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5 月, 2026

作者：牛腾宇妈妈      在五一假期结束后，我将再次奔赴广东，为蒙冤入狱的儿子牛腾宇继续维权。 我为儿子聘请的第16位律师已代理一年有余，但广东当局至今拒绝安排阅卷。此前他们以“需先提交抗诉书才能阅卷”为由推脱，而阅卷与提交抗诉书本无任何关联，这种拖延明显是在耍无赖。  一审开庭前，24名孩子的律师仅能看到当局挑选过的部分卷宗，其他材料均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大量案件漏洞、错误事实和伪造证据被刻意隐藏。我方律师因无法获取完整案卷，根本无法得知广东当局炮制这起冤案时究竟动用了多少非法手段、判决依据又有多么残缺不全。这就像考试时不给考生完整试题，律师在信息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找到正确的辩护方向，更无法进行有效辩护。 因此，我必须再次前往广东，依法要求当局向我方代理律师提供完整案卷。  2019年，广东当局为邀功请赏，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其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随后，在某高级权贵仆从——杨晔的直接干预下，广东省政法委要求茂名市公检法串联办案，非法重判24名孩子，其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部督1902136专案”。 我的儿子牛腾宇正是这24人之一。 杨晔先是命令茂名、佛山两地公安加大对我儿的酷刑力度，甚至试图杀人灭口。残酷虐待导致他全身无一处完好皮肤。酷刑之后，杨晔又指示广东省政法委让我儿替她的儿子顾杨阳顶“主犯”，要求茂名当局从重判决。 茂名市检察院为完成“政治任务”伪造证据、编造供词、诱供诈供；茂名市法院则威胁我方律师，要求其保持沉默或退出代理。 就这样，我儿子被非法判处14年有期徒刑。 为把这起冤案做成“铁案”，杨晔与广东省政法委随即对我实施持续迫害。这些迫害来自公安和国安系统，利用职权与技术手段，多次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且至今从未真正停止。 儿子刚转入四会监狱时，广东省政法委为配合杨晔，曾命令监狱非法剥夺我的会见权。 我多次前往广东维权，却屡遭威胁与骚扰：一次去四会监狱要求会见儿子，迎接我的竟是一排荷枪实弹的特警；另一次在广州维权时，政法委人员入住我酒店隔壁房间，整晚打牌聊天制造噪音，让我彻夜难眠，白天也毫无精力维权。 我非常清楚，杨晔与广东省政法委联合实施的残酷迫害，最终目的就是让我和儿子牛腾宇都“消失”。 即使倒在维权路上，也比坐以待毙、憋屈地死在家里强，只要我儿子还在广东，我就会一直前往广东维权，绝不放弃！ Continuing the Defense of Rights for My Son Niu Tengyu: I Will Not Give Up Author: Niu...

作者：牛腾宇妈妈 我的儿啊…… 铁栏如利刃，横在你我之间，却斩不断母亲这一生最深的牵挂。 你剃着寸头，年仅十九岁，本该是风吹过脸庞都带着笑意的年纪，如今却只能站在昏暗的牢房里，用那双清亮的眼睛，默默望着我。 妈妈看得见你眼底的委屈，看得见你咬紧牙关不肯掉下的泪，也看得见那些年他们加诸在你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都刻在母亲心里，鲜血淋漓。 我站在铁窗外，身体早已千疮百孔，却仍拼尽全力举起这叠写满血泪的申诉材料。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滴、两滴、三滴……砸在纸上，洇开一圈又一圈的痛。 我没能护住你小小的身体，没能挡住这场从天而降的冤狱，只能用这双曾抱过你、哄过你、替你擦眼泪的手，如今颤抖着，握紧最后的希望。 孩子，你别怕。 妈妈知道你疼，那些酷刑、那些黑暗、那些强加于你的罪名，每一个夜晚都在折磨着你。 可你依然坚强地望着妈妈，像小时候跌倒了也不肯哭，只是不想让我担心。 那一刻，妈妈的心碎成了粉末，却还要强撑着微笑，只怕被你看见我的崩溃。 腾宇，我的命根子，我的心头肉， 妈妈还会继续去广东，哪怕一次次被威胁、被骚扰、被阻拦，哪怕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妈妈也一定会为你拼到底。 风在为你哭，铁窗在为你颤。 如果老天有眼，就让母亲的眼泪化作一把火，烧尽这世间所有的黑暗与不公。 儿啊…… 再坚持一下，妈妈来了。 我会用余生所有的力气、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爱，砸开这冰冷的铁窗，把你紧紧抱进怀里。 我要亲吻你剃短的头发，然后告诉你： “孩子，回家了。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妈妈爱你。用生命爱你。永远，永远…… Tears Behind Iron Bars Author: Niu Tengyu’s Mother My son... The iron bars are like sharp blades, standing between you and me, Yet they cannot sever...

作者：Reng Feng（冯仍）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周敏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琳被联邦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更让我震惊的是，公告显示她已经同意认罪。司法部说，王爱琳与孙耀宁共同经营一个名为 “美国新闻中心”网站，表面上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却按中共官员的指令发布亲北京宣传内容，而且她并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申报自己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王爱琳不是一个刚刚来到美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5年从四川成都移民美国，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买房、生活、经营人脉、参与社区事务，最终当选阿卡迪亚市议员，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她看起来几乎就是华人移民在美国成功的一个样本——从移民到融入，从社区活动到公职身份，从普通人走到市政舞台。 按理说，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享受了美国的自由制度、法治保障、社区信任和政治机会，更应该明白这一切来之不易。她能当上市议员、市长，不是因为哪个党组织安排她，不是因为上级领导提拔她，而是因为美国地方民主制度给了一个移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可是司法部公告披露的内容，却让人看到另一幅令人寒心的图景：她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官员的指令，在美国传播中共宣传内容。 这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人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在这里获得成功，为什么最后还要为那个她已经离开的政党工作？为什么一个人已经进入自由社会，还要把专制政权的影响力带进这里？为什么一个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制度赋予的政治机会，却还要暗中服务一个压制言论、控制媒体、打压信仰、迫害异议人士的政权？ 我想到自己，也想到许多像我一样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很多人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换一个居住地点而已。 我们是因为看见了谎言、压迫、不公和恐惧，才知道自由的价值。我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有伤，也有盼望。我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不必说假话、不必害怕政治、不必从小被洗脑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长期活在恐惧和沉默里。 可是王爱琳案让我不得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长大，他们会不会真正明白自由的代价？他们会不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逃离专制？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只看到美国给他们的机会，却忘记了专制政权曾经怎样伤害中国人？ 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听，不把中共的本质讲清楚，不把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讲明白，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可能在舒适的生活中失去警醒。他们可能会以为中共只是一个“普通政府”，以为为它站台只是“文化交流”，以为替它宣传只是“爱国”，甚至以为反对中共就是“反华”。 这正是中共最擅长混淆的地方。 中共总是把“党”和“中国”捆绑在一起，把“反共”污蔑成“反华”，把批评政权说成是伤害民族感情。可是我们这些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最清楚：真正伤害中国人的，不是揭露中共罪恶的人，而是这个长期压迫中国人的政权本身。真正羞辱华人的，不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个非法外国代理人，而是一个华人公职人员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获得信任后，却暗中接受外国专制政权的指令。 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应当只为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服务；一个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政府官员指令的人，竟处在公共信任位置上，尤其令人担忧。这个说法很重，但也很准确。 我认为，这件事绝不能被理解成针对华人。恰恰相反，最需要警醒的正是华人社区。绝大多数华人来到美国，是为了安居、自由、孩子的未来，是为了逃离专制和恐惧。真正威胁华人社区安全与名誉的，不是美国的调查，而是中共长期把海外华人社区当作统战对象、宣传通道和政治工具。 阿卡迪亚、圣盖博谷、洛杉矶东区，这些地方有大量华人居住。这里本该成为华人参与美国民主、建设社区、保护家庭的地方，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渗透美国基层政治的试验田。美国地方政府看似离国际政治很远，但市议员、市长、学区委员、社区组织，恰恰是民主制度最基础的部分。如果这些地方被外国威权政权利用、渗透和操控，受伤的不只是美国制度，也包括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家庭。 王爱琳案给我最大的提醒是：移民美国，不等于自动获得自由的灵魂；离开中国，不等于真正脱离中共的思想控制；在美国成功，不等于一定懂得感恩这个制度。 一个人可以住在美国的房子里，开美国的车，拿美国的身份，参加美国的选举，甚至当上美国的市长，但他的心如果仍然跪在中共权力面前，那么他只是身体到了自由世界，灵魂仍然被专制捆绑。 我也因此提醒自己：作为父亲，我不能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英语、学校和未来职业。我更要关心他们是否明白自由、诚实、公义和信仰的价值。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知道美国生活好，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不能让他们只享受自由，却不知道自由需要守护；不能让他们长大后对中共的谎言失去辨别力。 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出来的人，有责任把真实告诉后代：告诉他们文革、六四、宗教迫害、维权律师、铁链女、言论审查、监控社会，也告诉他们为什么美国的宪法、法治、新闻自由和地方民主如此宝贵。我们不能把这些历史埋在沉默里，因为沉默会让下一代失去判断力。 王爱琳案不是一个人的丑闻，也不是一个城市的新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的长期渗透，也照出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必须面对的责任。 我们来到美国，不只是为了活得安全一点、舒服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懂得真相、珍惜自由、拒绝谎言的人。 否则，有一天我们也会痛心地发现：我们的后代虽然生长在自由土地上，却仍然被专制的阴影牵引。 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 Body in Freedom, Soul in Prison: The "Soul Searching" of the...

文：杨大鹏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来到美国之后，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高楼，不是收入，也不是所谓的“自由空气”，而是这里对于儿童的保护。在美国，孩子摔伤了、被虐待了、长期情绪异常，学校、医院、邻居甚至路人都有可能报警。老师发现孩子状态不对，可以直接启动调查；父母如果长期家暴、精神虐待孩子，甚至可能失去监护权。因为在这里，孩子首先被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更不是维稳机器下可以被牺牲的数字。 可当我再回头看中国这些年的事情，我只觉得愤怒、窒息、甚至后背发凉。“小诺曦”事件，一个孩子遭受长期虐待，浑身伤痕累累，让无数人心碎。还有近期河南初中生“被死亡”事件，一个年轻生命突然离世，舆论质疑重重，家属哭喊无门，网络声音不断被压制。每一次类似事件出现，评论区都会有人说：“别发了，小心封号。”“别讨论了，马上删帖。”“再说账号没了。”什么时候开始，一个社会连为孩子发声，都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发生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追问真相，而是沉默、害怕、删帖、捂嘴。因为在这个体制下，“稳定”永远高于真相。他们可以高喊“一切为了孩子”，却可以让毒奶粉流入市场；他们可以宣传“祖国的花朵”，却让校园霸凌、虐童、少年离奇死亡事件一次次不了了之；他们可以天天谈“正能量”，却容不下普通人为受害儿童说一句公道话。 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优先保护的，永远应该是孩子。 因为孩子没有反抗能力，没有社会资源，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依赖制度、法律和社会良知去保护自己。可在中国，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活在巨大的压迫里。高压教育、服从教育、打压式成长、唯成绩论，孩子不是被当作独立生命培养，而更像是被当成“工具人”制造。很多孩子从小被灌输：“不要质疑老师”，“不要惹事”，“不要乱说话”，“吃亏是福”。他们被要求听话，却没人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而当真正的悲剧发生时，很多家庭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愿意保护孩子的体系，而是一堵冰冷、沉默、互相推诿的高墙。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中国人已经对这种事情逐渐麻木。有人觉得：“反正改变不了。”有人觉得：“不要谈政治。”还有人觉得：“事情过去就算了。” 可如果连孩子都没人愿意保护，如果连下一代遭遇不公都没人敢发声，那这个社会未来还剩下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不是看GDP有多高，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孩子是否被保护，女性是否有尊严，普通人是否敢说真话，这才是真正衡量一个社会良知的标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已经经历了太多沉默、压抑和恐惧。但至少，我们不能让下一代继续生活在“不要说”、“不要问”、“不要管”的环境里。因为今天沉默的人，明天可能就轮到自己的孩子。为孩子发声，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 Who Speaks for China's "Silenced" Children? Author: Yang Dapeng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Issues of...

作者：张超瑜编辑：周志刚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在讨论中国宗教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宗教事务正在越来越深地被纳入“维稳逻辑”之中。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主要属于个人精神领域。一个人是否信仰、如何敬拜、选择何种聚会方式，本应属于私人自由范畴。可在现实中，宗教却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需要重点管理、重点防范、重点控制的社会领域。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加强，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改变。 近年来，“宗教中国化”被不断强调。官方表述中，这一方向被解释为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防范境外渗透、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任何政权都会关注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社会群体，这本身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安全”与“稳定”被不断扩大解释后，许多正常宗教活动也开始被纳入高压管理范围。尤其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很多家庭教会并不参与政治，也不具备社会对抗能力。它们存在的原因，往往只是部分信徒希望保留一种不依附行政体系的聚会方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不纳入统一管理”本身，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风险。于是，一个原本关于信仰自主的问题，逐渐被转化成了治理问题。 在某些地区，宗教场所需要安装监控设备；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聚会人数、讲道内容、培训活动需要层层审批；甚至连十字架、宗教标语等象征性元素，也可能进入行政整顿范围。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任何无法完全被纳入管理体系的社会空间，都会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宗教，恰恰天然具有组织性、共同价值观以及精神凝聚力。问题也因此出现：一个社会，是否只能允许“被定义过的信仰”存在？如果一种信仰必须先接受组织结构、表达方式乃至思想内容上的统一规范，才能获得合法空间，那么信仰本身的自主性就会越来越弱。因为真正的宗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聚会，更涉及个人内心世界。 很多信徒之所以坚持家庭聚会，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认为信仰应当首先服从内心，而非行政安排。对于他们而言，敬拜的意义，在于人与信仰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不是先经过制度许可。可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逻辑下，这种“自发性”本身，恰恰最容易引发警惕。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于“自发组织”的长期敏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无论是民间公益、独立社群，还是具有共同理念的人群，只要脱离统一管理框架，往往都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这种治理方式的底层逻辑，是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因为对于高度强调稳定的治理体系而言，可控，往往比多元更重要。但问题是，一个真正成熟且稳定的社会，是否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压缩社会空间之上？如果所有社会组织都必须依附于行政体系才能存在，那么社会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失去自主组织、自主表达以及彼此建立信任的能力。 而宗教问题之所以特殊，恰恰因为它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与行政命令之间，本身就存在天然张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无法通过高压彻底消失。越是强制压缩空间，很多信仰活动反而越容易转入地下、走向隐蔽，甚至进一步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真正健康的治理，未必意味着完全放任，但至少应当允许合法边界内的多元存在。否则，当“统一”逐渐高于“自由”，当“管理”逐渐覆盖“信仰”，宗教就会越来越失去其原本属于个人内心的部分。而这，也许才是今天很多人真正担忧的问题。 When "Stability" Surpasses Faith: Why Religious Iss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nsitive? Author: Zhang Chaoyu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日期：4/30/2026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本文来自北京之春 编辑：赵杰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 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位勇敢纯真的女孩，名叫林昭。 1968年4月29日殉难。那一年，她还不满36岁，还是个未婚的姑娘。 今天是她的忌日。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32年出生。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林昭”。 林昭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后，便追随兄长许金元干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壮烈牺牲。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一位才女，上大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 1957年，一场运动开始了，林昭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在看到有同学被批判时，挺身而出。她的正直、义气、善良和勇气，都不容许她置身事外。 在新华社的《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一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情节：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对于当时的情势，林昭深感痛苦和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因此没能毕业。 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继续坚持说真话无罪，并且继续抨击极左分子，还坚持写下20余万字的日记。 1968年4月29日，林昭由原来的二十年刑期，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在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遗言在十二年后实现了。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如今，离林昭去世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仍然有很多人在纪念林昭，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 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始终没有停止过独立思考：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林昭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她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记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做到了这一点，简直是一个奇迹！ 她战胜了、突破了所有强加于一个人的限制，用很多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血），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这是关于一个特殊时代非常有说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份证言。 她咬破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 林昭的同学、后来又关在同一监室的狱友丁芸曾劝她：“何必这样来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 然而，她的回答决绝而果敢：“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林昭轻声回答：“宁为玉碎”。 “坟墓压不住你，你又站起来了。”今天的人们能透过她的文字，看到一个伟大灵魂的巨大生长力。 在历史潮流里，没有人可以遏制一个自由灵魂的歌唱，她的歌声会越传越远，每年都会召唤人们来到她的灵魂面前，与她共鸣，向世界表达一种独立意志，表达对理想、对自由的向往。 林昭被捕以后，她的父亲自杀身亡。在她被枪决后，她的母亲又精神崩溃后悲惨死去。 这个家庭惟一的未亡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后来远渡美国。 在林昭平反以后，彭令范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一度很愤怒。她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 “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 我理解彭令范的愤怒！林昭为他人挺身而出，可是又有几人为林昭发声？ 为什么坏人总是胜利，就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无所作为。 林昭在孤独的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但她的身后空空荡荡。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礁石，或是别无选择，或是不想抵抗，没尊严的，没勇气的，没底线的……苟且的活着。 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人们需要为曾经的懦弱羞耻，人们需要为发生的荒唐羞耻。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纪念林昭，其意义正在于此。 今天是4月29日，林昭的忌日。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 Lin Zhao: History Will Declare Me Innocent Date: 4/30/2026 Source: Internet Author: Internet This article is from Beijing Spring Editor: Zhao 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