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戈冰 前言 当共产主义宏大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时，其对人类心灵的规训便达到了最隐秘的境地。本片将镜头对准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前夜的一个女孩。在这个由红色积木和苏俄历史人物名字构筑的微缩乌托邦里，本该纯真的童年游戏，却无意识地复制了冷酷的权力运行逻辑和“人民审判”。女孩最终在火光中的逝去，表面上是理想主义的落幕，实质上却是一场思想被高度异化后的精神殉葬。这种集体主义幻觉在面对现实的祛魅时，最终走向了毁灭。本文将以片中看似天真的儿童游戏为切入点，逐一剖析其背后隐喻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如何对个体思想进行异化与戕害，直面其严酷的精神规训本质。 一，童年乌托邦的崩塌：从红色积木到时代巨变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业城市。一个小女孩在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氛围中长大。她拥有一套红色积木，这是她童年最重要的玩具。家里养了几只小动物，她分别给它们取了革命人物的名字，比如猫叫“弗拉基米尔”、小鸡叫“菲利克斯”，还有一只调皮的小鸭叫“贝利亚”。女孩经常模仿大人，以集体的名义“审判”那些犯错的小动物，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平等和理想游戏当中。 后来，外部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波也传到了这里。女孩身边的“动物伙伴”一个个不见了。她用红色积木和童年幻想搭建起来的小世界，在现实压力下开始崩塌。她曾经坚信的东西正在迅速失去根基，这种成长与时代剧变的碰撞，让她感到强烈的失落和迷茫。 女孩不得不面对现实：家里和街上到处都是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商品——芭比娃娃、米老鼠等各种洋玩具。但贝利亚离开前，给她留下一块带有红色标记的积木，上面刻着“达瓦里希（同志）”这个最高指示。在幻觉和现实不断交替中，女孩紧紧抱着这块积木和内心的理想，冲出了家门。最后，她在城市拆迁的火光与烟尘中离开了。 女孩的离去，象征着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彻底落幕。在她最后的意识里，她又回到了过去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光。尽管周围满是废墟和变化，她还是选择朝着那个“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的梦想”继续走下去。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影片中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侵蚀戕害。 二，被塑造的天真：意识形态如何进入儿童的游戏 影片前部，贝利亚因为偷盗一块积木而遭到主人公审判：“贝利亚因为盗窃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积木而要受到处分。”这看似只是儿童游戏中的一句玩笑话，却暴露出影片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小女孩并没有简单地指责贝利亚偷走了“我的积木”，而是将其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和“人民”的侵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女孩的天真，而在于她的天真已经被特定的政治话语所塑造。本应属于儿童的世界——游戏、友谊与好奇心——被宏大叙事重新编码。她不再只是给动物起名字，而是在赋予它们政治身份；她不再只是与动物玩耍，而是在模仿一种权力运行的逻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审判”中，“人民”被作为最终的合法性来源，却始终没有被清晰界定。谁代表人民？谁有权解释人民的利益？谁又能够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损害了人民？这些问题在游戏中并hu不存在，因为审判者、立法者和解释者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女孩自己。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场儿童游戏成为一种政治寓言。它所呈现的并非现代法治所强调的程序、权利与制衡，而是一种以抽象集体名义进行裁决的思维模式。当“人民”被视为最高价值时，个体的声音反而容易被淹没；而当“人民”的定义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时，谁属于人民、谁不属于人民，也往往不再由个人决定。 三，想象的敌人：意识形态如何替代真实世界 影片中有一个引人思索的细节。在拥挤的电梯里，小女孩忧心忡忡地问母亲：“妈妈，我们的大楼会不会被美国炸掉？” 对于成年人而言，这或许只是儿童的胡思乱想。然而，一个从未见过美国人、不了解国际政治的孩子，为何会将美国与战争和毁灭自然地联系起来？这种恐惧显然不是来源于个人经验，而是来源于她所接触的政治叙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当个体尚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时，便已经学会按照既定的话语框架理解世界。世界被简单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同志”和“敌人”，“人民”和“反人民”。在这样的叙事中，复杂的现实被压缩为道德判断，而抽象的政治身份则取代了真实的人。 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陌生。义和团运动时期，许多人相信外部世界是威胁自身生存的邪恶力量；而在互联网时代，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习惯于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善恶对抗。在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但都反映出一种共同倾向：以想象中的敌人代替真实世界，以情绪化的身份认同代替理性分析。 影片中的女孩当然不是义和团成员，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粉红”。但她身上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心理结构——在尚未理解世界之前，先学会了恐惧世界；在尚未接触他者之前，先学会了定义他者。这或许才是影片无意间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 四，无法被隔绝的现代性：当商品文化击碎意识形态幻梦 影片中部还有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几位母亲谈论起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洗发膏，她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产品功效：“对皮肤特别好，silk就是蚕丝的意思。”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消费选择；然而在小女孩的耳中，这却意味着某种无法接受的背叛。她认为母亲已经背离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世界，转而向另一个世界靠拢。 这里实际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儿童仍然生活在意识形态构筑的世界里，而成年人已经开始按照现实利益和生活需求作出选择。当小女孩还在维护自己幻想中的“社会主义”时，大人们却已经开始学习英文单词，讨论进口商品，并主动接受来自西方的消费文化。 这种现象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晚清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以“夷夏之防”的观念警惕西方影响，另一方面又沉迷于西方带来的物质享受。正如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景观所展现的那样，皇帝和后妃并不排斥西方所代表的舒适与享乐，他们只是希望将这些东西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握的范围之内。 问题在于，现代化从来不是一种可以被局部接受的商品。技术、制度、思想与生活方式往往相伴而来。当统治者试图用高墙将西洋景观围起来，用传统秩序隔绝外部世界时，最终迎来的却是更剧烈的碰撞。大刀、梭标和土炮终究无法阻挡工业文明的到来，封闭的梦境也终究无法抵御现实的冲击。 影片中的小女孩实际上重复了同样的逻辑。她愿意接受红色积木构筑的乌托邦，却拒绝理解母亲为何会对“silk”产生兴趣；她试图把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彻底分开，却不知道现实早已悄悄进入家门。正如晚清中国最终无法将西方锁在国门之外一样，她也无法阻止那个由商品、市场和消费文化构成的新世界逐渐取代自己熟悉的一切。 五，当历史被美化：胜利叙事中的沉默与缺席 片尾出现的武器耐人寻味。波波沙冲锋枪、莫辛-纳甘步枪、DP-27轻机枪、Tu-2轰炸机、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装备。导演没有选择冷战后期的先进武器，而是将镜头停留在1945年的胜利时刻。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因为1945年的红军象征着共产主义最辉煌、最容易被神话化的历史记忆。 然而，这种钢铁洪流的背后，却看不到大清洗、古拉格劳改营、政治迫害和长期经济困境。影片将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历史压缩成胜利与荣耀的叙事，使观众看到的是理想化的苏联形象，而不是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中的代价。因此，导演所怀念的并非真实存在过的苏联，而是经过选择性记忆塑造出来的苏联神话。 六，萌化的名字，血腥的历史：三只宠物背后的国家暴力谱系 更细思极恐的是，导演将三只宠物分别命名为弗拉基米尔、菲利克斯和贝利亚。 对于不了解苏联历史的观众而言，这不过是几个普通名字；但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它们分别对应列宁、捷尔任斯基和拉夫连季·贝利亚——苏联革命、秘密警察体系以及国家恐怖机器的重要象征。 导演并没有让这些人物以庄严肃穆的历史形象出现，而是将其降格为宠物。这种处理方式既消解了历史人物的神圣性，也削弱了他们身上的政治重量。曾经影响数千万人的革命领袖、秘密警察首脑和内务部负责人，在动画中变成了围绕主人打转的小动物。 这种反差构成了影片最黑色幽默的一笔。 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三个名字背后的历史，则会发现导演的选择并非偶然。 列宁奠定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框架；捷尔任斯基创建契卡，使秘密警察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贝利亚则成为大清洗、古拉格体系和国家恐怖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个人的历史轨迹，恰好对应着苏联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从革命理想，到暴力维稳，再到制度化恐怖，影片用三个看似无害的宠物名字，浓缩了一段极其沉重的历史。 导演没有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或斯大林，而是选择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和贝利亚。这三个名字共同指向的并非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而是维护这一理想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暴力机器。 结语 从“人民审判”的童年游戏到最终的精神殉葬，女孩的悲剧展现了宏大叙事对个体心灵的极限异化。那些被萌化的苏俄符号背后，是沉重的国家暴力机器。当虚无的集体主义幻觉被现实祛魅，她选择与红色积木一同走向毁灭。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落幕，更是极权话语吞噬纯真、戕害思想的一声沉痛挽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A Brief Review of "Forward Darvarian" Author: Ge Bing Preface The discipline of the human...

文：黄利娥 从更长的历史看，这种逻辑一再重复：制造敌人、动员群众、再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个体的疯狂只是结果，制度性的运作才是根源。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 每到这个时间，都会有人回顾那段历史：红卫兵、批斗会、抄家、破四旧、武斗、全民恐惧。很多年轻人把“文革”理解成一场群众疯狂，仿佛只是时代失控造成的一次悲剧。 但“文革”从来不是简单的社会失序。 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发动，没有宣传系统的煽动，没有整个体制的默许和配合，它根本不可能席卷全国，更不可能持续十年。 所以，“文革”最值得反思的，从来不只是红卫兵。 红卫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背后的权力结构。 回头看中共历史就会发现，“文革”并不是孤立事件。 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大跃进，再到“文革”，以及后来的“六·四”镇压，中共历史几乎始终伴随着政治斗争和系统性暴力。 这种暴力并不只是肉体层面的。 它既包括公开镇压，也包括思想改造、舆论控制、社会清洗，以及通过恐惧让整个社会服从。 每一次政治运动的逻辑都高度相似：先制造敌人，再发动群众，最后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和整肃。 敌人可以是地主、右派、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是“境外势力”“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不稳定因素”。 名称一直在变，但逻辑并没有真正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回看现实，仍然会感到一种熟悉感。 没有了红卫兵，但有了网络审查。 没有了大字报，但有了算法过滤和关键词屏蔽。 没有了群众批斗，却有越来越精密的监控系统和数据治理。 时代进步了，技术升级了，但某种控制方式只是换了外衣。 说到底，问题不在于某一代人突然疯狂，也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错误。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本身就天然容易滑向暴力。 当权力无需接受约束，当异议被视为威胁，当政治忠诚高于个人权利，暴力就不再只是手段，而会逐渐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文革”已经过去60年，但它留下的最大警示，不只是历史记忆。 而是提醒人们：如果制造“文革”的制度土壤没有被真正清算，类似悲剧就始终存在重演的可能。 这或许才是“文革”60周年最沉重的现实意义。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本文由周小星提供 “Cultural Revolution” 2.0: An Upgraded Form of Control in Disguise By Huang Li’e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an accidental...

作者：毛一炜 中共为了维持天下太平的谎言，将此事隐瞒。在中共统治下，面子高于人命。 2022年3月21日，东航MU5735航班在广西梧州呈垂直姿态坠毁，132条生命瞬间消逝。整整四年过去了，中国民航局的通报始终在绕圈子，除了机械性地重复“飞机没故障”、“天气没问题”，对最核心的坠机原因却像防贼一样严防死守。如果不是近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公开了那份近两千页的调查数据，真相恐怕要被彻底埋在地底。 美方披露的数据直接戳穿了中共维持的太平假象。黑匣子记录得清清楚楚：在飞机脱离航线的瞬间，左右两台发动机的燃油控制开关被同时人为关闭，随后操纵杆被死死推向俯冲姿态。这根本不是什么机械意外，而是副机长张正平蓄谋已久的自杀行为。一个因降职和投资失败而心理扭曲的职业飞行员，在万米高空拉着131个无辜的乘客为他的绝望陪葬。 这种惨绝人寰的真相，在文明国家是必须公开的社会教训，但在中国，它却成了不能说的“国家机密”。 更令人心寒的是，真相在墙内遭到了疯狂的围追堵截。最近几天，抖音、小红书上有不少懂行的网友通过引用NTSB报告，以隐晦的方式科普了“副机长关闭发动机燃油开关”的细节。然而，这种极其微弱的真相火苗，仅仅燃烧了不到一天就被彻底扑灭。那些揭露事实的视频被成批删除，发帖的账号被禁言甚至封号。中共的网信部门像疯了一样清理所有关于5735航班的非官方解读，只留下一片死寂的沉默。 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在中共治下，真相必须为政治让路，面子永远高于人命。132个家庭在长达四年的煎熬中，等不来一个诚实的交代，反而等来了冷冰冰的审查。这种对事实的隐瞒，是对遇难者家属的二次谋杀，是对生命尊严的极度践踏。 这一切再次向世人证明，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媒体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工具；这里更没有言论自由，老百姓哪怕只是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会被扣上“危害安全”的帽子。中共控制了整个新闻系统，甚至连中国人想知道事实真相的一点基本要求都要彻底剥夺。只要谎言的黑箱不被砸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普通人，都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无声消逝的牺牲品。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The Truth about the CCP's Violent Disruption of China Eastern Airlines Flight MU5735 Author: Mao Yiwei Abstract: On March 21, 2022, China Eastern Airlines...

——中国银行管控的系统性不对称 作者：周敏 编辑：胡丽莉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银行，在世人常识中是储户资金最安全的去处。存入，取出，天经地义。但是你发现没有？近年来，一个奇异的景象在中国银行体系中反复上演：骗子和内部人员能以惊人的效率将储户的钱转走，而储户自己要取回这笔钱，却要面对预约、盘问、证明、审查，乃至被拒之门外。 而这番景象，究根结底，是1949年后中国一切为党服务的制度设计之必然结果。 一、两个场景，两种速度 2025年10月，吉林省扶余市。储户陈冰将1000万元企业备用金存入扶余惠民村镇银行，业务由该行员工赵某丽经办。同月，另一储户王女士也将800万元积蓄存入同一银行，同样由赵某丽负责。赵某丽此前以完成存款指标为由，向储户承诺高于公开利率的回报，多次准时兑付，储户逐渐放松警惕。 ...

作者：张超瑜编辑：周志刚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在讨论中国宗教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宗教事务正在越来越深地被纳入“维稳逻辑”之中。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主要属于个人精神领域。一个人是否信仰、如何敬拜、选择何种聚会方式，本应属于私人自由范畴。可在现实中，宗教却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需要重点管理、重点防范、重点控制的社会领域。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加强，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改变。 近年来，“宗教中国化”被不断强调。官方表述中，这一方向被解释为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防范境外渗透、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任何政权都会关注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社会群体，这本身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安全”与“稳定”被不断扩大解释后，许多正常宗教活动也开始被纳入高压管理范围。尤其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很多家庭教会并不参与政治，也不具备社会对抗能力。它们存在的原因，往往只是部分信徒希望保留一种不依附行政体系的聚会方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不纳入统一管理”本身，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风险。于是，一个原本关于信仰自主的问题，逐渐被转化成了治理问题。 在某些地区，宗教场所需要安装监控设备；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聚会人数、讲道内容、培训活动需要层层审批；甚至连十字架、宗教标语等象征性元素，也可能进入行政整顿范围。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任何无法完全被纳入管理体系的社会空间，都会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宗教，恰恰天然具有组织性、共同价值观以及精神凝聚力。问题也因此出现：一个社会，是否只能允许“被定义过的信仰”存在？如果一种信仰必须先接受组织结构、表达方式乃至思想内容上的统一规范，才能获得合法空间，那么信仰本身的自主性就会越来越弱。因为真正的宗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聚会，更涉及个人内心世界。 很多信徒之所以坚持家庭聚会，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认为信仰应当首先服从内心，而非行政安排。对于他们而言，敬拜的意义，在于人与信仰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不是先经过制度许可。可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逻辑下，这种“自发性”本身，恰恰最容易引发警惕。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于“自发组织”的长期敏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无论是民间公益、独立社群，还是具有共同理念的人群，只要脱离统一管理框架，往往都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这种治理方式的底层逻辑，是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因为对于高度强调稳定的治理体系而言，可控，往往比多元更重要。但问题是，一个真正成熟且稳定的社会，是否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压缩社会空间之上？如果所有社会组织都必须依附于行政体系才能存在，那么社会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失去自主组织、自主表达以及彼此建立信任的能力。 而宗教问题之所以特殊，恰恰因为它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与行政命令之间，本身就存在天然张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无法通过高压彻底消失。越是强制压缩空间，很多信仰活动反而越容易转入地下、走向隐蔽，甚至进一步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真正健康的治理，未必意味着完全放任，但至少应当允许合法边界内的多元存在。否则，当“统一”逐渐高于“自由”，当“管理”逐渐覆盖“信仰”，宗教就会越来越失去其原本属于个人内心的部分。而这，也许才是今天很多人真正担忧的问题。 When "Stability" Surpasses Faith: Why Religious Iss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nsitive? Author: Zhang Chaoyu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原创 江智爱 东方新文化 （今天 中国香港）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连财产都不敢公开的一群家伙，你还指望他们全心全意的为你服务，满嘴跑火车，其每一个毛孔都是谎言和欺骗......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所以他们基本实现了官员零贪腐，这种公开、透明的反腐制度，抵得上一万次“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假反腐叫嚣！ 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已经30年，却从未获得通过，所以中国一直采用传统同封建皇权一样的反腐模式，这种反腐其实谈不上任何功绩和智慧，因为它本身不是制度，任何人上台都可以干，简单粗暴，只要一手遮天的权力就行：想查谁就查谁、想抓谁就抓谁，你有没有贪污，权力说了算，你贪了多少？同样是权力说了算。有没有贪污，只不过是选择题，而贪污金额，亦不过是填空题。 其实，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凭中国目前这种金字塔模式的权力结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有油水捞，又不需要公开怎么捞来的，所以权力变现无处不在，国内国际各大银行，堆满了贪官们的巨额财富。 广大官员们，有的人也许本来不想贪。那些在犹豫中的官员，一想到不用公开财产，胆子立刻肥了起来，从人本性上看，这叫腐败诱导公式，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诱导腐败。 很多顶级大官人，不屑于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挖民脂民膏，而是利用政策制定来获得制度不公带来的收入。次一级的官员，灰色收入来自其下级官员的上供。下级通过各种手段攫取的财富，自然要孝敬自己一部分。不然，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从此被冷落，或者权利被剥夺。于是，每一层级的官员都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尽可能地占有灰色收入或者黑色收入，既是为了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通过这种权力腐败的链条，各层级的大大小小的“和珅”都养肥了。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2026年第一季度，基层2.3万村支书、村主任被立案，县处级干部1万人被立案，被立案的厅局级干部则有1267人......总立案24.5万件。看来基层猪们已经养肥了，该宰了！ 具体养多肥开宰？要有一个标准：2026年5月1日以前，官员财产来源不明是30万入刑；5月1日后，修改成了300万且刑期短，几乎成了“免死金牌”，获得全票通过！的确可以理解，哪有自己反自己的，难怪同拥有“监督权”的人民一声招呼都不打，直接全票通过！再过一阵子，干脆小于3000万、3亿也不入刑，脸反正已经不要了，不如一步到位！ 翻看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盟、新加坡等等，都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要是公职人员的资产超过其合法收入，又没有合法性证据，即可判刑，可以说是0元门槛，零容忍。日本则是1万元以内判3年，大于2.5万元判30年...... 如果按照这些标准，红色江山的官员们可都要牢底坐穿了，虽然口号上高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际上是因为嫌太少，如今5月1日以后，明目张胆地要拿就拿300万保底了！ 或许是因为以前30万的入刑标准，官官都达到了，上面既抓不过来、也忙不过来；也或许是查别人的纪委大佬们，前些天数了数自己正好捞了299万？！所以用300W入刑来保平安吧，其实肥肥们都心知肚明：大家屁股都不干净，所以入刑标准提高十倍，来相互擦擦屁股吧！ 基层村级的小肥肥们也终于安心了：咬着牙终于挨到了5月1号，有了准贪证的救命稻草来保驾护航，心里就有底了；另外，未贪满300万的微肥，赶紧抽空从医保社保里再搂一点凑个整数吧！ 只是苦了被抽干抹净的老百姓，当底层人民奄奄一息、活不下去的时候，两会、三会、四会又开了，顶级虎狼会给"奄奄一息们”投喂每个月增加10块养老金，赌愚民们会感恩戴德，加之CCAV来一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会议精神秀”，搞得愚民们瞬间晕头转向，甚至感激涕零！ 最后，虽说以后都只宰300万以上的巨肥，其实宰多大的肥肥，又同屁民们有什么关系呢？！每年反腐的数万亿财富，除了满足红色江山徒子徒孙们，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巨额财富到底到哪里去了？ 智爱反正是没见过1分钱的福利，哪怕是疫情三年危难之际，世界各国政府大发福利，帮助本国人民度过难关，我们这儿也没见过一分一毫的福利补助，这也算是特色版“大国定力”！ 在某些人眼里，贱民本就不应该拥有，但是无产阶级接班人之红色杨兰兰们可以无限拥有，任意挥霍，还怕花不完吗？你放心： 在巴拿马的千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 在委内瑞拉的千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 在伊朗的无数投资，眼看也要打水漂； 还怕花不完？ 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的校车‘营养午餐咱们全包了！ 这也叫绝活版“大国定力”，这钱来得容易，撒得也快也不心疼，反正是民脂民膏，又不是自己赚来的！ 也许人们会问，凭什么让他们这样控制、忽悠、拿捏我们？！ 答：就凭人民被骗了，就凭你被代表了。 凭你不是杨兰兰、不是红二代三代红四代， 凭你手里没选票， 凭你“含赵量”、“含编制量”低⋯ 但即使如此，智爱仍然相信： 人间正道是沧桑， 黎明前的夜最黑， 多行不义必自毙， 站得越高，跌得越惨， 1-2年内，某些人必被算总帐！ -殚精竭虑，只因爱这片土地爱得太深沉； -江智爱（普世新文化） Crazy Gluttonous Feast: The "Permit to Corrupt" Original: Jiang Zhiai, Oriental New Culture (Today, Hong Kong, China) Proofreader: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