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自由与多元：唤醒沉睡的公民力量
作者： 赵书广 中国民主党党员编辑：彭小梅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冯仍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并非靠恐惧与压制维系，而是靠人民的智慧、声音与参与建立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被一党专政所束缚——言论被限制，思想被控制，公民的权利被剥夺。这样的国家，看似繁荣，却缺乏真正的自由与活力。
自1949年掌握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稳定”为名控制社会一切领域。不同声音被压制，异议被消音；媒体与网络成为权力的喉舌，而非公民表达的平台。每一个敢于发声的人，都可能遭受威胁、被约谈，甚至失去自由。政治垄断掩盖了社会的不公，恐惧扼杀了创造的活力。
然而，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没有监督与制衡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真正的进步，需要制度的自我约束与公民的主动参与。中国需要真正意义的在野党，需要不同意见的存在，需要一个能公开讨论国家事务的平台。所谓“和谐社会”，如果建立在沉默与恐惧之上，只是脆弱的假象；它的平静下，潜伏的是不满与怨怒。
在野党的存在，并非为了分裂国家，而是为了让权力受到监督，让国家在和平中修正错误，让人民能自由表达愿望与意见。不同声音的存在，是国家健康的标志，是社会成熟的体现。它让执政者明白：权力不是无限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也让普通公民相信：即使身处权力之外，也能通过制度与法律参与国家治理。
今天的中国，经济的辉煌掩盖着社会的不平等与权力的垄断；高楼林立的城市之下，是无数被压抑的个人声音。网络上，言论被严格监控，许多人学会了自我审查。那些敢说“不”的人被封口，那些渴望改变的青年被教育要“听话”“服从”“爱国”。然而，真正的爱国，不是对权力的盲目服从，而是让国家更加公正、自由、有尊严。
民主不是混乱，而是秩序的更高形式。它允许错误，却能纠正错误；它包容分歧，却能在分歧中找到共识。建立在野党，是让中国走出恐惧与控制的第一步，是唤醒沉睡公民力量的关键一步。只有当人民能够自由表达、当不同意见被认真对待，中国才能迎来真正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需要思想的自由，需要公开讨论国家事务的空间，需要让权力受到制度监督的机制。权力不应是一块无法触及的巨石，而应如河流，被规则引导、由人民监管。
未来的中国，应当是——每个公民都能发声，每个意见都被尊重；权力受到限制，法律高于一切；人民有尊严，思想有自由。
独裁让人沉默，民主让人觉醒。让我们用理性照亮黑暗，用勇气唤醒沉睡的社会力量——让中国走向自由，让公民重新成为国家的主人，让民主的种子，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2025年10月30日
China Needs Freedom and Diversity: Awakening the Dormant Power of Its Citizens
Author: Zhao ShuguangEditor: Peng Xiaomei Executive Editor: Liu...
谢文飞：铁笼、噩梦与自由的代价
采访人：张致君 录音：常坤 资料整理：张致君/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翻译：彭小梅
视频接通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南方永恒的灰白天空——潮湿、沉闷，像随时会落下雨，却又一直憋着。我坐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出租屋里：一张桌子，一壶凉掉的茶。谢文飞在电话另一端左右环视了一下，看了看身边路过的人对我说：屋子里讲话不方便，我在外面和你通话。
谢文飞比我想象得瘦。皮肤有点黑，脸颊有些凹，眼下轻微浮肿。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是从一个很深、很暗的地方被捞起来的。我先按惯例问一些很“日常”的问题——睡得好不好，吃得正不正常。他回答习惯先停一停，再开口，好像在确认自己说出的每个字，都不是随便丢出来的。
他笑了笑，把头稍微侧过去：“睡得不好是常态了。身体非常糟糕，精神也在崩溃的边缘，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问：“出狱以后一直这样？”
他点头：“经常是这样，我给自己限定了一个时间，把状态尽可能调整回来。还没完全达到自己设想的“恢复水平”，但总算从谷底爬上来一点”。
“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
我问他：“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公共议题的？是什么让你从一个普通打工者，走上街头？”
他想了几秒，视线掠过去，像是在从一条漫长而混乱的记忆隧道里，摸索一个起点。
“我从小就是嫉恶如仇的性格，十六岁出来打工，期间也遇到很多不公的事情。”他说。
2013 年，他在网上看到中国民主党安徽党员张林的女儿“张安妮”事件，刘卫国律师在琥珀小学门口点着蜡烛，手里拿着文件，在街上宣读《国际人权公约》。这一幕非常打动他。当时的谢文飞还在工厂上班，没有机会到现场。但是从此以后他知道了在这个国家里还有可以播种希望的人，这是他所向往的。一直到7月16日，许志永因为关注教育平权、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组织公民讨论会的公民运动被关进看守所。他说“我当时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为许志永呼吁，但我想要去所有的公共场所为他呐喊。”那天他手机屏幕的光晃得眼睛发酸，他一口气敲了好几篇微博。“我当时发了一系列微博，大意就是：‘许志永是为了13亿人的自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如果13亿人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他说这段时没有夸张，没有激昂，只是平静。“我当时觉得总得有人说点什么。 我把手机号公开发出去了。”
刚开始很长时间，没有人联系他。 “大概都觉得我很可疑，”他笑，“后来很多人告诉我，当时觉得我是出来钓鱼的。直到后来，一个又一个人联系他 “到了广州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群人。以前都以为自己是孤独的。”那几年，他陆续接触到更多在街头举牌、散传单、呼吁权利的人。
“街头，是最能让普通人看到现实的地方。”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笃定。“你站在那里，就是在告诉别人：‘我不是屏幕上的头像，我是真人在这里，我公开的表达我的诉求。’...
东北三省联合组党，王文江退出共产党
作者：袁崛（中国民主党党法规部长）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刘芳
继1998年9月湖北第三波组党，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备委员会后，东北三省的民运人士联合起来，开始跨省组建，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东北三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向中共民政部直接提出注册申请。这是继浙江，山东，湖北三地“中国民主党事件”三波之后的又一次冲击，在规模和级别上都更上一个台阶。这次东北三个省的民运人士联合成立跨省的民主党东北筹委会，是国内民运组党又向前跨越了一个台阶，是向全国委员会迈进的一个重要的中间步骤。东北地区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上，一直是一个整体概念。三省联合，共组民主党东北筹委会，是顺理成章的事。由于跨越省市，民主党东北委员会的注册申请，在行政上，应当由中央政府民政部审理，不能由省级民政部门审理。这对测试中共政府和中共高层对跨地区联合组党的态度，有重要意义。可视为注册申请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哨步骤。
东北民主党人冷万宝、唐元隽与民主党人赵昕等人合影（从左至右）
这次东北三省发起注册民主党的人士，多是从事多年反对运动、具有丰富运作经验的老民运战士。辽宁的王泽臣、黑龙江的傅俊保、吉林的冷万宝等发起人，都是七九、八九年就投入民运、坐过牢房的久经考验的民运老战士。联系人王文江，八九年参加民运,组党时是鞍山第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浙江的王有才因组党被捕后，王文江挺身而出，愿意为王有才担任辩护律师，但被中共当局加以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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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豪门指点美国：谁在制造恐惧，谁在逃离谎言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刘芳
11月4日，香港娱乐圈豪门名媛向太陈岚（Tiffany）发布视频喊话：“奉劝各位千万不要移民美国，付出的代价是你想象不到！绝对不允许我的小孩移民美国，孙子孙女不准去美国读书，如果他们敢去，我把钱捐了，一毛都不留给他们。现在乞丐、流浪汉、瘾君子满街都是，枪战到处发生。有些有钱的朋友住美国很久了，这几年想搬回来，他们会觉得不安全，也被打劫过。”最后向太建议不要移民去美国，留学也没必要，工作、投资也不行。
珠光宝气的向太在豪宅里说这番话时流露出自己也不信的尴尬表情。抛开她的政治目的先不谈，她家庭的黑社会背景连移民台湾也无可能的事实暂且不表。这话和她有情有义、有勇有谋、直言直语的大女人人设也不符啊。这种说法不是第一次听到，在国内的时候，这种观点也非常普遍。国内媒体也会大肆宣传和放大美国的流浪者问题和安全问题。讽刺的是，中国权贵的子女无一例外的在常春藤大学留学。中国的贪官无一例外的在美国囤积巨额财富，并买房置业建立海外第二家庭。而中国普通家庭的父母却为孩子留学的安全问题忧心忡忡。与此同时，香港自从六四和国安法事件以后也出现移民潮。这里也不乏来美国追求自由的港人。难道他们都生活在恐惧中吗？
“向太们”特别爱举的例子，就是那些“满大街的流浪汉”。首先“满大街“就是不实报导。美国流浪汉只是集中在比如纽约和洛杉矶这些大城市的一些区域。比如洛杉矶的市区有几条街道和公园。我在第五街-第七街道（5th St / 6th St / 7th St）的部分路段，以及麦克阿瑟公园（MacArthur Park）见到过集中的流浪汉。我也在纽约街头能看到零星的流浪汉。但是同时我也能看到随时巡逻的警察，警车和直升机。我并不感到害怕。周围的人也不会。见识过公交车上大吵大嚷的精神失常者，被司机呵斥：“不要在我的车上嚷嚷”。在洛杉矶其他区域，流浪汉并不常见。其次，我没有遇到过袭击路人的流浪汉。他们大多无攻击性。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先生在便利店外看到了流浪者，被问：“你为什么要看着我？” 先生解释说他只是过去便利店买点东西而已。“哦，原来这样”他和我先生击了个拳，表示友好，然后每次路过都如此。他们等在那里是因为每天便利店会把未销售完的热狗留给流浪者。相反，他们大多是人群中的弱势者和少数者。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自愿选择了流浪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认可朝九晚五工作的价值观。认为人不是天生就要社会化和工作的。有一部分是不同程度的精神失常者，失业者。也有无法戒掉毒瘾的人。但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是需要帮助的弱者。很多店铺和义工会对他们提供帮助。社会也提供了避难所，廉价住房，现金和食物。
就这一点美国媒体天天骂，美国选民天天批评，美国地方政府天天被骂得抬不起头。因为在美国，媒体可以骂政府，人民可以骂市长，记者可以追问州长的不作为。而在某些地方，不是没有流浪汉，而是流浪汉“消失得很快”，谁也不知道是被送去救助站，还是被送去“重新认识人生”，抑或是送去为要活150岁的老贼提供“零件”了。于是，街道当然干净，连自由的影子都被清洗得一尘不染。两种制度一对比，我们就不难看清，一个是对人的各种选择的尊重，尤其是弱势群体。一个是强制驱逐和关押，只为了所谓虚假的城市清洁和繁华。
再说吸毒问题。美国吸毒严重？是的，严重到立法、司法、医疗体系都在公开讨论、争辩、痛苦改革。而在另一些国家，吸毒当然不存在，因为毒贩只要和权力合流就能从轻发落乃至消失，而中国本身就是出口芬太尼前体的世界最大的贩毒集团，毒害无数美国年轻人，中共媒体却要把中国报道成世界上唯一的净土。
枪战？国内某些人最喜欢用“美国枪战多”来吓唬大众，好像一出门就会被子弹追着跑。可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美国之所以强调自我防护，是因为权力永远不能垄断所有武力。美国的问题并不是“坏人有枪”，而是好人也有能力说不；不是“社会危险”，而是他们相信一个普通公民不该完全依赖警察来决定自己的生死。
在美国，枪击案会被报道、被追责、被批评，因为社会认为这是政府保护公民安全的失败；而在另一些国家，遇到不正义的所谓执法行为，你不能拥有任何自保手段。“向太们”最害怕的其实不是美国的枪声，而是美国背后的逻辑——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最后一道对抗邪恶的权力，而不是把生死完全交给政府。这种权力，不是鼓励暴力，而是提醒政府：公民不是臣民；暴力不能被单方面垄断。正因为美国相信“人民拥有力量，政府必须克制”，所以社会的透明度、新闻的自由度、公共讨论的激烈程度，都远超那些空气静悄悄却连真相都不敢讨论的地方。枪声当然可怕，但比枪声更可怕的，是一个社会的人们连保护自己的权力都不存在，只能寄希望于“正义不会迟到和缺席”这种童话。
于是，“向太们”的逻辑就顺理成章：美国没有秩序，因为这里允许你批评政府；美国没有人权，因为这里允许穷人存在；美国不安全，因为这里允许媒体报道真实社会。这听上去荒谬，却是封闭叙事下最自然的产物——别人越乱，才衬托“我们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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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一周年
——要不要活下去
作者：谢文飞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题记：当利维坦这头怪兽肆无忌惮地吞噬我的自由与尊严时，要不要活下去，便成了我必须要做出抉择的命题。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我的座右铭，也将是我的墓志铭。——这是我在2019年3月1日出狱当天写下的《出狱宣言》里的一句话。2023年5月30日至6月13日，在被郴州监狱关在0.18平方米和0.7平方米的铁笼子里那半个月里，我曾以为我用生命书写自己的墓志铭的日子到了，不意竟苟活至今日。
苟活的痛苦，不经历绝望的人自然是无感的。而我之所以会绝望，正是因为我对自己、对我们的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的人性）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宗萨蒋扬钦哲说：“我们之所以没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没能善待自己的痛苦、希望和恐惧。”而我这几十年来，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对自己、对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寄予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对于恐惧，我的天性让我从小就排斥它、无视它的存在。所以，以宗萨蒋扬钦哲的观点，我注定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其实，在我看来没那么复杂。世人所自以为的自由的状态，其实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苟且，灵魂的麻木，加上行动上的有限自由罢了。而我，如果注定只能拥有这样的“自由”的话，我情愿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写上墓志铭，摆脱这个无望得到我的自由的世界。
一. 看望带病打工的哥哥
2025年10月29日，是我再次回到大监狱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年来有一个心愿一直未了，我想去看看在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工业区打枣的哥哥。哥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在带病打工，2019年肾结石手术，我照顾了他好几天。这几年肾结石越来越严重，动了三次手术都没能根除，一直在吃药。2020年10月29日，就是我再次入狱刚好4个月之后，他又得了更严重的脑梗塞，也没有治好。我担心他不能继续打工了。这几年我在里面，哥带病打工，还要负责为病了多年的母亲治病，真是难为他了。母亲的病最严重的时候半个月下不了床，在我去年10月29日回到县城给她打的第一个电话时她说：“老娘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这种情况下，哥哥的身体健康于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回到家第五天就在《暗夜独吟》里写下了那句“江湖友凋落，家中添病人”。
10月24日下午5点，我到了我哥打工的厂里。他所在的厂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牛仔服装加工厂，他在里面打枣，这道工序还是17年前我手把手教给他的，每天要重复同样的动作一万次以上，他一干就是17年没有中断过。我哥是个非常不自信的人，当年我教他时，他就说年纪大了学不会了，是我“逼”他学会的。
我原本打算帮我哥做点事，顺便看看我还能不能胜任这个我曾做了八年的工作。但我没想到他的工作环境比我12年以前的工作环境还差，他使用的机器比我12年前用的还要破旧。他正在做的裤子布料是又硬又厚最难做的复合布料，机子上的针孔都烧黑了，他的老板小器得很，连线油都没有给他提供。机子老是断线，我哥叫我帮他穿针，我穿了半天也没能穿进去，只好作罢。还是让我哥把针换了才穿上线的。12年前，我还在制衣厂上班时，我曾试过闭着眼睛也把线穿进去了，如今竟然睁着眼睛也半天穿不好针。
我哥没有提前买好菜，于是我叫他一起去吃快餐。我打电话给在同一条街上班的表弟，叫他过来一起吃饭，他说今晚要出货，自己吃点现成的饭就要去加班了，晚上可能要11点半才能下班。他这几年基本上晚上加班都要加到11点甚至更晚。我想表弟中秋还在我家里吃饭了，今天就随他吧。我又给一个认识了20年的老工友打电话，也没接通。这位工友比我大13岁，年初的时候，他和我表弟在一栋楼上班，听说我又坐了几年牢回来了，邀请我一起去打工，他说为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事去坐牢，自己太吃亏了，不要再去吃那个亏了。这正应了亚里斯多德2350年前的论断：越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务，越是少有人去关心。因此他认为，应该改变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制度。我自己已故的舅舅，2013年在我从看守所回来后也对我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做的事情也是对的，但这种事情太危险了，还是让别人去做的好。我说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想的。
我哥吃完晚饭，6:20就加班去了，到10:30才下班。他告诉我，派出所的人来对他进行了登记并拍照，我感到吃惊。我从2004年到2013年上半年期间，在新塘租房子住了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派出所上门登记拍照片的事情。我住的地方离我哥这里不过3公里而已。我问我哥，这几年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去年有过一次。我正在狐疑，哥又说了一件令我更加吃惊的事情，他说这几年，在江南工业区，不时见到治安巡逻的民警在路上拦住人查看身份证并拍照。我没听错，这就是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带到收容所而被群殴致死22年后，离他被打死的广州天河区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南，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原打算在这里做几天临时工的念头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了我哥说的种种，显然我晚上住旅店多有不便（住高端酒店应该没问题），加上囊中羞涩，我决定与我哥挤一张床将就一晚。
今年夏天我也是睡硬板床的，但9月一场秋雨过后，我就换上了床垫，并且盖棉被睡觉了。而我哥还是睡的木板床。怕我冷，给了我一床被套外加一块浴巾。凌晨才睡觉，3点半我哥起来上厕所，尽管他轻手轻脚，但还是把我惊醒了，并且再也没能睡着。好不容易挨到6点钟起来洗漱。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加上天生晕车受了点罪，我决定去吃一碗瘦肉粥。哥陪我走到早餐店门口，说什么也不进来一起早餐。他习惯性地散步去了。
二. 时隔六年重返广州
6年多没有到过广州了。这块南国的热土，曾经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光荣与梦想。黄花岗上、黄埔军校、南周门口、车陂街头，广州有着太多将我们与历史连结在一起的印记，留下了我太多的或痛苦或美好的记忆。这一年来，从广州来看望我的朋友有10人之数，而其它外省的朋友，只在我6月底到四川时见过一些。如今广州近在咫尺，我怎能不去拜会广州的朋友呢！
9:30，我抵达广州。几乎同时，我哥发来微信，他说房东打电话给他，问我人在哪里，不让我住在我哥租住的房子里。我的不好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昨晚一位在广州照顾他哥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之后，他哥哥就接到广州有关部门的电话，问他人在哪里。这位朋友为了能留在广州照顾生病的哥哥，明确告知我不能跟我见面了。后来我告诉他我哥哥被登记拍照的事，我还在狐疑中，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冲我来的。而那时候我见到我哥才5个小时而已。
10点半才见到广州的朋友，三五个朋友就近找了家饭店吃饭。几年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总是令人轻松愉悦的，尽管菜品略显寡淡无味，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前一天的旅途劳累，还有某些不快，统统都暂且抛开了。饭前朋友帮我约了几位老朋友下午见面，然后一起晚饭。饭后去拜访了一位久闻其名，却未曾谋面的浪漫主义诗人。坐在绿树掩映的小溪边喝咖啡，竟然有些许凉意。这是我第二次喝咖啡。
三. 电话不断，令我抓狂
15:40，我们到达约定的酒店与朋友见面。15:48，老家桂阳的国保就打电话来了。一开口就要我确定回家的时间，说是广东这边因为有个什么会，通知了湖南那边，又一再说我离开当地没有告诉他，让他不好交差。仿佛我还在监狱里，没有私自出行的权利。我说我就这两天回去，但还没确定。广州的什么会与我无关，我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广州的有关部门。
过了半个小时，又用微信接二连三地打过来，说了十几分钟。一下叫我马上回去，我提出抗议，一下又说最迟后天让我回去，一下又说我明晚必须回去。还翻来复去要给我定位，给我开个房间。我实在是烦不胜烦，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当成一个犯人来对待的话，我就把手机丢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打完微信才3分钟，16:48分，电话又打过来了。50分钟打了五个电话和微信电话了，硬要我答应住他们派过来的人开的房间，然后确定回去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回去。我已经6年没有经历这样的恶梦了，本就睡眠不足，一下子头都大了。
晚上我们刚好聚齐了十个人，这是我6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老朋友，自然心情放松了不少。没想到朋友们都说在广州都有几年没这么聚过了，又令我略微有些失望。但接着又有两个朋友说，今年还这样聚过两次。这可是有着近20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啊！
尽管我一再表示，不想在广州见到他们，19:19，我们晚饭才刚开始，电话又打过来了，一打又是十几分钟，已经影响到我和朋友们就餐了，我们老家的俗话说“雷公不打吃饭人”。换了一个人，说他已到广州了，必须要见到我。我问他见面之后要怎么做却闪烁其词。这时候我的头都快要炸裂了，真想把手机砸了，随他们去。但是没办法，谁叫我身处没有围墙的监狱呢。我还是答应了他们一个小时后见面。放下手机没几分钟，老家那边又打电话来了，不顾我如何抓狂，就是要确保我在他们掌控的范围之内。好像要千方百计阻止我趁着夜色去干坏事。但总算说好了，只是确定我住宿的地方，之后不干涉我的自由，明晚回到桂阳就可以了。谢天谢地。
四. 贾榀你在哪里
晚餐一再被打断，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好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件事情也令我感到有些遗憾，可能也是因为我一再被电话打断而造成的。事实上我接到的电话，也会影响到其他朋友的心情。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今晚10个人聚在一起，没有人提到贾榀。贾榀几乎比我更早认识在坐的每一位朋友。我是2013年8月13日到广州认识贾榀之后，才认识这些朋友的。我有几次想说说贾榀的事，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大家也不常聚，似乎都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要分享。或许是贾榀失踪了三年了，大家早已在茶余饭后聊过无数次了，已经没有兴致再提起他了。或许是该逐渐淡忘他了。但我不能忘。在2013年8月13至2014年10月2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和贾榀、杨崇三个人住在一起。我们三个人，至少有300天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这20年来，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这样在一起过。贾榀1989年出生，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