。随后,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也介入,要求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它似乎又是一则我们早已经看惯了的中国式食品安全新闻:网络曝光、舆论震动、地方通报、领导重视、成立调查组、全面排查、严肃处理,最后再来一句“举一反三”。        问题恰恰在于,这个“一”,十四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2012年,山东等地就曾曝出商贩使用甲醛给白菜保鲜,此后河北、山东等地又陆续出现类似案件。十四年后的2026年,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白菜、同样为了减少运输损耗,甚至连新闻标题都几乎不需要修改,又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更荒唐的是,这一次把问题重新揭开的,不是农业部门,不是市场监管部门,也不是拥有记者证、调查权和庞大采编队伍的官方媒体,而是一名原本以钓鱼、捡垃圾和曝光环境污染闻名的自媒体博主。         所以,我看完这些报道以后,真正让我不安的已经不是那几车白菜。      ...

追求民主不应成为罪名,谁有权决定中国的未来 ——邹幸彤的坚持

作者:张致君       对于我来说,真正的政治启蒙运动便是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也正是港版国安法的颁布,让我毅然决然的走上政治异见者的道路,此后经年,这些在港人一直激励着我在反对中共专政道路上的前行。而今看着那些为守护民主自由的香港人锒铛入狱,从何桂蓝的坦然无惧到邹幸彤面对判决时的微笑,这种力量给了我足够的勇气面对中共极权。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势在必行。         二百多页的判词,最终围绕着一句并不复杂的话展开:“结束一党专政。”         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邹幸彤、李卓人以及已经解散的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法院认为,“结束一党专政”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这种领导地位又被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可以构成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推翻”或“破坏”。         表面上是一起国家安全案件,把所有繁复的法律语言拨开,案件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比刑法更古老、也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         如果中国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当然有权讨论共产党应不应该继续执政;如果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来源,那么人民当然有权主张改变政治制度;如果所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是一句装饰性的口号,那么人民至少必须拥有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对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说“不”。         反过来说,如果人民没有权利要求执政党下台,没有权利要求政党轮替,没有权利主张改变现行政治制度,那么所谓“人民主权”,便存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