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在中共“国退民进”时代的民主战略思考 作者：李保潭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的公民组成的……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并且尽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强大，那么这样的国家通常治理得更好” 。在当前高科技时代，要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中共下台或真正政改，只有利用其政策最有效地削弱其独裁与反动的程度，从而最大化地发展民主与法治的生存空间。所以，揭批习近平开倒车，并助力推动习近平下台，力争改革派上台，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活动最迫切、最现实、最重大的任务，中国民运应紧紧抓住时代脉搏，高度关注中国中产阶级的力量，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深度思考民营企业家与中产阶级的政治需求，从而找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佳契机与机会。 引言：汪林朋坠楼与沉默的群体 2025年7月27日，一条简短的新闻在企业界、媒体圈和社交网络中掀起涟漪：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在接受司法调查期间，从北京某高层建筑坠亡。官方通报如往常般“简洁”，原因模糊，细节缺失。但对民营企业界而言，这不是孤立的偶然，而是一个趋势的最新注脚。 习近平上台以后，至少有几十位知名民营企业老板——从房地产、互联网到制造业——被迫逃往海外、或被抓捕判刑、或在被调查被限制自由期间突然 “意外身亡”，如肖建华、许家印、吴小晖、郭文贵、贾跃亭、孙大午、王健、段伟红、包凡、林生斌等。仅仅今年4月份开始就有四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跳楼（见下表）。这些事件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民营经济，正遭遇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酷的政治与制度压力。 表1. 最近三个月连续跳楼的知名民营企业家 这份如此近似的清单，足以说明一个趋势：在“国进民退”的体制氛围中，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存在感，正被一步步剥夺。 而更危险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家——这一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上没有代言人、没有保护伞，既无法在制度内自保，也没有在制度外发声的渠道。他们的沉默，正在被政权解读为可以无限收紧的绿灯。 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路径时，不应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制度理想，而应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保护并壮大中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力量，使之成为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基础力量。 一、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现代民主的经济支柱 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多国经验表明：经济多元化推动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由此产生法治诉求与权利意识，再由法治化的中产阶级形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推动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为社会稳定与民主化的双重保障。经济学家巴林顿·摩尔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并非绝对真理，但放在中国的语境下却格外贴切。 民营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者，也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他们雇佣工人，推动创新，刺激消费，缴纳税收，并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机器的经济力量。这种经济力量，一旦获得法治保障与政治权利，就可能成为制衡权力、推动改革的重要支柱。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成长历程可谓是曲折中崛起： •1980年代：个体户、乡镇企业萌芽，经济上虽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其已经注定将焕发出蓬勃生机； •1990年代—2000年代初：民营经济快速扩张，市场机制初步确立，中产阶级规模显著扩大； •胡温时期：尽管政治改革停滞，但经济自由度相对较高，民营企业家迎来“黄金十年”； •习近平时期：从“防风险”到“共同富裕”的旗号，实质是国有资本全面渗透民营领域，“国进民退”成为新常态。 在中国语境下，民营企业家及其雇员、上下游供应商和依赖其收入的家庭，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体之一。按2023年中国统计局与民间机构综合估算： •民营企业贡献60%以上GDP； •创造80%以上的城镇就业； •提供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占全部企业数量90%以上。 这些数据不仅是经济数字，也是社会结构的映射。民营经济的衰退，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而中产阶级的萎缩，将直接削弱中国社会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动力。 二、市场经济、法治与民主化的内在逻辑 经济与政治之间并非一条单向因果链，但现代史证明：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够孕育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则是民主制度的温床。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契约精神的维护以及司法的独立。台湾在19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离不开其经济高度市场化与中产阶级壮大的背景；韩国、智利等国的经验也表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中产阶级的自信，是民主化浪潮的重要推手。市场经济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它是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原因在于： 1.产权保障需求：市场经济离不开明确、稳定的产权制度，而产权保障必须依赖独立司法和透明立法。 2.契约精神：商业活动培养了基于规则的合作与竞争文化，这与民主的政治文化相契合。 3.多元利益格局：市场经济会打破单一的权力垄断，使社会形成多中心、多利益群体结构。 亚洲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比较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台湾：1980年代中期经济高度市场化，中产阶级壮大，最终推动政治开放； •韩国：民营工业巨头与工会、学生运动共同构成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并推动了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智利：经济自由化之后，中产阶级在民选制度下扮演稳定器角色，经济发展促进了智利中产阶级的发展，反之亦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半市场经济”虽不完整，却已经部分打破了计划经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为未来的政治多元化埋下了种子。这一结构的存在，本是通往政治现代化的潜在阶梯。 遗憾的是，这一萌芽在习近平时代遭遇了全面扼杀。市场经济被国企垄断、被行政命令凌驾，法治被党纪替代，产权保护沦为纸面承诺。这不仅摧毁了经济活力，也正在切断通往政治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三、习近平时代的“国进民退”与结构性倒退 “国进民退”并非始于习近平，但在他的任内，被推到了极致。“国进民退”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习近平的政治需求，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控制色彩。 动机： 1.权力安全优先：中共担心民营经济过大削弱党的控制力； 2.财政依赖：国企可以成为政治工具和财政输血管道； 3.意识形态回潮：强调“党领导一切”，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东西南北中，都归党管！将经济资源重新收归国有。 表现： •金融领域：整肃蚂蚁金服、限制互联网巨头融资。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到银行贷款难，银行大量向国企投放低利息贷款； •实体经济：房地产行业断供式调控，教培行业“一刀切”禁令，互联网平台的严厉封控等等，通过国资委、地方国企、央企集团收购或控股优质民企，实现政治性资源回收； •制度层面：强化国企垄断地位，限制民企准入。实行司法压制，以反腐、金融安全等名义，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直接介入企业运营与所有权。 后果： •投资信心崩塌，资本外流加速； •创新能力下降，高科技产业受制于外部制裁； •大规模裁员与失业，社会焦虑上升。 这些现象不仅是经济衰退的预兆，更是民主化土壤被人为掏空的警讯。这种倒退不仅是经济上的自残，更是政治上的战略自杀——它削弱了中国社会中最有可能推动制度进步的力量。 四、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困境与心理危机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困境，主要包括缺乏明确的政治身份认定、政治保护伞不足、面对高压监管和政策不确定性、难以通过政治途径维护自身利益等等。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孤立无援： •无代表：在人大、政协等政治机构中，他们只是装饰品。 •无保护：产权得不到真正保障，随时可能被以“反腐”“安全”之名剥夺资产甚至自由。 •高压司法：纪检与司法体系失去制衡，法律程序形同虚设。 这导致企业家群体普遍心理高度紧张，部分人被迫转移资产、移民甚至放弃事业。跳楼、自杀、被捕——这些不是个案，而是压抑到极点的群体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的沉默，不是因为认同现状，而是因为缺乏安全发声的渠道。汪林朋的坠楼，是这种无声恐惧的一个冰冷符号。 五、民主运动的战略契机：对接中产阶级 在当前高科技信息时代，要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中共下台，不能依赖空洞的革命口号，而要利用其政策的软肋，削弱其独裁根基，扩大民主力量的生存空间。面对全方位武装的专制政权，单纯的街头政治或网络口号，无法直接改变政权结构。真正的突破口，在于充分利用中共的政策，扩大民主力量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家，正是这个软肋的核心——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安全高度依赖法治与制度稳定。一旦他们意识到自身命运与民主法治息息相关，就可能成为民主运动的天然盟友。为什么中产阶级是关键？ •他们有稳定收入与资产，需要法治保护 •他们具备一定教育水平，更能理解制度的重要性 •他们经济独立，不完全依赖政府救济 中国民主党应如何介入？ 1.成为代言人和舆论代表：在国际舆论场公开且持续关注、揭露中产阶级及民营企业家的困境，塑造“民主=经济安全”的认知； 2.建立信息网络：通过海外商业与学术网络，搭建信息与资源桥梁，形成海外与国内企业家的安全沟通渠道。特别需要为中国中产阶级造势和政治宣传； 3.提供援助：国内外建立理论阵营为中国中产阶级鼓与呼，在中国民营企业家遭遇打压时，提供法律、媒体、经济上的援手。 4.政策倡议：制定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减少行政干预、限制国企垄断的政策蓝图。 5.尝试扩大建立中国民主党外围组织，比如中国民营企业家互助会、中国知识分子互助会、中国中产阶级神性启迪会（引导企业家信神信灵魂信因果等等）、中国企业家行善互助会等类似互助组织，多渠道拓展其联合与互助，扩大其社会生存空间。 这样做，不仅是对一个群体的保护，更是在为未来的民主经济基础积蓄力量。其战略意义在于：保护民营企业家，就是保护民主的经济命脉。 六、结语：在废墟完全成型之前，抓住时代的脉搏 汪林朋的死亡，不应只是新闻档案中的一个数字，而应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契机；汪林朋的坠楼，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历史的一声警钟。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正在被“国进民退”的倒车碾压殆尽。如果民营经济的基石被彻底摧毁，中国社会将失去最有可能推动民主化的阶层基础。 中国民主党的使命，不仅是反对独裁，还要主动保护和扩大这一阶层的生存空间，保护并壮大那些能够支撑未来民主制度的经济与社会力量，因为抓住他们，就是抓住了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抓住他们，就是抓住了中国未来的制度希望。忽视他们，就是放弃了最现实的变革路径 历史从不等待犹豫者。中共的倒车正在摧毁四十年来积累的经济与社会成果，现在正是决定性的时间窗口——在废墟完全成型之前，我们应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让中产阶级的利益与民主运动的方向结合，让他们的呼吸与民主的脉搏同频，让中产阶级的声音与民主运动的心跳同步。 The Political Predicament of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Democratic...

作者：张兴贵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刘芳 极权体制以其高度集中、全面控制和压迫性治理为特征，历史上曾多次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然而，纵观历史，极权体制的崩溃并非源于人民的直接“推倒”，而是体制内部矛盾积累、自我崩溃的自然终结。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由极权体制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一、极权体制的内在矛盾 极权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强调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的全面控制。它通常依赖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暴力机器来维持统治。 1.权力过度集中的结构性缺陷 极权体制的核心是权力的绝对集中，通常由单一领袖或小集团掌控所有关键决策。这种结构在短期内能够高效推动政策实施，但在长期运行中暴露出严重缺陷。权力集中导致决策缺乏多元化视角，容易产生战略失误；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错误无法被及时纠正，下级为了迎合上意往往放大问题，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2.意识形态僵化与合法性危机 极权体制通常依赖宏大的意识形态来维系其合法性，如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或民族主义。然而，意识形态的僵化限制了体制的适应性，使其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冲击。 3.信息封闭与反馈机制缺失 极权体制倾向于控制信息流动，压制异议声音，以维护统治稳定。然而，这种信息封闭导致体制无法及时感知外部变化或内部问题，决策者往往生活在虚假的信息泡沫中；信息封闭还导致政策制定缺乏科学依据，长期积累的错误最终动摇体制根基。 4.经济资源分配的低效性 极权体制通常通过中央计划或资源垄断控制经济，但这种模式往往导致资源分配低效、浪费严重；长期的经济困境侵蚀了体制的物质基础，削弱了其对民众的吸引力。 5.社会控制成本的递增 极权体制通过暴力、监控和宣传维持社会控制，但这种控制的成本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上升。为了压制异议，体制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秘密警察、宣传机器等，最终导致财政不堪重负。社会控制成本的上升不仅耗尽了财政资源，还进一步疏远了民众，使体制的合法性进一步受损。当控制成本超过体制的承受能力时，崩溃成为必然。 二、极权体制自我腐烂的机制 极权体制的崩溃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内部矛盾长期累积、腐烂过程逐渐显现的结果。 1.官僚体系的腐化与低效 极权体制依赖庞大的官僚体系执行政策，但官僚体系的扩张往往伴随着腐败和低效。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竞争，官僚机构倾向于自我保护、推卸责任，导致政策执行力下降。 2.精英阶层的分裂与背叛 极权体制的稳定性高度依赖统治精英的忠诚，但当内部矛盾加剧时，精英阶层往往出现分裂。部分精英可能因利益受损、意识形态幻灭或对体制前景的悲观而选择背叛。这种分裂往往在关键时刻（如经济危机或外部压力）暴露出来，成为崩溃的催化剂。 3.民众的被动抵抗与信任危机 虽然极权体制的崩溃很少是人民直接“推倒”的结果，但民众的被动抵抗在体制腐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动抵抗包括怠工、低效劳动、逃避管制等行为，这些行为虽然不直接对抗体制，却显著削弱了其运行效率。同时，民众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体制的困境：当民众不再相信体制的承诺，体制的动员能力大幅下降，最终导致其无法有效应对危机。 这些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官僚腐败导致经济低效，经济困境引发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加剧控制成本，控制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经济基础，最终导致精英分裂和体制崩溃。 三、极权体制崩溃的启示 极权体制的自我崩溃机制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深刻启示： 1.权力制衡的重要性 极权体制的过度集中导致其缺乏自我纠错能力，权力制衡的缺失是其腐烂的根源。相比之下，民主体制通过分权和监督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部矛盾，延长体制的寿命。 2.经济效率与社会信任 经济效率是体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极权体制的经济低效往往引发社会不满，最终导致崩溃。现代社会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公平的资源分配，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巩固体制的合法性。 3.信息开放与反馈机制 信息封闭是极权体制的典型特征，但这也使其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开放的信息流动和有效的反馈机制能够帮助体制及时调整政策。全球化时代，封闭的体制难以抵御外部影响。现代社会需要通过开放合作和国际交流，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避免因封闭而导致的崩溃。 极权体制的崩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启示：权力的傲慢与封闭是体制最大的敌人，而开放、包容与自我纠错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石。任何政治体系要想长久维系，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保持经济活力、开放信息流动并赢得社会信任。 The Mechanism of Totalitarian Self-Collapse Author: Zhang Xinggui   Editor: Zhou Zhigang   Managing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iu...

作者：时机 2025年10月12日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刘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弹压下日本,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接着,是四国占领德国。苏联占东德,法国占鲁尔地区,英国占一部分,美国占一部分。美国不是将德占区的德国人往死里整,他们知道：共产主义是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而美园是要拯救自由世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每天用军用飞机运送一千多吨物资到占领区,当时抓经济的是艾哈德,总理是阿登纳,两人配合默契,他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德国人很争气,1990年10月3日就全德统一了。当德国还在恢复元气的过程中,他们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当各行各业没涨工资的时候,教师队伍却连涨几级工资,使各行各业无数优秀的人才涌入到教师队伍,见《第四帝国》一书,这就奠定了德国工业的强大基础。德国的领土面积只有35万多平方千米,人口有近9000万人。他们生活得既尊严又幸福。他们没有绝对贫困者,他们实行的是高税收制,即所谓的“劫富济贫”。 例如：你每月的收入是5875欧元,你要缴纳42%的税,你本身还有3355.3欧元,另外上公立学校不要钱,医疗不要钱,他们许多人是租房,因为租房很便宜。他们的福利很诱人。 所谓贫困者的日收入为160欧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高收入者日收入366.69欧元(约合人民币2750.175元),两者相差只2.29倍。而中国的地铁零时工每月只有2500元,还不包吃住, 除去4天休息,每天只有96元,合每小时12元。扫地的环卫工(农民工)也一样。工资太低,使中国正常男人3～4千万人或4~5千万人找不到老婆,因贫困而每天自杀者不知有多少？这只是中德的一个对比。 ...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10·9锡安教案”中，中共跨省抓捕牧者、查封教会，暴露其对独立信仰的恐惧与打压。锡安教会坚持信仰，彰显良心与自由的力量，呼吁国际社会声援所有受迫害信徒，捍卫信仰自由与人权。 2025年10月9日，北京锡安教会再次成为中共暴政的牺牲品。至少三十名牧者与同工被抓捕或失联，聚会场所被查封，教会财产被没收，部分教牧人员的家属也遭到威胁和骚扰。这场跨省镇压行动涉及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地，被教会称为“10·9锡安教案”，是近年来中国家庭教会遭遇的最严重迫害之一。 从2018年的“12·9秋雨教案”到今日的“10·9锡安教案”，中共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系统性打压，暴露出它对独立信仰力量的深深恐惧，也揭示了专制政权将宗教自由视作政治威胁的冷酷逻辑。 作为同为基督徒的我，内心深感煎熬。 北京锡安教会由金明日牧师于2007年创立。短短十几年间，它便成长为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重要代表，拥有约1500名会友。尽管长期受到打压，锡安教会仍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在全国约40个城市建立百余处植堂。疫情期间和多轮政治整肃之下，锡安依然坚持广传福音、牧养信徒，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榜样与祝福。 然而，这份忠诚与坚韧，并未换来宽容与理解，反而使他们成为中共眼中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精神力量，往往被视为潜在威胁。家庭教会的存在，不仅挑战了官方“三自教会”的垄断话语权，更触碰了中共对社会与信仰全面控制的根基。 所谓“宗教管理”，实则是政治压迫的系统化操作——查封聚会场所、没收教产、抓捕牧者、恐吓信徒、威胁家属。这一切都在证明：在中国，信仰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一种随时可被剥夺的特许。而那些坚持良心与信仰的牧者与信徒，随时可能成为权力机器下的牺牲品。 更令人警醒的是，这种迫害正被中共当作国际政治的筹码。 在中美关系紧张、外交摩擦频繁的背景下，中共通过抓捕基督徒、限制宗教活动，试图将信徒的人身自由转化为对外施压的工具。锡安教会的牧者和信徒，被迫卷入这场不义的政治博弈中。以信仰者为人质，以宗教自由为交换筹码，是对国际关系与人类道义的赤裸亵渎。 历史上，中国家庭教会早已在高压中前行。 王怡牧师在《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中写道：“信仰的抗命，是对邪恶制度最理性的回应。”家庭教会所坚持的，并非政治对抗，而是人对上帝的忠诚，是良心与信仰的自由。然而，中共却不断将信仰政治化，把牧者的抓捕、信徒的失联包装为“维稳措施”，并企图以此在外交舞台上牟取人权议题的利益。 这种赤裸裸的政治操弄，暴露了中共统治逻辑的野蛮与无底线。 自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持续升级。从强制关闭聚会场所、没收教产、封禁线上布道，到迫使牧者签署“政治承诺书”，控制与监控的力度层层加码。疫情期间，线上聚会也被列入“网络管控”范畴，信徒遭约谈、聚会被封禁。 如今的“10·9锡安教案”，更以跨省抓捕、联合威胁的形式，将信仰自由完全纳入国家暴力的掌控之中。中共眼中，宗教不再是社会良心与人心的安慰，而是潜在风险，甚至可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这种逻辑不仅侵蚀中国的宗教生态，更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危险信号：当信仰与人权被政治化，当牧者与信徒被视为可交易的工具，一个政权的道德底线已然崩塌。 国际社会长期倡导人权与信仰自由，而中共却以抓捕牧师、骚扰家属的方式挑战这一底线，试图用恐惧抑制舆论、操纵外交。这种行径昭示出其在全球舞台上缺乏任何道义约束。 然而，暴政并未摧毁信仰。 锡安教会及其众多同工依旧在全国各地维系牧养网络，继续传扬福音。哪怕付出自由与安宁的代价，他们仍以行动见证良心与信仰的力量。锡安教会的坚持，正提醒世界：权力可以束缚身体，却无法征服灵魂；暴政可以压迫教会，却无法熄灭信仰。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阿们。 “10·9锡安教案”也揭示出，中共以信徒的人身自由作为政治筹码，是对国际道义和基本人权的公然挑战。 面对这样的现实，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回应——声援被迫害的牧者与信徒，呼吁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要求中共遵守宗教自由与基本人权原则。 唯有全球舆论与行动的共同施压，才能让中共明白：以信徒为人质的策略，不仅不道德，更注定失败。 今日的锡安教会，以及所有中国家庭教会，正在以苦难为代价，为全球信仰自由立下见证。 他们提醒世人：良心与信仰的自由，乃是任何政权都无法剥夺的天赋权利。若中共继续把牧者与信徒当作政治筹码，它不仅将在道义上被唾弃，也将在历史与国际社会中自食恶果。 暴政能够压制信仰的外在表达，却无法阻止信仰力量的传播； 它能囚禁身体，却无法征服灵魂。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共将信仰政治化、工具化，其行径尤显卑劣。牧师与信徒被迫成为政治谈判的棋子，他们的信仰与自由，被中共当作利益交换的货币。 面对这种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明确表态：信仰自由不可剥夺，牧师不应成为人质，信徒的人身安全不能成为政治交易的代价。 锡安教会的勇气与坚守，将成为中国教会乃至全球信仰自由的象征，而中共的恐吓与迫害，只会让其政权更加孤立与脆弱。 信仰的力量，终将超越专制与暴政。 正如圣经所言：“这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应当知道，世界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18节） 锡安教会的受苦，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受苦，也是普世基督身体的受苦。 他们的坚韧与信心，将继续提醒世界：信仰自由不可践踏，人的尊严不可被利用，政治权谋不可凌驾于神圣良心之上。 在全球舆论与国际关注之下，中共若继续将信徒当作人质，它的专制本质只会更加赤裸。锡安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的坚守，不仅是对暴政的控诉，更是对全人类良知的呼唤：自由、尊严、信仰——这是任何政权都无法夺走的核心价值。 上帝必安慰受难的信徒，而中共必将面临最终的审判。 （图为金明日牧师被捕文件，中国公安的官方拘留通知在如此大案都能犯低级的时间错误：落款2025年9月26日的通知说2025年10月12日已将人刑拘。）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哥林多前书 12:26 中共越是逼迫教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教会越会团结在一起复兴教会。 （图为2025年10月11日 美国前进教会为锡安教会受逼迫基督徒祷告） （同日，美国各地基督徒发起线上为锡安教会的祷告会） The CCP’s Cross Hostage Strategy Author: Zhang ZhijunEditor: Li Congling  Chief Editor: Luo Zhifei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by: Lyu Feng In the '10·9...

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2025年9月，浙江绍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故——9月13日深夜，地铁末班车收车之后，四名清洁工人在作业中穿越二号线路铁轨时，被一架驶回车厂检查的列车撞到，造成三人身亡一人受伤。事件直到11天后的24号才被报道，官方公告草草了事，全网随即陷入噤声，在官家眼里三条生命的消失不值一提。 稍微了解社会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事件，此类悲剧已经发生多次。 2018年8月7日，深圳龙华区大浪街道悠山美地家园小区的河道箱涵中，两名清淤工人刚结束作业，准备离开时暴雨突至，洪水迅猛灌入涵洞。导致一人被冲走失踪，第二天才在下游观澜河找到遗体。 2019年4月10日，深圳再次遭遇暴雨。罗湖区与福田区约25名工人在清理水沟时突遇洪水，十多人被冲走，最终确认10人死亡、1人失踪。 两次事故，暴雨早已在气象预警之中，可就在倾盆而下的前夕，领导仍让工人冒险工作。 2023年7月，南京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避雨时被暴涨的积水冲走。三天后，她的遗体才在下游被找到——她在工作岗位上丧命，却无人被追责，反而被美化成“英勇绿化工人”。在极权的逻辑中，用生命为其献祭，即为典范！ 同年5月，贵州毕节6名教师被领导要求下河捡鹅卵石，装饰校园迎检查。上游水电站突然泄洪，河水暴涨，两人不幸溺亡。事后，校方矢口否认这项行为是学校要求，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上班时间，教师会下河捡石头。 中国的“马路天使”清洁工，一不小心就可能真的成为“天使”。2013年云南、2013年长春、2014年呼和浩特、2014年深圳、2014年郑州、2015年北京、2017年哈尔滨——不同城市，相同惨剧：清晨或深夜清扫道路的清洁工，被疾驶的车辆撞死。这样的悲剧屡次上演。城市每天都在苏醒，而他们，也许明天就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一连串的死亡，反映出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危险是常态，保护是空谈。安全监管成了摆设，预警信息止步于办公室，责任层层外包，工人签着临时合同、拿着微薄工资，却要承担生命的全部风险。出了事故，媒体报道三天，舆论关注一周，随后一切归于沉寂——赔偿草草，责任人“停职检查”，体制“吸取教训”，然后一切照旧。 而政府的冷血，更令人作呕。他们热衷于制造“发展奇迹”，举办阅兵、政绩展示、光鲜宣传，却从不在意基层的血肉。他们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普通人的生命只是生产成本。绍兴无人驾驶地铁的悲剧背后，是极权制度和盲目机械化形成的“绞肉机”；贵州教师溺亡事件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上级检查的盲目迎合。 官僚体系阿谀奉承、热衷面子工程，却对老百姓冷酷无情，尤其是底层民众——在体制眼中，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丢几条烂命无伤大雅。在“九三阅兵”上，政府可以精准调动万人队列，却无法保证最原始的生命安全——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保护普通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里。 这些逝去的工人、教师、环卫者，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遗言，也不会被写进官方年鉴。他们只是用生命提醒世人：这个不保护弱者、对死亡习以为常的社会，才是我们“繁荣盛世”下的真相。 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不在于高楼与地铁，而在于那些清扫街道、疏通暗渠、修剪绿化的普通人，能否平安回家。 我们不要成为极权统治下的个体牺牲品，我们要的是一个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以人性为根基的国家。 The Vanished Workers Author/Editor: Zhong RanEditor-in-Chief: Luo Zhifei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Lyu Feng In September 2025, a shocking...

——兼论其在专制体制后的平权效应 作者：劳绍海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今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举行了《同庆中秋，共话民主》的聚会活动，聚会上除了中秋联谊和民运运动讲述外，重点讨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生存尊严的冲突纷争机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精神与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共同体中以理性、平等、程序化的方式处理分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投票本身，而在于“如何讨论、如何做决定、如何服从多数而不压迫少数”。在这一点上，美国军事工程师亨利·罗伯特（Henry Robert）在十九世纪中叶所编纂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可谓为民主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个精密的“程序框架”。 这一规则体系在议会、公司理事会、非营利组织、教会、党团、军队、学生社团甚至社交游戏中被广泛采用。它规定了会议的召开程序、发言顺序、动议与修正、表决与记录的方式。表面上，它只是“会议管理”的手册；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体现了民主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通过制度化程序来约束权力，保障平等表达，并以透明的方式达成集体决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内在关联；其次，探讨当这种规则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尤其是共产独裁体系的基层组织时，如何反而促进了一种“程序化的权利保护”；最后，以“被斗争失败一方的权贵家族”为例，说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程序化的民主机制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隐性支柱，从而慢慢完成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 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精神 1. 平等与程序的结合 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平等”是价值目标，“程序”是实现路径。罗伯特议事规则要求每一位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均有权提出议案、质询、发言与表决。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障。例如，在议事过程中，“动议”（motion）必须得到“附议”（second）后方可进入讨论阶段。这一设计防止了任何个人垄断议题。发言顺序通常由主持人依次点名，且要求反对与支持双方轮流发言。即使是少数派，也有机会表达异议并被正式记录在案。这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生动体现。 2. 冲突的制度化 民主并非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转化为制度化的讨论。罗伯特议事规则把情绪化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可管理的“程序竞争”。发言需针对议题，修正案必须明确具体，投票必须公开或依规定方式进行。这使得政治过程不再依赖领袖的个人威望，而依赖于程序的正当性。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即便结果不公，过程仍可信，以后仍可通过词机制来解决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说：“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决策结果，而在于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即程序正义。” 3.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独立于民主制度存在，它是民主制度的“操作系统”。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则提供了权力运行的细节逻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乃至军队委员会中，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不流于口号，而成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它让少数派的声音在被否决时仍被尊重，让多数派的决策在被执行时仍具合法性。换言之，它不是民主的象征，而是民主的机制。 二、专制体制下的意外效应：程序的自我扩散 有趣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运作。当它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内部，尤其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权体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程序性张力”——它在表面服从权威的同时，也在内部重塑权力关系。 1. 从集中到分权的细微过渡 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少数服从多数”相似，但实质不同——前者是权力指令，后者是程序共识。天壤之别的是：人是利益的动物，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是程序正义的化身。然而，在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地方基层组织（如工会、职代会、村民自治组织）中，随着会议管理规范化，某些“罗伯特式”的程序被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谁可发言、如何提出议案、如何投票、如何记录决议。结果，这些看似无害的程序，反而为基层成员提供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表达空间。这种程序化表达使“权力命令”不再是单向的，而带有某种合法性约束。例如，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选举与职工代表大会中，“举手表决”与“会议记录”的规范化，让原本不被信任的投票过程获得了部分公信力。 2. 权利的“副产品” 程序化的民主机制，即使在独裁体制下，也会生成意想不到的权利副产品。因为一旦会议过程被固定、记录、归档，个人行为便可追溯；而追溯意味着问责。在苏联后期与中国改革初期，党内会议开始使用更系统的议事程序、会议纪要、投票统计。这些举措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却客观上让下级有了某种“制度庇护”——任何命令都需有程序依据，任何处分都需有会议记录。这种形式的“程序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断决策带来的任意伤害。 三、斗争失败者的意外保障 在极权体制下，“阶级斗争”常常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清算。历史上，被斗争的一方往往失去一切：财产、身份、发言权乃至生命。然而，当罗伯特议事规则式的程序逻辑渗透进体制运作后，即便是“失败者”，也开始获得某种象征性乃至实质性的保障。 1. 程序作为冷静的中介 斗争中最残酷的时刻，往往是激情压倒理性、群体压倒个人。当决策被迫经过会议程序、需要表决和记录时，程序成为理性的缓冲器。它迫使参与者停下来思考：“是否有正当理由？”、“是否应让对方陈述意见？”即使最终结论仍然不公，程序过程本身也在降低暴力的烈度。正因为此，部分共产党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后，开始重新强调“会议纪律”“发言秩序”“表决程序”，这正是社会对“程序文明”的重新追求。 2. 权贵家族的“程序庇护” 或许很多人痛恨专制体系中既得利益者，但是专制内也是有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理性的，甚至可以功利地看待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即便是曾经的权贵家族，也可能通过程序正义获得部分尊严的回归。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反”过程为例，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之所以能获得平反与补偿，正是因为当年的会议记录、处分决议、档案程序被保留——这些文书成为程序正义的证据。换言之，程序留下了历史的凭证，也给了失败者复原的可能性。如果专制既得利益者对平民有犯罪则追责其犯罪事实，但是他如果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依然应能得到适当保护，与其犯罪事实独立处理。如果他没有犯罪，政治斗争失败者更需要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体现民主体制的可贵，才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如果民主体制的支持者量变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变，即向民主社会转型。 这正体现出罗伯特议事规则精神的深层力量：即便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制度化的程序正义仍然是权利最后的避难所。 结语、民主的普适逻辑：从规则到文化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能组织会议，更因为它把“民主”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习惯。当人们习惯于等待发言顺序、习惯于以表决定夺、习惯于记录与归档，他们就不再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的参与者。在这种文化内化之后，即使权力仍然集中，权力行使者也必须顾及程序的形式；而形式的约束，终将孕育出实质的约束，只要社会发展的时机成熟，很有可能会转型孕育出一个初级的民主社会。正如法律学者所言：“程序的形式化，往往是自由的开端。”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意义，远超会议管理。它代表的是一种“以规则约束权力、以程序平衡利益”的现代政治智慧，它是民主的种子与制度的延展。在民主社会，它是公民参与的操作指南；在专制社会，它是秩序中孕育公正的裂缝。当一个体制——即便是共产独裁体制——开始在内部采用程序化的决策方式，社会的政治文化便悄然发生变化：权力不再全然是意志的体现，而是程序的结果；决策不再只是斗争的胜利，而是规则下的妥协。而这种变化，正是民主的真正萌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s Rules of Order and Democracy—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