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的老人用生命丈量自由
作者：罗翔
首先感谢盛雪大姐为董广平所做的一切，并声援董广平先生！
2026年，一则消息再次刺痛无数人的心。
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获得者、68岁的董广平，乘坐一艘简陋的橡皮艇，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三十多个小时，横渡三百多公里，最终抵达韩国泰安海岸。
当同龄人在公园里遛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时，这位古稀老人却把自己的生命押在了惊涛骇浪之上，只为换取两个字——自由。
这不是冒险，更不是“偷渡发财”。这是一场被专制逼到绝境的悲壮逃亡。
董广平不是普通人。他曾因坚持追求自由与人权，长期遭受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被关押、被监控、被反复传唤，正常生活被彻底剥夺。即便如此，当局仍不肯放过他。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在极权眼中就是必须被消灭的威胁。
他活在漫长的恐惧中：电话被监听，朋友突然失踪，深夜随时可能响起敲门声，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再次被投入监狱。这种恐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无形的枷锁勒紧喉咙。
他终于明白：没有自由的土地，再繁华，也只是更大的牢笼；没有尊严的人生，再“稳定”，也只是慢性处决。
于是，68岁的他做出了决定——逃离。
他清楚地知道：橡皮艇在大海面前脆弱如一片落叶；黑夜里的巨浪随时可能将他吞没；三十多个小时的漂泊，他的体力随时可能崩溃；死亡的概率极高。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因为对他而言，继续留在那片土地上，比死亡更可怕。
真正震撼世人的，不只是这场逃亡本身，而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仍然对自由保持着近乎偏执的渴望。这说明什么？
自由是人的天性。
无论极权如何洗脑，如何封锁信息，如何制造恐怖，都无法彻底扑灭人类灵魂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一个68岁的老人尚且愿意用生命去赌，那些年轻人，又怎会真正甘心被永远关在笼子里？
董广平的橡皮艇很小，却装着一个中国人最后的尊严。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漂流，而是一个老人用毕生力气划向光明的绝地反击。它撕裂了黑夜，向全世界发出呐喊：
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人宁死不屈；依然有人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重；依然有人在用行动控诉那个制度——
真正让人绝望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没有自由；真正让人拼死逃离的，从来不是国土，而是压迫。
当一位68岁的老人，在冰冷刺骨的大海上漂流三十多个小时，只为逃离独裁时，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政权最沉重、最无情的控诉。
董广平成功了。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再黑暗的夜，也挡不住一颗向往黎明的心。
那么，当一位68岁的老人都不惜用生命换取自由时，我们这些还能发声、还能行动的人，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怯懦？
编辑：张宇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A 68-Year-Old Man Measures Freedom with His Life
By ：Luo Xiang
First, I would...
谁在购买这场暴力
——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殴打学员致盲事件探讨
作者：周敏
母亲节那天，张先生一家收到了儿子从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写的感恩信。那封信是基地安排写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是儿子的心声。但在同一天晚上，儿子在宿舍里写了另一张纸条，是求救信，托一个快要离开的学员带出去，请妈妈来救他出去。
两封信，出自同一双手。一张是这套系统要他写的，一张是他自己想写的。
前者送到了家长手里。后者被班主任发现，被暴打导致昏迷和右眼失明。
张先生不是坏父亲。他实地考察时看到孩子打球下棋，也听到了不打骂的承诺。他付了3.28万元，以为买来了孩子的转机。是什么样的处境，让一个爱孩子的父亲，签下了那份合同？
一、焦虑制造
张浩今年读初中二年级，13岁，今年4月开始逃学、夜不归宿。按照任何正常的发展心理学标准，这都只是需要关注、需要介入的信号，并不是危机。
然而在张先生的处境里，这就是危机。
理解这一点，得先理解中国家长的焦虑是在什么土壤里长出来的。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近四十年，最深远的心理后果之一，是将所有的期望、资源和焦虑，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父母的期待，没有堂表亲可以提供缓冲和交流。他是唯一的赌注。
高考制度又深化了焦虑。在一个教育资源高度不均，学历与阶层流动高度挂钩的社会里，孩子"废掉了"，意味着家族数十年积累的社会位置可能就此中断。这一点都不夸张。
2000年代，出现了“网瘾”这个概念。媒体与部分专家联手完成了一次道德恐慌：打游戏被等同于精神疾病，网络是毁掉下一代的洪水猛兽。正常的青春期探索和挣扎，被定义成需要干预的病态。
张浩逃学、夜不归宿，在这种环境下，不是一个需要理解和沟通的信号，而是一个需要被治疗和矫正的病。张先生的焦虑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被系统性放大的。
二、求助空白
作为家长，面对一个逃学、夜不归宿的13岁儿子，上哪儿寻求帮助？
学校心理老师是第一个答案，也是第一个失望。中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配置长期严重不足，而且其职能以维稳为导向：压制危机、安抚情绪、防止事件扩大，并不以孩子的长期利益为核心提供支持。对于一个逃学的孩子，学校更常见的反应是施压、约谈家长，而非提供实质性的心理支持。
公立医院的青少年心理科是第二个答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名儿童医院的心理科候诊期以月计，部分热门专家的号需要提前数月预约。就算挂上号，费用大多不在医保覆盖范围内，长期心理治疗对普通家庭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一个居住在江西九江的普通家庭，这条路太难。
家庭治疗是第三个答案。在中国，这几乎不存在。家庭治疗师是稀缺的私人服务，价格昂贵，在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也没有足够的从业者。
社区支持是第四个答案。中国的社区服务体系，在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基本上是空白一片。
当所有的答案都失效，一个父亲在网上搜索，看到了宏志达的宣传。
这个空白怎么来的？是长期把教育资源集中于应试，将心理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软性需求，将家庭问题私有化处理的政策积累而来。国家撤出了它本应有的位置，让市场填了进来。
市场填补空白的方式很精密。2022年在福建晋江开张的四维成长基地，校长向明胜先向泉州民政局申请了"未成年人成长指导服务中心"的公益资质，取得批文后迁址另立，挂上民政局主管的牌子对外招生。武女士当场缴纳六万元，理由只有一个：政府办的，肯定正规。民政局后来回应：早就要求该中心关闭了，不知道他们跑到晋江的村里建了这个基地。国家不作为的空白，被一块假冒的政府招牌填上。四维基地在两年内虐待了至少八名青少年，其中14岁的小武在二十八天里被通宵罚站、跪举水盆、关入小黑屋铁笼，最终落下终身残疾。被踢骨折当晚，校长打电话给武女士，说孩子跑步摔了个小伤。
这就是市场带来的解决方案：暴力监禁填补了公共服务的缺失，政府招牌填补了家长的信任需求。
三、共谋完成
这是这篇文章最难写也最必要的部分。
张先生在付款前，知道六个月内不能与儿子联系。他知道孩子会被骗配合调查电信诈骗的说法以来到基地，但家长配合了这个安排。怀着信任签了协议，付了款。
这构成了一种共谋。
在使用这个词之前，需要说清楚它的含义。共谋不是主谋。张先生完全没想伤害儿子。他的出发点是爱，是这个社会里走投无路之后的孤注一掷。
但共谋是真实存在的，它包含了三种成份：
第一个是绝望状态下的认知收窄。心理学研究认为，人在极度焦虑和压力下，决策质量下降，对风险的评估会失真，对解决方案的渴望会压过一切审慎。张先生在付款前实地考察，看到孩子们打球娱乐，听到不打骂的承诺，这些信息被他的绝望过滤之后，变成了他想看到的样子。六个月不联系这个显然值得警惕的条款，在绝望状态下被接受为专业方法。
第二个是"为你好"的文化。在中国家长主流文化里，管教孩子天然是爱的表达，严厉是美德，痛苦是成长的必要代价。"不打不成器"是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在数代人之间传递。当一个基地告诉家长"我们会用严格的方式教育你的孩子"，这个文化框架会帮助家长将严格与暴力之间的边界模糊掉。
第三个是对国家改造逻辑的深度消化。这是最隐蔽也最根本的一层，起了决定性作用。长期生活在一个"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改造，隔离可以产生转化，强制是为了当事人好"的社会结构里，这种表达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常识。它不是书面的规则，但存在于空气中，被每一代人呼吸进去。当张先生考虑把儿子送进一个封闭基地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一套国家改造术的民间版本。他以为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共谋就这样完成了。通过呼吸般自然的逻辑，一个爱孩子的父亲，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孩子的人身自由让渡给了一个靠着暴力运营的机构。
正视这一点，不是为了谴责张先生，也不是减轻班主任教官的责任。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紧迫的答案：下一个走投无路的父母，需要什么，才能不再走上同一条路？
四、出路在何方
答案其实是清晰的：专业支持体系，去污名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学校真正承担辅导功能而不是只管分数，社区的家庭支持网络。
但这些答案面临双重障碍。
第一重障碍是资源和制度的问题。上述体系需要持续的公共投入、专业人才的培养、将心理健康纳入公共卫生优先议程的政策，这些不是不可能，但需要优先级的重新排列。
第二重障碍更深，也更难。只要"强制改造问题人口"的国家逻辑没有被反问，民间版本就永远有它的土壤。公共服务能减少家长走投无路的绝望，但无法彻底消除家长认知的被塑造。一个在这种国家级逻辑里成长的家长，即使有更好的选择，也仍然倾向于相信强制能够改变人。
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文化工程，而它的起点，是愿意正视强制改造的源头。
五、两张纸条
母亲节那天，感恩信被送出去了，求救纸条没有送出去。
这两张纸条之间的距离，是一套系统在运作的证明：它知道如何管理信息，如何让外部看到它想让人看到的，如何将声音压制在封闭空间里。
这套系统不是某个成长基地建立的。它由市场搭建，由文化背书，由制度空白提供生存土壤，由家长的签名和付款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授权。
张浩的右眼，在黑暗里度过了一夜。那个黑暗剧情，由不同的角色共同建造。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Who Is...
改造术的民间授权：从再教育到成长基地
作者：周敏
事情刚刚发生在2026年5月，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一名班主任，用木戒尺和空心铁杆打断了一个13岁男孩逃离的念头。戒尺打断就用铁棍接上，直到孩子跪到地上，教官认为他在装，继续用拳头打他的头和眼睛。孩子鼻血流在地上，在昏迷中原地躺了一夜，没人过问。
次日教官得知男孩右眼失明，用鸡蛋替他滚眼睛消肿。后经过了七小时开颅手术，右眼仍然无法视物。
这个案子的细节如此地触目惊心，足以引发又一轮循环：舆论愤慨、家长质问、官方表态，然后复归平静。但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愤慨里，而是进一步盘问：这个"认为孩子异常→强行隔离→强制矫正"的处理手法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在别处见过它，还不止见过一次。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改造术的国家谱系
1957年，中国建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它的运作是简洁有效的：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公安机关即可将"轻微违法"或"思想有问题"的人关押长达四年，以教育改造之名。这套制度整整存续达五十六年，2013年才正式废除。
在五十六年里，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观念训练：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隔离是为了改造，改造是为了他好。
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施对象。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程，把家属动员进来，让亲情成为改造工具——如果你的孩子、父母来劝你放弃信仰，转化的成功率会更高。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强制寄宿，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开设思想转化课程，对外一律宣称是自愿参加的职业培训。强制隔离戒毒所，将“成瘾"医学化，用治疗的名义完成人身控制。
这些国家机构的外壳各色不同，但内部结构出奇地一致：封闭空间、信息隔断、强制身份重塑、对外宣称是为当事人好。
宏志达的运营手册，和上述这些国家机构是一样的DNA。家长被告知六个月内不得探视，不得与孩子通话，只能通过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了解孩子动态。孩子是被骗进基地的，以"配合调查电信诈骗案件"为由骗上车。基地对外宣称用专业方式和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孩子。
唯一的差别在于，宏志达是民营，改造孩子的授权来自家人。
二、杨永信的范本
中国民间改造术的形成，杨永信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2000年代中期，网瘾成了中国最显眼的社会议题之一。媒体、专家、官员形成了一个罕见的共识联盟：网络游戏正在毁掉中国的下一代，必须干预。陶宏开、杨永信等人在这个背景下登场，获得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
杨永信的方法很简单——电击。他在山东临沂的精神科病房里，对被家长送来的青少年实施电击治疗，声称可以矫正网瘾，戒除不良习惯。病人描述电击时的感受是剧烈疼痛、全身抽搐。
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对此进行曝光，引发全国震动。然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报道忽略了：曝光后，相当数量的家长选择继续留下来，甚至对记者表示感谢。他们看到了"效果"——孩子变得顺从听话、不再反抗。
家长的选择比电击本身更引人深思。它说明，家长对这套逻辑的接受，并非被骗，而是主动认同。他们认同孩子需要被强制改造，笃信“痛苦是矫正的必要代价”，也认为封闭隔离是有效手段。
杨永信的机构撑到2016年才被叫停电击治疗，一部分原因是他依托的是正规精神科病房——国家医疗体制的背书，为他提供了持续的合法性外壳。这个外壳被撤除之后，电击停了，但强制封闭的模式本身，却保留下来，没有受到质疑。
杨永信证明了一件事：民间市场对这套改造逻辑，有真实而持续的需求。
三、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国家强制改造术的精神遗产，是它所确立的正当性：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和强制转化，痛苦是改造的合理代价。这套正当性一旦成为社会常识，民间就会主动复制。
医学术语被军事化语言改造了。治疗就是训练，病人成为学员，疗程变成了成长周期。这样一来，准入门槛被降低，绕开了卫生监管，同时保留了专业性的表象。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国家授权被家长授权替代。劳教需要公安机关的决定，精神科强制住院要医院和家属联署，而送孩子进成长基地，只要家长的签名和汇款就行了。授权链条被缩短到底，摩擦成本极低。
信息封锁则从国家管控手段变成了商业标准条款。六个月不得联系，这是张先生在付款前就已经知道并接受的条件。这俨然已是一种教育手法——孩子得和原有环境彻底切断，才能完成改造。
民间化的本质，就是去掉了官僚程序、文件审批，只保留了暴力内核，然后以市场价格售出。
四、国家的暧昧态度
宏志达案曝光后，阳新县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读一读：涉事基地前身为某双语学校，现已注销，执照由市场监管局颁发，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市场监管局被联系到后，工作人员回答"不知道"，直接挂断了电话。
为什么国家对这类机构的态度长期这么暧昧？
因为这类机构处理的，恰巧是国家也想处理的人群：不服管、偏离轨道的、让家庭和学校头疼的青少年。对他们进行关押隔离、强制他们服从，这套手法国家自己还在使用，只是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所而已。
只打击成长基地的暴力手段，却不质疑强制封闭本身的性质，这是整治行动的局限所在。杨永信被叫停的仅仅是电击，并不是强制寄宿、信息封锁，也不是人身控制。这个边界的划定，本身就表达了政府的立场。
只要"问题人口可以被强制改造"的前提不被触动，成长基地就永远有它的生存土壤。换块牌子，换一个县，就可重新开张。
五、打人
张浩一个孩子在地上躺了一夜。疼痛冰凉的夜。
被狠狠打断的木尺、嗖嗖挥舞的空心铁棍，它们在空中冷冽的回声是一套绵延数十年的改造术在民间的倒影——从国家的劳教所，到精神科病房，再到军事化训练营，里面慌张的面庞，一次比一次年轻、一群比一群懵懂。
我们谴责那个教官，对的；我们追问那个基地，也对。但如果追问就停到这儿，我们就让这套违背人性的操作链条滑走了——这链条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宣告，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隔离可以产生改变，惩罚暴打是矫正的合理代价。
这条长长的锁链，它不从宏志达开始，也不会以宏志达结束。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Folk Authorization of “Reformation Techniques”: From Re-education to Growth Bases
By Zhou Min
This incident occurred in May 2026 at the Hongzhidai Youth Growth Base in...
出狱以后
——关于徐光，以及那些始终无法真正“出狱”的人
作者：胡海宁
主编审阅：朱虞夫
人物简介
徐光，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大学学运参与者。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后多次因政治言论、纪念六四及民主活动被拘押、判刑。2022年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服刑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并一度被送入监狱医院。2026年5月刑满出狱。
徐光出来了。
这句话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人坐完牢，刑满释放，回家去，照理说，不过是一件普通事情。可这些年，普通事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于是“出来了”三个字，也渐渐带上了一点劫后余生的意味。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先想到的倒不是别的，而是他还剩多少斤。
去年有人说，徐光已经瘦到八十多斤。长期绝食，长期鼻饲，后来又被送进监狱医院。家属见不到人，送进去的衣物被退回来，外面的人只能从一些零碎消息里拼凑他的情况。中国的政治犯，常常就是这样，一旦被推进高墙里面，人就像忽然沉到水底，偶尔浮上来一点气泡，证明他还没死，仅此而已。
所以这次听说徐光出狱，很多人第一反应并不是欣慰，而是想知道：人还能不能站起来，还能不能说话，精神是不是还清楚？
这话听着未免有些凄凉。可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只是偷盗抢劫，坐完牢，大家多半不会这样担心；偏偏那些因为“说话”进去的人，出来时总格外叫人不安。
去年《在野党》在美国复刊，我参与了杂志的排版工作。最开始接触这些稿件时，我对中国民主党这条线上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情，其实并不熟悉。后来版面做得多了，这些名字才开始在一篇篇稿件里不断重复出现：有人在坐牢，有人刚出狱，有人失联，有人长期被监控。有时候前一期还在排某个人的文章，下一期又开始出现另一个人的判决书和狱中消息。时间久了，会慢慢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事情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
徐光是老一代民主党人了。
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概已经不大知道中国民主党。即便偶尔在网上看见这个名字，也不过一划而过。短视频、直播、每天不断刷新的热点新闻，已经足够占满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至于九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如今已经像一张被压在柜底的旧报纸，颜色发黄，边角卷起，没人再翻。
可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还有不少人真相信，中国会一点一点变好。他们认真讨论过宪政、政党政治、新闻自由，也认真相信，一个国家不应该永远只有一种声音。现在回头看，竟像隔世。
徐光是1989年的大学生，杭州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再后来第一次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几十年的人生，几乎一直在坐牢、监控、传唤和长期维稳之间反复循环。
其实很多经历过八九的人，后来都沉默了。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发财，有的人进入体制，有的人干脆绝口不提。我自己也是当年的参与者之一，因为那场运动受过伤，后来家里也为那些事情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很多年过去以后，人会慢慢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沉默。房子总要买，孩子总要养，老人总要看病，一个人总不能天天靠理想活着。于是时间久了，许多人就慢慢学会了另一套本领：少说话，多低头。
这也并不奇怪。人毕竟不是石头。
可徐光偏偏不大肯低头。
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组党。浙江是最活跃的地方，也是大网落得最沉重的地方。
那是一场真正为了争取结社自由、公开冲击“党禁”的抗争。从镇压的大网撒下至今，浙江的监牢里，就从来没有断过坐牢的民主党人。这群人身上，有一种如今已极少见的硬气——他们进了高墙，却绝不肯低下头来写一张“认罪服法”的悔过书，去乞怜什么减刑、假释。管监狱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群人的骨头却始终是硬的，没有半点奴才气。
徐光就是这个坚强团队里的一员。他们后来发现，中国有些事情，确实不写在法律里，但他们既然选了这条路，也就没有再打算回头。
徐光出狱以后，也没有安静下来。这些年，他几乎每逢六四都绝食一天。有人觉得这没有意义。一天不吃饭，能怎么样呢？国家机器照样运转，西湖边照样游人如织，商场里照样灯火通明，手机里照样歌舞升平。一个人在家里绝食二十四小时，看起来的确像螳臂当车。
可有时候，事情恰恰坏在这里。
因为许多人连“螳臂当车”也不肯做了。
这些年我时常觉得，中国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把人抓进去，而是让人慢慢觉得：“算了吧，别碰了，没用的。有些话，说了又能怎么样。”时间久了，人也就真的不说了。
于是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人都很聪明。大家知道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装糊涂。地铁里没人谈政治，饭桌上没人谈政治，连微信群里转发一篇文章，都得先想一想会不会出事。
这种气氛是很厉害的。它不需要天天抓人，却能让很多人自己先把嘴闭上。而对于像徐光这样的人，仅仅闭嘴还不够。
政治犯在中国，最难熬的时候，往往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在出狱以后。监狱里的铁门至少看得见，几年刑期也总有一个数字；可出狱后的控制，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无法言说。
敏感日子会有人上门，电话会被监听，出门会有人跟着，朋友聚会可能突然被“提醒”。房东会接到压力，单位会接到招呼，连身边朋友都会慢慢疏远。时间久了，一个人会逐渐发现，自己虽然已经离开监狱，却始终无法真正回到正常生活。
这才是最深的消耗——它并不总是激烈的。
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拳头，没有审判，没有镣铐。可它会一点一点把人从正常社会关系里剥离出去，让你无法工作，无法安心生活，无法建立稳定关系，最后慢慢变成一个被悬置的人。
这些年的体制，对付异见者愈发精致了。它不急着摧毁你的肉体，只是长期拖着你，消耗你，让你疲惫，让你孤立，让你慢慢怀疑，坚持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许多人最后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沉默，而是因为太累了。这一点，其实比直接的暴力更厉害。
有时深夜调版，外面的世界还在不断刷新热点，屏幕里的文章，却仍然是抓捕、监控、绝食、坐牢。
时间像没有流动过一样。
这篇稿子还没写完，群里忽然又传来消息：七十六岁的毛庆祥，因为在朋友圈转发了与徐光有关的视频，被杭州警方带走，已经超过五十个小时。群里的人开始紧急呼吁、联络、商量周末抗议的事情。有人提醒，超过四十八小时，通常就不只是一般传唤了。
我忽然发现，自己写的根本不是什么“过去”的事情。
鲁迅以前写中国人的麻木，说看客。我小时候读，觉得那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才发现，不过是如今的看客换了种样子罢了。现在没有人围着刑场伸脖子了，大家只是低头刷手机。昨天谁被抓了，今天谁消失了，底下偶尔飘过几句评论，很快又被新的热点盖过去。人们照样上班，照样吃饭，照样哈哈大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时候想想，这甚至比怒骂还冷。
至少怒骂还说明人在意。
最怕的是无所谓。
徐光后来又不断被拘留、传唤、抄家。2014年，他因为一句“共产党能在南湖开一大，民主党也能在西湖租船开一大”的玩笑话，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抓进去。如今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荒唐，甚至像个笑话。可这些年，荒唐事发生得太多，人们竟也慢慢习惯了。
后来再抓徐光，罪名变成了“寻衅滋事”。
这个词现在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仿佛什么都能往里面装。你举牌，可以寻衅滋事；你发文章，可以寻衅滋事；你说话不中听，也可以寻衅滋事。到了后来，连“平反六四”几个字，都足够把一个人重新送进监狱。
徐光就是这样又一次进去的。
这一次是四年。
等他再出来，已经快六十岁了。
照片传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怔了一下。不是因为认不出来，而是因为一下很难把眼前这个满头灰白、神情枯瘦的人，和当年照片里的青年学生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些年被带走的，不只是时间。
我有时候会想，像徐光这样的人，到底靠什么撑这么多年。因为正常人是很容易疲倦的。别说坐牢，就是天天被盯着，被骚扰，被警告，被断生路，时间久了，人也会软下来。中国这些年最成功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它并不总是一下把人打死，而是慢慢磨。
磨掉你的脾气，磨掉你的朋友，磨掉你的胆子。磨到最后，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了。
可总还有极少数人，怎么磨都不肯彻底弯下去。
这种人，如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徐光出狱，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人从监狱里出来。至少对一些还记得九十年代、还记得中国民主党、还记得那些年发生过什么的人来说，这件事多少像是一点残余的火星。很弱，很小，甚至随时可能熄灭，但毕竟还在那里。
只是中国变化太快了，快到许多人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游客拍照，孩子放风筝，网红店门口排长队。年轻人讨论演唱会、奶茶、股票和房价。夜里灯光照在湖面上，还是很好看。没有人会从那些热闹里看出来，几公里之外，曾经有人因为一句话、几篇文章、几张纸，被关了几十年。
世界照样往前走。
可西湖的游客不会知道徐光，商场里的人不会知道，那些低头刷手机的年轻人，大概也不会知道——他们不会知道，一个人真正漫长的刑期，有时候是从“出狱”才开始的。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作者简介
胡海宁，1989年学运参与者，现居美国。《在野党》杂志社美编部部长，长期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并参与独立中文刊物的编辑与排版，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沉默、记忆与个体命运。
After Release
— On Xu Guang, and Those Who Never Truly Walk Free
By Haining Hu
Reviewed by Editor-in-Chief: Yufu Zhu
About Xu Guang
Xu Guang, born in...
不让躺平的本质：达者不再兼济天下，却怪穷者独善其身
本文来源：罗翔-破幕推墙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近日，红潮国安部又发了一篇雄文，义正辞严地指出：年轻人躺平，是境外势力渗透！是颜色革命的新花样！是敌对分子在背后搞鬼！读完我差点笑出声——这届国安部怕不是把《西游记》当内部文件学了，天天都能抓出个“境外妖怪”。
躺平有那么可怕吗？年轻人不996了，不内卷了，不想当韭菜了，就成了“国家安全隐患”？这逻辑也太好笑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如今呢？达者们早就不兼济天下了，他们只兼济自己和亲戚朋友的账户余额。穷者想独善其身，躺平一下，喘口气，就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妙啊，这叫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权贵躺赢，不许平民躺平。
你们这些“达者”当年是怎么兼济天下的？
房地产大潮里，左手政策右手土地，轻松把几代人的财富收割进腰包；互联网红利期，平台经济野蛮生长，996福报喊得震天响，转头就把程序员当电池用完即弃；疫情期间，一边歌颂“动态清零是人间大爱”，一边让小商贩、打工仔倾家荡产；现在经济下行，又突然发现“躺平是境外势力”，赶紧把锅甩给美帝、日帝、台独、港独、境外NGO……反正只要不是自己无能，天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境外势力”。
年轻人躺平的真正原因，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房价高不可攀，结婚生娃成了奢侈品；996干到35岁就被优化，35岁成了职场死刑；内卷卷到头秃，回报却越来越薄；阶层固化比水泥还硬，拼爹的时代，普通人再努力也只是给别人做嫁衣。
这时候你们不反思自己“兼济天下”干了什么好事，反而怪穷人“独善其身”？这不就是典型的“自己吃肉不给别人喝汤，还怪别人不感恩”吗？
更绝的是，国安部这篇雄文里，估计又要列举一堆“境外网站”“境外博主”“境外App”在教唆躺平。拜托，你们自己把国内互联网管得铁桶一般，连个正常发声的地方都不留，年轻人不翻墙还能去哪儿听真话？结果翻墙听了句“别卷了，保重身体”，就成了境外势力？那请问，当年教我们“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就有未来”的那些鸡汤，又是哪国势力？是不是也该一起抓？
讽刺的是，最该躺平的其实是你们自己。
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早就躺平在权力和垄断红利上几十年了：子女海外留学、资产海外配置、医疗海外就诊，自己躺得舒舒服服，却要求国内年轻人“站起来奋斗”“为民族复兴添砖加瓦”。砖瓦是你们搬吗？瓦刀是你们挥吗？最后累死累活的还是底层，享受成果的还是你们。
这叫什么兼济天下？这叫“达则兼济自家，穷则怪你不卷”。
躺平不是不奋斗，是拒绝被你们定义的“奋斗”当燃料。
年轻人选择低欲望、低消费、低婚育、低期待，本质上是对你们这套游戏规则的消极抵抗。他们不傻，看得比谁都清楚：再怎么卷，也卷不过关系、卷不过平台、卷不过政策风向。既然终点早已内定，那我干嘛还拼了命去跑？躺平，至少不会被你们当燃料烧完。
国安部啊国安部，你们越是急着把“躺平”打成境外势力，越说明这套系统已经病入膏肓。真正的境外势力，从来不是教年轻人躺平的那几个推文，而是把中国年轻人逼到只能躺平的那套制度和既得利益集团。
达者不再兼济天下，却要穷者必须卷到死，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隐患”。
如果躺平真是境外势力教唆的，那为什么境外势力没教权贵们也躺平呢？他们怎么还卷得那么起劲？
转发、点赞、保存——别让“境外势力”又多了几个！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rackdown on “Lying Flat”: The Successful No Longer Seek to Benefit All, Yet Blame the Poor f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