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6 月, 2026

洛杉矶 6月21日 《全球觉醒》第七十六期 《全球覺醒》第七十六期自由之鐘 時時敲響 全球覺醒 民主聯盟 消滅獨裁 推翻暴政活動主題：強烈譴責中共突襲秋雨聖約教會 瘋狂踐踏信仰自由的罪行就在剛剛過去的幾天裡，巴蜀大地的成都再次傳來令人窒息的驚人教難。中國最堅定的獨立家庭教會“秋雨聖約教會”，在主日崇拜期間突然遭到大批極權爪牙的野蠻突襲。警方在信徒們進行最神聖禱告的時刻強行闖入，兩位教會領袖晏鴻與吳五清當場被強行拘捕，超過三十名無辜的和平信徒被暴力帶走問話。這是自2018年創辦人王怡牧師被重判九年以來，獨裁政權對教會實施的另一場喪心病狂的系統性絞殺。這場粗暴踐踏人權的暴行，再度向全世界徹底戳穿了中共所謂的「依法治國」和「宗教自由」謊言，赤裸裸地暴露了法西斯政權毀滅人性、剝奪人民精神信仰的邪惡本質。中共之所以對一個和平聚會的家庭教會如此恐懼，對一群手無寸鐵、追求公義的信徒如此殘酷，正是因為獨裁政權面臨著內外交困、社會矛盾激化的極度心虛與恐懼。但歷史早已證明，極權的暴力雖然可以佔領肉體，卻永遠無法征服海內外追求真理與信仰自由的堅定信念。宗教自由作為普世人權，海內外覺醒的中國人絕不容忍獨裁者肆意踐踏宗教自由和普世價值的底線。今天我們齊聚在這裡，就是要為國內無法發聲的同胞發出最正義的怒吼：我們誓與秋雨聖約教會、與所有飽受迫害的良心犯站在一起！我們呼籲全球自由世界徹底清算中共毀滅宗教信仰、跨國迫害人權的累累罪行，堅定不移地對抗極權擴張，直至將真正的信仰自由與尊嚴奪回這片土地！我們的口號：強烈譴責主日暴行！立即釋放秋雨教會信徒！停止宗教迫害！還我信仰自由！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3:30PM (下午)地點：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地址：443 Shatto Pl, Los Angeles, CA 90020活動召集人：廖軍/于海龍活動規劃： 孫曄/劉廣賢活動主持：易勇組織者：胡月明4806536918/邵亞峰6264744967王曉華3239499675 /劉玉芝6263210146薛涛 6268930785/曹文博6265576783活動義工：陳柏全/周晓龙/ 罗旭/黄思博攝影：Ji Luo /劉樂園/朱明昌主辦單位：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美西黨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美南黨部自由鐘民主基金會

作者：张维清 2026年6月6日，一座名为《捍卫自由·乌克兰》的大型主题雕塑在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那一刻，我有幸站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神圣而震撼的历史瞬间。该雕塑旨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全体军民致敬，纪念他们四年多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英勇顽强地抵抗俄罗斯侵略，坚守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壮举。 站在雕塑前，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22年2月。当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时，文明世界无不义愤填膺，一致予以强烈谴责。然而，中共官方却背道而驰，高调宣称“中俄互信不封顶，战略合作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没有止境”，在国际社会上公然表达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纵容与支持。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用物资、购买俄罗斯石油、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对这令人窒息的黑白颠倒，我在微信上公开、坚决地表达反对，我呼吁和平，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援因为在街头举牌支持乌克兰被中国警察抓捕的异见人士。因为我知道，俄罗斯的侵略以及中共对其的支持，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残酷践踏，更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挑衅。尤其是当看到无数无辜的平民与儿童在无差别袭击中失去生命、流离失所，我作为一个尚存良知的人，无法对这种暴行保持沉默。 ...

——专访中国公民陈西先生 陈西借“文明对话国际日”倡议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并通过《对话——教育的目的》一文阐述其核心观点：社会进步源于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对话，而非单向服从与权威灌输。 记者：林小龙（美国洛杉矶）受访人：陈西（中国贵州贵阳）采访方式：远程视频连线采访时间：2026年6月1日林小龙：陈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在野党》的采访。首先想请您谈谈，为什么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会选择“推动公务员财务公开”作为主题？陈西：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建立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中国至今没有通过相关法律。我们认为，既然中国提出了“文明对话国际日”，那么最应该讨论的就是中国自身尚未解决的重要公共问题。 林小龙：您在公告中提到，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实行相关制度，中国却长期缺位。您认为症结在哪里？陈西：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开讨论和社会监督。一个良法如果三十多年都无法通过，就说明立法过程中存在某些阻碍。具体是什么阻碍，恰恰需要社会各界公开对话，共同寻找答案。 林小龙：您还提到“良法未到，恶法先来”。这里指的是什么？陈西：我指的是近期关于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解释的调整。在许多民众看来，反腐标准被提高，而财务公开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这种反差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因此更需要公开讨论。 林小龙：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话”二字？陈西：因为我认为，对话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话，就只能剩下命令和服从。对话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发现问题的方法。 林小龙：在您的文章《对话——教育的目的》中，您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听话”，而是培养“对话能力”。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陈西：我长期观察中国教育和社会运行方式后发现，我们的教育往往更重视服从，而不是思考。学生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却缺少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训练。我认为这是教育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林小龙：您在文中引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布伯以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您认为他们共同说明了什么？陈西：他们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类通过语言和对话认识世界。智慧不是灌输出来的，而是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帮助人学会思考，而不是学会服从。 林小龙：您提出“民主不是投票，而是对话讨论；法治不是讲武力，而是讲道理”。能否进一步解释？陈西：很多人把民主简单理解为投票，其实投票只是结果。真正重要的是投票之前的讨论过程。同样，法治不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是在规则下讲事实、讲证据、讲道理。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把“对话教育”和“听话教育”进行了鲜明对比。您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陈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对话教育承认每个人都有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听话教育则更强调服从和等级秩序。 林小龙：有些人认为强调秩序和稳定并没有错，您怎么看？陈西：秩序当然重要，但秩序不应该成为压制人的理由。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理性沟通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沉默和恐惧基础上。 林小龙：您在文章中提到“沉默是金”的文化传统，并认为这种观念可能限制社会进步。为什么？陈西：因为很多问题恰恰是在沉默中积累起来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讨论机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社会才有自我修复能力。 林小龙：您认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陈西：最需要的是建立公开、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无论是公务员财务公开，还是教育改革，还是社会治理，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回避问题。 林小龙：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最想传递的信息。陈西：文明的本质不是统一声音，而是让不同声音能够和平、平等地对话。 林小龙：感谢陈先生接受《在野党》远程视频专访。陈西：谢谢《在野党》，也谢谢所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朋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Dialogu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emocracy ——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Chinese Citizen Mr. Chen Xi Chen Xi...

作者：杨大鹏 这些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建设所谓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数以亿计的摄像头遍布城市街道、车站、商场、小区、学校以及乡村路口。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声称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感知、精准管理和实时监控。然而，一个尖锐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始终摆在人们面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摄像头无处不在、人脸识别技术高度发达、个人信息几乎被全面收集的国家，仍然不断出现儿童失踪、人口拐卖以及长期无法侦破的案件？如果一个普通群众闯红灯，摄像头可以迅速识别身份；如果一辆汽车违章，系统可以立即锁定车主；如果有人在网络上发表敏感言论，相关内容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删除，发布者也可能被有关部门关注。那么，为什么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失踪之后，却常常多年没有结果？ 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运行逻辑和政府责任的问题。中国政府长期强调“维稳压倒一切”。据公开资料显示，每年投入维稳和监控体系的资金规模极其庞大。从遍布全国的摄像头网络到大数据分析平台；从人脸识别系统到手机定位和信息追踪，普通民众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套庞大的监控体系最主要的功能似乎并不是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安全，而是维护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当民众上访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发现；当异议人士组织活动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锁定；当维权人士发表批评意见时，监控系统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当政府认为某些声音“不稳定”时，相关人员甚至可能被提前约谈或限制行动。然而，当一些家庭寻找失踪孩子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却往往是漫长的等待、有限的信息以及无尽的绝望。许多失踪儿童的父母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走遍全国，耗尽积蓄，失去工作，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有些家庭最终找回了孩子，但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有更多家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答案。最令人不安的，并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透明和缺乏问责。公众不知道调查进展；公众不知道案件细节；公众不知道相关责任人是否受到追究；公众不知道案件为何长期没有结果；公众甚至不知道那些失踪的孩子究竟去了哪里。在一个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各种猜测和怀疑自然会不断滋生。有人怀疑拐卖网络长期存在却未被彻底打击；有人怀疑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案件调查；有人怀疑某些利益链条长期存在而缺乏有效监督。 ...

作者：张兴贵 极权主义以“整体高于个体”“历史必然性高于个人意志”为元叙事，通过垄断现实解释权、解构自主主体性、重建全控社会结构，将人从目的性存在降格为工具。极权主义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以国家或领袖的名义，垄断真理、控制思想、统一行动，悄无声息地笼罩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上，最终把鲜活的个体变成可替换的螺丝钉。在这样的体制下，人的潜力——那本应如星辰般璀璨的创造力、批判力与自我实现的能力，被系统性地压制、扭曲甚至扼杀。 首先，极权主义通过思想控制切断了潜力释放的源头。极权国家往往建立严密的意识形态机器，从学校到媒体，从家庭到职场，一切信息都必须服务于官方叙事。孩子从小被教导“只有一种正确思想”，质疑成为原罪，独立思考被视为危险。想象一下，当爱因斯坦式的好奇心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的标签，当乔布斯式的创新被斥为“个人主义冒头”，当无数年轻人把毕生精力用于背诵教条而非探索未知，人类的智力宝藏还有多少能被开采？历史早已给出答案：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李森科伪科学横行，遗传学被禁止，农业灾难不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打倒，大学停课，十年浩劫让整整一代人的潜力化为乌有。思想的牢笼，比任何物质枷锁都更牢固，它让天才变成庸人。 ...

作者：张兴贵         近两年来，中国每逢重大安全事故，当局的处理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满足于撤职、降级等行政惩戒，而是迅速启动刑事程序，将相关官员直接逮捕、起诉、投入牢房。这一变化远非简单的“法治进步”，而是典型的政治罪名。在高度强调政治忠诚与意识形态效忠的全能主义体制下，官员被要求对辖区内一切事务承担无限的“全面政治责任”。许多重大事故被赋予更强烈的政治责任色彩，解读为对“两个维护”的背离，最终以牢狱之灾作为终极惩罚。这一升级的根源，深刻嵌入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构性困境之中。 首先是经济下行的硬约束。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微薄、就业压力山大，资本天然趋向压缩安全、环保等“非生产性”投入，事故概率系统性上升。企业主与地方官员在保就业、保增长的KPI重压下，默契地游走于监管红线。 其次是民间愤怒情绪的暗涌。收入预期下滑、阶层固化、青年失业、房地产余震等多重因素叠加，公众对“权贵”与“体制”的不满持续发酵。安全事故因直接涉及生命，成为最易引爆舆情的导火索。当局急需一个可见、可控的“泄愤口”：抓几个官员判重刑，既能迅速转移视线、平息众怒，又能展示“为民除害”的强硬姿态。这种“表演性司法”在网络放大镜下效果显著，成为低成本、高回报的维稳技术。 第三是体制内在逻辑的必然。全能主义要求党对社会实施全面控制，要求官员无限连带责任。过去还能用行政处分缓冲，如今在“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高压下，缓冲空间被压缩。事故不再是技术或管理问题，而是政治站位问题。这种无限责任制本质上是忠诚测试器，也是恐惧放大器。 最直接、最尖锐的后果是官员集体“战战兢兢、普遍躺平”。在“一出事就坐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理性人唯一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决策、不担责、不作为。层层加码、形式主义、推诿扯皮成为新常态；宁可让项目烂尾、让问题拖延，也不愿留下任何书面痕迹或决策记录。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加速逃离高风险实务岗位，官僚体系快速平庸化、老龄化。治理能力不是在进步，而是在悄然退化。 这一躺平浪潮直接反噬经济：营商环境恶化、政策落地扭曲、企业信心进一步崩溃，经济下行加剧。企业为求生存，安全投入继续压缩，隐患积累，事故频率和烈度反而上升。当局则只能以更严厉的刑事打击回应“失职渎职”，从而形成经典的恶性闭环：泄愤式重刑导致官员恐惧躺平， 进一步导致事故增多，形成更严厉问责。体制变得空前刚性与冷酷，官员从“父母官”异化为另一种“被管控对象”，与普通民众一同置于自上而下的高压网格之中。民众面对的是经济生存压力，官员面对的是牢狱政治风险。表面权力不对等，实质上都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官民在“恐惧”这一维度上实现了某种畸形“平等”。 这种模式并不陌生，传统王朝晚期常用“杀贪官”来平息民愤，却往往掩盖了土地兼并、财政崩溃等结构性矛盾，最终加速王朝更迭。短期内，这种治理或许能制造“强势”假象，压制部分舆情。但长期看，公众会逐渐发现，抓再多官员，事故根源（经济增长模式、监管体制、激励机制）并未解决。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更狠的刑罚，而在于能否重建容错机制、厘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边界、让专业回归专业、让法治回归法治。否则，恶性循环只会继续深化，直至某一个临界点。历史最终由实践书写，它冷酷、客观，且从不缺席。  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