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毛一炜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22岁的张雅笛，本是普通留学生。她在法国学习藏语，结识藏人，加入“华语青年挺藏会”，只想推动汉藏之间的理解。她曾前往云南迪庆，亲眼探访藏人拆迁问题。本应在九月赴伦敦继续学业，却在回长沙探亲后失踪。至今已四十余天。 她的家人请了律师，却被一句“涉及国家秘密”拒之门外；张母寻求帮助，也遭陌生人粗暴阻拦。这样的手法并不陌生：先是失联，再是秘密关押，最后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张雅笛没有罪。她只是学习一门语言，关心被忽视的人，勇敢追求真相。可在这样的体制下，信仰被视为罪，言论被视为罪，关心少数民族命运也可能换来牢狱。今天是她，明天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人。 我敬佩她的勇气，也因此更清醒：在高压之下，站出来是必须的。无论是海外留学生、活动人士，还是单纯关心真相的人，都可能成为监控与打压的目标。 我们不能沉默。记住她的名字，记住她的勇气，就是抵抗恐惧的开始。 我们要大声说： 信仰无罪！言论无罪！ 立即、无条件释放张雅笛！ 公布她的现状，确保司法公正，杜绝非人道待遇！ ...

——一个“岁月静好派”女性的自救手记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0. 序：体面与谎言之间，总有裂缝会漏风 我曾以为，人生的终极形态叫“独善其身”：学历堂皇，上海白领，周末咖啡，朋友圈九宫格——政治这玩意儿，离我远点。后来才发现，体面是临时工，谎言是正式工；你以为在风平浪静的人生里打卡，其实是在专制的气压里待机。直到风从裂缝里灌进来——裁员、封控、禁言、黑箱——我才明白：所谓“岁月静好”，只是尚未轮到你。 于是，我开始给过去的自己写一份说明书：我为什么反共。 1. 家庭起点：善良的父母，粗暴的时代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勤劳诚实，却在文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青春喂了“斗”和“批”。改革以后，他们又遇到下岗潮；父亲自学成了助理工程师，却背着饥荒年代落下的病根，家计常常捉襟见肘。我们家没什么“阶级仇恨教育”，只有“谁错了先道歉”的家规。民主的家庭氛围让我从小就知道：权威可以尊敬，但必须可被质疑。 我也像标准答案里写的那样好学、听话：少先队、共青团，能上的都上；只不过当时不懂，红领巾和团徽并不等于道德与真理，它们只是组织关系。第一次对“正统叙事”生疑，是小学那年看 1989。堂哥去游行，回来背了处分。电视里说“有不法分子搅局”，我却只记得：年轻人的呐喊为什么要以学业和前途为代价？ 2. 书本与银幕：独立的种子，被外语浇了水 中学时的政治课像快递：到课即签收，不含思考。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历史只剩一种版本。校规要求“统一短发与劣质校服”，我忽然明白：剃头与制服，常见于监狱与精神病院。 幸运的是，90 年代末到 00 年代初，世界还留了条缝给我。《简·爱》《傲慢与偏见》《飘》告诉我，做人的底线是尊严，自由和爱情都靠得住；《V 字仇杀队》《黑客帝国》《肖申克的救赎》教我：在系统性谎言面前，逃跑不是懦弱，思考才是冒险。一位室友劝我好好学英语——“真正的知识在墙外”。我没出国，但这门语言成了逃离精神版图的护照。 直到某天起，Facebook、YouTube、Google 被一键消失。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无形词条：防火长城。我学会“翻墙”，像在黑夜里摸到一只手电筒。光很小，却足以看见房间里并非只有家具，还有锁链。 3. 科研现场：当“真问题”遇上“真 KPI” 我读的是生命科学，从细胞到分子，从观测到机理。逐步看清一个不太体面的事实：中国科研并不缺钱，缺的是把钱用在真问题上的制度。经费评审看人脉，论文数量当绩效，导师忙应酬，学生当螺丝钉。学术理想最后被六个字打包发走：发文章、要指标。 两个事件把我的“科研滤镜”砸得粉碎： 基因编辑伦理翻车：某副教授把人类胚胎当试管小白鼠，科学没跑通，伦理先失踪。最后三年牢狱出来还是教授，体制责任人“路过不背锅”。 不可复现实验的跃进：一个震惊世界的新工具，几个月后被发现“别人就是做不出来”。楼起得快，塌得更快；追问失效得最快。 科学需要时间、诚实与失败权，而体制提供 KPI、排名与宣传片。当真理被“年度汇报”衔着跑，结果往往不是突破，而是事故。 4. 职场见闻：外企的规矩，内资的魔法 博士后我留在上海。外企的第一课：流程不是摆设，合规不是口号。大家没有加班文化（至少不是996），发现不内卷也能把事情办好。但并购一来，“中国式管理”像病毒：表格宇宙、权力斗法、劣币驱逐良币。于是我转向“民族产业”，想做点真正造福病人的事，结果经历了两家“人矿工厂”。 公司 A 口号是“无边界”灵活工作，翻译成人话叫：没有边界的无偿加班。疫情爆发，他们把研发扔进疫区抢样本，“捐赠”只是 PR，合规是可选项，薪资则是闭口不谈。Apple Watch 是我健康的遗书，心率报警像上班考勤。最终产品死在审批门口——游戏一早写好，行业真正赚钱的，是早就在白名单里的既得利益者。赌徒式老板妄图抄近道，拿员工健康与性命去填坑；监管黑箱，游戏早被写好，外人只配当炮灰。 公司...

作者：曾群兰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tomorrow 2025年9月20日，我们：马群、何愚、曾群兰作为《在野党》工作者，来到洛杉矶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起横幅和《在野党》杂志，高声声援22岁的留学生张雅笛。 张雅笛曾在“华语青年挺藏会”从事编辑工作。今年7月回国探亲时，她被中国警方抓捕并失联。此消息令人痛心，更令人震惊的是，709人权律师江天勇在尝试为张雅笛的母亲提供法律援助时，也被警方带走并失联。 张雅笛不过是年轻学子，却因追求自由与民主而遭受严酷打压。江天勇律师的再次被捕，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法治与人权的持续打压。 我们今天在洛杉矶的行动，是为了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张雅笛与江天勇的处境。我们要告诉世人： 自由不是罪，民主不是罪！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张雅笛和江天勇，还他们自由与尊严！ 张雅笛无罪！江天勇无罪！ 释放所有因信仰自由与追求民主而遭受迫害的人！ ——2025年9月20日 在洛杉矶声援张雅笛的民主人士 左一：马群、中间：何愚、右一：曾群兰 Opposition Party colleagues support Zhang Yadi in Los Angeles Author: Zeng QunlanEditor: Feng Reng ...

    作者：陈婷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近日，联合国五位人权专家联合发布通报，对中国当局涉嫌严重干涉西藏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宜，以及对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长达三十年的强迫失踪表示严重关切。这份通报让我深受触动，也引发了许多思考。    首先，作为一名藏传佛教的修行者，我清楚地知道，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仪式，而是西藏文化与身份的核心。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更是西藏人民精神上的依靠。转世制度千百年来依靠藏传佛教自身的传统与仪轨延续，绝非世俗政权能够干涉的范围。中国政府通过法律将转世纳入政治掌控，实质上是对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剥夺。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藏人，也挑战了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宗教自由原则。    联合国专家特别提到，中国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和《宗教事务条例》，要求所有转世都需经过政府批准。这种赤裸裸的控制，完全背离了宗教的本质。佛法讲究的是清净传承，依靠上师与弟子之间的信任与誓愿。如果转世被政治化，失去了宗教的真实性，那对于信众来说，不仅是信仰的打击，更是文化的断裂。    其次，关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遭遇，更是让人痛心。他在六岁时被中国政府带走，从此三十年下落不明。作为一名佛弟子，我常常在法会上为他祈愿，愿他安好。但现实是，他的失踪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巨大悲剧，更是整个藏人群体的集体创伤。一个六岁的孩子，因其被认定为宗教领袖，就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这是人类社会无法接受的严重侵犯。联合国专家在通报中明确指出，这一强迫失踪违反了国际法的绝对禁止性规范。这样的表述，不仅是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也是对世界各国的提醒——不能对这种长期的人权侵害保持沉默。三十年的等待太久了，国际社会必须持续发声。    我尤其感受到，这份联合通报不仅是人权层面的文件，更是对藏人信仰尊严的一次支持。藏传佛教徒在国内面临极其恶劣的宗教环境，寺庙被严密监控，僧侣被强制“爱国教育”，法会受到严格限制。很多修行人被迫隐秘修行，甚至因为信仰而失去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的声音无疑是一种国际道义的支持。    作为一个在自由环境下修行的佛弟子，我尤其体会到宗教信仰自由的珍贵。能够自由参加法会、自由阅读佛经、自由表达信仰，这些在海外显得平常的权利，在中国却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我更加理解到，联合国专家强调的“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不仅是一句原则性的宣言，而是真实关系到千万藏人日常生活的现实。    这份通报也让我想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最新声明。尊者明确指出，未来的转世认证将由甘丹颇章信托基金董事会负责，除此之外的任何认证都不具备合法性。这不仅是宗教上的规定，更是对藏人自主权的坚守。尊者已经九十高龄，但仍然心系信众的未来，这让我深感感恩与敬佩。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转世的干涉，以及对班禅喇嘛的强迫失踪，实质上反映了其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深层次不安全感。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宗教领袖的存在。正是因为他们明白，信仰代表着精神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不可能通过压制来消灭的。    未来的道路必然艰难，但联合国的通报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不能立刻改变西藏的现状，但它至少为藏人争取到了一种国际舆论的支持。只要这种支持持续存在，就会成为推动改变的力量。任何为自由与真理发声的努力，必将种下善的种子。愿这份联合国通报成为更多人关注西藏、支持宗教自由的契机。愿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早日重获自由，愿达赖喇嘛尊者长久住世，为更多的藏传佛教徒带来光明的指引。 Written by a Buddhist Disciple on the Occasion of International...

作者：陆乾坤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程铭 一、阅兵场上的幻象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坦克轰鸣、战机呼啸，中共以“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为名举办大规模阅兵。然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却是当今世界最臭名昭著的两个独裁者：因入侵乌克兰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普京，以及延续三代世袭、让朝鲜沦为炼狱的金正恩。 这一幕，荒诞至极。所谓“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竟被中共演绎为“当代法西斯的集会”。真正的国际民主力量与抗战盟友永远不可能理睬这个专制小圈子。这不仅暴露了中共在国际外交上的孤立，更彰显了其对历史的盗窃与对现实的无力。 事实上，这并非中共第一次利用阅兵进行政治表演。2015年九三阅兵，便是一次典型的“秀肌肉”场景。正如当年苏联在解体前仍频繁举办红场阅兵，中共同样试图通过耀武扬威掩盖内部危机。 二、苏联的镜像与中共的焦虑 回望历史，苏联在1980年代末已陷入深重困境：经济停滞、物资匮乏、社会矛盾激化。然而在红场上，坦克和导弹依旧列队前行，仿佛强大如昔。结果呢？几年的时间，苏联轰然解体。阅兵所展示的“强大”，只是崩塌前的幻影。 中共的九三阅兵，无论2015还是2025，都是同样逻辑： 掩盖困境：面对房地产崩盘、债务危机、青年失业潮，政权需要一个盛大的舞台来制造繁荣幻觉。 言论封锁：当经济失去支撑，社会不满滋生，只能靠压制声音维持表面稳定。 外部威慑：通过军力展示，恐吓国际社会，让其在援助中国人民时投鼠忌器。 这种政治逻辑，与当年的苏联如出一辙。历史的相似性令人不寒而栗：一个外表强硬的政权，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三、盗用历史与法理荒谬 中共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胜利的领导者”，但事实是：1945年抗战胜利的功劳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中国人民。中共在抗战时期不过是游击队一隅，真正的主力战场是国民政府军的正面抗战。 今天，中共却将中华民国的功勋据为己有，甚至把“反法西斯胜利”包装成自己的胜利日。这是对历史的篡改，是对中华民族记忆的盗窃。更荒诞的是，它邀请普京、金正恩这类当代战争罪犯登上城楼，以“纪念反法西斯”之名，行“法西斯同盟”之实。 这不仅是法理不通，更是对先烈的背叛。 四、“强大中共”的真实意图 “别忘了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共”，这句话，是政权给百姓的恐吓，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警告。 对内：它要告诉中国人民，你们身后有强大的军队，有不可挑战的政权，任何反抗都将无济于事。 对外：它要提醒世界，任何试图援助中国民间社会、推动人权的行动，都必须考虑北京手中握有的导弹与核武库。 对党内：阅兵也是权力秀，最高领导人以“统帅”姿态检阅三军，借此巩固其在党内的绝对地位。 这种“强大”，并非源自人民的自由与创造力，而是源自恐惧、压迫与武力。 五、外交的孤立与小圈子 表面上，中共九三阅兵邀请了20余个国家领导人出席。但这些国家，大多是依赖中国援助的弱国，或是与北京同病相怜的专制政权。欧美主要国家当然没有任何领导人出席，中共也没这个脸去邀请。亚洲重要邻国保持距离，只派遣了特使和代表。 这恰恰说明，中共在全球体系中已经陷入孤立。它的“强大”更多是虚张声势，它的朋友圈越来越窄，剩下的只是抱团取暖的独裁者小圈子。 六、虚幻的强大与真实的脆弱 阅兵展示的坦克、导弹、战机，看似威风，但掩盖不了社会深层的危机： 经济衰退：房地产泡沫破裂，外资撤离，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社会焦虑：中产阶层财富缩水，普通百姓生活艰难，年轻人选择“躺平”。 民生危机：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 这种局面，正如当年苏联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却依旧在红场展示导弹。所谓“强大中共”，不过是末日政权的自我安慰。 七、历史的反讽与未来的启示 九三阅兵，本应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日子，却被中共变成了法西斯的狂欢。它既是历史的反讽，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苏联的教训已经证明：军事炫耀不能延长政权寿命，言论封锁不能阻止崩溃，虚幻的“强大”终将化为尘土。中共今天的表演，正是在重演苏联的历史剧。 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导弹与坦克，而是人民的自由、尊严与创造力。当一个政权彻底依赖恐惧维系统治，它已然走在灭亡的道路上。 八、结语 “别忘了你的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共”，这句话听起来声势骇人，实则是一种恐惧的表白。中共要百姓害怕它，要世界顾忌它，要历史被它篡改。但最终，它无法阻止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也无法阻止世界对真相的认知。 阅兵的盛大烟火，只能暂时遮掩天空，却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未来的中国，必将属于那些追求民主、自由与法治的人们，而中共的“强大”，终将被证明只是脆弱的幻象。 Don't forget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hind you. Author: Lu Qiankun Editor: Zhou Zhigang Responsible Editor: Hu Lili...

作者：张致君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2025年7月26日，上海浦东机场的门口走过无数旅客。他们推着行李箱，怀里抱着孩子，神情疲惫，却满心期待着家里的饭菜和床。胡洋也是其中之一。他从荷兰飞回来，准备探亲。警察把他带走。罪名叫“寻衅滋事”。行李箱还没来得及打开，钥匙还揣在兜里，给朋友买的礼物也没有送到，他的旅行就结束了。他的妈妈在胡洋被羁押35天后在推特上发帖求助，没有一天就被强制删帖。 四天之后，2025年7月30日，英国留学的张雅笛也回国。她的罪名比胡洋更重，叫“危害国家安全”。她甚至没有机会把在伦敦买的纪念品送给父母，就消失了。她的妈妈约见了709律师汪天勇寻求法律援助，会面时，律师汪天勇就被三名不明人士带走。 两个年轻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的未来像机场的玻璃一样，被轻轻一敲，碎成无数片。 胡洋的“罪行”或许是写下几句话。张雅笛的“罪行”或许是编辑几篇文章。 他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贪污，也没有诈骗。他们做的事情，是最轻的，却被赋予最重的罪名。 在中共的字典里，说话是一种危险。说错话是犯罪，不说话是安全。 于是一个国家里，语言像石头一样沉重。一个眼神、一句玩笑、一个词语，都可能变成铁镣。 古代的文字狱是诗里的一个字，史书里的一个典故。今天的文字狱是推特上的一条帖，是微信群里的一句话。 过去，皇帝怕文人讽刺。现在，中共怕留学生说话。 过去，宫廷里的人噤若寒蝉。现在，海外的留学生也开始自我审查。 中共文字狱的范围，不再是皇宫，也不再是长城以内，而是扩展到整个地球。 极权最大的本领，是制造恐惧。恐惧不在监狱里，它在机场的大厅，在留学生的课堂，在家庭的电话那头。恐惧不在警察的手里，它在父母的叮嘱里：“别乱说话，回来小心点。”恐惧不在法律条文里，它在聊天记录的删除键里，在朋友圈的沉默里。 胡洋和张雅笛被抓，不只是抓了两个人，而是把恐惧推给了无数人。每一个海外留学生甚至旅居海外的人都明白：你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 一个政党强大时，不会害怕几句话。一个政党脆弱时，才会把几句话当成威胁。 中共害怕的不是胡洋，也不是张雅笛，而是他们背后的自由世界。害怕他们在荷兰的课堂里学到什么，在英国的社团里讨论什么。害怕他们的声音穿过国界，带回给国内的朋友，撕开一条小口子。 真话就是这样的东西，一旦漏进来，再多的铁墙也挡不住。 在自由的世界里，人们难以理解这种恐惧。为什么一个留学生说句话，就能让一个政府颤抖？ 这是因为，中共的权力不是靠选票赢得的，而是靠控制语言维系的。一旦语言失控，政权就会摇晃。 所以他们要跨国镇压，把海外的声音也堵住。这不是他们的自信，而是他们的虚弱。这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他们的恐慌。 罗岱青与张冬宁的被捕并不是开始，胡洋与张雅笛的被捕也非结束。 中共的长臂管辖想让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不再敢说话。每当课堂上涉及中国问题，他们要低头做笔记；饭桌上朋友聊到政治，他们要笑笑不接话。中共想让他们因为害怕而沉默，让他们害怕手机里的记录，害怕回国的路。 沉默像传染病一样蔓延，会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变成灰色的影子。 一个政权手里有枪炮，却害怕几个学生的笔。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却害怕几个年轻人的推文。一个党统治十四亿人，却容不下两名留学生的声音。 荒诞吗？是的，但这就是现实。 现实荒诞到，我们笑的时候，笑声里有泪。现实荒诞到，我们哭的时候，眼泪里有怒。 胡洋和张雅笛的消失，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他们的名字被写下，他们的故事被讲述，他们的遭遇被传播。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抵抗。每一次传播，都是一次共鸣。 自由的力量，不在于一个人，而在于无数个声音的叠加。声音可以被堵住一时，却永远不能被消灭。 在黑暗中说话，是需要勇气的。在恐惧中坚持，是需要信念的。 胡洋无罪，张雅笛无罪。言论无罪，自由无罪。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我们要让中共知道，我们不会沉默的。 声音要穿越国界，像风一样。风吹过围墙，吹过铁窗，吹进每一个心里。 当无数声音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共鸣。这共鸣，将比恐惧更强大。 我们和自由同在。 我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On the Arrests of Hu Yang and Zhang Yadi: The CCP’s Surveillance of Overseas Speech Author: Zhang ZhijunEditor: Zhong RanCh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