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博客 页面 36

中国民主运动的根基建设 ——在全球化流散时代,重新理解“建设”

0

连载第一部分:

作者:倪世成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引言:历史有时会在地下缓慢转向 

人们谈论中国民主运动时,总喜欢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年过去,它始终难以形成真正稳定而持续的力量。有人把原因归结于高压环境,有人把原因归结于组织松散,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于人性的复杂。 

但今天,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更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过去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是否正在缓慢形成。因为很多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过去,其实根本无法完成。 

过去的中国民主运动,长期处于一种高度压缩的状态。很多人身在国内;很多组织无法公开存在;很多刊物只能短暂出现;很多讨论刚刚开始,便已经被现实打断。在那样的环境里,能够持续发声,本身就已经非常艰难。 

因此,今天重新回望过去,也许不应该只是轻易用一种后来者的姿态去批评前人。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那个时代,没有条件。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其实一直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一直有人:办刊物、做论坛、保存历史、翻译文献、建立媒体、维系中文公共讨论空间。很多今天仍然能够被看见的历史记录,本身就是一代代人艰难保存下来的结果。 

只是过去的条件,使这些努力往往难以长期沉淀。很多论坛存在几年便消失。很多刊物,一旦停刊便彻底断裂。很多经验,随着一代人的离开而迅速散失。很多讨论,来不及进入长期公共知识体系,便已经被时间冲走。 

过去的海外中文世界,长期更像一种漂浮状态。零散、脆弱、难以积累。 

但今天,历史正在慢慢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离开中国,分散到世界各地。有人是为了自由,有人是为了生活,有人是为了下一代,也有人只是无法继续忍受一种越来越封闭的空气。 

而无论原因如何,一个新的现实正在逐渐形成: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形成一个长期存在、全球分布的海外中文社群。这件事,也许会比很多人今天意识到的更加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过去很多无法长期完成的事情,第一次开始真正拥有现实条件。互联网、数字档案、全球协作、云端出版、视频传播与AI工具,正在慢慢改变组织方式。 

过去,一场活动结束之后,很多资料很快便会散失。今天,却第一次可能被长期保存、分类、整理、归档。过去,一个论坛停办之后,很多讨论也随之消失。今天,却完全可能形成持续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知识积累。过去,一个刊物一旦中断,很多思想便会断裂。今天,却开始拥有形成全球协作与长期出版网络的可能。 

因此,今天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是:“重新发明一切”。而是:如何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存在的努力之上,建立更长期、更稳定、更系统化的积累。 

因为很多真正重要的变化,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轰动。它不会立刻改变世界。甚至很多时候,外界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 

它更像植物在地下缓慢扩展根系。表面上,也许仍然松散、脆弱、并不成熟。但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往往恰恰是那些在地下不断生长、彼此连接、逐渐深入土壤的部分。 

过去几十年里,其实一直有人在做这些事情。而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过去分散而脆弱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彼此连接、长期积累与持续深化的可能。这本身,也许就说明:中国民主运动的根系,正在比过去更深地进入土壤。 

一、真正改变历史的,往往不是瞬间的激情,而是长期积累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民主运动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并不仅仅来自外部压力。很多时候,它更来自一种长期无法积累的感觉。 

一代人付出巨大代价,很多事情却很难真正留下来。一次活动结束,很多内容迅速散失。一个论坛停办,过去几年讨论也随之中断。一个刊物停止出版,很多思想积累便跟着断裂。 

很多时候,人们仿佛总是在重新开始。而这其实是非常消耗人的。因为一个运动如果长期无法形成积累,它就很难真正产生“历史感”。它会不断停留在一种:即时性的状态。今天激烈,明天沉寂。今天聚集,明天散去。 

于是很多人会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仿佛一切都只是短暂波动。但如果认真回头观察历史,就会发现:真正能够长期影响世界的力量,往往都拥有一种很强的“积累能力”。 

欧洲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改变现代世界,并不仅仅因为出现了几位伟大的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它逐渐形成了:出版网络、知识沙龙、长期公共讨论、跨地区思想传播。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些名字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并不是因为他们一时激烈。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被不断:出版、传播、争论、引用、整理。最后,慢慢沉淀成一种新的文明结构。 

美国建国时期同样如此。真正让美国制度逐渐稳定下来的,并不仅仅是独立战争本身。更重要的是围绕制度展开的大量长期讨论。例如《联邦党人文集》之所以今天仍然被研究,并不仅仅因为它支持美国宪法。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把当时围绕联邦制度、司法独立、权力制衡的讨论,真正系统化、文献化了。两百多年后,人们仍然能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进入那个时代的思想现场。因为真正长期影响历史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瞬间的口号。而是那些能够被长期保存下来的公共知识。 

东欧剧变时期同样如此。很多后来真正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并不只是街头抗议本身。而是长期存在的:地下出版、知识圈、公共讨论、社会协作网络。波兰“团结工会”后来之所以能够成长为真正影响国家结构的力量,也不仅仅因为一次工人运动。它后来逐渐形成了:出版、教育、长期组织化能力、社会协作网络。 

很多历史经验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件事:真正成熟的民主运动,并不仅仅依赖激情。它更重要的是:能否逐渐形成自己的:记忆、文献、制度、公共知识、长期协作结构。 

而过去的中国民主运动,长期最缺少的,也许恰恰就是这种:长期积累能力。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很多时候,确实是历史条件限制。过去的环境,很难允许长期公开积累。很多资料甚至保存下来,本身都具有风险。因此,今天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是否定过去。 

恰恰相反。正因为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人艰难地保存这些东西,今天这一代海外中国人,才第一次开始拥有继续深化它们的可能。而这也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也许终于开始从一种长期“生存状态”,慢慢进入一种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如何继续发声。而是:如何让很多东西真正留下来。 

二、中国民运真正缺少的,也许不是热情,而是“组织记忆” 

而当一个运动开始真正思考“如何留下来”时,它其实已经发生了某种很深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它开始不再只是关注眼前。而开始思考: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还能留下些什么。 

很多时候,人们会低估“保存”这件事。总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行动的人、发言的人、组织的人。而记录、整理、归档,似乎只是辅助性的工作。但如果认真观察历史,就会发现:很多真正改变历史的文明,本质上都极其重视:保存。为什么古代中国历代都重修史书?为什么欧洲长期保存大量书信、手稿与档案?为什么美国会长期公开保存总统文献、政治档案与历史记录? 

因为一个文明真正长期的力量,很多时候恰恰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够激烈”的东西里面。它们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具备长期记忆。而没有长期记忆,一个群体就会不断重新归零。过去很多中国民运活动的问题,并不在于缺少激情。而在于:很多思想没有真正留下来。很多经验没有真正传递下去。很多讨论结束之后,思想也跟着消失。于是很多问题不断重复。很多组织一次次重新开始。很多新人进入之后,又只能重新摸索。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消耗。 

而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改变这种局面的条件。因为数字化时代真正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传播速度。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真正改变了“长期保存”的能力。过去,一场活动结束之后,资料很容易散失。今天,却完全可能:数字化归档;多地备份;长期数据库化;全球协作保存;AI辅助整理;长期分类检索。 

过去,一个论坛停办,很多讨论便随之消失。今天,却完全可能形成持续几十年的长期知识积累。过去,一个刊物中断,很多思想便彻底断裂。今天,却可能形成全球化协作出版网络。 

这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第一次真正开始拥有建立“组织记忆”的现实条件。而这种变化,也许比很多短期性的激情更加重要。因为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往往并不是某一次情绪爆发。而是:被长期保存下来的文明积累。因此,未来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仅仅是:“办更多活动”。而是:如何建立属于中国民主运动自己的:长期档案体系;长期论坛体系;长期出版体系;长期知识协作网络;长期公共讨论空间。 

很多东西,在今天看起来也许仍然微小、松散、甚至脆弱。但真正重要的变化,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不会一夜之间成熟。不会立刻改变世界。它更像地下缓慢扩展的根系。表面上,也许仍然看不出什么。但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往往恰恰是那些正在地下不断连接、不断积累、不断深入土壤的部分。 

而今天,也许正是这样的阶段。 

三、中国民运需要建设自己的“民主基础设施” 

很多时候,人们谈论民主运动,仍然习惯于一种非常“事件化”的视角。仿佛一个运动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一次足够大的抗议;有没有一次震动世界的事件;有没有某个突然出现的历史转折点。 

但真正成熟的文明,很少只是靠一次事件形成的。更多时候,它是一种长期缓慢生长的结果。很多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形成初期,甚至并不显眼。大学刚出现的时候,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讨论空间。早期报刊刚出现的时候,也未必有人意识到它会改变现代政治。很多最初的公共论坛,也往往规模很小。但后来,它们慢慢变成了:知识网络;公共空间;社会协作结构;文明的一部分。 

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同样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今天很多东西,看起来仍然分散、粗糙、并不成熟。很多论坛规模不大。很多刊物传播有限。很多讨论仍然停留在摸索阶段。很多组织仍然缺少稳定结构。但也许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它现在还不够强大。” 

而是:它是否已经开始形成一种过去没有的东西。例如:越来越长期存在的中文论坛;越来越稳定的海外中文媒体;越来越完整的数字档案;越来越持续的公共讨论; 越来越强的全球协作能力。这些东西,也许今天仍然远不成熟。但它们本身已经说明:一种新的结构正在形成。而这种变化,很可能不会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出现。它更像是一种:缓慢生长。 

很多真正重要的历史变化,往往在刚开始时,并不会立刻被意识到。因为它们最初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起眼。但后来,人们才会发现:真正改变未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最喧闹的瞬间。而是那些长期缓慢积累下来的东西。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民主运动很多时候更像一种:不断被打断的历史。很多努力刚刚开始,便已经中断。很多经验来不及沉淀,便已经散失。很多思想甚至还没有形成公共知识体系,就已经消失。 

而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可能。过去那些彼此孤立、彼此分散、难以长期积累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互相连接、长期保存、持续深化的条件。而这本身,也许就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正在慢慢从一种“瞬间政治”,转向一种真正的“长期建设”。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成功。历史从来不会自动前进。很多东西依然可能中断。很多努力依然可能失败。但至少,今天第一次开始出现了一种过去并不存在的历史条件。而真正重要的,也许正是这一点。因为一个文明真正开始成长,很多时候并不是从它最强大的时候开始。而是从它第一次真正开始形成“根系”的时候开始。 

连载第二部分:

作者:倪世成

编辑:钟然 

四、建立记录制度:没有记录,很多事情就会重新归零 

而当一个运动开始形成“根系”之后,它的意义其实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一些短暂聚集的人。也不再只是一次又一次彼此分散的行动。它开始慢慢形成一种:能够自我延续的结构。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变化。因为过去很多中国民运组织,长期都存在一种很强的“临时性”。很多事情主要依赖少数核心人物维持。一旦某个人离开,疲惫,发生冲突,或者生活发生变化,整个系统就很容易迅速停滞。 

于是很多组织长期陷入一种循环:建立、扩张、内耗、分裂、消失。很多经验也随着一次次循环不断流失。而真正成熟的文明结构,往往并不依赖某一个人长期存在。它更重要的是:能否逐渐形成一种:即使人员变化,很多东西依然能够继续的能力。 

大学为什么能够延续数百年?报纸为什么能够跨越几代编辑?很多政党、研究机构、公共组织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因为真正被保留下来的,并不仅仅是某些个人。而是:制度;文档;传统;协作机制;长期知识体系。 

而过去,中国民主运动长期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制度化积累能力”。很多东西太依赖个人。很多经验无法真正进入长期公共结构。很多组织缺少:稳定流程;长期档案;协作规范;人员培养机制;知识传承结构。于是很多事情很难真正沉淀下来。 

但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了改变这种局面的条件。因为数字化时代真正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传播。更重要的是:它开始让长期协作变得可能。过去,一个刊物很难长期维持。今天,却完全可能形成跨国家、跨地区、长期协作的编辑网络。过去,一个论坛很难长期积累。今天,却可能形成持续十年、二十年的长期数据库与思想档案。过去,很多经验只能停留在个人记忆中。今天,却开始拥有形成:长期知识库;长期文档系统;长期组织档案;长期协作平台;的可能。 

而这种变化,也许会比很多人今天意识到的更加深远。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第一次开始拥有从“个人化结构”,逐渐走向“制度化结构”的现实条件。 

而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僵化。真正成熟的制度,恰恰是为了:降低对个人的过度依赖。保护后来者能够进入。保护经验能够传承。保护组织不至于一次次重新归零。 

很多时候,人们会误以为:民主只是选举。但真正成熟的民主,其实首先是一种:组织文化。它意味着:规则高于个人;制度高于情绪;长期协作高于短期冲动;知识积累高于瞬间表达。 

而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也许才刚刚开始真正进入这样的阶段。这个阶段,未必轰动。甚至在外界看来,也许仍然显得缓慢、零散、并不成熟。但很多真正重要的历史变化,本来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不会立刻开花结果。它更像地下缓慢扩展的根系。安静,缓慢,却在不断深入土壤。 

五、从活动组织,走向真正的思想生产 

而当一个运动开始真正进入“长期建设”阶段之后,它的目标其实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过去很多时候,人们更容易把民主运动理解成一种:“反抗”。反抗压迫,反抗审查,反抗专制。这种反抗当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很多黑暗甚至不会被世界看见。 

但一个成熟的民主运动,最终其实不能只停留在“反对什么”。它还必须开始回答:自己究竟要建设什么。这其实是一个比“反抗”更困难的问题。因为反抗很多时候依赖激情。而建设则需要:耐心、协作、制度、积累、长期主义。 

很多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在“反抗阶段”往往非常强大。但一旦进入真正建设阶段,便迅速陷入混乱。因为它们缺少长期制度文化。缺少公共知识积累。缺少组织协作能力。缺少一种真正能够长期运转的公共结构。 

而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也许第一次开始真正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过去很长时间里,很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 

但今天,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海外,一个新的问题开始慢慢浮现:如果未来真的存在一个长期的中文民主公共世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它是否能够:长期保存历史、长期积累知识、长期培养后来者、长期维持公共讨论、长期形成制度文化、长期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已经不只是“运动问题”。它们开始接近:文明问题。因为真正成熟的文明,并不仅仅依赖激情。它更重要的是:能否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公共结构。 

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论坛、刊物、档案、数据库、长期讨论,这些东西看起来并不“激动人心”。甚至显得缓慢、琐碎。但历史上真正长期影响世界的文明,往往恰恰极其重视这些东西。因为它们知道: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往往不是一时情绪。而是:那些被长期保存、不断积累、持续传承的公共知识与制度结构。 

为什么今天人们仍然能够研究古希腊?为什么欧洲启蒙运动仍然持续影响现代世界?为什么美国建国时期的思想今天依然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因为它们不仅发生过。更因为它们被:保存、整理、出版、归档、不断重新进入公共知识体系。 

而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也许第一次开始真正拥有建立这种长期积累结构的可能。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顺利。很多东西依然可能中断。很多努力依然可能失败。很多组织依然可能分裂。但真正重要的是:一种过去长期不存在的历史条件,正在慢慢形成。过去那些零散、短暂、彼此孤立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彼此连接、长期积累、持续深化的可能。而这本身,也许就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正在慢慢从一种:“不断重复的短暂抗争”,逐渐走向一种:真正长期的文明建设过程。 

六、制度化,而不是个人化 

很多时候,一个运动在早期阶段,都会不可避免地依赖某些核心人物。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资源有限、环境困难、组织尚未成熟的时候,总需要有人主动承担责任。很多事情,也确实是靠少数人硬撑起来的。但如果一个组织长期无法从:“个人推动”,逐渐转向:“制度运转”,那么它最终往往会变得非常脆弱。 

因为一旦:某个人离开,疲惫,发生冲突,或者现实生活出现变化,很多事情就会迅速停滞。 

过去很多中国民运组织,其实都不同程度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组织本身并没有真正形成稳定机制。很多运行方式,仍然主要依赖:熟人关系、个人信任、临时协调、个体经验。于是组织很容易陷入:内耗、分裂、不信任、长期重复同样的问题。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很多新人很难真正进入。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流程,没有制度,没有公开协作机制,没有长期知识传承。于是组织内部,很容易逐渐形成一种:“个人中心化”的结构。而这其实与民主本身的精神,是存在矛盾的。 

因为真正成熟的民主组织,最重要的一点,恰恰是:制度高于个人。这里所说的制度,并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官僚结构。也不是为了压制个体。恰恰相反:真正成熟的制度,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个体。 

因为当很多事情:有公开规则;有透明流程;有明确分工;有长期文档;有协作规范;那么组织内部,对人的依赖就会下降。很多事情,不再只能依靠少数核心人物硬撑。新人也更容易进入。经验也更容易传承。组织也更容易长期稳定。 

例如,一个论坛如何长期运行。谁负责主持、谁负责记录、谁负责摄影、谁负责整理、谁负责发布、谁负责长期归档。如果这些事情逐渐形成:文档、流程、SOP、长期协作规范那么后来的人,就能够不断接续。而不是每一次都重新摸索。 

再例如,一个刊物如何长期运转。如果完全依赖某个主编个人,那么一旦这个人停下来,整个系统就可能迅速停滞。

但如果逐渐形成:编辑制度、校对机制、作者协作网络、长期文档管理、资料归档机制, 那么刊物就开始真正拥有长期生命力。 

真正成熟的组织,并不是没有核心人物。 而是: 即使人员变化,很多东西依然能够继续。因为真正被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只是某个人。而是:规则、制度、协作网络、组织记忆、长期知识体系。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真正强大的组织,往往都极其重视:流程、文档、制度、长期协作机制。 

因为它们知道:一个组织真正的稳定性,并不来自某个人永远存在。而来自:当个人变化时,整个系统依然能够继续运转。 

而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同样需要逐渐建立这种意识。因为民主本身,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口号。它更是一种:组织文化。如果一个组织内部,无法长期建立:透明机制、协作机制、长期制度、知识传承,那么它很难真正成长为成熟的民主组织。 

因此,未来中国民运真正重要的方向之一,也许并不是继续强化:“谁更重要”。而是逐渐建立:更稳定的制度、更长期的协作、更公开的流程、 更可传承的组织结构。因为真正强大的组织,最终不是忠于某一个人。而是忠于:规则、制度、协作、长期公共目标。而这,也许才是真正现代民主组织最深层的根基。 

七、像写代码一样,不断迭代民运 

很多时候,人们会把民主运动理解成一种激情驱动的事情。仿佛只要:情绪足够强烈,口号足够响亮,态度足够坚定,很多问题自然就会解决。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真正长期有效的组织,很少是“一次性完成”的。它们更像一种持续迭代的工程。 

这一点,其实很像现代软件开发。没有哪个大型系统,一开始就是完美的。 

很多系统:从 v1.0 开始;不断发现问题;不断修复漏洞;不断优化流程;不断升级结构;最后才逐渐成熟。 

而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同样需要建立这种:长期迭代思维。过去很多时候,一场活动结束之后,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未来更重要的,也许是:活动之后,是否真正进入:总结、分析、复盘、优化、升级。 

例如,一次论坛效果不好。过去可能只是:“这次没办好。”然后结束。但如果采用长期迭代思维,问题就会变成:为什么讨论不够深入;为什么记录不完整;为什么互动不足;为什么新人参与困难;为什么资料整理太慢;为什么传播效果有限。然后下一次继续优化。 

这其实已经开始进入一种:工程化组织思维。很多真正成熟的团队,其实都是这样运转的。它们并不是靠一次伟大的爆发。而是靠:无数次细节优化。 

例如:宣传方式升级;协作工具升级;档案系统升级;论坛流程升级;媒体传播升级;数据整理升级;培训机制升级;安全机制升级。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很细。甚至不够“激动人心”。但长期积累下来,会彻底改变一个组织的能力。 

过去很多中国民运组织长期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很多事情缺少长期迭代。很多经验没有沉淀。很多问题不断重复。很多组织长期停留在一种:“临时状态”。

而现代社会真正强大的系统,几乎都具备一种能力:持续优化自己。这一点,其实不仅适用于技术系统。也适用于:组织、媒体、出版、公共讨论、民主运动本身。甚至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完全可以逐渐形成一种:自己的“组织工程文化”。 

例如:每次活动之后:自动归档、自动整理、自动建立数据库、自动分类标签、自动同步资料、自动生成长期索引。AI时代,很多过去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今天第一次开始变得现实。 

过去,一个大型活动之后,光是整理资料,可能就足以耗费大量时间。今天,却完全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大幅降低长期积累成本。而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也许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它甚至可能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协作网络。它的力量,也许不只来自某个中心。而来自:大量持续积累的:文献;档案;数据;论坛;出版;协作节点;长期知识生产。 

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只是:“办成一次活动。”而是:整个系统,是否比过去更成熟了一点。如果每一次活动之后:记录多一点;流程清晰一点;协作顺一点;文档完整一点;思想深入一点;新人更容易进入一点;那么长期下来,整个运动就会逐渐形成真正的积累。而这,也许才是未来中国民主运动真正需要建立的东西: 

一种能够长期自我优化、自我积累、自我进化的能力。很多时候,一个文明真正强大的地方,并不在于它从不犯错。而在于:它是否具备不断修正自己的能力。 

连载第三部分:

作者:倪世成

编辑:钟然 

八、从“流亡政治”走向“文明建设” 

过去很多年里,海外中国民运往往长期处于一种“流亡政治”的状态。很多人离开中国之后,首先面对的是:生存、身份、安全、重新开始生活。而政治表达本身,也更多围绕:抗议、揭露、声援、对抗。这些当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声音,很多压迫甚至不会被世界看见。 

但今天,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海外,一个新的问题也开始慢慢浮现:海外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长期公共空间?过去很长时间里,海外中文世界始终存在一种很强的漂浮感。很多论坛存在几年便消失。很多媒体因为资金、人事或内部冲突迅速瓦解。很多讨论长期停留在碎片化状态。很多经验没有真正代际传承。很多时候,人们仍然更习惯于:“临时聚集”。而不是:长期建设。 

但今天,也许第一次开始拥有了不同的条件。因为今天的海外中国人,已经不再只是少量短暂停留的流亡者。而开始逐渐形成:长期存在的全球中文社群。而这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未来,也许不应长期停留在:“流亡政治”的阶段。 

而应该逐渐进入:文明建设。所谓文明建设,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大词。 

它其实意味着:开始真正长期建设:中文公共空间、中文知识体系、中文档案体系、中文出版体系、中文思想平台、中文协作网络、中文制度文化。过去很多时候,海外中文世界长期缺少的,并不是声音。而是:稳定性。 

今天一个平台出现,明天又消失。今天一个论坛热闹,几年后资料全部失踪。很多思想,没有真正沉淀下来。很多经验,没有真正传递下去。 

而一个成熟文明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恰恰是:长期积累。一个文明是否成熟,很多时候看的并不是:它有没有瞬间的激情。而是:它能不能长期保存自己的:记忆、思想、文献、经验、制度、公共知识。 

为什么古代中国重修史书?为什么欧洲保存大量书信、手稿与档案?为什么美国大量公开总统档案、政治文献与历史记录?因为真正成熟的文明都知道:如果没有长期记忆,一个社会就会不断重新归零。 

而过去,中国民主运动长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长期文明积累能力。很多事情刚刚开始,便已经中断。很多经验刚刚形成,便已经散失。很多思想甚至还来不及进入公共知识体系,就已经被时间冲走。但今天,情况开始第一次发生变化。互联网、数字化、全球协作与长期海外社群的形成,正在慢慢改变这一切。 

今天完全可能逐渐形成:长期论坛、长期文库、长期数据库、长期出版网络、长期公共讨论空间、长期中文知识协作体系。而这些东西,也许比很多人今天意识到的更加重要。

因为真正改变未来的,往往不仅仅是一次巨大的爆发。更是:长期而缓慢的建设。很多东西,在当下看起来并不耀眼。甚至显得缓慢、琐碎、不够“激动人心”。但几十年之后,人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往往恰恰是这些:看似不起眼,却持续积累的东西。未来的人回头看这一代海外中国人时,不应该只能看到:零散的视频、碎片化的口号、短暂的情绪。而应该能够看到:一个正在逐渐形成中的:中文公共思想空间、中文民主知识体系、中文长期协作网络、 中文制度化建设过程。 

而这,也许才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因为真正能够改变历史的,往往不仅是反抗。更是建设。真正成熟的民主运动,最终也不仅仅只是:“反对什么。”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开始建设未来。也许今天这一代海外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这样的历史条件。 

结语: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往往不是激情,而是建设 

很多时候,人们谈论民主运动,总习惯于关注那些最激烈、最耀眼的时刻。例如:一次大型抗议;一次广场集会;一次震动世界的演讲。这些当然重要。 

因为很多历史转折,本身就离不开公开表达。但如果认真回头观察历史,就会发现:真正能够长期改变社会的力量,往往并不仅仅来自这些瞬间。 

更来自那些:缓慢、长期、持续、甚至并不耀眼的建设。很多文明真正重要的部分,往往都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大学如此;出版体系如此;档案馆如此;现代制度如此;公共知识体系同样如此。它们真正强大的地方,并不是瞬间爆发。而是:能够长期积累。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民主运动长期处于一种高度压缩的环境之中。很多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持续发声,本身就已经非常艰难。 

因此,今天重新回望过去,也许不应该只是简单批评前人。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那个时代,没有条件。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其实一直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一直有人:办刊物、做论坛、保存历史、翻译文献、建立媒体、维系中文公共讨论空间。很多今天仍然能够被看见的历史记录,本身就是一代代人艰难保存下来的结果。 

而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过去分散而脆弱的努力,第一次开始拥有了:彼此连接、长期积累、持续深化的可能。而这本身,也许就说明:中国民主运动的根系,正在比过去更深地进入土壤。全球化流散的海外中国社群;互联网与数字化工具;长期公开讨论空间;全球协作网络;这些东西,第一次开始让很多过去无法长期完成的事情,真正拥有了现实可能。 

因此,中国民主运动未来真正重要的问题,也许已经不再只是:如何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短暂的表达。而是:如何开始建立一种能够长期积累、长期协作、长期传承的中文民主公共世界。它需要:档案、论坛、编辑部、出版、数据库、长期知识生产、长期制度建设、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协作。 

很多东西,也许不会立刻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在当下看来,显得缓慢、琐碎、不够“激动人心”。但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往往恰恰是这些:看似缓慢,却持续积累的东西。

未来几十年后,人们回头看这一代海外中国人时,不应该只能看到:零散的视频、碎片化的口号、短暂的情绪。而应该能够看到:一个正在逐渐形成中的:中文公共思想空间、中文民主知识体系、中文长期协作网络、中文制度化建设过程。 

因为真正成熟的民主运动,最终不只是敢于反抗。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开始建设未来。很多真正重要的变化,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并不轰动。它不会立刻改变世界。甚至很多时候,外界根本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它更像植物在地下缓慢扩展根系。表面上,也许仍然松散、脆弱、并不成熟。但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往往恰恰是那些在地下不断生长、彼此连接、逐渐深入土壤的部分。而也许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真正重要的变化,恰恰正在这里发生。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 Reinterpreting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ed Diaspora

Part 1 of the Series

Author: Ni Shicheng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Discusses the long-standing issues of insufficient accumul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upture faced by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t proposes the concepts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and “democratic infrastructure,” emphasizing a shift from event-based actions to long-term structural construction, lay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troduction: History Sometimes Turns Slowly Underground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hey always like to repeatedly ask the same question: Why, after several decades, has it consistently struggled to form a truly stable and sustained force? Some attribute the reason to the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 some to loose organization, and others to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But today, I increasingly feel that perhaps the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y did it not succeed in the past? Rather, it is: Is a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slowly forming? Because many things that seem natural today were, in the past, actually impossible to complete.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of the past was in a state of high compression for a long time. Many people were inside the country; many organizations could not exist publicly; many publications could only appear briefly; many discussions had just begun before being interrupted by realit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being able to continue speaking out was itself extremely difficult.

Therefore, looking back today, perhaps we should not merely criticize our predecessors from the posture of a latecomer. Because many things were not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to do them, but because that era lacked the conditions. In fac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people doing these thing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people: running publications, organizing forums, preserving history, translating documents, establishing media, and maintaining a space for Chinese public discussion. Many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can still be seen today are the results of generations of people painstakingly preserving them.

Howev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past often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se efforts to settle over the long term. Many forums existed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vanished. Many publications suffered a complete rupture once they stopped printing. Many experiences were rapidly lost with the departure of a generation. Many discussions were washed away by time before they could enter a long-term public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past, the overseas Chinese world was more like a floating state—fragmented, fragile, and difficult to accumulate.

But today, history is slowly changing.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leave China and disperse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Some are for freedom, some for livelihood, som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some simply 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endure an increasingly closed atmosphere.

Regardless of the reason, a new reality is gradually forming: for the first time, Chinese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orm a long-term, globally distribute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This matter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y people realize today. Because it means that many things that could not be completed in the long term in the past are, for the first time, beginning to possess real-world conditions. The Internet, digital archives, global collaboration, cloud publishing, video communication, and AI tools are slowly changing the way of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after an event ended, many materials would quickly disperse.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be preserved, categorized, organized, and archived over the long term. In the past, after a forum stopped operating, many discussions vanished with it. Toda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form a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spanning ten or twenty years. In the past, once a publication was interrupted, many thoughts would break. Today,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global collaboration and long-term publishing networks has begun to emerge.

Therefore,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today may no longer be “reinventing everything.” Instead, it is: how to establish more long-term, stable, and systematized accumulation upon the efforts that have already exist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Because many truly important changes are often not sensational at the beginning. They do not change the world immediately. Even many times, the outside world cannot detect that they are happening at all.

It is more like plants slowly extending their root systems underground. On the surface, it may still look loose, fragile, and immature. But what truly determines the height of the future is often precisely those parts that are continuously growing, connecting to each other, and gradually deepening into the soil undergroun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 have actually always been people doing these things. And today,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se previously scattered and fragile efforts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begun to po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connection, long-term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This itself perhaps indicates that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re entering the soil more deeply than in the past.

I. What Truly Changes History is Often Not Instant Passion, but Long-Term Accumulation For many years in the pas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has always had a lingering sense of fatigue. This fatigue does not only come from external pressure. Many times, it comes from a sense of being unable to accumulate over the long term.

One generation pays a huge price, yet many things are difficult to truly leave behind. Once an activity ends, much of the content quickly disperses. Once a forum stops, the discussions of the past few years are also interrupted. Once a publication stops printing, much of the accumulated thought breaks along with it.

Many times, people seem to always be starting over. And this is actually very draining. Because if a movement cannot form accumul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it is difficult for it to truly generate a “sense of history.” It will continuously remain in a state of “immediacy”—intense today, silent tomorrow; gathering today, dispersing tomorrow.

Consequently, many people gradually develop 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as if everything is just a transient fluctuation. But if one observes history carefully, one will find that forces truly capable of influencing the world over the long term often possess a strong “ability to accumulate.”

The reason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could change the modern world was not just because a few great thinkers appeared. More importantly, it gradually formed: publishing networks, intellectual salons, long-term public discussions, and cross-regional dissemination of ideas. The names Voltaire, Rousseau, and Montesquieu can span eras not because they were momentarily intense, but because their thoughts were continuously published, disseminated, debated, cited, and organized. Finally, they slowly settled into a new structure of civilization.

The same was true for the founding period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ruly allowed the American system to stabilize gradually was not just the Revolutionary War itself. More important were the large-scale, long-term discussions surrounding the system. For example, The Federalist Papers are still studied today not just because they supported the U.S. Constitution. Their mor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systematized and documented the discussions of that time surrounding the federal system,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Two hundred years later, people can still re-enter the intellectual scene of that era through these writings. Because things that truly influence history over the long term are often not instant slogans, but public knowledge that can be preserved for a long time.

The same was true during the period of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Many forces that later truly pushed for social change were not just the street protests themselves, but the long-existing: underground publishing, intellectual circles, public discussions,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The reason the Polish “Solidarity” union could later grow into a force that truly influenced the national structure was also not just because of a single workers’ movement. It later gradually formed: publishing, education, long-term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Many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re actually illustrating the same thing: A truly mature democracy movement does not rely solely on passion.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whether it can gradually form its own: memory, literature, institutions, public knowledge, and long-term collaborative structures.

And wha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lacked most in the past was perhaps precisely this “long-term accumulation capability.” Of course, this is not just a problem of the people. Many times, it was indeed limited by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past environment hardly allowed for long-term public accumulation. Even preserving materials itself carried risks. Therefore,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today is perhaps not to negate the past.

Quite the opposite. Precisely because people have painstakingly preserved these thing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is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has, for the first time, begun to po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continuing to deepen them. And this also means tha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may have finally begun to move from a long-term “state of survival” into a new stage.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is stage is no longer just how to continue speaking out, but: how to make many things truly stay behind.

II. Wha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ruly Lacks May Not Be Enthusiasm, but “Organizational Memory” When a movement truly begins to think about “how to stay behind,” it has actually undergone a very deep change. Because this means it is no longer just focused on the present, but begins to think about: What can still be left behind ten years or twenty years from now?

Many times, people underestimate the act of “preservation.” They always feel that what truly matters are the people who act, the people who speak, and the people who organize. Recording, organizing, and archiving seem to be only auxiliary work. But if one observes history carefully, one will find that many civilizations that truly changed history essentially attached extreme importance to “preservation.” Why did every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compile history books? Why has Europe preserved a large number of lett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for a long time?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ly preserve presidential documents, political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for the long term?

Because the truly long-term power of a civilization is often hidden in these “seemingly not intense enough” things. They determine whether a society possesses long-term memory. And without long-term memory, a group will constantly return to zero. The problem with many past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ctivities was not a lack of passion, but that many thoughts did not truly stay behind. Many experiences were not truly passed down. After many discussions ended, the thoughts disappeared with them. Thus, many problems repeatedly occurred. Many organizations started over time and again. After many newcomers entered, they could only grope their way through once more. This is actually a very huge drain.

And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nditions for changing this situation have begun to exist. Because what the digital age has truly changed is not just the speed of transmission;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truly changed the “capability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 In the past, after an activity ended, materials were easily dispersed. Toda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digital archiving, multi-location backups, long-term database creation, global collaborative preservation, AI-assisted organization, and long-term categorized retrieval.

In the past, once a forum stopped, many discussions disappeared. Toda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form long-term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or decades. In the past, once a publication was interrupted, many thoughts suffered a complete break. Today, it is possible to form a global collaborative publishing network.

This means: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has truly begun to possess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ing “organizational memory.” And this change is perhaps more important than many short-term passions. Because what truly can traverse time is often not a single emotional outburst, but the accumulation of civilization preserved over the long term. Therefore,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may no longer be “organizing more activities,” but: how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s own long-term archive system, long-term forum system, long-term publishing system, long-term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network, and long-term public discussion space.

Many things may still look tiny, loose, or even fragile today. But truly important changes often begin like this. It will not mature overnight. It will not change the world immediately. It is more like root systems slowly extending underground. On the surface, one might still see nothing. But what truly determines the height of the future is often precisely those parts that are continuously connecting, accumulating, and deepening into the soil underground.

And today is perhaps such a stage.

III.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Needs to Build Its Own “Democratic Infrastructure” Many times,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democracy movement, they are still accustomed to a very “event-based” perspective—as if whether a movement is successful primari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re is a large enough protest, whether there is an event that shocks the world, or whether there is a sudden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But truly mature civilizations are rarely formed solely by a single event. More often, they are the result of long-term, slow growth. Many truly important things are not even prominent in their early stages of formation. When universities first appeared, they might have been just discussion spaces for a few people. When early newspapers first appeared, no one necessarily realized they would change modern politics. Many initial public forums were also often small in scale. But later, they slowly became: knowledge networks, public spaces, social collaboration structures, and a part of civilizati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will perhaps undergo the same process.

Today, many things still look scattered, crude, and immature. Many forums are small in scale. Many publications have limited reach. Many discussions still remain at the groping stage. Many organizations still lack stable structures. But perhaps the truly important question is not: “Why is it not powerful enough yet?”

Rather, it is: Is it already beginning to form something that did not exist in the past? For example: increasingly long-term Chinese forums; increasingly stable overseas Chinese media; increasingly complete digital archives; increasingly sustained public discussions; and increasingly strong global collaborative capabilities. These things may still be far from mature today. But they themselves already indicate that a new structure is forming. And this change is likely not to appear in a grandiose manner. It is more like a “slow growth.”

Many truly important historical changes are often not immediately realized when they first begin. Because they look even a bit unremarkable at first. But later, people will find that what truly changes the future is often not those most noisy moments, but those things accumulated slowly over the long term.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has often been like a “history continuously interrupted.” Many efforts had just begun before they were interrupted. Many experiences had no time to settle before they were dispersed. Many thoughts had not even formed a public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y disappeared.

And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a different possibility has begun to exist. Those previously isolated, scattered efforts that were difficult to accumulate over the long term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begun to possess the conditions for mutual connection, long-term preserva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this itself perhaps means: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s slowly turning from a “momentary politics” toward a true “long-term construc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e future will certainly succeed. History never advances automatically. Many things may still be interrupted. Many efforts may still fail. But at least, for the first time, a historical condition that did not exist in the past has begun to emerge. And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is perhaps exactly this point. Because a civilization truly begins to grow often not when it is at its strongest, but when it truly begins to form “roots” for the first time.

Part 2 of the Series Author: Ni Shicheng Editor: Zhong Ran Abstract: Systematically proposes an organizational path for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cluding recording systems, thought p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ous iteration mechanisms. It emphasizes shifting from individual reliance to structural operati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replicable, and self-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system.

IV. Establishing a Recording System: Without Records, Many Things Will Return to Zero Once a movement begins to form “roots,” its significance actually begins to change. It is no longer just some people gathering briefly. It is no longer just one scattered action after another. It begins to slowly form a structure that can sustain itself. This is actually a very critical change. Because many past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organizations possessed a strong “temporary nature” for a long time. Many things relied primarily on a few core figures to maintain. Once a certain person leaves, becomes fatigued, encounters conflict, or their life changes, the entire system easily stalls rapidly.

Thus, many organizations fall into a long-term cycle: establishment, expansion, internal friction, split, disappearance. Many experiences are also continuously lost with each cycle. However, truly mature civilization structures often do not rely on one person to exist for the long term.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whether it can gradually form an ability for many things to continue even if personnel change.

Why can universities last for hundreds of years? Why can newspapers span several generations of editors? Why can many political par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exist for the long term? Because what truly is preserved is not just certain individuals, but: institutions, documents, tradition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long-term knowledge systems.

And in the past, wha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lacked for a long time was precisely this “institutionalized accumulation capability.” Many things were too dependent on individuals. Many experiences could not truly enter a long-term public structure. Many organizations lacked: stable processes, long-term archives, collaboration standards, personnel training mechanisms, and knowledge inheritance structures. Thus, it was difficult for many things to truly settle.

But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nditions for changing this situation have begun to exist. Because what the digital age has truly changed is not just communication.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begun to make long-term collaboration possible. In the past, it was difficult to maintain a publication for the long term. Toda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form a cross-country, cross-regional, long-term collaborative editorial network. In the past, it was difficult for a forum to accumulate for the long term. Today, it is possible to form long-term databases and intellectual archives spanning ten or twenty years. In the past, many experiences could only remain in personal memory. Today,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long-term knowledge bases, long-term document systems, long-term organizational archives, and long-term collaborative platforms has begun to exist.

And this change is perhaps more far-reaching than many realize today. Because it means: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for the first time, begins to possess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to move from an “individualized structure” toward an “institutionalized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does not mean stagnation. Truly mature institutions are precisely meant to: reduce excessive reliance on individuals, protect the entry of newcomers, protect the inheritance of experience, and protect the organization from returning to zero time and again.

Many times, people mistakenly think that democracy is only about elections. But truly mature democracy is, in fact, first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t means: rules are higher than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re higher than emotion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is higher than short-term impulses;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s higher than momentary expression.

And today,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may have only just begun to truly enter such a stage. This stage may not be sensational. Even to outsiders, it may still appear slow, scattered, and immature. But many truly important historical changes start exactly like this. It will not blossom and bear fruit immediately. It is more like root systems slowly extending underground—quiet, slow, yet continuously deepening into the soil.

V. From Event Organization Toward True Thought Production When a movement truly enters the “long-term construction” stage, its goals will also slowly change. In the past, people were more likely to understan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as a kind of “resistance”—resisting oppression, resisting censorship, and resisting autocracy. This resistance is, of course, important. Because if no one stands up, much of the darkness will not even be seen by the world.

But a mature democracy movement ultimately cannot stop at only “opposing something.” It must also begin to answer: What exactly is it going to build? This is actually a more difficult question than “resistance.” Because resistance often relies on passion, while construction requires: patience, collaboration, institutions, accumulation, and long-termism.

Many political movements in history were often very powerful in the “resistance stage.” But once they entered the true construction stage, they rapidly fell into chaos. Because they lacked long-term institutional culture, lacked public knowledge accumulation, lacked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capability, and lacked a public structure that could truly operate for the long term.

And today,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may be truly facing such ques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Because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ast,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for many things was how to survive.

But today, as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live overseas for the long term, a new question is slowly surfacing: If there truly exists a long-term Chinese democratic public world in the future, what should it look like? Can it: preserve history for the long term, accumulate knowledge for the long term, train newcomers for the long term, maintain public discussions for the long term, form institutional culture for the long term, and form collaborative networks for the long term? These questions, essentially, are no longer just “movement questions.” They are beginning to approach “civilization questions.” Because truly mature civilizations do not rely solely on passion.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whether they can form a long-term, stable public structure.

Many times, people will feel that forums, publications, archives, databases, and long-term discussions seem not “exciting.” They even appear slow and trivial. But the civilizations that truly influenced the world over the long term in history often attached extreme importance precisely to these things. Because they knew: what truly can traverse time is often not a momentary emotion, but: those public knowledge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at are preserved for the long term, continuously accumulated, and sustained through inheritance.

Why can people still study ancient Greece today? Why does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modern world? Why can the thoughts from the founding period of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enter public discussion today? Because they not only happened,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y were: preserved, organized, published, archived, and continuously re-entered into the public knowledge system.

And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may truly po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such a long-term accumulation structure.

This does not mean the future will necessarily be smooth. Many things may still be interrupted. Many efforts may still fail. Many organizations may still split. But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is: a historical condition that did not exis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ast is slowly forming. Those scattered, brief, and mutually isolated efforts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begun to po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connection, long-term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this itself perhaps means: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s slowly moving from a “repeated momentary struggle” toward a truly long-term process of civilizational construction.

VI. Institutionalization, Not Individualization Many times, in its early stages, a movement will inevitably rely on certain core figures. This is actually not surprising. When resources are limited, the environment is difficult, and the organization is not yet mature, someone always need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ear responsibility. Many things are indeed propped up by a few people. But if an organization cannot gradually shift from “individual-driven” to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then it will ultimately become very fragile.

Because once a certain person leaves, becomes fatigued, encounters conflict, or changes occur in real life, many things will rapidly stall.

In the past, many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ctually possessed such problems to varying degrees. Many times, the organization itself did not truly form a stable mechanism. Many ways of operation still primarily relied on: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s, personal trust, temporary coordination,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Consequently, the organization easily falls into: internal friction, splits, distrust, and long-term repetition of the same problems. A deeper problem is that many newcomers struggle to truly enter. Because many things have: no process, no system, no public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nd no long-term knowledge inheritance. Thu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t is easy to gradually form a “person-centric” structure. And this is actually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itself.

Because in a truly mature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precisely: institutions are higher than individuals. The “institution” mentioned here is not a cold bureaucratic structure. Nor is it for the purpose of suppressing individuals. On the contrary: truly mature institutions are essentially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individuals.

Because when many things have: public rules, transparent processes, clear division of labor, long-term documentation, and collaborative standards, then the organization’s reliance on individuals will decrease. Many things no longer rely solely on a few core figures to be propped up. Newcomers can enter more easily. Experience can be inherited more easily. The organization can be more stable for the long term.

For example, how a forum operates over the long term: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residing, who for recording, who for photography, who for organizing, who for publishing, and who for long-term archiving. If these things gradually form: documentation, processes, SOPs, and long-term collaboration standards, then those who come later can continuously take over, rather than starting over from scratch every time.

Another example is how a publication operates over the long term. If it relies entirely on a single editor-in-chief, then once this person stops, the entire system might rapidly stall. But if it gradually forms: an editorial system, a proofreading mechanism, an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long-term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a material archiving mechanism, then the publication begins to truly possess long-term vitality.

A truly mature organization is not without core figures. Rather, it is: even if personnel change, many things can still continue. Because what is truly preserved is no longer just a certain person, but: rules, institutions, collaborative networks, organizational memory, and long-term knowledge systems. This is also why truly powerful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society often attach extreme importance to: processes, documentation, institutions, and long-term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Because they know: the true stability of an organization does not come from a certain person existing forever, but from: when individuals change, the entire system can still continue to function.

And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erhaps also needs to gradually establish this awareness. Because democracy itself is actually not just a political slogan; it is more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f an organization cannot establish: transparent mechanism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long-term institutions, and knowledge inheritance within itself over the long term, then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it to truly grow into a mature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Therefore, one of the truly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future is perhaps not to continue strengthening “who is more important,” but to gradually establish: more stable institutions, more long-term collaboration, more public processes, and more inheritabl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Because a truly powerful organization is ultimately not loyal to a certain person, but loyal to: rules, institutions, collaboration, and long-term public goals. And this is perhaps the deepest foundation of a truly modern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VII. Iterating the Democracy Movement Like Writing Code Many times, people understan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as something driven by passion—as if as long as the emotions are strong enough, the slogans are loud enough, and the attitude is firm enough, many problems will naturally be solved. But reality is often not like this. Truly effective long-term organizations are rarely “completed in one go.” They are more like a project of continuous iteration.

This point is actually very similar to modern software development. No large system is perfect from the beginning. Many systems: start from v1.0; continuously discover problems; continuously fix bugs; continuously optimize processes; and continuously upgrade structures, finally gradually becoming mature.

And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erhaps also needs to establish this “long-term iteration thinking.” In the past, many times, once an activity ended, the matter also ended. But in the future, what is more important might be: after the activity, whether it truly enters into: summary, analysis, review,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For example, a forum’s effect was not good. In the past, it might just be: “It wasn’t handled well this time,” and then it ends. But if long-term iteration thinking is adopted, the questions would become: Why was the discussion not deep enough? Why was the record incomplete? Why was the interaction insufficient? Why was it difficult for newcomers to participate? Why was the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s too slow? Why was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limited? And then,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next time.

This actually begins to enter a kind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al thinking.” Many truly mature teams actually operate this way. They do not rely on a single great outburst, but on: countless detail optimizations.

For example: upgrading publicity methods, upgrading collaboration tools, upgrading archive systems, upgrading forum processes, upgrading media dissemination, upgrading data organization, upgrading training mechanisms, and upgrading security mechanisms. These things usually look very minute, and even not “exciting” enough. But accumulated over the long term, they will completely change an organization’s capability.

A long-standing problem for many past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s exactly: many things lack long-term iteration. Many experiences were not settled. Many problems were repeatedly occurred. Many organizations remained in a “temporary state” for a long time.

And truly powerful systems in modern society almost all possess one capability: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mselves. This point actually applies not only to technical systems but also to: organizations, media, publishing, public discussion, an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tself.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could even gradually form its own “organizational engineering culture.”

For example, after every activity: automatically archiving, automatically organizing, automatically establishing databases, automatically categorizing labels, automatically syncing materials, and automatically generating long-term indexes. In the AI era, many things that required a large amount of human labor to complete in the past are, for the first time, becoming realistic.

In the past, after a large-scale activity, merely organizing the materials might have been enough to consume a huge amount of time. Toda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cost of long-term accumulation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And this also means a new possibility. The futur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may no longer be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t may even gradually evolve into a long-term collaborative network. Its power may not only come from a single center, but from: a large amount of continuously accumulated literature, archives, data, forums, publications, collaborative nodes, and long-term knowledge production.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may no longer be “successfully organizing one activity,” but: whether the entire system has become a bit more mature than in the past. If after every activity: the records are a bit more, the process is a bit clearer, the collaboration is a bit smoother, the documentation is a bit more complete, the thoughts are a bit deeper, and it’s a bit easier for newcomers to enter, then over the long term, the entire movement will gradually form true accumulation. And this is perhaps wha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truly needs to establish in the future: an ability to perform long-term self-optimization, self-accumulation, and self-evolution.

Many times, where a civilization is truly powerful is not that it never makes mistakes, but that: it possesses the capability to continuously correct itself.

Part 3 of the Series Author: Ni Shicheng Editor: Zhong Ran Abstract: Elevates the discussion to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 pointing out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s moving from exile politics toward long-term civilizational construction. It emphasizes forming a sustainable Chinese democratic public world and a historic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space.

VIII. Moving from “Exile Politics” Toward “Civilizational Construction” For many years in the past,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was often in a state of “exile politics” for a long time. After many people left China, what they first faced was: survival, identity, security, and restarting life.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tself centered more around: protesting, exposing, supporting, and confronting. These are, of course, important. Because without these voices, much of the oppression would not even be seen by the world.

But today, as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live overseas for the long term, a new question is also slowly surfacing: Can overseas Chinese truly establish their own long-term public space? For a long time, the overseas Chinese world has always had a strong sense of floating. Many forums existed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vanished. Many media outlets rapidly disintegrated due to funding, personnel, or internal conflicts. Many discussions remained in a fragmented state for a long time. Many experiences did not truly undergo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Many times, people were still more accustomed to “temporary gathering” rather than “long-term construction.”

But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different conditions have begun to exist. Because today’s overseas Chinese are no longer just a small number of exiles staying briefly, but have begun to gradually form: long-term existing global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is means that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should perhaps not remain in the stage of “exile politics” for a long term.

Instead, it should gradually enter civilizational construction. So-called civilizational construction is not an empty, grand term. It actually means: beginning to truly build over the long term: Chinese public spac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s, Chinese archive systems, Chinese publishing systems, Chinese intellectual platforms, Chinese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nd Chinese institutional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ast, w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world lacked was not voices, but stability.

Today a platform appears, and tomorrow it vanishes. Today a forum is lively, and a few years later all the materials are missing. Many thoughts have not truly settled. Many experiences have not truly been passed down.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pabilities of a mature civilization is precisely: long-term accumulation. Whether a civilization is mature or not is often judged not by whether it has momentary passion, but by whether it can preserve its own memory, thoughts, literature, experience,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knowledge over the long term.

Why did ancient China compile history books? Why does Europe preserve a large number of lett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ly release a large amount of presidential archives, political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Because truly mature civilizations all know: if there is no long-term memory, a society will constantly return to zero.

And in the past, wha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lacked for a long time was precisely this “long-term civilizational accumulation capability.” Many things had just begun before they were interrupted. Many experiences had just formed before they were dispersed. Many thoughts had no time to enter the public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y were washed away by time. But today, the situation has begun to chang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nternet, digitization, glob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long-term overseas communities are slowly changing all of this.

Today,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o gradually form: long-term forums, long-term libraries, long-term databases, long-term publishing networks, long-term public discussion spaces, and long-term Chinese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systems. And these things are perhaps more important than many realize today. Because what truly changes the future is often not just a single huge outburst, but long-term and slow construction. Many things do not look dazzling in the present, and even appear slow, trivial, and not “exciting” enough. But decades later, what people can truly see is often precisely these things that seemed unremarkable yet accumulated continuously.

When people in the future look back at this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hey should not only be able to see: scattered videos, fragmented slogans, and brief emotions. Instead, they should be able to see a gradually forming: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 space, Chinese democratic knowledge system, Chinese long-term collaborative network, and Chinese institutionalized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is is perhaps the truly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matter. Because what truly can change history is often not only resistance, but construction. A truly mature democracy movement ultimately is not just about “opposing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ly, it is whether it has begun to build the future. Perhaps this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oday possesses such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Conclusion: What Truly Can Stay Behind is Often Not Passion, but Construction Many times,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democracy movement, they are accustomed to focusing on the most intense and dazzling moments—for example, a large-scale protest, a square gathering, or a world-shaking speech. These are, of course, important. Because many historical turnings themselves are inseparable from public expression. But if one observes history carefully, one will find that: the forces that can truly change society for the long term often do not come solely from these moments.

Instead, they come from those slow, long-term, continuous, and even not dazzling constructions. Many truly important parts of a civilization are often not formed overnight, but grow slowly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This is true for universities, for publishing systems, for archives, for modern institutions, and for public knowledge systems. Where they are truly powerful is not a momentary outburst, but their ability to accumulate for the long term.

For many years in the past,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was in a state of high compression for a long time. Many times,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for people was how to survive. In such conditions, being able to continue speaking out was itself extremely difficult.

Therefore, looking back today, perhaps we should not simply criticize our predecessors. Because many things were not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to do them, but because that era lacked the conditions. In fac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 have actually always been people doing these thing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people: running publications, organizing forums, preserving history, translating documents, establishing media, and maintaining a space for Chinese public discussion. Many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can still be seen today are the results of generations of people painstakingly preserving them.

And today,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se previously scattered and fragile efforts have, for the first time, begun to po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connection, long-term accumula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this itself perhaps indicates that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are entering the soil more deeply than in the past. The globally disperse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ternet and digital tools, long-term public discussion spaces, and glob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these things, for the first time, have made many matters that were impossible to complete in the long term in the past truly possess realistic possibility.

Therefore, the truly important question for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the future may no longer be how to continue performing one brief expression after another. Instead, it is: how to start establishing a Chinese democratic public world that can perform long-term accumulation, long-term collaboration, and long-term inheritance. It needs: archives, forums, editorial departments, publishing, databases, long-term knowledge production, long-term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ous collaboration from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Many things may not produce a huge influence immediately. They may even appear slow, trivial, and not “exciting” enough in the present. But what truly can traverse time is often precisely these: seemingly slow yet continuously accumulating things.

Decades in the future, when people look back at this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hey should not only be able to see: scattered videos, fragmented slogans, and brief emotions. Instead, they should be able to see a gradually forming: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 space, Chinese democratic knowledge system, Chinese long-term collaborative network, and Chinese institutionalized construction process.

Because a truly mature democracy movement is ultimately not just about daring to resis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whether it has begun to build the future. Many truly important changes are often not sensational at the beginning. They do not change the world immediately. Even many times, the outside world cannot detect that they are happening at all. It is more like plants slowly extending their root systems underground. On the surface, it may still look loose, fragile, and immature. But what truly determines the height of the future is often precisely those parts that are continuously growing, connecting, and deepening into the soil underground. And perhaps today, the truly important change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s precisely happening here.

为儿子牛腾宇继续维权:我不会放弃

0

作者:牛腾宇妈妈

    

在五一假期结束后,我将再次奔赴广东,为蒙冤入狱的儿子牛腾宇继续维权。 我为儿子聘请的第16位律师已代理一年有余,但广东当局至今拒绝安排阅卷。此前他们以“需先提交抗诉书才能阅卷”为由推脱,而阅卷与提交抗诉书本无任何关联,这种拖延明显是在耍无赖。

为儿子牛腾宇继续维权:我不会放弃

 一审开庭前,24名孩子的律师仅能看到当局挑选过的部分卷宗,其他材料均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大量案件漏洞、错误事实和伪造证据被刻意隐藏。我方律师因无法获取完整案卷,根本无法得知广东当局炮制这起冤案时究竟动用了多少非法手段、判决依据又有多么残缺不全。这就像考试时不给考生完整试题,律师在信息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找到正确的辩护方向,更无法进行有效辩护。 因此,我必须再次前往广东,依法要求当局向我方代理律师提供完整案卷。 

2019年,广东当局为邀功请赏,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其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随后,在某高级权贵仆从——杨晔的直接干预下,广东省政法委要求茂名市公检法串联办案,非法重判24名孩子,其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部督1902136专案”。 我的儿子牛腾宇正是这24人之一。

杨晔先是命令茂名、佛山两地公安加大对我儿的酷刑力度,甚至试图杀人灭口。残酷虐待导致他全身无一处完好皮肤。酷刑之后,杨晔又指示广东省政法委让我儿替她的儿子顾杨阳顶“主犯”,要求茂名当局从重判决。

茂名市检察院为完成“政治任务”伪造证据、编造供词、诱供诈供;茂名市法院则威胁我方律师,要求其保持沉默或退出代理。 就这样,我儿子被非法判处14年有期徒刑。 为把这起冤案做成“铁案”,杨晔与广东省政法委随即对我实施持续迫害。这些迫害来自公安和国安系统,利用职权与技术手段,多次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且至今从未真正停止。 儿子刚转入四会监狱时,广东省政法委为配合杨晔,曾命令监狱非法剥夺我的会见权。

我多次前往广东维权,却屡遭威胁与骚扰:一次去四会监狱要求会见儿子,迎接我的竟是一排荷枪实弹的特警;另一次在广州维权时,政法委人员入住我酒店隔壁房间,整晚打牌聊天制造噪音,让我彻夜难眠,白天也毫无精力维权。 我非常清楚,杨晔与广东省政法委联合实施的残酷迫害,最终目的就是让我和儿子牛腾宇都“消失”。

即使倒在维权路上,也比坐以待毙、憋屈地死在家里强,只要我儿子还在广东,我就会一直前往广东维权,绝不放弃!

Continuing the Defense of Rights for My Son Niu Tengyu: I Will Not Give Up

Author: Niu Tengyu’s Mother

After the May Day holiday ends, I will once again head to Guangdong to continue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my son, Niu Tengyu, who was unjustly imprisoned. The 16th lawyer I hired for my son has been representing him for over a year, but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have refused to arrange for the review of the case files to this day. Previously, they made excuses stating that “an appeal petition must be submitted before the files can be reviewed,” whereas file review and the submission of an appeal petition have no inherent connection. This kind of delay is clearly a display of rogue behavior.

为儿子牛腾宇继续维权:我不会放弃

Before the first-instance trial opened, the lawyers for the 24 children could only see a portion of the files selected by the authorities; other materials were refused on the grounds of being “classified.” A large number of loopholes in the case, erroneous facts, and forged evidence were deliberately hidden. Because our lawyers cannot obtain the complete case files, they have no way of knowing exactly how many illegal means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employed when fabricating this unjust case, or how incomplete the basis for the verdict truly is. This is like not giving a candidate the complete exam questions during a test; under circumstances of sever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lawyers cannot find the correct direction for defense, let alone conduct an effective defense. Therefore, I must once again go to Guangdong to legally demand that the authorities provide the complete case files to our representing lawyer.

In 2019, to claim credit and rewards,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illegally arrested a group of innocent teenagers and subjected them to inhumane torture. Subsequently, under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Yang Ye, a minion of a high-ranking powerful elite,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 Commission (PLAC) ordered the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of Maoming City to collude in handling the case, illegally handing down heavy sentences to 24 children, including several minors. This is the “Ministry-Supervised 1902136 Special Case” that shocked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My son, Niu Tengyu, is precisely one of these 24 people.

Yang Ye first ordered the public security in Maoming and Foshan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orture against my son, even attempting to kill him to silence him. The cruel abuse resulted in not a single patch of intact skin on his entire body. Following the torture, Yang Ye instructe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PLAC to make my son the “principal offender” in place of her own son, Gu Yangyang, demanding that the Maoming authorities issue a heavy sentence.

To complete the “political task,” the Maoming City Procuratorate forged evidence, fabricated confessions, and induced or defrauded confessions; the Maoming City Court threatened our lawyers, demanding they remain silent or withdraw from representation. In this manner, my son was illegally sentenced to 14 years in prison. To turn this unjust case into an “ironclad case,” Yang Ye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PLAC immediately carried out continuous persecution against me. This persecution comes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s, utilizing official power and technical means, and has repeatedly threatened my life and safety, never truly stopping to this day. When my son was first transferred to Sihui Prison,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PLAC, in coordination with Yang Ye, ordered the prison to illegally deprive me of my visitation rights.

I have traveled to Guangdong many times to defend our rights, only to encounter repeated threats and harassment: once when I went to Sihui Prison to demand a meeting with my son, I was met by a row of SWAT officers armed with live ammunition; another time while defending rights in Guangzhou, PLAC personnel checked into the room next to mine in the hotel, playing cards and chatting all night to create noise, leaving me unable to sleep all night and with no energy to defend rights during the day. I am very clear that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ruel persecution jointly implemented by Yang Ye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PLAC is to make both me and my son Niu Tengyu “disappear.”

Even if I fall on the road of defending rights, it is better than waiting for death or dying a stifled death at home. As long as my son is still in Guangdong, I will continue to head to Guangdong to defend our rights. I will never give up!

铁窗泪

0

作者:牛腾宇妈妈

我的儿啊……

铁栏如利刃,横在你我之间,却斩不断母亲这一生最深的牵挂。

你剃着寸头,年仅十九岁,本该是风吹过脸庞都带着笑意的年纪,如今却只能站在昏暗的牢房里,用那双清亮的眼睛,默默望着我。

妈妈看得见你眼底的委屈,看得见你咬紧牙关不肯掉下的泪,也看得见那些年他们加诸在你身上的伤痕。一道一道,都刻在母亲心里,鲜血淋漓。

我站在铁窗外,身体早已千疮百孔,却仍拼尽全力举起这叠写满血泪的申诉材料。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滴、两滴、三滴……砸在纸上,洇开一圈又一圈的痛。

我没能护住你小小的身体,没能挡住这场从天而降的冤狱,只能用这双曾抱过你、哄过你、替你擦眼泪的手,如今颤抖着,握紧最后的希望。

孩子,你别怕。

妈妈知道你疼,那些酷刑、那些黑暗、那些强加于你的罪名,每一个夜晚都在折磨着你。

可你依然坚强地望着妈妈,像小时候跌倒了也不肯哭,只是不想让我担心。

那一刻,妈妈的心碎成了粉末,却还要强撑着微笑,只怕被你看见我的崩溃。

腾宇,我的命根子,我的心头肉,

妈妈还会继续去广东,哪怕一次次被威胁、被骚扰、被阻拦,哪怕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妈妈也一定会为你拼到底。

风在为你哭,铁窗在为你颤。

如果老天有眼,就让母亲的眼泪化作一把火,烧尽这世间所有的黑暗与不公。

儿啊……

再坚持一下,妈妈来了。

我会用余生所有的力气、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爱,砸开这冰冷的铁窗,把你紧紧抱进怀里。

我要亲吻你剃短的头发,然后告诉你:

“孩子,回家了。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妈妈爱你。用生命爱你。永远,永远……

Tears Behind Iron Bars

Author: Niu Tengyu’s Mother

My son…

The iron bars are like sharp blades, standing between you and me,

Yet they cannot sever a mother’s deepest longing in this life.

You have your hair cropped short, only nineteen years old,

An age when the wind blowing across your face should carry smiles,

Now you can only stand in the dim cell,

Using those clear eyes to gaze at me silently.

Mama can see the grievance in the depths of your eyes,

Can see the tears you hold back by clenching your teeth,

And can see the scars they inflicted upon your body all those years.

One by one, they are carved into a mother’s heart, dripping with fresh blood.

I stand outside the iron window,

My body is already riddled with a thousand holes,

Yet I still exert all my strength to raise this stack of appeal documents filled with blood and tears.

The tears cannot stop falling,

One drop, two drops, three drops…

Smashing onto the paper, soaking open circle after circle of pain.

I failed to protect your small body,

I failed to block this wrongful imprisonment that fell from the sky,

I can only use these hands that once held you, coaxed you, and wiped your tears,

Now trembling, gripping the final hope.

Child, do not be afraid.

Mama knows you are in pain, Those tortures, that darkness, those crimes forced upon you,

They torment you every single night.

Yet you still look at Mama steadfastly,

Just like when you were little and refused to cry after a fall,

Only because you didn’t want me to worry.

In that moment, Mama’s heart broke into powder,

Yet I still had to force a smile, Fearing only that you would see my collapse.

Tengyu, my lifeblood,

The flesh of my heart,

Mama will continue to go to Guangdong,

Even if threatened, harassed, and blocked time and again,

Even if every step feels like treading on the tip of a blade,

Mama will surely fight for you until the very end.

The wind is weeping for you,

The iron bars are trembling for you.

If the Heavens have eyes,

Let a mother’s tears turn into a fire,

To burn away all the darkness and injustice in this world.

My son…

Hold on just a little longer,

Mama is coming.

I will use all the strength, all the tears, and all the love of my remaining life,

To smash open these cold iron bars,

And hold you tightly in my arms.

I want to kiss your short-cropped hair,

And then tell you: “Child, come home.

Mama will never let you suffer grievance again.”

Mama loves you.

Loves you with her life. Forever, and ever…

身在自由,心陷囹圄:王爱琳案对华裔移民的“灵魂拷问”

0

作者:Reng Feng(冯仍)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周敏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琳被联邦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更让我震惊的是,公告显示她已经同意认罪。司法部说,王爱琳与孙耀宁共同经营一个名为 “美国新闻中心”网站,表面上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却按中共官员的指令发布亲北京宣传内容,而且她并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申报自己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身在自由,心陷囹圄:王爱琳案对华裔移民的“灵魂拷问”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王爱琳不是一个刚刚来到美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5年从四川成都移民美国,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买房、生活、经营人脉、参与社区事务,最终当选阿卡迪亚市议员,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她看起来几乎就是华人移民在美国成功的一个样本——从移民到融入,从社区活动到公职身份,从普通人走到市政舞台。

按理说,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享受了美国的自由制度、法治保障、社区信任和政治机会,更应该明白这一切来之不易。她能当上市议员、市长,不是因为哪个党组织安排她,不是因为上级领导提拔她,而是因为美国地方民主制度给了一个移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可是司法部公告披露的内容,却让人看到另一幅令人寒心的图景:她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官员的指令,在美国传播中共宣传内容。

这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人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在这里获得成功,为什么最后还要为那个她已经离开的政党工作?为什么一个人已经进入自由社会,还要把专制政权的影响力带进这里?为什么一个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制度赋予的政治机会,却还要暗中服务一个压制言论、控制媒体、打压信仰、迫害异议人士的政权?

我想到自己,也想到许多像我一样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很多人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换一个居住地点而已。 我们是因为看见了谎言、压迫、不公和恐惧,才知道自由的价值。我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有伤,也有盼望。我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不必说假话、不必害怕政治、不必从小被洗脑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长期活在恐惧和沉默里。

可是王爱琳案让我不得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长大,他们会不会真正明白自由的代价?他们会不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逃离专制?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只看到美国给他们的机会,却忘记了专制政权曾经怎样伤害中国人?

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听,不把中共的本质讲清楚,不把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讲明白,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可能在舒适的生活中失去警醒。他们可能会以为中共只是一个“普通政府”,以为为它站台只是“文化交流”,以为替它宣传只是“爱国”,甚至以为反对中共就是“反华”。

这正是中共最擅长混淆的地方。

中共总是把“党”和“中国”捆绑在一起,把“反共”污蔑成“反华”,把批评政权说成是伤害民族感情。可是我们这些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最清楚:真正伤害中国人的,不是揭露中共罪恶的人,而是这个长期压迫中国人的政权本身。真正羞辱华人的,不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个非法外国代理人,而是一个华人公职人员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获得信任后,却暗中接受外国专制政权的指令。

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应当只为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服务;一个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政府官员指令的人,竟处在公共信任位置上,尤其令人担忧。这个说法很重,但也很准确。

我认为,这件事绝不能被理解成针对华人。恰恰相反,最需要警醒的正是华人社区。绝大多数华人来到美国,是为了安居、自由、孩子的未来,是为了逃离专制和恐惧。真正威胁华人社区安全与名誉的,不是美国的调查,而是中共长期把海外华人社区当作统战对象、宣传通道和政治工具。

阿卡迪亚、圣盖博谷、洛杉矶东区,这些地方有大量华人居住。这里本该成为华人参与美国民主、建设社区、保护家庭的地方,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渗透美国基层政治的试验田。美国地方政府看似离国际政治很远,但市议员、市长、学区委员、社区组织,恰恰是民主制度最基础的部分。如果这些地方被外国威权政权利用、渗透和操控,受伤的不只是美国制度,也包括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家庭。

王爱琳案给我最大的提醒是:移民美国,不等于自动获得自由的灵魂;离开中国,不等于真正脱离中共的思想控制;在美国成功,不等于一定懂得感恩这个制度。

一个人可以住在美国的房子里,开美国的车,拿美国的身份,参加美国的选举,甚至当上美国的市长,但他的心如果仍然跪在中共权力面前,那么他只是身体到了自由世界,灵魂仍然被专制捆绑。

我也因此提醒自己:作为父亲,我不能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英语、学校和未来职业。我更要关心他们是否明白自由、诚实、公义和信仰的价值。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知道美国生活好,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不能让他们只享受自由,却不知道自由需要守护;不能让他们长大后对中共的谎言失去辨别力。

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出来的人,有责任把真实告诉后代:告诉他们文革、六四、宗教迫害、维权律师、铁链女、言论审查、监控社会,也告诉他们为什么美国的宪法、法治、新闻自由和地方民主如此宝贵。我们不能把这些历史埋在沉默里,因为沉默会让下一代失去判断力。

王爱琳案不是一个人的丑闻,也不是一个城市的新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的长期渗透,也照出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必须面对的责任。

我们来到美国,不只是为了活得安全一点、舒服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懂得真相、珍惜自由、拒绝谎言的人。

否则,有一天我们也会痛心地发现:我们的后代虽然生长在自由土地上,却仍然被专制的阴影牵引。

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

Body in Freedom, Soul in Prison: The “Soul Searching” of the Eileen Wang Case for Chinese Immigrants

Author: Reng Feng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Mao Yiwei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Eileen Wang was indict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pleaded guilty to charges of acting as an ag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allegedly published pro-Beijing propaganda through a website without legally declaring her relationship. The incident has sparked discussions and vigilance regarding the CCP’s overseas infiltration an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May 11, 2026,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sued an announcement stating that Eileen Wang, the Mayor of Arcadia, California, had been federally indicted on charges of illegally acting as an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shocked me even more was that the announcement indicated she had already agreed to plead guilt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ed that Eileen Wang, together with Sun Yaoning, operated a website called “U.S. News Center.” On the surface, it was a news platform serving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but in reality, it published pro-Beijing propaganda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CCP officials, and she did not legally declare her relationship with a foreign government to the U.S. Attorney General.

身在自由,心陷囹圄:王爱琳案对华裔移民的“灵魂拷问”

When I saw this news, my heart could not be calm for a long time.

Eileen Wang is not a new immigrant who just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foothold. Public records show that she immigrated to the U.S. from Chengdu, Sichuan, in 1995—it has been over thirty years to this day. She bought a house, lived, managed social networks, and participated in community affairs in America, eventually being elected as an Arcadia City Council member and becoming the mayor of the city. She appeared to be almost a model of success for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from immigrating to integrating, from community activities to holding public office, from an ordinary person to the municipal stage.

Reasonably speaking, someone who has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over thirty years and enjoyed America’s free system, rule of law protection, community tru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hould understand all the more that none of this came easily. Her ability to become a city council member and mayor was not because some party organization arranged it for her, nor because a superior leader promoted her, but because the American local democratic system gave an immigrant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However, the content disclo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nouncement reveals another chilling picture: she once accepted and executed instructions from CCP officials to spread CCP propaganda con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fills me with myriad emotions.

A person leaves China, co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hieves success here—why, in the end, do they still work for the political party they have already left? Why, when a person has already entered a free society, do they still bring the influence of an autocratic regime into this place? Why, when a person already possesses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bestowed by the American system, do they still secretly serve a regime that suppresses speech, controls the media, cracks down on faith, and persecutes dissidents?

I think of myself, and I also think of many Chinese people who, like m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us leave China not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rich, nor merely to change a place of residence. We know the value of freedom because we have seen lies, oppression, injustice, and fear. When we left, there were wounds in our hearts, but also hope. We hope our children can grow up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y do not have to tell lies, do not have to fear politics, and do not have to be brainwashed from a young age. 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no longer be like our generation, living in fear and silence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Eileen Wang case forces me to ask a deeper question: If our next generation grows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hey truly understand the price of freedom? Will they know why Chinese people flee autocracy? Will there be a day when they only see the opportunities America gives them, but forget how the autocratic regime once harmed the Chinese people?

Even more terrifying is that if our generation does not tell the true history to our children, does not clearly explain the essence of the CCP, and does not make 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free society and an autocratic society, then our descendants may also lose their vigilance in a comfortable life. They might think the CCP is just an “ordinary government,” think that standing up for it is just “cultural exchange,” think that promoting it is just “patriotism,” or even think that opposing the CCP is being “anti-China.”

This is precisely where the CCP is best at creating confusion.

The CCP always bundles “the Party” and “China” together, slanders “anti-communism” as “anti-China,” and describes criticism of the regime as hurting national feelings. But those of us who have walked out of China know best: the ones truly harming the Chinese people are not those who expose the evils of the CCP, but the regime itself that has long oppressed the Chinese people. What truly humiliates Chinese people is not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dicting an illegal foreign agent, but a Chinese public official who, after gaining trust within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system, secretly accepts instructions from a foreign autocratic regime.

John Demers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National Security) said that those elected to public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erve only the American people they represent; it i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at someone who once accepted and executed instructions from CCP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be in a position of public trust. This statement is heavy, but also very accurate.

I believe this matter must never be interpreted as targeting Chinese people. On the contrary, the ones who need to be most vigilant are precisel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come to America for peace, freedom, the future of their children, and to escape autocracy and fear. What truly threatens the safety and repu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not American investigations, but the CCP’s long-term us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as a United Front target, a propaganda channel, and a political tool.

Arcadia, San Gabriel Valley, East Los Angeles—these places have large Chinese populations. These places should have been where Chinese people participate in American democracy, build communities, and protect their families, rather than becoming a testing ground for the CCP to infiltrate American grassroots politics. Local governments in America seem far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t city council members, mayors, school board member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re precisely the most foundational parts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If these places are utilized, infiltrated, and manipulated by a foreig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ones hurt are not only the American system but also the Chinese families living here.

The biggest reminder the Eileen Wang case gives me is: Immigr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equate to automatically obtaining a free soul; leaving China does not equate to truly escaping the CCP’s ideological control; succeeding in America does not equate to necessarily knowing how to be grateful for this system.

A person can live in an American house, drive an American car, hold an American identity, participate in American elections, and even become an American mayor—but if their heart still kneels before CCP power, then only their body has reached the free world, while their soul remains bound by autocracy.

Therefore, I also remind myself: As a father, I cannot only care about my children’s grades, English, schools, and future careers. I must care even more about whether they understand the values of freedom, honesty, justice, and faith. We cannot let our children only know that life in America is good without knowing why it is good here; we cannot let them only enjoy freedom without knowing that freedom needs to be guarded; we cannot let them grow up and lose the ability to discern the CCP’s lies.

We of the generation that came out of China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ell the truth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ell them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une Fourth, religious persecution, human rights lawyers, the “Chained Woman,” speech censorship, and the surveillance society. Also tell them why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the rule of law,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local democracy are so precious. We cannot bury this history in silence, because silence will cause the next generation to lose their judgment.

The Eileen Wang case is not a scandal of one person, nor is it just news of one city. It is a mirror that reflects the CCP’s long-term infilt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ur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must face.

We came to America not just to live a bit more safely or comfortably. We should also learn to be truly free people and help our children become people who know the truth, cherish freedom, and reject lies.

Otherwise, one day we will also painfully discover: although our descendants grow up on free soil, they are still being pulled by the shadows of autocracy.

This is the place that most deserves our vigilance.

中国那些“被沉默”的孩子,谁替他们发声?

0

文:杨大鹏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来到美国之后,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高楼,不是收入,也不是所谓的“自由空气”,而是这里对于儿童的保护。在美国,孩子摔伤了、被虐待了、长期情绪异常,学校、医院、邻居甚至路人都有可能报警。老师发现孩子状态不对,可以直接启动调查;父母如果长期家暴、精神虐待孩子,甚至可能失去监护权。因为在这里,孩子首先被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更不是维稳机器下可以被牺牲的数字。

可当我再回头看中国这些年的事情,我只觉得愤怒、窒息、甚至后背发凉。“小诺曦”事件,一个孩子遭受长期虐待,浑身伤痕累累,让无数人心碎。还有近期河南初中生“被死亡”事件,一个年轻生命突然离世,舆论质疑重重,家属哭喊无门,网络声音不断被压制。每一次类似事件出现,评论区都会有人说:“别发了,小心封号。”“别讨论了,马上删帖。”“再说账号没了。”什么时候开始,一个社会连为孩子发声,都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发生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追问真相,而是沉默、害怕、删帖、捂嘴。因为在这个体制下,“稳定”永远高于真相。他们可以高喊“一切为了孩子”,却可以让毒奶粉流入市场;他们可以宣传“祖国的花朵”,却让校园霸凌、虐童、少年离奇死亡事件一次次不了了之;他们可以天天谈“正能量”,却容不下普通人为受害儿童说一句公道话。

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优先保护的,永远应该是孩子。

因为孩子没有反抗能力,没有社会资源,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依赖制度、法律和社会良知去保护自己。可在中国,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活在巨大的压迫里。高压教育、服从教育、打压式成长、唯成绩论,孩子不是被当作独立生命培养,而更像是被当成“工具人”制造。很多孩子从小被灌输:“不要质疑老师”,“不要惹事”,“不要乱说话”,“吃亏是福”。他们被要求听话,却没人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而当真正的悲剧发生时,很多家庭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愿意保护孩子的体系,而是一堵冰冷、沉默、互相推诿的高墙。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中国人已经对这种事情逐渐麻木。有人觉得:“反正改变不了。”有人觉得:“不要谈政治。”还有人觉得:“事情过去就算了。”

可如果连孩子都没人愿意保护,如果连下一代遭遇不公都没人敢发声,那这个社会未来还剩下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不是看GDP有多高,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孩子是否被保护,女性是否有尊严,普通人是否敢说真话,这才是真正衡量一个社会良知的标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已经经历了太多沉默、压抑和恐惧。但至少,我们不能让下一代继续生活在“不要说”、“不要问”、“不要管”的环境里。因为今天沉默的人,明天可能就轮到自己的孩子。为孩子发声,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

Who Speaks for China’s “Silenced” Children?

Author: Yang Dapeng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Issues of children’s rights protection and social silence coexist in China. In a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 children are prone to neglect and harm, and related incidents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restricted public opinion. The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space provided for them to have a voice.

After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hat shocked me the most was not the tall buildings, nor the income, nor the so-called “air of freedom,” but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here. In America, if a child is injured from a fall, is abused, or exhibits long-term emotional abnormalities, schools, hospitals, neighbors, and even passersby are likely to call the police. If a teacher notices a child is in a wrong state, they can directly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if parents engage in long-term domestic violence or mental abuse of a child, they might even lose custody. Because here, a child is first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person,” rather than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a certain family, and certainly not a sacrificial digit under the machine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But when I look back at the events in China over these years, I only feel anger, suffocation, and even a chill down my spine. The “Little Nuoxi” incident, where a child suffered long-term abuse and was covered in scars, broke the hearts of countless people. There is also the recent case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n Henan who “was died,” where a young life suddenly passed away, public opinion was filled with heavy doubts, the family members cried out with no recourse, and online voices were continuously suppressed. Every time a similar incident occurs, someone in the comment section will say: “Stop posting, watch out for your account being banned.” “Stop discussing, the post will be deleted soon.” “If you say more, the account will be gone.”

Since when did speaking up for children in a society become a dangerous thing?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s not the tragedy itself, but that after the tragedy occurs, many people’s first reaction is not to pursue the truth, but silence, fear, deleting posts, and gagging. Because under this system, “stability” always ranks higher than the truth. They can shout “everything for the children” while allowing tainted milk powder to flow into the market; they can promote “the flowers of the motherland” while letting school bullying, child abuse, and the bizarre deaths of teenagers end in nothing time after time; they can talk about “positive energy” every day while having no room for ordinary people to say a word of justice for victimized children.

A truly civilized country should always prioritize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bove all else.

Because children have no ability to resist, no social resources, and no right to speak. They can only rely on the system, the law, and social conscience to protect themselves. But in China, many children have been living under immense oppression since the moment they were born. High-pressure education, obedience education, suppressive growth, and the “grades-only” theory—children are not cultivated as independent lives, but rather manufactured as “tool people.” Many children are instilled from a young age with: “Don’t question the teacher,” “Don’t cause trouble,” “Don’t speak out of turn,” “To suffer a loss is a blessing.” They are required to be obedient, but no one teaches them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When a real tragedy occurs, many families discover that what they are facing is not a system willing to protect children at all, but a cold, silent high wall of mutual buck-passing. The most desperate part is that many Chinese people have gradually become numb to these things. Some feel: “It can’t be changed anyway.” Some feel: “Don’t talk about politics.” And others feel: “Once the matter is passed, let it be.”

But if no one is willing to protect even the children, if no one dares to speak up even when the next generation encounters injustice, then what is left for the future of this society? I feel more and more that the truest degree of civilization in a country is not seen in how many tall buildings it has, or how high its GDP is, but in how it treats its weakest people. Whether children are protected, whether women have dignity, and whether ordinary people dare to tell the truth—these are the true standards for measuring the conscience of a society.

Our generation may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too much silence, suppression, and fear. But at the very least, we cannot let the next generation continue to live in an environment of “don’t say,” “don’t ask,” and “don’t care.” Because those who are silent today, it may be their own children’s turn tomorrow. Speaking up for children is not “creating confrontation.” It is the most basic conscience of a human being.

当“稳定”高于信仰:为什么宗教问题越来越敏感?

0

作者:张超瑜
编辑:周志刚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在讨论中国宗教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宗教事务正在越来越深地被纳入“维稳逻辑”之中。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主要属于个人精神领域。一个人是否信仰、如何敬拜、选择何种聚会方式,本应属于私人自由范畴。可在现实中,宗教却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需要重点管理、重点防范、重点控制的社会领域。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加强,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改变。

近年来,“宗教中国化”被不断强调。官方表述中,这一方向被解释为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防范境外渗透、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任何政权都会关注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社会群体,这本身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安全”与“稳定”被不断扩大解释后,许多正常宗教活动也开始被纳入高压管理范围。尤其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很多家庭教会并不参与政治,也不具备社会对抗能力。它们存在的原因,往往只是部分信徒希望保留一种不依附行政体系的聚会方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不纳入统一管理”本身,就可能被视为一种风险。于是,一个原本关于信仰自主的问题,逐渐被转化成了治理问题。

在某些地区,宗教场所需要安装监控设备;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聚会人数、讲道内容、培训活动需要层层审批;甚至连十字架、宗教标语等象征性元素,也可能进入行政整顿范围。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任何无法完全被纳入管理体系的社会空间,都会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宗教,恰恰天然具有组织性、共同价值观以及精神凝聚力。问题也因此出现:一个社会,是否只能允许“被定义过的信仰”存在?如果一种信仰必须先接受组织结构、表达方式乃至思想内容上的统一规范,才能获得合法空间,那么信仰本身的自主性就会越来越弱。因为真正的宗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聚会,更涉及个人内心世界。

很多信徒之所以坚持家庭聚会,并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认为信仰应当首先服从内心,而非行政安排。对于他们而言,敬拜的意义,在于人与信仰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不是先经过制度许可。可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逻辑下,这种“自发性”本身,恰恰最容易引发警惕。事实上,中国社会对于“自发组织”的长期敏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宗教领域。无论是民间公益、独立社群,还是具有共同理念的人群,只要脱离统一管理框架,往往都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这种治理方式的底层逻辑,是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因为对于高度强调稳定的治理体系而言,可控,往往比多元更重要。但问题是,一个真正成熟且稳定的社会,是否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压缩社会空间之上?如果所有社会组织都必须依附于行政体系才能存在,那么社会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久而久之,人们会逐渐失去自主组织、自主表达以及彼此建立信任的能力。

而宗教问题之所以特殊,恰恰因为它触及人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与行政命令之间,本身就存在天然张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无法通过高压彻底消失。越是强制压缩空间,很多信仰活动反而越容易转入地下、走向隐蔽,甚至进一步加剧彼此的不信任。真正健康的治理,未必意味着完全放任,但至少应当允许合法边界内的多元存在。否则,当“统一”逐渐高于“自由”,当“管理”逐渐覆盖“信仰”,宗教就会越来越失去其原本属于个人内心的部分。而这,也许才是今天很多人真正担忧的问题。

When “Stability” Surpasses Faith: Why Religious Iss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nsitive?

Author: Zhang Chaoyu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Chinese religion is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gic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Weiwen logic). House churches are facing suppression because they are not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yet faith cannot be completely eradicated through high-pressure management. Truly healthy governance should allow for pluralistic existence within legal boundaries; otherwise, religion will gradually lose the part of itself that originally belongs to the individual’s inner heart.

I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religious issues, an unavoidable phenomenon is that religious affairs are being increasingly and deep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gic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the past, it wa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religion primarily belonged to the realm of individual spirituality. Whether a person has a faith, how they worship, and what kind of gathering method they choose should inherentl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private freedom. However, in reality, religion is increasingly viewed as a social field that requires key management, key prevention, and key control. This change is not a simple strengthening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but a shift in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tself.

In recent years,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mphasized. In official expressions, this direction is explained as guiding religions to adapt to a socialist society, preventing overseas infiltration,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at any regime would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groups with strong organizational and mobilization capabilities.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e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re constantly expanded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many norm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lso begin to be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high-pressure management.

This change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for house churches. Many house churches do not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nor do they possess the capacity for social confrontation. The reason for their existence is often simply that some believers wish to preserve a way of gathering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However, in practical operations, “not being included in unified management” itself may be regarded as a risk. Thus, an issue that was originally about the autonomy of faith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governance issue.

In certain regions, religious venues are required to install monitoring equipment;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ors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is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the content of preaching,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require layers of approval; even symbolic elements such as crosses and religious slogans may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rectification. The core logic behind these measures is actually very clear: any social space that cannot be fu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management system will be regarded as a potential factor of instability. And religion, precisely, possesses natural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hared values, and spiritual cohesion.

The question then arises: Is a society only allowed to have “defined faith” exist? If a faith must first accept unified standardization in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ode of expression, and even ideological content before it can obtain legal space, then the autonomy of the faith itself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weak. Because true religion is not merely a formal gathering, but involves the individual’s inner world.

Many believers persist in house gatherings not for the sake of confrontation, but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faith should first obey the inner heart rather than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For them, the meaning of worship lies in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faith, rather than first undergoing institutional permission. However, under the highly administrative logic of governance, this “spontaneity” itself is precisely what most easily triggers vigilance.

In fact, the long-standing sensitivity of Chinese society toward “spontaneous organization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religious field. Whether it is civil society philanthropy, independent communities, or groups with shared philosophies, as long as they deviate from the unified management framework, they often face increasingly strict supervisio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is governance method is the control of “uncertainty.” Because for a governance system that highly emphasizes stability, controllability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plurality.

But the question is: Must a truly mature and stable society be built upon the highly compressed social space? If all social organizations must depend o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o exist, then the self-adjustment capability of society itself will become weaker and weaker. Over time, people will gradually lose the ability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autonomous expres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utual trust.

The religious issue is special precisely because it touche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uman beings. There is a natural tension between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administrative orders. Historical experience has repeatedly proven that faith cannot disappear completely through high pressure. The more the space is forcibly compressed, the easier it is for many religious activities to move underground or become hidden, potentially even further intensifying mutual distrust.

Truly healthy governa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otal laissez-faire, but it should at least allow for pluralistic existence within legal boundaries. Otherwise, when “unity” gradually rises above “freedom,” and when “management” gradually covers “faith,” religion will increasingly lose the part of itself that originally belongs to the individual’s inner heart. And this, perhaps, is the issue that many people are truly worried about today.

林昭: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0

日期:4/30/2026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本文来自北京之春

编辑:赵杰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

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位勇敢纯真的女孩,名叫林昭。

1968年4月29日殉难。那一年,她还不满36岁,还是个未婚的姑娘。

今天是她的忌日。

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32年出生。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林昭”。

林昭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后,便追随兄长许金元干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变中壮烈牺牲。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这是一位才女,上大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

1957年,一场运动开始了,林昭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但她在看到有同学被批判时,挺身而出。她的正直、义气、善良和勇气,都不容许她置身事外。

在新华社的《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一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情节: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对于当时的情势,林昭深感痛苦和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因此没能毕业。

1960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

在狱中,她继续坚持说真话无罪,并且继续抨击极左分子,还坚持写下20余万字的日记。

1968年4月29日,林昭由原来的二十年刑期,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在接到判决书后,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林昭的遗言在十二年后实现了。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如今,离林昭去世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仍然有很多人在纪念林昭,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

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始终没有停止过独立思考: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

……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林昭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她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记录。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昭做到了这一点,简直是一个奇迹!

她战胜了、突破了所有强加于一个人的限制,用很多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血),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这是关于一个特殊时代非常有说服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份证言。

她咬破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

林昭的同学、后来又关在同一监室的狱友丁芸曾劝她:“何必这样来赤裸裸地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

然而,她的回答决绝而果敢:“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林昭轻声回答:“宁为玉碎”。

“坟墓压不住你,你又站起来了。”今天的人们能透过她的文字,看到一个伟大灵魂的巨大生长力。

在历史潮流里,没有人可以遏制一个自由灵魂的歌唱,她的歌声会越传越远,每年都会召唤人们来到她的灵魂面前,与她共鸣,向世界表达一种独立意志,表达对理想、对自由的向往。

林昭被捕以后,她的父亲自杀身亡。在她被枪决后,她的母亲又精神崩溃后悲惨死去。

这个家庭惟一的未亡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后来远渡美国。

在林昭平反以后,彭令范对那些声称是林昭朋友的人,一度很愤怒。她责怪这些朋友当年没有保护林昭:

“现在大家都自称是林昭的朋友,但当年谁曾帮助过林昭?”

我理解彭令范的愤怒!林昭为他人挺身而出,可是又有几人为林昭发声?

为什么坏人总是胜利,就是因为善良的人总是无所作为。

林昭在孤独的抵抗并一直斗争到底,但她的身后空空荡荡。人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礁石,或是别无选择,或是不想抵抗,没尊严的,没勇气的,没底线的……苟且的活着。

在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人们需要为曾经的懦弱羞耻,人们需要为发生的荒唐羞耻。龚自珍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纪念林昭,其意义正在于此。

今天是4月29日,林昭的忌日。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

Lin Zhao: History Will Declare Me Innocent

Date: 4/30/2026 Source: Internet Author: Internet

This article is from Beijing Spring

Editor: Zhao Jie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Zhou Min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r Mu Qing and others, in the long report The Trial of History, wrote this passage:

Because she was unwilling to succumb to the modern superstitions that were popular at the time, she was imprisoned in a Shanghai jail.

However, she persisted in using forms such as keeping a diary and writing letters in blood to express her strong faith in the truth; she willingly wore the shackles of being “incorrigible” and ended her young life prematurely.

This brave and pure girl was named Lin Zhao.

She died a martyr on April 29, 1968. That year, she was not yet 36 years old and was still an unmarried young woman.

Today is the anniversary of her death.

Lin Zhao’s original name was Peng Lingzhao, a native of Suzhou, born in 1932. Because she especially loved reading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Lin Daiyu, she later took the pen name “Lin Zhao.”

Lin Zhao was born into a revolutionary family. After her mother, Xu Xianmin,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followed her elder brother Xu Jinyuan in doing many things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Xu Jinyuan served as the Minister of the Youth Department of the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died heroically in the “April 12 Incident.”

In 1954, Lin Zhao was admit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as the top liberal arts student in Jiangsu Province. She was a woman of great talent; during her college years, she published poetry in the Guangming Daily and China Youth Daily.

In 1957, a movement began. Lin Zhao could have stayed out of it. But when she saw classmates being criticized, she stepped forward. Her integrity, sense of justice, kindness, and courage did not allow her to stand by.

In the Xinhua News Agency article “In Memory of Lin Zhao: Some People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by History,” a certain episode was recorded:

It was a sultry summer night in 1957. On the road outside the East Gate of Peking University, a critical debate was unfolding. Because Zhang Yuanxun had posted the first big-character poster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was at the center of fierce attacks. The denuncia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 “exhausted voices and incoherent logic.” At that moment, a female student jumped onto a table. In the night, her calm mezzo-soprano voice immediately silenced the meeting:

“What kind of meeting is this tonight? Is it a speech meeting or a struggle meeting? A struggle meeting is out of the question because today there is no need for struggle. Struggle against whom? Zhang Yuanxun? What does he have that is worth your struggle? …”

Before she finished speaking, an angry roar came from the dark crowd: “Who are you? What is your name?”

“Who are you? What qualification do you have to ask me?” … She paused, then continued: “… Take this down: My name is Lin Zhao. Lin, as in the forest of double trees; Zhao, the ‘sun’ with a ‘blade’ over the ‘mouth’!”

There was not a sound in the crowd. She paused again and said: “I tell you: today, whether the blade is at my mouth or on my head, since I have come, I have no concerns!”

林昭: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Lin Zhao felt deep pain and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some classmates who had thoughts and dared to act were called “madmen” and “demons.”

In her diary, she wrote: “O Party, you are our mother! A mother should know her child’s feelings best! Even if the child is too extreme and speaks wrongly, how can you say the child harbors enmity?”

This night became the turning point in Lin Zhao’s life. Soon after, she was labeled a “Rightist” and consequently could not graduate.

In October 1960, Lin Zhao was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In prison, she continued to insist that telling the truth was not a crime, continued to attack extreme leftists, and persisted in writing a diary of over 200,000 words.

On April 29, 1968, Lin Zhao’s sentence was changed from twenty years to the death penalty, to be executed immediately. After receiving the verdict, Lin Zhao left a final testament written in blood:

History will declare me innocent.

Lin Zhao’s last words were realized twelve years later. In 1980, after a review by the Shanghai High People’s Court, Lin Zhao was declared innocent.

On April 22, 2004, Lin Zhao’s ashes were buried at Lingyan Mountain in Suzhou.

Today, fifty-eight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Lin Zhao’s death. Many people still commemorate Lin Zhao, admiring her courage, heroism, and decisiveness, and even more so, they are astonished by her thoughts.

Even in that special era, Lin Zhao never stopped thinking independently:

“Freedom is a complete and indivisible whole. As long as there are people in life being enslaved, then besides the enslaved not being free, those who enslave others are also not free!”

…

“Noble goals do not need, and are even less likely to be achieved by, despicable methods. Only despicable goals can complement despicable methods to ‘form a complete set’.”

Lin Zhao’s extraordinariness also lies in the fact that she left a clear record. That Lin Zhao managed to do this in that special era is simply a miracle!

She overcame and broke through all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a person, using many methods (including her own blood) to leave behind a large amount of writing by all possible means. This is a very persuasive and remarkable testimony regarding a special era.

She bit her finger and wrote in blood:

Sacrifice of Blood and Freedom

“I inject this drop of blood,

Into the blood of the motherland,

Offering this drop of blood,

As a sacrifice to beloved freedom.”

…

Lin Zhao’s classmate, Ding Yun, who was later imprisoned in the same cell, once advised her: “Why resist so nakedly? Are you not pushing yourself onto a path of no return?”

However, her reply was decisive and bold: “Blood flowing outside the body is always more comfortable than blood congealing at the heart.”

In 1968, when she was tortured to the point of dying and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for the last time, a sympathetic doctor whispered: “Sigh, why bother?”

Lin Zhao replied softly: “Rather be a shattered jade (than a whole tile).”

“The grave cannot hold you down; you have stood up again.” People today can see the immense growth of a great soul through her words.

In the tide of history, no one can suppress the singing of a free soul. Her song will spread further and further, summoning people every year to stand before her soul, to resonate with her, to express an independent will to the world, and to express a longing for ideals and freedom.

After Lin Zhao was arrested, her father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she was executed, her mother suffered a mental breakdown and died tragically.

The only survivor of this family, Lin Zhao’s sister Peng Lingfan, later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Lin Zhao was exonerated, Peng Lingfan was once very angry with those who claimed to be Lin Zhao’s friends. She blamed these friends for not protecting Lin Zhao back then:

“Now everyone claims to be Lin Zhao’s friend, but who helped Lin Zhao back then?”

I understand Peng Lingfan’s anger! Lin Zhao stood up for others, but how many people spoke up for Lin Zhao?

The reason bad people always win is that good people always do nothing.

Lin Zhao was resisting in loneliness and fought to the very end, but behind her, it was empty. People were carefully avoiding the reefs, or they had no choice, or they did not want to resist—those without dignity, without courage, without a bottom line… living ignobly.

In the long report The Trial of History, there is a very profound passage:

“Perhaps in several years, our descendants will find all of this hard to believe, but unfortunately, it is indeed a fact that happened in the lives of our generation. Every one of us who is alive has felt extreme shame for it. Please do not belittle this shame.”

People need to feel shame for their past cowardice; people need to feel shame for the absurdities that occurred. Gong Zizhen said: “If all scholars know shame, then the nation will never be shamed.”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emorating Lin Zhao lies precisely in this.

Today is April 29, the anniversary of Lin Zhao’s death.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Lin Zhao!

锡安教案再一次延期

0

作者:被羁押同工家属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近况更新

ZCT 4/16/2026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中被羁押的18牧者同工,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仍被关押于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至今已进入第188天。

1、至今六个多月来,家属始终未获得对案件的明确答复,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今天律师致电银海区检察院案管部门询问,得到的回复是案件再次延期两个月。根据法律规定,重大案件可申请调查取证延期,目前已进入延期阶段的第七个月,但我们至今未收到任何书面正式通知。

三月底,被羁押人员曾从办案人员口中获悉已进入“最后提审”阶段,具体情况并不明了。

目前,被羁押人员中健康状况严重者仍未获得有效治疗保障。天气炎热,营养不良,加之住宿环境恶劣,情况令人担忧。

2、三月下旬,关押在第二看守所的部分姊妹收到圣经。但由于辩护律师持续遭受非法打压,正常会面得不到保障,我们无法获得全面、及时的信息反馈。

3、部分被羁押牧者家中年迈的父母,受到有关部门的上门骚扰与威胁,导致老人受到惊吓,健康及心灵状况堪忧。

4、部分被羁押牧者的妻子及年幼子女,遭遇数名身份不明人员突然闯入家中威胁,要求不允许随便外出,如需外出必须上报属地派出所。

5、为我们亲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团队,继续遭受极其恶劣的打压。每一位律师均不同程度地面临调查、年检抽查、约谈、警告处分,甚至被迫停业、吊销、注销律师执照等威胁。

6、亲朋好友为被羁押牧者同工邮寄的明信片及书籍被陆续退回,羁押人员的通信权利遭到践踏。

我们强烈谴责一切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径,呼吁切实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我们也继续为我们无辜的家人被无罪释放迫切祷告。

惟愿公平如大水滔滔,公义如江河滚滚,愿光明与良善在这地上得以彰显。

锡安教案再一次延期

2026.4.16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18位羁押牧者同工家属团

Zion Church Case Postponed Once Again

Author: Family Members of Detained Staff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Mao Yiwei Translator: Ge Bing

Update on the Beijing Zion Church “October 9” Case

ZCT 4/16/2026

The 18 pastors and staff members detained in the Beijing Zion Church “October 9” case remain imprison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Detention Centers of Beihai City, Guangxi, on charges of “illegal use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They have now been detained for 188 days.

1.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family members have not received a clear response regarding the case, and their right to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guaranteed. Today, when a lawyer contacted the case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he Yinhai District Procuratorate to inquire, the response was that the case has been extended for another two months. According to legal provisions, extensions for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may be requested for major cases. The case has now entered its seventh month of extension, yet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formal written notification to date.

In late March, the detainees were informed by case handlers that the case had entered the “final interrogation” stage, though the specific details remain unclear.

Currently, some of the detainees in serious health condition have still not received effective medical care. With the hot weather, malnutrition, and poor living conditions, their situation is cause for grave concern.

2. In late March, some of the sisters detained at the Second Detention Center received Bibles. However, due to the ongoing illegal suppression of defense attorneys, normal visitation rights are not guaranteed, and we are unable to obtain comprehensive and timely updates.

3. The elderly parents of some detained pastor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home visits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who have harassed and threatened them. This has caused the elderly to be frightened, and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s a cause for concern.

4. The wives and young children of some detained pastor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sudden home invasions by several unidentified individuals who threatened them, demanding that they not go out without permission and that they report to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if they need to leave the house.

5. The team of lawyers providing legal assistance to our loved ones continues to face extremely severe suppression. Every lawyer is facing, to varying degrees, investigations, random annual inspections, summonses for questioning, disciplinary warnings, and even threats of forced suspension, revoc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their law licenses.

6. Postcards and books mailed by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the detained pastors and their colleague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returned, and the detainees’ right to correspondence has been trampled upon.

We strongly condemn all actions that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and we call for the genuine respect of the rights granted to citizens by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laws.

We also continue to pray earnestly for the innocent release of our family members.

May justice flow like a mighty flood,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surging river; may light and goodness be revealed on this earth.

锡安教案再一次延期

April 16, 2026 Family Group of the 18 Detained Pastors and Co-workers from the Beijing Zion Church “October 9” Case

民主党党员对程方维案件的看待与坚持

0

作者:卢超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2026年4月25日,我参加了“787次茉莉花行动——声援程方维”,心里想的其实是这是我们民主党人的命运。

民主党党员对程方维案件的看待与坚持

程方维的事情,对我们在海外参加民运的人来说,不只是一个新闻,更像是一面镜子。他曾在悉尼求学,在自由的环境里表达对家乡的关心,参加过集会,说过心里话。然而,仅仅因为这些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回国后却换来了“分裂国家罪”和六年的刑期。这个代价,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

坐在台下或站在街头时,我们民主党人可能都闪过同样的念头:如果是我回国,会怎样?这种担忧是真实的。程方维案的意义,就在于它试图给每一个海外发声的人戴上一把无形的枷锁,让我们即便身在万里之外,依然感受到那种如影随形的压抑。

但我参与民主党活动这么久,和大家一起走过这么多次街道,我发现恐惧并没有让我们散去。相反,这件事让我们更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

其实,我们追求的东西很简单。呐喊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某种宏大的口号,它仅仅是人的一种本能。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样,当我们看到不公、看到同胞受难,表达异议是理所应当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因为跨越了一根国境线,就变成了一种罪名。

程方维用他的六年自由,提醒了我们海外抗争的实际处境。如果我们因为这种压力而退缩,那么这种“长臂管辖”就真的成功了。我们继续参加活动,继续声援,不是因为我们不害怕,而是因为我们深知,如果今天我们保持沉默,那么未来每一个留学生、每一个海外民主党人都将失去说话的安全感。

今天的行动,是对程方维的一份支持。我们要在自由的土地上,替他把没说完的话说完。这不仅是为了一个名字,更是为了守住我们做人的底线:呐喊是自由的,而自由是不该被审判的。

前路或许依然艰难,但只要我们民主党人还聚在一起,声音就不会熄灭。程方维,我们不仅记着你的名字,更会带着你的那份坚持走下去。

The Democratic Party Members’ Perspective 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Cheng Fangwei Case

Author: Lu Chao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Mao Yiwei

Translator: Ge Bing

On April 25, 2026, I participated in the “787th Jasmine Action—In Solidarity with Cheng Fangwei,” thinking to myself that this is, in fact, the fate of us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党员对程方维案件的看待与坚持

For those of us oversea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Cheng Fangwei’s case is not merely a news story; it is more like a mirror. He once studied in Sydney, where he expressed his concern for his homeland in a free environment, attended rallies, and spoke his mind. Yet, simply for these perfectly normal actions, upon returning to China, he was charged with “separatism” and sentenced to six years in prison. The price he paid is so heavy it takes one’s breath away.

Whether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or standing on the street, we Democrats have likely all had the same thought: What if it were me returning home? This concern is very rea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eng Fangwei case lies in its attempt to place an invisible shackle on every person speaking out from overseas, making us feel that ever-present oppression even when we a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But having participated in Democratic Party activities for so long and marched in the streets with you all so many times, I’ve found that fear hasn’t driven us apart. On the contrary, this incident has made us even clearer about why we stand here.

In truth, what we seek is simple. We do not raise our voices for fame, nor for some grand slogan; it is simply a human instinct. Just as we need to breathe, when we witness injustice or see our compatriots suffering, voicing dissent is a right we are entitled to. This right should not become a crime simply because we have crossed a national border.

Cheng Fangwei, with the six years of his freedom, has reminded us of the harsh reality of resistance abroad. If we retreat in the face of this pressure, then this “long-arm jurisdiction” will truly have succeeded. We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and offer our support not because we are unafraid, but because we know full well that if we remain silent today, every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every overseas democrat will lose the security to speak out in the future.

Today’s action is a show of support for Cheng Fangwei. On this land of freedom, we will speak the words he was unable to finish. This is not merely for the sake of a single name, but to uphol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ur humanity: the right to speak out is a freedom, and freedom should never be put on trial.

The road ahead may still be arduous, but as long as we Democrats remain united, our voices will not be silenced. Cheng Fangwei, we not only remember your name, but we will carry forward the perseverance you embodied.

從太鋼技術員到自由流亡者:顏曉辰的“覺醒”與“代價”

0

作者:劉棟玲

編輯:馮仍 校對:馮仍 翻译:戈冰

前言

在山西太原,曾有一名普通的國企職工,過著白天在鋼鐵廠檢測鋼材、晚上經營日料店的忙碌生活。然而,2008年的一次偶然結識,以及隨後學會的“翻牆”技術,徹底打碎了他原本平穩的人生軌跡。

從“太鋼職工”到“政治犯”,再到跨越歐亞大陸的流亡者,顏曉辰的故事,是無數試圖衝破中國“信息繭房”者的縮影。

顏曉辰出生於1982年。進入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熱連軋廠後,他成為一名從事超聲波無損檢測的技術人員。在外界看來,這是一份體面的“鐵飯碗”。

與此同時,他與妻子在市中心經營著一家日本料理店,生活優渥而充實。

然而,2008年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

在QQ聊天室裡,他結識了一位台灣朋友。正是這次跨越海峽的交流,讓他對自幼接受的歷史教育產生了強烈動搖。

“最讓我震驚的是,共產黨根本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顏曉辰回憶道。

關於南泥灣種植鴉片、國共抗日真相等資訊,如同巨石投水,在他心中激起千層浪。他開始頻繁出入圖書館,尋找民國人物傳記,但很快發現,牆內的圖書館無法提供他真正渴望的歷史真相。

2009年前後,顏曉辰掌握了“翻牆”技術。透過“自由門”等工具,當他第一次穿透防火長城(GFW),看到國際互聯網時,那種衝擊感如同超聲波探測到了鋼件核心的致命裂紋。

“我第一次知道了‘六四’事件的真相,看到了坦克與學生對峙的畫面;‘八九六四’的血腥現場、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三民主義的真實內涵,如潮水般湧入我的視野。我也第一次意識到,所謂‘抗日戰爭中流砥柱’,並非我過去所理解的那樣,國民黨軍隊才是抗戰主力。特別是在閱讀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後,我才明白歷史是如何被肢解與重構的。那種感覺,就像突然踏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之後,他申請了Google、Twitter與Facebook賬號,也逐漸意識到:中國互聯網本質上更像一個巨大的局域網。

然而,覺醒之後的痛苦也隨之而來。

在工廠裡,他嘗試與同事分享真相,卻遭遇冷眼。更讓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教一些同事翻牆,而對方卻只是用來觀看色情影片。

“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成年人的世界沒有改變,只有篩選。”

顏曉辰對理念的堅持近乎執拗。

2015年赴台灣觀光後,他徹底認同了民主憲政。回國後,他在網上購買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掛在太鋼辦公室裡,並穿著工作服與旗幟合影,發布到工作群中,甚至因此遭到同事舉報。

廠黨委書記親自來到車間批評他:“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這是一種對自由邊界的試探,也是對真實歷史的尊重。”他說。

隨著網絡環境日益收緊,他目睹越來越多因發表言論而被捕的人。但他並未退縮。武漢疫情爆發後,他轉發陳秋實在武漢拍攝的視頻,利用碎片化時間傳播真相。

他知道這樣做需要付出代價,但他更不忍看到身邊的人繼續生活在信息繭房中。

2020年8月,命運的鐵錘終於落下。

當時,顏曉辰的女兒正在醫院接受手術。警方通過手機定位,在晚上7點將他從家中帶走。

隨之而來的是漫長的羈押:看守所、檢察院公訴。2020年10月19日,他被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嶺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在獄中,他面對的是無止境的“轉化”教育——每天被強制觀看《新聞聯播》和抗戰題材影視劇。但憑藉多年閱讀《洗腦的歷史》等書籍建立的心理防線,他始終未被動搖。

2022年2月6日刑滿釋放。

然而,最讓他心碎的,是對家人的虧欠。

他入獄後,國企工作被開除,日料店也因疫情關閉。年幼的女兒,更可能因他的政治背景而在未來遭受歧視。

到了2023年,顏曉辰發現自己已無法在故土立足。求職被要求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還要面對無處不在的監控。

為了女兒的未來,他下定決心離開中國。

2025年7月,他以暑期旅行的名義,帶著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從深圳出發,經貝爾格勒輾轉抵達德國。

直到踏上自由土地的那一刻,他才將真相告訴女兒:

“只要家人在一起,走到哪裡都是家。”

如今,顏曉辰定居德國,享受著這片“被上帝祝福的土地”所帶來的自由。

他依然關注著牆內的動態。看到有人重複自己當年的道路時,他既為對方感到欣慰,也難免擔憂。

對他而言,那段失去自由的經歷不是恥辱,而是一枚“勳章”。

“反共將會是貫穿我一生的終極目標。”顏曉辰堅定地說。

從太原到柏林,他完成了一個普通中國人對自由與真理的追尋與自我救贖。

後記

顏曉辰的案件,曾因林生亮先生主辦的“中共惡人榜”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的關注而獲得聲援。

這種來自外界的支持,成為他在獄中以及出獄後堅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他的經歷再次證明: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任何試圖阻斷真相的“圍牆”,終將在個體的覺醒與勇氣面前坍塌。

From TISCO Technician to Exiled Dissident: Yan Xiaocheng’s “Awakening” and “Price Paid”

Author: Liu Dongling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Ge Bing

Foreword

In Taiyuan, Shanxi, there once lived an ordinary state-owned enterprise employee who led a busy life—inspecting steel at the steel mill by day and running a Japanese restaurant by night. However, a chance encounter in 2008—and the subsequent mastery of “circumvention” techniques—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steady course of his life.

From “TISCO employee” to “political prisoner,” and finally to an exile traversing the Eurasian continent, Yan Xiaocheng’s story is a microcosm of the countless individuals attempting to break free from China’s “information cocoon.”

Yan Xiaocheng was born in 1982. After joining the Hot Strip Mill of Taiyuan Iron & Steel (Group) Co., Ltd., he became a technician specializing in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o outsiders, this was a respectable “iron rice bowl” job.

At the same time, he and his wife ran a Japanese restaurant in the city center, leading a comfortable and fulfilling life.

However, 2008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his life.

In a QQ chat room, he met a friend from Taiwan. It was this cross-strait exchange that caused him to seriously question the history education he had received since childhood.

“What shocked me most wa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not the backbon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Yan Xiaocheng recalled.

Information about opium cultivation in Nanniwan an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t-Communist collaboration against Japan struck him like a boulder hitting water, sending ripples of doubt through his mind. He began frequenting libraries in search of biographies of figure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but soon discovered that libraries within the Great Firewall could not provide the historical truths he truly sought.

Around 2009, Yan Xiaocheng mastered the art of “scaling the Great Firewall.” Using tools like “Freegate,” when he first breached the Great Firewall (GFW) and accessed the global internet, the impact felt like an ultrasonic probe detecting a fatal crack in the core of a steel structure.

“ For the first time, I learned the truth about the June 4th Incident and saw images of tanks facing off against students; the bloody scenes of June 4, 1989, Xin Haonian’s *Who Is the New China*, and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flooded into my consciousness like a tidal wave. I also realiz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o-called ‘mainsta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s not what I had previously understood—that the Kuomintang army was the main force in the war. Especially after reading Mr. Xin Haonian’s *Who Is the New China*, I finally understood how history had been dismembered and reconstructed. It felt as if I had suddenly stepped into a whole new world.”

Afterward, he created accounts on Google, Twitter, and Facebook, and gradually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internet was, in essence, more like a massive intranet.

However, the pain of awakening soon followed.

At the factory, he tried to share the truth with his colleagues but was met with cold stares. What disappointed him even more was that when he taught some colleagues how to bypass the Great Firewall, they used it only to watch pornography.

“At that moment, I deeply realized: the adult world hasn’t changed—it’s just about filtering.”

Yan Xiaocheng’s adherence to his ideals bordered on stubbornness.

After visiting Taiwan as a tourist in 2015, he became a staunch believer in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Upon returning home, he purchased a “Blue Sky, White Sun, and Red Earth” flag online, hung it in his office at Taiyuan Iron and Steel, and took a photo of himself in his work uniform standing next to the flag, which he posted in the work group chat—an act that even led to him being reported by colleagues.

The Party Secretary of the plant personally came to the workshop to reprimand him: “You eat the Communist Party’s food, yet you smash the Communist Party’s pot.”

“This is a test of the boundaries of freedom, and also a sign of respect for true history,” he said.

As the online environment grew increasingly restrictive, he witnessed more and more people being arrested for expressing their views. But he did not back dow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uhan pandemic, he reposted videos filmed by Chen Qiushi in Wuhan, using every spare moment to spread the truth.

He knew there would be a price to pay, but he could not bear to see those around him continue to live in an information bubble.

In August 2020, the hammer of fate finally fell.

At the time, Yan Xiaocheng’s daughter was undergoing surgery at the hospital. Using his phone’s location data, the police took him from his home at 7 p.m.

What followed was a long period of detention: the detention center, then prosecution by the procuratorate. On October 19, 2020, he was sentenced to one year and six months in prison by the Xinghualing District Court of Taiyuan City, Shanxi Province, on charges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In prison, he was subjected to endless “re-education”—forced to watch *Xinwen Lianbo* and World War II-themed TV shows and movies every day. But thanks to the mental defenses he had built up over years of reading books like *The History of Brainwashing*, he never wavered.

He was released on February 6, 2022, after serving his full sentence.

However, what broke his heart the most was the sense of failure he felt toward his family.

After his imprisonment, he was fired from his job at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the Japanese restaurant where he worked closed due to the pandemic. His young daughter might even face discrimination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background.

By 2023, Yan Xiaocheng realized he could no longer make a life for himself in his homeland. Job applications required a “certificate of no criminal record”; without a job or income, he also had to contend with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For the sake of his daughter’s future, he resolved to leave China.

In July 2025, under the guise of a summer vacation, he set out from Shenzhen with his wife and young daughter, traveling via Belgrade before finally arriving in Germany.

It wasn’t until the moment he set foot on free soil that he revealed the truth to his daughter:

“As long as our family is together, wherever we go is home.”

Today, Yan Xiaocheng has settled in Germany, enjoying the freedom offered by this “land blessed by God.”

He continues to follow developments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 When he sees others retracing the path he once took, he feels both comforted for them and inevitably concerned.

For him, that experience of losing his freedom is not a disgrace, but a “medal of honor.”

“Opposing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my life,” Yan Xiaocheng says with conviction.

From Taiyuan to Berlin, he has completed an ordinary Chinese person’s quest for freedom and truth—and his own self-redemption.

Afterword

Yan Xiaocheng’s case garnered support thanks to the “List of Chinese Communist Villains” organized by Mr. Lin Shengliang and th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his external support became a vital source of strength that sustained him both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and after his release.

His experience proves once again that in today’s era of global information flow, any “wall” erected to block the truth will ultimately crumble in the face of individual awakening and cou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