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钱钰琳     很多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获得了极大提高。法律规定男女平等，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参与社会生活。然而，当我回顾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以及后来在海南海口一家医院担任护士期间的所见所闻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许多针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我出生并成长于中国。从小到大，我经常听到“男孩是传宗接代的”“女孩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之类的话。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一辈人的观念，但它们实际上仍然影响着许多家庭对于男女价值的判断。 后来，我在海南海口一家医院担任护士。在医院工作期间，我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女性患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许多女性在面对家庭和社会压力时表现出的无奈。 一次深夜值班，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被送进急诊室。她穿着一件已经被撕破的睡衣，左脸肿得很高，嘴角还残留着血迹。陪她来的邻居告诉我们，她是被丈夫打伤的。处理伤口时，我轻声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后来，她才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丈夫喝酒后经常动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医生建议她报警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她紧紧攥着病历本，小声说：“如果我报警，他出来以后会打得更厉害。孩子还在上小学，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地方去。”那天晚上，她在观察室里坐了很久，天快亮时才离开。几天后复诊时，她依然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在医院工作期间，我曾见过多名因家庭暴力受伤的女性。有一位年轻母亲因为被丈夫推下楼梯导致手臂骨折，却对外声称是自己“不小心摔倒”；还有一位中年女性长期遭受丈夫辱骂和殴打，来医院时总是神情紧张，稍微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就会下意识地缩起肩膀。她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是不知道离开之后该如何生活。 除了家庭暴力问题，我还看到许多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记得一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来做产检。检查结束后，她婆婆立刻把我拉到一旁，小声问：“能不能看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当我告诉她医院不能透露胎儿性别时，她明显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那位孕妇站在旁边，尴尬地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几次产检，她都是一个人来的。一次抽血时，她突然对我说：“如果这胎还是女孩，我婆婆肯定又要闹。”说这句话时，她勉强笑了笑，但眼圈已经红了。她告诉我，自己已经有一个女儿，家里人一直希望她再生个儿子。怀孕本该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但在她身上，我看到的更多是焦虑和压力。还有一位产妇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孩子出生后，她丈夫站在病房门口沉默不语，婆婆则不停叹气，甚至当着产妇的面说：“怎么又是个女孩。”那位刚经历生产的母亲躺在病床上，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那一刻让我深刻感受到，在一些家庭里，女性不仅要承受生育的痛苦，还要承担来自传统观念的无形审判。 近年来发生的“铁链女”事件，更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而又被忽视的女性权利问题。一名妇女被铁链锁在破旧房屋内，多次生育子女的画面震惊全国。视频中，她衣衫单薄，站在寒冷的冬天里，脖子上拴着铁链，眼神麻木而空洞。公众不仅震惊于事件本身，更震惊于这样的悲剧为何能够持续多年而没有得到及时制止。 然而，比个案更值得担忧的是，当越来越多女性试图争取自身权利时，她们往往面临来自现实环境的巨大阻力。近年来，一些关注反家庭暴力、反性骚扰以及女性平等权利的活动人士遭到约谈、监控或者限制活动。网络上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经常受到限制，相关讨论有时会被删除或降温处理。一些为女性发声的人甚至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种现象让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女性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传统观念，更来自于缺乏独立监督和有效救济机制的现实环境。当女性受到伤害时，她们往往难以获得充分保护；当女性试图发声时，她们又可能面临新的压力。 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医疗系统工作的女性，我看到过太多沉默和隐忍。我看到许多女性在家庭暴力面前选择沉默；看到许多女性在重男轻女观念面前被迫妥协；也看到许多女性即使遭受不公待遇，仍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些经历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低着头不敢说话的患者，那些在病房里偷偷抹眼泪的母亲，那些明明受了伤却坚持说“没事”的女性，让我明白许多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结构性困境。 正因如此，我越来越关注女性权利问题。我认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文明，不是看法律文件上写了什么，而是看那些最弱势的人是否真正受到保护。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女性依然生活在看不见的枷锁之中。 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Invisible Shackles ...

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朋友，给研究生上课。用的是与哈佛大学博士生课程同等难度的全英语教材，用英文讲课，全英文板书，习题的讲解和证明都是全英文，而且是全英文考试。上满54个学时。但是另外一个人，54个课时，只是上4或者5次课，而且这4——5次课还是让学生自己课后去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上课学生上来讲，老师来点评。在座的各位，请去读一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看看能不能看懂？老师没有一点真功夫，能把《高级微观经济学》讲下来吗？但是很奇怪，参与课程学习的同学，没有一个对这位老师的行为有质疑或者异议。请问这些学生和这个老师在《高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上是不是合谋制造了注水文凭？这个例子说明文凭需求者获得注水文凭不是受蒙蔽，他们知道这个注水环节，还和生产方一起共谋制造注水文凭。硕士论文的撰写是为了让研究生研究能力达到一定水准，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定的质量标准。我带的两名研究生居然致谢部分可以一模一样。其中一位居然可以把贵州大学学校简介完整地搬进硕士论文中去。他肯定知道，这是注水文凭的制造，可是他愿意这么做。他知道把指导老师这一关蒙混过关，评审、答辩老师通过、认可，其他条件满足，他就能获得硕士文凭。请问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自己就有愿意生产注水文凭的强烈动机？ 由上可知，注水文凭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现象。它的实质是文凭需求者没有达到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却冒充达到了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及以上的水平。如果对这种没有达到最低规定的人力资本标准的这些学生提供了达到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的证明书，那么这个证明书就是注水文凭。这个概念的界定比较重要。你把这个事情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清楚，我们下面无法讨论。 注水文凭的生产流程学生在注水文凭生产流程中的作用这里我大致地讲一下。在讲案例分析时还会详细讲。学生是文凭的需求方，在生产注水文凭的过程中，充当了注水文凭生产的合作者。没有学生的参与，注水文凭是生产不出来的。或者说是不会轻易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类学生。 还有一类学生，比如考试时学生主动作弊，有老师参与吗？老师没有默许你们作弊，你们是主动偷偷作弊。 我是在乱说话吗？我说有些学生主动作弊。你们主动作过弊没有？到现在为止，你们作过弊没有？你们能不能保证在贵州大学三年时间考试不作弊？能保证吗？不一定。我告诉你。 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杨绍政教授随笔集的读后感》，是我学生写的。我给你们看一看。 “看了你写的文章后，我想有个真相得告诉您。就像你说一个政党打算从良的话，应该敢于面对丑恶的过去。据我所知，2008届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各学科期末考试中，抄袭的学生比例是百分之百。你教过我们《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通过两次考试，我发现不抄袭成绩肯定低，抄袭了没有任何风险。并且成绩不会很差，不会使得老师失望，也不影响奖学金的评定。如果选择举报，我将得罪大多数同学。我将在同学中变得另类，遭到孤立。从小学开始，我考试都不作弊。但是在这里，权衡利弊后，我只有选择和大家一起作弊。但是我想说，我真的好好听课了。也认真听课了。也认真复习了。假如大家不作弊，我考的成绩肯定比作弊的低，但是和其他同学横向来看，肯定比大多数同学成绩高。在公平考试的条件下，我更有利于获得奖学金。因为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但是在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下，人人被逼的考试作弊。” 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以为他们考的很好。英文考试，不是开玩笑的。我教过两届。从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看，不单是我那科作弊，作弊的学科那太多了。 据我了解，大多数老师上课的时候，36个学时上一半的课就相当不错了。像杨老师这样上课，绝对是蠢蛋。知道吗？蠢蛋。所以你们很讨厌我。蠢蛋给我们上课。我们跟偷工减料的老师上课还可以玩，多轻松呀。 ...

作者：卢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八九六四”已经过去了三十七个年头。三十七年，足以让当年的热血青年步入两鬓苍苍的暮年，也足以让整整两代人在极权刻意制造的信息黑洞中长大。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记忆或许会被高墙暂时封锁，但人类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却如同地底的岩浆，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破土而出。 ...

作者：木弓五世 木弓独响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于1904年的经典短篇小说，曾入选中国高中语文教材。小说描绘了流浪汉苏比在严冬中为求温饱而屡次试图犯罪入狱却屡屡失败，最终在教堂聆听赞美诗时心灵受到感化，却意外被捕的荒诞故事。该小说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生存困境以及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荒诞性，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然而，这种文学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荒诞与悲剧却在我国现实中接连浮现：2008年9月，湖南衡阳祁东县的七旬老人付达信因生活无着，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女生，被捕后直言“希望能判重一点”，以求在监狱中获得基本生活保障；2021年8月，浙江永康市打工青年陈某因经济窘迫、流落街头，为获得食宿而抢劫超市；2025年10月26日，37岁的曹某在上海浦东某金店砸碎柜台玻璃，动机竟同样是寻求监狱庇护……这些事件不再是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的文学讽刺，而是现实版“求生型犯罪”的真实而残酷的写照。 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具备层层防护机制：社会救助体系为真正需要者提供庇护；心理健康服务及时干预绝望情绪；就业支持系统帮助个体重建谋生能力；政府组织则承担起兜底保障的责任。然而，当这些系统存在漏洞或衔接不畅，便有人从缝隙中坠落。当基本生存成为奢望，铁窗竟成为某些人眼中最后的“避风港”。 这些为求生而触法者，其行为虽违背法律，但其背后的求生本能却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中某些未被阳光照亮的角落。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维护尊严的权利。当一个人为生存主动放弃自由与尊严，当“监狱生活成本”低于“自由生活成本”，当铁窗内的三餐暖食胜过街头的饥寒交迫，这已不仅是个人悲剧，而是全社会必须正视的命题，更是执政者亟需回应的国家议题。 让每一位国民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是对执政者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农村贫寒子弟上升通道狭窄，城市平民在生存线上挣扎，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断裂。部分年轻人因看不到希望而选择“躺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人口面临断崖式下滑，社会活力受到抑制，集体迷茫情绪蔓延。容身之所与温饱之需本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有一些人被背道而驰的疯狂碾得粉碎，被迫走向极端。 当颤抖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毫无技术含量的抢劫，只为换取牢房中的一餐一宿；当犯罪不为财富，只为获取一张“监狱门票”；当监狱成为理想中的避难所，而自由与尊严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那么社会的健康秩序必将受到侵蚀，整个社会大厦长期积累的问题一定积重难返，轰塌之日定然摧枯拉朽，猝不及防。 近期上海曹某抢劫金店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舆论同情。可以预见，他将如付达信老人一样获得宽大处理。付达信不仅获得减刑与生活照顾，出狱后更入住新房，享受特困养老补助，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生活，其荒诞经历甚至被当地政府包装为“老有所养”的正能量故事。 鲁迅曾言：“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我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警察与赞美诗》的现实版故事未被公开，但中国人素来有将“丧事”办成“喜事”的传统，以彰显仁义与治理成效。故事公开与否，各有其逻辑与考量。当然，我们衷心希望，在有人递出“拐杖”之前，不曾有谁的腿被先行打断，感恩方能顺理成章，尊严才能真正回归。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Mu Gong: The Societal Affliction of Surviving Behind Bars Authors:...

作者：张致君 2026年中共当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党性教育，压制少数民族文化继承，进一步在体制层面加大民族撕裂。中国共产党在实际行为上在“制造分裂”和“加剧对立”，但却把“分裂主义”的标签用来指责别人。 随着流亡藏人超过9万人在世界各地做登记选民，成功进行议会选举，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达赖喇嘛荣获第68届格莱美奖，藏人的精神文化在传播慈悲与和平理念方面树立了国际上的重要里程。而中共当局却对传播藏区文化归国的张雅笛进行抓捕，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等罪名被起诉关押。 ...

作者：烟青 六四距今37年了。37年过去，当初莘莘学子们热切期盼的政改依然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 ，还出现了某些层面的倒退。比如言论的自由、新闻的真实，还有最近几天的外国投资管理34条体现的营商环境等。随着这些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倒退，民生益艰，社会叙事愈加荒诞。 上个月，湖南、湖北、贵州和广东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仅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就超过10万人受灾，特大洪水还引发了泥石泥，多人伤亡。与此同时，远方的河南，也因为这场洪灾“轰动”了。原因是河南省伊川、宜阳、嵩县三支蓝天救援队因为跨区域救援这场洪灾。5月22日，被责令立即全员撤回，全队被给予书面警告一次。 2023年河北涿州洪灾更加严重，同样也是明令禁止民间救援，救援队在途中被要求立即遣返。这时候，没有灾情就是命令了，不说人命关天了！在共产党眼里，普通老百姓的命真不算命！ 大名鼎鼎的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其救援资格都要被政府行政权力垄断，这才是要命的！不要以为他们是热心救援。其实，他们的热心只是通过垄断救援来垄断捐赠。没有民间的救援，自然就没有民间的募捐了。不然，郭美美哪来的那么多干爹可以坑。 至于什么中国青基会、中华儿慈会，更是一伙牛鬼蛇神。同样是大河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项目区域负责人雷克，就因为掌握着本应该付给患儿的60多万募捐款，拖着不付来挟持着患儿的妈妈陪睡，每次给三五两千元，可前后总共也才给了不足二万元，后该儿童还是因医疗不足离世，这他妈真是畜牲不如！更可恶之处是你给那些捐赠者怎么想：我捐款不是在扶危济困，挽救生命，而是在帮你去祸祸别人的妈妈！ 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它的政治结构同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那么，在这种制度下的权力参与者稍微一熟悉这种环境，真的是用脚指头想都能明白，我只要依附好上级，其它的民生啊什么的，一切都不重要。所以你看得到上海读不到书的孩子家长会跪在教育局门口；城管会追着很多像夏俊峰的小贩满街跑；北京会驱逐他们认为的低端人口。 有人会说，我说的这些都是中共的下层官员们干的，中央上层领导还是好的，对于这个说法，我只想告诉你:下面烂完了，上面还是好的，那是梅毒晚期；再者，不要忘了：中国网球名将彭帅，风华正茂的年龄，被张高丽长期侵占的事。你们想想：专业网球运动员，那腕力和小臂的力量是多强啊，会抗拒不了一个70多岁的糟老头子？她只是抗拒不了强权而已，更不要天真的以为上面是好的，那只是他们想让你以为的。上有所好，才下必盛焉，上面才是那个“根”。 37年前的六四，先驱们为民主和宪政而争，为民族未来而争，为理想和知识份子的良知而争，虽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而且尚未成功，但她却真正开启了反抗中共铁幕的民主运动。有人说，民主又不能当饭吃，但是，从中共改革后到最近这几年的状况，难道还不能明白：没有民主，你最终连饭都没得吃！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如果孩子上不了学，下跪的应该是教育局吧；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没有谁敢随便把一些人定义为低端，然后驱逐吧，所以不要为你们的街上见不到流浪汉而自豪，更不要嘲笑美国的流浪汉。      2026.6.4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The Fireworks of June Fourth — Democracy 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