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庆：社会养老保险与政府的公信力
作者：陈树庆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早在两千多年前，《史记·李斯列传》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了“以吏为师”的典故，讲的是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政府工作，无论是社会道德，还是执行国家的法令，应做全社会的表率，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无信不立”！按照现在的说法，政府要有公信力，尤其在处理老百姓的各种日常事务中，应确保民众对政府信赖利益的保障原则。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关联着政府在公众心中的信誉与权威。政府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者、推行者和最终责任承担者，其政策的连续性、执行的透明度以及承诺的兑现程度，都深刻影响着民众对制度的信任度，进而构成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基石。
当政府能够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稳健运行，通过公平的待遇调整机制保障参保人员的合理权益，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让公众清晰了解政策内容与资金流向时，民众便会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责任担当产生积极认知，这种认知转化为对政府的信任，促使社会形成可靠的预期和良好的秩序。反之，若养老保险政策朝令夕改、执行过程中官吏们凭借“根据相关政策”的一句笼统托词，可以言而无信、约而不守，或基金管理存在漏洞导致支付能力受质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便会受到冲击，引发对公共政策的普遍疑虑，小到民众的生活，大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就失去指望，所谓的礼崩乐坏、法制颓废和无可救药了，往往从此得以萌生与蔓延。
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正向互动关系，前者的完善是后者提升的重要途径，而后者的坚实则为前者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本文作者陈树庆，就自己在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时所遭遇的情况进行维权，不妨就政府公信力这个问题，首先撕开一层面纱：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陈树庆，男，浙江省杭州市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五苑6幢5单元202室，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联系电话15958160478。
至2025年12月17日，申请人陈树庆已达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2025年12月17日上午9时许，申请人到贵局（拱墅区人社局）设在拱墅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办公场所办理退休手续，办事人员以陈树庆曾经因遭2007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和2016年“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6个月为由，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剩余缴费年限只有九年多，不足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规定，拒不办理申请人的退休资格，只是一味要求申请人对服刑期间已交的社会保险先行退费。
（图为拱墅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由此，申请人产生两项疑惑并提出相应的两项政府信息公开事项：
一、20多年来，申请人、申请人家属、申请人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替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申请人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贵局设在拱墅区香积寺东路58号的政务服务中心几次补缴中间断交的最近几年（这其中就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贵局在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要贵局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所谓“相关政策”为托词，拒不履行贵局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让申请人对政府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顿生疑惑。为此，申请人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是：服刑期间已经缴纳社保的期限无效并退回缴费的具体法律（包括政策）依据，包括法律（政策）的具体名称，第几条第几款。当然，答复函中对这些法律（政策）的内容予以清晰载明，则更好。
二、贵局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让申请人先退费，口头答应退费后才能续办申请人退休资格和待遇的其他审定工作，申请人认为，退完刑期内的已缴费社保费用，剩余期限已远远不足办理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规定，届时申请人不仅现在办不了退休，连接下来的现实经济负担和最终养老社会保险结果也是无从确信和依托。为此，申请人提出的第二项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是：1、具体退费流程，根据缴费人不同而确定的不同缴费时段，各时段具体退费数额（或退费内容与计算标准）；2、退费完毕后的详细善后流程与结果预判，同时注明所依据的法律（政策）的条款及内容则更好。
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恳请贵局以书面的形式具体明确答复，请求不要再派员含糊其辞的“根据相关政策”及可以不认账、不负责任的任何口头“咨询”或“建议”。
申请人：陈树庆
申请日期： 2025年12月 21 日
注：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已于2025年12月21日寄发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Chen Shuqing: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uthor: Chen Shuqing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当反对派被清除，制度便不再需要解释
——写在香港民主党解散之后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2025年12月14日，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中，反对派的存在，从来不是威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证明——证明权力仍然承认自身有限，证明制度仍然相信辩论，证明统治仍然愿意被质询、被监督、被纠错。而当一个政权不再允许反对派存在，它真正表达的只有一件事：它已经不再需要被解释。
香港民主党的角色，从来不是推翻秩序。它所做的，只是提醒秩序仍需回应人民。
12月14日，这个成立逾三十年、曾是香港立法会最大反对党的政党，走到了终点。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高层曾被中国官员或中间人接触，被明确告知：若不解散，将面临被捕等严重后果。这不是一次政治竞争的失败，而是一次制度性“清场”的完成。
民主党成立于1994年，诞生于香港仍被视为一个“可以讨论未来”的地方。它长期作为反对派领头羊，主张民主改革，维护自由、人权与法治——这些在过去曾被写入香港政治语言的词汇，如今却变得危险。
2020年，民主党公开反对《国安法》。同年，自行规划初选。结果并非选举失败，而是政治后果：时任党主席胡志伟被捕，反对派整体被视为“风险源”。
2021年，北京彻底重塑香港选举制度，只允许经审查的“爱国者”参选。反对派从议会被逐步清除，不是因为输了选票，而是因为失去了被允许存在的资格。政治不再是竞争，而变成筛选。最终的结局，并不突然。
2025年2月，民主党宣布启动解散程序；4月，授权中委会处理解散与清盘。而12月14日，只是制度逻辑的最后一步。一个不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体制，并不是更稳定，而是更脆弱。
因为反对派真正的功能，从来不是夺权，而是让权力记住：它仍然需要解释自己。
当反对派被清除，权力不再需要回答“为什么”；当议会只剩一种声音，错误也失去了被纠正的路径；当制度不再容许不同意见，社会便只剩下顺从与沉默。
而沉默，并不等于认同。香港民主党的解散，并不意味着它曾经代表的价值消失了。它只意味着，这些价值已经无法在公开政治中被表达。在一个仍然自信的制度里，反对派是被容忍的；在一个失去安全感的体制里，反对派是必须被消灭的。
历史会记住的，并不只是一个政党的终结，而是一个城市何时、如何，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当反对派不再存在，问题从来不是“谁赢了”，而是：这个制度，已经不打算再回答任何人。
When the Opposition is Purged, the System No Longer Needs to Explain Itself
— Written Following the...
中共建立在谎言之上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你可以在某个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直欺骗某些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没有哪一个政权能永远靠谎言维系，但中共却试图用谎言去建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由假新闻、假繁荣、假数据、假承诺所堆砌的幻象国度。中共在政治口号中塑造“伟光正”的形象，在信息审查中封锁真相的裂缝，在舆论机器里制造“人民幸福”的幻觉。可当谎言成为日常语言，真相便成了政治禁忌，而整个国家，也在信任崩塌中缓缓腐烂。
一个政权的力量，不在于军事的力量，而在于它能否让人民相信它的正当性，而中共早已耗尽了这种“政治公信力”。它的医疗体系以“全民医保”为幌子，掩盖资源被权利垄断的事实；它的养老制度以“幸福晚年”为旗号，却让老人们在通胀与谎报中艰难求生；一切制度都在共同编织一场巨大的政治幻觉。
在这个幻觉中，人民被教育去“感恩”虚假的繁荣，被鼓励去“相信”被扭曲的现实。当一个国家以欺骗为常态，它不只是丧失了道德基础，更是在自掘坟墓。因为没有任何谎言能永远取代真相；当信任的最后一根弦被拉断，崩塌的不只是政权的形象，而是整个社会的灵魂。
（图为张宇参加在洛杉矶总领馆门前举行的“习近平病毒头”活动）
中共最擅长的，是把苦难包装成成就，把失败装饰成胜利。在医疗领域，这种谎言达到了病态的精致程度。中共宣称“全民医保”“健康中国”，在宣传片里，医生微笑、病人感恩、制度完美无缺；但现实中的医院门口，却是病人无助的哭声、家属的绝望与医疗账单的重压。
所谓“全民医保”，在本质上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医保报销比例被层层稀释，药价虚高，基层医疗体系早已被权利和资本联手掏空。那些被宣传成“免费”的项目，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的腐败。对底层百姓而言，看一次病，就是一次家庭经济的坍塌。在“人民健康”的口号下，健康早已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属福利。
疫情期间，更暴露了这一体制的谎言本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共选择的不是透明与科学，而是掩盖与欺骗。从最初的封锁信息到强制“清零”的荒唐执行，无数生命在谎言中消失。数据被篡改，死亡被隐瞒，媒体被噤声，医生被“约谈”。那些敢说真话的专业人士，不是被追责就是被消失；而那些制造假象的人，却在新闻镜头前被赞为“英雄”。
医疗体系的腐败不仅在经济层面，更在道德层面。医生与患者之间失去了信任，公立医院成了逐利机器，医护人员工作有了KPI,医患关系被毒化。中共的医疗政策，已经从保障民生的制度，堕落为维稳的工具。它所追求的“稳定”，不是人民健康，而是维持政治形象。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人权，而是被权利过滤后的政治数字。
当政府谎报疫情数字，当病人无法知道真相，当“生命”被简化为政绩曲线的一个变量，这个体制的公信力就已经死亡。中共可以用宣传控制舆论，却无法控制人们亲身感受到的痛苦；可以篡改报告，却无法掩盖医院走廊里一张张等不到治疗的面孔。
谎言的毒，不仅腐蚀了制度，也腐蚀了人心。一个政权若连“生命的价值”都可以欺骗，那么它已经不是失误，而是犯罪。中共的医疗神话，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对人类尊严的冷血嘲弄。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张宇参加在洛杉矶星光大道举行的集会活动）
在中共的宣传中，老人是“被党温暖守护的一代”，是“国家进步的见证者”。然而，现实中的中国老人，正在经历一种悄无声息的绝望。那种“幸福晚年”的幻象，只存在于中共的宣传片里，而不在空荡的养老金账户中。
中国的养老体系，是谎言与透支叠加的产物。官方反复宣称“养老金发放有保障”，可财政赤字的现实无人能否认。许多地方政府已偷偷挪用养老金补财政窟窿，年轻人被迫用更高的税负去支撑一个濒临破产的系统，而他们自己却知道，等他们老了，或许连这点保障都不会存在。这是一个用未来抵押现实、用谎言掩盖崩塌的制度。
中共的社会保障体系，本质上并不为民众服务，而是为政治稳定服务。养老金、医保、低保、补贴，这些原本该属于公共责任的项目，都被权利染上了“政治筛选”的色彩：能顺从者得益，敢质疑者被边缘化。一个政权若连“养老”都要纳入忠诚考核，那它所谓的“人民政府”，实际上只是掌控生老病死的冷漠管理者。
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地区不均、物价飞涨、医疗负担叠加，让无数老人陷入生活的边缘。有人卖废品补贴生活费药费；有人靠子女借贷做手术，有人独自死在出租屋内数月无人问津。而政府却在媒体上宣扬“银发经济”“老有所养”的政绩。
养老金的数字可以造假，但老人脸上的皱纹不会。那些被掩盖的痛苦，终将在时间的裂缝中暴露。中共可以通过宣传掩饰财政危机，却掩盖不了人心的寒凉。一个连老人都不敢老的国家，一个让人害怕变老的社会，是人性被侮辱的地方。
真正的“幸福晚年”，不来自口号，而来自制度的诚实、政府的责任与社会的信任。而当这些都被谎言所取代时，所谓的“晚年幸福”，就成了荒诞剧的一幕。中共的养老神话，不过是一场集体催眠：让人们在麻木与恐惧中等待老去，在失望与谎言中走向终点。
一个政权，可以靠谎言延长寿命，却无法靠谎言获得永生。
因为谎言的本质，是自我毁灭。
它需要不断制造新的谎言去掩盖旧的谎言，直到整个体系陷入疯狂。
真相或许会被掩盖，但它不会被消灭；信任或许被摧毁，但它终将成为复苏的起点。中共之所以畏惧真相，不是因为真相会让它立刻崩塌，而是因为真相会让人民学会思考——而思考，才是独裁者最害怕的力量。
The CCP is Built on Lies
Author: Zhang Yu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在洛杉矶，一群香港人把“未来”重新摆上桌面
——香港自民党成立现场纪实
作者：冯仍 编辑：李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周敏
时间：2025年12月27日｜地点：1300 John Reed Ct,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5
12月27日下午，City of Industry 的会场里坐着两排人。前排多是流亡港人，约二十位；后排与两侧则是声援团体成员，约三十位。舞台背景板上用中英双语写着：“香港自民党成立暨香港未来研讨会”。灯光打在那行字上，像把一个曾经被迫沉默的议题，硬生生重新照亮。
（图为发起人廖文浩阐述政治愿景；右侧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
这场活动的核心不是“仪式感”，而是“恢复发声”。对许多人而言，香港的政治空间早已被挤压到几乎无处落脚：政党解散、媒体噤声、公共表达被定性为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成立”本身变成了一句宣告——不是庆典，而是拒绝消音。
发起人廖文浩在台上阐述政治愿景。他回顾香港在1997年后逐步恶化的处境，并将2020年《国安法》视作分水岭：自由法治从此急剧倒退，朋友入狱、组织被迫停止运作，许多人只能离开家园。他把这种变化称为对承诺的背弃与对社会的清算。
当天，活动现场发布《香港自由民主党（HKLDP）创党宣言》。宣言的措辞强硬，但结构清晰，几乎是按“行动清单”写成：其一，主张以“国际线”推动外交游说与公共倡议；其二，强调对践踏人权者进行制裁追责；其三，将“无条件释放香港政治犯”置于突出位置，并以“光复公义，自决未来”作为号召语。宣言试图把香港议题从“地方争议”重新放回“国际人权与制度责任”的框架之中。
研讨会期间，来自声援团体的代表发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强调，在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主张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香港人提出政治诉求，应当被尊重与保护。他同时回顾港人多次移民潮的历史背景，指出《国安法》后自由空间坍塌，是推动新一轮流亡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为中国民主党党员梁振华对香港自民党发起人廖文浩提问）
我在现场也作了临时发言。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流亡者，也是中国民主党成员。今天香港自民党成立，不是仪式，是香港人拒绝被消音的宣告。创党宣言讲得很清楚：第一，无条件释放所有香港政治犯；第二，对践踏人权者制裁追责；第三，香港必须走向自决未来，让香港人自己决定命运。中共撕毁承诺、以恶法镇压香港，这不是治理，是清算。我们今天站出来，就是要让世界继续看见真相、继续行动。”
（图为中国民主党党员冯仍现场发言）
发言结束后，会场短暂安静了一秒，随后掌声响起。那不是热闹的掌声，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彼此仍在，确认这件事还值得被讲，确认“未来”不是被允许才拥有，而是要靠行动去争取。
对外界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海外集会；但对经历过恐惧与噤声的人而言，它更像一次“重新把话说出来”的练习——把宣言、诉求与行动路线摆上桌面，接受质询，也接受记录。香港的处境并没有因为一场活动而改变，但至少在这个下午，有人选择不再把香港当作过去式。
In Los Angeles, a Group of Hongkongers...
权力、政党与人民的三角关系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委内瑞拉的清晨，街头爆炸声尚未散去，民众的欢呼却已经填满了加拉加斯的天空。有的在街角高呼“自由来了！”，有的放声哭泣，恍惚之间好像终于走出了永无止境的夜晚。这一切并非闹剧，而是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长期摩擦的浓缩图景。委内瑞拉的政权并非一夜之间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崩溃。它像一杯苦到极致的咖啡，长期浸泡着国家的制度、政党的结构和人民的期望。
国家是什么？
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权力的统筹者。它可以是法律与秩序的守护者，也可以是压迫与剥夺的机器。
马杜罗被抓的消息像闪电劈开夜空，不仅仅是一个人被拘押，更是一个权力体系失控的象征。在冷兵器时代，权力来自土地和军队；在现代，权力来自党、来自对话语的控制权、来自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委内瑞拉长期以来，石油成为国家的血液，而政党机器则成为撑起国家机器的支架。政党不再是人民意志的载体，而是权力本身的代言。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大厦，那么政党往往是其中最坚硬的梁柱。当梁柱开始腐朽，大厦内部的缝隙便会迅速扩大。
政党是国家的根基之一，但它的存在应该寄托于人民的愿望。然而，当一个政党与人民的利益长期脱节，它便会变成一个自转的机器。
这种机器有时看起来无比强大。它掌握军队、传媒、教育、经济命脉，看似牢不可破。但它同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政党的合法性不再来自人民，它就沦为权力的自我复制者。
委内瑞拉曾经举办选举，但长期以来，反对声音被压制、选举结果受到质疑——当政党把选举当成橡皮图章时，它就已经把自己与人民分离。结果不是人民离开了政党，而是政党先离开了人民。
在这种分离之后，无论政党如何高谈国家尊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怒斥他国干涉，它都像孤岛上的独裁者，四周是水，内部是干涸的希望。
当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甚至爆发出近乎庆祝般的反应——这并非对战争的狂热，而是对长期绝望的一种释放。人们欢呼的不是他国力量介入，而是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在历史时刻的突然松绑。
历史的深处，人民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一瞬，而在于日常的累积：从被孤立的声音、被禁止的集会、被封锁的言论，到街头那一句无意识的叹息。
当一个国家的政党形同独裁机器而不再代表人民意志时，人们其实生活在一种结构性的失语之中。权力的顶层高级官僚可以互相对峙、可以在议会辩论，可以对外强硬，但底层民众的意愿在权力结构中则往往是不可见的。民众的“庆祝”不是简单的喜剧式快感，而是对长期压抑后的一种心理解脱。
外力出现时，人们本能会分成两类：
一类欢迎它，因为它看起来终结了长期的压迫；另一类反对它，因为外力介入意味着国家主权受损。
这两种情绪都是真实的。
事实上，外力介入往往是矛盾的叠加体：它既可能终结一个腐朽的权力体系，也可能把新的外部意志强加给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人民高呼自由的同时，理性的一部分会问：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从何而来？
当外界调侃“美国来就是为了石油”，这其实是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冷嘲。权力总是带着利益而来，而国家、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就在这利益与权力之间展开无声的战争。但是对于人民，谁来当政都是一样的，眼前的生活更为重要。顶层的权力对于日常生活是遥不可及又息息相关的事，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是天赋人权。
历史上真正的强权，并非来自军队或财力，而是来自能否代表人民。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自我，就终将被人民抛弃；一个统治者如果只代表一己之私，那他被历史审判也是必然。
马杜罗事件是一出国际政治大戏中的一幕，它暴露了现代国家与政党之间的脆弱平衡，也提醒我们思考：国家为何而存在？政党与人民的契约意味着什么？人民的意志如何被听见与尊重？
权力不是象牙塔的奢侈品，而是对社会整体意志的集体回应。
失去了人民的权力，最终只是虚影一场。历史并不会因高墙和戒严而停滞，它只是在等待那个真正能够解读人民声音的人或力量出现。
权力、政党、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与平衡。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独裁者被捕而结束，它不会因为外力介入而完成正义。
真正的黎明，不是庆祝的烟火，而是人民终于能够自主选择自身命运的那一天。
这件事让我想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的一句话：“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可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很多中国人听此就会勃然大怒，觉得这是“卖国”“自恨”“给帝国主义递刀子”。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往往不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是他们自己被灌输出来的“国家崇拜症”。
刘晓波并不是在请求外国军舰开进黄浦江，也不是在为殖民历史洗白。他在说一件更残酷的事：当一个社会内部没有自我纠错能力时，唯一可能改变它的，只能是外力。
这是一种政治悲观主义，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悲观主义。
委内瑞拉的问题正是如此，并不是“马杜罗坏”，而是：它已经失去了通过内部政治机制更换坏人的能力。
选举被操控，媒体被压制，军队被党化，司法沦为橡皮图章。于是政权不再靠合法性生存，而靠恐惧。
中国的结构，本质上与之相同，只是更大、更复杂、更技术化。在这种体制里，人民不是公民，而是“人口”；政党不是工具，而是“命运”；国家不是公共空间，而是“权力容器”。
你可以骂，你可以忍，你可以逃，但你无法改变。
刘晓波那句“殖民三百年”的真正含义是：这个体系内部，已经没有产生自由与法治的制度土壤。
当人民被锁在体制里，外力就变成“撬棍”。很多中国人相信一个神话：“只要我们慢慢发展，专制会自然消失。”
但现实是：专制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更强大、更精准、更难推翻。
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也是。
当内部反对派被清洗干净，社会组织被摧毁，信息被垄断，人民就变成了沉默的多数，而不是政治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外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拯救人民”，而是：打断权力的自我复制链条。
这正是为什么马杜罗被抓时，委内瑞拉人不是抗议“主权被侵犯”，而是在街头跳舞。
他们太清楚：自己的国家早就不属于自己了。
其实“主权”在独裁国家，最终也只是统治者的盾牌。
专制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内政。”
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无法通过选票、媒体、法院、集会来表达意志时，这个“我们”还存在吗？
所谓“国家主权”，在独裁体制下，往往只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的占有权。
所以当中国的宣传机器高喊“反对外国干涉”时，翻译过来其实是：“反对任何可能削弱我们统治的力量。”
刘晓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被当成“叛国”的话。
殖民不是目的，破坏专制才是。
刘晓波不是要中国变成殖民地，就像今天委内瑞拉人不是要美国统治他们。
他们要的是一件更简单的东西：让这个不能被更换的权力，被迫松手。
在一个正常国家，政府下台靠选票；在一个极权国家，政府下台只能靠崩溃。
而崩溃，往往需要外力。
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被绑着、被堵着嘴、被没收钥匙，这时有人从外面把门踹开，你能说他“侵犯住宅权”吗？
中国与委内瑞拉的问题，从来不是“外国太坏”，而是：我们的门，早就被里面的人反锁了。
刘晓波的“殖民三百年”，不是对外国的跪拜，而是对本国权力结构绝望到极点后的冷静结论。
它的真正含义只有一句话：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我解放的能力，任何外力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起爆器。
愿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不再是牢笼，而是舞台；愿每一个政党都不是权力的牢主，而是人民意志的代言；愿每一个人民，都不再被噤声，而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拐点，拥有自己真实的名字。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People
Abstract: Using Venezuela's political crisis...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作者：张维清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
灾难从来不是偶然，而往往是制度的产物。当权力不受制衡、新闻透明被压制、民众权利被剥夺时，一个接一个的惨剧便不再是意外，而成为可以预见的悲剧。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火势蔓延时，当局竟然决定“让领导先走”，最终造成325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事后没有独立调查，也没有透明问责、没有制度性的反思。死亡被定性为“事故”，而不是一个需要追责和改变的社会问题。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处住宅楼发生火灾。由于长期封控等制度性措施，居民逃生受阻、救援迟缓，最终造成10人死亡。民众的愤怒迅速蔓延，演化为上海、北京等地的“白纸革命”。人们用空白纸控诉审查，最终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习近平下台”！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劣质材料、层层外判、监管失能、媒体噤声、民众投诉被当作空气——这一切都不是所谓的“疏忽”。这是制度性犯罪，是政治体制从骨子里烂到外墙的结果。当大火夺走生命时，中共首先做的不是追责，而是压制；不是公布真相，而是封口；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保护官僚和利益集团。
从克拉玛依的325人死亡、乌鲁木齐的封控悲剧，到宏福苑的159人死亡，贯穿其中的不是偶发意外，而是一个清晰的制度性危机。当权力无法被监督，决策者就会漠视底层民众的生命安全；当真实信息被过滤或封锁，事故原因就无法被透明调查和追究；当没有独立调查与责任追究，错误就不会被纠正，悲剧只会再重演；当公民无法参与决策、无法表达异议，风险就无法提前暴露和防范。
独裁和极权，是最大的公共安全威胁。只要这种体制存在，火灾会继续发生，矿难会继续发生，沉船会继续发生，塌楼会继续发生。只有当公众可以质疑权力、权力必须面对公众时，制度才能真正对生命负责。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独裁，势在必行！
One-Party Dictatorship, Disasters Everywhere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Li Kun Execu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