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张  宇                小洛熙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的光景了。 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尚未学会说话，尚未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却在一场本应救治生命的医疗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当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做出了关键决定？手术是否必要？风险是否被充分评估？责任是否存在？制度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应当成为事件发展的中心。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却看到了一幅越来越荒诞的画面。围绕小洛熙死亡本身的讨论逐渐被边缘化，而围绕她父母、支持者以及发生者的关注却不断增加。那些要求公开调查的人被警惕，那些持续追问的人被质疑，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提供帮助的陌生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原本应当面对质询的对象逐渐退到幕后，而提出质询的人却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仿佛在不知不觉之间，问题已经发生了转换。 一个婴儿为什么会死，似乎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还有人不断追问她的死亡，反而成为新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面对悲剧时，如果焦点开始从事实转向提问者，从责任转向质疑者，从调查真相转向管理舆论，那么真正被改变的就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处理问题的逻辑。 人们会发现，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总有一种熟悉的轨迹不断重复：问题出现、公众追问、舆论升温、讨论的重心开始转移；不再是谁造成了问题，而是谁在传播问题；不再是谁应该负责，而是谁在组织关注；不再是真相是否被查明，而是声音是否被控制。于是，真正的问题被不断后移，而提出问题的人则越来越靠近风暴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小洛熙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医疗责任的讨论。 它正在变成一面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不只是一次医疗争议，而是一套更加深层的治理逻辑：当中国共产党无法迅速消除问题时，它往往会优先消除问题带来的影响；当真相可能引发更多追问时，追问本身便会被视为风险；当公众要求解释时，管理公众有时比解释问题更加重要。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想讨论的，并不是某一场手术的技术细节。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失去了生命。那么今天，究竟是谁还在害怕真相？ 从医疗事件到维稳事件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当一名婴儿在医疗过程中死亡，事件的发展方向应该十分清晰：公众关注事实，媒体追踪调查，家属要求解释，监管机构查明责任。整个社会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运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在中国，许多公共事件的发展轨迹却往往截然不同。 最初，人们讨论的是事故本身，但随着时间推移，讨论的重点却逐渐从事故转向舆论，从责任转向稳定，从真相转向控制。原本应当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的决策过程、监管机制和责任链条，反而慢慢退到幕后。而那些不断发声的人，那些要求调查真相的人，那些拒绝接受含糊解释的人，却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并非偶然。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建立的治理逻辑中，许多公共危机首先被定义为“稳定问题”，其次才是“责任问题”。当一起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时，体制最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公开透明地回应质疑，而是如何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影响。于是，一个原本关于生命与责任的事件，开始被纳入维稳框架之中。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最具争议、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府不会害怕调查，因为调查能够证明自身的清白；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政府不会害怕追问，因为追问能够帮助发现问题；一个真正相信法治的国家不会害怕公众监督，因为监督本身就是法治运行的一部分。 但当一个政权对质疑表现出本能的紧张，对讨论表现出持续的警惕，对公众形成共识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时，人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维护真相，还是在维护权力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经常强调“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但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优先顺序：首先考虑舆情是否可控，其次考虑事件是否扩散，然后才轮到责任是否厘清。这样的逻辑之下，生命容易被抽象成为数字，家属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社会关注则被当成需要处置的对象。 也正因为如此，小洛熙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医疗争议。它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痛，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惯性：当问题出现时，中共体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回应问题，而是如何管理问题带来的影响。 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今天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婴儿的死亡，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悲剧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在寻找真相，还是在寻找让人停止追问真相的方法。 帮助他们的陌生人也会成为目标？ 如果说小洛熙父母遭遇压力还可以被解释为维稳体系对于“事件当事人”的惯性反应，那么更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那些与事件毫无直接关系、只是出于同情和良知而提供帮助的人，也开始成为被关注和被怀疑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当一个家庭遭遇重大不幸事件时，来自社会的支持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陌生人捐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志愿者协助整理资料、媒体帮忙传播信息，这些都是公民社会自发运转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信任，也意味着当个体面对强大机构时，不会被迫独自承受一切。 然而在中国，这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却经常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小洛熙事件，当一些陌生人从全国各地到宁波来声援家属、帮助维权、陪伴他们继续追问真相时，围绕这些支持者的质疑和警惕也随之出现。在一些官方网络舆论中，人们熟悉的标签再次出现：有人被怀疑是“境外势力企图分裂”，有人被暗示“借机炒作”，有人被怀疑是“别有用心”，有人甚至被指责是在制造对立、影响稳定。 这样的逻辑其实并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公共事件时，往往并不把公民之间的自发组织视为社会活力的一部分，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潜在风险。因为对于高度依赖集中控制的治理体系而言，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人们开始因为这个事件而形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联接。 这正是维稳逻辑最核心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害怕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引发的社会共鸣。 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体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回应质疑；面对社会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如何公开信息。相反，更多精力被投入到控制影响、限制扩散和削弱关注之中。原本应当被鼓励的社会互助，被怀疑为有组织行动；原本应该被尊重的公民参与，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维护秩序。但从更深层来看，它反映的是一种对社会自主力量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维稳体系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当问题无法迅速解决时，注意力便转向那些持续关注问题的人；当公众无法被说服时，重点便转向如何减少公众之间的联系；当真相无法尽快平息争议时，管理争议本身往往会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 然而，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人们给予家属支持都能被视为风险；如果普通公民表达同情、提供帮助都可能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如果社会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联结都需要被纳入维稳视野，那么真正受到威胁的，究竟是社会稳定，还是社会本身？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什么？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 它害怕的，是人们通过一个事件开始形成共同认知；害怕的是原来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种愤怒而站在一起；害怕的是公众在官方叙事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判断体系。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宣传系统和严密社会控制体系的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管理现实，更是管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当一种解释能够被普遍接受时，统治成本会大幅降低；但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得出结论时，中共独裁者的权力对于社会认知的控制力就会逐渐削弱。 因此，中国共产党最敏感的，从来不是单个受害者，而是受害者背后逐渐形成的公共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小洛熙事件所触碰的，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愿意面对的东西——社会自发形成的信任与联接。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帮助；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交换信息；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独立思考。这种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独立公共空间的出现。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最警惕的，恰恰就是这种不依赖中共权力授权而形成的公共力量。 对于任何权力而言，最难控制的从来不是愤怒。 而是觉醒。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一个政权是否自信，也不在于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权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 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最需要被管理的是声音，最需要被压缩的是讨论，最需要被警惕的是关心她的人，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谁在害怕真相？ 因为真相从来不会伤害一个正当的制度。 害怕真相的，绝对不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不是要求解释的公众，也不是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真正害怕真相的，永远是那些无法面对真相的人。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

作者：漠北独侠 漠北孤侠@baodiantimes 在极权政治的叙事逻辑中，“控制”与“渗透”永远是一体两面的核心课题。海外媒体披露关于北京计划在严密监控下，允许“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类特定人群通过官方合规通道访问国际互联网的消息，恰恰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最新的注脚：“暴力”+“谎言”治国。这绝非中国互联网走向真正开放的信号，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数字出征”。其背后折射出的，依然是这个政权赖以起家且从未动摇的治国方略——“枪杆子（刀把子）+ 笔杆子”，即“暴力”加“谎言”的现代翻版。 核心逻辑的“与时俱进”：旧瓶装新酒的数字传教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此次大幅扩大体制内人员“持证翻墙”的范围，其一贯逻辑与一个甲子前向东南亚及全球输出红色共产理论、鼓动暴力颠覆别国政权的做法并无二致。 六十年前，输出的是粗砺的阶级斗争口号； 而今天，裹挟在高效、快速、极具煽动力的互联网叙事中的，是精心包装的“大外宣”话语。 在对内筑起更高、更严密的“网络防火墙”，严厉打击普通民众使用VPN等“翻墙”行为的同时，官方却组织起一支“政治绝对可靠”的互联网正规军。这种“只许我输出，不许你流入”的策略，旨在国内形成彻底的信息真空，在国外实现精准的舆论污染。这本质上是一种披着互联网技术外套的隐密意识形态输出，其性价比更高，爆发力更强，破坏性也更具隐蔽性。 环环相扣的“大棋局”与混乱制造者 这套日臻成熟的“网络舆论战”与“混合战”战法，在近年来的国际局势中已初显成效。从欧洲极右翼与极左翼思潮背后的网络水军推波助澜，到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认知战，再到东亚邻国的舆论分化，其终极目的清晰可见：唯恐天下不乱，趁乱谋取地缘利益。 在这盘步步惊心的大棋中，互联网舆论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整体战略紧密交织： 供应链武器化：从稀土等稀缺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到关键药品的供应链卡脖子。 灰色地带冲突：从频繁发生的关键海底光缆“意外”中断事件，到由国家背景黑客发动的针对西方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军队攻击。 终极宏大叙事：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点火”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将全人类的命运、数据、言论与财富都攥在极权手心的威权乌托邦。 破局之法：打破不对称，重筑自由世界的防线 面对这头兼具暴力与数字化谎言的庞然大物，国际社会与自由力量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被动的“对等原则”，势必将在不对称博弈中节节败退。破解这套“数码极权输出”的组合拳，必须直击其痛点： 打破信息黑箱：定向精准“推墙” 既然北京最恐惧的是国内民众获知真相，那么自由世界最强有力的反制不是被动防御其“外宣”，而是主动向中国国内定向输送真实，未经过滤的信息。加大对反封锁技术（抗审查翻墙工具、卫星互联网等）的研发与资金投入，让中国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连接世界，从根本上瓦解其国内的洗脑基本盘。 建立法律与技术防火墙：严惩“持证网军” 国际社交平台和西方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在省级、国家级网信办层层政审、备案后“奉旨出征”的账号，绝非普通网民，而是由国家机器驱动的“舆论军人”。必须建立严格的身份溯源机制，对于来自特定官方通道、有组织操纵舆论的账号，应果断予以封禁和制裁。同时，在法律层面将此类行为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隐蔽干涉。 强化基础设施弹性与技术反制 针对黑客攻击、切断海底光缆、供应链要挟等物理和数字层面的混合威胁，自由阵营必须加快推行供应链重组与去风险。建立多轨制的备用网络（如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免疫力，并在遭受国家级网络攻击时，保留实施“对等反击”的威慑能力。 历史早已证明，依靠暴力维持的体制，必须依赖谎言来续命。企图通过选派大量党员干部冲进国际互联网来抢占所谓的“宣传制高点”，恰恰暴露了其对自由信息和真相进入国内的极端恐惧。多披一层互联网的外套，改变不了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 自由世界唯有放弃幻想，以攻代守，方能在这场数字时代的文明攻防战中，彻底粉碎其威权扩张的迷梦。早已是惊弓之鸟的中共，妄图以互联网之“网”护其政权免于崩溃，妄想症再次加重而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君不见星链和美国的破墙计划歩步为营、进逼围剿，挣扎茍活的中共只能望“网”兴叹、徒唉奈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The "New Gate" of the Great Firewall: From Exporting Red...

之一：国共内战。 八年抗战，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光荣。但是此后的国共内战，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耻。当打败共同的敌人后，即便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我们竟然没有智慧和诚意找到一个和平建国的可行办法。淮海大陆，140万中国儿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当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把刺刀恶狠狠地捅进另外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胸膛的时候，无论是毛还是蒋，都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几年前，《大决战》上映，面对这种手足相残，电影院里一片欢呼，这欢呼，是这种耻辱的更耻辱的注解。 之二：北韩冤魂。 无论那场战争，胜也罢，败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把半个韩国的人民圈于一个人类最残暴的政权下60年！是我们使他们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中受尽煎熬！历史不会原谅我们的！感谢美国吧，使我们的罪孽减少了一半。 之三：反右。 摆出谦虚的态度，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实际却是“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世界上，除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欺骗，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吗？ 之四：三年饥荒。 ...

作者：杨大鹏 这些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建设所谓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数以亿计的摄像头遍布城市街道、车站、商场、小区、学校以及乡村路口。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声称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感知、精准管理和实时监控。然而，一个尖锐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始终摆在人们面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摄像头无处不在、人脸识别技术高度发达、个人信息几乎被全面收集的国家，仍然不断出现儿童失踪、人口拐卖以及长期无法侦破的案件？如果一个普通群众闯红灯，摄像头可以迅速识别身份；如果一辆汽车违章，系统可以立即锁定车主；如果有人在网络上发表敏感言论，相关内容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删除，发布者也可能被有关部门关注。那么，为什么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失踪之后，却常常多年没有结果？ 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运行逻辑和政府责任的问题。中国政府长期强调“维稳压倒一切”。据公开资料显示，每年投入维稳和监控体系的资金规模极其庞大。从遍布全国的摄像头网络到大数据分析平台；从人脸识别系统到手机定位和信息追踪，普通民众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套庞大的监控体系最主要的功能似乎并不是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安全，而是维护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当民众上访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发现；当异议人士组织活动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锁定；当维权人士发表批评意见时，监控系统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当政府认为某些声音“不稳定”时，相关人员甚至可能被提前约谈或限制行动。然而，当一些家庭寻找失踪孩子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却往往是漫长的等待、有限的信息以及无尽的绝望。许多失踪儿童的父母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走遍全国，耗尽积蓄，失去工作，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有些家庭最终找回了孩子，但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有更多家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答案。最令人不安的，并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透明和缺乏问责。公众不知道调查进展；公众不知道案件细节；公众不知道相关责任人是否受到追究；公众不知道案件为何长期没有结果；公众甚至不知道那些失踪的孩子究竟去了哪里。在一个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各种猜测和怀疑自然会不断滋生。有人怀疑拐卖网络长期存在却未被彻底打击；有人怀疑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案件调查；有人怀疑某些利益链条长期存在而缺乏有效监督。 ...

作者：钱钰琳     很多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获得了极大提高。法律规定男女平等，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参与社会生活。然而，当我回顾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以及后来在海南海口一家医院担任护士期间的所见所闻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许多针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我出生并成长于中国。从小到大，我经常听到“男孩是传宗接代的”“女孩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之类的话。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一辈人的观念，但它们实际上仍然影响着许多家庭对于男女价值的判断。 后来，我在海南海口一家医院担任护士。在医院工作期间，我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女性患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许多女性在面对家庭和社会压力时表现出的无奈。 一次深夜值班，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被送进急诊室。她穿着一件已经被撕破的睡衣，左脸肿得很高，嘴角还残留着血迹。陪她来的邻居告诉我们，她是被丈夫打伤的。处理伤口时，我轻声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后来，她才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丈夫喝酒后经常动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医生建议她报警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她紧紧攥着病历本，小声说：“如果我报警，他出来以后会打得更厉害。孩子还在上小学，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地方去。”那天晚上，她在观察室里坐了很久，天快亮时才离开。几天后复诊时，她依然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在医院工作期间，我曾见过多名因家庭暴力受伤的女性。有一位年轻母亲因为被丈夫推下楼梯导致手臂骨折，却对外声称是自己“不小心摔倒”；还有一位中年女性长期遭受丈夫辱骂和殴打，来医院时总是神情紧张，稍微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就会下意识地缩起肩膀。她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是不知道离开之后该如何生活。 除了家庭暴力问题，我还看到许多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记得一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来做产检。检查结束后，她婆婆立刻把我拉到一旁，小声问：“能不能看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当我告诉她医院不能透露胎儿性别时，她明显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那位孕妇站在旁边，尴尬地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几次产检，她都是一个人来的。一次抽血时，她突然对我说：“如果这胎还是女孩，我婆婆肯定又要闹。”说这句话时，她勉强笑了笑，但眼圈已经红了。她告诉我，自己已经有一个女儿，家里人一直希望她再生个儿子。怀孕本该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但在她身上，我看到的更多是焦虑和压力。还有一位产妇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孩子出生后，她丈夫站在病房门口沉默不语，婆婆则不停叹气，甚至当着产妇的面说：“怎么又是个女孩。”那位刚经历生产的母亲躺在病床上，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那一刻让我深刻感受到，在一些家庭里，女性不仅要承受生育的痛苦，还要承担来自传统观念的无形审判。 近年来发生的“铁链女”事件，更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而又被忽视的女性权利问题。一名妇女被铁链锁在破旧房屋内，多次生育子女的画面震惊全国。视频中，她衣衫单薄，站在寒冷的冬天里，脖子上拴着铁链，眼神麻木而空洞。公众不仅震惊于事件本身，更震惊于这样的悲剧为何能够持续多年而没有得到及时制止。 然而，比个案更值得担忧的是，当越来越多女性试图争取自身权利时，她们往往面临来自现实环境的巨大阻力。近年来，一些关注反家庭暴力、反性骚扰以及女性平等权利的活动人士遭到约谈、监控或者限制活动。网络上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经常受到限制，相关讨论有时会被删除或降温处理。一些为女性发声的人甚至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种现象让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女性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传统观念，更来自于缺乏独立监督和有效救济机制的现实环境。当女性受到伤害时，她们往往难以获得充分保护；当女性试图发声时，她们又可能面临新的压力。 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医疗系统工作的女性，我看到过太多沉默和隐忍。我看到许多女性在家庭暴力面前选择沉默；看到许多女性在重男轻女观念面前被迫妥协；也看到许多女性即使遭受不公待遇，仍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些经历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低着头不敢说话的患者，那些在病房里偷偷抹眼泪的母亲，那些明明受了伤却坚持说“没事”的女性，让我明白许多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结构性困境。 正因如此，我越来越关注女性权利问题。我认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文明，不是看法律文件上写了什么，而是看那些最弱势的人是否真正受到保护。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女性依然生活在看不见的枷锁之中。 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Invisible Shackles ...

作者：杨绍政 一、注水文凭是怎样产生的？    文凭是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以上的证明文件。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是指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的学习。每一个专业都有一定数量的课程学习。每一门课程都有学时数规定。通过一定的学时数的学习，考试合格。2、实践学习。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教学，经评定合格及以上。3、毕业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或理论，综合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培养和训练。研究成果经评审，达到合格。4、达到学校对专业学习的其他规定要求。如果一个学生在以上4个培养环节都达到了学校认可的标准及以上的水平，那就说明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以上。这个学生获得的毕业文凭就是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规定标准以上的证明书。如果上述4个环节的至少一个环节没有达标，说明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将不能获得证明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如果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学校却颁发了证明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那么这份毕业文凭就是注水文凭。注水文凭实质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注水文凭是以隐蔽的形式将文凭颁发给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的学生。上述4个培养环节实质上没有达标，在形式上、成绩上可以达标。比如说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学习时数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当然原因可能是老师违规，也可能是学生违规。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达标，这也可能是老师的授课质量有问题，也可能是学生学习投入性不够。这些问题最终反映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上的真实状况就是这门课程没有使这个学生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如果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本该不合格，最后在成绩评定上却合格，那么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就是以不合格冒充合格，其他课程和培养环节以此类推。这样表面上看似合格的成绩，本质上却是不合格。最终从各培养环节这个表象和形式上看这个学生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而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但实质上却是不合格产品，因而他获得的文凭本质上是注水文凭。注水文凭的提供方可以获得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是学校主动生产的，那是因为生产注水文凭的各类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可以比合格文凭低和少。在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低质量的投入要素和投入数量不足可以降低学校的投入成本，从而获得比生产合格品更多的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不是学校追求的生产目标，在各种投入要素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各种投入要素的生产时间越少，投入的强度越低，那么单位时间、单位投入的收益就越高，因此各种要素所有者从自身利益出发，有有主动偷工减料的动力。要生产合格的产品，各种投入要素的时间投入要保证，投入强度要保证。也就是说各种投入要素足够的生产时间和工作强度才会产出更大比例的合格及以上的产出，相反，各种投入要素的较少时间投入和较低的工作强度将产出更大比例的不合格品。在各种投入要素追求较低时间和质量投入而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不合格产品时，学校如果要追求降低注水文凭的比例，那么就必须加强管理，以提高各种投入要素的足额时间和质量的投入。加强管理可以是加强管理和改善管理，以使各投入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得到更准确的计量，也可以是确定激励各投入要素努力提高投入时间和努力的薪酬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这些强化管理的各项投入都会引起成本的增加，当然也会使注水文凭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如果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偏好是一样的，甚至社会更偏好注水文凭，那么学校以降低注水文凭比例为目标的强化管理既是逆社会的大系统、大环境行事，又会增加学校的成本投入。如果是这样，那么学校就极不理智。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的理智选择就是减少管理投入，甚至是主动追求注水文凭的生产，以降低学校的生产和管理成本。由此看来，在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需求没有区别，甚至更偏好注水文凭的条件下，生产注水文凭将是文凭提供者满足社会需要的理智行为和常见现象，而提供真实文凭将是逆社会大环境而动，费力却不讨好的事情，注定是要被这个所谓的大环境淘汰掉的。因此，真实文凭稀缺，甚至是绝种，注水文凭盛行猖獗是特定社会规则下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产物。 二、注水文凭的性质 要从需求的角度分析注水文凭，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注水文凭？什么是真实文凭？我们可以借用注水猪肉来透视注水文凭。我记得以前电视上经常播放注水猪肉的新闻。你们知道注水猪肉是怎么产生和生产的吗？猪肉销售商在新鲜猪肉里面注上水。注水以后，猪肉就增加了重量。假如新鲜猪肉重量为二百斤，注了二十斤水后，整个注水猪肉的重量就是二百二十斤，其中的二十斤水按猪肉价格进行出售，可是水的价格非常低。因此，注水猪肉的本质是通过猪肉的形式，这种表象，把水当作肉来出售，猪肉销售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同时猪肉的购买者支付更多的货币，蒙受了损失。销售注水猪肉的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欺诈行为。与注水猪肉类似的地沟油、毒奶粉等都是商业欺骗、商业欺诈。那么注文凭是什么呢？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说西南大学大约在2009年入学的博士，50%以上都是政府官员。我也曾经看过以前党校滥发文凭的新闻。后来发现党校文凭的含金量很低，和同类其他全日制大学相比，差距很大。据说由于这样的原因，党校文凭在很多单位不被承认。现在估计中央党校是个例外，中央党校在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许多省级、市级、县级党校文凭据说存在质量问题。我自己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全校一个年级一百零八个硕士研究生，没有一个是在职的。都是全脱产来读书。当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所在年级的同学中许多是政府部门官员、企业老总，但是基本都很少来上课。没有上课最后如何评定成绩，当时我不是老师，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他们很多还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是真实事实。官员、特别是厅级及以上的官员据说非常忙，日理万机，这么忙，读博士、硕士，或者函授能保证基本的学习时间吗？各培养环节能得到质量保证吗？如果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官员获得的文凭是不是能够证明他们是合格产品？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就是假冒伪劣的不合格产品。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注水文凭。文凭就是一张纸。这一张纸证明你，假如是本科生的话，在大学学习了四年，各个培养环节都合格了。根据大学的规定，你被准予毕业，授予学士学位。同理，如果你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那么可以被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准予你毕业，本质意思就是你至少达到了学校认定的各个培养环节的基本质量要求。这些要求达到以后，至少说明你是一个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达到了至少合格的水平，你是一个合格产品，准予出厂，准予出校。这就相当于企业生产的产品，通过各个环节的生产和检测，被准予出厂，至少说明产品是合格及的等级。相反，如果是不合格或者次品，一般厂家会怎么做？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市场环境下，不合格品不准予出厂。不合格产品出厂销售给消费者后，会影响生产厂家的声誉。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市场中，企业的产品需求会大幅度减少，客户会被吸引到它的竞争对手那边去。因此，产品是合格品还是不合格品对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同理，文凭的本质是个人通过一定年限的学习和培养环节，人力资本达到一个规定标准之上的证明书。也就是说，你的文凭证明你是合格品——你的人力资本至少达到了认定的合格的标准。注水文凭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说货真价实的文凭本质意义上证明你的人力资本达到合格品至上。注水文凭本质上是讲，你的人力资本没有达到最低质量标准，但还是给你颁发了你的人力资本达到最低质量标准的文凭。因此，你真实的人力资本远远低于文凭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给你发了一个文凭，这个文凭从表面上看，和其他的文凭没有差异。但是这一纸证明书它本质上想证明你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合格标准之上，但是实际上你没有达到要求。本质是不合格产品，却给你颁了合格证，让你出校。这就是注水文凭的本质。注水文凭本质就是不合格的人力资本，冒充合格人力资本的现象，也是一种欺骗、欺诈行为。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有没有差异？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区别非常大，是合格品和不合格品的区别。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区别。注水猪肉和注水文凭之间还有区别吗？如果买猪肉人知道猪肉被注了水，他会不会买？他绝对不会买。但是注水文凭呢？你们知道谁需要注水文凭？你们到这里来读书，是你们需要文凭。你爸爸妈妈花了钱要你们到这里来读书，也希望你们获得文凭。但是，你们会发现在注水文凭的生产环节中，文凭的需求方是直接参与其中的。文凭的需求方完全知道文凭注了水，而且还主动参与注水。这说明文凭的需求方愿意要注水文凭，有这个需求。注水猪肉和注水文凭的区别就是注水猪肉的生产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买猪肉的人被卖猪肉的人欺骗了，但是文凭需求者明明知道是注水文凭，却还是会付费获取，而且还会与文凭生产者合谋制造注水文凭。注水猪肉的销售过程是销售方单方面在作假。但是注水文凭的需求方，就是你们，包括你们的父母，知道文凭被注水了，却还是想要这个注水文凭。请问，文凭需求方受骗了吗？没有。文凭需求方本身就在与注水文凭生产者一起合谋制造注水文凭。 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朋友，给研究生上课。用的是与哈佛大学博士生课程同等难度的全英语教材，用英文讲课，全英文板书，习题的讲解和证明都是全英文，而且是全英文考试。上满54个学时。但是另外一个人，54个课时，只是上4或者5次课，而且这4——5次课还是让学生自己课后去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上课学生上来讲，老师来点评。在座的各位，请去读一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看看能不能看懂？老师没有一点真功夫，能把《高级微观经济学》讲下来吗？但是很奇怪，参与课程学习的同学，没有一个对这位老师的行为有质疑或者异议。请问这些学生和这个老师在《高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上是不是合谋制造了注水文凭？这个例子说明文凭需求者获得注水文凭不是受蒙蔽，他们知道这个注水环节，还和生产方一起共谋制造注水文凭。硕士论文的撰写是为了让研究生研究能力达到一定水准，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定的质量标准。我带的两名研究生居然致谢部分可以一模一样。其中一位居然可以把贵州大学学校简介完整地搬进硕士论文中去。他肯定知道，这是注水文凭的制造，可是他愿意这么做。他知道把指导老师这一关蒙混过关，评审、答辩老师通过、认可，其他条件满足，他就能获得硕士文凭。请问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自己就有愿意生产注水文凭的强烈动机？ 由上可知，注水文凭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现象。它的实质是文凭需求者没有达到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却冒充达到了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及以上的水平。如果对这种没有达到最低规定的人力资本标准的这些学生提供了达到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的证明书，那么这个证明书就是注水文凭。这个概念的界定比较重要。你把这个事情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清楚，我们下面无法讨论。 注水文凭的生产流程学生在注水文凭生产流程中的作用这里我大致地讲一下。在讲案例分析时还会详细讲。学生是文凭的需求方，在生产注水文凭的过程中，充当了注水文凭生产的合作者。没有学生的参与，注水文凭是生产不出来的。或者说是不会轻易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类学生。 还有一类学生，比如考试时学生主动作弊，有老师参与吗？老师没有默许你们作弊，你们是主动偷偷作弊。 我是在乱说话吗？我说有些学生主动作弊。你们主动作过弊没有？到现在为止，你们作过弊没有？你们能不能保证在贵州大学三年时间考试不作弊？能保证吗？不一定。我告诉你。 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杨绍政教授随笔集的读后感》，是我学生写的。我给你们看一看。 “看了你写的文章后，我想有个真相得告诉您。就像你说一个政党打算从良的话，应该敢于面对丑恶的过去。据我所知，2008届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各学科期末考试中，抄袭的学生比例是百分之百。你教过我们《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通过两次考试，我发现不抄袭成绩肯定低，抄袭了没有任何风险。并且成绩不会很差，不会使得老师失望，也不影响奖学金的评定。如果选择举报，我将得罪大多数同学。我将在同学中变得另类，遭到孤立。从小学开始，我考试都不作弊。但是在这里，权衡利弊后，我只有选择和大家一起作弊。但是我想说，我真的好好听课了。也认真听课了。也认真复习了。假如大家不作弊，我考的成绩肯定比作弊的低，但是和其他同学横向来看，肯定比大多数同学成绩高。在公平考试的条件下，我更有利于获得奖学金。因为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但是在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下，人人被逼的考试作弊。” 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以为他们考的很好。英文考试，不是开玩笑的。我教过两届。从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看，不单是我那科作弊，作弊的学科那太多了。 据我了解，大多数老师上课的时候，36个学时上一半的课就相当不错了。像杨老师这样上课，绝对是蠢蛋。知道吗？蠢蛋。所以你们很讨厌我。蠢蛋给我们上课。我们跟偷工减料的老师上课还可以玩，多轻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