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作者：张 宇 编辑：黄吉洲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二十年监禁。 当这个判决被宣读时，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司法数字，而是一种政治宣言：一个政权向所有仍试图坚持真相、捍卫新闻自由的人发出的公开警告。 ...

---致金明日牧师 作者：赵令军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当下的中国，教堂被监控、信徒被传唤、聚会被定性为“非法”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从建政初期至今，中共对基督教的压制从未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期更换了手段与名目。 然而，2025年10月9日晚，广西北海，当局出动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整栋住宅，只为抓捕一位讲道、祷告、牧养信徒的老人——金明日牧师，这个世界仍然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 一个自称强大、稳定、无所畏惧的政权，究竟在恐惧什么？ 金明日牧师的被捕，并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抓捕行动。 它更像是一种公开宣示——当信仰拒绝臣服，权力就必须出手；当良知不肯低头，国家机器便被动员起来。 一个坚持无神论的独裁政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信徒宣告：没有人能帮助你们——你们的教堂不能，你们的上帝也不能。 但金明日牧师并非毫无准备。 在此之前，他已经亲眼见过多位牧师、传道者被抓、被审、被长期拘押。他曾为他们感到纠结、痛心；也正因为见过代价，他才更加清楚，这条路通向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后来对来访者所说的那句话才显得格外平静，却分量极重：“以前看到别的牧师或传道者被抓，我很纠结，却无能为力；如今，我自己被抓了，反而觉得很坦然。” 从这一刻起，叙事发生了变化。 金明日牧师不再只是一个“被迫害者”，而是一位明知后果、仍然作出选择的人。 他让我想起《使徒行传》中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 《使徒行传》5章29节写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并非一句抽象的信仰宣言，而是在历史中一次次被具体生命所印证的选择。 在教会最初的年代，执事司提反因坚持公开见证信仰，被带到权力与宗教合谋的审判面前。面对捏造的指控与即将降临的石刑，他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以认罪换取生存。 当石头即将落下时，他没有控诉，也没有呼喊不公，而是仰望天空，平静地说了一句 “主耶稣，请你接受我的灵魂。” 那不是绝望中的哀求，而是在已经作出选择之后的交托。 正是在这一刻，死亡失去了它作为威胁的力量。 两千年后，当金明日牧师说出“我反而觉得很坦然”时，这种坦然同样不是对现实的无知，也不是对苦难的轻视，而是源自同一个根基： 当一个人已经把生命交托，权力便无法再以恐惧相要挟。 司提反在行刑之时，将灵魂交在主的手中； 金明日牧师在被捕之时，将命运交在同样的顺从之中。 时代不同，方式各异， 但那一刻的心境，是相通的。 为了抓捕金明日牧师，当局出动了数十名警力。 不是为了制止暴力犯罪，也不是为了防范公共危险，而只是为了终止祷告、终止讲道、终止一群人按照良心聚集的权利。 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最清楚的控诉。 而更沉重的代价，落在了他的家人身上。 由于中共长期实施边控，金明日牧师已经超过七年未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团聚。他的家人被迫承受突如其来的分离、漫长的不确定，以及随时可能升级的打压。事实上，正如他女儿 Grace Jin 在美国国会的陈词中所披露的那样，中共对她们的恐吓已经开始。 然而，她们并未否认金牧师的选择，也没有将他的坚持视为鲁莽。 “很痛苦，但依然充满爱，我们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她们如是说。 殉道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词。 它意味着清醒地承受，意味着在孤独中站立，意味着明知将失去自由，仍不撤回信仰与良知。 司提反倒下后，教会并未消失；恰恰相反，逼迫成为信仰扩散的起点。历史一再证明：迫害从未终结信仰，反而不断替它作证。 当权力以为自己封住了口、锁住了人，却发现真理被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正如 Grace Jin 在国会所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仍有人在暗中坚持信仰，甚至躲在厨房里为家人唱赞美诗；那么在今天，一个政权同样无法消灭基督教。 当国际社会一次次发声，呼吁释放一位本应无罪的牧师时，真正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早已不是他。 一个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信仰、用法律名义惩罚良知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 政权或许可以囚禁人的身体，却无法审判一个顺从神的灵魂。 从司提反，到无数无名的信徒，再到今天的金明日牧师，殉道者从来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提前把结局交给了时间。 而时间，终将作证。 赵令军（Frank），加拿大，2026年2月 Obey God, Not Men— A Letter to Pastor Jin...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 作者：《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这个人一辈子做过很多事。他在中国大陆吃到一颗巧克力，就知道在另一方天地，梦都是甜的，人生有无限可能，千山万水他来到香港，小时候在工厂打工，后来做生意，再后来办了一份报纸。 他没有当官，没有带兵，没有发号施令，他只是办报纸。现在，他78岁，他要在监狱里再待20年。在这个年代，一个人只要办报纸，就足够被判这么久。 我们常常以为，权力最怕的是炸弹和子弹。其实不是，权力真正害怕的，是一张报纸。因为子弹只能杀人，而报纸能让人醒来。 黎智英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被抓的。他只是做了一件在正常社会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把发生的事情写出来。 可是在中共政权下，把事情写出来，本身就成了一种罪。 媒体的工作，就是让权力不舒服。 权力天生不喜欢被看见。它喜欢黑暗，喜欢模糊，喜欢“大家都别问”。 媒体的工作恰恰相反：它要照亮，要追问，要把话说清楚。 所以媒体和权力，从来就不是朋友。它们如同一对天生的对手。一个正常社会里，媒体负责提问，政府负责回答。 但中共政府只想命令，不想解释。于是，提问的人就成了“危险人物”。 宪法和基本法写得很清楚，只是没人照着做。 中共自己的《宪法》里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基本法》也写着：香港居民享有新闻和出版自由。 这些话都在。一个字都没删。但现实告诉我们：写在纸上的自由，不算数；活在空气里的恐惧，才算数。 当一个人因为办报纸被关进监狱，宪法就成了一本摆在橱窗里的书——看起来很庄严，其实没人翻。 国安法不是保护国家，是保护权力。 国安法的逻辑很简单：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像不像敌人”。不是看证据，而是看态度。 你批评了，就有问题；你沉默过，也可能有问题；你曾经站出来过，那就更有问题。 它不是在防止犯罪，而是在防止思想。它不抓坏人，它吓好人。 黎智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关押的不是黎智英，而是——香港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可能性。那种记者可以问问题，报纸可以骂政府，市民可以讨论政治的可能性。 他们不允许这种可能性继续存在。于是，办报纸的人被判了20年。写评论的人被判了7年。当总编辑的人被判了10年。不肯指证别人的人被判了10年。连带着一个报纸钥匙扣的人，都可以被带走。 这不是审判罪行，这是清算记忆。 《在野党》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而愤怒。我们是为了一个原则：媒体存在的意义，就是监督政权。 如果媒体不能监督权力，那它就只剩下一个功能——替权力说话。 如果宪法和基本法不能保护办报纸的人，那它们连丢尽厕所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卫生纸尚且柔软，而它们又臭又硬。 黎智英坐在监狱里，仅仅是因为他清醒。 一个社会最怕清醒的人。因为清醒的人会问：你凭什么？ 他问了。于是他进了监狱。但问题还在。报纸可以被关掉，人可以被关起来，可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它们会留在空气里，留在记忆里，留在那些还愿意思考的人心里。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不肯闭嘴的普通人。 而一个社会，如果连普通人都不能说话，那它也就不再配谈“国家安全”了。 它真正安全的，只有权力。 The Newspaper Publisher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Opposition Party Expresses Support for Jimmy Lai Author: Zhang Zhijun, Deputy...

    《在野党》杂志社就中共当局依据所谓“国安法”对香港传媒人黎智英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事，表示最强烈的关切与最严正的谴责。     黎智英长期从事新闻与出版工作，其职业行为属于正当的媒体活动范畴。在任何具备基本法治与宪政原则的社会中，新闻工作者依法行使报道、评论与监督权力之职责，理应受到保护，而非遭到刑事打压。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正常新闻活动实施重判，已严重背离现代法治精神，公然侵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我们郑重指出，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均明文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与新闻自由。当前以国安法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实，不仅损害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也从根本上侵蚀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基础。     《在野党》杂志社郑重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以法律工具压制良心与真相的做法，切实尊重新闻自由与公民基本权利。     我们将持续关注黎智英及所有良心犯的处境，并坚定声援一切为真相与自由发声的人士。 ——《在野党》杂志社 Statement by "The Opposition" Magazine: A Solemn Condemnation of the CCP’s Heavy Sentencing of Jimmy Lai "The Opposition" (Zai Ye Dang) Magazine expresses its deepest...

作者：周敏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东方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时，在繁华的阴影深处，一场无声的生命收割正在农村上演。社会学田野调查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已达到惊人的水平，部分地区甚至高出城市五倍。这并非单纯的心理疾患，而是一场由体制性排斥、经济剥削与乡土文化坍塌共同酿成的“社会性屠杀”。 绝命的理性：当死亡成为最后一次“奉献” 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与学者刘燕舞等人的调查中，农村老人的自杀呈现出一种平静的惨烈。在广袤的黄土地上，8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远超每10万人中60人的心理红线。曾经，剧毒农药“百草枯”是他们通往终点的捷径。这种药剂因极高的致死率被禁，其残忍之处在于：它会引起不可逆的肺部纤维化，让呼吸器官枯竭如干透的丝瓜络，而患者在长达数周的窒息过程中，意识始终清醒。 然而，禁药治标，却治不了绝望。当药瓶被收走，老人们转向了更原始、更决绝的方式：“软自杀”。 他们在清醒状态下断食、断药、拒医。这种方式极具隐蔽性，常被计入“自然病故”，本质上是生命权的主动放弃。与年轻人的冲动不同，老人的离去是经过周密计算的，具有明确的“利他性”。他们往往避开农忙，甚至选好时间在子女打工返乡前换好寿衣，以便子女能在极短的休假期间“顺便”办完丧事后迅速返岗。这种被邻里赞许为“懂事、不拖累家人”的死亡，揭示了农村最冷酷的心理逻辑：当生命被视为家庭的“负资产”，自杀便成了他们对家庭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奉献”。 制度性剥夺：二元结构下的权利弃子 这场悲剧并非孤立的个体选择，而是深植于中国特有的资源错配与制度缺失。 福利分配的体制性歧视：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长期被定位为资源的输出者，却在二次分配中沦为边缘。当城市体制内的养老金保障了晚年的尊严时，农村老人每月仅有的一两百元基础养老金，在今天通胀的物价面前近乎一种羞辱。他们劳作一生支持了工业化进程，却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排除在国家安全网之外。 乡土秩序的全面溃败：随着城镇化浪潮的抽割，曾经作为宗族堡垒的农村已成为了空壳。青壮年流入城市，留守农村的不仅是老弱的身躯，更是社区互助、精神寄托与医疗监护的全面真空。在这些被形容为“废土”的村庄里，老人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更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感。 权力者的伪善：收走了农药，留下了绝望 这种自杀潮，本质上是“无价值者”被社会主流系统抛弃的过程。一个能将巨额预算投入基建与对外援助的体制，却无法为种粮一辈子的老农们提供一份基本的临终关怀，这本身就是一场集体自杀的共犯。 权力者通过禁止百草枯来维持“治理成绩”，却不愿在老人的碗里多加一勺温热的粥、在药盒里多放几颗救命药。这种治理是典型的伪善。如果一个盛世的延续，需要靠最弱势群体以“主动退出”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运行，那么这个盛世的根基早已从内里腐烂。 老人的药瓶里，装的不只是农药，还有对时代的绝望。这不仅是农村的谢幕，更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悲哀。当一个社会不再敬畏那些曾为它奠基的生命，它所引以为傲的盛世繁华，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蜃景。 A Curtain Call in an Age of Prosperity:The Structural Tragedy Behind the “Suicide Wave” Among Elderly...

——从流亡藏人选举看民主政治的真正根基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一个“没有国家的议会”，正在用最直接、也最刺眼的方式，拷问拒绝民主的中共政权：权力到底从哪里来？ 2026 年 2 月 1 日，分布在全球 27 个国家的流亡藏人，用选票选出了自己的议会。他们没有主权国家、没有领土、没有军队、没有国际法承认的政权架构，却依然坚持用选举和议会来组织政治生活。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政治判断：如果一个群体还想作为“人”存在，而不是作为被安排、被管理、被代表的对象存在，那它就必须掌握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