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时机 2025年10月12日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刘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弹压下日本,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接着,是四国占领德国。苏联占东德,法国占鲁尔地区,英国占一部分,美国占一部分。美国不是将德占区的德国人往死里整,他们知道：共产主义是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而美园是要拯救自由世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每天用军用飞机运送一千多吨物资到占领区,当时抓经济的是艾哈德,总理是阿登纳,两人配合默契,他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德国人很争气,1990年10月3日就全德统一了。当德国还在恢复元气的过程中,他们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当各行各业没涨工资的时候,教师队伍却连涨几级工资,使各行各业无数优秀的人才涌入到教师队伍,见《第四帝国》一书,这就奠定了德国工业的强大基础。德国的领土面积只有35万多平方千米,人口有近9000万人。他们生活得既尊严又幸福。他们没有绝对贫困者,他们实行的是高税收制,即所谓的“劫富济贫”。 例如：你每月的收入是5875欧元,你要缴纳42%的税,你本身还有3355.3欧元,另外上公立学校不要钱,医疗不要钱,他们许多人是租房,因为租房很便宜。他们的福利很诱人。 所谓贫困者的日收入为160欧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高收入者日收入366.69欧元(约合人民币2750.175元),两者相差只2.29倍。而中国的地铁零时工每月只有2500元,还不包吃住, 除去4天休息,每天只有96元,合每小时12元。扫地的环卫工(农民工)也一样。工资太低,使中国正常男人3～4千万人或4~5千万人找不到老婆,因贫困而每天自杀者不知有多少？这只是中德的一个对比。 ...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10·9锡安教案”中，中共跨省抓捕牧者、查封教会，暴露其对独立信仰的恐惧与打压。锡安教会坚持信仰，彰显良心与自由的力量，呼吁国际社会声援所有受迫害信徒，捍卫信仰自由与人权。 2025年10月9日，北京锡安教会再次成为中共暴政的牺牲品。至少三十名牧者与同工被抓捕或失联，聚会场所被查封，教会财产被没收，部分教牧人员的家属也遭到威胁和骚扰。这场跨省镇压行动涉及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地，被教会称为“10·9锡安教案”，是近年来中国家庭教会遭遇的最严重迫害之一。 从2018年的“12·9秋雨教案”到今日的“10·9锡安教案”，中共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系统性打压，暴露出它对独立信仰力量的深深恐惧，也揭示了专制政权将宗教自由视作政治威胁的冷酷逻辑。 作为同为基督徒的我，内心深感煎熬。 北京锡安教会由金明日牧师于2007年创立。短短十几年间，它便成长为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重要代表，拥有约1500名会友。尽管长期受到打压，锡安教会仍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在全国约40个城市建立百余处植堂。疫情期间和多轮政治整肃之下，锡安依然坚持广传福音、牧养信徒，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榜样与祝福。 然而，这份忠诚与坚韧，并未换来宽容与理解，反而使他们成为中共眼中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精神力量，往往被视为潜在威胁。家庭教会的存在，不仅挑战了官方“三自教会”的垄断话语权，更触碰了中共对社会与信仰全面控制的根基。 所谓“宗教管理”，实则是政治压迫的系统化操作——查封聚会场所、没收教产、抓捕牧者、恐吓信徒、威胁家属。这一切都在证明：在中国，信仰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一种随时可被剥夺的特许。而那些坚持良心与信仰的牧者与信徒，随时可能成为权力机器下的牺牲品。 更令人警醒的是，这种迫害正被中共当作国际政治的筹码。 在中美关系紧张、外交摩擦频繁的背景下，中共通过抓捕基督徒、限制宗教活动，试图将信徒的人身自由转化为对外施压的工具。锡安教会的牧者和信徒，被迫卷入这场不义的政治博弈中。以信仰者为人质，以宗教自由为交换筹码，是对国际关系与人类道义的赤裸亵渎。 历史上，中国家庭教会早已在高压中前行。 王怡牧师在《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中写道：“信仰的抗命，是对邪恶制度最理性的回应。”家庭教会所坚持的，并非政治对抗，而是人对上帝的忠诚，是良心与信仰的自由。然而，中共却不断将信仰政治化，把牧者的抓捕、信徒的失联包装为“维稳措施”，并企图以此在外交舞台上牟取人权议题的利益。 这种赤裸裸的政治操弄，暴露了中共统治逻辑的野蛮与无底线。 自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持续升级。从强制关闭聚会场所、没收教产、封禁线上布道，到迫使牧者签署“政治承诺书”，控制与监控的力度层层加码。疫情期间，线上聚会也被列入“网络管控”范畴，信徒遭约谈、聚会被封禁。 如今的“10·9锡安教案”，更以跨省抓捕、联合威胁的形式，将信仰自由完全纳入国家暴力的掌控之中。中共眼中，宗教不再是社会良心与人心的安慰，而是潜在风险，甚至可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这种逻辑不仅侵蚀中国的宗教生态，更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危险信号：当信仰与人权被政治化，当牧者与信徒被视为可交易的工具，一个政权的道德底线已然崩塌。 国际社会长期倡导人权与信仰自由，而中共却以抓捕牧师、骚扰家属的方式挑战这一底线，试图用恐惧抑制舆论、操纵外交。这种行径昭示出其在全球舞台上缺乏任何道义约束。 然而，暴政并未摧毁信仰。 锡安教会及其众多同工依旧在全国各地维系牧养网络，继续传扬福音。哪怕付出自由与安宁的代价，他们仍以行动见证良心与信仰的力量。锡安教会的坚持，正提醒世界：权力可以束缚身体，却无法征服灵魂；暴政可以压迫教会，却无法熄灭信仰。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阿们。 “10·9锡安教案”也揭示出，中共以信徒的人身自由作为政治筹码，是对国际道义和基本人权的公然挑战。 面对这样的现实，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回应——声援被迫害的牧者与信徒，呼吁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要求中共遵守宗教自由与基本人权原则。 唯有全球舆论与行动的共同施压，才能让中共明白：以信徒为人质的策略，不仅不道德，更注定失败。 今日的锡安教会，以及所有中国家庭教会，正在以苦难为代价，为全球信仰自由立下见证。 他们提醒世人：良心与信仰的自由，乃是任何政权都无法剥夺的天赋权利。若中共继续把牧者与信徒当作政治筹码，它不仅将在道义上被唾弃，也将在历史与国际社会中自食恶果。 暴政能够压制信仰的外在表达，却无法阻止信仰力量的传播； 它能囚禁身体，却无法征服灵魂。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共将信仰政治化、工具化，其行径尤显卑劣。牧师与信徒被迫成为政治谈判的棋子，他们的信仰与自由，被中共当作利益交换的货币。 面对这种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明确表态：信仰自由不可剥夺，牧师不应成为人质，信徒的人身安全不能成为政治交易的代价。 锡安教会的勇气与坚守，将成为中国教会乃至全球信仰自由的象征，而中共的恐吓与迫害，只会让其政权更加孤立与脆弱。 信仰的力量，终将超越专制与暴政。 正如圣经所言：“这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应当知道，世界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18节） 锡安教会的受苦，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受苦，也是普世基督身体的受苦。 他们的坚韧与信心，将继续提醒世界：信仰自由不可践踏，人的尊严不可被利用，政治权谋不可凌驾于神圣良心之上。 在全球舆论与国际关注之下，中共若继续将信徒当作人质，它的专制本质只会更加赤裸。锡安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的坚守，不仅是对暴政的控诉，更是对全人类良知的呼唤：自由、尊严、信仰——这是任何政权都无法夺走的核心价值。 上帝必安慰受难的信徒，而中共必将面临最终的审判。 （图为金明日牧师被捕文件，中国公安的官方拘留通知在如此大案都能犯低级的时间错误：落款2025年9月26日的通知说2025年10月12日已将人刑拘。）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哥林多前书 12:26 中共越是逼迫教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教会越会团结在一起复兴教会。 （图为2025年10月11日 美国前进教会为锡安教会受逼迫基督徒祷告） （同日，美国各地基督徒发起线上为锡安教会的祷告会） The CCP’s Cross Hostage Strategy Author: Zhang ZhijunEditor: Li Congling  Chief Editor: Luo Zhifei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by: Lyu Feng In the '10·9...

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2025年9月，浙江绍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故——9月13日深夜，地铁末班车收车之后，四名清洁工人在作业中穿越二号线路铁轨时，被一架驶回车厂检查的列车撞到，造成三人身亡一人受伤。事件直到11天后的24号才被报道，官方公告草草了事，全网随即陷入噤声，在官家眼里三条生命的消失不值一提。 稍微了解社会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事件，此类悲剧已经发生多次。 2018年8月7日，深圳龙华区大浪街道悠山美地家园小区的河道箱涵中，两名清淤工人刚结束作业，准备离开时暴雨突至，洪水迅猛灌入涵洞。导致一人被冲走失踪，第二天才在下游观澜河找到遗体。 2019年4月10日，深圳再次遭遇暴雨。罗湖区与福田区约25名工人在清理水沟时突遇洪水，十多人被冲走，最终确认10人死亡、1人失踪。 两次事故，暴雨早已在气象预警之中，可就在倾盆而下的前夕，领导仍让工人冒险工作。 2023年7月，南京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避雨时被暴涨的积水冲走。三天后，她的遗体才在下游被找到——她在工作岗位上丧命，却无人被追责，反而被美化成“英勇绿化工人”。在极权的逻辑中，用生命为其献祭，即为典范！ 同年5月，贵州毕节6名教师被领导要求下河捡鹅卵石，装饰校园迎检查。上游水电站突然泄洪，河水暴涨，两人不幸溺亡。事后，校方矢口否认这项行为是学校要求，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上班时间，教师会下河捡石头。 中国的“马路天使”清洁工，一不小心就可能真的成为“天使”。2013年云南、2013年长春、2014年呼和浩特、2014年深圳、2014年郑州、2015年北京、2017年哈尔滨——不同城市，相同惨剧：清晨或深夜清扫道路的清洁工，被疾驶的车辆撞死。这样的悲剧屡次上演。城市每天都在苏醒，而他们，也许明天就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一连串的死亡，反映出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危险是常态，保护是空谈。安全监管成了摆设，预警信息止步于办公室，责任层层外包，工人签着临时合同、拿着微薄工资，却要承担生命的全部风险。出了事故，媒体报道三天，舆论关注一周，随后一切归于沉寂——赔偿草草，责任人“停职检查”，体制“吸取教训”，然后一切照旧。 而政府的冷血，更令人作呕。他们热衷于制造“发展奇迹”，举办阅兵、政绩展示、光鲜宣传，却从不在意基层的血肉。他们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普通人的生命只是生产成本。绍兴无人驾驶地铁的悲剧背后，是极权制度和盲目机械化形成的“绞肉机”；贵州教师溺亡事件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上级检查的盲目迎合。 官僚体系阿谀奉承、热衷面子工程，却对老百姓冷酷无情，尤其是底层民众——在体制眼中，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丢几条烂命无伤大雅。在“九三阅兵”上，政府可以精准调动万人队列，却无法保证最原始的生命安全——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保护普通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里。 这些逝去的工人、教师、环卫者，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遗言，也不会被写进官方年鉴。他们只是用生命提醒世人：这个不保护弱者、对死亡习以为常的社会，才是我们“繁荣盛世”下的真相。 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不在于高楼与地铁，而在于那些清扫街道、疏通暗渠、修剪绿化的普通人，能否平安回家。 我们不要成为极权统治下的个体牺牲品，我们要的是一个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以人性为根基的国家。 The Vanished Workers Author/Editor: Zhong RanEditor-in-Chief: Luo Zhifei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Lyu Feng In September 2025, a shocking...

——兼论其在专制体制后的平权效应 作者：劳绍海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今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举行了《同庆中秋，共话民主》的聚会活动，聚会上除了中秋联谊和民运运动讲述外，重点讨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生存尊严的冲突纷争机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精神与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共同体中以理性、平等、程序化的方式处理分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投票本身，而在于“如何讨论、如何做决定、如何服从多数而不压迫少数”。在这一点上，美国军事工程师亨利·罗伯特（Henry Robert）在十九世纪中叶所编纂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可谓为民主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个精密的“程序框架”。 这一规则体系在议会、公司理事会、非营利组织、教会、党团、军队、学生社团甚至社交游戏中被广泛采用。它规定了会议的召开程序、发言顺序、动议与修正、表决与记录的方式。表面上，它只是“会议管理”的手册；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体现了民主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通过制度化程序来约束权力，保障平等表达，并以透明的方式达成集体决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内在关联；其次，探讨当这种规则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尤其是共产独裁体系的基层组织时，如何反而促进了一种“程序化的权利保护”；最后，以“被斗争失败一方的权贵家族”为例，说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程序化的民主机制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隐性支柱，从而慢慢完成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 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精神 1. 平等与程序的结合 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平等”是价值目标，“程序”是实现路径。罗伯特议事规则要求每一位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均有权提出议案、质询、发言与表决。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障。例如，在议事过程中，“动议”（motion）必须得到“附议”（second）后方可进入讨论阶段。这一设计防止了任何个人垄断议题。发言顺序通常由主持人依次点名，且要求反对与支持双方轮流发言。即使是少数派，也有机会表达异议并被正式记录在案。这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生动体现。 2. 冲突的制度化 民主并非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转化为制度化的讨论。罗伯特议事规则把情绪化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可管理的“程序竞争”。发言需针对议题，修正案必须明确具体，投票必须公开或依规定方式进行。这使得政治过程不再依赖领袖的个人威望，而依赖于程序的正当性。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即便结果不公，过程仍可信，以后仍可通过词机制来解决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说：“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决策结果，而在于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即程序正义。” 3.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独立于民主制度存在，它是民主制度的“操作系统”。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则提供了权力运行的细节逻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乃至军队委员会中，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不流于口号，而成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它让少数派的声音在被否决时仍被尊重，让多数派的决策在被执行时仍具合法性。换言之，它不是民主的象征，而是民主的机制。 二、专制体制下的意外效应：程序的自我扩散 有趣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运作。当它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内部，尤其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权体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程序性张力”——它在表面服从权威的同时，也在内部重塑权力关系。 1. 从集中到分权的细微过渡 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少数服从多数”相似，但实质不同——前者是权力指令，后者是程序共识。天壤之别的是：人是利益的动物，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是程序正义的化身。然而，在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地方基层组织（如工会、职代会、村民自治组织）中，随着会议管理规范化，某些“罗伯特式”的程序被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谁可发言、如何提出议案、如何投票、如何记录决议。结果，这些看似无害的程序，反而为基层成员提供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表达空间。这种程序化表达使“权力命令”不再是单向的，而带有某种合法性约束。例如，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选举与职工代表大会中，“举手表决”与“会议记录”的规范化，让原本不被信任的投票过程获得了部分公信力。 2. 权利的“副产品” 程序化的民主机制，即使在独裁体制下，也会生成意想不到的权利副产品。因为一旦会议过程被固定、记录、归档，个人行为便可追溯；而追溯意味着问责。在苏联后期与中国改革初期，党内会议开始使用更系统的议事程序、会议纪要、投票统计。这些举措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却客观上让下级有了某种“制度庇护”——任何命令都需有程序依据，任何处分都需有会议记录。这种形式的“程序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断决策带来的任意伤害。 三、斗争失败者的意外保障 在极权体制下，“阶级斗争”常常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清算。历史上，被斗争的一方往往失去一切：财产、身份、发言权乃至生命。然而，当罗伯特议事规则式的程序逻辑渗透进体制运作后，即便是“失败者”，也开始获得某种象征性乃至实质性的保障。 1. 程序作为冷静的中介 斗争中最残酷的时刻，往往是激情压倒理性、群体压倒个人。当决策被迫经过会议程序、需要表决和记录时，程序成为理性的缓冲器。它迫使参与者停下来思考：“是否有正当理由？”、“是否应让对方陈述意见？”即使最终结论仍然不公，程序过程本身也在降低暴力的烈度。正因为此，部分共产党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后，开始重新强调“会议纪律”“发言秩序”“表决程序”，这正是社会对“程序文明”的重新追求。 2. 权贵家族的“程序庇护” 或许很多人痛恨专制体系中既得利益者，但是专制内也是有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理性的，甚至可以功利地看待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即便是曾经的权贵家族，也可能通过程序正义获得部分尊严的回归。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反”过程为例，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之所以能获得平反与补偿，正是因为当年的会议记录、处分决议、档案程序被保留——这些文书成为程序正义的证据。换言之，程序留下了历史的凭证，也给了失败者复原的可能性。如果专制既得利益者对平民有犯罪则追责其犯罪事实，但是他如果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依然应能得到适当保护，与其犯罪事实独立处理。如果他没有犯罪，政治斗争失败者更需要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体现民主体制的可贵，才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如果民主体制的支持者量变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变，即向民主社会转型。 这正体现出罗伯特议事规则精神的深层力量：即便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制度化的程序正义仍然是权利最后的避难所。 结语、民主的普适逻辑：从规则到文化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能组织会议，更因为它把“民主”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习惯。当人们习惯于等待发言顺序、习惯于以表决定夺、习惯于记录与归档，他们就不再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的参与者。在这种文化内化之后，即使权力仍然集中，权力行使者也必须顾及程序的形式；而形式的约束，终将孕育出实质的约束，只要社会发展的时机成熟，很有可能会转型孕育出一个初级的民主社会。正如法律学者所言：“程序的形式化，往往是自由的开端。”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意义，远超会议管理。它代表的是一种“以规则约束权力、以程序平衡利益”的现代政治智慧，它是民主的种子与制度的延展。在民主社会，它是公民参与的操作指南；在专制社会，它是秩序中孕育公正的裂缝。当一个体制——即便是共产独裁体制——开始在内部采用程序化的决策方式，社会的政治文化便悄然发生变化：权力不再全然是意志的体现，而是程序的结果；决策不再只是斗争的胜利，而是规则下的妥协。而这种变化，正是民主的真正萌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s Rules of Order and Democracy— On...

声援江西良心犯，呼唤言论自由与人权的尊严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在沉默的土地上，总有人选择开口。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却让空气变得不同；他们的脚步或许孤单，却为后来的路照亮了方向。 在某些地方，说出真话需要勇气，坚守良知更像一种冒险。当权力的墙壁越来越高，真相的光芒便只能从裂缝中透出。有人因此失去了自由，有人被迫隐入尘埃，但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成了这个时代最清醒的注脚。 "良心犯”一词由彼得·本南森于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的《被遗忘的囚犯》中首次提出。该词常与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有关。与政治犯不相同。良心犯可以指因政治见解、性取向、族群、宗教而入狱的任何人，也可以指因非暴力表达其信念而被监禁或迫害的人。 这个词语也许听起来遥远，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当表达与沉默、信念与顺从之间只剩一线之隔，一个社会的灵魂正在经受考验。因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明，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财富与奇迹，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仍然相信真理的人。  江西维权人士李宜雪于2022年4月14日遭派出所辅警猥亵，向警方指控后反被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关押56天。重获自由后，她又发声揭露自身遭遇等。12月22日，南昌官方通报，街道再次把她抓进了精神病院。江西省有关方面应立即依法释放维权人士李宜雪出精神病院！中国的“被精神病”历史必须被结束！ 中国江西南昌人张晓东在2022年11月15日被拘，2023年2月被检方控其涉嫌寻衅滋事，而证据是其在微信群、朋友圈、QQ群的言论，是典型因言获罪。2024年3月19日开审，同年5月获刑，二审维持原判，刑期：有期徒刑4年。8月28日获悉其由南昌第一看守所转至赣江监狱。张晓东无罪，释放张晓东！  中国江西维权访民朱玉芳，2006年，因其经营的4家洁具店被政府骗拆，且拒不兑现当时的拆迁协议，被迫走上维权之路，然上访10年，不仅毫无果效，反被地方当局视为重点维稳控制和打击对象，且被多次绑架、关黑监狱、 遭受酷刑、截访、遣返原籍。2016年11月14日，其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不服上诉，2017年1月13日，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依然维持原判，后送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2018年5月25日，被减刑3个月提前释放；出狱后， 其一直就被枉法冤判申诉。2021年12月3日，因到江西省高级法院申诉遭拒，就到法院门外举牌呼吁，12月11日，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警方再次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2年8月6日，终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5年12月10日；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已于2023年1月转到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  习近平统治中国已逾十年，为力求集中控制而在全国各地加强镇压。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或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和其他被视为批评政府人士尽遭迫害。中国政府将文化和种族截然不同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视为威胁，对他们实施特别严酷的镇压。数十万维吾尔人仍受监禁，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危害人类罪行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并扼杀香港长期受保障的公民自由。或许他们被关在高墙之后，或许他们的名字被刻意抹去，但良知不会被封存，真相也不会永远沉默。  一个社会，可以用权利维持秩序，却无法用恐惧维系信任。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掌控，而是聆听；真正的安定，也不是沉默，而是人心中仍有光。 所以我在此声援江西良心犯，捍卫言论自由权利，抗议中国共产党打压异议人士！立即释放江西良心犯！停止政治迫害！ Reason and Conviction: Those Who Keep Speaking Out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Jiangxi — A Call...

作者：赵雪峰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我们回望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循环：反抗暴政、打倒旧主、再出现新的皇帝。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开始，我们的政治故事就像陷入了一个永恒的回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带着热血与激情，但最终几乎都走向了新的极权。我们一次次推翻不义的秩序，却始终没能学会——如何限制新的权力。 一、起义有勇气，但没制度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这句呐喊，点燃了平民反抗的火种。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大声说出——我们也想当家做主。但他们打碎了旧秩序，却没建立起新的规则。此后两千年，历史一再重演：靠愤怒起事，靠暴力夺权，靠个人权威维稳。旧皇帝倒了，新皇帝照旧。百姓换了旗号，却没换命运。 二、朱元璋的“暴力模板” 自秦以后，独裁的模式被制度化了。到了朱元璋，独裁更加变本加厉。他从乞丐变成皇帝，用铁血手段统一天下，却也建立了一个恐惧维系的国家。功臣被杀、官员噤声、百姓沉默。朱元璋确实结束了战乱，但他让整个社会学会了一个危险逻辑——“服从才能换来安全”。这种逻辑，成了后来几百年专制政治的底色。 三、太平天国：理想变成灾难 太平天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初看似为民请命。可一旦掌权，就迅速堕入另一种极端：以“天王”名义行独裁，动员靠信仰，统治靠军权。理想越伟大，现实越荒唐。这场运动的结局告诉我们：没有制度的理想，越纯粹就越危险。 四、现代化的歧路：列宁式党国的崛起 进入近代，中国也尝试过现代化——宪政、议会、地方自治。但军队未国家化、财政不透明、司法不独立。结果，仍是谁有枪谁说了算。中共就在这种乱局中崛起，借助列宁式党军体系与意识形态控制社会。革命成功后，他们立刻用“历史使命”取代了“人民授权”，让中国走进了一个“现代外壳包裹下的极权时代”。 五、独裁怪圈为什么打不破？ 第一，掌权者怕失去权力、怕被清算，于是只能继续高压维稳；反对派又不信任制度，只能以非常手段反抗——信任崩塌，循环永续。 第二，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没有独立的媒体、工会、社团、学术空间，公共讨论的土壤贫瘠。 第三，法治被工具化。法律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维稳。 第四，科技进步反而让监控更高效，独裁的成本越来越低。 六、海外民运的盲点：反共不等于民主 很多人以为，只要“反共”就是民主派。但反共的理由千差万别：仇恨、民族主义、权力欲……都有。 问题在于，民主不是推翻谁，而是建立规则。在一些民运圈中，常见三种误区：一是先定罪、后程序；二是用个人崇拜代替制度建设；三是热闹很多，规则很少。如果反抗只是喊口号、发声明，而不能形成制度化力量，那就只是另一次轮回。 七、走出怪圈的路：制度、社会与文化 中国要想摆脱独裁，不靠圣君，而靠三样东西： 制度上：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司法独立； 社会上：发展自治社团，让公民能在规则中合作； 文化上：从“英雄崇拜”转向“制度信任”，从“谁好谁坏”转向“是否可监督、可更替”。 民主并不浪漫，它只是让人“可以预期、不再害怕”的生活。 未来或有不同路径——渐进改革、危机重建、或外部规则推动——但无论哪种，都必须防止倒退。 新闻自由、政党竞争、选举透明、任期制度——缺一不可。 只有让权力能上能下、能查能罚，中国才可能真正告别“换皇帝不换系统”的宿命。 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再到太平天国与中共，中国的历史像一场无休止的循环剧。每一代人都热血地在问：“要推翻谁？”却极少有人认真思考：“权力该如何被约束？” 真正的民主，不靠激情革命，而靠冷静的制度建设。 当反抗的怒气化为规则，当人们学会信任程序胜过领袖！ CCP Dictatorship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y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Cycle of Despotism” Author: Zhao XuefengEditor: L Zhiyang    Executive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 LIN Xiaolong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 F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