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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高智晟的第十七年
记者：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资料整理：邢志远 翻译：周敏
高智晟，中国人权律师，曾被外界誉为“中国最勇敢的律师之一”。
他出生贫寒，靠着自学一步步走上法律道路，通过司法考试后，在北京创办律师事务所，很快在业内崭露头角。那时的他，拥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前景，也完全可以像许多成功律师一样，在商业案件与现实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安全、体面的立足点。
但高智晟没有这样选择。
随着执业深入，他接触到越来越多普通人无力发声、也无人愿意接手的案件：弱势群体的维权、宗教信仰者的处境、政治异议者的申诉。这些案件往往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意味着触碰权力最敏感的边界。在中国多数律师迫于政治压力，对敏感案件避之不及，而他却一步步走了进去。
2000年代初的中国，正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叙事之中。高楼拔地而起，资本涌动，世界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那样一个普遍歌颂“发展”与“稳定”的年代，高智晟选择走向另一条路：他没有停留在繁荣表象之中，而是进入制度最幽暗的边缘地带，去触碰那些不被允许触碰的问题，去凝视那些被刻意遮蔽的人。
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伸冤成为他人生真正的转折点。
2004年底开始，他连续三次向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发出公开信，揭露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并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行动。这些信件措辞直接、内容尖锐，既带有法律人的理性，也带有一种几近孤绝的道德勇气。它们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也让高智晟从一名执业律师，转变为当局重点打压和清除的对象。
从那之后，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律师事务所被关闭，原本建立起来的职业生涯被强行中断。他本人则陷入长期的拘押、软禁、监控与强迫失踪之中。与许多政治案件不同，高智晟所遭遇的，并不是一次明确的审判、一段清晰的刑期，然后一切结束；相反，他面对的是一种更为模糊、也更令人窒息的状态——反复发生的“消失”。长时间里，外界无法得知他的确切处境，也无法确认他是否安全。即便偶尔获释，也只是短暂回到公众视野，不久之后便再次进入同样的循环。这样的命运，不是单纯的惩罚，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摧毁：它不只是剥夺人的自由，更是要摧毁一个人稳定生活，摧毁他与社会、与家人、与公共记忆之间的连接。
关于他在拘押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外界至今仍难以获得完整而权威的答案。人们只能通过极少数流出的描述，拼接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轮廓：长期隔离、严密监控、持续施压，以及那些始终难以被完全证实、却又从未真正消散的酷刑指控。正是这种“无法被证实”的状态，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因为它让暴力不必公开，也不必承担解释。
2017年，高智晟再次失踪。
自那以后，关于他的下落，始终缺乏公开、明确、可信的信息。多年过去，一个曾在中国法律界公开执业、曾以文字和行动震动国际社会的人，就这样在中共制度深处被“抽离”出公众视野，仿佛一个名字仍在流传，但一个具体的人却被有意从现实中抹去。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律师职业道路的悲剧性终结：一个本有才华、有理想、有影响力的人，被权力机器层层碾压，最终归于沉寂。
把他的经历放到更大的时代语境中来看，它显然不止于个人悲剧，而是制度性现象的缩影。
2026年在美国加州雕塑公园，一座以高智晟的雕像落成。人们在现场集会、发言，而高智晟律师本人依然被囚禁在中国。
《在野党》杂志社有幸采访到高智晟律师的家属——耿和女士。
问：耿和老师，如今在很多人眼中，高智晟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更像是一种象征。那么，在家庭里、在您的心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耿：在我心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幽默，而且极有智慧的人。真的，我觉得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他还很会唱歌，而且唱得特别好听。
如果要说他的为人，我会说，他特别善良，也特别正直。正是这些品行，这么多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一家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小事。2005年3月，高智晟的母亲去世了，去世时才67岁。自那以后，他每年回陕北老家，无论是一年回去一次、两次，还是三次，每次回去，他都会专门去看望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并给每位老人送上20块钱。虽然钱不多，但那份心意非常珍贵。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点物质上的表达，更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善良、体贴和对长者的尊重，也代表着一种非常可贵的中国传统美德。
问：作为家属，您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会带来危险，是在什么时候？
耿：应该就是在2006年。那年8月15日他被抓捕之后，我们家就一直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家门口有人跟踪，家里也住进了警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已经不仅仅是承受压力，而是随时可能付出自由甚至更沉重的代价。
其实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被抓捕。虽然我们已经能感觉到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我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发展到那一步。
问：当高智晟律师面临的政治风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您和他之间有没有发生过思想上的争执？
耿：我和他之间没有过这样的争执。因为在我们家里，我更多是负责家庭这一边，他主外。在国内的时候，他也很少跟我讲这些事情，很多事他都是自己在承担。
问：高智晟律师失踪以后，对您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还是一种漫长而持续的消耗？
耿：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还是抱着一点希望。因为有时候他会消失三天、两天，我们就会想，也许再等一等，他就回来了。我甚至会拿着给他准备的钱，心里想着，他大概还是抱着“我明天就能回来”的念头离开的。
可是后来，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原本以为只是几天，结果变成了两个月、几个月，最后变成一种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那种感觉，不只是恐惧，更是一种无止境的消耗。你一直在期盼，一直在等，一直在盼着会不会突然有一点关于他的消息。
到后来，我几乎像看天气预报一样，时刻关注外界的变化，总觉得是不是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是不是哪一天，就会传来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就是这样，在盼望和失望之间，一天天熬着，整整盼了八年零八个月。
问：这些年里，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主要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
耿：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往前走，也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我也一直在学习，慢慢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调整好，把当下的日子过好，把眼前的每一天过稳。只有先把自己撑住，才能继续走下去。
问：耿和老师，您有没有什么话，是一直想对高智晟说，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口的？
耿：其实，我常常也会想这个问题。但到了今天，我觉得自己最想的，已经不只是说一句什么话，而是如果每天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一点力量，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因为这样的分离，已经持续了17年。到了今天，我们能做的，好像已经不只是等待，而是继续坚持，继续想办法营救他。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更像是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士，仍然在为把他救出来而努力。
问：今天，我们在美国加州的这座雕塑公园里，看到了这座关于高智晟的雕像。对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耿：这座雕塑从开始筹备、制作到现在，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它承载的不只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也承载着陈维明老师的心血和希望。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高智晟，关注高智晟，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迎来一个好的结果。
说实话，我今天是发自内心地感动。你看，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大家都愿意来到自由雕塑公园，愿意为高智晟律师的雕塑落成仪式伸出援手，愿意关注这件事。我们真的非常希望高智晟被囚禁、被失踪的日子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更希望，有一天高智晟能够重新回到公众面前，重新回到家人面前，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亲眼看到这座雕像。
问：您觉得，如果高智晟本人今天站在这里，看到这座雕像，他会说些什么？
耿：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我觉得，这座雕塑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高智晟个人。它承载的是一个真相，也是一种揭露。它让人看到，在暴政之下，一个因为说真话、因为坚持良知而遭受迫害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觉得，高智晟的雕像就像一面镜子。透过这座雕塑，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更能看到中共暴政本身的丑陋和残酷。
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里，高智晟律师的雕像静静矗立。它沉默无声，却仿佛始终在传递着某种讯息:即使身处黑暗，人依然会抬起头，去寻找光的方向。
对于耿和来说，时间从来不是简单地流逝。它被分解为漫长的等待、反复的回忆，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
这些片段拼凑出了一种更为具体、也更为沉重的现实。而在这样的现实之中，仍有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但也许，正如那尊雕像所隐含的意义：人未必总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却仍然可以选择——在黑暗中，仰望星空。
编者按：
高智晟律师的被中共当局“失踪”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权力运作方式：惩罚并不以法律程序的终结为终点，甚至很多时候，真正沉重的打压发生在法律程序之外。行政权力、国保体系、社会控制、信息封锁、职业剥夺、人格污名化——这些机制交错运作，使一个人即便在形式上“服完刑”或“结束处理”，其身份、权利与行动空间，仍然被随时重新定义、重新限制、重新剥夺，乃至强制失踪。
高智晟的失踪，绝不只是针对他个人的迫害，更是中共当局向所有仍试图在制度框架内争取权利、推动改变、坚守原则的人发出的一种威胁与警告。
而这，也正是“高智晟”这个名字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他的意义，早已超出一个律师的职业范畴，也超出一桩个案本身的范围。他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注脚：当法律不再是限制权力的工具，而逐渐成为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当程序不能保证正义，反而可能被用来包装压制；当一个以法律为武器的人，最终被法律与法律之外的力量共同吞没——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重新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当法律本身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时，个体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它来保护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高智晟用自己的一生，提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诘问。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Waiting for Gao Zhisheng
Reporter: Lin Xiaolong Editor: Zhang ZhijunExecutive Editor: Zhu Yufu Data Compilation: Xing...
平等對話，還是錯誤研判？
—— 從鄭麗文訪中看台灣的安全迷思
作者：趙紀森 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情況下，任何與中國的接觸，都難以被視為單純交流。鄭麗文的訪中，引發了明顯分歧。有人認為這是務實溝通的嘗試，也有人質疑這樣的判斷過於樂觀，甚至可能傳遞錯誤訊號。
爭議尚未平息，她已在上海落地，並受到高規格接待。同時，她的公開發言也將台灣的選擇描繪為和平與繁榮，或戰爭與毀滅之間的對立。這樣的說法，讓原本屬於政策層面的討論，迅速轉向更強烈的政治敘事。
回到問題本身，關鍵或許不在於要不要對話，而在於對話是建立在什麼樣的現實判斷之上。
在官方互動受限的情況下，非執政政治人物的交流，確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降低誤判風險。國際政治中，維持最低限度的接觸，本來就是避免衝突升高的一種手段。因此，把所有交流一概視為錯誤，並不符合現實。
但對話從來不是安全本身。它只是一種工具，而且效果高度依賴條件。如果缺乏對等的實力基礎，也缺乏基本信任，對話往往難以轉化為實質保障。
這也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疑慮的原因。對於共產黨的長期戰略，多數人並不抱持信任，這並非單純情緒，而是來自過往經驗與現實觀察。在權力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單方面釋放善意，很可能得不到對等回應，甚至被轉化為對方的政治敘事資源。
此次訪問所呈現的高規格接待，本身也值得注意。在不對等關係中，禮遇往往不只是禮遇，同時具有明確的政治訊號。這使得相關行動的效果，不能只從表面來理解。
如果將這一爭議放入政黨競爭的背景，也更容易看出差異所在。國民黨傾向透過降低對抗與恢復交流來爭取空間，民進黨則強調防衛能力與國際合作，將嚇阻視為穩定的基礎。
這兩種路線之間，與其說是立場對立，不如說是風險排序的不同。一種更擔心衝突升高，另一種更擔心被誤判為缺乏決心。在權力不對等的條件下，後者的顧慮往往更直接影響安全。
鄭麗文的主張，確實回應了一部分人對戰爭風險的焦慮。但她在公開場合所採用的說法，也呈現出另一個問題。當複雜的安全議題被簡化為單一選項時，反而容易讓判斷失去精準度。
兩岸關係從來不是簡單的選擇題，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權衡的結構。如果將不同路線理解為和平與毀滅之間的對立，不僅難以促進理性討論，也可能進一步加深社會分裂。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論述背後，隱含著對現實條件較為樂觀的判斷。在缺乏對等籌碼的情況下，對話本身難以轉化為穩定保障；若同時過度強調衝突的不可承受性，甚至可能在無意中影響社會對防衛的認知。
鄭麗文的訪中，不需要用情緒去否定，但也不應被過度理想化。理解其出發點並不困難，真正需要討論的，是這樣的路徑在現實條件下是否可行。
對話可以存在，但不能被高估。
在缺乏實力與清晰底線的情況下，對話未必降低風險，反而可能成為風險的一部分。
Equality Dialogue, or Misjudgment?— Viewing Taiwan’s Security Misperceptions Through Cheng Li-wen’s Visit to...
拆穿“制度优势”的遮羞布 谁在收割中国人的汗水？
作者：易勇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长期以来，中共叙事将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其政权领导。通过对东亚文化底层逻辑的深度剖析，中国人的竞争力源于几千年极端环境筛选出的“生存基因”与“延迟满足”能力。对比日、韩、台、新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揭示了中国大陆经济腾飞的真相，并非制度神话，而是民间力量在政权权力稍作松绑后的自我修复与爆发。
观察整个东亚文化圈，日本在废墟上仅用20余年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台湾与新加坡在缺乏资源的前提下稳居发达行列。这些地区从未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教条统治，却同样实现了跨越式的腾飞。
究其根本，东亚文明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一种被极端历史环境筛选出的“生存优势”。华夏大地在两千多年间经历了密集的战乱、屠杀与大饥荒，这种残酷的自然选择，使得活下来的族群骨子里刻着极强的耐受力和“延迟满足”的能力，为了长远目标，可以忍受当下极端枯燥、高压和艰辛。这种特质，才是中国人在现代工业体系中无往不利的“核动力”。这种力量早在政党诞生前就已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它不是权力的恩赐，而是祖先用血汗拼杀出的生命本能。
中共常吹嘘1978年后的经济成就，却刻意回避了前三十年的荒诞与残酷。在那段黑暗时期，政权通过政治运动打断了中国人的腿，禁锢了百姓的双手。
1978年后的所谓“崛起”，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制度神话”，而是这个政权终于在崩溃边缘意识到，只要不再折腾，只要松开枷锁，让中国人融入全球化分工，中国人民就能凭借自发的勤勉养活自己。这就像是一个劫匪在打断你的腿后送你一副拐杖，然后每天在你耳边宣称，没有我，你就无法走路。中国人民的成功，完全是由于他们巨大的吃苦耐劳能力抵消了制度性阻碍。如果同样的文化土壤配合自由、法治的制度，产出的能量绝非今日所能比拟。
讽刺的现实在于，在所有以华裔为主的经济体中，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依然处于落后位置。新加坡的人均产出是大陆的数倍；港澳台的富足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的文化基因，为何在所谓“先进制度”下，百姓却要承受全球最长的工时、最薄弱的福利和最沉重的税收负担？
真相是中共的宣传掩盖了其掠夺性的本质。他们利用中国人的忍耐力，将劳动力压榨到极致，却将创造的财富挥霍在维稳、大撒币和权力寻租上。他们不仅掠夺了财富，更试图掠夺“解释权”，把中国人的坚韧说成是他们的教化，把中国人的成功说成是他们的功劳。
拆穿这个“没党就没饭吃”的自卑骗局，中国人的成功，是几千年苦难筛选出的基因力量，是每一个在工位流汗、在烈日下奔波的普通人挣来的。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那个政权，东亚人照样能惊艳世界。认清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戳破谎言，更是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拿回属于自己的，本就不该被窃取的尊严。
Tearing Away the Fig Leaf of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Who Is Harvesting the Swea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uthor: Yi Y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