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凛冽的寒风中，偏远地区的孩子穿着破烂单衣，脚上还是夏天的凉鞋，小手被冻得一道道开裂。这是许多中国人都见过的刺痛人心的画面。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长期缺乏照料与御寒条件的留守儿童死于破旧屋中，这一事件曾短暂震动全国，却很快被舆论封存。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都会激发起民间排山倒海般的援助。然而，在中国，伸向这些孩子的温暖的手，却总是被名为“政治安全”的冰冷手铐锁住。 人们难道不奇怪吗？一个拥有核武器、拥有庞大的维稳机器的政权，怎么偏偏怕几件棉衣、几箱牛奶和那些奔走在穷乡僻壤的好心人？2018年，多名志愿者在甘肃、青海等地为牧区儿童募集御寒物资时，被以“未经批准开展活动”为由约谈，部分物资被扣留，相关人员被警告不得再组织类似捐助。 现在，让我们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剥开核心。 首先是，救助者有罪：人们的善良超过了权力的边界。 在极权逻辑下，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一种特许经营权。听起来可能荒谬，但是有许多例子。比如，立人图书馆。曾经试图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开启民智的民间组织“立人”，在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数十所乡村图书室，却因被认定存在“意识形态风险”，负责人被长期约谈，项目被全面叫停，图书被封存，志愿者网络被强行解散。政府害怕的不是那些书，而是怕孩子们在棉衣之外，还获得了思考的能力。 比如，天使妈妈。多年来，无数非官方的孤独院被强制取缔。一些跨省救助病童、弃婴的志愿者，曾被以“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管理秩序”为由调查，救助通道被迫中断。官方宁愿让孩子在福利院的破窗里无助地消瘦，也不允许像天使妈妈这样的民间团体展现出超越体制的温情。自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以来，无数深耕基层、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劳工、性别、教育类NGO被扣上了“境外渗透”的帽子，被连根拔起。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大量民间公益项目被迫注销，负责人被限制出境或长期监控。 这些案例反复证明，在中共当局眼中，一个不受控的救助者，比一个受冻的孩子要危险得多。 其次是独裁者的逻辑：宁愿“绝对控制”，也不要“社会自己救自己”。中国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排斥，源自其骨髓深处的三个深度恐惧。 一是恐惧“组织化”的萌芽。独裁政权最害怕的是民众产生横向的联系。慈善活动天然具有动员力和凝聚力，能让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团结起来。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部分不隶属于官方体系的民间救援队因拒绝接受统一指挥，被禁止进入灾区，而救援迟滞的现场画面却被迅速清理。对于一个推崇“原子化社会”的政权来说，任何能绕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纽带，都是对其统治权力的直接威胁。 然后是恐惧“合法化”的流失。中共始终强调，共产党才是幸福的源泉。如果民间组织在灾难和贫困面前表现得比政府更迅速、更透明、更具人文关怀，那民众就会发问：“既然民间能做得更好，我要这个臃肿贪腐的官僚系统何用？”在多次灾害中，民间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公布救援与物资信息，反而被要求删除内容，而官方通报却往往迟至数日之后才出现。为了掩盖无能，它必须扼杀卓越。 第三个恐惧，也是最虚伪的一个原因，就是恐惧真相。每一个需要民间求助的孩子，都是对“大国崛起”和“全面脱贫”谎言的无声控诉。民间慈善的介入，必然伴随着实地调查和信息传播，这会刺破官媒编织的盛世幻境。类似的逻辑在新冠疫情初期已被反复验证：民间记录与求助信息被迅速删除，但问题并未因此消失。他们于是出手了-----既要捂住受难者的嘴，又要斩断救助者的手。 洋葱被剥开以后，就可以站上高墙，低头俯瞰这权力下的寒冬如何凛冽。慈善被收编为“官僚红十字会”式的权力寻租场。当爱心必须经过层层政审才能到达基层，这种体制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它不仅是在拒绝外界的帮助，更是在扼杀整个国民的道德活力与同情心。 冰天雪地里，孩子依然在瑟瑟发抖，而那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正躲在高墙背后，警惕地盯着每一件试图递过墙去的棉衣与书。这种对温情的恐惧，恰恰是共产党内心极度虚弱与恐惧的明证。 Starving Children and the Fear of Power Monopoly — Why Does the CCP Regard Grassroots Charity as...

作者：张维清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     灾难从来不是偶然，而往往是制度的产物。当权力不受制衡、新闻透明被压制、民众权利被剥夺时，一个接一个的惨剧便不再是意外，而成为可以预见的悲剧。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火势蔓延时，当局竟然决定“让领导先走”，最终造成325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事后没有独立调查，也没有透明问责、没有制度性的反思。死亡被定性为“事故”，而不是一个需要追责和改变的社会问题。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处住宅楼发生火灾。由于长期封控等制度性措施，居民逃生受阻、救援迟缓，最终造成10人死亡。民众的愤怒迅速蔓延，演化为上海、北京等地的“白纸革命”。人们用空白纸控诉审查，最终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习近平下台”！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劣质材料、层层外判、监管失能、媒体噤声、民众投诉被当作空气——这一切都不是所谓的“疏忽”。这是制度性犯罪，是政治体制从骨子里烂到外墙的结果。当大火夺走生命时，中共首先做的不是追责，而是压制；不是公布真相，而是封口；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保护官僚和利益集团。       从克拉玛依的325人死亡、乌鲁木齐的封控悲剧，到宏福苑的159人死亡，贯穿其中的不是偶发意外，而是一个清晰的制度性危机。当权力无法被监督，决策者就会漠视底层民众的生命安全；当真实信息被过滤或封锁，事故原因就无法被透明调查和追究；当没有独立调查与责任追究，错误就不会被纠正，悲剧只会再重演；当公民无法参与决策、无法表达异议，风险就无法提前暴露和防范。        独裁和极权，是最大的公共安全威胁。只要这种体制存在，火灾会继续发生，矿难会继续发生，沉船会继续发生，塌楼会继续发生。只有当公众可以质疑权力、权力必须面对公众时，制度才能真正对生命负责。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独裁，势在必行！ One-Party Dictatorship, Disasters Everywhere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Li Kun Executive...

——看Gloria画展有感 作者：何愚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熊辩 翻译：刘芳 Figure 1图片来自Gloria 2025年11月29日上午10点，我与朱虞夫先生、曾群兰女士等友人一同前往位于La Puente的“六·四”纪念博物馆。洛杉矶的十一月空气清新宜人，但当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逐一走近那些揭露中共邪恶的画作时，心情却愈发沉重。这些作品出自艺术家Gloria及其丈夫Jin之手，既充满讽刺与现实意义，又不乏幽默。Gloria夫妇对中国政治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忧虑令我印象深刻。尤其这幅讽刺中共和习近平妄图统治全球乃至全人类的画作，我将其称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后令人不寒而栗，深感警醒。 画中揭示了习近平试图以“武汉病毒”为手段，将全世界人民的命运捆绑在一根铁索之上，如同铁链女般，这样他就可以让自己高枕无忧并“活到一百五十岁”。这看似荒谬，实则令人恐惧——而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三年疫情，从最初的隐瞒到后来的放任扩散，全球在短短数月内陷入紧急状态，几乎无一幸免。紧接着，他亲自部署、指挥，将中国的口罩销往世界各地，让N95口罩从医护专用品变为全球标配。他还将管理新疆人的极端手段，悄然推广至世界每个角落，在各国政府和人民毫无防备之时悄然实施。据世卫组织估计显示，仅在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这次灾难造成全世界逾1490万人死亡。然而，这个世界终究掌握在上帝手中，疫情终将过去，世界秩序得以恢复，邪恶势力终将被抛弃。中国人的苦难虽未终结，但我相信，这既是转折，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中国人在觉醒，世界也在觉醒。 回望七十余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塑造出一个与世界隔绝的铁桶社会。 建政初期，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巩固权力，以“革命”之名推动社会改造，将传统文化视为落后与阻碍，进行系统性清除。中国人失去了文化与信仰的依托，取而代之的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空洞口号。在高强度洗脑和国家机器的压迫下，国人逐渐沦为可操控的“人肉电池”，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共政权。 随后的阶级斗争、三反五反、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让政治高压和社会动员成为常态，经济则在浮夸与失序中陷入衰退。1989年的抗议，是社会不满的集中爆发，最终却以武力镇压和屠杀收场。全世界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中国人已在饥饿、死亡、监禁与孤立中麻木，难以再抗争。 事件之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增长和市场活力视为延续政权的关键。中国人为中共续命一代代付出牺牲，成为体制的“螺丝钉”。经济发展带来更严密的思想与行为控制，现代科技巨资打造的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只能听一种声音、看一个图像。街道和社区监控系统的建设，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十户一长，从生活细节到情感变化无所不控。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俨然成了巨大的监狱，行走其间的公民无时无刻不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Figure 2此图来自自由亚洲电台 改革开放的确推动了城市的扩张、制造业的崛起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矛盾的加剧和价值体系的断裂也随之而来。社会的急速变迁并未带来制度上的同步开放，反而催生了一种依赖经济增长却压制社会表达的畸形结构。这种结构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导致倒退。随着大型外企不断撤资，失业人口持续增加，社会的不安情绪逐渐蔓延。尽管中共不断出台各类预防措施，试图阻止农民返乡等现象，但在我看来，中国已然站在了一个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风口之上。 进入习近平时代，官方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试图将其包装为全球合作的新愿景。然而，在许多人眼中，这更像是将国内治理模式向外延伸的工具。在“一带一路”政策遭遇失败后，习近平已然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却仍以极权体制为依托，试图通过病毒控制全人类，令全球人民在三年疫情中饱受苦难。 这一理念强调话语权主导、政治统一和制度自信，却刻意回避权力监督与个人自由。当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瓶颈时，这种外向叙事成为新的政治工具，用以扩大影响力，同时缓解内部压力。 回顾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驱动，还是习近平的全球叙事，其核心逻辑始终围绕权力的维系展开。尽管各阶段的策略和口号不断变化，但其根本目的始终未变。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逻辑带来的并非所谓的共同命运，而是持续不断的结构性束缚。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Reflections on Visiting Gloria’s Art Exhibition Author: He YuEditor:...

作者：周敏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在过去十五年间，中国的县城发生了一场外界几乎看不见的深刻变化:          一个以身份垄断、权力继承、资源控制为核心的地方等级结构正在迅速固化。     ...

作者：卢超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活动陷入持续的低迷与不确定，内需不足、外贸承压、青年失业率高企、民营企业信心受挫，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焦虑。面对这场系统性的经济困境，本文旨在剖析其深层政治根源，强调一个核心论断：经济的兴衰，始终是政治选择的表象，而当下的经济困境，正源于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向。政治倾向，如同经济之舟的船锚，决定了航向的开放与闭塞，以及最终的民生福祉。 韬光养晦与经济腾飞的“黄金二十年”：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期，虽然体制依旧，但政治核心暂时聚焦于“发展”与“稳定”。这一时期的政治倾向可以概括为：对内放权搞活，对外融入全球体系，奉行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策略。 政治上的务实主义：领导层采纳了集体领导制，政策制定倾向于技术官僚主导的务实路线，将经济增长（GDP）视为主要衡量指标。这种暂时去意识形态化的务实作风，极大地降低了私人资本和外来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为市场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测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作者：Lewis Lin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