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LU

⸺兼论现代普世⼈权与威权治理逻辑的根本冲突 作者：Cooper Guan/《在野党》采访部记者编辑：李晶 翻译：彭小梅 ⼀､ ⼀场被重新定义的“新闻审判” 黎智英案并⾮普通的刑事案件 它更像是⼀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审判｡ 案件的核⼼争议，不仅是个⼈⾏为是否触法，⽽是新闻活动本身是否被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由是权⼒监督的重要机制，⽽在威权政治结构中信息控制则被用作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核⼼⼯具｡ 黎智英的审判实际上反映了⼀个问题：当权⼒将自由⾔论视为⻛险时，法律是否仍然是法律，还是仅成为政治⼯具。 ⼆､ 新闻⾃由的国际法基准与现实背离 国际社会对于新闻⾃由与表达⾃由有明确规范： 世界⼈权宣⾔ 第19条，明确保障思想､ 良⼼与表达⾃由 包括传播信息的权利｡ 公⺠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将新闻与⾔论⾃由列为核⼼基本权利｡ 联合国⼈权理事会多次强调，国家安全不得成为压制媒体的模糊性理由｡ 黎智英案所引发的争议，恰恰集中在以下⼏点： 首先，国家安全概念的⽆限扩张。新闻评论､ 国际交流被纳⼊“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 其次，法律的模糊性与追溯性适⽤，使⾏为⼈在事前难以判断合法边界｡ 第三，本案程序公正的国际质疑。包括陪审制度变化､ 审理透明度下降等｡ 当法律不再提供清晰预期时，新闻⼯作者⾯对的将不再是法律⻛险，⽽是制度性危险｡ 三､ 威权信息治理，从内容管理到思想控制 黎智英案并不是孤⽴事件 ⽽是更⼤信息管控体系的⼀部分｡这⼀体系具有典型特征： 特征一，从“内容审查”升级为“意图审查” 不再仅关注具体信息真假 ⽽是追究观点⽴场与其产生的潜在影响｡ 特征二，从“违规处罚”转向“刑事化表达” ⾏政监管逐步升级为刑事指控 形成寒蝉效应｡ 特征三，从“媒体管理”延伸⾄个⼈表达 普通公⺠的社交媒体⾔论也被纳⼊管控范围｡ 这种模式的结果是： 新闻机构趋于⾃我审查；公共讨论空间急剧收缩；社会共识形成机制被削弱。最终，社会失去真实信息与理性讨论能⼒｡ 四､ 新闻伦理的悖论，当追求真相成为⻛险 新闻职业伦理要求：独⽴调查、权⼒监督、公开讨论。但在被⾼度控制的信息环境中，这些职业要求反⽽可能成为⻛险来源｡ 这产生⼀种结构性悖论，越专业､ 越独⽴的新闻⾏为，越可能被视为威胁｡⻓期来看，这影响将从传媒行业扩张至整个社会。使学术研究受限，创作表达萎缩，让公共政策失去反馈机制，最终损害国家治理本身的理性基础｡ 五､ 法治的核⼼不是法律⽂本，⽽是权⼒边界 真正的法治，不取决于律的数量，⽽是看法律是否限制权⼒，法律是否保障少数派与异⻅者，法律是否具有可预期性。如果法律主要⽤于规范⾔论、定义思想、惩罚批评，那么它更接近“统治技术”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黎智英案引发的国际关注，本质上并⾮针对个案，⽽是对法律⼯具化趋势的系统性担忧｡ 六､ 社会舆论的⻓远影响：信任结构的瓦解 新闻⾃由不仅是媒体⼈的权利 更是社会的公共资产｡ 当公众意识到媒体⽆法独⽴报道、信息存在系统性过滤、表达可能带来⻛险，社会将出现三种长期不良后果：一是信任断裂，官⽅信息与⺠间认知脱节｡二是谣⾔⽣态化，真实信息缺失反⽽滋⽣谣⾔｡三是公共讨论极端化，中间理性空间消失｡这对任何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是⻓期隐患｡ 七､ 新闻⾃由不是特权，⽽是⽂明社会的基础设施 黎智英案，不仅关乎⼀个⼈的命运。当新闻成为罪名，社会失去的不只是记者，⽽是对现实的共同理解能⼒｡ 现代社会的稳定，不来⾃沉默，⽽来⾃开放的信息流通、多元的意⻅表达、独⽴的监督机制。真正的强⼤，不是没有批评，⽽是能够容纳批评｡ 新闻⾃由､...

作者：胡德旺 编辑：程伟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后，最终于2023年5月逃离了中国大陆。离开后，我才敢把在中国真实的生活经历写下来，希望让更多海外的人了解：中共所宣传的“盛世繁荣”完全是一场谎言。 一、来自长辈的血泪记忆 我的外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我母亲说外公的尸体停放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她看到外公的眼睛被老鼠吃掉了。难以想象，那是个怎样饥荒的年代，老鼠饿得都能啃食人类的尸体。直到今天，她谈起这一幕仍然内心恐惧。所谓的“自然灾害”，实则是中共荒唐政策制造的人祸。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都是违背人性和经济规律的一场场闹剧。然而承担后果的确是普普通通的中国民众。在那场饥荒中有多少人被饿死，多少家庭毁灭，酿成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

纪念抗击俄罗斯入侵四周年 反对任何援助侵略行为 报道 拍摄：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2026年2月28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办的“声援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四周年”集会，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支持乌克兰，反对侵略战争，并关注对俄战争提供支持的各类行为。 活动召集人方政、何颖，策划发起人陈森锋是活动现场主持。主办方表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原本被侵略者认为可以迅速结束的战事，却演变为长期消耗战，时隔四年，已经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与严重的人道危机。当天集会除悼念死难者外，也强调坚守国际法与反对侵略的重要性。 策划者陈森锋在发言中回顾战争爆发的背景，指出入侵行为公然挑战国际秩序。他表示，乌克兰人民在强大军事压力下选择抵抗，而非屈服，「这不仅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也是为了守住自由社会的底线」，他们用血肉守护家园，用不屈的意志守护自由，他们深信，面对侵略，任何形式的默许或妥协，都会为未来埋下更大的冲突隐患。 中国民主党党员郭志军表示，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长期炮火导致无数家庭破碎，城市成为废墟。他指出，这场战争关乎主权、自由与国际规则，「侵略若得不到制止，受损的不只是乌克兰，也会削弱整个国际社会对正义的信心」。他同时呼吁各国在外交与经济政策上避免任何可能延长战事的行为。 中国民主党预备党员唐奇在发言中批评中共当局对俄政策立场，质疑其「中立」说法与实际作为之间的差异。他呼吁停止一切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战争协助，并敦促对侵略行为作出明确谴责。「当侵略发生时，立场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沉默也可能成为纵容。」 蒋书清表示，四年战火并未击垮乌克兰社会的意志，反而促使更多人团结起来。他强调，自由与民主的价值需要实际行动来维护，「如果对侵略视而不见，将来任何地区都可能面临相似命运」。他呼吁自由社会保持警觉与团结。 中国民主党萨克拉门托支部主任卫仁喜指出，俄乌战争提醒世人，主权与人权问题不能被地缘政治利益所掩盖。他认为，对侵略行为的明确态度，是维系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并呼吁各方以具体行动支持和平与正义。 发言人郭鉴鑫则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输送与战争协助，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当更多人站出来支持受侵略的一方，守护的不仅是一国边界，更是人类社会对和平与尊严的共同承诺。」 此外，与会者高俊影、吴志创等人也现场带领大家呼喊口号。 ——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 ——反对侵略，守护自由 ——停止援俄，停止战争 ——正义必胜 ——荣耀归于乌克兰 与会人士表示，战争的残酷与庞大伤亡数字，令成长于和平年代的人们深感震惊与愤慨。他们认为，独裁者的权欲熏心往往将平民推向战火前线，而国际社会若因短期利益而选择观望或妥协，最终付出的代价是不可挽回的。集会现场情绪高昂但秩序井然，参与者强调以理性与公民责任发声，并表示将持续以和平方式表达立场。 San Francisco Rally Holds Solidarity for Ukraine Marking...

作者：唐奇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摘要：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造成大量平民与军人伤亡、基础设施毁坏和数百万难民。文章以数据谴责俄罗斯入侵，呼吁国际社会坚持规则与正义，支持乌克兰实现和平与重建。        2026 年 2 月 24 日。对于世界而言，这或许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刻度；但对于乌克兰，这是这场由俄罗斯发动的全面入侵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的凛冬。一千四百六十个昼夜的炮火，不仅撕碎了主权国家的边界，更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躯体上留下了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伤痕。        站在四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为受难者哀悼，更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据，对这场非正义的侵略行径发起最严厉的谴责。 一、 凋零的生命：数据背后的血泪        战争最直观的残酷，莫过于对生命的漠视。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HCHR）截止 2026 年 2 月发布的最新核实数据，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乌克兰境内已证实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 15,000 人，另有超过 41,000 人受伤。联合国同时强调，由于前线及俄占区（如马里乌波尔等地）的数据极难获取，实际伤亡数字可能远高于此。        更令人痛心的是，根据联合国 2026...

——中共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的滔天罪行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一个正常社会，婴儿死于手术台、学生死于校园，都会引发彻底、独立且透明的调查；死亡本身虽不可逆，但至少真相能够被还原，责任能够被追究，制度能够被反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期待几乎注定落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统一口径的官方通报、迅速消失的网络讨论，以及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强力压制。死亡并未带来真相，只带来了更深的沉默。         2025年底发生的“宁波小洛熙”事件，与2026年初河南新蔡中学生在校突然死亡事件，表面看似两起彼此无关的“个案悲剧”，却在处理方式、舆论控制和权力反应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当这两起事件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加以审视，即中共政权长期被国际社会指控、却始终拒绝接受独立调查的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所谓的“偶发”“巧合”便显得愈发站不住脚。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个由权力垄断、信息封锁与生命物化所构成的制度性结构。         小洛熙是一名年仅五个月大的女婴。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她所接受的是一项“技术成熟、风险可控、成功率较高”的心脏手术。然而，手术结束后不久，这个尚未开始理解世界的生命便永远停止了呼吸。真正引发社会震动的，并不仅是婴儿的死亡本身，而是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在事后表现出的高度防御姿态：关键医疗信息披露前后矛盾，家属获取完整病历和影像资料困难重重，官方通报反复修改乃至下架，网络舆论迅速被引导至“理性看待”“避免网暴医生”等方向。         在一个真正以生命为核心价值的医疗体系中，婴儿术后死亡理应自动触发最高等级的独立调查机制，调查过程应当对家属与社会保持透明。然而在中国，调查由谁主导、专家由谁遴选、结论由谁发布，始终指向同一个权力中心。当权力既是裁判者，又是潜在责任方的保护者，所谓“专业结论”便难以获得基本的公信力。    ...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至今已数年，但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未随着封控解除而真正过去。相反，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社会创伤，潜伏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之中，也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深处。对这场灾难的回顾，不应止于“疫情防控”的技术讨论，更无法简单归结为“不可抗力”。因为在这场瘟疫之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社会撕裂与长期心理创伤的，并不仅是病毒本身，而是一个长期依赖信息控制、行政强制与政治优先逻辑运转的统治体制。         2020年初，在疫情尚未全面爆发之前，风险信号事实上已经出现。武汉多名一线医生在临床中发现异常病例，并尝试以专业判断向同行示警。然而，这些出于职业责任的提醒，并未被视为公共卫生预警，而是迅速被定性为“扰乱秩序”。多名医生遭到约谈和训诫，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并非政治异议人士，也未试图挑战权威。他只是履行了医生在正常社会中最基本的义务——基于事实提醒风险。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真相本身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的死亡，使这场疫情首次以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个人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         疫情早期的信息延误与压制，后来被证明对防控窗口期造成了严重影响。多项研究与回顾性分析指出，如果在早期阶段采取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疫情的扩散规模与社会代价本可以显著降低。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首要反应并非风险沟通，而是舆情管控；并非医疗准备，而是维稳优先。这种反应模式，并非偶然失误，而是长期政治激励结构下的必然选择。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极端行政措施。封城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卫生合理性，学界至今仍存在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配套准备严重不足。交通骤停、医疗资源调配失序、普通病患就医受阻，导致大量非新冠患者在封控期间陷入无医可治的境地。在官方统计中，这部分“次生死亡”长期缺乏系统呈现。与此同时，殡仪系统超负荷运转、骨灰集中发放等情况，被大量市民以影像与文字记录下来。多种迹象显示，官方公布的数据难以全面反映疫情对社会造成的真实生命损失。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公开、独立的调查，相关讨论也很快被纳入严格的信息管控之中。         疫情在武汉的失控并未促成制度反思，反而推动了一套更具政治化特征的防疫模式在全国铺开。“动态清零”最初被描述为临时应对策略，但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一条不可质疑的政治路线。病例数字、封控力度与官员问责机制直接挂钩，使公共卫生决策日益脱离专业判断，而更多服务于政治安全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封控措施不断加码。一些社区被长期封闭，居民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核酸检测从风险筛查演变为日常行政要求；健康码成为影响出行、就医与基本生活的关键工具。多起经由媒体与民间记录披露的事件显示，孕产妇、老人及重症患者在封控环境中因就医受阻而遭遇严重后果，甚至失去生命。         这些悲剧往往被解释为“执行偏差”或“个别问题”，但从制度角度看，它们并非偶发。缺乏问责机制的权力结构，使得基层在压力传导下倾向于采取最严厉、最保守的手段，以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逻辑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不断边缘化，服从成为生存前提。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发生的一场居民楼火灾，使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疑问集中爆发。火灾发生时，该小区处于持续封控状态。事后流出的现场影像与多方证词显示，逃生受阻、通道受限等因素，对人员伤亡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官方最初试图将事件与防疫政策切割，但随后相关部门也承认管理和应急处置存在严重问题。这场火灾之所以引发全国范围的情绪震荡，并不仅因为伤亡本身，而在于它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揭示了封控政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当行政秩序被置于生命之上，当“按规定办事”压倒基本人道原则，防疫便不再是保护，而可能转化为风险本身。         随后在多地出现的白纸抗议，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集中体现。参与者并未提出复杂诉求，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长期封控、信息不透明以及权力失责的不满。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恐惧并非牢不可破，沉默也并非永久。然而，政策转向同样缺乏审慎准备。在2022年底，防疫措施迅速全面放开，但并未同步建立分级医疗、药物储备与重点人群保护机制。长期封控已削弱基层医疗承受能力，而突然放开则使医疗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冲击。多地医院出现挤兑现象，药品供应紧张，殡葬系统承压。由于统计与信息发布的不透明，社会至今仍难以了解这一阶段的真实伤亡情况。         从极端封控到无序放开，这种政策急转弯并非科学调整的结果，而更像是在政治路线难以为继后的被动收场。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始终缺乏参与权与知情权，也缺乏对决策者进行问责的制度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亮医生的象征意义愈发凸显。他并未制造危机，而是试图阻止危机；他并未挑战秩序，而是尊重事实。他的遭遇表明，在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体制中，专业良知本身就可能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纪念李文亮，并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更是对制度性失责的追问。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类似的灾难就无法被真正总结，只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疫情终将过去，但它所暴露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一个将稳定置于生命之上的统治逻辑，一个将忠诚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记住李文亮，记住武汉，记住乌鲁木齐，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拒绝遗忘；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Disaster Caused by Human Factor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Liquidation of Xi Jinping’s Autocratic Rule Abstract: The enorm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