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6 月, 2026

作者：钱钰琳     很多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获得了极大提高。法律规定男女平等，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参与社会生活。然而，当我回顾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以及后来在海南海口一家医院担任护士期间的所见所闻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许多针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我出生并成长于中国。从小到大，我经常听到“男孩是传宗接代的”“女孩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之类的话。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一辈人的观念，但它们实际上仍然影响着许多家庭对于男女价值的判断。 后来，我在海南海口一家医院担任护士。在医院工作期间，我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女性患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许多女性在面对家庭和社会压力时表现出的无奈。 一次深夜值班，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被送进急诊室。她穿着一件已经被撕破的睡衣，左脸肿得很高，嘴角还残留着血迹。陪她来的邻居告诉我们，她是被丈夫打伤的。处理伤口时，我轻声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后来，她才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丈夫喝酒后经常动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医生建议她报警时，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她紧紧攥着病历本，小声说：“如果我报警，他出来以后会打得更厉害。孩子还在上小学，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地方去。”那天晚上，她在观察室里坐了很久，天快亮时才离开。几天后复诊时，她依然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在医院工作期间，我曾见过多名因家庭暴力受伤的女性。有一位年轻母亲因为被丈夫推下楼梯导致手臂骨折，却对外声称是自己“不小心摔倒”；还有一位中年女性长期遭受丈夫辱骂和殴打，来医院时总是神情紧张，稍微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就会下意识地缩起肩膀。她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是不知道离开之后该如何生活。 除了家庭暴力问题，我还看到许多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记得一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来做产检。检查结束后，她婆婆立刻把我拉到一旁，小声问：“能不能看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当我告诉她医院不能透露胎儿性别时，她明显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那位孕妇站在旁边，尴尬地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几次产检，她都是一个人来的。一次抽血时，她突然对我说：“如果这胎还是女孩，我婆婆肯定又要闹。”说这句话时，她勉强笑了笑，但眼圈已经红了。她告诉我，自己已经有一个女儿，家里人一直希望她再生个儿子。怀孕本该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但在她身上，我看到的更多是焦虑和压力。还有一位产妇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孩子出生后，她丈夫站在病房门口沉默不语，婆婆则不停叹气，甚至当着产妇的面说：“怎么又是个女孩。”那位刚经历生产的母亲躺在病床上，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那一刻让我深刻感受到，在一些家庭里，女性不仅要承受生育的痛苦，还要承担来自传统观念的无形审判。 近年来发生的“铁链女”事件，更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而又被忽视的女性权利问题。一名妇女被铁链锁在破旧房屋内，多次生育子女的画面震惊全国。视频中，她衣衫单薄，站在寒冷的冬天里，脖子上拴着铁链，眼神麻木而空洞。公众不仅震惊于事件本身，更震惊于这样的悲剧为何能够持续多年而没有得到及时制止。 然而，比个案更值得担忧的是，当越来越多女性试图争取自身权利时，她们往往面临来自现实环境的巨大阻力。近年来，一些关注反家庭暴力、反性骚扰以及女性平等权利的活动人士遭到约谈、监控或者限制活动。网络上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经常受到限制，相关讨论有时会被删除或降温处理。一些为女性发声的人甚至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种现象让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女性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传统观念，更来自于缺乏独立监督和有效救济机制的现实环境。当女性受到伤害时，她们往往难以获得充分保护；当女性试图发声时，她们又可能面临新的压力。 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医疗系统工作的女性，我看到过太多沉默和隐忍。我看到许多女性在家庭暴力面前选择沉默；看到许多女性在重男轻女观念面前被迫妥协；也看到许多女性即使遭受不公待遇，仍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些经历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低着头不敢说话的患者，那些在病房里偷偷抹眼泪的母亲，那些明明受了伤却坚持说“没事”的女性，让我明白许多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结构性困境。 正因如此，我越来越关注女性权利问题。我认为，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文明，不是看法律文件上写了什么，而是看那些最弱势的人是否真正受到保护。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女性依然生活在看不见的枷锁之中。 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Invisible Shackles ...

达知而闻天下，达善而闻己身，今天我们聊聊禁片导演娄烨。 前不久，中国导演娄烨执导与讲述武汉疫情的影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获得台湾金马奖最高奖项——最佳剧情片奖，导演娄烨获得最佳导演奖。 此前的2024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娄烨的这部再现“武汉封城”的新作也入围了特别展映单元；与此同时，这部影片也再次在中国获得被封杀的“殊荣”。  娄烨表示，他本不在意中国国内的市场，看来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在国内被封杀的心理准备。他宁可放弃巨大的国内市场，也要将这部良心之作奉献出来，让全球观众了解中共在疫情期间，如何粗暴施政，使人们陷入无奈与悲惨的生活情景。  据报道，在戛纳电影节的现场，影片放映结束后，有人大喊：“娄烨，你是中国最伟大的导演！”一位现场观众说，到后半程，影院各处都传来啜泣，后排的观众说，每个人都在哭自己⋯⋯，“这是我心目中这十年中国最伟大的电影” 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国影评人赵亮说，这是一部自杀性电影，娄烨不可能再在国内发展了，他已经自绝于中国政府了。首先他拍这个疫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敏感的，是绝对不能碰的题材。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把医院里所有跟疫情有关的档案，都销毁了，就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把封城的所有档案，和当时的所有记录在政府里也好，医院里也好，在基层组织也好，居委会也好——所有档案都销毁，你还拍部电影拿到国际上去放，你不找死吗？  他坦言非常佩服娄烨的勇气，娄烨的作品从才华来讲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确实是最有思想，最有叛逆精神的，在当下的第六代导演当中很不错。第五代导演就彻底玩完了，全部下跪，一塌糊涂。很有可能，娄烨看到了那个疫情档案销毁令后，更加觉得责无旁贷，要加紧完成这部“准纪录片”电影。    业内人士爆料说，政府要求，所有资料都不能留，电脑的也不能留，打疫苗记录要删除，核酸检测记录，和整个抗疫过程中，政府一些出洋相的东西，全部要删除销毁 。虽然这个毀令是内部文件，可是从政府不敢公开销毁令本身看，就透着他们的心虚和担心。  政府心虚是因为现实表明，疫情三年多，其一切所为都是那么可笑，打着“为人民生命安全着想”的旗号，肆意妄为：包括严格且频繁的核酸检测和无处不在的核酸要求；套在每个人身上的健康码；不打不让上班上学的强制疫苗注射；为实现清零各种罔顾百姓死活的封控政策。  然而，几乎耗尽医保费用的核酸检测和封控的结果，却是疫情非但没有被防控住，反而一直在此起彼伏。在2022年底，已经无法防控住，且白纸运动兴起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选择全面放开，刹那间，国内超过90%的人员感染，死人遍地，火葬场爆满，政府却宣称抗疫取得了“胜利”。  既然认为抗疫取得了“胜利”，从逻辑上讲，就不应该删除与疫情有关的所有资料，毕竟这是自己“胜利”历史的见证，可现实中却再度给了自己一个响亮耳光，暗中下令将疫情数据全部销毁，这不就是间接承认所谓抗疫“胜利”，其实是“失败”吗？而这大概也是销毁令秘密下达，不在媒体公开的原因。  销毁令背后的诱因是什么？近年疫苗后遗症患者大量出现，甚至死亡，政府害怕被追究责任。疫情期间，政府强迫全国所有民众打疫苗，并一再保证疫苗是安全的，打了疫苗，就可以防止感染，防止重症，相信的结果是，打了几针疫苗的民众，不仅没有防止感染，而且很多人身体出现了其它问题。如肺结节、疱疹、癌症、猝死等，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极大程度上与打疫苗有密切关系。  近日，众多疫苗受害者，向全国“两会”递交《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倡议书》，和2656份受害者名单，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重视这些“听话”的不幸群体。可是就像“呼吁申请官员财产公开”一样，本来就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两会”，怎么可能予以理睬呢？相反，全国各地卫生局，官方机构陆续开具“关于接种新冠疫苗后发生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申请不予受理”的答复通知书，明确了民众在接种新冠疫苗后，产生包括且不限于白血病、糖尿病、肺结节、心脑血管等疾病均与新冠疫苗接种无关。且民众在接种新冠疫苗的过程中，完全遵循，“知情、同意、自愿”三大基本原则，每个接种者都必须得为自己的接种决定承担责任和后果，与政府和卫生部门无关。对于同类的申请和诉求，未来一律不予受理。  明明是政府强迫或变相强迫的，却一定要说成是自觉自愿的，你不“自觉自愿”，就不能上学上班，这不就是强迫吗？甚至连强迫隔离，都说成是人们的自愿选择，你到哪儿说理去？  警察是人民警察，法院是人民法院，银行是人民银行，代表是人民代表，它用人民的名义强迫你，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你就是自愿的，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如果再联系“关键人物接二连三离奇死亡”的消息，更是对其中的蹊跷充满疑问。大名鼎鼎的防疫领军人物吴尊友死了，享年60岁；北京科兴新冠疫苗之王曹晓斌死了，享年45岁；武汉大学病毒学家吴建国教授突发疾病死了，享年66岁；之前去世的还有新冠疫苗研究专家赵振东，享年53岁；曾兵，享年52岁；刘斌，享年37岁；还有核酸检验研究专家白晓卉，享年42岁。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接连去世，这是咋回事？大家心知肚明，这其中肯定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回到导演娄烨身上，这次娄烨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在国内被禁，那是注定的事件，会不会引致他终身被禁拍片？也完全有此可能。此前，他曾因某部电影性爱和政治尺度问题，而不过审；私自参加电影节被禁拍五年，他的电影，几乎拍一部就禁一部。不是被禁，就是在被禁的路上，娄烨也因此收获了大陆“禁片之王”的称号。正所谓：娄烨出品，必属禁品。他的电影除了给影迷存硬盘用，还四处拿奖，可以说，我国地下电影的军功章有他一半！娄烨也有几部侥幸过审的影片在内地上映，很多观众冲着娄烨的名气，纷纷走进影院支持票房，那部名气很响的《浮城谜事》，是娄烨导演的一部犯罪电影，故事的真相扑朔迷离，牵涉到的人物又多，但娄烨抽丝剥茧层层递进，不但把故事讲得精彩，而且探讨了，人性、爱情、欲望和社会等多个主题，引发了观众的深刻思考。娄烨另外一部描写盲人技师生活的《推拿》，也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由于他的电影瞄准的是底层小人物，而不是宏大叙事的所谓主流电影，所以影院给他的排片总是非常少，他的好电影很快就下架了。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不追逐满屏正能量或战狼题材的导演，谁来给他投资呢？所以他注定贫穷，但有风骨的娄烨穷且益坚，当别的艺术家纷纷回避三年疫情时，他把镜头勇敢地对准了这个敏感题材，拍摄了这部“准纪录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这样有思想、有良知的中国电影导演，屈指可数了。（中国的那些第五代导演）大部分都选择妥协、听话，甚至同流合污了，你看看陈凯歌、张艺谋之流，不厌其烦地拍摄所谓抗美援朝的题材，就会明白他们的价值观是如何的丑陋。抗美援朝本来就是中共上了斯大林的老当，做出的错误决定，中共扶持的金家王朝，不但让朝鲜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而且他们至今对中国也是恩将仇报，事到如今，不但不反思和忏悔当年的错误行为，还在一个劲地唱赞歌。 连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都不顾了。我看到过一个口述实录，说的是朝鲜军人这样处置偷渡者的：当着中国边防军人的面，用铁丝穿过偷渡者的锁骨，一个个串连起来，比对待牲口都不如，我们当年用牺牲无数军人的生命，来扶持这样的残暴政权，难道不可耻吗？今天还在正面歌颂所谓的抗美援朝，这不是反人类吗？陈凯歌张艺谋之流，难道不知道这些基本常识吗？他们完全是自甘堕落，有人强迫你拍这样的题材吗？你可以拒绝吗？我想没人强迫吧，你完全可以拒绝吧，你们不但不拒绝，还屁颠屁颠上赶着去拍，就为了有雄厚的资金等着你们，为了金钱，加上拍马的好处，你们连反人类的电影都敢拍，这样的“影品”，比起一身正气的娄烨，他们简直就是狗屎。别看陈凯歌张艺谋之流，在某些国内的电影颁奖典礼上，被捧为座上客，可是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里，他们的软骨症，一定会和文革时期，那些哈巴狗的命运一样，最终被人们所鄙视和唾弃。    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他们曾经拍过几部好电影，而不再记录他们的劣迹。当娄烨这样的导演，在为中国人民的命运而呼号，却不得不面临终身禁拍时，陈凯歌张艺谋之流，却用反人类的电影在庆祝他们的盛宴，比较之下，娄烨的身影就显得异常伟岸，让我们记住“娄烨”这个名字！ 编辑：周志刚 校对：冯仍 ...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纪念李旺阳遇害十四周年 作者：沈美花 2026年6月13日下午，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及社区民众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悼念六四铁汉李旺阳，向中共追究死亡真相”纪念活动，以此缅怀这位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终身、最终含冤离世的民运先驱。 活动由中国民主人士联盟美西支部发起组织。下午两点，多位民运人士手持横幅和标语，在中领馆门前集会。现场悬挂着写有“六四铁汉李旺阳被害十四周年”“铁汉也不回头”等标语的纪念展板。在集会过程中，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资深民主运动人士朱虞夫先生首先发表讲话。他回顾了李旺阳先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历经磨难的一生，高度赞扬其宁折不弯的精神品格，并指出李旺阳之死至今真相未明，是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重要见证。在朱虞夫先生的带领下多位民主人士先后登台发言，他们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对异议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系统性压制，要求当局公开李旺阳死亡真相，追究相关责任。参与者通过演讲等方式，表达对李旺阳的缅怀与敬意。 李旺阳出生于1950年，是湖南邵阳著名民主运动人士。自20世纪80年代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以来，因坚持争取自由、民主和工人权益，多次遭到中共当局逮捕和监禁。漫长的牢狱生活使其双目失明、听力严重受损、身体遭受不可逆转的伤害。 然而，即使在最严酷的打压下，李旺阳依然拒绝低头。 2012年“六四”纪念日前后，李旺阳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绝不后悔当年参与民主运动，并将继续坚持民主理想。仅数日之后，他被发现离奇死亡。官方迅速宣布其为“自缢身亡”，但由于现场情况与官方结论存在明显矛盾，引发海内外舆论强烈质疑。至今，中共当局始终未对外界提出的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发言最后，与会者共同呼喊口号，包括“还原真相”“打倒中共”“推翻中共政权”“还人民民主与自由”等，以表达持续关注此事件的立场与诉求。 此次纪念活动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虽然规模有限，但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仍引发一定关注。组织者表示，未来仍将继续通过纪念、传播与公共讨论等方式，推动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反思，并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人权议题。 编辑：赵杰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A Man of Iron Will Never Looked Back, the Truth...

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朋友，给研究生上课。用的是与哈佛大学博士生课程同等难度的全英语教材，用英文讲课，全英文板书，习题的讲解和证明都是全英文，而且是全英文考试。上满54个学时。但是另外一个人，54个课时，只是上4或者5次课，而且这4——5次课还是让学生自己课后去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上课学生上来讲，老师来点评。在座的各位，请去读一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看看能不能看懂？老师没有一点真功夫，能把《高级微观经济学》讲下来吗？但是很奇怪，参与课程学习的同学，没有一个对这位老师的行为有质疑或者异议。请问这些学生和这个老师在《高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上是不是合谋制造了注水文凭？这个例子说明文凭需求者获得注水文凭不是受蒙蔽，他们知道这个注水环节，还和生产方一起共谋制造注水文凭。硕士论文的撰写是为了让研究生研究能力达到一定水准，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定的质量标准。我带的两名研究生居然致谢部分可以一模一样。其中一位居然可以把贵州大学学校简介完整地搬进硕士论文中去。他肯定知道，这是注水文凭的制造，可是他愿意这么做。他知道把指导老师这一关蒙混过关，评审、答辩老师通过、认可，其他条件满足，他就能获得硕士文凭。请问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自己就有愿意生产注水文凭的强烈动机？ 由上可知，注水文凭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现象。它的实质是文凭需求者没有达到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却冒充达到了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及以上的水平。如果对这种没有达到最低规定的人力资本标准的这些学生提供了达到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的证明书，那么这个证明书就是注水文凭。这个概念的界定比较重要。你把这个事情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清楚，我们下面无法讨论。 注水文凭的生产流程学生在注水文凭生产流程中的作用这里我大致地讲一下。在讲案例分析时还会详细讲。学生是文凭的需求方，在生产注水文凭的过程中，充当了注水文凭生产的合作者。没有学生的参与，注水文凭是生产不出来的。或者说是不会轻易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类学生。 还有一类学生，比如考试时学生主动作弊，有老师参与吗？老师没有默许你们作弊，你们是主动偷偷作弊。 我是在乱说话吗？我说有些学生主动作弊。你们主动作过弊没有？到现在为止，你们作过弊没有？你们能不能保证在贵州大学三年时间考试不作弊？能保证吗？不一定。我告诉你。 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杨绍政教授随笔集的读后感》，是我学生写的。我给你们看一看。 “看了你写的文章后，我想有个真相得告诉您。就像你说一个政党打算从良的话，应该敢于面对丑恶的过去。据我所知，2008届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各学科期末考试中，抄袭的学生比例是百分之百。你教过我们《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通过两次考试，我发现不抄袭成绩肯定低，抄袭了没有任何风险。并且成绩不会很差，不会使得老师失望，也不影响奖学金的评定。如果选择举报，我将得罪大多数同学。我将在同学中变得另类，遭到孤立。从小学开始，我考试都不作弊。但是在这里，权衡利弊后，我只有选择和大家一起作弊。但是我想说，我真的好好听课了。也认真听课了。也认真复习了。假如大家不作弊，我考的成绩肯定比作弊的低，但是和其他同学横向来看，肯定比大多数同学成绩高。在公平考试的条件下，我更有利于获得奖学金。因为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但是在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下，人人被逼的考试作弊。” 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以为他们考的很好。英文考试，不是开玩笑的。我教过两届。从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看，不单是我那科作弊，作弊的学科那太多了。 据我了解，大多数老师上课的时候，36个学时上一半的课就相当不错了。像杨老师这样上课，绝对是蠢蛋。知道吗？蠢蛋。所以你们很讨厌我。蠢蛋给我们上课。我们跟偷工减料的老师上课还可以玩，多轻松呀。 ...

——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困境 作者：张超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从法律文本来看，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也有权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教会信徒所经历的情况却与这一宪法承诺存在明显落差。对于基督徒而言，信仰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祷告、查经、敬拜以及与其他信徒共同聚会，都是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受到保障的宗教活动，在一些地方却被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甚至打击的对象。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对未纳入官方宗教体系的家庭教会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许多坚持独立聚会的家庭教会被认定为“不合规”或“非法”，聚会场所遭到查封，教会活动被迫停止，信徒和教会负责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调查和施压。对于许多家庭教会成员来说，他们并非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只是在私人场所进行祷告、查经和敬拜。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宗教活动，也可能面临警方介入、行政处罚或持续监控。一些教会被要求停止聚会，一些牧师和同工被约谈、传唤，甚至遭到拘留。 这种情况使许多信徒感到困惑：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为什么正常的宗教聚会却会受到限制？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整顿行动在多个地区持续发生。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被强制关闭；教会财产被没收或查封；聚会地点被迫搬迁；信徒个人信息被登记备案。部分教会负责人因组织宗教活动而受到刑事调查，甚至被判处刑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监控体系的不断扩大，也让宗教信徒面临更大的压力。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以及网络信息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聚会地点、参与人员以及活动情况越来越容易被有关部门掌握。不少信徒反映，他们曾接到警方电话询问宗教活动情况；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信仰背景；教会负责人被要求定期汇报活动内容；部分信徒甚至因为参与家庭教会聚会而受到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影响。 这些现象表明，家庭教会信徒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宗教管理问题，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实压力。作为一名长期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基督徒，我对此感受尤为深刻。我始终相信，信仰属于个人良心自由的范畴。一个人选择信仰什么、如何敬拜、与谁一起聚会，不应成为受到调查或处罚的理由。 然而，中国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持续打压，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处境。我担心自己的宗教背景会被有关部门调查；我担心过去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经历会成为被关注的原因；我担心自己继续坚持家庭教会信仰后，会受到约谈、监控或者其他形式的压力；我也担心因为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立场，而被视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担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近年来大量家庭教会和基督徒所遭遇的现实情况之上。当家庭教会不断被关闭，当牧师和教会同工因组织聚会而受到处罚，当普通信徒因参加宗教活动而受到监控和调查，当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充分落实时，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返回中国，自己同样可能因为家庭教会背景和持续参与宗教活动而面临风险。一个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社会，应当允许公民按照自己的信仰进行和平聚会；应当保障信徒正常的敬拜权利；更应当让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条款不仅停留在纸面上，而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 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而言，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与现实处境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使我对返回中国后的处境感到深深担忧。而这也是我害怕返回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Between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and Reality-Based Suppression: The Dilemma of Religious Freedom...

——灣區舉行“反送中”七週年紀念集會 攝影記者：關永傑 【舊金山灣區訊】為紀念香港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七週年，由海外流散港人社群及多個民間團體發起的全球接力活動“6·12雨傘不倒·並肩同行”於2026年6月12日在全球多個城市同步舉行。根據海外媒體《追光者》全球現場聯動統籌統計，活動至少獲得全球20多個主要城市響應，包括英國倫敦、列斯、諾丁漢、雷丁、曼徹斯特、伯明翰，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聖地亞哥、亞利桑那鳳凰城、夏威夷，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澳大利亞多個城市，以及新西蘭的奧克蘭、基督城、台灣台北等地接力舉行紀念活動。 6月11日傍晚，由美國香港人會館（USHongKongers Club）、北美香港會（NORCAL HK CLUB）、香港自由民主黨、中國民主人權聯盟、中國民主黨等聯合發起的灣區紀念活動在舊金山舉行。數十名灣區香港人、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及各界支持者到場參與。活動開始前，現場拉起“Free Hong Kong”、“Free Jimmy Lai（釋放黎智英）”等橫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迎風飄揚。活動由美國香港人會館成員Bruce與Jenny共同主持。 Jenny在開場致辭中表示，過去七年間，大批異議人士身陷囹圄，許多聲音被消滅，自由逐漸消失，無數香港人被迫流散海外。然而，她相信香港人並沒有遺忘。她說：“七年過去，我們的家園已面目全非，時間不斷向前，但傷口從未愈合，記憶也從未消失。”她感謝仍然願意站出來的人們，用行動證明香港的故事仍被銘記。 開場致辭結束後，主持人帶領全體參與者，向那些為爭取自由而失去生命的人們默哀一分鐘。 隨後，全體與會者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重溫2019年香港街頭爭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記憶。 劉俊：香港曾是“六·四”逃亡者的生命通道 “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經“黃雀行動”逃往香港後再流亡美國的劉俊律師回顧自己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經歷。他表示，當年廣州學生走上街頭，是為了抗議中共以坦克和機關槍鎮壓無辜學生和市民，而非破壞社會秩序。劉俊特別感謝香港人在“六·四”之後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援助。他表示，自己被通緝後能夠成功逃離中國，正是因為香港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大陸營救民主人士。他認為，中國爭取民主自由、結束一黨專政的現代民主運動真正始於1989年。而對於香港今日的處境，劉俊深感痛惜。他表示，37年過去，中國大陸仍未實現民主自由，而香港也已經失去原有的自由空間。他呼籲香港人、大陸民主人士、西藏人以及維吾爾人等各受壓迫群體團結合作，共同推動中國實現民主轉型。 方政：香港曾是“六·四”受難者最大的精神慰藉 “六·四”親歷者、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主席方政率領多位黨員參加活動。方政表示，“反送中”運動中同樣有人失去生命、失去自由，而香港長期以來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支持令人難忘。他說，“六·四”之後，支聯會和維園燭光晚會給予無數“六·四”受難者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希望。然而，2019年之後，香港自由空間急速萎縮，維園燭光晚會成為歷史。他感慨地說，香港人在2019年6月12日所展現的抗爭精神，很可能是香港歷史上最後一次百萬人民能夠自由表達訴求的時刻。方政認為，要讓香港重新獲得自由，最終必須結束中共專制統治。他最後帶領全場高呼：“End CCP！Free Hong Kong！” Ken：鎮壓可以囚禁人民，卻無法囚禁思想 北加州香港會負責人Ken在演講中回顧了“反送中”運動的發展歷程。他指出，七年前香港人最初反對的似乎只是一項引渡條例修訂，但後來事實證明，人們低估了這項法案背後的意義。“反送中”運動之後發生的，不僅是一場抗爭的失敗，而是香港整個制度、自由和多元價值的系統性瓦解。Ken列舉《香港國安法》實施、《蘋果日報》被迫停刊、香港47人案以及黎智英被重判等事件，指出香港原有的自由社會正被有計劃地拆解。他進一步將香港與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以及台灣民主化歷程進行比較，指出，歷史反復證明：專制政權可以暫時壓制反對聲音，卻無法消滅追求自由的思想。他說：“中共花了七年時間試圖讓香港忘記自己是誰，但它沒有成功。因為你們在這裡，因為我們在這裡，因為在世界各地香港人居住的城市裡，燭光仍然燃燒，呼聲依然響亮。故事仍在繼續，最後一章遠未到來。” Cindy牧師：愛是否能夠勝過恐懼 來自香港的Cindy牧師在發言中坦言，在當前的白色恐怖環境下，許多人已經害怕談論香港、害怕公開發聲，因此當天能夠看到這麼多人站出來，讓她十分感動。她表示，今天站在現場的人，不只是支持香港，更是在支持正義、真理與自由。長期從事流亡港人心理輔導工作的她介紹，許多離開香港的年輕抗爭者至今仍飽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困擾，經常做噩夢，不敢出門，甚至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與家人斷絕關係。她分享自己在精神健康機構和教會中的工作經歷，表示自己能夠做的或許有限，但仍希望盡己所能陪伴這些流亡者，協助他們接受心理咨詢與治療。活動現場，她特別準備了黃色玫瑰送給參與者，希望大家以此紀念2019年運動中失去生命的人們。她說：“當你們拿起這朵黃玫瑰，請記住正義的精神、真實的精神，以及無畏抗爭的精神。” 易碎君：保存真相，守護火種 流亡美國四年的香港青年梁啓駿（網名“易碎君”）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他回憶，2022年香港國安人員搜查其住所，沒收電子設備，並要求交出密碼，甚至勸說他“改邪歸正”。在不斷加劇的政治壓力下，他最終決定離開香港。梁啓駿2022年踏足美國的時候，只有15歲，他坦言，爭取公義需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許多人難以想象其中的痛苦、漫長、煎熬。然而，他相信只要團結一致，堅持保存真相、守護火種，未來仍然有希望。他說：“只要我們把真相保存下來，把火種保存下來，星星之火終將可以燎原。” 撐起雨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