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孙诚      编辑：张致君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一 夫国之治乱，不在疆域之广狭，而在其统之所在。统之所自明，则国有其本；统之所自乱，则国虽存而理已失矣。 自秦并六国以来，天下归一，号曰“大统”。其所以立者，非出于众之共议，乃出于兵力之征服；非基于民之授权，乃伪托“天命”之传承。故其统也，自上而下，君为国主，民为国属，寰宇之内皆归君之“大一统”。此数千年之常也。 及清室将终，政衰纲弛，内外离心。武昌辛亥一举，各省之民群起独立。于是天下之权，不复统于一人，而分在诸省。是时也，旧统既绝，而新统未立。 然诸省既起，不相攻伐以自立，乃相与议，建政府于南京，定约法以统之。其所以成国者，非一人之力，乃诸省之合意；其所以为统者，非承清廷之余绪，乃创制之新统。 故民国之初，其统为创制之统也。其权自下而上，其国由众而成。中央非先于地方，乃地方所共立；国家非一体之自然，乃众体之所合。是其义，与古之大一统之制，判然有别。 二 既而政局未定，权争日炽。宋教仁既死，议会之路遂阻；二次革命既败，地方之势大减。袁氏专权，改约法，僭帝号，统已失其根本。然此时犹未绝也，诸方争之，尚曰“法统”，是其统虽伤，而犹为天下所认。 及袁死之后，黎元洪复约法，开国会，谓之“法统重光”。然兵权在外，政出多门，制度虽存，不能制权。南北对峙，虽曰“护法”，而实以兵争。 于是复有联省自治之议，欲因地方之势，以成分权之制；又有民国十二年宪法之立，虽无“联邦”明文，而有联邦之实。惜乎悍将横行于北、党军虎视于南。民国十三年，北京政变起。旧政府覆，国会废，宪制尽坏。其后之政，不复以约法为归，不复以国会为本。 自是以后，法统不复为争，而为弃矣。国虽名存，而统实已绝。其后天下之政，皆出于权力之所据，而非制度之所立，是为无法统之世也。 三 国民党改组，立党以统政，建政府于广州，以组织为本，以纪律为用。北伐既起，党军兵锋所至，诸省纳入其制。国家之成，不复由诸省之共建，而由一党之整合；政治之行，不复出于宪制，而出于组织之令。是则党国之制成矣。 其时国共原非相争之党，本处一体之中，然其趋向有异。共匪之术，尤重“无产阶级专政”，其势更趋极权。民国十六年清党起，然党国之制，固已先立，不因清党而终。 既而统一既成，“训政”以行。权归于党，政出于上，地方不复为主体，渐为行政之区。抗战军兴，动员益广，权力益集。其间虽有宪草之议，而未尝行之。国之形存，而统未复也。 及战后，乃制定宪法，于民国三十六年施行，是为第二法统。然其源不在诸省之合意，而在一统之创制。既而共祸日炽，军务孔亟，于是戡乱之例出，宪法之用限，权复归一。 四 未几九州陆沉，国府迁台，疆域虽缩，而统犹存。中央之政，久不改选，号曰“万年国会”；而地方之选，尚得举行。于是县市之间，政尚可竞，权尚可分。民主之萌，不出于中央，而生于地方，駸駸乎辛亥之遗意。其间，士民不甘久抑，或以言论争之，或以选举进之，抗争不辍，积势成流。 由是民权渐张，戒严乃解。及解严之后，总统直选，权归于民。至民国八十九年以后，政党轮替，制度乃定。是则国家之统，复由单一而归多元，由组织而归民意矣。 综观民国之史，可为数段： 其始也，创制而立； 其中也，侵蚀而乱； 其断也，北京政变； 其后也，无法统之世； 继之者，党国之制； 转之者，第二法统； 而成之者，台湾之民。 五 夫民国既起于诸省之独立，则地方为国之本，而非国之属。国家之建，由其合也；法统之立，由其始也。若其统不在，则其合可解。故知国家非不可分之理。地方自为其政，或为联邦，或各独立，皆有其理。此非乱之说也，乃本之论也。 后之论者，或执一统为当然，不问其所由；或以强力为正当，不察其所本。不知民国之义，在其创制，而不在其统一；在其合意，而不在其集中。 明其所自，则知其所归；识其所本，则辨其所正。 是为民国之史也。 六 民国之统既辨，又有一说不可不明： 共匪尝据地而建政，僭号“苏维埃共和国”；又尝于民国三十五年力主联邦之制。然其虽以“独立”“联邦”为名，实则大异于二者本义。 盖共匪肆行残虐，其所本邪说，主以“先锋队”行“行“无产阶级专政”极权，欲推之于天下。是则其所谓“独立”“联邦”，乃求其极权一统之术也，与分治奚啻云泥。且共匪但据一地，必行列宁、商君之术，其酷政百倍于赢秦，故无论其主“分治”“统一”，皆为僭伪。有识君子，不可不察之。 民国一百十五年，岁在丙午。 孟夏吉日，书于对岫斋。 On the Legal Trad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uthor: Sun Cheng Editor: Zhang Zhijun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Zhou...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前几天，一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在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参观，安检时身份证连续两次无法通过。执勤人员查看屏幕内容后，询问他最近是否通过 12345 投诉过小米。他承认确有其事，且投诉尚未结案。对方点头示意，随后放行。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经过完整核实，而在于它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在现实中完全成立。它不需要额外加工，也不依赖任何阴谋论假设。相反，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看起来过于“正常”。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质疑企业权力，怀疑是否某家公司的影响力已经可以左右公共秩序。这种理解方式看似尖锐，实则安全。它把问题压缩为“资本勾结权力”的个案，好像只要换一家企业、换一次投诉对象，就能规避风险。但事实恰恰相反：决定一个人能否“刷得过去”的，从来不是企业，而是一个早已运行多年的国家级数据治理体系。 在今天的中国，个人并不是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被对待，而是以数据对象的形式被管理。身份、行踪、消费、医疗、婚姻、信访、投诉、表达记录，被持续拆解、整合、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可调用、可标记、可联动的“人像”。技术上，这并不新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套系统已经从后台管理走向前台治理，并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约束。 这意味着，投诉不再只是表达不满，维权不再只是寻求救济，反映问题首先是一条数据，其次才可能是一项诉求。当数据进入系统，它的命运就不再由当事人掌控，而由算法、规则、权限和所谓“稳定需要”共同决定。是否反复提交、是否继续追问、是否涉及特定对象，都会被转译为风险特征。这些特征不需要公开，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申诉路径，只需要在某个关键节点弹出一个提示：注意、限制、人工处理。 这正是现代控制最危险的形态：它不靠公开镇压，而靠隐形分类；不宣布罪名，却制造障碍。个人不会收到正式通知，只会发现“刷不过”“进不去”“被多看了一眼”。没有文书，没有解释，更没有纠错机制。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也不知道如何退出这套系统。 有人会反驳：可他最终还是被放行了。恰恰在这里，控制的逻辑暴露得最为清楚。真正成熟的治理机器，并不追求每一次都拦下个体，而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拦下。今天放行，是因为系统判断“问题不大”；明天限制，也不需要新的理由，只需要“情形不同”。当权利从规则变成裁量，从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社会行为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于是，自我驯化开始出现。人们减少表达，回避公共事务，反复权衡“值不值得留下记录”。不需要命令沉默，沉默会自行生成；不需要禁止投诉，投诉会自然减少。久而久之，制度不再需要高强度维稳，因为社会已经完成了自我维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往往以“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便民服务”的名义推进。数据被高度集中，却没有独立审计；权限被层层叠加，却没有责任追溯；裁量被不断下沉，却没有清晰边界。公民被要求实名、配合、守法，却被拒绝查询自己是否被标记、因何被标记、如何纠错。系统可以在关键时刻告诉一线人员某人“因为什么被注意”，却不允许当事人作为权利主体知情。 在这样的结构中，“正常人没事”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安慰。因为“正常”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系统判断。它可以随时间、随环境、随政策需要而改变。今天是普通投诉者，明天可能成为反复申诉对象；今天是消费纠纷，明天可能被归入“影响稳定因素”。当规则不透明、标准不公开、救济不存在时，所谓安全感，只建立在“暂时没轮到我”之上。 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一次安检的偶发异常，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缺乏边界的情况下，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控制优势。它清楚地表明：在一个以数据库为神经系统的治理结构中，公民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变量；权利不是不可侵犯的底线，而是可以被临时暂停的状态。 当一个社会需要公民“尽量少留下记录”才能自保，当参与公共事务本身需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它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以及一群学会绕开系统的人。 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不再需要露面。当一个国家不必告诉你为什么限制你，只需要让你感受到它随时可以限制你，这种权力就已经摆脱了法律的约束，进入了纯粹的技术统治阶段。 而在这种体制下，权力最忌惮的，从来不是犯罪，而是记忆。因为记忆意味着记录，记录意味着追问，而追问本身，就是对控制的否定。 When the State Machine Begins to Remember You — You Are Not Being Censored, You Are Being Marked Author: Tuo Xianrun...

作者：彭小亮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剥削的本质是权力得不到约束，而不是所谓的地主、私有企业、民营经济。特斯拉、索尼、丰田等世界知名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没有权力撑腰的资本家才是真正的资本家，所以这些企业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 真正好的法律是保障人权，选举、民主、司法独立、王在法下，保护私有产权，而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做的事情是践踏私有财产，践踏人权，毛泽东从来没有制度建设，也没有私有化改革，而是一个人说了算，每天在家里自大，高傲，喊口号小麦亩产三万斤，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初饿死数千万人。 ...

作者：马雪丰 编辑 ： Gloria wang 翻译：彭小梅 近年来，“跨国镇压”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对身处海外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监控、骚扰、威胁甚至间接施压等方式进行控制。进入2026年，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系统化的趋势。 首先，直接针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延伸式打击”，成为跨国镇压的重要特征。2026年，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是：一名旅居美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其在香港的父亲被判刑。该案件被外界解读为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连带施压”，即通过惩罚家属来影响当事人的行为。这种方式突破了地理边界，使个人即使身处他国，也难以摆脱来自原政治体系的压力。 其次，在海外直接展开行动的情况也在增加。2026年3月，意大利方面驱逐了8名中国公民，原因是他们被怀疑参与监视并骚扰一名异见人士。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双方执法合作受影响，也显示出相关活动已经进入欧洲社会内部，引发主权与安全层面的担忧。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2026年初有人员被指控代表中国公安系统，对当地宗教团体进行情报收集和监控。当地安全机构指出，这类行为属于“外国干预”甚至带有跨国镇压的特征，尤其容易针对移民和侨民群体。 ...

文：林养正编辑：Geoffrey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两千二百年前， 一位名不见传的燕国使者，以秦国叛将之首和割地契约为见面礼，面见秦王。 他对面的，是普天之下最有威势之人。强大，冷酷。他的目光里，透露着一股属于上位者的威严。那是身拥百万雄兵，踏遍八荒，横扫六合，连灭韩赵，即将掌控天下的人才有的威严。 但他凌然不惧。缓缓为秦王打开地图。 当地图全部打开的一瞬间，情况突然发生了剧变。一把匕首，出现在地图中，使者的手握着匕首把柄。 在同一刹那，使者握着匕首，朝着秦王胸膛狠狠地刺去。这位小小使者，逆天逆命而行，试图终结这位上位者，试图以一人之力做到数十万大军无法做到的事情，试图拯救天下苍生。 最终，因朝廷内安保森严，这位使者失败了，没能打破天道，逆天改命。 但他的精神，却永久地流传下来，流传了不止百倍于这位秦王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时间，流传到了今天。 两千二百年后。 一位名不经传的电磁学家，以装修工人的装扮为掩饰，登上天桥，面见全体国民。 他将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一言九鼎的人。他排除异己，修改宪法。将所有跟他意见相左的人，通通斩灭。乃至一言而将十四亿人关在家中三年，害死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二号总理。他也想和两千二百年前的那位一样，登基为帝，大权独揽，甚至同样妄图长生不死。 但他同样凌然不惧。缓缓展开横幅，打开音响。 当横幅全部展开的那一刻，吸引了闹市区，车水马龙，每一个人的目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就像一把尖刀，把一介草民代表全体中国人发出的诉求，狠狠地刺进了中南海的心脏。 他同样作为一介凡人百姓，试图逆天逆命。他以自己为全国的榜样，向全国人民发出抵抗暴政的呼吁。 他试图号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团结起来，罢工罢课，走上街头。试图以一己之力拉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做到美国总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让民主和人权的光辉照耀中国大地。 最终，因习皇威势过盛，这位凡人失败了，没有阻止习近平的第三连任、大权独揽。 但似乎，又没有完全失败。他的精神，同样流传了下来，塑造了一个月后的白纸运动，以及后续的天桥勇士方艺融、梅士林，以及千千万万的勇士。他以一具布衣百姓之躯，发出了让意欲称帝的独裁者颤抖的声音。 两千二百年前的他，明知此行必死无疑，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秦都咸阳的道路。因为他的燕国弱小，无法抵抗秦军的灭国攻势。 于是有此一行，此行为了天下，为了苍生，为了燕国，也为了其余五国。...

⸺兼论现代普世⼈权与威权治理逻辑的根本冲突 作者：Cooper Guan/《在野党》采访部记者编辑：李晶 翻译：彭小梅 ⼀､ ⼀场被重新定义的“新闻审判” 黎智英案并⾮普通的刑事案件 它更像是⼀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审判｡ 案件的核⼼争议，不仅是个⼈⾏为是否触法，⽽是新闻活动本身是否被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由是权⼒监督的重要机制，⽽在威权政治结构中信息控制则被用作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核⼼⼯具｡ 黎智英的审判实际上反映了⼀个问题：当权⼒将自由⾔论视为⻛险时，法律是否仍然是法律，还是仅成为政治⼯具。 ⼆､ 新闻⾃由的国际法基准与现实背离 国际社会对于新闻⾃由与表达⾃由有明确规范： 世界⼈权宣⾔ 第19条，明确保障思想､ 良⼼与表达⾃由 包括传播信息的权利｡ 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将新闻与⾔论⾃由列为核⼼基本权利｡ 联合国⼈权理事会多次强调，国家安全不得成为压制媒体的模糊性理由｡ 黎智英案所引发的争议，恰恰集中在以下⼏点： 首先，国家安全概念的⽆限扩张。新闻评论､ 国际交流被纳⼊“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 其次，法律的模糊性与追溯性适⽤，使⾏为⼈在事前难以判断合法边界｡ 第三，本案程序公正的国际质疑。包括陪审制度变化､ 审理透明度下降等｡ 当法律不再提供清晰预期时，新闻⼯作者⾯对的将不再是法律⻛险，⽽是制度性危险｡ 三､ 威权信息治理，从内容管理到思想控制 黎智英案并不是孤⽴事件 ⽽是更⼤信息管控体系的⼀部分｡这⼀体系具有典型特征： 特征一，从“内容审查”升级为“意图审查” 不再仅关注具体信息真假 ⽽是追究观点⽴场与其产生的潜在影响｡ 特征二，从“违规处罚”转向“刑事化表达” ⾏政监管逐步升级为刑事指控 形成寒蝉效应｡ 特征三，从“媒体管理”延伸⾄个⼈表达 普通公⺠的社交媒体⾔论也被纳⼊管控范围｡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 新闻机构趋于⾃我审查；公共讨论空间急剧收缩；社会共识形成机制被削弱。最终，社会失去真实信息与理性讨论能⼒｡ 四､ 新闻伦理的悖论，当追求真相成为⻛险 新闻职业伦理要求：独⽴调查、权⼒监督、公开讨论。但在被⾼度控制的信息环境中，这些职业要求反⽽可能成为⻛险来源｡ 这产生⼀种结构性悖论，越专业､ 越独⽴的新闻⾏为，越可能被视为威胁｡⻓期来看，这影响将从传媒行业扩张至整个社会。使学术研究受限，创作表达萎缩，让公共政策失去反馈机制，最终损害国家治理本身的理性基础｡ 五､ 法治的核⼼不是法律⽂本，⽽是权⼒边界 真正的法治，不取决于律的数量，⽽是看法律是否限制权⼒，法律是否保障少数派与异⻅者，法律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如果法律主要⽤于规范⾔论、定义思想、惩罚批评，那么它更接近“统治技术”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黎智英案引发的国际关注，本质上并⾮针对个案，⽽是对法律⼯具化趋势的系统性担忧｡ 六､ 社会舆论的⻓远影响：信任结构的瓦解 新闻⾃由不仅是媒体⼈的权利 更是社会的公共资产｡ 当公众意识到媒体⽆法独⽴报道、信息存在系统性过滤、表达可能带来⻛险，社会将出现三种长期不良后果：一是信任断裂，官⽅信息与⺠间认知脱节｡二是谣⾔⽣态化，真实信息缺失反⽽滋⽣谣⾔｡三是公共讨论极端化，中间理性空间消失｡这对任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是⻓期隐患｡ 七､ 新闻⾃由不是特权，⽽是⽂明社会的基础设施 黎智英案，不仅关乎⼀个⼈的命运。当新闻成为罪名，社会失去的不只是记者，⽽是对现实的共同理解能⼒｡ 现代社会的稳定，不来⾃沉默，⽽来⾃开放的信息流通、多元的意⻅表达、独⽴的监督机制。真正的强⼤，不是没有批评，⽽是能够容纳批评｡ 新闻⾃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