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景辉辰编辑：韩瑞媛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2025年9月22日 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中，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绝非偶然，而是党国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结果。党政权力与国有资本深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资本一体化”模式。在这一体制下，民营资本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时可能被打压、设陷、甚至被清算。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夹缝中生存，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资产被吞并、自由被剥夺。 一、权力的红线：不容挑战的附庸地位 在党国体制下，民营资本的发展必须以服从权力为前提。表面上，政策鼓励民企发展，但一旦企业规模过大，形成独立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权力红线。因此，许多打压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和政治手段的体现：突如其来的调查、严苛的监管、巨额罚款，甚至强迫企业家“公开表态”。这样打压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民营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必须服从权力的附庸。2020年，蚂蚁集团即将上市，估值超3000亿美元，原本将创全球最大IPO。但因马云公开批评监管体系，上市在前夕被紧急叫停，随后公司被要求全面整改，马云本人一度消失。此事凸显民企一旦触及权力红线，便难逃政治打压。 二、资本的围猎：国资主导的吞并游戏 中国最核心的金融、能源、土地、通信等领域，几乎全部掌握在国有资本手中。凭借政策与资源优势，党国资本在竞争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这意味着，即便民营企业有创新和竞争力，也很难长期立足。很多时候，打压并不是终点，而是吞并的前奏。企业在被压低后，要么被迫低价转让股份，要么被剥夺控制权，最终被纳入国有资本的体系。2018年，民营巨头安邦保险因“严重违法经营”被监管接管，创始人吴小晖被判刑。接管后，其核心资产被国有资本重组，转入大家保险集团，实现了民企向国企的低价吞并，凸显国资对民营资本的主导和围猎。 三、安全的焦虑：打压背后的政治动机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真正的原因并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权安全。民营资本一旦形成独立力量，便会带来社会影响力与潜在的独立性，这是党国体制无法容忍的。因此，周期性的整肃不仅是一种经济管制，更是一种政治宣示。它提醒所有企业家：在这个体制下，资本只能依附权力而存在，否则就会被清算。2021年，滴滴出行上市后因数据和信息安全问题被监管调查，App被下架整改并罚款。此举凸显民营平台一旦形成独立社会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政权安全红线，向所有企业家传递“资本必须依附权力，否则将被清算”的政治信号。 四、现实的印证：从互联网到房地产 这种逻辑在中国被一次次验证： 互联网平台经济从繁荣到一纸政策下被“一夜清零”。房地产行业从“支柱产业”沦为“高风险领域”，大批民营房企轰然倒下，数百万从业者顷刻失业。 这些并非市场规律下的自然调整，而是权力出于政治安全和经济控制需要所做的直接干预。 五、结语：体制的必然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既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个别政策失误，而是党国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必然逻辑。财富的积累和自由的空间，最终都可能被权力吞噬。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营资本的困境，揭示了党国资本主义的真实逻辑，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桎梏 Why Private Capital Is Repeatedly Suppressed — The Truth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Series II) Abstract: The systemic root...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中国70、8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很熟悉葫芦娃的故事。应该记得故事里有一个金刚葫芦娃，和其他兄弟不同，他不是在山上长大的，而是由妖精带回魔窟，亲手用邪恶养育的，因此一出生就带着邪恶力量。这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童年与青春期被中国共产党体制欺骗和毒害。我们本该像藤上的葫芦一样，自然成长，拥有独立的思想与纯真的心灵。然而，我们的成长却被牢牢控制在另一只无形的手里——国家与党的教育体系。从识字的第一天起，我们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被刻意隔绝在真实之外，慢慢被塑造成忠诚的接班奴隶，而不是独立的人。以下事实都是我亲身所经历的荒谬事实。 一、中国式政治洗脑教育：把孩子养成驯顺的奴仆 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变成沉默，服从的顺民。我入学的第一天，被教导就是服从，双手放在桌上，一动不动，不说话就得到表扬。而调皮反抗就会受到惩罚。但当时的父母心中，老师地位很高。父母因为文革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总是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否则将来会一无是处。儿童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就这样被扼杀。我所在的中学会强迫学生剪短发，穿没有设计感劣质的校服，遏制爱美天性和个性。我知道的只有监狱和精神病院才需要剃头发穿制服。有一个男生头发长超过了一寸一点点，竟然被主任强行剃头羞辱。反抗就会受到处分。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热爱祖国”，对党感恩。就像那首歌唱的是党带领中国人推翻了旧体制，打跑了侵略者，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给了我们一切。我在小学时，因政治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强制看了十多场的黑白爱国教育电影《闪闪红星》《游击队》《邱少云》等等，作为政治学习的一部分。现在想来抗日影视片段的夸张暴力与仇恨表达，其实是不利于小学生的身心成长的。中学时，也有一段唱红歌的热潮。老师为了获奖，全班同学把《黄河大合唱》唱到吐。 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我从小在课堂里背诵“抗日战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标准答案，背诵“新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那时候，我以为这些就是全部的真相。直到有一天，加入了国民党的远房亲戚回国，和我聊起那个战争年代。我在YouTube查看到了一些海外资料，才发现原来还有被掩盖的历史：国民党军队才是正面战场的主力，数千万平民在饥荒和政治运动中死去，六四惨案更是从未出现在任何教材里。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我从小到大背诵的，不过是被删改过的历史，是统治者精心编织的谎言。真正的历史从未消失，只是被隐藏，而我们却被迫在虚假的记忆中长大。 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下一代，被教育成了夜郎自大的样子，盲目的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周围很多孩子母亲都不止一次的谈论起现在越来越加强的洗脑教育。领袖崇拜、党史歪曲、仇外叙事全面强化。2017 年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强制写入小学、初中、高中教材，要求学生背诵。而文革，大跃进已经从历史课本中删去。曾经我们学习的古汉语诗词发音，现在也是只有老师才是唯一答案。家长和学生都无法和老师所代表的权威提出质疑。 强调国学，弱化英语教育：近十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词叫“国学”。其实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国学班”“弟子规诵读”“国学夏令营”培训和商业活动。表面是“文化自信”，本质是切断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的通道，让他们更多停留在官方编排的文化叙事里，填补精神空白。 这与封锁互联网、限制海外信息渠道，是一脉相承的操作。 近五年英语课比例的调整、去英语化的试点、教材标准中外语比例保存或下调的规定，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英语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和学知识的工具。我真不敢想象将来学生还有什么可以去依仗、去了解世界的进步和中国发生着的这一切邪恶罪行？另一个讽刺的是中国权贵的孩子却无例外的选择了留美、英、奥求学。 二、努力营造的厉害国的神话和全民自嗨 首先，基础教育里反复洗脑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关于地大物博号称煤炭储量丰富，但大量资源被国企垄断，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并未因此受益。稀土储量丰富，精炼带来的环境污染也同样伤害的是老百姓。有耕地和粮食，却常常要靠进口大豆、玉米来维持供应。中国历史“最悠久”只是宣传口号，放到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中国只是众多古文明之一。看看埃及的展览就可以发现古埃及文明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3100 年，比中国夏朝早一千多年。苏美尔文明更早，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与城市。 其次通过各种媒介制造强国假象。从80年代开始，中共极其重视奥运会金牌，努力提升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奥运冠军被当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在利益加持下使用兴奋剂已经成为中国运动员的常用手段。殊不知奥林匹克在国外最多就是个人成就。重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承办，不惜重金打造会场，奖励运动员，大肆宣传。人民未必享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通过拍摄大量自嗨的类似战狼的影片，塑造的中国特种兵几乎是“超人”战无不胜。战狼影片宣传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幻象”：中国无比强大，敌人不堪一击， 把爱国等同于盲目崇拜，把国家和政党混为一谈。现实中，中国军队缺乏实战经验，真正的国际军事行动远不如影片所展示的那样。观众被动接受这种情绪灌输，很容易陷入虚假的民族自豪感，而忽视现实中的问题：腐败、经济下滑、社会不公。 中国在非洲的现实影响力，主要靠资金+工程+资源换取政治支持。中共的“援助”不是平等合作，而是一种新的掠夺与控制。我们自豪的遥遥领先的民族之光公司，不过是靠抄袭、技术窃取、政府庇佑发展起来的假象。当制裁来临，芯片遭美国禁运，中国的“科技巨头”立刻显出脆弱。所谓“卡脖子”问题，本质就是几十年没有真正掌握原创技术。 当我具备了学习能力和了解了世界后，回看这一切。才清楚意识到这些都是教育的洗脑手段。一开始对于盲目的夜郎自大的爱国宣传，我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在国内无处表达。因为周围的造谣的人永远比辟谣的人多，盲目信任的人永远比相信真相和科学的人多。要知道中共造谣是职业的，甚至还雇用了大量的职业写手，文人，科学家，文艺工作者都一起来造谣。而说真话，辟谣的声音力量太小，从此我也不再愿意讲出来。根本没有人听。 三、宣扬仇恨，转移矛盾 我读书时美国被描绘成“霸权主义国家”，日本永远是“军国主义的潜在威胁”，韩国则常被贬为“棒子国”。国外都是流浪汉，非法枪支。在美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日本则是充满了辐射污染，连日本刺身也不可以吃了。同时，各类抗日神剧，把日本人塑造成愚蠢、残暴的小丑；官方媒体宣传经常用“欧美帝国主义”“西方敌对势力”来解释社会问题。新闻联播里最不和谐的声音永远都是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敌对。抹黑的真实目的有三：制造敌人：没有外部“强敌”，中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转移矛盾：经济、社会、腐败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外国打压”；强化控制：让人民相信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从而更依赖中共“保护”。 四、利用欺骗手段掩盖信息，新闻早已没有自由 记忆中第一次接触到政治运动是1989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和父亲一起关注新闻里六四学潮报道。堂哥当时在读大学，尽管他的母亲打来长途电话，再三劝说他不要去游行，可能会留下污点。但他还去了。当时堂哥的行为让我觉得那时的大学生和后来不同，他们心怀天下，愿意为了民主和自由呐喊，敢于承担历史使命而不顾个人安危。我不明白他们做错了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演变成了恶人乘机而入的暴动。这个事件便是中国欺骗手段的铁证。当时作为远离北京的民众，听到的消息都是从新闻报道来。学生的非暴力运动被污蔑成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从中挑拨学生和武警导致事态不可控制。请大家留意，这是共党最常用的下作手段，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手段血腥镇压。20万武装军人面对几万学生。死伤至今无法统计。而中共报道里却只有武警被学生杀害的离谱事实。最后的手段就是惩罚和掩盖。这次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潮最终被武力干预而偃旗息鼓，很多学生被通缉，而当时我信任并敬佩的堂哥也因为参与那个事件，受到了三年不能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惩处。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也因为这个事件中支持学生的抗议导致个人前途灰暗。六四事件第一次让我感到了阴霾，学生的非暴力正义的举动、却要以个人未来发展受阻甚至以血为代价。随后这段历史仿佛没有发生过，消失在了中国历史中，消失在中国任何媒体里。 五、高筑信息茧房，防止人民知道真相 2000年正是互联网发展的年代，作为大学生的我天天都兴奋的在网上冲浪，我很喜欢的《v字仇杀队》和《黑客帝国》，还有《肖生克的救赎》这些电影让我有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He crawled through a river of shit and came out clean on the other...

作者/编辑：李之洋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在极权主义研究的经典框架中，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一直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与社会学的重要命题。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不仅通过恐怖与暴力维持统治，更通过制度化的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塑造，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阿伦特，1951）。中共体制正是此种极权模式的典型延续。 对于体制外的民众而言，中共的专制本质早已显而易见。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个体同样身处风险与困境之中。他们不仅是体制运转的执行者，更常常成为体制自我清洗与自我消耗的牺牲品。因此，分析中共体制内人为何更应放弃体制，不仅有助于理解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也有助于揭示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 一、共产体制的独裁本质与“绞肉机”效应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与“先锋队党”的理论，为极权主义政党的权力垄断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1902）。在这种体制下，个体必须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最终所有权力汇聚于党与领袖之手。 在实践中，这种高度集权必然导致“绞肉机效应”。体制不仅通过物理暴力清除异己，也通过政治运动、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周期性地吞噬自身成员。苏联大清洗（1937）、中国的反右运动（1957）、文化大革命（1966-1976），均证明了即便是最忠诚的干部，也可能在体制的自我更新中被牺牲。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的恐怖并非仅针对敌人，而是针对所有人”（阿伦特，1951）。因此，中共体制内个体的身份并非安全保障，而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其存在本身意味着时刻可能被清算，区别只在于时间早晚。 二、列宁主义模式与虚伪合法性的延续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但实质上严格延续了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集中”的代名词，党组织权威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强调“党要管一切”，这一原则延续至今。 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共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虚伪的双重结构上：一是形式上的民主与法治：宪法文本中写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至上等条文；二是现实中的党治独裁：一切权力最终归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法律和宪政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 正如林茨在《后极权主义社会》中所言：“在后极权体制中，法律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宪法沦为政治装饰”（林茨，1996）。中共体制恰恰体现了这一特征。体制内人被要求忠于宪法，却更必须忠于党，后者才是实际的安全与升迁保障。 这种虚伪的合法性结构，迫使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矛盾与撕裂之中。他们明知制度不公，却必须以维护制度为己任；他们寄望体制保障，却随时可能被体制抛弃。 三、掘墓人的历史逻辑极权体制往往在其最鼎盛时期孕育自我毁灭的力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即为典型案例。他出身体制内，却在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1985-1991）。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1989），均有体制内改革派与思想者的作用。 这表明，极权体制的掘墓人往往来自体制内部。原因在于：一是体制内思想者更熟悉制度运作与权力结构，拥有揭示真相与行动的条件；二是他们在长期矛盾中积累了思想异化，对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更为迫切；三是当体制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衰退时，体制内的背离行为将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不仅是个体的选择，更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 四、中共体制内的权力与身份结构要理解体制内人的处境，必须分析其内部的分层结构。一是权贵阶层：这是人数极少但掌控庞大财富与资源的群体。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权力已被约一百多个家族牢牢控制，他们在经济、政治与军队中具有绝对话语权（沈大伟，2015）。这一群体与体制深度绑定，他们的利益与体制存亡紧密相连。二是庞大的从属群体：包括各级官僚、干部、事业单位人员、军警系统人员。他们是体制的日常运转者，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耗材”。党内运动、纪律检查、政治整肃，使他们随时可能失去地位甚至自由。 这一结构决定了体制的脆弱性。少数权贵的高度依附，与多数从属群体的潜在离心，构成了内在张力。一旦体制衰退，从属群体出于生存考虑选择中立或背离，政权的崩塌就会迅速发生。 五、社会逻辑：从压迫到离散从社会逻辑看，体制内人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不稳定性。一是依附性与恐惧：中共体制强调上下级关系的绝对服从，下级必须依赖上级的保护，但上级本身也随时可能被清算。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普遍的不安全感；二是思想的双重性：体制外的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信息与价值观，使体制内人接触到民主、法治、自由等理念。这些理念与现实中的专制体验形成强烈反差。三是被迫的自我异化：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必须口是心非，公开场合高举忠诚旗帜，私下却可能充满不满与怀疑。这种撕裂最终会推动他们在历史节点上选择离散。 正如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所言：“当人们意识到可以过得更好，而制度却阻碍他们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托克维尔，1856）。 六、政治逻辑：从维护到放弃极权体制的稳定有两个前提：一是核心利益集团的高度团结；二是下层官僚群体的广泛服从。当第二个条件不复存在时，政权将迅速丧失运行能力。苏联的解体说明，当体制内多数人不再愿意为体制背书，极权大厦顷刻之间便可坍塌。对于中共而言，若体制内大多数个体在关键时刻选择放弃体制，哪怕仅仅是消极抵抗、不再维护，它的统治机制也将陷入瘫痪。政治逻辑的铁律在于：统治的合法性不是通过暴力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服从与合作维持的（韦伯，1922）。一旦这种合作瓦解，独裁的根基就将动摇。 综上所述，中共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部吞噬个体的“绞肉机”；它延续了列宁主义的虚伪合法性；它必然在内部孕育出掘墓人。体制内部的分层结构进一步揭示了多数从属群体与少数权贵之间的张力。从社会逻辑上看，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不安全与撕裂状态；从政治逻辑上看，他们的放弃行为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历史转折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更应放弃体制。这不仅是个体的理性选择，更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正如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极权体制的崩塌，往往源于体制内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击。体制内人的背离，既是他们自我拯救的出路，也可能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契机。体制内个体的放弃行为不仅是自我保护的必然选择，更可能成为推动体制瓦解的重要历史力量。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ose within the CCP system abandoning the system Author/Editor: Li Zhiyang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ion: tomorrow Abstract: This article...

作者：张兴贵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吴可正 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指导过工人做工，指导过农民种地，指导过作家写作，还指导过女青年杀猪，指导过精神病院，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是神吗？他只不过是格鲁吉亚的一个乡巴佬，如果没有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 权力崇拜，这种将凡人奉为“全知全能”神的荒诞现象，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极权制度土壤里滋生出的毒瘤。它以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为养料，营造出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迷雾。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嘲讽——“没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不仅揭露了个人的虚伪，更指向了极权制度的核心病灶。 一、权力的绝对集中：神坛的基石 极权制度的首要根源，在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不是分散的、受制约的，而是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点——领袖或核心集团。所有决策、资源、甚至思想，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运转。这种集中不仅消灭了分权制衡，也消灭了异见的空间。领袖被塑造成“全能”的象征，因为他掌控了一切：从军队到工厂，从课堂到厨房。于是，权力本身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质疑权力等同于亵渎神明。 二、恐惧与服从的文化 极权制度的另一个根源，是恐惧文化的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不仅是一种治理工具，更是一种心理武器。秘密警察、监控、告密制度，让每个人都生活在被窥视的阴影下。质疑领袖，后果可能是失踪、流放或精神病院的“治疗”。这种恐惧迫使人们放弃独立思考，学会用领袖的语言说话，用领袖的眼睛看世界。 更可怕的是，恐惧催生了盲目的服从文化。人们不仅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主动迎合，争相表忠心。领袖的画像挂满街道，颂歌响彻广播，不是因为他真的“全能”，而是因为群众害怕不这样做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于是，权力崇拜变成了一种集体表演，每个人都在演戏，却没人敢喊停。这种文化让极权制度得以自我强化：领袖越被神化，群众越不敢质疑；而群众越服从，领袖越觉得自己是“神”。 三、宣传的谎言 极权制度的第三个根源，是宣传机器的无孔不入。极权国家深谙“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的道理，通过控制媒体、教育和文化，将领袖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从教科书到报纸，从电影到歌曲，领袖的形象无处不在。他的每句话被奉为金科玉律，他的每项决策被吹捧为天才之举。即便粮食减产、工厂停摆，宣传机器也能把失败包装成“伟大胜利”。 这种宣传不仅美化领袖，也扭曲了现实。群众被剥夺了获取真相的渠道，只能依靠官方的“真理”。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相信领袖真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甚至连杀猪都要听他的“指导”。斯大林时代，李森科的伪科学能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宣传机器把他的荒谬理论吹捧为“革命性突破”。这种谎言的滋生，让权力崇拜的迷雾愈发浓厚，直到整个社会都迷失其中。 四、人性的从众与逃避 权力崇拜的根源不仅在制度，也在人性。极权制度善于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和逃避责任的倾向。在不确定和恐惧中，很多人宁愿将命运交给一个“全能领袖”，也不愿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领袖的“指导”看似为生活提供了确定性，哪怕这种确定性是虚假的。群众高喊口号、挥舞旗帜，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逃避思考的负担。 此外，极权制度还利用了人类对“伟大”的渴望。领袖被塑造成民族的化身、历史的舵手，让人们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宏大叙事”。这种集体狂热掩盖了个体的无力感，让人们在膜拜领袖时，误以为自己也在分享他的“神性”。然而，这种狂热只是幻觉，一旦权力崩塌，群众才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 五、历史的惯性 权力崇拜的根源还在于历史的惯性。极权制度往往并非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旧的专制传统。无论是沙皇的独裁，还是专制帝王的“皇帝”神话，都为现代极权提供了模板。斯大林的苏联，不过是将沙皇的权杖换成了红旗，依然是“一人说了算”的逻辑。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权力崇拜几乎是必然的产物，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膜拜“强人”。 权力崇拜的根源，归根结底，是对自由和理性的背弃。极权制度用集中、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社会困在其中。要打破这种崇拜，唯有回归理性与自由：分散权力，让制度制约人，而不是人凌驾于制度；鼓励质疑，让真相取代谎言；尊重个体，让每个人都能自由思考，而非盲从“领袖”。 The Roots of Power Worship Abstract: Using the Soviet Union under Stali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reveals five roots of...

作者：胡德旺 编辑：韩瑞媛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作者记述2020年赴新疆和田考察的亲身经历。通过沿途的装甲车、岗哨及与官员的对话，揭示了所谓“产业园”如同监狱，维族工人疑似被强制劳动。文章旨在以第一手见闻戳破中共关于新疆“稳定繁荣”的谎言，证实外媒报道非虚。 2020年3月，应朋友之邀，我陪同他前往新疆考察商业投资。这次实地之行，让我彻底认清了中共宣传的虚伪，也证实了外媒关于新疆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开中共一个被精心掩盖的谎言。 初抵和田：和平表象下的肃杀之气 2020年3月26日，我们抵达和田机场。刚走出航站楼，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机场广场上停着武警的装甲车，上面荷枪实弹的武警全副武装。这不是我在内地熟悉的场景，和平时期的机场，何以需要如此戒备？ 我们下飞机后，被专门人员直接接走，无法自由接触任何人。先到医院抽血化验，再送至宾馆隔离两天。等到第三天，才被允许进入所谓的“鞋业产业园区”进行考察。 “产业园”之路：战区般的戒备 从宾馆出发，路途虽不远，但一路上岗哨密布，堪称“三步一小岗，十步一大岗”。有的荷枪实弹，有的手持警棍；每隔一段路，车辆还要被拦下检查，警犬围车搜嗅。这种戒备，分明是战时状态，而非一个“社会稳定”的地区。 高墙铁网：名为园区，实为监狱 到了所谓的产业园区，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繁荣，而是高耸的围墙，上面密布铁丝网与监控摄像头。这更像一座监狱，而非一个普通工厂。进入车间，我看到许多维吾尔族员工正在流水线上工作。我想用手机拍下这真实场景，却立刻被朋友制止。他警告说：园区内布满监控，拍摄会带来严重麻烦。我只能忍痛删除那段影像。 官员的“真心话”：揭开强制劳动的面纱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与当地官员有过一段对话： 工人来源？ 官员称，这些人大多是“无业者、单身男性或有不安定倾向的人”，被集中到园区劳动。 是否有工资？ 他回答：“有，但很低。头一个月500元，第二个月600元，熟练的也许能拿到一两千。”——这一数字仅为江浙工人工资的十分之一。 若工人不服从？ 官员冷笑着说：“不用担心，他们怕汉人。捣乱的会被收拾，再不行，旁边就是监狱，直接送进去。” 后来我们确实在园区外看到了那座监狱。 能否自由外出？ 官员答：“不可以。园区有宿舍、食堂，他们平时不能随意外出。” 望着铁丝网和关卡，答案不言自明。 当问及为何要在新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官员给出了三点理由：反恐需要，把“不安定人员”集中管理；响应习近平的“脱贫”指标；以及集中管理比分散监控更省钱。 结语：谁才是谎言的制造者 这次新疆之行让我彻底认清：外媒关于“集中营”和强制劳动的报道，并非虚构；而中共媒体所宣传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亲眼所见的装甲车、岗哨、铁丝网与监狱，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恐惧与压制的写照。亲耳听到的官员回答，更让我确信：那些维吾尔族工人，并非自由的劳动者，而是被强制集中管理的人。 中共习惯指责外媒“造谣抹黑”，但实际上，它才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真相无法被铁丝网与宣传口号所掩盖，只要更多人敢于揭露、敢于发声，世界才会看到真实的新疆。 （图为机场广场前的装甲车和武警） （图为围墙带铁丝网的鞋业园区） A visit to Xinjiang made me see through...

作者：张兴贵（大陆）编辑：韩唳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一位从集中营地狱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曾留下这样的哀叹：“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绝不是最好的人，那些最好的人，早就死了。” 这句话如丧钟般回响，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在极权的碾压下，道德不仅脆弱，甚至可能成为通向死亡的陷阱。 在集中营的铁丝网内，生存是唯一的驱动力。你勇敢吗？若你反抗暴虐的看守，等待你的可能是枪口或绞架。你善良吗？若你将仅有的面包分给饥饿的同伴，你可能因此先倒下。在这样的环境中，道德的实践往往意味着自我牺牲，而生存则要求妥协甚至背叛。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道德的逆淘汰”。在极权体制的压迫下，那些坚持原则、坚守良知的人，往往最先被淘汰。幸存者并非最善良或最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学会了适应环境的人——他们可能更谨慎、更懂得隐藏，甚至更自私。这并非人性本恶，而是极权体制对人性的系统性扭曲，它让有道德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奢侈品。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有句谚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这句古谚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何在一个社会中，恶行能换来荣华富贵，而善举却导向万劫不复？答案，深藏于制度的肌理之中。 一、权力至上：奖恶罚善的制度根源 我们必须直视极权制度的本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其中法律、道德、资源都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在这样的环境中，规则不再公平，而是成为权力的附庸。 为什么“杀人放火”能换来“金腰带”？因为这些恶行往往直接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极权体制需要通过暴力、恐吓和绝对忠诚来维持统治，那些愿意执行“脏活”的人——无论是镇压异己、制造冤案，还是掠夺资源——都被视为“有用”的棋子，并因此获得财富、地位和特权。 反过来，“修桥补路”这样的善行却难以立足。因为它服务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统治者的私利。在极权者眼中，这种行为价值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因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于是，善行者不仅得不到回报，还可能被打压、被遗忘，这便是“无尸骸”的悲哀根源。 二、效率与控制：为何体制需要“恶” 极权体制之所以会“扬恶”，是因为“恶”在短期内是维持其运转的更“高效”的工具。 1. 权力的控制需求。 为了确保绝对服从，统治者必须通过恐惧和压迫来消除异议。这种手段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它限制自由、压制人性。而“善”的特质，如宽容、多元、同理心，与集权的目标天然冲突，甚至被视为软弱。因此，执行暴力任务者被视为忠诚的“自己人”并得到提拔，让恶行成为一条通往权力的“捷径”。 2. 社会控制的效率。 在极权逻辑中，效率优先于道德。恶，如暴力、监控、惩罚，能快速压制反对声音，建立表面秩序；而善，如对话、妥协、包容，则需要时间和信任，成本高昂且结果不可控。设想一位村民自掏腰包修路，方便了乡亲，却可能得罪了控制运输生意的权贵，结果不仅得不到感激，反而可能家破人亡。 因此，极权制度中的“善”往往是策略性的，它服务于权力控制，而非源于真正的道德追求。在这样的绞肉机中，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被系统性地碾碎，这不是个体的道德失败，而是制度的必然之恶。 The Moral Essence Under Totalitarianism Author: Zhang Xinggui (Mainland China)Editor: Han Li Ch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