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作者：Reng Feng（冯仍）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近日读到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被重判的消息，我心情沉重，也深感愤怒。据《欧洲之声》报道，2025年10月8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到2026年1月，多名成员被捕；3月30日闭门开庭，3月31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七年半，其余成员分别被判处七年至三年不等及缓刑。 《欧洲之声》报道截图-网址：sinoeurovoices.com 这起案件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判决之重，而是它再次暴露了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根本荒谬：宪法写有“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当作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说明，“结社自由”并不是海外民主人士强加给中国的概念，而是中共自己写入宪法的政治承诺。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现行宪法文本中，这一条至今仍在。(npc.gov.cn) 问题在于，这样的条文在中国长期停留于纸面。 如果公民真正按照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宣读党章、选举负责人、表达政治理念，本来正应属于“结社自由”的范围；可在中共治下，这样的行为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会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说明，中共宪法中的“自由”，很多时候只是门面，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党专政下的政治禁令。 中共当然不会直接承认自己否定宪法。它更常用的办法，是在宪法之外建立一套审查、登记和监管体系，将公民自由层层架空。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表面上说是为了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实际上却要求社会团体必须经过主管单位审查并依法登记，同时不得触碰所谓“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边界。(xzfg.moj.gov.cn) 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制度安排早已不只是管理程序，而是政治过滤机制：凡是不挑战体制的组织可以存在，凡是真正独立、具有民主诉求的组织，几乎不可能获得合法空间。 因此，北京党部案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整个制度的真相：中共最害怕的，不是暴力，而是中国人认真地把宪法上的自由，当成真实权利来使用。 据公开消息，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所强调的原则是“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所表达的目标是在遵守宪法、平等竞争的基础上，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社会公正。(sinoeurovoices.com) 这样的主张，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本应属于正常的公民政治活动；可在中共眼里，却成了必须消灭的威胁。这再次说明，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结社；不是阴谋活动，而是公开表达；不是非法颠覆，而是人民不再甘于沉默。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Not Free”，总分仅9分（满分100分）。 Freedom House 在《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网址：freedomhouse.org 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一个连宪法所写“结社自由”都不能兑现、反而把和平建党定成重罪的国家，何谈真正的法治，何谈现代政治文明？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例。2026年2月，杭州法院又以 “寻衅滋事罪” 判处浙江民主党人邹巍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独立作家昝爱宗有期徒刑三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案件开庭时家属旁听同样受到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网址：rfa.org 北京案与杭州案，罪名不同，逻辑却完全一致：只要你试图在党的控制之外保留一点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组织空间，维稳机器就会迅速启动。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共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在北京成立，才具有格外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人不是只能永远活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也有权追求民主、多党竞争和政治自由。 我自己也是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在中国，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压迫，而是不敢碰；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在一党专政下，真正像公民那样生活，往往就要付出沉重代价。也正因如此，每当我看到国内仍有人明知危险却坚持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地表达民主理念，我心里都充满敬意。因为他们的站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见证：见证中国并不是没有追求自由的人，见证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熄灭，也见证中共所谓“法治”常常不过是政治镇压的外衣。 从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成立，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北京重新举旗，这说明自由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哪怕中共用抓捕、审判和判刑去压制，也无法消灭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 今天被重判的这些民主党人，不应被遗忘。 他们的名字，不应只停留在一纸判决书里。 海外的我们，也不应只是转发消息后继续沉默。 因为沉默，只会让暴政更加肆无忌惮；发声，至少能告诉世界，也告诉中国人民：问题从来不在人民追求自由，而在一个政权把宪法写成门面，把结社自由写成摆设，把和平建党都视为敌人。 宪法写着结社自由，现实却把和平建党判成重罪。 这不是法治的威严，而是制度的自我揭穿； 这不是国家的自信，而是专制的深层恐惧； 这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对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原则的公然践踏。 愿更多人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愿更多中国人看清这个制度的真相。 也愿中国有一天，不再因为一次结社、一场宣誓、一句真话，就有人失去自由。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so why has the peaceful establishment of a...

作者：付静争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近日，在中国北京，中国民主党副主席王石被判刑7年半，党组成员：李武、赵强、李云、孙帅、李飞、于阳、被判处三至七年不等的刑期及缓刑，党主席：王蕴溥已流亡海外。被北京第二人民法院闭门判刑“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被秘密审判并判处重刑的消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作为一名身处海外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我对此深感震惊与愤怒。 这些被判刑的民主党成员，以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政治表达。他们主张宪政、法治与基本人权，这些理念，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都应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行为却被定性“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刑事的重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然而，这一制度在现实运作中，主要限于体制内党派。既然是共产党的体制内的多党派，那请问：何谈民主多党协商？还是你共产党自己说的算。任何试图在这一体系之外独立组织力量的行为，往往会被迅速压制，甚至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 “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等很奇怪的罪行。 这种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仅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也使公民对制度的信任不断流失。一个真正稳定与自信的社会，不应惧怕不同声音，更不应将和平表达视为威胁。 近年来，类似案件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从拘捕、秘密审理，被消失，没收护照，限制出境，软禁不许与家人接触等等，这些做法持续引发外界对基本权利状况的担忧。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政治参与权，早就没有了。 在此，我郑重发出以下呼吁： 第一，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相关案件纳入人权评估、签证政策及外交议题之中，对涉及严重人权问题的行为施加持续关注与实际压力； 第二，呼吁海外华人社会，不应对正在发生的现实保持沉默。无论立场如何，基本人权问题不应被忽视，更不应被遗忘；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其已签署并承诺推进的人权原则，并切实履行已批准的国际人权义务，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和平表达、释放所有因言论、曾教与结社而被拘押的人员。 历史反复证明，压制无法消除对自由的追求。相反，在持续的高压之下，仍有人选择站出来，这本身就说明，追求权利与尊严的意志从未消失。 也许个人的声音有限，但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沉默，改变便有可能发生。 我发声，并非因为没有恐惧，而是因为深知沉默的代价更为沉重。 When “Multi-Party Cooperation” Exists Only on Paper: A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Party’s Realistic Concerns and Appeal Author: Fu JingzhengEditor: Zhao...

朱虞夫先生： 您好！ 近日拜读您与郑存柱先生联名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案——恢复政协的正常功能：邀请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通篇阅读之后，我对您长期以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勇气与坚持，依然深怀敬意。您在提案中提出，希望恢复政协设立之初的政治协商精神，让包括反对派政党、异议人士在内的不同政治力量进入协商体系，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向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方向发展。这种以和平、理性方式推动政治进步的愿望，本身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政治理想。 然而，在认真思考之后，我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以坦诚而尊重的方式向您提出讨论。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以来，其政治结构、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对社会的控制机制，已经形成了高度封闭且自我保护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中，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空间极为有限。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短暂的“政治协商”的表面景象，但很快便以严厉的政治运动作为收场。1957年的反右运动，正是一个深刻而沉痛的历史例证。许多原本被邀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最终却被打成“右派”，其后数十年的人生命运因此彻底改变。 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不得不对“体制内部改良”的可能性产生深刻怀疑。 表面上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设计上，本应成为多党派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但在现实运作中，所谓“民主党派”早已成为体制内的附属组织，它们在政治上公开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真正独立的政治立场与监督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政协更多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而非真实意义上的政策辩论与制度监督平台。 因此，尽管您提出邀请反对派政党与异议人士进入政协，是一种试图恢复制度本意的努力，但这一设想依然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中国共产党愿意主动开放权力结构，并允许真正的政治竞争与监督存在。 而这一前提，在现实政治逻辑中却显得极其脆弱，不现实的。 纵观近几十年的政治发展，特别是习上台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逐渐放松对社会与政治空间的控制，反而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更加集中化和收紧化的趋势。独立媒体空间不断缩小，民间组织受到严格限制，言论环境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真正的反对派进入政协，恐怕不仅难以实现，甚至在现行政治环境中几乎没有现实可能。 更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恰恰说明现行体制已经积累了大量深层矛盾。如果一个制度在几十年时间里始终拒绝建立真正的权力制衡机制，拒绝允许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监督，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很难通过局部修补来完成自我更新。 正因如此，我个人逐渐形成一种较为悲观却也更加现实的判断：单纯寄希望于体制内部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政治结构中长期积累的问题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权力长期缺乏监督与制衡时，制度内部往往难以自我纠正。真正的政治转型，往往来自社会力量、历史环境以及制度压力的综合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执政集团的自觉改变。 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期待一个已经高度固化的权力体系主动开放，不如更加清醒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任何政权，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只要长期背离社会公义与人民权利，终究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历史长河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统治集团，最终大多都成为时代的过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理性、和平与文明的原则。恰恰相反，在面对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时，更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与道义的坚持。对于过去历史中发生的种种政治迫害与制度性伤害，也终究需要在未来某个阶段通过公开、透明、法治化的方式进行历史清算与责任追究。这既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真正和解与重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先生长期以来以诗人与行动者的身份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您的经历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也十分希望未来中国的政治讨论能够更加坦诚、多元，而不同路径之间也能够彼此理解、相互讨论。 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我们或许有不同的判断与策略。但所有追求自由、法治与尊严的人们，最终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尊重公民权利、拥有制度制衡、能够保障人性尊严的现代国家。 谨以此信表达个人的一点思考，若有不当之处，尚祈海涵。 顺颂 安好。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之春》《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缪青 2026年3月6日 朱虞夫回复缪青： 缪青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 ！我完全赞同。中共的本质难道还有人比我更清楚吗？王某的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难道我还不知道其醉翁之意吗？有人对苍蝇说，我给你消消毒，苍蝇不会答应，因为它的本质必须是脏的。但是可以通过苍蝇的讳疾忌医让大家更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我发此文到群里的时候给张致君说，用意一，给中共添堵；用意二，给国内民主党朋友打气。与其空喊口号，不如大家都来为“两会”献计献策。 An Open Letter to Mr. Zhu Yufu Mr. Zhu Yufu: Hello! Recently, I read the "Proposal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Restoring the...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2026年1月18日，在北加州藏人文化中心举办的藏历新年市集中，华语青年挺藏会设立摊位，举办“为藏人政治犯写明信片”活动，呼吁外界关注仍被关押的藏人良心犯处境，并持续声援此前被中共当局逮捕的华语青年挺藏会成员张雅笛。这是该会第二年以此形式表达对藏人追求自由与人权的支持。 在去年已整理完成的20位藏人良心犯资料基础上，主办方今年新增整理了10位，均涉及因非暴力表达、宗教活动、文化保护或社会倡议，而被以“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等模糊罪名判刑或长期羁押，关押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川、青海及西藏自治区的监狱系统。 本次活动由华语青年挺藏会发起，组织者包括一名匿名工作人员，以及 Pema、段荆棘、小翠、卢克等人。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族裔和背景的民众参与，现场不断有民众驻足了解藏人政治犯的个案，并亲手书写明信片，表达关怀与声援。 活动现场陆续有藏人及藏族孩童前来参与。当他们得知该摊位主要由华语背景的参与者自发组织，并长期持续为藏人政治犯发声时，多位藏人表达了真挚的感激之情。其中一位藏族朋友表示，在海外看到汉人主动声援藏人处境，让他们感到并不孤单，也让跨族群之间建立理解与信任成为可能。 多位活跃于湾区的人权与民主运动人士亦到场担任义工，参与书写明信片并向公众介绍相关个案。亦有多位中国民主党成员到场支持，以实际行动声援藏人政治犯及相关人权议题。 活动现场，不同族裔的参与者在摊位前驻足交流。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妻在询问活动内容时，也就「在美国举办反共或人权相关活动，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亲共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骚扰」这一问题，与主办方成员展开了进一步的交流。讨论随后自然延伸至两岸关系、民主制度与威权扩张等议题。 两岸观点交锋：抵抗意志与民主生活 针对台海局势的复杂性，作者此前在湾区的某场活动中，曾分别与两位台湾年轻人进行交流。当谈及中共对台文攻武吓时，其中一位避而不谈，另一位则认为“大陆现在发展不错”，若抵抗换来的是战争与死亡，他宁愿选择“和平统一”。 对此，台湾女士 Stacy 表达了不同看法：首先，在讨论两岸议题时，Stacy 以「台湾」与「中国」作为清楚区分，而非使用「中国大陆」或「大陆」，以避免将台湾纳入中国主权叙事框架，并凸显台湾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历史、政治与社会主体性的民主社会。接着，她认为，这两位年轻人反映的是目前台湾民调中的少数「投降派」（约二成），多项公开的民调资料显示，比例超过一半，甚至在某些调查中超过六成，展现出愿意抵抗武力入侵、守护家园的战斗意志（乌克兰人战前约四成）。Stacy 的回应，令现场关心台湾人民处境的大陆民运人士稍微松了一口气。 当被问及旅美台湾人对政治与台海局势的关注度时，Stacy 表示，台湾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密切相关，从地方首长到总统选举，公民参与已如同空气与水一般自然。她观察到，相较之下，中国大陆似乎较少人关心与讨论公共事务。对此，作者现场补充并澄清：大陆并非无人关心政治，而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公开讨论，勇于发声者往往面临打压甚至有刑事风险；官方宣传中反覆强调的「民主」「自由」与「法治」口号，恰恰反映了现实环境中的匮乏。 威权压迫与扩张侵略 相较于香港、图博（西藏）与维吾尔（新疆）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体系下，并承受不同形式的制度性压迫，台湾在历史上从未被中共统治。香港近年快速收紧的政治控制、西藏长期的宗教与文化压制，以及新疆对维吾尔族群的高度监控，皆显示威权治理对社会自由的实质冲击。台湾所面对的，则是一个试图透过政治、经济、资讯网络与军事手段扩张影响力的极权国家，而非既有统治关系下的内部压迫。 历史上，当年随国民党迁台的人口仅占台湾总人口的少数，台湾社会本身具有不同于中国的族群结构、历史经验与民主化路径。这样的背景，也使台湾在面对统战与安全威胁时，展现出独特的社会韧性。 国际评比与未来展望 在谈及台湾的民主表现时，Stacy 援引国际评比指出，根据经济学人资讯社（EIU）于 2025 年 2 月底发布的「2024 民主指数」，台湾全球排名第 12、亚洲第...

作者：张维清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本期关注被迫害人士：邹巍 邹巍：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政治犯。 最新迫害事实：2026年2月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被迫害简历： 2012年1月12日，因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被杭州市警方十余人突然冲进其家中进行大规模搜查，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 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因其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詹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2024年7月20日，因悼念刘晓波去世7周年，与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2024年8月29日，与昝爱宗被杭州市拱墅区批准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罪名予以正式批捕。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2026年2月13日，下午两点半在浙江杭州的法院开庭审理，被判刑三年半，昝爱宗被判三年。 《在野党》人权观察部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撤销判决、无条件释放邹巍和昝爱宗，停止以“寻衅滋事”等口袋罪对迫害异议人士与民主人士进行系统性迫害。和平悼念不是犯罪，追思逝者不是犯罪。任何压制良知与言论自由的行为，终将受到人民的唾弃与历史的审判！我们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华人，团结起来，推翻中共，结束独裁暴政，推动中国走向自由与法治。 ‘The Opposition Party’ China Human Rights Observation Briefing Issue No. 22 (February 13, 2026)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Hu Lili ...

作者：朱晓娜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2025年2月17日，李延贺一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官方通报称，其因“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通报还表示，当事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李延贺是台湾出版机构八旗文化的出版人，多年来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书籍。2023年，他在上海探亲期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此案在很长时间里缺乏公开信息，直到判决公布，外界才逐渐了解案件结果。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如今身在海外的华人，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感到十分沉重。因为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表达不同意见可能带来的后果。我曾经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被当地警方上门要求删除相关内容。当时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普通公民的表达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那次事件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言论环境以及公民权利问题。我逐渐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公开讨论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当不同意见无法被表达时，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后来我来到美国，在这里接触到了更多关于民主制度、公民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理念。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社会里，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由表达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开始参与海外华人的民主活动。 过去两年中，我多次参与与中国人权和民主议题有关的公开活动，包括纪念历史事件的集会、声援政治案件的抗议活动，以及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公共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我参与的相关活动已经超过80场。在这些活动中，我不仅参与集会，还举牌发言，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许多活动都有媒体报道，也留下了照片和视频记录。 对我来说，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政治表达，更是一种责任。我相信，一个社会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允许历史与现实被不断讨论，才有可能真正进步。出版、写作以及公共讨论，本来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延贺案再次提醒我们，在当今世界，思想与信息早已跨越国界传播，但制度之间的差异仍然深刻影响着个人命运。同样的观点、同样的书籍，在不同制度之下可能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才更加珍惜表达的权利。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我仍然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希望未来有一天，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在不必担心风险的情况下讨论历史、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务。 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说，表达本身或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某些环境下，它却意味着勇气。正因为经历过压抑与限制，我们才更加明白自由表达的价值。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Freedom of Speech Through the Case of Li Yanhe Author: Zhu XiaonaEditor: Hu Li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