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彭小亮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剥削的本质是权力得不到约束，而不是所谓的地主、私有企业、民营经济。特斯拉、索尼、丰田等世界知名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没有权力撑腰的资本家才是真正的资本家，所以这些企业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 真正好的法律是保障人权，选举、民主、司法独立、王在法下，保护私有产权，而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做的事情是践踏私有财产，践踏人权，毛泽东从来没有制度建设，也没有私有化改革，而是一个人说了算，每天在家里自大，高傲，喊口号小麦亩产三万斤，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初饿死数千万人。 ...

作者：马雪丰 编辑 ： Gloria wang 翻译：彭小梅 近年来，“跨国镇压”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对身处海外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监控、骚扰、威胁甚至间接施压等方式进行控制。进入2026年，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系统化的趋势。 首先，直接针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延伸式打击”，成为跨国镇压的重要特征。2026年，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是：一名旅居美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其在香港的父亲被判刑。该案件被外界解读为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连带施压”，即通过惩罚家属来影响当事人的行为。这种方式突破了地理边界，使个人即使身处他国，也难以摆脱来自原政治体系的压力。 其次，在海外直接展开行动的情况也在增加。2026年3月，意大利方面驱逐了8名中国公民，原因是他们被怀疑参与监视并骚扰一名异见人士。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双方执法合作受影响，也显示出相关活动已经进入欧洲社会内部，引发主权与安全层面的担忧。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2026年初有人员被指控代表中国公安系统，对当地宗教团体进行情报收集和监控。当地安全机构指出，这类行为属于“外国干预”甚至带有跨国镇压的特征，尤其容易针对移民和侨民群体。 ...

文：林养正编辑：Geoffrey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两千二百年前， 一位名不见传的燕国使者，以秦国叛将之首和割地契约为见面礼，面见秦王。 他对面的，是普天之下最有威势之人。强大，冷酷。他的目光里，透露着一股属于上位者的威严。那是身拥百万雄兵，踏遍八荒，横扫六合，连灭韩赵，即将掌控天下的人才有的威严。 但他凌然不惧。缓缓为秦王打开地图。 当地图全部打开的一瞬间，情况突然发生了剧变。一把匕首，出现在地图中，使者的手握着匕首把柄。 在同一刹那，使者握着匕首，朝着秦王胸膛狠狠地刺去。这位小小使者，逆天逆命而行，试图终结这位上位者，试图以一人之力做到数十万大军无法做到的事情，试图拯救天下苍生。 最终，因朝廷内安保森严，这位使者失败了，没能打破天道，逆天改命。 但他的精神，却永久地流传下来，流传了不止百倍于这位秦王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时间，流传到了今天。 两千二百年后。 一位名不经传的电磁学家，以装修工人的装扮为掩饰，登上天桥，面见全体国民。 他将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一言九鼎的人。他排除异己，修改宪法。将所有跟他意见相左的人，通通斩灭。乃至一言而将十四亿人关在家中三年，害死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二号总理。他也想和两千二百年前的那位一样，登基为帝，大权独揽，甚至同样妄图长生不死。 但他同样凌然不惧。缓缓展开横幅，打开音响。 当横幅全部展开的那一刻，吸引了闹市区，车水马龙，每一个人的目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就像一把尖刀，把一介草民代表全体中国人发出的诉求，狠狠地刺进了中南海的心脏。 他同样作为一介凡人百姓，试图逆天逆命。他以自己为全国的榜样，向全国人民发出抵抗暴政的呼吁。 他试图号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团结起来，罢工罢课，走上街头。试图以一己之力拉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做到美国总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让民主和人权的光辉照耀中国大地。 最终，因习皇威势过盛，这位凡人失败了，没有阻止习近平的第三连任、大权独揽。 但似乎，又没有完全失败。他的精神，同样流传了下来，塑造了一个月后的白纸运动，以及后续的天桥勇士方艺融、梅士林，以及千千万万的勇士。他以一具布衣百姓之躯，发出了让意欲称帝的独裁者颤抖的声音。 两千二百年前的他，明知此行必死无疑，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秦都咸阳的道路。因为他的燕国弱小，无法抵抗秦军的灭国攻势。 于是有此一行，此行为了天下，为了苍生，为了燕国，也为了其余五国。...

⸺兼论现代普世⼈权与威权治理逻辑的根本冲突 作者：Cooper Guan/《在野党》采访部记者编辑：李晶 翻译：彭小梅 ⼀､ ⼀场被重新定义的“新闻审判” 黎智英案并⾮普通的刑事案件 它更像是⼀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审判｡ 案件的核⼼争议，不仅是个⼈⾏为是否触法，⽽是新闻活动本身是否被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由是权⼒监督的重要机制，⽽在威权政治结构中信息控制则被用作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核⼼⼯具｡ 黎智英的审判实际上反映了⼀个问题：当权⼒将自由⾔论视为⻛险时，法律是否仍然是法律，还是仅成为政治⼯具。 ⼆､ 新闻⾃由的国际法基准与现实背离 国际社会对于新闻⾃由与表达⾃由有明确规范： 世界⼈权宣⾔ 第19条，明确保障思想､ 良⼼与表达⾃由 包括传播信息的权利｡ 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将新闻与⾔论⾃由列为核⼼基本权利｡ 联合国⼈权理事会多次强调，国家安全不得成为压制媒体的模糊性理由｡ 黎智英案所引发的争议，恰恰集中在以下⼏点： 首先，国家安全概念的⽆限扩张。新闻评论､ 国际交流被纳⼊“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 其次，法律的模糊性与追溯性适⽤，使⾏为⼈在事前难以判断合法边界｡ 第三，本案程序公正的国际质疑。包括陪审制度变化､ 审理透明度下降等｡ 当法律不再提供清晰预期时，新闻⼯作者⾯对的将不再是法律⻛险，⽽是制度性危险｡ 三､ 威权信息治理，从内容管理到思想控制 黎智英案并不是孤⽴事件 ⽽是更⼤信息管控体系的⼀部分｡这⼀体系具有典型特征： 特征一，从“内容审查”升级为“意图审查” 不再仅关注具体信息真假 ⽽是追究观点⽴场与其产生的潜在影响｡ 特征二，从“违规处罚”转向“刑事化表达” ⾏政监管逐步升级为刑事指控 形成寒蝉效应｡ 特征三，从“媒体管理”延伸⾄个⼈表达 普通公⺠的社交媒体⾔论也被纳⼊管控范围｡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 新闻机构趋于⾃我审查；公共讨论空间急剧收缩；社会共识形成机制被削弱。最终，社会失去真实信息与理性讨论能⼒｡ 四､ 新闻伦理的悖论，当追求真相成为⻛险 新闻职业伦理要求：独⽴调查、权⼒监督、公开讨论。但在被⾼度控制的信息环境中，这些职业要求反⽽可能成为⻛险来源｡ 这产生⼀种结构性悖论，越专业､ 越独⽴的新闻⾏为，越可能被视为威胁｡⻓期来看，这影响将从传媒行业扩张至整个社会。使学术研究受限，创作表达萎缩，让公共政策失去反馈机制，最终损害国家治理本身的理性基础｡ 五､ 法治的核⼼不是法律⽂本，⽽是权⼒边界 真正的法治，不取决于律的数量，⽽是看法律是否限制权⼒，法律是否保障少数派与异⻅者，法律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如果法律主要⽤于规范⾔论、定义思想、惩罚批评，那么它更接近“统治技术”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黎智英案引发的国际关注，本质上并⾮针对个案，⽽是对法律⼯具化趋势的系统性担忧｡ 六､ 社会舆论的⻓远影响：信任结构的瓦解 新闻⾃由不仅是媒体⼈的权利 更是社会的公共资产｡ 当公众意识到媒体⽆法独⽴报道、信息存在系统性过滤、表达可能带来⻛险，社会将出现三种长期不良后果：一是信任断裂，官⽅信息与⺠间认知脱节｡二是谣⾔⽣态化，真实信息缺失反⽽滋⽣谣⾔｡三是公共讨论极端化，中间理性空间消失｡这对任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是⻓期隐患｡ 七､ 新闻⾃由不是特权，⽽是⽂明社会的基础设施 黎智英案，不仅关乎⼀个⼈的命运。当新闻成为罪名，社会失去的不只是记者，⽽是对现实的共同理解能⼒｡ 现代社会的稳定，不来⾃沉默，⽽来⾃开放的信息流通、多元的意⻅表达、独⽴的监督机制。真正的强⼤，不是没有批评，⽽是能够容纳批评｡ 新闻⾃由､...

当新闻成为⻛险⸺以黎智英案为镜鉴的个⼈与时代观察 作者：Cooper Guan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 ⼀个曾在体制媒体⼯作的⼈的观察 我曾在中国体制内党群⼝从事宣传⼯作，同时为多家体制媒体撰稿与通讯｡ 在那个阶段，我接受的职业训练强调舆论导向､ 宣传纪律与信息控制｡ 后来，我创办⽂化传播机构，专注创意视频制作，并逐渐转向以真实表达与创作⾃由为核⼼的职业路径｡ 新闻与创作让我相信：真实是职业的基础，表达是社会进步的动⼒。 然⽽，中共治下的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使这⼀信念不断受到冲击｡ 黎智英案，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个问题：当新闻被视为威胁时，媒体⼈还如何存在？ ⼆､ 从制度内部到表达受限，个⼈经历与公共现象 在中国⽣活期间，我通过⽹络逐渐接触到更多历史､ 政治､ 时事信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曾在社交平台纪念＂六·四＂等历史事件，分享公共议题观点，呼吁法治､ ⾃由与⼈权。结果，不仅内容被删除，账号被限制，最终在⼀次全国性的⽹络整治⾏动中被永久封禁。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表达本身可能已成为⻛险｡ 这种现象并⾮个案，⽽是信息治理体系的⼀部分｡ 三､ 黎智英案 新闻活动如何被重新定义 黎智英案的核⼼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具体⾏为是否合法，⽽是新闻评论是否被视为政治威胁，国际交流是否被解释为安全⻛险，媒体⻆⾊是否被重新定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新闻通常被视为监督机制，⽽在⾼度控制的政治结构中，新闻可能被视为潜在⻛险源｡ 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个别记者，也改变整个媒体⽣态｡ 四､ 从国内经历到海外媒体参与，表达空间的对⽐ 来到海外后，我开始参与华⼈⺠主媒体的采访与志愿⼯作｡ 我第⼀次感受到可以公开提问、可以讨论敏感议题，可以表达不同观点｡ 这种对⽐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由表达并不是抽象⼝号，⽽是每天可以实践的现实｡ 同时，我也意识到，海外华⼈社区中仍存在⾃我审查与沉默⽂化｡ 不愿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在社交媒体避免讨论敏感议题，对媒体采访保持警惕｡ 这不仅是个⼈选择，更是⻓期制度环境塑造的⼼理结构与⻓期的信息控制环境和中共⼴泛的海外⻓臂监控密切相关｡ 当新闻活动被刑事化，所产⽣的寒蝉效应不仅局限在某个地区，它将通过社群⽹络扩散到全球华⼈社会｡ 五､...

——论中国农民养老困境与中共统治的道德破产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了一项所谓惠民举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由143元调整至163元。 163元。折合美元，约22美元。这是这个自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给予1.3亿农村老年人的全部国家保障。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字在同一份报告中赫然在目：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折合约2458亿美元；中国GDP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习近平则在不同场合以东升西降、制度自信战略格局自居，向全世界宣扬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 这两组数字之间的距离，不是普通的贫富差距，而是一个政权对待其国民的基本态度的真实写照。一个军费一年增幅即超过千亿、却将最底层老人的养老金锁定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国家，其所宣扬的所谓“为人民服务”，不过是写在纸上的谎言。 若要理解今日之不公，必须回溯历史的账单。 1953年起，中共推行“统购统销”制度，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粮食，再高价卖给城市。农民的血汗，成为工业化最初的积累。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如同一道铁幕，将农民锁死在土地上，剥夺了他们自由流动、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权利。数十年来，农民以压低自身消费的方式，补贴了整个工业体系和城市生活。 改革开放后，数亿农民工涌入城市，以廉价劳动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奇迹。他们建造了摩天大厦，却无权在那里定居；他们创造了GDP，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当他们踽踽老去，返乡后等待他们的，是每月不足两百元人民币的养老金，以及政府工作报告里那句轻描淡写的“再提高20元”。 历史的债务，从未被清算。中共从未正式承认这笔欠账，更遑论偿还。 中国的养老制度，是一个蓄意设计的不平等体系。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为6099元人民币，企业退休职工月均3148元；而同期城乡居民养老金（农民为主体）全国人均仅205元。前者和后者之比，高达30:1。这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财政主动选择的再分配方向——权力庇护的群体，获得丰厚的公共资源；无权无势的农民，得到的是象征性的施舍。 地区差距同样触目惊心。上海城乡居民养老金已经超过1490元，而多省农村老人仅领取全国最低标准143元——同处一个国家，同顶一面国旗，两者相差十倍有余。更残酷的数据是：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在多数省份甚至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半，黑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养老金与低保标准相差两倍以上，广东省则相差逾四倍。 还有一组数据令人心酸：农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55岁，城镇居民为75.21岁。农民不仅养老金更少，还比城镇人少活约6年。在一个以“全民共济”为名的养老体系中，寿命更短、贡献更多、保障更少的农民，实际上是这个体系的净输血者。 面对批评，中共的惯常辩护是：财力有限，逐步改善。这是谎言。 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增幅1200亿元。若将这一年的军费增量平均分配给全国1.3亿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可增加77元，远超政府所谓倾力惠民的20元涨幅。倘若将北京冬奥会390亿美元的耗资，或一带一路数千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的极小部分转而用于民生，农民养老困境早已可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2025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应将农民养老金大幅提升至每月300-500元（约40-70美元）乃至与当地低保标准看齐。浙江大学学者张翔提出“国民基础养老金”方案，建议2030年前将标准提升至每月852元。这些建议年复一年出现，年复一年被忽视。不是预算不够，是优先级的排序——军队、维稳、形象工程在前，老农民在后。 更值得深思的是：20元的涨幅如此微薄，政府工作报告却将其作为重大民生成就大书特书，新华社发通稿，央视做专题，地方官员齐声表态。难道不是一场精心演出的戏码——用廉价的姿态，换取廉价的合法性？ 有人会问：一亿多农村老人，为何沉默？ 答案如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核心逻辑，正是系统性地摧毁一切有组织的抗争渠道。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的农民协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农民在政治上从来不是平等的公民。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选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选区的8倍——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工人的政治权重，等于8个农民。这一不平等比例在1995年缩减为4:1，直到2010年才实现名义上的同等。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机器面前，许多农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利抱怨。从取消农业税到发放养老金，每一次微薄的“恩赐”都被包装成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深切关爱”，让本应是公民权利的东西变成了感恩戴德的理由。一位山东农民的儿子这样描述他的父母：他们觉得领了这点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宣传无处不在，早已将麻木顺从解读为满意。 还有更沉重的数字。武汉大学学者刘燕舞的研究揭示，许多中国农村老人因无收入、丧失劳动力、患病、子女无暇照顾，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5年间，每10万名65岁以上农村老人中，有21.99人选择自杀。更令人心碎的是，在刘燕舞的田野调查中，一位老人听说政府要发钱后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这句话，应当刻在每一个谈论“中国崛起”的人的心上。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极为奇异的存在。在国际舞台上，它以大国身份纵横捭阖，与美国并称G2，主导多边论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它对最需要保障的群体吝啬至极，每月163元的养老金，甚至抵不上一张北京地铁月票的价格。 这并不是发展阶段的限制，横向比较可以更清晰。印度2024年农村养老金约合人民币400元；巴西农村最低养老金与城市最低工资挂钩，约合人民币1800元；即使经济体量差很远的泰国，其农村老人也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且配套医疗覆盖更为完善。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缺钱，而是选择把钱花在哪里。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近年来最高频的口号之一。然而，当我们追问：谁的富裕？答案不言而喻。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始终都在体制内循环——从国家到中南海，从城市到城市，从官员到官员。农民，始终瑟缩在这个循环之外，用沉默和忍耐，承载着这个“崛起”奇迹的底部重量。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成员。中国农民养老金问题，不只是一个轻飘飘数字游戏，不只是一个政策问题，它是关于尊严、关于公正、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 一个不愿意善待自己农村老人的政权，不论在国际舞台上如何粉饰，其所谓“执政为民”的宣称，都是对历史的欺骗，对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公民的侮辱。 老农沉默，不代表没有委屈。土地上的每一条褶皱、每一颗老茧、每一行浑浊老泪，都是这个政权亏欠人民的历史账单。历史的账，终须清算。 中国农民真的等待了太久。他们等待的，不是又一次涨价20元的恩赐，而是作为公民理应得到的平等与尊严。 The People Who Fed China Have Been Abandoned by China —On the Pension Crisis Facing Chinese Farmers and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