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倪世成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韩瑞媛    翻译：吕峰 序 在自然的人性秩序中，人，首先应该学会爱自己。 自爱不是狭义的自私，而是自我价值的肯定，是人格独立的前提。一个懂得自爱的人，才懂得尊重他人，懂得追求真理与自由。 然而，中共的统治逻辑与这一点背道而驰。它所鼓吹的不是“爱自己”，而是“爱党”“爱领袖”“为党奉献”。在它的叙事中，个人的存在只是党机器的零件，个人的价值只是为党牺牲的程度。 ...

作者：张兴贵 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吴可正 天朝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把人当人”。这句话刺耳，却直指社会的根源。在文化、制度与实践中，“人”常被简化为工具、数据或符号，而非有血有肉、有思想与尊严的个体。 一、不把人当人的社会症结 社会中，人被赋予各种标签，却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本质。在一些官员眼中，人只是完成指标的工具、统计表上的数字或宣传的棋子：他们可能是“劳动力”，为经济增长添砖加瓦；可能是“生育机器”，为人口政策服务；或是“消费者”，为利润贡献财富。但这些身份背后，几乎无人追问：他们是谁？他们的梦想、痛苦与追求是什么？ 这种“工具化”思维渗透各处：教育中，学生被化为分数，教师沦为指标执行者；职场中，员工成了“螺丝钉”；医疗中，病人被视为“病例”；甚至在家庭里，孩子也常被当作父母梦想的延伸，而非独立个体。其根源在于长期忽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用集体目标与宏观数据取代了人本关怀。 二、中国人的悲剧：迷失的自我 中国人的悲剧在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知道应该成为什么，不知道能够过怎样的生活。 首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社会标签掩盖了真实个性，我们被推着前行，却少有机会探索自我。在中国一个成绩一般的孩子，可能喜欢画画或写故事，但老师和家长只关注分数，他会被贴上“差生”的标签。他会被推到补习班、题海里，没有人鼓励他去发展天赋。久而久之，他也怀疑自己“就是个差生”，而忘了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 其次，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长期以来，社会强加“成功”的标准——高学历、高收入、买房买车、成家立业。但这些标准并不适合所有人。人们被教育要服从，却鲜少被鼓励去选择独特的道路。一个本来热爱音乐的男生，梦想成为独立音乐人。但走出校园后社会与家庭不断提醒他：要有“稳定工作”、要买房、要结婚。他只能像所有人一样朝九晚五，被迫活在别人期待的剧本里。 最后，不知道自己能过什么样的生活。效率与结果主导的社会让人们接受“只能如此”的观念，被告知生活就是竞争与牺牲，而不是尊严、自我与幸福。快递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每天奔波十几个小时，只为多送几单、多挣几十块钱。他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竞争，被告知“拼命干才有出路”。久而久之，他不再思考自己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是否能有闲暇时间去陪伴家人、旅行或学习新技能、是否还能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只是把人生等同于送件、赚钱和透支身体。 结语 每个人都不是工具，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拥有情感、梦想和尊严。改变不会立刻发生，但可以从自身开始：尊重身边的人，倾听他们的故事；反思自我，拒绝被外界期待绑架；行动起来，为弱者发声，为人性呼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重塑自我，重建更人性化的社会。 Reshape the Self, Rebuild a Humane Society Author: Zhang Xinggui Editor: Li Zhiyang Responsible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 Wu Kezheng Abstract: Chinese society...

作者：景辉辰编辑：韩瑞媛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2025年9月22日 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中，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绝非偶然，而是党国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结果。党政权力与国有资本深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资本一体化”模式。在这一体制下，民营资本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时可能被打压、设陷、甚至被清算。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夹缝中生存，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资产被吞并、自由被剥夺。 一、权力的红线：不容挑战的附庸地位 在党国体制下，民营资本的发展必须以服从权力为前提。表面上，政策鼓励民企发展，但一旦企业规模过大，形成独立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权力红线。因此，许多打压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和政治手段的体现：突如其来的调查、严苛的监管、巨额罚款，甚至强迫企业家“公开表态”。这样打压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民营企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是必须服从权力的附庸。2020年，蚂蚁集团即将上市，估值超3000亿美元，原本将创全球最大IPO。但因马云公开批评监管体系，上市在前夕被紧急叫停，随后公司被要求全面整改，马云本人一度消失。此事凸显民企一旦触及权力红线，便难逃政治打压。 二、资本的围猎：国资主导的吞并游戏 中国最核心的金融、能源、土地、通信等领域，几乎全部掌握在国有资本手中。凭借政策与资源优势，党国资本在竞争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这意味着，即便民营企业有创新和竞争力，也很难长期立足。很多时候，打压并不是终点，而是吞并的前奏。企业在被压低后，要么被迫低价转让股份，要么被剥夺控制权，最终被纳入国有资本的体系。2018年，民营巨头安邦保险因“严重违法经营”被监管接管，创始人吴小晖被判刑。接管后，其核心资产被国有资本重组，转入大家保险集团，实现了民企向国企的低价吞并，凸显国资对民营资本的主导和围猎。 三、安全的焦虑：打压背后的政治动机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真正的原因并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权安全。民营资本一旦形成独立力量，便会带来社会影响力与潜在的独立性，这是党国体制无法容忍的。因此，周期性的整肃不仅是一种经济管制，更是一种政治宣示。它提醒所有企业家：在这个体制下，资本只能依附权力而存在，否则就会被清算。2021年，滴滴出行上市后因数据和信息安全问题被监管调查，App被下架整改并罚款。此举凸显民营平台一旦形成独立社会影响力，就可能触碰政权安全红线，向所有企业家传递“资本必须依附权力，否则将被清算”的政治信号。 四、现实的印证：从互联网到房地产 这种逻辑在中国被一次次验证： 互联网平台经济从繁荣到一纸政策下被“一夜清零”。房地产行业从“支柱产业”沦为“高风险领域”，大批民营房企轰然倒下，数百万从业者顷刻失业。 这些并非市场规律下的自然调整，而是权力出于政治安全和经济控制需要所做的直接干预。 五、结语：体制的必然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既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个别政策失误，而是党国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必然逻辑。财富的积累和自由的空间，最终都可能被权力吞噬。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营资本的困境，揭示了党国资本主义的真实逻辑，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桎梏 Why Private Capital Is Repeatedly Suppressed — The Truth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Series II) Abstract: The systemic root...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中国70、8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很熟悉葫芦娃的故事。应该记得故事里有一个金刚葫芦娃，和其他兄弟不同，他不是在山上长大的，而是由妖精带回魔窟，亲手用邪恶养育的，因此一出生就带着邪恶力量。这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童年与青春期被中国共产党体制欺骗和毒害。我们本该像藤上的葫芦一样，自然成长，拥有独立的思想与纯真的心灵。然而，我们的成长却被牢牢控制在另一只无形的手里——国家与党的教育体系。从识字的第一天起，我们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被刻意隔绝在真实之外，慢慢被塑造成忠诚的接班奴隶，而不是独立的人。以下事实都是我亲身所经历的荒谬事实。 一、中国式政治洗脑教育：把孩子养成驯顺的奴仆 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变成沉默，服从的顺民。我入学的第一天，被教导就是服从，双手放在桌上，一动不动，不说话就得到表扬。而调皮反抗就会受到惩罚。但当时的父母心中，老师地位很高。父母因为文革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总是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否则将来会一无是处。儿童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就这样被扼杀。我所在的中学会强迫学生剪短发，穿没有设计感劣质的校服，遏制爱美天性和个性。我知道的只有监狱和精神病院才需要剃头发穿制服。有一个男生头发长超过了一寸一点点，竟然被主任强行剃头羞辱。反抗就会受到处分。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热爱祖国”，对党感恩。就像那首歌唱的是党带领中国人推翻了旧体制，打跑了侵略者，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给了我们一切。我在小学时，因政治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强制看了十多场的黑白爱国教育电影《闪闪红星》《游击队》《邱少云》等等，作为政治学习的一部分。现在想来抗日影视片段的夸张暴力与仇恨表达，其实是不利于小学生的身心成长的。中学时，也有一段唱红歌的热潮。老师为了获奖，全班同学把《黄河大合唱》唱到吐。 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我从小在课堂里背诵“抗日战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标准答案，背诵“新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那时候，我以为这些就是全部的真相。直到有一天，加入了国民党的远房亲戚回国，和我聊起那个战争年代。我在YouTube查看到了一些海外资料，才发现原来还有被掩盖的历史：国民党军队才是正面战场的主力，数千万平民在饥荒和政治运动中死去，六四惨案更是从未出现在任何教材里。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我从小到大背诵的，不过是被删改过的历史，是统治者精心编织的谎言。真正的历史从未消失，只是被隐藏，而我们却被迫在虚假的记忆中长大。 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下一代，被教育成了夜郎自大的样子，盲目的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周围很多孩子母亲都不止一次的谈论起现在越来越加强的洗脑教育。领袖崇拜、党史歪曲、仇外叙事全面强化。2017 年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强制写入小学、初中、高中教材，要求学生背诵。而文革，大跃进已经从历史课本中删去。曾经我们学习的古汉语诗词发音，现在也是只有老师才是唯一答案。家长和学生都无法和老师所代表的权威提出质疑。 强调国学，弱化英语教育：近十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词叫“国学”。其实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国学班”“弟子规诵读”“国学夏令营”培训和商业活动。表面是“文化自信”，本质是切断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的通道，让他们更多停留在官方编排的文化叙事里，填补精神空白。 这与封锁互联网、限制海外信息渠道，是一脉相承的操作。 近五年英语课比例的调整、去英语化的试点、教材标准中外语比例保存或下调的规定，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英语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和学知识的工具。我真不敢想象将来学生还有什么可以去依仗、去了解世界的进步和中国发生着的这一切邪恶罪行？另一个讽刺的是中国权贵的孩子却无例外的选择了留美、英、奥求学。 二、努力营造的厉害国的神话和全民自嗨 首先，基础教育里反复洗脑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关于地大物博号称煤炭储量丰富，但大量资源被国企垄断，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并未因此受益。稀土储量丰富，精炼带来的环境污染也同样伤害的是老百姓。有耕地和粮食，却常常要靠进口大豆、玉米来维持供应。中国历史“最悠久”只是宣传口号，放到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中国只是众多古文明之一。看看埃及的展览就可以发现古埃及文明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3100 年，比中国夏朝早一千多年。苏美尔文明更早，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与城市。 其次通过各种媒介制造强国假象。从80年代开始，中共极其重视奥运会金牌，努力提升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奥运冠军被当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在利益加持下使用兴奋剂已经成为中国运动员的常用手段。殊不知奥林匹克在国外最多就是个人成就。重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承办，不惜重金打造会场，奖励运动员，大肆宣传。人民未必享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通过拍摄大量自嗨的类似战狼的影片，塑造的中国特种兵几乎是“超人”战无不胜。战狼影片宣传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幻象”：中国无比强大，敌人不堪一击， 把爱国等同于盲目崇拜，把国家和政党混为一谈。现实中，中国军队缺乏实战经验，真正的国际军事行动远不如影片所展示的那样。观众被动接受这种情绪灌输，很容易陷入虚假的民族自豪感，而忽视现实中的问题：腐败、经济下滑、社会不公。 中国在非洲的现实影响力，主要靠资金+工程+资源换取政治支持。中共的“援助”不是平等合作，而是一种新的掠夺与控制。我们自豪的遥遥领先的民族之光公司，不过是靠抄袭、技术窃取、政府庇佑发展起来的假象。当制裁来临，芯片遭美国禁运，中国的“科技巨头”立刻显出脆弱。所谓“卡脖子”问题，本质就是几十年没有真正掌握原创技术。 当我具备了学习能力和了解了世界后，回看这一切。才清楚意识到这些都是教育的洗脑手段。一开始对于盲目的夜郎自大的爱国宣传，我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在国内无处表达。因为周围的造谣的人永远比辟谣的人多，盲目信任的人永远比相信真相和科学的人多。要知道中共造谣是职业的，甚至还雇用了大量的职业写手，文人，科学家，文艺工作者都一起来造谣。而说真话，辟谣的声音力量太小，从此我也不再愿意讲出来。根本没有人听。 三、宣扬仇恨，转移矛盾 我读书时美国被描绘成“霸权主义国家”，日本永远是“军国主义的潜在威胁”，韩国则常被贬为“棒子国”。国外都是流浪汉，非法枪支。在美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日本则是充满了辐射污染，连日本刺身也不可以吃了。同时，各类抗日神剧，把日本人塑造成愚蠢、残暴的小丑；官方媒体宣传经常用“欧美帝国主义”“西方敌对势力”来解释社会问题。新闻联播里最不和谐的声音永远都是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敌对。抹黑的真实目的有三：制造敌人：没有外部“强敌”，中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转移矛盾：经济、社会、腐败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外国打压”；强化控制：让人民相信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从而更依赖中共“保护”。 四、利用欺骗手段掩盖信息，新闻早已没有自由 记忆中第一次接触到政治运动是1989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和父亲一起关注新闻里六四学潮报道。堂哥当时在读大学，尽管他的母亲打来长途电话，再三劝说他不要去游行，可能会留下污点。但他还去了。当时堂哥的行为让我觉得那时的大学生和后来不同，他们心怀天下，愿意为了民主和自由呐喊，敢于承担历史使命而不顾个人安危。我不明白他们做错了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演变成了恶人乘机而入的暴动。这个事件便是中国欺骗手段的铁证。当时作为远离北京的民众，听到的消息都是从新闻报道来。学生的非暴力运动被污蔑成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从中挑拨学生和武警导致事态不可控制。请大家留意，这是共党最常用的下作手段，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手段血腥镇压。20万武装军人面对几万学生。死伤至今无法统计。而中共报道里却只有武警被学生杀害的离谱事实。最后的手段就是惩罚和掩盖。这次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潮最终被武力干预而偃旗息鼓，很多学生被通缉，而当时我信任并敬佩的堂哥也因为参与那个事件，受到了三年不能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惩处。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也因为这个事件中支持学生的抗议导致个人前途灰暗。六四事件第一次让我感到了阴霾，学生的非暴力正义的举动、却要以个人未来发展受阻甚至以血为代价。随后这段历史仿佛没有发生过，消失在了中国历史中，消失在中国任何媒体里。 五、高筑信息茧房，防止人民知道真相 2000年正是互联网发展的年代，作为大学生的我天天都兴奋的在网上冲浪，我很喜欢的《v字仇杀队》和《黑客帝国》，还有《肖生克的救赎》这些电影让我有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He crawled through a river of shit and came out clean on the other...

作者/编辑：李之洋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在极权主义研究的经典框架中，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一直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与社会学的重要命题。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不仅通过恐怖与暴力维持统治，更通过制度化的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塑造，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阿伦特，1951）。中共体制正是此种极权模式的典型延续。 对于体制外的民众而言，中共的专制本质早已显而易见。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个体同样身处风险与困境之中。他们不仅是体制运转的执行者，更常常成为体制自我清洗与自我消耗的牺牲品。因此，分析中共体制内人为何更应放弃体制，不仅有助于理解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也有助于揭示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 一、共产体制的独裁本质与“绞肉机”效应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与“先锋队党”的理论，为极权主义政党的权力垄断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1902）。在这种体制下，个体必须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最终所有权力汇聚于党与领袖之手。 在实践中，这种高度集权必然导致“绞肉机效应”。体制不仅通过物理暴力清除异己，也通过政治运动、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周期性地吞噬自身成员。苏联大清洗（1937）、中国的反右运动（1957）、文化大革命（1966-1976），均证明了即便是最忠诚的干部，也可能在体制的自我更新中被牺牲。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的恐怖并非仅针对敌人，而是针对所有人”（阿伦特，1951）。因此，中共体制内个体的身份并非安全保障，而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其存在本身意味着时刻可能被清算，区别只在于时间早晚。 二、列宁主义模式与虚伪合法性的延续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但实质上严格延续了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集中”的代名词，党组织权威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强调“党要管一切”，这一原则延续至今。 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共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虚伪的双重结构上：一是形式上的民主与法治：宪法文本中写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至上等条文；二是现实中的党治独裁：一切权力最终归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法律和宪政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 正如林茨在《后极权主义社会》中所言：“在后极权体制中，法律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宪法沦为政治装饰”（林茨，1996）。中共体制恰恰体现了这一特征。体制内人被要求忠于宪法，却更必须忠于党，后者才是实际的安全与升迁保障。 这种虚伪的合法性结构，迫使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矛盾与撕裂之中。他们明知制度不公，却必须以维护制度为己任；他们寄望体制保障，却随时可能被体制抛弃。 三、掘墓人的历史逻辑极权体制往往在其最鼎盛时期孕育自我毁灭的力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即为典型案例。他出身体制内，却在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1985-1991）。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1989），均有体制内改革派与思想者的作用。 这表明，极权体制的掘墓人往往来自体制内部。原因在于：一是体制内思想者更熟悉制度运作与权力结构，拥有揭示真相与行动的条件；二是他们在长期矛盾中积累了思想异化，对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更为迫切；三是当体制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衰退时，体制内的背离行为将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不仅是个体的选择，更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 四、中共体制内的权力与身份结构要理解体制内人的处境，必须分析其内部的分层结构。一是权贵阶层：这是人数极少但掌控庞大财富与资源的群体。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权力已被约一百多个家族牢牢控制，他们在经济、政治与军队中具有绝对话语权（沈大伟，2015）。这一群体与体制深度绑定，他们的利益与体制存亡紧密相连。二是庞大的从属群体：包括各级官僚、干部、事业单位人员、军警系统人员。他们是体制的日常运转者，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耗材”。党内运动、纪律检查、政治整肃，使他们随时可能失去地位甚至自由。 这一结构决定了体制的脆弱性。少数权贵的高度依附，与多数从属群体的潜在离心，构成了内在张力。一旦体制衰退，从属群体出于生存考虑选择中立或背离，政权的崩塌就会迅速发生。 五、社会逻辑：从压迫到离散从社会逻辑看，体制内人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不稳定性。一是依附性与恐惧：中共体制强调上下级关系的绝对服从，下级必须依赖上级的保护，但上级本身也随时可能被清算。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普遍的不安全感；二是思想的双重性：体制外的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信息与价值观，使体制内人接触到民主、法治、自由等理念。这些理念与现实中的专制体验形成强烈反差。三是被迫的自我异化：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必须口是心非，公开场合高举忠诚旗帜，私下却可能充满不满与怀疑。这种撕裂最终会推动他们在历史节点上选择离散。 正如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所言：“当人们意识到可以过得更好，而制度却阻碍他们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托克维尔，1856）。 六、政治逻辑：从维护到放弃极权体制的稳定有两个前提：一是核心利益集团的高度团结；二是下层官僚群体的广泛服从。当第二个条件不复存在时，政权将迅速丧失运行能力。苏联的解体说明，当体制内多数人不再愿意为体制背书，极权大厦顷刻之间便可坍塌。对于中共而言，若体制内大多数个体在关键时刻选择放弃体制，哪怕仅仅是消极抵抗、不再维护，它的统治机制也将陷入瘫痪。政治逻辑的铁律在于：统治的合法性不是通过暴力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服从与合作维持的（韦伯，1922）。一旦这种合作瓦解，独裁的根基就将动摇。 综上所述，中共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部吞噬个体的“绞肉机”；它延续了列宁主义的虚伪合法性；它必然在内部孕育出掘墓人。体制内部的分层结构进一步揭示了多数从属群体与少数权贵之间的张力。从社会逻辑上看，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不安全与撕裂状态；从政治逻辑上看，他们的放弃行为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历史转折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更应放弃体制。这不仅是个体的理性选择，更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正如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极权体制的崩塌，往往源于体制内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击。体制内人的背离，既是他们自我拯救的出路，也可能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契机。体制内个体的放弃行为不仅是自我保护的必然选择，更可能成为推动体制瓦解的重要历史力量。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ose within the CCP system abandoning the system Author/Editor: Li Zhiyang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ion: tomorrow Abstract: This article...

作者：张兴贵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吴可正 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指导过工人做工，指导过农民种地，指导过作家写作，还指导过女青年杀猪，指导过精神病院，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是神吗？他只不过是格鲁吉亚的一个乡巴佬，如果没有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 权力崇拜，这种将凡人奉为“全知全能”神的荒诞现象，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极权制度土壤里滋生出的毒瘤。它以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为养料，营造出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迷雾。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嘲讽——“没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不仅揭露了个人的虚伪，更指向了极权制度的核心病灶。 一、权力的绝对集中：神坛的基石 极权制度的首要根源，在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不是分散的、受制约的，而是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点——领袖或核心集团。所有决策、资源、甚至思想，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运转。这种集中不仅消灭了分权制衡，也消灭了异见的空间。领袖被塑造成“全能”的象征，因为他掌控了一切：从军队到工厂，从课堂到厨房。于是，权力本身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质疑权力等同于亵渎神明。 二、恐惧与服从的文化 极权制度的另一个根源，是恐惧文化的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不仅是一种治理工具，更是一种心理武器。秘密警察、监控、告密制度，让每个人都生活在被窥视的阴影下。质疑领袖，后果可能是失踪、流放或精神病院的“治疗”。这种恐惧迫使人们放弃独立思考，学会用领袖的语言说话，用领袖的眼睛看世界。 更可怕的是，恐惧催生了盲目的服从文化。人们不仅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主动迎合，争相表忠心。领袖的画像挂满街道，颂歌响彻广播，不是因为他真的“全能”，而是因为群众害怕不这样做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于是，权力崇拜变成了一种集体表演，每个人都在演戏，却没人敢喊停。这种文化让极权制度得以自我强化：领袖越被神化，群众越不敢质疑；而群众越服从，领袖越觉得自己是“神”。 三、宣传的谎言 极权制度的第三个根源，是宣传机器的无孔不入。极权国家深谙“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的道理，通过控制媒体、教育和文化，将领袖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从教科书到报纸，从电影到歌曲，领袖的形象无处不在。他的每句话被奉为金科玉律，他的每项决策被吹捧为天才之举。即便粮食减产、工厂停摆，宣传机器也能把失败包装成“伟大胜利”。 这种宣传不仅美化领袖，也扭曲了现实。群众被剥夺了获取真相的渠道，只能依靠官方的“真理”。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相信领袖真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甚至连杀猪都要听他的“指导”。斯大林时代，李森科的伪科学能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宣传机器把他的荒谬理论吹捧为“革命性突破”。这种谎言的滋生，让权力崇拜的迷雾愈发浓厚，直到整个社会都迷失其中。 四、人性的从众与逃避 权力崇拜的根源不仅在制度，也在人性。极权制度善于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和逃避责任的倾向。在不确定和恐惧中，很多人宁愿将命运交给一个“全能领袖”，也不愿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领袖的“指导”看似为生活提供了确定性，哪怕这种确定性是虚假的。群众高喊口号、挥舞旗帜，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逃避思考的负担。 此外，极权制度还利用了人类对“伟大”的渴望。领袖被塑造成民族的化身、历史的舵手，让人们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宏大叙事”。这种集体狂热掩盖了个体的无力感，让人们在膜拜领袖时，误以为自己也在分享他的“神性”。然而，这种狂热只是幻觉，一旦权力崩塌，群众才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 五、历史的惯性 权力崇拜的根源还在于历史的惯性。极权制度往往并非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旧的专制传统。无论是沙皇的独裁，还是专制帝王的“皇帝”神话，都为现代极权提供了模板。斯大林的苏联，不过是将沙皇的权杖换成了红旗，依然是“一人说了算”的逻辑。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权力崇拜几乎是必然的产物，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膜拜“强人”。 权力崇拜的根源，归根结底，是对自由和理性的背弃。极权制度用集中、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社会困在其中。要打破这种崇拜，唯有回归理性与自由：分散权力，让制度制约人，而不是人凌驾于制度；鼓励质疑，让真相取代谎言；尊重个体，让每个人都能自由思考，而非盲从“领袖”。 The Roots of Power Worship Abstract: Using the Soviet Union under Stali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reveals five root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