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攝影記者：關永傑 編輯：鍾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2026年4月18日（週六），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在灣區聖荷西舉行了首屆換屆選舉。大灣區黨員齊聚一堂，同時也吸引了灣區各界黨外人士，以及從洛杉磯遠道而來的中國民主黨洛杉磯黨部代表前來觀摩學習。選舉大會全程5小時，經過競選發言、投票、計票三個環節，共選出24個黨部幹部職位，以及10個支部共20個正副支部主任職位，合計44個職位。 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已成立多年，但為何在2026年才舉行首屆選舉？舊金山黨部主席方政在選舉前就記者的提問作出了回應：舊金山黨部雖成立於2010年，但長期規模有限，黨員人數一直維持在三、四十人的動態平衡。自2020年起，中國國內形勢發生劇烈變化，共產黨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倒行逆施，使得民眾追求自由、用腳投票的人數明顯增加，海外民運生態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大批逃離專制、追求自由的人士加入中國民主黨，使舊金山黨部黨員人數在2025年4月激增至60余人。在2025年4月20日的“整合大會”上，考慮到多數黨員為新近加入，彼此缺乏深入瞭解，尚不具備成熟的選舉條件，因此首屆領導層採取“任命制”，由主席、執行長及資深黨員（秘書長）任命骨幹，旨在快速規範組織框架。 經過一年的蓬勃發展，黨員人數現已再次翻倍至120余人。通過一年的運作與磨合，成員間已建立起基本的信任與熟悉度。2026年改推競選制，是為了給踴躍參與的黨員提供展現才能、代表民意的機會。這不僅有利於黨部建設、選拔優秀人才，也成為全體黨員實踐民主、學習民主規則的重要過程。 選舉大會主持人、現任舊金山黨部秘書長鄭雲向記者表示，此次選舉的候選人採用推薦與自薦相結合的形式，其中自薦候選人須獲得至少兩人聯名推薦，通過競選演講與黨員投票，以差額選舉方式產生最終人選，作為黨部實踐民主程序的重要一步。 候選人有序上台進行競選演講。各候選人準備充分、熱情高漲，在台上陳述理念、作出承諾，努力爭取更多黨員支持，整個競選發言過程持續約兩小時。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執委耿冠軍攜觀摩學習團隊專程自洛杉磯趕赴灣區。他表示：“一年前，我與王主席共同參加了舊金山黨部的成立大會和授旗儀式。一年後的今天再次回到這裡，看到舊金山黨部正熱火朝天地開展選舉工作，我感觸頗深。這次主要是抱著參觀、觀摩和學習的心態而來。目睹現場氛圍，我對舊金山團隊展現出的凝聚力感到由衷欣慰，也十分羨慕。相比之下，我們洛杉磯黨部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在團隊建設和實幹精神上，需要向舊金山方面學習。” 此外，耿冠軍還就黨內現狀作出回應。他表示，目前有黨外人士對王軍濤主席多年擔任主席一職提出意見。為了推動組織民主化發展，希望聯合三個以上黨部共同提出動議，推動黨主席改選。在接下來的改選計劃中，希望方政能夠成為下一任黨主席，帶領大家繼續前進。 同時，耿冠軍攜袁崛向與會人士推廣“中國議會”項目並進行選民動員。他介紹：“當前的民主舞台不能總是民主黨一家‘唱獨角戲’。為了打破這種局面、團結更多組織，我們推出了‘中國議會’項目。希望各界朋友多多支持，並現場註冊成為選民。在支部建設中，我們不僅需要腳踏實地做實事的同志，也需要表達能力強的人才，通過積極參與，讓有能力的同志競選成為議員，確保中國民主黨在中國議會中保持優勢地位。”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執委陳闖創則通過連線表示，中國民主運動長期存在“因人設事”的問題，即圍繞個人而非制度來組織發展，這不利於整體壯大。在與極權對抗過程中，關鍵在於提升自身實力、吸引更多參與者，並結合國際形勢推進抗爭，而不是簡單迎合外界或倉促提出不成熟方案。 關於組織制度，他認為不必因外界壓力頻繁修改憲章，例如選委會主席任期問題，在許多民主國家中也並非嚴格受限，應根據現實情況靈活處理。他強調，在流亡環境下，組織運作可以保持一定彈性，例如會議時間和任期安排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只要程序上可行即可推進。同時，各地組織分散並非壞事，反而體現活力，但需要共同承擔責任，特別是持續關注並支持中國國內付出巨大犧牲的民主人士。 據大會提供的數據，此次換屆選舉共有53人次登記參選，按不重復姓名統計為45位候選人。投票環節結束後，由黨外人士組成的義工團隊負責唱票、計票與監督。 新一屆黨部由方政擔任主席，胡丕政、張俊傑出任副主席，鄭雲任秘書長；組織架構方面，今年新增女權部與網絡技術部，支部則增設苗必達、奧克蘭、紐瓦克、聖利安珠及特別支部等5個支部。 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主席方政，副主席胡丕政、張俊傑 秘書長鄭雲，副秘書張小駒、任夢醒 組織部部長周雲龍，副部長李樹青 宣傳部部長繆青，副部長何宜城、呂小靜 活動部部長郭志軍，副部長李小林 對外聯絡部部長崔允星，副部長汪峰 女權部部長羅艷麗，副部長高俊影 青年發展部部長耿陸弢，副部長張鵬展 生活互助部部長李凱，副部長張繼順 網絡技術部部長韋旭光，副部長陳森鋒、莊帆 舊金山支部主任郭鑒鑫，副主任郝劍平 菲利蒙支部主任劉靜濤，副主任呂小靜 苗必達支部主任範國林，副主任任夢醒 聖荷西支部主任羅鳳文，副主任邢貴 海沃支部主任董新展，副主任牛建飛 奧克蘭支部主任高志彬，副主任姚榮濤 紐瓦克支部主任張善城，副主任王戰士 聖利安珠支部主任盧佔強，副主任吳志創 沙加緬度支部主任衛仁喜，副主任張小駒 特別支部主任李賢兵，副主任林嘉傑 大會在尾聲階段，四名新黨員在執委耿冠軍的帶領下，進行了莊嚴的入黨宣誓儀式。 新黨員（左二起）：唐偉逢、袁強、丁海峰、謝志城 選舉大會全部議程順利完成後，主持人與黨主席王軍濤進行連線。王軍濤表示，對舊金山黨部此次民主選舉大會的順利舉行感到鼓舞，並闡述了中國民主黨的發展思路，明確了黨的戰略核心：即通過突破常規手段，將中共暴政集團擠壓出權力中心，建立以民主憲政為目標的政治格局。他強調，民主革命本質上是一種全球化現象，單純依靠本土力量易陷入舊體制的循環，而歷史上的成功轉型往往源於海外先進規則、資本與本土政治權力的深度結合。 因此，海外民主黨人必須具備引領大局的“大氣”，將海外基地打造為政治實驗室。在自由的政治土壤中，率先進行組織體制改革和廣泛的政治表達嘗試，以此積累中國本土所缺失的憲政治理經驗。王軍濤主張，海外力量應與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直接結合，通過在海外模擬和推進先進的政治嘗試，為未來中國在關鍵時期的制度對接做好人才與思想儲備，從而在轉型時刻真正代表並實現國家的民主權利。 新任黨主席方政在會後向記者透露，這次選舉在具體操作上確實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受場地、時間以及參與人數較多等客觀條件限制，整體過程在個別環節上顯得略為倉促。但無可否認，此次活動的過程本身十分重要，無論最終效果如何，都為今後類似實踐提供了經驗參考。 新任副主席張俊傑則表示，對於許多華人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民主實踐機會。由於多數人並非美國公民，對總統選舉等制度性民主形式的參與感較弱，而這種社團內部的選舉，更容易讓人產生切身的體驗和參與感。因此，通過親身參與競選、演講、投票等環節，有助於加深對民主運作的理解。 此外，兩位受訪者一致表示，希望通過此次選舉活動，讓更多人對中國民主黨有更直觀、真實的認識，逐步消除過去的誤解與疑慮，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參與進來，共同投入到推動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進程之中。 San Francisco Chapt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Holds Inaugural Leadership Election to Practice Democratic Mechanisms Photojournalist: Guan Yongjie Editor: Zhong Ran...

作者：卜青松（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成员）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2025年的6月29日，我站在美国洛杉矶的街头，举起一块写着—消灭中共——的牌子。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表演、是不是作秀、有没有意义？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场行为艺术，而是一件极其严肃、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象征着我新生的事情。有人说，为什么是在美国？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一旦发生，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被中共消灭。在中共大陆，不要说公开举牌反对中共，即使只是举一张白纸，也可能被带走、被拘留、被判刑、被“消失”。 2022年10月13日中午，一名抗议者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拉起两幅白底红字标语：“反独裁、反专制”“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这位勇士叫彭载舟。随后，他被戴上手铐带走。此后，他在推特等网络平台上的公开发文被删除。后来，我们只能通过海外媒体获知他的消息。2023年10月12日，美国之音发布独家报道称，透过中国国内的信息源确认，彭立发仍被当局关押在一处未知地点，其直系及旁系家属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截至2024年1月7日彭立发50岁生日之际，他仍被中国当局羁押。同时，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中国大陆地图软件中，已无法再搜索到“四通桥”的信息。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大一学生张俊杰独自一人在主教学楼前举起白纸，被保安拍下照片。“大约五分钟吧，就有一些校领导、教授等冲过来，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之后就把我架到了一个会议室里面。”校方随后通知张俊杰的父亲将他接回家。回到家乡江苏南通后，父亲强行收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到家两天后，张俊杰迎来18岁生日。生日刚过，父亲便以检测隔离为名，将他骗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张俊杰手脚被捆绑起来，推进病房，在精神病房里被关了近半个月。 我想说，在中共统治下，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罪，反抗中共的表达更是罪上加罪、不可饶恕。我曾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当我没有觉醒的时候，我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可能还会为那种环境所鼓舞；但当我来到美国、见到自由之后，我才真正感到那种恐怖笼罩之下的压抑，也为那些深陷恐怖压迫却不自知的人而战栗。 在美国，我才可以举起反抗中共的牌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我也看到美国公民可以自由表达观点：她们可以批评总统，可以抗议政府，而不会因此失去自由。所以，我在美国举牌反抗中共，作为一个普通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人对举牌嗤之以鼻，说这很低级。我却恰恰认为，举牌是真正民主的基石，也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没有门槛的民主行为，是最重要的民主表达之一。 我是普通人，大多数人也都是普通人。我们想表达、想参与民主活动，却并不总知道该怎么做，如何正确地做，如何恰当地做。我不学中共，不是要去搞那套所谓的“革命”，那是共产主义最邪恶、最暴力的手段之一。 而举牌呢？不需要组织，不需要资源，不需要话语权，你只需要一块纸板、一支笔，以及表达的意愿。我们和平地举着它，和平地站在街头，让来来往往的人看到，甚至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表达。一个人站出来，举起一块牌子，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的是一种信号：我不同意。这四个字，对举牌的人，对看见牌子的人，都有巨大的意义。 有人说，你举牌是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身份、庇护，或者关注度？我不回避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人做出公开的政治表达，都一定与自身利益相关。如果一件事情与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承担风险去做？即使你身在美国，举起反抗中共的牌子，也仍然需要承担风险。2019年，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罗岱青因在境外发帖，回国时被捕。参与白纸运动的人士在出国后仍受到传唤，且在国内的资产也可能遭到冻结。 而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那个环境带来的压迫和限制。仅仅是在微博发一段骂证监会的话，就会有警察来恐吓你；仅仅是因为你的言论没有与中共对股市的正面宣传保持一致，就可能有警察来找你。所以举牌，不仅与我过去的利益相关，更与我未来的利益相关。我当然要举。 有人说，举牌没有用。但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一种犬儒主义——它否定个体行动的意义，也否认改变的可能性。事实上，举牌不仅有用，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想象。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世界里，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可以迅速传播到全球。我们在海外的表达，有机会被国内的人看到，也有机会被国际社会关注。 而举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有人在发声；让沉默的人看到——表达是可能的；也让世界了解——事实并不是中共叙述的那样。这些看似微小、甚至看似无用的行动，长期累积下来，将会爆发巨大的能量。 所以我会继续举牌。我的梦想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公开举起一面牌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需要担心被带走。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我就不会再恐惧回到中国。 那么，为什么要反抗中共，为什么要“消灭中共”呢？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反对中共，是因为这个政党建立在谎言之上，曾经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作恶。 那些谎言是如此荒诞而可怕。中共说，毛泽东是中国的救世主；可事实是，毛泽东掌权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皇帝，造成了1959年的大饥荒，又残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此而死去的中国人达1500万至55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中共说，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带来了中国的新生。但事实是，邓小平镇压了1989年的民主“六四”运动，断送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天安门广场的残酷镇压，造成大量死伤。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万人受伤；该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 而习近平时代的病毒谎言、清零政策，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残害了无数中国人.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真实的中共——那个包裹在谎言外表之下、内里极其邪恶的中共。于是，我选择反抗，选择消灭中共。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也还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抱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人站出来，也许不会立刻改变世界，但至少，我不会再选择沉默。 我举起这块牌子，不只是为了表达反对，也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情：中共的恐惧再强大，我也不会再屈服。 愿上帝保佑。 Why I Hold a Sig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ist the CCP Author: Bu Qingso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作者：许远舟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用枪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叫：人民想要说话。 1989年5月，北京的春天格外热。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最多时超过万人。他们带着帐篷、带着广播，搭起了临时的”民主大学”。他们喊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对话、反腐败、新闻自由。诉求并不激进，激进的是政府的回应。 6月3日深夜，坦克从长安街两端开进来。有学生站在坦克前不肯让路，有市民试图用身体阻拦军队。枪声在夜里响起，不是警告，是实弹。医院里彻夜灯火通明，走廊上躺满了伤者。有人死在广场，有人死在回家的路上，有人死在自己窗边，只是听见了动静探头看了一眼。那一夜，北京的街道上满是血。然后天亮了，军队清场了，广场冲洗干净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一夜死了多少人，没有官方数字。不是不知道，是中共不让说。一个叫丁子霖的母亲，她的儿子死在了长安街，她用后半生记录名字：237个，后来更多。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扇再也没有等到人回来的门。 一年，两年，三十七年过去了。中共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一个人被追责。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等了三十七年，等来的是每年这一天被软禁在家。中共这个政权，杀了人，还不让你哭。 三十七年前，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们说，这是”政治风波”，已经”正确处理”。但直到今天，你不能在微博上写”五月三十五日”，你不能在微信上发一支蜡烛，你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站着。一件他们自己说”处理好了”的事，为什么连提都不能提？是因为心虚，才需要这么多锁。 他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遗忘机器。不只是删帖、封号、屏蔽关键词，而是从娃娃抓起。’我们的教科书里没有“六·四”，课堂上没有“六·四”，连父母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起。一代一代的传承，传的不是真相，是沉默。这种沉默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精心制造的。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多是在完全的信息封锁下长大的。他们不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不想知道，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我不怪他们，我怪的是那个系统性地偷走他们记忆的政权。如果你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请记住一件事：你的国家，曾经对你的父辈举起枪。 以前的德国为奥斯维辛道了歉，南非也为种族隔离道了歉。至于中共？一个字都没有！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们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道歉意味着承认，承认意味着改变，改变意味着他们下台。所以他们选择：让你忘记这一切！ 镇压发生后，西方世界最初是愤怒的。美国、欧洲纷纷发表谴责声明，部分国家实施了对华武器禁运。但愤怒是短暂的，生意是长久的。九十年代，西方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共用经济增长换来了国际社会的沉默，用市场准入换来了外国政府的失忆。三十七年过去了，那些当年谴责中共的国家大多数早已与北京称兄道弟。他们选择了利益，把那一夜的血留给历史去记录，如果历史还被允许记录的话。 一个永远不需要被选举、永远不需要被问责、永远不会下台的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政治结构之一。不是因为领导人一定是坏人，而是因为这个结构本身会制造坏的结果，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这不是道德判断，这是历史规律。“六·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不是孤例。文化大革命是，大跃进是，新疆是，香港是。每一次都是同一套逻辑：党的存续高于一切，包括人命。只要这个结构不改变，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停止。 “六·四”事件之后，一批人离开了中国。他们在海外建立了杂志、电台、组织，几十年如一日地记录、呼号、坚持。他们老了，有的已经走了。他们最深的恐惧不是被遗忘，而是：等他们这一代人都走了，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一夜？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说下去？这篇文章，也是一个回答。 1989年站在广场上的年轻人，今天很多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的孩子，很多不知道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不是父母不想说，是说了有危险。这叫什么？这叫对下一代的二次谋杀！ “六·四”不是历史。“六·四”是他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执政逻辑，谁敢说”不”就让谁消失。房山的铲车、信宜的警棍、江油的催泪弹，同一套手段，在三十七年后换了个地方在用。 但历史从来不会自动走向公正。纽伦堡审判不是自然发生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六·四”的真相与追责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一个还记得的人拒绝假装忘记，需要每一个能自由说话的人替那些不能开口的人说出来。不让那些死去的人，死得无声无息，好像从来不存在！ 今天，无论你在哪里，请说出来，请转发出去。记住那些名字，不要让他们的沉默变成所有人的沉默！ 别忘，永远别忘！ After the Gunfire, Thirty-Seven Years of Silence Author: Xu Yuanzhou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Lyu Feng On June 4, 1989, the Chinese...

作者：杜吉平、付静争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每当复活节临近，我的心里总会多一份安静，也多一份思考。这是一个让人不能不去面对的时刻：关于苦难，关于牺牲，也关于盼望。 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而是他甘愿为世人承担罪的代价。他用爱回应仇恨，用牺牲换来救赎。 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也正因为如此，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信仰的核心。它告诉我们：黑暗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结局，绝望之中仍有盼望。 对我而言，复活节从来不只是圣经中的故事，也不只是宗教传统中的纪念。它已经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命，也进入了我的家庭。 2024年的复活节，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受洗归主。我们在神面前作出决定：愿意用余生来相信他、跟随他、依靠他。 那是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那一天起，我们知道，自己不再只是凭着人的力量去面对未来，而是愿意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 到了同年的圣诞节，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受洗了。当我们一家人先后走进洗礼的水中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家庭在信仰中的回应，也是神恩典临到我们家的印记。 从那以后，我们这个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一个愿意以信仰为中心、以神的话语为依靠的家庭。 当然，信仰并没有让现实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我们一样会遇到压力，一样会面对困难，也一样会经历迷茫和不安。但不同的是，信仰让我们在这些处境中，心里有了真正的安定。 因为我们渐渐明白，人的环境会改变，世界局势也会动荡不安，但神没有改变，他依然掌权。 这些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真正的信仰并不总是被这个世界理解。尤其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信仰常常会被误解，甚至受到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信仰自由，珍惜能够自由敬拜、自由祷告、自由见证主名的机会。 这种珍惜，不只是出于环境的对比，更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份不能被夺走的光。 十字架在人看来，似乎是失败，但在神的旨意中，却成为救赎的开始。复活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但正是这“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盼望。 今天，当我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更加明白：我们并不是因为人生一切顺利才相信信仰，恰恰是在不确定之中，在风浪之中，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相信。 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我可以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我可以选择在家中活出爱，可以选择在孩子面前持守信仰，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不否认我所相信的真理。 这个世界若真的需要光，那就从每一个愿意相信、愿意坚持的人开始。也许我们都很平凡，但当一个人愿意在十字架前谦卑下来，愿意把生命交给神，那样的生命，就会发出光来。 在这个复活节，我愿再次向主献上我的心志：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明天如何，我都愿意继续跟随你。因为我相信，十字架不是结束，复活才是答案；而在主里面的人，也终究不会失去盼望。 Before the Cross, I Choose to Believe ——An Easter Witness from a Christian Family Author: Du Jiping, Fu Jingzheng Editor:...

作者：张宇 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六周年的日子。 六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34岁的武汉医生在隔离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官方通报说，他死于新冠肺炎。但所有清醒的人都知道，真正夺走他生命的，并不只是病毒，而是一个把“说真话”视为威胁的政治体制。李文亮不是疫情的制造者，却成了体制失控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共安全的破坏者，却被当作“造谣者”按在地上训诫。 李文亮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没有召开记者会，没有煽动恐慌，没有对抗政府。他只是以一个医生的本能，在同行之间提醒一句：“注意防护”。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值得尊重的职业操守。但在中国，这却触碰了中国共产党最敏感、也最致命的神经——权力对信息的垄断。 正是在那一刻，李文亮被选中了。不是因为他多么出名，而是因为他足够普通。一个普通医生的声音，竟然能够动摇体制的“维护稳定”，这本身就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与恐惧。于是，训诫代替讨论，封口取代了防控，政治维稳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 六年过去，中国共产党试图用“烈士”称号为李文亮盖棺定论，用时间冲淡责任，用遗忘完成洗白。但有些问题，注定无法被掩埋：如果当初没有封口，会死这么多人吗？如果真话不是罪，李文亮还会死吗？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拒绝被再次欺骗。因为当一个政权必须靠压制真相才能维持运转时，李文亮的死亡，就不是一场悲剧的终点，而是无数悲剧的起点。 如果必须追究李文亮的“错误”，那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 2019年12月底，李文亮在一个仅限医生的微信群中，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类似SARS的不明肺炎”，建议大家加强防护。这不是公开发声，不是媒体爆料，更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一名医生在面对异常病例时，最本能、最职业、也是负责任的反应。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种行为只有一个名字：专业预警。 但在中国，它被定性为“散布谣言”。 这个定性本身，就已经荒谬到近乎残酷。因为如果连医生之间的专业提醒都必须等待官方允许，那么医学就不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附庸；防疫也不再是公共卫生行为，而是一场服从测试。 问题从来不在于李文亮“说错了什么”，而在于他不该在没有得到政治许可的情况下说任何话。中国共产党无法容忍的，并不是真假问题，而是控制权问题。真相如果不是从官方口中说出，即便完全正确，也被视为威胁；专业判断如果不服务于政治，即便挽救生命，也会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医生，被拉进派出所；一张无需法庭、无需证据、无需辩护的训诫书，被强行按在他面前。那不是法律文书，而是权力向个体发出的赤裸警告：你可以是医生，但你不能先于党说话。 更讽刺的是，李文亮后来感染病毒，并最终去世，恰恰证明了他当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谣言”，成了现实；所谓“维稳”，成了灾难的前奏。但在中共的体系中，正确与否从来不是评判标准，服从与否才是。 因此，李文亮真正的“罪名”只有一个：他在一个以谎言维持秩序的体制里，说了一句实话。而当一个社会把“说实话”定义为原罪时，任何专业、任何良知、任何普通人，都会随时成为下一个李文亮。 李文亮的遭遇，迅速完成了一次高效的社会教育——它不需要文件下发，不需要会议传达，却精准地让每一个人学会了同一件事：沉默，是最安全的专业选择。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最可怕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对每一个人施暴，只需要让暴力被看见一次。恐惧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进入制度、进入组织、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判断中。久而久之，封口不再需要命令，自我审查会自动运转。 在这样的环境中，疫情失控并不是意外，而是结果。 当早期预警被压制，当专业判断被噤声，当所有人都在等待“上面的态度”，病毒却不需要态度。它不理解维稳，不尊重权威，也不在乎政治正确。它只遵循生物学规律，而恰恰是这些规律，被中国的政治系统忽视。 更讽刺的是，当灾难已经无法掩盖，舆论开始反噬，中共并没有反思体制本身，而是迅速切换叙事：从“没有人传人”到“人民战争”；从“造谣者依法处理”到“感动中国英雄”。责任被稀释，错误被模糊，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制度问题，再一次被推入沉默。 李文亮并没有等到一个真正的道歉 ，社会也没有等到一次真正的反省。相反，这种“以恐惧换稳定、以沉默换秩序”的治理逻辑被证明是可行的，于是被继续沿用。 从疫情到后来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套模式的不断复制： 先封口，再失控；先否认，再宣传；先牺牲个人，再歌颂集体。 李文亮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的遭遇，清楚地展示了一个事实：在一个惩罚诚实、奖励服从的体制里，灾难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制度必然。 当整个社会被训练成“不要第一个说话的人”，当所有专业都学会向权力低头，下一次悲剧的种子其实已经种下。而它是否爆发，只取决于时间。 在李文亮去世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完成了一次熟练而冷酷的叙事转换。 他被“平反”了。他被追授“烈士”称号。他被纳入官方纪念体系，成为可控的符号。 表面看，这是对一个逝去医生的肯定；但本质上，这是一场权力对责任的系统性逃避。 真正的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是谁下令训诫？依据是什么？程序在哪里？如果李文亮没有“被造谣”，为什么当初要他签字认错？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当时惩罚他的权力，是否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伤害？这些问题，没有调查，没有问责，也没有结果。 所谓“平反”，并不是为李文亮讨回公道，而是为了体制止血。它的目的不是厘清责任，而是尽快终结讨论；不是修正制度，而是恢复权威。通过赋予他“烈士”的身份，中共成功地把一个制度性问题包装成了一场个人悲剧，再把悲剧纳入可被管理的叙事之中。而真正需要被审视的制度，却因此逃过了清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文亮事件之后，同样的封口机制并没有停止。相反，它被证明是“有效的”，于是继续被复制、被常态化。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不同阶段的公共事件，权力依旧优先选择控制信息，而不是尊重事实。 这恰恰说明，所谓“平反”并没有带来任何制度性改变，它只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情绪安抚，是对公众愤怒的临时止痛药。真正的责任人没有付出代价，真正的机制没有被拆除，真正的问题仍然完好无损。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纪念意味着反思，意味着改革，意味着不再重演同样的错误。而在中国，纪念往往意味着盖棺定论——不仅为逝者盖棺，也为问题盖棺。 因此，“烈士”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一道封条。它告诉人们：故事已经结束，不必再追问；错误已经翻篇，不必再讨论；体制已经自省，不必再质疑。 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拒绝追责、拒绝反思、拒绝改变的体制，不可能从悲剧中学习。它唯一学会的，只是如何更高效地掩盖、更熟练地转移、更冷静地等待人们遗忘。 而对李文亮而言，这样的“平反”，不是安慰，而是第二次伤害。 李文亮的存在，戳破了中共长期维持的一个核心谎言——它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保护人民、依靠专业治理国家。但当一个真正站在公共安全一线的医生被当作威胁处理时，这个谎言就瞬间破产。体制所展现的，不是自信，而是恐惧；不是能力，而是脆弱。 更致命的是，李文亮让无数普通人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反对党”，而在于你是否说了不该由你说的真话。 这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安全的诚实”。只要你的事实先于官方口径出现，只要你的判断不受政治控制，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训诫、被噤声、被牺牲的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极权维持统治的关键工具。 李文亮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需要靠压制医生、恐吓专业人士、封锁预警信息来维持秩序，那它到底在害怕什么？答案并不复杂。它害怕的，是事实本身；是无法被指挥、无法被统一口径、无法被“正确引导”的现实。它害怕普通人意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知，官方叙事并非天然正确，真相并不一定掌握在权力手上。 李文亮不需要被神化。他的危险性，恰恰在于他的普通。他证明了一件让中国共产党极度不安的事实：不需要反抗者，只要还有人坚持不说谎，谎言体制就永远无法真正安全。 六年过去了，李文亮的名字仍然被允许出现，但他说过的话，却依然危险。 如果一个政权真心尊重真相，那么说出真相的人不需要以死亡换取清白；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以人民生命为先，那么预警者不会先被训诫，再被追授； 如果所谓“平反”不是谎言，那么同样的封口、同样的恐惧，就不该在六年后依然存在。 但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什么都没有改变。 李文亮的悲剧，没有终结在他的死亡那一天，而是被制度完整地继承了下来。继承的不只是训诫书这种具体手段，而是一整套以控制代替治理、以封口代替责任、以遗忘代替清算的统治逻辑。 李文亮不是体制的例外，而是体制的必然产物。 六年过去，我们真正要纪念的，不是一个已经无法说话的人，而是那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惩罚诚实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不再开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李文亮的死亡，就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使在谎言构筑的高墙之内，真相仍然在敲门。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拒绝成为一个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的人。 A truth teller dies in a system of lies Abstract: Li Wenliang's death is not only a pers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