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兴贵
在极权主义的幽暗殿堂之中,最具腐蚀性的幽灵之一,便是“权责不一致”。这并非简单的治理失衡,而是一种深层结构性存在:权力如脱缰的狂龙,肆意吞噬疆域、资源与生命,却将一切后果的阴影,悄然转嫁给虚空的“组织”、抽象的“历史”、无名的“敌人”。
极权主义之“极”,在于权力向单一中心的绝对聚拢。它摧毁一切中介——议会、司法、教会、家族、公民社团——使权力链条化为单向的、冰冷的命令瀑布。
正是这种“全面控制”本身,直接决定了权责必然不一致。“全面控制”要求权力无限集中,领袖、党被神化为永远正确、不可质疑的化身。权力被绝对化,责任被豁免,否则权力的永远正确将经受考验。因此,任何失败、灾难或暴行都可归咎于“阶级敌人”“外部势力”“执行偏差”“历史必然代价”,而非决策者本身。
要实现“全面控制”,必须依赖庞大、层层叠叠的官僚-政党机器。极权官僚制是“无人统治”——每个人都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齿轮”,责任被无限扩散。顶层下达模糊或极端指令,中间层“领会精神”,基层具体执行。出问题时,谁都可说“我只是服从命令、按规定办”。这不是漏洞,而是特色--只有通过“责任稀释”,才能维持机器的无阻力运转。如果引入明确权责对等,就会产生制衡、个人判断和阻力,违背“全面控制”的定义。
与此相对,古典宪政文明始终坚守“权责一体”的铁律:权力源于委托,责任随权力而增。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皆以制度之网,将掌权者缚于后果的枷锁之上。然在极权体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历史必然性”与“意识形态纯洁性”,责任则被“党性”“路线”“大局”等宏大叙事悄然溶解。决策者可一夜之间改写现实,却永不必为现实的残骸承担血肉之痛。
二十世纪的惨痛实验,已将此逻辑昭示无遗。大清洗中的斯大林,可将数百万忠诚的布尔什维克送上断头台,而后以“肃清叛徒”的名义洗刷自身;大跃进的狂飙中,“人定胜天”的豪言层层加码,最终铸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和平时期饥荒。无数基层干部因无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家破人亡,高层却能将悲剧轻描淡写为“自然灾害”与“右倾错误”。权力在此完成了惊人的炼金术:成功归于英明,失败归于他人,责任永不归于己。
权责不一致如慢性毒药,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血管。在经济领域,它孕育出系统性的狂妄与低效。计划者手握全局,却无需为资源错配与人性无知付出代价,于是浮夸风、瞎指挥、重复建设层出不穷。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留下了荒芜的荒原与毒化的湖泊;中国的“大跃进”则以数千万亡魂,证明了无责权力的毁灭能量。在人道维度,它制造了冷酷的规模化暴行。掌权者远离苦难现场,坚信“为崇高目标牺牲少数”是必要的数学题。于是古拉格、批斗场、劳改营,纷纷成为权力实验的祭坛。受害者不仅失去自由,更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最后尊严——他们甚至无法获得“敌人”应有的承认,而只是“历史尘埃”。在灵魂层面,它完成了对人性的最深阉割。社会原子化之下,个体学会明哲保身,官员学会“宁左勿右”,知识分子学会三缄其口。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在此盛开:无数普通人参与暴行,却以“我只是服从命令”为自己开脱。责任感的普遍缺失,最终令整个民族陷入道德麻木与精神荒原。
唯有当每一位握有权力者,都必须直面自己决策的血肉后果时,权力才可能从暴君的权杖回归为仆人的灯火。极权主义的历史警示我们:一个无需负责的权力,最终必将吞噬它所统治的一切,包括它自身。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One Phenomenon of Totalitarianism: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uthor: Zhang Xinggui
In the shadowed halls of totalitarianism, one of...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三星近日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销售电视、冰箱等所有家电产品,仅保留手机业务。这则公告在商业媒体上被解读为市场竞争失利,但真正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它揭示的,是一个威权政权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变成全球资本的禁区,以及跨国企业在主权绑架面前如何艰难求生。
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不足0.4%,悄悄退出对财务毫无影响。选择公开宣告,唯一的解释是政治需要。三星必须向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证明一件事:我们与中共市场的切割是真实的,不是表演。这是在中美科技脱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一家跨国企业为保住核心资产所做的政治投名状。
三星在华真正的战略资产不是家电,而是西安的闪存芯片工厂,这座工厂贡献了三星九成以上利润来源的关键产能。然而它现在处境极为危险——美国已将三星使用美制设备的许可证改为逐年审查,随时可能叫停;欧美市场对中国制造高科技产品的审查也已延伸至供应链深层,"产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致命标签。三星必须向外界证明,西安厂只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加工节点,而非与中共市场深度捆绑的本土存在。家电业务的公开切割,本质上是为西安厂的生存买时间。
更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的反应。2026年4月,中共相继出台《工业和供应链安全条例》与《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规定》两份行政法规,明确授权当局在外国企业执行美国断供令时,采取资产冻结、查封乃至强制要求工厂维持运转等反制措施。这不是正常法治国家的监管逻辑,而是威权政体将外资工厂视为可随时充公的人质的制度安排。一旦中美冲突进一步升级,三星西安厂面临被强制接管的风险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法可依的既定选项。
正是为了对冲这一极端情景,三星已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加快建设大型晶圆厂,计划年底全面投产。逻辑很清晰:一旦西安厂被强制接收,三星损失的只是固定资产。核心工艺、管理体系、全球协同网络可以随时撤走,没有三星实时技术支持的尖端工厂,良率会迅速崩塌,对接收方而言不过是一堆无法独立运转的机器。
对比日本企业的做法,更能看清三星今日困境的根源。萨德风波之后,日本政府便通过在华商业协会,有计划、低调地推动日企分批撤离,并给予财政补贴。佳能、尼康以及主要芯片与通讯企业,在被迫站队之前已完成战略撤退。而韩国财阀长期抱有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幻想,三星如今不得不在市值高峰期用一纸公告争取政治缓冲,本质上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被动补救。
三星这次公告,外界看到的是商业宣布,深一层是向欧美投资者的政治表态,再往下则是威权主权与跨国资本之间的极限博弈。中共用法律工具将外资变成人质,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规则,最终只能加速资本的离场。全球化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是法治与产权保障,而这恰恰是中共体制结构性缺失的东西。三星今天的困境,不是一家企业的个案,而是所有仍在押注中国市场的跨国资本迟早要面对的共同命运。
The True Implications of Samsung’s Exit from China’s Home Appliance Market: The Dead End for Multinational Capital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