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5 月, 2026

文：杨大鹏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来到美国之后，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高楼，不是收入，也不是所谓的“自由空气”，而是这里对于儿童的保护。在美国，孩子摔伤了、被虐待了、长期情绪异常，学校、医院、邻居甚至路人都有可能报警。老师发现孩子状态不对，可以直接启动调查；父母如果长期家暴、精神虐待孩子，甚至可能失去监护权。因为在这里，孩子首先被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更不是维稳机器下可以被牺牲的数字。 可当我再回头看中国这些年的事情，我只觉得愤怒、窒息、甚至后背发凉。“小诺曦”事件，一个孩子遭受长期虐待，浑身伤痕累累，让无数人心碎。还有近期河南初中生“被死亡”事件，一个年轻生命突然离世，舆论质疑重重，家属哭喊无门，网络声音不断被压制。每一次类似事件出现，评论区都会有人说：“别发了，小心封号。”“别讨论了，马上删帖。”“再说账号没了。”什么时候开始，一个社会连为孩子发声，都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发生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追问真相，而是沉默、害怕、删帖、捂嘴。因为在这个体制下，“稳定”永远高于真相。他们可以高喊“一切为了孩子”，却可以让毒奶粉流入市场；他们可以宣传“祖国的花朵”，却让校园霸凌、虐童、少年离奇死亡事件一次次不了了之；他们可以天天谈“正能量”，却容不下普通人为受害儿童说一句公道话。 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优先保护的，永远应该是孩子。 因为孩子没有反抗能力，没有社会资源，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依赖制度、法律和社会良知去保护自己。可在中国，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活在巨大的压迫里。高压教育、服从教育、打压式成长、唯成绩论，孩子不是被当作独立生命培养，而更像是被当成“工具人”制造。很多孩子从小被灌输：“不要质疑老师”，“不要惹事”，“不要乱说话”，“吃亏是福”。他们被要求听话，却没人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而当真正的悲剧发生时，很多家庭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愿意保护孩子的体系，而是一堵冰冷、沉默、互相推诿的高墙。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中国人已经对这种事情逐渐麻木。有人觉得：“反正改变不了。”有人觉得：“不要谈政治。”还有人觉得：“事情过去就算了。” 可如果连孩子都没人愿意保护，如果连下一代遭遇不公都没人敢发声，那这个社会未来还剩下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不是看GDP有多高，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孩子是否被保护，女性是否有尊严，普通人是否敢说真话，这才是真正衡量一个社会良知的标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已经经历了太多沉默、压抑和恐惧。但至少，我们不能让下一代继续生活在“不要说”、“不要问”、“不要管”的环境里。因为今天沉默的人，明天可能就轮到自己的孩子。为孩子发声，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 Who Speaks for China's "Silenced" Children? Author: Yang Dapeng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Issues of...

作者：张超瑜编辑：周志刚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在讨论中国宗教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宗教事务正在越来越深地被纳入“维稳逻辑”之中。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主要属于个人精神领域。一个人是否信仰、如何敬拜、选择何种聚会方式，本应属于私人自由范畴。可在现实中，宗教却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需要重点管理、重点防范、重点控制的社会领域。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加强，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改变。 近年来，“宗教中国化”被不断强调。官方表述中，这一方向被解释为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防范境外渗透、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任何政权都会关注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社会群体，这本身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安全”与“稳定”被不断扩大解释后，许多正常宗教活动也开始被纳入高压管理范围。尤其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很多家庭教会并不参与政治，也不具备社会对抗能力。它们存在的原因，往往只是部分信徒希望保留一种不依附行政体系的聚会方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不纳入统一管理”本身，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风险。于是，一个原本关于信仰自主的问题，逐渐被转化成了治理问题。 在某些地区，宗教场所需要安装监控设备；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聚会人数、讲道内容、培训活动需要层层审批；甚至连十字架、宗教标语等象征性元素，也可能进入行政整顿范围。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任何无法完全被纳入管理体系的社会空间，都会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宗教，恰恰天然具有组织性、共同价值观以及精神凝聚力。问题也因此出现：一个社会，是否只能允许“被定义过的信仰”存在？如果一种信仰必须先接受组织结构、表达方式乃至思想内容上的统一规范，才能获得合法空间，那么信仰本身的自主性就会越来越弱。因为真正的宗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聚会，更涉及个人内心世界。 很多信徒之所以坚持家庭聚会，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认为信仰应当首先服从内心，而非行政安排。对于他们而言，敬拜的意义，在于人与信仰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不是先经过制度许可。可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逻辑下，这种“自发性”本身，恰恰最容易引发警惕。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于“自发组织”的长期敏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无论是民间公益、独立社群，还是具有共同理念的人群，只要脱离统一管理框架，往往都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这种治理方式的底层逻辑，是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因为对于高度强调稳定的治理体系而言，可控，往往比多元更重要。但问题是，一个真正成熟且稳定的社会，是否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压缩社会空间之上？如果所有社会组织都必须依附于行政体系才能存在，那么社会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失去自主组织、自主表达以及彼此建立信任的能力。 而宗教问题之所以特殊，恰恰因为它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与行政命令之间，本身就存在天然张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无法通过高压彻底消失。越是强制压缩空间，很多信仰活动反而越容易转入地下、走向隐蔽，甚至进一步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真正健康的治理，未必意味着完全放任，但至少应当允许合法边界内的多元存在。否则，当“统一”逐渐高于“自由”，当“管理”逐渐覆盖“信仰”，宗教就会越来越失去其原本属于个人内心的部分。而这，也许才是今天很多人真正担忧的问题。 When "Stability" Surpasses Faith: Why Religious Iss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nsitive? Author: Zhang Chaoyu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日期：4/30/2026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本文来自北京之春 编辑：赵杰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 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位勇敢纯真的女孩，名叫林昭。 1968年4月29日殉难。那一年，她还不满36岁，还是个未婚的姑娘。 今天是她的忌日。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32年出生。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林昭”。 林昭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后，便追随兄长许金元干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壮烈牺牲。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一位才女，上大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 1957年，一场运动开始了，林昭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在看到有同学被批判时，挺身而出。她的正直、义气、善良和勇气，都不容许她置身事外。 在新华社的《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一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情节：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对于当时的情势，林昭深感痛苦和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因此没能毕业。 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继续坚持说真话无罪，并且继续抨击极左分子，还坚持写下20余万字的日记。 1968年4月29日，林昭由原来的二十年刑期，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在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遗言在十二年后实现了。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如今，离林昭去世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仍然有很多人在纪念林昭，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 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始终没有停止过独立思考：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林昭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她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记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做到了这一点，简直是一个奇迹！ 她战胜了、突破了所有强加于一个人的限制，用很多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血），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这是关于一个特殊时代非常有说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份证言。 她咬破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 林昭的同学、后来又关在同一监室的狱友丁芸曾劝她：“何必这样来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 然而，她的回答决绝而果敢：“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林昭轻声回答：“宁为玉碎”。 “坟墓压不住你，你又站起来了。”今天的人们能透过她的文字，看到一个伟大灵魂的巨大生长力。 在历史潮流里，没有人可以遏制一个自由灵魂的歌唱，她的歌声会越传越远，每年都会召唤人们来到她的灵魂面前，与她共鸣，向世界表达一种独立意志，表达对理想、对自由的向往。 林昭被捕以后，她的父亲自杀身亡。在她被枪决后，她的母亲又精神崩溃后悲惨死去。 这个家庭惟一的未亡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后来远渡美国。 在林昭平反以后，彭令范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一度很愤怒。她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 “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 我理解彭令范的愤怒！林昭为他人挺身而出，可是又有几人为林昭发声？ 为什么坏人总是胜利，就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无所作为。 林昭在孤独的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但她的身后空空荡荡。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礁石，或是别无选择，或是不想抵抗，没尊严的，没勇气的，没底线的……苟且的活着。 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人们需要为曾经的懦弱羞耻，人们需要为发生的荒唐羞耻。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纪念林昭，其意义正在于此。 今天是4月29日，林昭的忌日。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 Lin Zhao: History Will Declare Me Innocent Date: 4/30/2026 Source: Internet Author: Internet This article is from Beijing Spring Editor: Zhao Jie...

作者：被羁押同工家属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近况更新 ZCT 4/16/2026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中被羁押的18牧者同工，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仍被关押于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至今已进入第188天。 1、至今六个多月来，家属始终未获得对案件的明确答复，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今天律师致电银海区检察院案管部门询问，得到的回复是案件再次延期两个月。根据法律规定，重大案件可申请调查取证延期，目前已进入延期阶段的第七个月，但我们至今未收到任何书面正式通知。 三月底，被羁押人员曾从办案人员口中获悉已进入“最后提审”阶段，具体情况并不明了。 目前，被羁押人员中健康状况严重者仍未获得有效治疗保障。天气炎热，营养不良，加之住宿环境恶劣，情况令人担忧。 2、三月下旬，关押在第二看守所的部分姊妹收到圣经。但由于辩护律师持续遭受非法打压，正常会面得不到保障，我们无法获得全面、及时的信息反馈。 3、部分被羁押牧者家中年迈的父母，受到有关部门的上门骚扰与威胁，导致老人受到惊吓，健康及心灵状况堪忧。 4、部分被羁押牧者的妻子及年幼子女，遭遇数名身份不明人员突然闯入家中威胁，要求不允许随便外出，如需外出必须上报属地派出所。 5、为我们亲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团队，继续遭受极其恶劣的打压。每一位律师均不同程度地面临调查、年检抽查、约谈、警告处分，甚至被迫停业、吊销、注销律师执照等威胁。 6、亲朋好友为被羁押牧者同工邮寄的明信片及书籍被陆续退回，羁押人员的通信权利遭到践踏。 我们强烈谴责一切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径，呼吁切实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我们也继续为我们无辜的家人被无罪释放迫切祷告。 惟愿公平如大水滔滔，公义如江河滚滚，愿光明与良善在这地上得以彰显。 2026.4.16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18位羁押牧者同工家属团 Zion Church Case Postponed Once Again Author: Family Members of Detained Staff Editor: Li Jing ...

作者：卢超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2026年4月25日，我参加了“787次茉莉花行动——声援程方维”，心里想的其实是这是我们民主党人的命运。 程方维的事情，对我们在海外参加民运的人来说，不只是一个新闻，更像是一面镜子。他曾在悉尼求学，在自由的环境里表达对家乡的关心，参加过集会，说过心里话。然而，仅仅因为这些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回国后却换来了“分裂国家罪”和六年的刑期。这个代价，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 坐在台下或站在街头时，我们民主党人可能都闪过同样的念头：如果是我回国，会怎样？这种担忧是真实的。程方维案的意义，就在于它试图给每一个海外发声的人戴上一把无形的枷锁，让我们即便身在万里之外，依然感受到那种如影随形的压抑。 但我参与民主党活动这么久，和大家一起走过这么多次街道，我发现恐惧并没有让我们散去。相反，这件事让我们更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 其实，我们追求的东西很简单。呐喊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某种宏大的口号，它仅仅是人的一种本能。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样，当我们看到不公、看到同胞受难，表达异议是理所应当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因为跨越了一根国境线，就变成了一种罪名。 程方维用他的六年自由，提醒了我们海外抗争的实际处境。如果我们因为这种压力而退缩，那么这种“长臂管辖”就真的成功了。我们继续参加活动，继续声援，不是因为我们不害怕，而是因为我们深知，如果今天我们保持沉默，那么未来每一个留学生、每一个海外民主党人都将失去说话的安全感。 今天的行动，是对程方维的一份支持。我们要在自由的土地上，替他把没说完的话说完。这不仅是为了一个名字，更是为了守住我们做人的底线：呐喊是自由的，而自由是不该被审判的。 前路或许依然艰难，但只要我们民主党人还聚在一起，声音就不会熄灭。程方维，我们不仅记着你的名字，更会带着你的那份坚持走下去。 The Democratic Party Members’ Perspective 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Cheng Fangwei Case Author: Lu Chao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Mao Yiwei Translator: Ge Bing On April 25, 2026,...

作者：劉棟玲 編輯：馮仍 校對：馮仍 翻译：戈冰 前言 在山西太原，曾有一名普通的國企職工，過著白天在鋼鐵廠檢測鋼材、晚上經營日料店的忙碌生活。然而，2008年的一次偶然結識，以及隨後學會的“翻牆”技術，徹底打碎了他原本平穩的人生軌跡。 從“太鋼職工”到“政治犯”，再到跨越歐亞大陸的流亡者，顏曉辰的故事，是無數試圖衝破中國“信息繭房”者的縮影。 顏曉辰出生於1982年。進入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熱連軋廠後，他成為一名從事超聲波無損檢測的技術人員。在外界看來，這是一份體面的“鐵飯碗”。 與此同時，他與妻子在市中心經營著一家日本料理店，生活優渥而充實。 然而，2008年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 在QQ聊天室裡，他結識了一位台灣朋友。正是這次跨越海峽的交流，讓他對自幼接受的歷史教育產生了強烈動搖。 “最讓我震驚的是，共產黨根本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顏曉辰回憶道。 關於南泥灣種植鴉片、國共抗日真相等資訊，如同巨石投水，在他心中激起千層浪。他開始頻繁出入圖書館，尋找民國人物傳記，但很快發現，牆內的圖書館無法提供他真正渴望的歷史真相。 2009年前後，顏曉辰掌握了“翻牆”技術。透過“自由門”等工具，當他第一次穿透防火長城（GFW），看到國際互聯網時，那種衝擊感如同超聲波探測到了鋼件核心的致命裂紋。 “我第一次知道了‘六四’事件的真相，看到了坦克與學生對峙的畫面；‘八九六四’的血腥現場、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三民主義的真實內涵，如潮水般湧入我的視野。我也第一次意識到，所謂‘抗日戰爭中流砥柱’，並非我過去所理解的那樣，國民黨軍隊才是抗戰主力。特別是在閱讀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後，我才明白歷史是如何被肢解與重構的。那種感覺，就像突然踏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之後，他申請了Google、Twitter與Facebook賬號，也逐漸意識到：中國互聯網本質上更像一個巨大的局域網。 然而，覺醒之後的痛苦也隨之而來。 在工廠裡，他嘗試與同事分享真相，卻遭遇冷眼。更讓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教一些同事翻牆，而對方卻只是用來觀看色情影片。 “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成年人的世界沒有改變，只有篩選。” 顏曉辰對理念的堅持近乎執拗。 2015年赴台灣觀光後，他徹底認同了民主憲政。回國後，他在網上購買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掛在太鋼辦公室裡，並穿著工作服與旗幟合影，發布到工作群中，甚至因此遭到同事舉報。 廠黨委書記親自來到車間批評他：“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這是一種對自由邊界的試探，也是對真實歷史的尊重。”他說。 隨著網絡環境日益收緊，他目睹越來越多因發表言論而被捕的人。但他並未退縮。武漢疫情爆發後，他轉發陳秋實在武漢拍攝的視頻，利用碎片化時間傳播真相。 他知道這樣做需要付出代價，但他更不忍看到身邊的人繼續生活在信息繭房中。 2020年8月，命運的鐵錘終於落下。 當時，顏曉辰的女兒正在醫院接受手術。警方通過手機定位，在晚上7點將他從家中帶走。 隨之而來的是漫長的羈押：看守所、檢察院公訴。2020年10月19日，他被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嶺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在獄中，他面對的是無止境的“轉化”教育——每天被強制觀看《新聞聯播》和抗戰題材影視劇。但憑藉多年閱讀《洗腦的歷史》等書籍建立的心理防線，他始終未被動搖。 2022年2月6日刑滿釋放。 然而，最讓他心碎的，是對家人的虧欠。 他入獄後，國企工作被開除，日料店也因疫情關閉。年幼的女兒，更可能因他的政治背景而在未來遭受歧視。 到了2023年，顏曉辰發現自己已無法在故土立足。求職被要求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還要面對無處不在的監控。 為了女兒的未來，他下定決心離開中國。 2025年7月，他以暑期旅行的名義，帶著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從深圳出發，經貝爾格勒輾轉抵達德國。 直到踏上自由土地的那一刻，他才將真相告訴女兒： “只要家人在一起，走到哪裡都是家。” 如今，顏曉辰定居德國，享受著這片“被上帝祝福的土地”所帶來的自由。 他依然關注著牆內的動態。看到有人重複自己當年的道路時，他既為對方感到欣慰，也難免擔憂。 對他而言，那段失去自由的經歷不是恥辱，而是一枚“勳章”。 “反共將會是貫穿我一生的終極目標。”顏曉辰堅定地說。 從太原到柏林，他完成了一個普通中國人對自由與真理的追尋與自我救贖。 後記 顏曉辰的案件，曾因林生亮先生主辦的“中共惡人榜”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而獲得聲援。 這種來自外界的支持，成為他在獄中以及出獄後堅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他的經歷再次證明：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任何試圖阻斷真相的“圍牆”，終將在個體的覺醒與勇氣面前坍塌。 From TISCO Technician to Exiled Dissident: Yan Xiaocheng’s “Awakening” and “Price Paid” Author: Liu Dongling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