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魏晓鸣 翻译：戈冰 当表达逐渐成为风险，沉默便成为常态。本文从个人写作经验出发，思考言论空间收缩、公共讨论消失与社会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真正的自信，不在于消除不同声音，而在于能够面对它们。 表达原本是一项权利，却在现实中变成风险。因为当一个社会开始习惯沉默，它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个体所承受的压力。 我之所以持续写下去，并不是因为情绪，而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允许人们假装看不见。一个普通人，仅仅因几段言论被约谈、被限制、被警告，这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常态。当公共讨论被视为“敏感”，当批评被轻易贴上“敌对”的标签，问题就不再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言论自由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赞美，而在于质疑。赞美不需要勇气，质疑才需要。真正考验制度自信的，也不是听到掌声时的从容，而是面对批评时的态度。一个连质疑都无法承受的权力，本身就暴露出脆弱。 近年来，围绕“意识形态安全”的强调越来越频繁。官方反复提出必须维护主流舆论阵地，强调网络空间治理和舆论导向统一。在一系列治理框架下，“安全”成为高频词汇。然而，当安全的边界不断扩大，表达的空间就不断缩小。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威胁？理性的批评是威胁吗？对政策的不同看法是威胁吗？普通人的疑问又算不算威胁？ 如果所有不同意见都被归入风险管理的范畴，那么公共理性就会被行政逻辑取代。平台自我审查，媒体统一口径，个人学会闭嘴。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共识：大家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人公开讨论。沉默不代表认同，只代表恐惧。 恐惧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是社会活力的消退。没有自由讨论，就没有创新思想；没有思想的碰撞，进步也就失去了土壤。第二，是信任的流失。当人们无法通过公开表达解决问题，便只能在私下发泄情绪，信任便会逐渐瓦解。 有人会说，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从来不是压出来的，而是建立在透明和信任之上。如果批评者被视为破坏者，那么社会就只剩下两种人：沉默者与承担风险的人。这样的结构，本身难以长久维持。 继续写下去，并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记录。当表达需要勇气时，写作就具有了见证意义。哪怕声音微弱，也意味着社会还没有完全陷入沉默。 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应当允许人们提出问题，而不是只允许重复答案。真正的自信，不在于屏蔽不同声音，而在于面对它们时仍然能够保持从容。 如果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未来又从何而来？或许有人会问：这样写真的有用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思想从来不会因为压制而消失，只会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真正决定时代走向的，不是恐惧本身，而是恐惧之下仍然选择发声的人。 这不是终点，而是继续。因为沉默的代价，往往比发声更高。 Speaking Out Despite Fear --Wei Xiaoming Translated by Ge Bing When expression becomes a risk, silence becomes the norm. Drawing from personal writing experiences, this essay explores...

作者：胡德旺 编辑：程伟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后，最终于2023年5月逃离了中国大陆。离开后，我才敢把在中国真实的生活经历写下来，希望让更多海外的人了解：中共所宣传的“盛世繁荣”完全是一场谎言。 一、来自长辈的血泪记忆 我的外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我母亲说外公的尸体停放一夜后，第二天早上她看到外公的眼睛被老鼠吃掉了。难以想象，那是个怎样饥荒的年代，老鼠饿得都能啃食人类的尸体。直到今天，她谈起这一幕仍然内心恐惧。所谓的“自然灾害”，实则是中共荒唐政策制造的人祸。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都是违背人性和经济规律的一场场闹剧。然而承担后果的确是普普通通的中国民众。在那场饥荒中有多少人被饿死，多少家庭毁灭，酿成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

作者：吕峰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偶然间看到一位博主描述在河内街头的日常：游客可以使用Google地图、WhatsApp、Facebook，可以用Uber叫车，可以使用Visa或Mastercard付款。这些系统对接全球标准，无需额外学习一套“本地规则”。相比之下，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却无法访问Google、Meta，许多消费场景只支持微信或支付宝，想要注册两个系统必须绑定中国手机号，并且所有的功能需要本地银行账户，新时代的数字系统完全依赖实名认证。中国人所谓的“数字便利”，为什么面对海外游客便失效？ 我想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答案——中国的数字效率，完全建立在对社会的高度监控之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构建了一套极度整合的数字体系：全面实名制、行为轨迹可追溯、各大平台与行政系统深度互通、金融、通信、出行的数据被集中管理。这种结构极大提高了内部效率。扫码支付、数字政务、移动生活被共产党描述为“制度优势”的象征。但是，效率服务必然不是免费的。它依赖持续的数据收集，依赖个体身份的全面绑定，依赖行为的长期可追踪性。共产党将便利与监控被深度绑定。当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平台之间的数据叠加，意味着所有人的行踪高度可见与高度可控。 早晨买一份早餐，支付平台记录时间与地点；白天与同事沟通，社交系统留下信息轨迹；夜晚取件回家，电商平台标注住址与消费记录。若所有这些数据最终汇集于权力之手，个体便如同置身玻璃屋中，隐私与边界逐渐模糊。对体制而言，这是高效治理；对个人而言，这是持续暴露。而海外游客不在本地实名体系内，没有长期数据沉淀，不嵌入国内金融系统，无法被完整纳入平台数据网络。结果显而易见，对内高效的系统，对外部个体却充满摩擦。这不是偶然的技术落差，而是制度边界的体现。中国数字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可控性”，而非“全球兼容性”。这正是那篇越南游记所揭示的根本差异。 越南同样对数字信息监管，但并未建立系统性技术屏蔽。Google、Facebook、YouTube都可被正常访问，国际支付系统被广泛使用，各数字平台与全球体系连接。当数字空间形成高墙，长期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旅游体验，而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以及与国际连接互通的能力。 由此，我想到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国内看似获得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当世界进入工业化与全球贸易阶段时，中国被边缘化。今天，中国在数字空间的高度隔离，就是在制造新的制度壁垒。 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在短期内动员资源，制造效率神话。但当效率依赖于监控，当便利依赖于数据集中，当稳定依赖于信息封锁，体制便陷入一个循环：为了维持秩序，需要更多控制；为了维持效率，需要更多整合；为了维持安全，需要更高的隔离。历史反复证明，专制政权为了维持内部稳定而强制与外界隔绝，都将在封闭的循环中耗尽自身的生机。 一篇越南游记看似平凡，却揭示了一个清晰的事实：中国的数字便利并非普世型便利，而是内部治理型便利，便利的代价是每一个人被监控。这个不断加固的数字高墙必将迎来轰然倒塌的一天，就像历史上看似坚固的柏林墙一样。 The Price of Convenience is Surveillance — Reflections on Reading a Vietnam Travelogue Author: Lyu Fe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一个亲历强制流产女性的时代启蒙与反思 作者：钱钰琳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叫钱钰琳，出生在1991年的中国海南。我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计划生育是一项正确而必要的国策，课本上说，它让国家摆脱了贫困，让社会更加稳定有序。那时候，我从未怀疑过这些话的真实性，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对生育的管理，是一种合理的安排，而不是对个人的干预。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怀孕，我才真正明白，这项所谓的“国策”，意味着什么。那一年，我被医院查出怀孕八周，因为没有结婚，我被认定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随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直接进入我的宿舍，把我带到医院，在未经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实施了流产手术。那一天，我躺在手术台上，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内心的绝望强烈，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而是可以被一种更高权力决定命运的对象。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手术，而是一种无声却彻底的否定，它否定的不只是一个未出生的生命，也否定了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当拥有的选择权。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一切，我告诉自己，这是国家政策，是时代的要求，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可多年以后，当我看到中国开始全面开放二胎、三胎，甚至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催促女性生育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的疑问，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同样是怀孕，在2012年，我的怀孕被认定为错误，被强制终止，而在今天，怀孕却被赞扬，被鼓励，被视为一种对国家的贡献。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生育是一种责任，那么当年为什么不允许我承担这种责任？如果生育是一种权利，那么当年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利？当一种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年代，被完全相反地定义为错误和正确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对与错，究竟是基于什么标准？ 我逐渐意识到，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政策背后，个体从来不是被真正考虑的中心。计划生育时代，国家需要减少人口，于是女性的生育被严格限制，甚至可以被强制终止；而当人口开始下降，国家需要增加人口时，生育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女性再次被赋予新的角色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决定权始终不在个体手中，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权力结构之中。女性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被当作一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的工具，而不是完全属于个人的存在。 这种认识，并不是在一瞬间形成的，而是在经历和时间中慢慢累积起来的。我开始明白，我曾经经历的强制流产，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更是一种时代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在那个逻辑里，个体的意愿可以被忽略，个体的痛苦可以被解释为必要的代价，而个体本身，只是一个更大目标中的一部分。当我再看到那些鼓励生育的宣传时，我感受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清醒，因为我已经明白，在那种体系下，生或者不生，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属于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可以被定义、被改变、甚至被强制执行的决定。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思考自由的意义。我逐渐明白，自由并不是单纯拥有某种权利，而是拥有决定是否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可以被强制不生，也可以被鼓励必须生，那么她真正缺少的，并不是生育本身，而是选择的权利。当一个社会可以在短短十几年之间，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却从未真正面对和反思那些曾经被迫放弃的生命和人生时，我开始意识到，真正需要被启蒙的，不只是个人，而是对个体价值本身的重新认识。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尊严，并不在于她是否生育，而在于她是否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时代的需要所决定。 When Will My Womb Truly Belong to Me? — The Awakening and Reflection of a Woman Who Experienced Forced Abortion Author: Qian Yulin ...

作者：刘炳良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习近平总书记： 您好！ 我是一名离开中国逃亡海外的中国公民，中国民主党党员。今天以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心系国家兴衰的公民身份，向您进言。 目前的中国，地方不敢言实情，专家不敢讲真话，官员以“不出事”为最高追求，百姓生活看不到希望，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不畅，经济萎靡，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各种社会隐患聚集。 ...

作者：韩立华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章内容，在第五卷第五章。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最后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的实在太多。不论是它的篇幅的宏大、内容的丰富，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思想的深刻，都可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集大成之作。 大概二十年前，友人宋承发寄来的第一封信中讲到，每次他和一个朋友相识，会先提一些问题，好像问卷一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我在回信中说，我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其实，那时候所说的喜欢更多的是惊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风景的呈现，对人的表面光洁之下灵魂的污秽，以及那污秽之下对真理和纯洁的渴望的深入挖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认识到，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一个流浪汉，一个妓女，一个孩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有他（她）的灵魂，都有他（她）的尊严，在生命的某个瞬间都会绽放出他（她）最初被造时的光芒。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他们的小说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人物、情节和写作技巧。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传达自己的思想。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能看出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世界文学两座高峰的原因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对后来的俄罗斯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 别尔嘉耶夫说：“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能引起冲动，因而灵魂得到新的火的洗礼。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的人，就会成为新人，他面前展现出新的存在尺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小说，特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呈现出这样的冲击力和存在尺度。 而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笔记中所写，这本书整个是对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的回应。 那么《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究竟是在讲什么？为什么它对《卡拉马佐夫兄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如此重要？ 《宗教大法官的传说》是小说中伊凡所写的一首长诗。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一个嘈杂的、乌烟瘴气的小酒馆里。 请注意“小酒馆”这个地方。正如伊凡和阿廖沙对话中所说的：“俄国的年轻小伙子，我指的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直到如今还在干些什么呢？举例说吧，这里是个肮脏的小酒馆，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躲在一个角落里。……你看他们在议论什么呢？他们不谈别的话题，谈的都是些世界范围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朽？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谈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谈用新的方式改造全人类，实际上这是一回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下面我们涉及到小说原文所使用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 徐振亚、冯增义的译本 1996年版） 是的，“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朽”，这对当时真正的俄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上帝折磨了我一生。” 伊凡在小说中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神论者，却时时被信仰的问题纠缠。 在和弟弟阿廖沙讨论“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时，伊凡说：“亲爱的，十八世纪有一位有罪的老人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上帝，那就应该把他造出来。而人真的造出了一个上帝。假如上帝确实存在，那倒没什么奇怪，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种想法——非有上帝不可的想法——居然能钻进像人这样野蛮而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想法又是多么神圣，多么动人，多么聪明，给人带来多大的荣誉。” 这里所说的“有罪的老人”指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伊凡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到底有没有上帝，而是问：人为什么需要上帝？ 他有一个着名的观点：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但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说，当伊凡大声呼喊“一切都是允许的”时候，“并不是要求得到拯救和快乐的喊声，而是一种略带苦味的发现。相信一个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上帝，这种信仰的诱惑力大大超过了作恶而不受惩罚的权力。” 至于上帝是否存在，伊凡说，这是他的这个欧几里德式的世俗的头脑所无法解答的。虽然他愿意接受上帝，但是他不愿意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伊凡不愿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小说第五卷第四章《叛逆》中伊凡作出了详细的解释。这一章的冲击力之强，甚至使得作为反击的第六卷佐西马长老的回应都看起来力不从心。 下面我们来看伊凡的讲述。 《叛逆》这一章是伊凡对上帝的严厉控诉。其实这也是神学中一个古老的难题：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世界上有苦难存在？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让无辜的人受难？ 伊凡的控诉集中在孩子的痛苦上面，他的理由是：“可以爱近处的孩子，哪怕他们蓬头垢面，外貌丑陋（不过我觉得孩子的面貌从来不会丑陋）。第二，我所以不愿谈成年人，除了他们令人讨厌，不值得爱以外，还因为他们遭到了报应：他们偷吃了禁果，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现在他们还在偷吃禁果。但孩子们什么也没吃过。” 这种聚焦的效果就像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里那个全片黑白背景下的红衣小女孩一样，充满了冲击力。 伊凡详细描述了一桩桩针对孩子的暴行录。 ①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将婴儿逗笑之后当着怀抱他的母亲的面，举起手枪把孩子的脑袋打得粉碎。 ②瑞士的一个从小被父母遗弃的私生子，度过了贫苦悲惨的童年，长大后在日内瓦抢劫杀害了一个老人，被判死刑。在监狱里被感化信了主，受了洗。然而这并没有减轻和延缓他的刑罚，他按照原来的审判被砍下了脑袋。 ③俄国的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被她有知识有教养的亲生爸爸用树条抽打，并且越抽越带劲，越抽越兴奋，最后在法庭上父亲被无罪释放。 ④俄国的一个五岁小女孩，也有两位有教养的父母。他们不但对小女孩拳打脚踢鞭子抽，还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大冷天，在厕所里把她关了一夜，怪她夜里不叫大小便，把她拉的屎涂到她脸上，还硬逼着她吃屎（这是她母亲做的）。 ⑤也是在俄国，农奴制最黑暗的年代，在一个告老还乡的将军家里，他的一个农奴的孩子，八岁的小男孩，不小心打伤了将军一条狗的腿，于是将军就放出他全部的猎狗，将被剥得精光的小男孩撕成了碎片。 我想起在疫情封城期间，我所住小区的一只流浪的小黄狗，平时我经常喂他，它也特别乖巧。后来小狗不见了，是被小区里的人杀掉煮着吃了。 伊凡说：“有时候形容一个人残酷得像‘野兽’，其实这是极不公正的，委屈了野兽。野兽绝不可能像人那么残忍，残忍得那么巧妙，那么精致。” 伊凡认为，人们在感情上无法忍受、在理智上也无法理解的正是世界上存在着这种痛苦和苦难。是的，大人也会遭受痛苦，但他们已经吃过禁果，已经知道善恶，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他们犯罪之后的代价。但伊凡不能理解的是，孩子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他们是无辜的。 伊凡想要报复，并且不是在某个无限遥远的地方和时间，而是在这地上，他能亲眼目睹恶人遭报。就算有未来永恒的和谐，伊凡也不同意用受苦的孩子当作为他人培育未来和谐的肥料。 是的，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未来永恒和谐的愿望当中，基督教也是这样。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5：25）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 伊凡并非没有读过圣经，他也知道在未来的和谐中一切都将得到解释，那时他会看见那个母亲和那个驱赶猎狗撕碎她儿子的凶手互相拥抱，两人流着泪高呼“主啊，你真英明”。但是现在，伊凡说：“趁着还有时间，我要赶紧独善其身，所以我坚决拒绝最高和谐。这种和谐还抵不上那个受尽折磨、用拳头捶打自己胸脯、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向‘上帝爷爷’祈祷的那个女孩的一滴眼泪，抵不上的原因在于她的眼泪是无法抵偿的。……我不要和谐，出于对人类的爱我不希望和谐。我情愿保留未经报复的痛苦，最好还是保留我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我错了也心甘情愿。再说大家对和谐的价值估计得也太高了，我们完全支付不起这张过于昂贵的入场券。所以我要赶紧退还这张入场券，只要我是个诚实的人，那就应该尽快退还。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廖沙，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入场券还给他。” 伊凡认为孩子的眼泪是无法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去宽恕虐待孩子的凶手，包括孩子的母亲也没有权利。他质问阿廖沙：“假如为了造福人类，为了给他们和平和安宁，你自己正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一个小生命，就是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胸脯的小女孩，用她未经报复的眼泪作为这座大厦的基石，根据这些条件，你能答应担任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 阿廖沙跟伊凡一样，不会接受孩子无辜受难的基础上的人类幸福生活。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伊凡的思想中有一些极其宝贵的东西，就是不愿为了一个宏大的理想或目标而牺牲世上哪怕一个弱小的个体。联想中国的强拆和城管对路边摊贩的驱逐，就可以看到他们正是因为无视这一点而心安理得地为所欲为。 到现在为止，这一章几乎是伊凡的独白，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勇气。他要让伊凡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也不试图削弱伊凡言论的力量。因为信仰若是真理，它就必须能够经受住情感的冲击和理性的质疑。 其实，上面伊凡所说的，一定程度上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表达的。包括这一系列的虐待儿童的记录，都在他的《作家日记》中提到。还有我们刚才读到的“建造人类命运的大厦”的话，1880年在普希金纪念活动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中，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论述。 演讲的背景是关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来自外省的女主人公塔吉扬娜爱上奥涅金，但奥涅金由于骄傲，看不上这个纯朴天真的姑娘。后来，塔吉扬娜嫁给一位年迈的将军，她在彼得堡重逢奥涅金。这一次，奥涅金发现了她的魅力，开始追求她，却被她断然拒绝。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说就是“当初你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当然，塔吉扬娜没有这么世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她的这一拒绝体现了俄罗斯女人的神圣和高尚的品格。因为她知道，抛弃丈夫将会使她的丈夫“蒙受耻辱，这将意味着他的死亡。一个人能够从另一个人的不幸中找到幸福吗？”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伊凡的口气说：“幸福，在于精神的最高和谐。……请问，如果您自己建立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在最后使人幸福，最终给他们以和平和安定。你再想一下，为此必须和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仅仅是一个人…您会同意在这个条件下成为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演讲和他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同一时期） 所以，《叛逆》这一章伊凡的控诉，我们也可以理解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控诉，不同之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意义，他也同时准备对伊凡的观点进行反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编辑的信中，把伊凡的这些观点形容为“当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大杂烩。它们不是否定上帝，而是否定上帝创造的世界的意义。社会主义全都肇始于否定历史的现实意义，然后终结于某种毁灭世界的无政府主义纲领”。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准备通过小说中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来反驳伊凡的观点。那么，长老的遗言是怎样反驳伊凡的观点的呢？ 我们知道，伊凡是基于对无辜受难的孩子的爱而要求报复，否则他宁愿毁了自己，宁愿保留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错了也心甘情愿。 其实伊凡对孩子的爱，从根本上说也是基督教的“爱他人”思想的体现。正如伊凡在跟阿廖沙谈孩子之前讲到的，人很难爱亲近的人，身边的人，具体的人，只能爱远处的人，抽象的人。那么照伊凡的观点，他对孩子的爱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抽象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若是具体的爱，这又是人的本性难以做到的，唯有基督或是通过基督才能做到。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凡因着理性拒绝了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但在理性之上他仍然践行着基督之爱。就像他说的：“爱生活本身超过爱它的意义。” 佐西马长老劝诫的核心也是爱的普遍性。“因为世界就像一片海洋，一切都是流动的，相通的。你在这儿触动一下，世界的另一端就会作出反应。” 所以他要我们爱上帝创造的一切，既包括整体也包括每一粒沙子。“爱每一片树叶，每一道上帝之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他再一次提到要爱孩子，“特别要爱孩子，因为他们也没有罪孽，像天使一般，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感动我们，净化我们的心灵，给我们以启示，欺负婴孩的人是可悲的。”这一点长老和伊凡和阿廖沙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怎样对待那些伤害孩子的恶人呢？比如那个放狗撕咬孩子的将军，长老不赞成伊凡和阿廖沙的意见，“枪毙他们”，而是说：“你应该永远作出这样的决定：‘要用温柔的爱去感化他，如果你永远下定了这样的决心，那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 长老认为，“我们的天性中有许多最强烈的感情和冲动是我们在人间暂时还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帝从另外的世界取来种子播撒到这个世界上，培育了自己的花园，长出了一切可以生长的东西，但他培育出来的东西全靠与另一个神秘世界具有密切联系的感觉而得以存在，获得生命。如果你内心的这种感情淡薄了或者被扼杀了，那么在你心中成长的一切也将随之消亡。那时候你就会对生活感到冷漠，甚至仇视。” 伊凡主动割裂了自己思想和感情同上帝的联系，以上帝所赐的爱来反对上帝，所以他找不到出路，后来发疯了。 关于无辜的人为何遭受苦难，这在神学上叫“神义论”。基督教并未回避这一问题。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约伯记》，就是在讲述这一古老的困惑：当人无辜受难时，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何让他所爱的人遭受苦难？ 佐西马长老在他的讲述中就以感人的语气回忆他八岁时第一次在教堂聆听《约伯记》的场景，其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童年的经历。 《约伯记》讲述了上帝为了考验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约伯，任由撒但使约伯遭受各种残酷的折磨。 长老说，约伯的故事“伟大之处正在于这里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来去匆匆的凡人形象与永恒真理结合在一起了”。 在长老看来，这个故事的奥秘在于，尽管受尽世间的苦难，约伯仍然宣称他相信上帝。 长老还说，约伯最终将会像爱他失去的孩子一样爱他那些新的孩子。他说这是可能的，可能的，“旧的创伤可以通过人生的沧桑巨变逐渐转化为宁静而感人的欢乐，年轻人沸腾的热血将被老年人的谦和和睿智所取代。”（这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的圣徒吉洪的话） 那么基督教怎样看人无辜受难的问题呢？ 就以约伯为例，神若真的存在，他的属性是公义的，赏善罚恶。但约伯并没有犯罪，就像伊凡所讲的那些小孩子一样。圣经说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约伯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遭受苦难，我们读过《约伯记》也会看到约伯受难不是因为他犯罪了，而是来自上帝与撒但的赌约。至于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考验、证明约伯的信心，也是一个奥秘。但是约伯和前来安慰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天上的赌约，所以整卷书几乎都是约伯和他们的辩论。朋友们认为约伯受苦肯定是因为他犯了罪，而约伯宁死也不认为自己有罪。 最后当上帝向他们开口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解释约伯受苦的原因，也没有为自己的公义辩护，而是申明了自己的大能和主权。于是约伯不再争辩，他认识到神掌管万有并且常常眷顾自己，不会撇下自己不管，于是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2-5） 是的，就像长老所说，“我们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个世界，而在另一个世界，在于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我们的良知来自于上帝的良善，我们的理性来自于上帝建立的秩序，我们对他人的爱来自上帝对我们的爱。伊凡虽有良知、理性，虽有对他人特别是对孩子的爱，但他的眼睛只盯在地上，所以他愤怒，他不明白，他拒绝了上帝，拒绝了天堂的永恒和谐，这是一种可贵然而也可怕的态度。这种思想转化到恶的一面就是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就是他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宗教大法官，也都跟这种思想有关。用伊凡的一句话总结：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 伊凡身上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在和阿廖沙的谈话中认为“爱生活要超过爱它的意义”，所以他的理论未来某一天还有经过生活洗礼发生改变的可能。此刻，他对于上帝是否存在也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所以长老说他“有一颗高尚的心，能‘思考并探索天上的事，因为我们的住所在天上’”。 不得不说，伊凡基于人道的立场对上帝的控诉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在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似乎更有了让人无法反驳的力量。阿廖沙赞成伊凡对孩子的爱，但反对伊凡对上帝的指控。所以直到这一章的最后，阿廖沙才开始求助于耶稣基督——“那唯一无罪的人。”“你刚才问：全世界有没有一个能够宽恕而且有权宽恕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的，他可以宽恕一切，宽恕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因为他自己为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献出了自己清白无辜的鲜血。你忘记了这个人，大厦正是建筑在他身上的，人们正在向他呼喊：‘主啊，你真英明，因为你指引的道路畅通了！’” 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 (I)— Why Do the Innocent Suffer? Author: Han LihuaEditor: Zhang 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