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文：吕峰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到：一位革命者被处死，头颅落地，而围观者却无动于衷，甚至带着兴奋与好奇。他们像“无形的手提了脖子的鸭子”，呆滞木然，却带着病态的快感。这一幕，成为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点。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刀，而是同胞的冷漠与麻木。 一个世纪过去了，冷漠依然未散。新冠疫情期间，李文亮、张展、彭载舟、方方等人，为了公众的生命与尊严选择发声。他们揭示真相、记录现实，理应获得支持与敬意，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封号、删帖、训诫、牢狱，甚至病痛与死亡。在权力的操控下，他们换来的不是理解，而是孤立与围攻。许多人冷眼旁观，随波逐流，甚至在官方叙事的引导下转而指责这些勇敢者。 这正是鲁迅笔下“人血馒头”的现代翻版。冷漠，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专制体制、信息封锁与恐惧氛围的共同产物。公共空间被系统性压缩，发声者遭受惩罚，沉默成为人们的自保策略。于是，少数勇敢者成了孤勇者，而沉默的大多数，则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维系统治的帮凶。 疫情，更是把这一逻辑推向全球。最初的隐瞒与拖延，吹哨人的被噤声与惩罚，使病毒迅速蔓延，最终造成数百万生命消逝，数以亿计的家庭陷入痛苦。这不是单纯的自然灾难，而是中共体制下的必然悲剧。为了维持权力与“稳定”，真相可以被抹杀，个体生命可以被牺牲，甚至整个世界都可被拖入深渊。 2025年，中共高调举行9·3大阅兵。广场上，坦克隆隆，导弹林立，战机呼啸，口号震天，仿佛全民同庆。然而铁流滚滚、排山倒海的景象之下，是无数被噤声的灵魂：被警告的家庭、被封禁的账号、被捕的吹哨人。阅兵的轰鸣，与真相被压制的寂静，形成了刺目的反差。 整齐划一的步伐、闪亮的军装、雷鸣般的口号，掩盖不了内部的腐败与压迫；高耸的导弹和呼啸的战机，遮不住制度对真相的扼杀与对自由的践踏。每一次排练、每一次升旗、每一次齐步走，都是权力在宣告：服从、恐惧与控制，才是国家的核心价值。真正的民族脊梁，不在阅兵场上的钢铁方阵里，而在牢狱之中，在那些被噤声却依然坚守真相与尊严的人身上。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今天，我们要走的路，正是打破冷漠、冲破铁屋的路。 本次行动——美西美东反共巡游。目标很清晰：让世界看清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让人们明白，这个体制如何对待真相、对待公民、对待人类共同安全。 真相是权利，而不是罪行； 自由是天赋，而不是恩赐； 揭露中共，不仅为了中国的自由，更是为了世界的安全。 美东美西的反共巡游，不只是一次游行，而是鲁迅精神的当代回响。我们拒绝做冷漠的看客，不再在铁屋中沉睡。我们要以行动呼唤自由，以声音击碎沉默。唯有如此，才能告慰那些为真相付出代价的人，也才能让这场悲剧不再重演。 ...

作者：华一言（大陆）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程铭 一千年前，宋太祖赵匡胤有言：官吏所食，皆百姓之俸；官吏所享，皆百姓之养。彼时，凡衙门门口，必立石碑，其上镌刻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言振聋发聩，提醒为政者：权自民出，禄由民供。 然而，千年之后，竟有人反言：“是我们养活了十几亿人，解决了他们的吃穿问题。”此言何其荒谬！ 须知，江山之基，系于黎庶；国家之盛，赖于民力。田畴之稼，皆农夫汗水所滋；工厂之火，皆工人辛勤所燃；商贾之智，亦为繁荣所添。是亿万人民，以辛劳与智慧，铸就今日之繁华。岂容倒果为因，将本为职责之事，妄称为恩赐？ “养活十几亿人”之狂语，不独是对百姓血汗的亵渎，更是对历史真义的颠倒。此种心态，暴露出某些权位者的骄矜与轻慢。他们忘却了：权力，乃人民所授；职责，乃为民谋利。为政者非救世之主，不过是人民的公仆。所谓“解决吃穿”，并非恩典，而是人民以血汗与创造力换来的成果。 国家之责，在于为人民开拓道路、营造条件，使人人皆可凭借勤勉，成就尊严而幸福的人生。若有将人民功劳据为己有者，实乃对民心的不敬，对历史的背叛。 Who feeds whom? Author: Yiyi Hua (Mainland) Editor: Gloria Wang  Responsible Editor: Lili Hu  Translator: Cheng Ming Abstract: Emperor Taizu of the Song...

—— 参加审判九宗罪活动有感 作者：陈婷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2025年8月30日的洛杉矶，天空湛蓝明亮，阳光如洗。下午四点多，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聚集了一群人。他们手里举着横幅与标语，呼喊“要求自由”，有人举着写满“九宗罪”的纸牌，也有人只是默默合十祈祷。人群中有年长的民主斗士，有年轻的学生，也有因信仰而流亡的佛教徒与基督徒。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却因一个共同的信念站在一起——追求人权与自由。 现场主持人逐一宣读所谓“九宗罪”，包括对人权的践踏、对宗教的压制、对文化的破坏等。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抗议，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类良知的呼喊。作为一名藏传佛教徒，当时我心中涌起许多难以平息的感受。 多年前，我和师兄们在道场里共同持诵经典的日子，是我记忆中最宁静的时光。佛陀教导我们慈悲与智慧，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何种苦难，都要以正念面对。然而，现实却并不总能允许这样的安宁。近些年来，信仰环境越来越紧缩：寺庙被迫关闭，僧侣被驱逐，甚至线上修学资源也逐渐消失。对普通信众来说，坚持修行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 一位大德曾说过：“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就像没有空气的世界，人只能窒息。”这句话在今天的集会中再次印证。不同的宗教群体都曾经遭遇相似的困境：教堂被捣毁，法会被禁止，清真寺被监控。这样的打压不仅针对信仰本身，更像是对人类灵魂的一种束缚。 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人可以没有财富，没有地位，但不能没有信仰的空间。佛陀曾教导，真正的自由并非来自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住与解脱。而宗教信仰，正是帮助人找到内心安住的重要途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场的许多人，即使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宗教背景，依然能够站在一起。他们高举标语，不仅是对某种体制的不满，更是在捍卫一种普世价值：人的灵魂应该被尊重。 在洛杉矶的这场活动中，我看到年轻人与长者同声呼喊，看见基督徒与佛教徒一同祈祷。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超越国界、民族与宗教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来自对信仰自由与人权的共同渴望。 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宗教与文化一直受到各种限制与打压。无论是对言论的控制，还是对宗教活动的限制，都让无数信众无法自由地追求心灵的寄托。表面上，这是权力的延伸，但从更深的层面看，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损害。 作为佛教徒，我相信因果律。任何以谎言、压制和暴力为基础的制度，只能够一时维持，无法永远掩盖真相！大德常提醒我们：“对恶要清醒，对人要慈悲。”这句话对我而言意义深远。我们揭示这些问题，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希望人类能在更清明的环境中生活，能够自由地选择信仰与价值。 过去几十年，文化遗产也在不断遭受冲击。从“统一思想”的政策，到对多元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很多古老的智慧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然而，无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佛教的慈悲与智慧，还是道家的自然与和谐，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它们的价值不应被抹杀，而应该被继承与弘扬。 文化的消失不仅仅是文字与仪式的消亡，更是人类灵魂的空洞化。当人们失去文化与信仰的滋养，社会也就失去了向善与自我修正的能力。这种空洞最终会让整个民族和国家付出代价。 当天的集会在夕阳余晖中逐渐散去。人们收起横幅，有人还在低声祈祷，有人互相拥抱。那一刻，我心中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我们或许渺小，但我们并不孤单。 我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发愿：愿真相被更多人知晓，愿信仰自由早日实现，愿每一个受苦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这条路不会轻松，但因果不会缺席，正义也不会永远沉默。洛杉矶的集会只是一个缩影，却让人看到了希望。不同的民族、宗教与背景的人们，可以因共同的价值而站在一起。信仰自由与人权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一个生命应得的权利。 未来，我们仍需努力，但只要有这样的坚持，种子就会发芽，光明终将到来。 The Call for Freedom of Belief and Human Rights— Reflection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Nine Charges” Rally Author: Chen TingEditor:...

作者：汪听雨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最近几天，一个叫做“戚洪”的名字涌入了海外华人的视野，尤其是在民运圈。这位大哥的事迹并不新鲜，但影响力足够大，引起了广泛争议。据我有限的了解，他在重庆大学城通过投影的方式，把“反共标语”打在大楼墙面上，希望在93阅兵前把“自由的火种”传递给年轻人。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异议人士大V纷纷转发，称赞戚洪有勇有谋。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比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政治庇护！”、“他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他还在中国的亲人（他的母亲还在国内）？”、“他要是真在中国反抗还是条汉子，全家人跑路就是自私自利！”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原本以为只是中共水军带风向，普通人不会被这种话术蒙蔽，哪知道我的一些网友也开始发表负面评论。我和这些网友互相关注多年，十分确信他们不是五毛水军，也明确知道他们对中共体制非常不满，但依然对投影行为十分不认可。我这才意识到，面对反抗极权，很多国人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因此很容易被水军带风向，将抗争者污名化，从而在舆论上抑制类似的抗争，降低维稳成本。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逻辑掰开揉碎，把事实与逻辑梳理清楚，由简入深，一步一步推理，论证戚洪的行为不但无可指责，还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勇士我们拿几位知名度高、普遍获得好评的异议人士来对比。比如刘晓波、阮晓寰（编程随想）、彭立发（彭载舟）。和戚洪相比，最大的区别，也是水军们最容易抹黑的点在于：前者都已坐牢、受尽虐待，甚至刘晓波死在了狱中，而戚洪选择了保全自己。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规定勇士/抗争者必须殉道，必须抱着自杀心态去抗争呢？难道英雄不能在实现目标后，或深藏功名，或名声显赫，或安享晚年？如果要求抗争者必须准备好去死，或者彻底失去自由，那么抗争的人还能剩下多少？抗争的人越少，对谁越有利？  （二）极权的崩塌不在于一个神迹，而在于无数普通人的行动水军又说了：“他这么搞能改变什么？共产党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出倒台。”没错，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能，白纸运动也不能，放一个反共投影更像是在大海里投下一颗小石子。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极权政府的倒台，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点滴抵抗累积而成。比如波兰，最初只是工人在造船厂罢工，要求工会独立和改善生活条件。后来“团结工会”逐步壮大，成为全国性民主运动。起初的诉求并非推翻政权，而是争取基本权利。但正是这些普通工人的坚持，撬动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再比如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下令，而是长期的经济困境、知识分子的启蒙、地方民族的独立诉求，以及一次次普通人拒绝配合体制的行动，最终让庞大的政权土崩瓦解。抽象来说，让极权和平瓦解，要满足一个不等式：统治的成本＞统治的收益。当政权发现维持统治的成本太高时，它会逐渐退缩；它的退缩导致民间力量壮大，最终由民主力量取代独裁。戚洪以及类似行动，客观上推高了中共的维稳成本——比如在政府活动前要派出大量人手逐个排查酒店，即使没活动也要定期检查；购买某些设备需要实名登记并被追踪；住酒店要被搜包，引发社会摩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提高了维稳成本。但高压维稳不可能无限持续，在资源枯竭时必然退缩，而成本越高，这个时间点来得就越快。因此，那种认为“小事抗争没用”的思维，客观上反而降低了维稳成本，延长了中共的统治。  （三）认识因果关系这一层是我的一些网友想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被带风向的角度。他们会质疑，为什么戚洪不在生意做得好的时候去抗争，为什么非要在生意做不下去了才搞这么一出？问题来了，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人生活过得顺风顺水，吃饱了撑的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挑战政府？恐怕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精神上出问题了。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人生发展不顺，思考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从而想要改变国家制度呢？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样的人才是绝大多数。这就是人“穷则思变”的本性，这就是因果关系。期待一个人生赢家去冒险毁掉人生，或者期待人生逆境的人们全部内在归因，认为“我过得不好全是因为我不努力”，从而不去思变，不去改变环境，这两种思维都缺乏对人性的认识。  还有一个说法是，“勇士应该保护他人，而不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抗争，这样很自私”。我认为保护他人的人当然是勇士，但是牺牲他人的人依然也可以是勇士。假设存在一支地下反抗组织，勇士作为领头人，肩负着领导所有成员的责任，有一项必死的任务，需要一个人执行。如果勇士去了就死了，很有可能刚建立起来的组织就群龙无首开始内斗了，那么勇者必须下决断到底谁去送死。如果勇者选择让他人去死，自己没有去死，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勇者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或者无意义的？再比如，很多中国人学过语文课文《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带头造反，追随他们的农民很有可能全都会死，那么是不是陈胜吴广本着大无畏的精神，不挑动广大农民造反，就靠他们原本几百人的队伍对抗全体秦朝军队？  如果真的追求一种，“所有的行为都不能损害到别人的态度，否则全都是自私自利，不算勇士”的话，推导出来最自私的人应该是刘晓波，阮晓寰，彭立发这些传播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文字，思想没有被广大顺民阅读到的话，很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抗争思想，他们会觉得中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遭遇的任何坏事都是自己不努力或者极小部分贪官害的。看见不公平的事会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日子能过就过，不去想自由民主这些有的没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些传播“害人”思想的异议人士，遇到不公会思考是不是制度要改，看见不公心里会愤怒，从而搞得祸从口出，更有甚者做出一些当局无法容忍的事，把自己人生毁掉，自己子孙三代进不了体制，父母养老金被无故克扣。他们的思想传播得越广，对他人的损害程度是不是越大？看吧，没有刘晓波之流，在源头上就阻止了产生更多异议人士，这样他们会过上平凡的人生，他们不会闹事，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做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在中共眼里，真的太完美了，所以，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说法，最大的受益者看下来是中共？  （四）无辜者因你而死，都是你的错？我想起某本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大反派以一颗星球的普通人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挟主角投降，否则就要直接摧毁整颗星球。大反派边要挟，边开始试图用语言摧毁主角的抵抗意志，比如，“这些人死了，全都要算在你头上！”，庆幸的是，主角不为所动，对大反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因为他明白，如果接受了胁迫，那么获胜的永远是更加无耻的人。部分国人可悲的一点是，从小接受的社会化训练让很多人面对这种无辜者遭殃归因问题，本能地归因到“间接”责任人身上。我小学时候，老师会因为个别同学不守纪律，进而把全班留堂，放学后全都不准走。接下来，老师会开启批斗模式，通过批评个别同学，进而引申出全班同学都有责任，因为全班是一个“集体”。要是老师心情再差一些，她们会开批斗大会，让同学写小纸条，写出班里最不守纪律的坏分子，然后把名字最多的同学拉到讲台上人格侮辱。那时候绝大多数小学生，心里想的不是质疑老师为什么搞连坐，为什么要这么践踏个别同学的尊严，他们心里想的是，都怪那几个害群之马，搞得自己被牵连。他们的意识里，只要那几个害群之马同学从此遵纪守法，自己就可以免于被留堂，至于连坐制度对不对，他们不会思考，因为连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发现，网上骂他的人首先骂的就是他自私自利，不顾及家人，因为在逻辑上就已经把连坐制度潜移默化地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规则，第一时间的感受不是骂中共无耻，而是怪罪引发“连坐”的人。  （五）人人都是代价，混沌的道德我们再说回代价。又有人说，“我支持抗争，但是不支持会大面积波及无辜者的抗争，我痛恨中共，但是不希望抗争者像中共一样把他人作代价”。投影事件后，酒店跟卖投影仪的会遭殃，他们成了抗争的代价，这么说来这个勇士太坏了，拿别人当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退一万步讲，抗争者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反问一下，高考时提升一分，比下千人，这一千人当中肯定有几个比你更需要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找工作时比其他候选人表现突出，刷下了其他候选人，没准其中有几个人比你更需要工作，要是再找不到工作就流落街头了；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被裁员的员工成了公司活下去的代价，是不是裁员就是邪恶的？这些行为都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失，岂不是都应该受到指责？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存在着一个人获益导致另一个人“受损”，为什么偏偏行使了言论自由被冠上了“极度自私”的标签。有人说因为他违法了，因为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就又绕回到了恶法是否非法，是否默认恶法的合理存在的问题。违反恶法把其他人作为代价实现私利是不是应该批评的？如果选择应当批评，那么批评者就站在了高墙的一边，并且在捍卫高墙，这将绑匪放在了道德高于抗争者的地位，因为绑匪永远可以用恶法来合理化绑架行为，而抗争者永远处在道德的不利地位。  （六）庇护的逻辑与个体的逻辑最后说个边边角角的问题。有人说戚洪参与过方舱建设，非法拘禁过民众，所以他是加害者，不是受害者，不应当获得庇护。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抗争者的道义地位”与“个体是否应获庇护”这两个层次。抗争行为无可指责，但若抗争者个体之前确实参与了迫害，自然可以由移民官和法官审查，如果坐实，可以拒绝庇护。因为只要是因抗争遭迫害或者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原则上都符合国际公约里庇护的条件。  （七）总结愿有一天，更多的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抗争的逻辑，不再被“连坐”思维和水军话术牵着鼻子走，不再轻易把本该归因于施暴者的恶，转移到反抗者身上。愿人们能明白，极权的瓦解从来不是一场神迹，而是无数普通人一次次不完美的行动累积的结果；愿人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指责与道德裹挟中，分清谁才是加害者，谁才是勇敢的抵抗者。若不能如此，我们将一次次重演同样的悲剧：真正的勇气被污名化，真正的恶行被合理化，而国人依旧困在混沌的道德观里，自以为守住了“善良”，却在无声中为高墙添砖加瓦。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and the Moral Chaos of the People Abstract: Qihong’s projection protest has been questioned, but in fact...

作者：王乔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女性来说，这是她们自己的选择。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这个选择，却常常由国家替她们回答。自1980年起，计划生育全面推行，无数女性的人生被悄然改写。有的改变隐秘无声——她们的身体里被强行植入节育器；有的则暴烈残酷——她们被拖上手术台，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迫流产，甚至永远失去生育能力。这些被改变的人生，至今未被系统记录，未被真诚道歉，也未被认真反思。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知道，还有许多女性像我一样，在沉默中承受身体与灵魂的创伤。今天，我愿写下这篇文字，为自己，也为她们发声。 选择被夺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口被当作“可控资源”。控制人口增长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承受这一切代价的，首当其冲，是广大农村妇女与城市女工。在许多地方，节育被视为女性的“义务”；避孕失败却成了她们的“过错”。二胎、三胎不再是家庭的选择，而被认定为“违法”。一些人被强制结扎，一些人在怀孕数月时被拉上手术台，一些人因“超生”而被罚款、开除、公开羞辱。这并非遥远的传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无数女性心底不敢触碰的伤口。 政策松动，创伤犹在2015年，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些人欢呼“终于自由了”。然而对于那些因“二胎”而被迫打掉孩子、接受强制手术、失去工作的母亲们来说，这份“自由”来得太迟。被掐断的生命无法复原，被撕裂的家庭难以重组，被侵害的身体与尊严，也从未有人承担责任。政策可以更改，法律可以修改，但历史的债务和人心的伤痛，却不能就此翻篇。 生命应记，尊严应存那些曾经痛苦挣扎却被迫沉默的女性，至今仍在承受代价：有人因此终身不孕；有人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有人因维权上访而遭打压，甚至失去自由。她们不是数字，也不是“控制率”背后的变量。她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家庭，有梦想，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她们可能成为教师、母亲、自由的女性；但在制度之下，却被剥夺了决定人生的权利。 制度当改，女性当尊今天的中国，出生率持续走低，“鼓励生育”取代了“控制生育”。然而讽刺的是，当国家希望女性生育时，女性却选择拒绝。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她们不愿再被当作政策的工具。她们需要的是尊重与保障，而不是一声命令。一个真正现代的社会，必须把女性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国家发展的手段。 记忆不灭，真相长存这篇文章，写给所有曾经经历过强制堕胎、结扎、下岗、羞辱的女性。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你们的抗争是有意义的。历史可以掩盖声音，却掩盖不了真相。我们记得，也希望世界记得。 Written in the Womb’s History Author: Wang QiaoEditor: Wang Mengmeng Executive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 Lyu Feng Abstract: This...

作者：华言（中国大陆）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风险”，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极权制度下隐藏的逻辑真相。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人民填饱了肚子，极权统治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极权制度依赖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和对个体思想的严密控制。饥饿或匮乏状态下的民众更容易被生存压力所驱使，服从权威以换取基本生存保障。这种“匮乏政治”使得极权政权能够通过分配稀缺资源来巩固权力，强化依赖关系。极权统治者深谙此道：饥饿是最好的枷锁，匮乏是最佳的统治工具。试想，在一个连面包都稀缺的社会，人民会为了什么而活？为了那一口救命的粮食，为了那一点微薄的希望。而这希望，正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他们用配给制、用特权、用恐惧，换取人民的顺从。极权需要的，是一个永远匮乏的社会，因为匮乏让人民低头，让反抗无从萌芽。 然而，一旦“吃饱饭”，即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民众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归属感、尊重，甚至自我实现。这些需求往往伴随着对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渴望。吃饱饭的人民，开始抬头，开始思考，开始质疑。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喂食的温饱，而是渴望自由的空气、公正的天空。而这些诉求与极权制度的核心——压制异见、统一思想——相冲突，这就是极权最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一个觉醒的人民，是任何铁腕都无法锁住的。 面对这一风险，极权统治者从不坐以待毙。他们设计了一套应对之策：制造人为的匮乏，通过控制资源分配，维持民众的生存压力，限制其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空间；同时强化思想控制，宣传机器昼夜运转，强化对思想的垄断，审查无处不在，试图让人民相信极权是唯一的救赎；此外，他们还会转移矛盾，炮制外部敌人，利用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内部问题的关注，让人民将怒火投向虚构的威胁，而非真正的压迫者。 “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风险”揭示了极权制度的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也可能动摇其控制基础。极权体制的逻辑在于通过控制资源和思想，压制民众的需求层次上升。一旦温饱解决，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潜力增加，迫使极权政权在开放与高压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往往是脆弱的，长期来看，压制人性需求的制度难以持续稳定。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掌控资源与恐惧，而在于回应人民合理需求的能力。只有当温饱成为常态，思想得以呼吸，民众开始独立思考，国家才能走向良性。而看似强大的极权统治，如果仍靠人民吃不饱维系，终将不可持续，注定衰亡。 Eating well is the biggest political risk. Abstract: Totalitarian rule is shackled by scarcity, and hunger is subject to obedience; but when the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