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冯仍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今天我读到一篇2012年7月13日的旧文，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长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在十八大前夕刊出，经过五次修改才定稿，背景极其特殊。当年胡锦涛将要交权习近平，党内对“文革”记忆与现实政治暗流涌动。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所谓的“制度反思”，而是王沪宁亲口承认：“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过去，关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官方长期回避，只用“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来模糊带过。而社会上、学界与海外研究，数字在2000万到4500万之间不等。直到王沪宁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份明确写出“饿死四千多万人”，这就意味着：哪怕在体制内部，这一惨烈数字也被承认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共官方一直称1959—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或“困难时期”。但大量档案与学术研究表明，天灾并非主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就指出，1958-1960年各省的气象记录并没有显示严重的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政策性错误。 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构成了大饥荒的三大根源。1958年虚报产量 “放开肚皮吃饭” ，粮食被集中进公社食堂，农民家中颗粒无存。与此同时，国家继续高征购，导致农民人均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甚至只剩几两。河南信阳事件就是极端案例：虚报产量，强征口粮，结果至少一百万人饿死。讽刺的是，当地粮库依旧满仓，而农民宁饿死也不敢抢，正如学者胡平所说，这是此前血腥运动制造的恐惧在作祟。 至于“苏联逼债”的说法，更是事后推卸责任。档案显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在1961年提供了上百万吨粮食援助。真正的决定，是毛泽东自行下令提前还债。 独立学者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都提供了详实数据。杨继绳通过多年研究，认定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万人，共计7600万人生命消失。冯客则根据档案估算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中国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估算2200万，茅于轼、刘宾雁等均认定超过3000万。这些不同数字虽然有差距，但都指向一个结论：大饥荒是一场导致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人祸。 而王沪宁的“四千万”说，正好落在学界共识的区间内。这说明，即便在中共最高层，内部知情者早已心知肚明。 今天重读这段历史，心情异常沉重。一个政权如果连几千万生命的逝去都要掩盖、淡化、推诿，那么它的历史观和执政合法性就必然是脆弱的。王沪宁在2012年的文字，原本似乎想为体制“拨乱反正”，但他之后十年却成为新一轮极端主义的帮凶，这更凸显出中共内部的虚伪与自我矛盾。 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制度灾难。它揭示出高度集权、缺乏监督与信息封锁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人道惨剧。社会制度不改，文革类灾难会反复重演。 几千万条生命消逝在饥荒的黑暗中，他们不是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的饥饿与死亡，是历史永远抹不去的血账。无论当权者如何掩盖，真相终会昭然若揭。 Wang Huning Admits “40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and the Truth of the Great Famine Summary:In 2012, Wang Huning admitted in...

——从官本位教育到走向民主 作者：林小龙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引言 我曾经是一名中国的法官。在法庭与现实的双重场域中，我亲眼目睹了无数腐败的案例，也见证了许多干部的蜕变。他们中有的出身寒门，有的原本勤勉正直，但在体制逻辑与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变得冷漠、贪婪，甚至与犯罪勾结。 流亡海外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去反思。在国际社会的对比之下，我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与顽固性：它既不是单纯的制度缺陷，也不是个体失德，而是一种文化与体制合谋的结果。一方面，延续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使整个社会普遍将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象征；另一方面，中共的独裁体制不仅没有打破这种思想，反而把它变成了巩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底层出身的干部尤显矛盾，他们在成长经历中积累的匮乏感和身份焦虑，使他们在掌权后往往走向“反噬式压迫”。 这正是我试图揭示的主题：中国腐败的根源在于文化与体制，而摆脱腐败的唯一道路是结束独裁、走向民主。 一、官本位思想的文化基因 1. 家庭教育与社会价值的单一化 在中国，几乎所有家庭教育都绕不开一个主题：“孩子要有出息，就要考公务员。”我在司法实践中见过很多家庭，即便已经供养孩子读到研究生博士，最终的目标依旧是进入体制内。社会的评价体系单一，将“官员”视作“人上人”，而忽略其他职业的社会价值。 2. 乡土社会的心理积淀 在广大农村与底层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往往简单直白：“只有当官，家族才能翻身。”这种观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群体性的心理积淀。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成长，早早内化了“官即成功”的价值判断。 3. 社会流动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门槛逐渐提高。普通人若想改变命运，体制内的身份仍是最稳定、最可靠的路径。由此形成的“社会焦虑”，使官本位文化在现代社会愈加牢固。 二、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逻辑 1. 匮乏记忆的补偿性心理 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的干部，往往有着“穷怕了”的童年记忆。这种匮乏感会转化为补偿心理，使他们在掌权后急于通过权力换取财富，以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 2. 身份焦虑与社会区隔 他们担心被人看不起，担心被揭露“原本不过是个农民的孩子”。于是，他们会刻意通过压制底层群体来划清界限。比如，在征地拆迁、税费征收、治安管理中，底层出身的干部常常比出身优渥者更冷酷无情。这种行为是一种“身份宣誓”，以证明自己已完全脱离原阶层。 3. 权力依赖与腐败惯性 当权力成为确认身份的唯一依靠时，腐败就成为必然选择。许多落马官员都有类似经历：出身寒门，发迹之后却贪得无厌。他们的腐败，不仅是贪婪，更是心理补偿的本能反应。 三、体制与文化的共谋 作为法官，我深知：单靠法律是无法遏制腐败的，因为体制本身在助长腐败。 • 政绩导向的考核机制，逼迫干部追求短期数据，忽视长期民生。 • 社会对“官”的过度尊崇，让干部心理压力倍增，进而依赖特权。 • 缺乏有效监督，使得腐败行为可以长期隐藏，甚至被纵容。 最终，文化的执念与体制的设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腐败的温床。 四、中共独裁体制的放大效应 1. 权力高度集中 独裁体制将所有资源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当官”成为几乎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这不仅没有打破官本位，反而使它合法化、常态化。 2. 监督的缺失 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间组织监督，权力几乎零成本滥用。在这样的体制下，腐败成为一种安全的“制度性收益”，而非高风险行为。 3. 底层群体的双重受害 最残酷的是，底层群体在这种体制下既是腐败的受害者，也是官本位文化的受害者。他们本寄希望于“草根干部”能体恤民情，但现实往往相反：草根干部最先背弃底层。这种“背叛”，是我在司法案件与现实观察中最痛心的发现。 五、走向民主的必要性 1. 民主打破官本位 民主制度通过多元价值与社会认同，让不同职业都能获得尊重。成功不再等于“当官”，工人、农民、学者、企业家都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2. 民主遏制腐败 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媒体监督、选举问责，可以让腐败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 3. 民主带来公平流动 个人不再依赖体制身份来改变命运，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创业、技能等多种途径实现阶层跃升。这能大大减轻干部的身份焦虑，从根本上减少“反噬”现象。 六、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未来 从东欧到拉美，从韩国到台湾，历史已经证明：独裁与腐败如影随形，而民主与清廉相辅相成。独裁体制必然制造腐败，民主制度才能逐渐削弱腐败。 中国也不可能例外。结束中共独裁，走向民主，既是政治选择，也是历史必然。这不仅是对制度的重建，更是对文化的重塑。只有在民主环境下，才能淡化官本位，培养公民意识，重建社会信任。 结论 作为一名流亡法官，我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官场腐败并非偶然，而是文化与体制的合谋。官本位思想提供了腐败的文化基因，而中共独裁体制提供了腐败的制度保障。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现象，更是揭示了这一合谋的残酷逻辑。 因此，中国若要真正根治腐败，必须迈出关键一步：结束独裁，走向民主。唯有民主，才能逐渐淡化官本位文化，重建公平与正义，让干部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我林小龙作为流亡法官的亲身见证与沉痛呼吁，也是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 The Cultural Roots...

作者：毛一炜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中共权贵家族在海外的隐秘布局揭示了红二代如何利用政治背景攫取财富，并稳固家族利益。这不仅是个体特权，更折射出制度性腐败与权力滥用。红二代通过掌握资源、金融规则和国际网络，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并在制度保护下合法化运作。普通民众却无法享有同等机会，监督和问责机制在权贵面前形同虚设。 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为例，他在2005年成立私募股权基金“新天域资本”，启动资金主要来自境外投资者，包括日本软银SBI控股和新加坡淡马锡基金。江泽民孙子江志成的基金同样吸引外国资本，为家族利益服务。这些事实显示，权力不仅可以直接获取经济优势，更能通过制度漏洞被掩护，而社会大众却无法监督或追责。 “编程随想” 整理的中共太子党家族谱系表 红二代在海外的财富布局不仅是经济行为，更体现制度对权贵的保护。中共通过内部规则、信息封锁和海外投资渠道确保家族利益不受外界干扰。社会公众无从知晓，责任无法追究，公平与正义被系统性蚕食。这种隐秘运作模式暴露出中共体制本质：权力为少数人服务，制度漏洞让特权阶层凌驾于法律和监督之上。 同时，红二代利用海外教育、金融和投资经验，将国际资本与中共内部资源结合，实现财富和影响力叠加。这种制度性优势让权贵家族遥遥领先，也加固权力结构的封闭性，使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成为常态。普通民众在教育、金融和商业机会上的劣势被固化，社会阶层流动性受限，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深远。权力保护下的特权阶层逃避监督，阻碍社会透明和民主发展；制度漏洞让公共资源被少数人占据，社会公平受侵蚀；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加剧民众的不满，却在体制下无法表达。红二代海外生活的特权不仅反映家族私利，更暴露了中共制度对公民权益的系统性忽视。 控诉这种制度暴行，不只是揭露红二代的特权，更是对权力结构的质问：账谁来结？名如何藏？责由谁挡？中共用制度保护少数权贵，牺牲公共利益，掩盖真实历史与社会不公。这种不透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模式，是制度腐败的核心，也是社会公平被侵蚀的根源。 红二代海外生活不仅是特权展现，也是制度性腐败的缩影。社会必须正视这种跨国财富与权力结合，不仅反映权贵家族私利，也暴露中共制度对民众权益的系统性忽视。控诉制度暴行，不仅要记录个案，更要揭示结构性问题，让真相被看见，让权力滥用被监督。每一个跨国财富和权力网络背后，都是制度漏洞和社会不公的真实写照。 The Overseas Privileges of Zhongnanhai’s “Second Red Generation” Summary: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the “Second Red Generation” of Zhongnanhai...

作者：陈婷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在许多国家，人们谈论宗教自由时，往往默认它意味着一种平等：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来自什么民族、属于怎样的背景，都有权利公开表达信仰，参与宗教仪式，传承教义，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立场。宗教自由，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尊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标志。 然而，在中国，尽管宗教自由被写入宪法，但在现实中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信仰不仅不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反而被分层管理、区别对待，成为一种“政治敏感事项”。 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国家对不同宗教群体的制度安排上。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所谓“五大宗教”表面上享有合法地位，但它们必须依附于官方宗教协会开展活动。未登记的团体，如家庭教会或民间佛教道场，即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常常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法律保护的边界，并不是根据信仰是否和平来划定，而是取决于是否“服从管理”。于是，宗教自由沦为一种在政府许可下才能进行的有限活动。 更严重的是，国家在民族与宗教结合处的高度干预。藏传佛教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原本自成体系、拥有千年历史的宗教传统，在中国不仅被拆解成碎片，还面临语言限制、传播审查、领袖否定等多重管控。活佛转世制度本是藏传佛教的核心传统之一，过去由教派内部依据仪轨识别灵童。但2007年，中国政府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所有转世必须经过审批。一个活佛是否为真实转世，不再由信众和上师判断，而由国家发文决定。这不是宗教制度的现代化，而是灵魂的行政化控制。 在汉地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索达吉堪布法师，也未能幸免。他从不谈论政治，讲法时用语克制，积极配合各方要求，对党政态度始终温和中立。然而在2019年底，他仍被迫宣布解散自己创办的“菩提学会”，并关闭相关网站。尽管声明中称此举是为避免有人冒用学会名义违法敛财，但不少舆论指出，这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压力。索达吉堪布的讲法影响力广泛，信众遍及全国，尤其吸引了大量知识阶层与青年。正是这种“脱离控制的宗教传播”，让当局感到警惕，即便他从未直接挑战体制。 宗教平等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也存在于同一宗教内部的区别对待。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虽然同属“佛教”，但待遇却天差地别。前者往往能在官方主持的寺庙中举行法会，甚至获得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而后者则频频遭遇审查、限制乃至打压。一个民族的宗教活动之所以被贴上“敏感”的标签，根本原因并非信仰内容本身，而是当局对所谓“社会稳定”的过度焦虑。 在中国的宗教治理逻辑中，宗教并非被视为信徒的灵魂需求，而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宗教要“爱国”，要“服从党的领导”，要“抵御外来渗透”。凡是超越这些框架的信仰实践，无论是否和平，都会被视为“隐患”，甚至被定义为“敌对势力”。这实际上构建出一种“信仰等级制度”：注册团体优于未注册，官方认定高于传统认定，顺从的信徒优于活跃的信徒，大宗教优于小宗教，汉族信仰优于少数民族信仰。 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不仅压缩了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制造了信众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许多年轻人害怕公开信仰，担心影响学业、就业和社交；一些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信徒们习惯性地自我审查，哪怕在宗教聚会中也不敢讨论涉及政策的话题。这种“看不见的恐惧”，才是自由最深层的崩塌。 真正的宗教平等，并不是表面上“五大宗教并存”，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不分族群、身份、宗派，自由地选择、传承和表达信仰。政府的职责，不是去批准谁可以信仰，而是保障所有人的信仰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当藏人可以公开敬仰达赖喇嘛、汉人可以自由皈依藏传佛教、穆斯林可以自主管理清真寺、家庭教会能够合法讲道时，宗教自由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一个社会的自由与文明程度，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寺庙与牌匾，而在于它是否敢于放手那些不被驯服的灵魂。 Hierarchy of Belief: Implicit Discrimination in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Abstract: In many countries, when people talk about religious freedom, they often acquiesce...

作者：景辉辰 2025年08月16日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作为一名亲历中国现实的公民，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的体制并不是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统治结合的模式。在这种体制下，中共既是裁判，又是选手，既掌控国家机器，又操控经济命脉。任何独立的力量，特别是民营资本，都会被视为威胁并遭到打压。 近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的民营资本接连遭遇重击：互联网巨头被罚，地产大佬轰然倒下，许多企业家被迫沉默甚至逃离海外。这不是个别政策的偶然，而是中共统治逻辑的必然结果。 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以“二选一”等垄断行为为由，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罚款（相当于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恒大陷入债务泥潭、违约暴雷。 从2021年“三道红线”政策开始，多个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恒大项目停工、债务违约，并于2024年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算。此背景下，“地产大佬”真实意涵即指如恒大等依赖高杠杆发展的房企的迅速倒下。 曾主导华晨帝国的企业家仰融因失去政治依靠而被撤职，后被控“国有资产流失”，最终逃往美国定居，事业一落千丈。 在党国资本主义下，国企寡头化成为常态。能源、金融、土地等关键资源全部掌握在中共手中。总书记如同“董事长”，中共是最大的股东，国家机器和国企既是经济工具，也是政治工具。这样的体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权力来垄断资本，并压制一切社会独立性。 民营资本的困境格外突出。许多民营企业家原本寄望于改革开放，却发现自己随时可能被整肃。“反垄断”“去杠杆”“共同富裕”这些口号，其实是打压民营资本的借口。民企一旦做大，就会被视为威胁；失去政治庇护，即便是庞大的商业帝国，也可能顷刻倒塌。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企业在打压中被迫关停，他们的人生和事业瞬间崩塌，这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在中共的体制下，任何独立资本都可能随时被摧毁。更严重的是，我自己的企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不仅持续受到打压，还被当局设下陷阱，最终甚至被强行没收。这一切彻底击碎了我对所谓改革开放的幻想，也让我明白：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企业和个人的努力都无法换来安全，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 这种体制的后果已经显现： 创新活力被扼杀，市场信心崩溃； 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普通民众生活在恐惧中，既害怕失去自由，也担心经济未来。 中共用这种方式维系统治，不仅剥夺了社会活力，也彻底扼杀了民众对公平与希望的追求。民营资本的被打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专制机器压制自由的延伸。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表面上是经济问题，本质却是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逻辑使然。只要这种体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民众的自由与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今天，我能在海外自由写下这些文字，但我十分清楚，如果在中国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样的呼吁只会招致打压与惩罚，而不是宽容与对话。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坚定地表达立场：反对中共暴政，反对党国资本主义对民营资本和普通民众的压迫。我相信，只有当权力与资本真正分离，国家不再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时候，中国社会才可能走向公平、自由与安全。 Why has private capital been repeatedly suppressed? --The truth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Author: Jing Huichen August 16, 2025Editor: Zhou Zhigang Responsible Editor: Luo...

Why Marxism Does Not Work (II)— The Content of Marxism 作者：华言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发展出理论，构成了其思想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红色恐怖 先制造出阶级，然后想象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世界划分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划分基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则不占有，因此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一词不是中性概念，而是有高低不等、优劣有别、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意义的。阶级是一种单向度的分类方法，为了制造阶级斗争而专断的划分标准。 现代社会学用文化、资产、职业、地位等来划分阶层，更具合理性，因为人是多向度的、幸福也是多向度的，因人而异。资本家和工人一样，是一个生产者，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资本家开办工厂，不仅要拿出资金，而且要对工厂负更大的责任，从工厂的创建直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认真思考，做出决策。那种把资本家看成是剥削工人的寄生虫的观点，实在是大错特错的。 阶级斗争理论所产生的谬误:一是以“贫富”评判善恶，颠覆了人类传统的价值体系。比如文革时期所产生的“成分论”。“成分”（也叫“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是新中国建国后对个人及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化标记。本来用于土改、镇反、合作化等运动中的社会分类工具，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被极度政治化，演变成判断“红”、“黑”、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核心尺度，这种以政治化出身先验评判人的做法，就被称为“成分论”。其中，“红五类”（被视为“根红苗正”的革命对象）：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及革命烈属/贫下中农子女等，口径有增减）。“黑五类”（被定为“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合称“地富反坏右”）。以“贫富”作为善恶的评判标准。穷人都是善良的, 是阶级兄弟;富人都是邪恶的, 是阶级敌人。人类自古以来都是以人的行为品格作为评判善恶的依据, 而不是以贫富来介定人的善恶。心地善良的人乐善好施, 心地邪恶的人损人利己, 善恶完全取决于人的品行,而不是取决于人的贫富。善恶与贫富没有必然的关系,穷人未必都是善良的人,富人也未必都是邪恶的人。二是煽动仇恨挑起人类相互残杀，破坏了人类的和谐发展。人类的价值体系是人类几千年来承前启后累积建立起来的，人类就是依循祖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引导，人类依靠团结合作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类有合作有冲突，但马克思主义者将一切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这是思维的懒惰，将人类的历史简化成斗争史是为了煽动仇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施这种阶级统治，镇压一切反对者，共产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严密、成本最昂贵的专政体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共产党通过它的领袖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专制独裁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超高强度的控制体系，触角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将整个国家变成高度组织化的庞大政治机体，维持成本极高，劳民伤财。为了确保“党的领导”，共产党在基层建立支部，并按照专政体系的行政归属系统，即系统的条条和地区的块块，建立了党统属的组织系统，且凌驾于专政体系中的每一行政机构之上，从而在专政体系的任何一个行政系统里，形成了行政组织机构和党组织机构同时并存。 “党的领导”，就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党、政权、群众团体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运转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的“领导核心”--党的领袖，全党、全国都要团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社会群体被强制地分割为两个部分：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实行着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暴虐、最恐怖的阶级统治。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暴力机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其说是国家学说，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观。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国家和国家政权的概念，将国家与政府等同起来。现代政治学国家四要素说，国家是由领土、人民、主权、政府等四个要素构成的。国家是居住在固定领土上的拥有主权的国民的共同组织。政府是社会契约产生的，共同生活的人们为了一个有秩序和完善的社会，签订契约，组成政府。 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这里的国家指的其实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就是政府。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侧重认为：政府是为一个特定的阶级服务的；现代政府学说认为，政府是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市场监管、公正中立裁判的机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国家与政府不作区分，显然是错误的；按照现代国家的观念，国家是生活共同体，政府是为保障生活共同体正常运转的守护机关。 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是专政机关，政府的产生是由人民决定的，而不是由全体国民决定的。人民是谁，由统治阶级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来定义，可以根据形势随意修改，这导致国民恐惧政府，害怕随时被打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成为被专政的对象。马克思的国家观和政府观是扭曲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自由观念格格不入。 普列汉诺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就已经指出：“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不相容。……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行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 用来维持共产党党魁无限权力的，必然是“阶级恐怖”和“全面的全国恐怖”，这是红色恐怖，百倍于白色恐怖。 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饥饿的游戏 由于集体中的权力是集中的，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集体”中“老大哥”侵犯“集体”内的无权力个人甚至集体利益的一种“假公济私”工具。事实上，几乎所有强调集体主义的“集体”都不同程度地在集体主义的大义下侵犯甚至剥夺集体内个体的一切可以被侵犯的利益以图肥己。若仅仅是存在不能完全消灭阶级的问题，集体主义也许还能在不完美状态下有效运作，然而最大问题在于人的自私性。没有人像蜜蜂中的工蜂一样，只为了团体而无止尽献出自己的脑力或体力生产力，却只和别人一样享受同等的资源，所以产生“向下对齐”的效应，大家尽量偷懒与减少付出，以不被惩罚为原则，反正分配资源时懒与勤的人都是拿差不多的分量，尤其是难以量化的无形创意或研究付出根本不会得到增加资源的奖励反馈，更无人乐于从事。在人性自私本质下，最后集体主义造成的并不是集体进步，而是集体的沦落和最终走向崩解。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公有制+计划经济。公有制：所谓的国家即党和政府，对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生活资料--所有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实施全面、彻底、高度集中的独占垄断。本质上是：共产党对社会劳动资料——一切生产部门社会总产品和社会生活源泉绝对的独占垄断，对全社会经济运行、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全面的、独一无二的、高度集中的一体化掌控。计划经济：生产的国有化和交换的国有化。生产的国有化：垄断“一切生产部门”。实施这种垄断，完全是运用国家暴力机构，通过激烈的、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的。在城市，工商业者的企业、工厂、商店、手工业者的作坊及其生产资料，通过“没收”“剥夺”“合作化”等手段，全部被剥夺殆尽。在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粮食全被没收，农民的全部土地和牲畜、农具被“集体化”“合作化”。交换的国有化：通过“国家收购”“统购统销”“凭票供应”，消灭市场经济，垄断和掌控一切产品流通过程和价格体系，完全而彻底地垄断了社会生活必需品资源。 劳动资料和生活源泉的垄断是无产阶级的“依附性及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这就迫使人们沦入了对共产党专政国家完全、彻底的人身依附，因而也就无可奈何地忍受它的盘剥和奴役。 希莱尔·贝洛克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揭露了共产党专政国家控制社会总产品进行社会财富再生产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对人们生活本身，不仅是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包括他们的社会、思想、政治生活，实施全方位和一体化的控制。 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人一旦失去了维持和保障自身生存必须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丧失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垄断者。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虚假 如果一个社会的言论全是一个来源，一种声音。民众所能得到的讯息都是被严格筛选后的，真实世界和多元化思潮被阻隔。那么，文化将失魂精神落魄，心智将沦丧文明枯竭，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动刀动枪，就已经彻底沦陷了。 “意识形态”是一种图景，可以简化我们的思维，方便我们理解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关于世界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生命的意义等一系列价值观念系统；它提供了信仰般的命题：现实是什么样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如何现实走向应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述：一是意识形态是人们物质生产生活的产物，并随之而不断发展变化。二是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一切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为政治、政党服务的思想话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二、意识形态与政治及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斗争总是为政治及国家利益服务；三、意识形态的内核是主导价值观，在现实中体现为话语权。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有所下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有害论”受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说服力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冲击。非政府组织、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话题对僵化的意识形态构成致命的打击，共产主义国家无不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防范和抵御所谓的错误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反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更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和文件，谁对自己的观念更加自信，一目了然。 共产党实施意识形态垄断，严密的社会意识形态、严酷的思想控制，要求人民思想一体化的目的，对人民行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效控制。为此，推行整风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以阶级斗争和专政原则处理意识形态问题。 共产党绝对控制着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源、生产机构、生产资料和文化资源，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媒体和从业人员，媒体业被定位为党的工具与党的喉舌，要求一切从业人员，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阶级特权 共产党人虛构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忽悠了一群想不劳而获的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真正不劳而获的官僚阶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造了一个人人平等、广泛自由、生活富裕、精神文明极高的社会。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社会形成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阶级矛盾，官僚阶级（新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1.不平等的原因。共产党要安置维护巩固好这个新阶级，因为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级高唱漂亮的口号，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国家统治一切、管理一切，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一个特权阶层横空出世，那个宣称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追求平等和手段--庞大的官僚阶级之间产生了矛盾，共产主义实际所获得的恰恰是自己所反对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不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共产主义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使平等之目标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