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6 月, 2026
纪念64
文章来源:@baodiantimes
本文系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发布平台所有,非本人原创。
转载者:付静争
1989年6月4日刺耳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距今已整整37年。时间在流逝,但那天留下的问题,从未真正得到回答。有人说,这段历史早该翻篇;也有人始终坚持,死难者与受迫害者理应被铭记,血案的责任方理应被追究。而在所有这些争论之上,还悬着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六四,究竟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存在怎样无法切割的内在联系?
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渠道正式发布马尔科•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以中文向世界重申这段历史。声明中写道:
6月4日是中国共产党命令其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数以千计的和平示威者发动攻击37周年,全世界都铭记这一天。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平民,为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并要求民主改革以及对腐败究责而遭到杀害。我们缅怀他们的生命,并向他们的业绩致敬。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捍卫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做出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也许天意使然,我们永远不知道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官方封锁了数字,销毁了档案,连遇难者的名字都成了禁忌。这个无法填补的空白,本身就是一种罪。正因如此,我们才年年都要纪念、回忆、揭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因为:一个连死亡人数都无法言说的民族,是一个尚未从伤口中醒来的民族。
这份声明之所以令我感到震动,不仅因为它来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机构之一,更因为它用中文、用清晰的语言,说出了一件在中国境内被系统性压制的事实。37年间,审查机器不断升级,关键词被屏蔽,亲历者被噤声,历史课本里这一页从未存在过。
我在加拿大曾经问过许多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对六四仍然一无所知,只有极少数人来到加拿大之后,才第一次听说了那个夜晚。看着他们茫然的眼神,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心疼,他们不是冷漠,他们只是从未被允许知道。这种感受让我更加确信,我们在海外发声,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
遗忘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被中共精心设计、主动维护的一种状态。"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朴素而坚硬的真理:权力可以压制记忆的流通,却无法消灭记忆本身。只要还有人记得,历史就没有死去。
纪念不只是悼念,它必然包含一个道德层面的追问:是谁下达了命令?谁对数以千计的生命负责?多年来,六四重新评价的呼声之所以被视为威胁,恰恰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被正式提出,就意味着要触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
声明提到,那些聚集的平民"为行使天赋权利而遭到杀害",这不是模糊的历史表述,而是对加害与被害关系的清晰界定。"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余年来坚持记录遇难者名单、寻求官方对话。每次读到她们的名字,我都感到一阵刺痛,那些母亲,用一生在等待一句本不该需要等待的话。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永远缺席。
1989年走上街头的学生与工人,要求的并非推翻体制,而是对话、透明与反腐,这是一次改革的呼唤,而非革命的号角。中共的血腥镇压终结了这场运动,却始终没有解决运动所回应的深层矛盾。此后数十年,经济腾飞的表象下,政治体制的封闭性愈发明显,公民社会的空间愈发收窄。
这意味着,六四不仅是一段需要被铭记的历史,更是中国政治转型路途上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没有对那段历史的正视与和解,任何关于中国走向的讨论,都将是建立在裂缝之上的。"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我愿意相信这句话,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强权可以永远将真相压制于地下。
有人或许会问:一纸外交声明能改变什么?我理解这种疲惫,这种质疑。但我更清楚地知道:对于那些无法在国内公开发声的人而言,外部世界的每一次发声,都是一种支撑。它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被遗忘,这段历史没有被遗忘。包括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将永远铭记在心。
美国驻华大使馆选择以中文发布声明,显然意在让这些文字穿透语言的屏障,触达那些正在翻墙寻找真相的人。记忆需要被反复重申,才能对抗遗忘的侵蚀。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说,继续写,继续让这段历史存在于可以被看见的地方。
烛光不能让坦克后退,但它能让黑暗变得不那么绝对。37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海外各个平台纪念六四,是因为那些生命值得被铭记,是因为那些追问从未得到回答,更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真正走向未来的中国,终究必须回望那个血色的六四,诚实地面对自己。
历史不会因为中共的沉默而消失。正义,终有一天会到来。@baodiantimes
(图片均为转载者付静争在洛杉矶领事馆前抗议与演讲照片)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In Commemoration of June 4th
Article Source: @baodiantimes
This article is a reposted piece.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the original publishing platform,...
一个普通人对六四的认知与反思
作者:朱晓娜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六四”从来不是一个被完整讲述的历史事件。在国内,我只零星听到过几个词:“坦克”“大学生”“天安门”。这些词像被切割后的碎片,彼此孤立,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画面。关于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与主流媒体中都未曾获得完整信息。
说来有些奇怪,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历史事件,却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名词。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会去追问。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长一段历史,在我的认知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直到来到美国之后,通过不同的信息来源、历史资料,以及参与纪念活动,我才逐渐拼凑出那段历史的基本轮廓。 那是一场围绕改革与公共诉求展开的社会运动,并在1989年6月以悲剧方式结束。此后,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长期被限制讨论与公开表达。我也逐渐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六四”的理解仅停留在零散词语,甚至完全空白。并非因为他们不愿了解,而是因为信息本身在结构上被长期隔离。 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代人只能接触到符号,而无法接触到叙述时,这种“集体性遗忘”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刻意塑造的结果? 2026年6月4日,我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参与了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夜幕降临,人群逐渐聚集。有人点燃蜡烛,有人摆放鲜花,有人静静站立,也有人低声交流那段历史。
现场没有喧嚣,但气氛是沉重而克制的。在这里,那些在国内被压缩成关键词的记忆,以完整叙述和公开表达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我也有幸参与了一段六四纪念诗歌朗诵,其中一部分由我朗诵:
“当鲜血流过长安街,夜色比枪声更沉重。
有人在恐惧中学会沉默,也有人在沉默中选择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被迫遗忘,总有人在时间深处守住记忆。”
在漫长岁月中,总有人在深夜轻声追问: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天的经历。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零散词语。想起曾经对那段历史的陌生与空白。也想起纪念现场那些默默点燃蜡烛的人们。我忽然明白,纪念并不只是为了过去。它也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对于我而言,这次纪念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参与,更像是一堂迟到了很多年的历史课。它让我从一个只听过几个词语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了解历史、记住历史的人。或许我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我知道了那一年发生过什么,也知道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愿意在每年的六月,点燃一支蜡烛,守护一段记忆。因为记忆不只是为了回望过去。也是为了告诉未来的人:有些事情,可以被尘封,却不应该被遗忘。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An Ordinary Person's Perception and ...
自由,不应止于国界
作者:张宇
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相似的感觉。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仿佛终于穿过了一道无形的墙。
从此不再需要翻墙看新闻,不再需要担心朋友圈里哪句话会被举报,不再需要在发言之前反复斟酌哪些词能说、哪些词不能说。许多人相信,只要离开中国,专制的阴影就会停留在过境线的另一边;只要身处民主国家,自由便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空气。
然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有的人参加了一场和平集会活动,几天后,国内父母接到派出所电话;
有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随后亲属被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
有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谈论人权、民主和自由,结果家乡的亲人被国安局约谈;
还有的人只是转发了一条敏感新闻,便遭遇网络骚扰、账号举报、匿名威胁,甚至工作和学业受到影响。
他们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甚至已经取得当地公民的身份,但一种熟悉的恐惧却从未真正离开。
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所在国家政府,而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不断扩张的一种权力形式——跨国镇压。
它不再满足于控制中国境内的声音,而是试图将审查、监控、恐吓和政治压迫延伸到海外。对于中共而言,国界并不是权力的边界,只是权力投射的起点。它希望所有中国人,无论身处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伦敦、悉尼,都能够感受到同一种压力:不要说不该说的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不要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务。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出现了。
当海外华人在民主国家享有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时,却仍然要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
当他们拥有集会和抗议的权利时,却仍然害怕被拍照、被记录、被列入某种看不见的名单;
当他们终于获得公开表达观点的空间时,却发现中国共产党仍然试图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必须沉默。
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影响力。
它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恐吓,一种针对海外华人社群的政治控制,也是一种对民主国家主权和法治原则的直接挑战。
因为一个外国政府如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制造寒蝉效应,能够通过骚扰、威胁和监控压制当地居民的言论自由,那么受到侵蚀的就不仅仅是个体权利,而是整个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长期宣称自己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内政。但当它试图把自己的审查制度、维稳逻辑和政治恐惧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它正在做的,恰恰是对其他国家主权最直接的侵犯。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关乎自由,关乎法治,关乎一个专制政权是否有权把自己的恐惧输出到全世界。
更关乎一个根本的问题:当一个人离开中国之后,他是否仍然有权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镇压延伸到海外?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关注海外异议人士,是因为害怕反对声音。
但事实上,这只说对了一半。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那些脱离了它控制范围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共产党拥有庞大的维稳体系。它控制媒体,审查网络,监控通讯,管理出版,限制集会,打压异议。通过几十年的高压治理,它已经建立起一套几乎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控制网络。
然而,一旦有人离开中国,这套体系便出现了裂缝。
当一个中国人身处纽约、伦敦、多伦多或悉尼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有了过去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不受审查的信息环境。他可以阅读被屏蔽的历史资料;可以接触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公开批评执政党而不用担心警察敲门;可以参加集会,可以接受采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普通人来说,这叫自由。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叫失控。
因为极权统治最核心的基础,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信息垄断。
共产党能够长期维持统治,并不仅仅依靠警察、监狱和摄像头,更依靠对现实解释权的掌控。它决定什么是历史;决定什么是真相;决定什么能够被讨论;决定什么必须被遗忘。
而海外华人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一切。一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中国人,既了解中国社会,又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他能够用中文传播信息;能够向国内亲友讲述不同的观点;能够把被掩盖的事实重新带回中文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一座连接自由与封闭世界的桥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因为对于一个依赖信息控制的政权而言,最危险的不是外国政府,不是国际媒体,甚至不是街头抗议。最危险的,是一个会说中文、了解中国、又不再害怕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试图把自己的控制力延伸到海外。它害怕的不仅仅是某个异议人士发表文章,它害怕的是这些文章被更多中国人看见;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场抗议活动,它害怕的是有人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可以公开反对政府而不被逮捕;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段视频,它害怕的是视频背后所代表的事实——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是不可质疑的。
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公民权利。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们意味着一种致命威胁: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除了共产党讲述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因此,跨国镇压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报复。
它是一场针对思想的围堵。
共产党试图通过骚扰、恐吓、监控和施压,让那些已经身处自由世界的人,继续按照中国国内的规则生活。它希望你人在美国,但思想仍然停留在防火墙里;它希望你拥有言论自由,但永远不敢使用它;它希望你能够看到真相,却不敢把真相说出来。换句话说,它希望把中国变成一种随身携带的监狱。而这恰恰暴露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不安全感。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自己的公民出国。
一个真正稳固的制度,不会害怕人们接触不同观点。
更不会因为几篇文章、几场集会、几条社交媒体发言,就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进行追踪和打压。
只有那些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统治,才会如此恐惧自由。
因为它知道,一旦人们开始自由思考,开始比较不同制度,开始独立判断是非,那么权利长期精心构建的神话,就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
它针对的是自由本身。
它试图告诉所有离开中国的人:即使你跨越了国界,也不要试图跨越恐惧。
对于许多离开中国的人来说,移民、留学或者流亡,曾经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他们以为跨过海关,便跨过了恐惧;离开故土,便离开了审查;来到民主国家,便能够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样生活。然而现实却告诉他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外国政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恐吓居民,当人们在自由社会中依然因为政治观点而感到恐惧,当海外华人被迫进行自我审查,那么被侵蚀的不只是个人权利,更是法治、主权和公共安全本身。
因此,跨过镇压绝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它是一场针对自由社会的挑战。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审查制度输出到海外,那么今天受到影响的是中国人,明天受到影响的就可能是任何人。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礼物。
它需要被争取,也需要被捍卫。
言论自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人们有权说大家都同意的话,而是因为人们有权说权力不愿意听的话。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却仍然无法摆脱政治恐惧;
如果一个人在民主国家,却依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政权能够让远在海外的人继续生活在沉默之中;
那么受到威胁的,就不仅仅是某个群体,而是自由本身。
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够监控一个人的手机,能够骚扰一个人的家人,能够向海外输出恐惧。但它无法永远阻止人们思考。也无法永远阻止真相传播。更无法让整个世界接受这样一种逻辑:一个人的自由,应当在国界线前停止。
自由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正因为它不属于某个政党,不属于某个政府,也不属于某个国家。
它属于每一个人。
而任何试图把恐惧输出到全世界的政权,最终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国界可以限制人的流动,却无法永远囚禁思想。
离开中国,不一定能够立刻摆脱恐惧。
但正因如此,那些敢于发声的人才显得更加重要。
他们所捍卫的,不只是自己的权利。
而是一个最基本、也最不应被妥协的原则:自由,不应止于国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Freedom Should Not Stop at ...
侨批——ㄍ写给阿嬷的情书》
作者:漠北独侠
一纸侨批,半部家国史:我手里的方寸信笺与沉疴的百年
侨批,又称银信、番批。(见附图)请隆重瞻仰:真正的侨批!
当我从樟木箱底抽出那封泛黄的信笺,蜡封已脆,墨迹洇开,邮戳上“马来西亚”“潮州”的字样像两枚时间的印章。电影《写给阿嬷的情书》把它当成灵魂道具,可我手里这一封,是真的。它不煽情,不宏大,却比任何镜头都更宽、更广、更深、更沉。
中共惯用宏大叙事去歌颂苦难,灾难被拍成勋章,饥饿被唱成赞歌。电影我没看,猜都猜得着套路。但侨批不需要导演。它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潮汕、粤西、闽南、广西人“过番下南洋”的肉身证词。没有旁白,只有血和算计:一封家书,夹着几块银圆,穿过台风、战乱、关卡,落到贫瘠的红土地上。
最不堪回首的铁证,在大饥荒年代。
1959-1961年,村里饿殍遍野,粮票是纸,树皮是菜。侨批局的水客却照样“见信即付,风雨无阻”。我爷爷的弟从马来亚寄回的200港元(当时折人民币75元)侨批,救了我全家八条命。那不是政府的救济,是一个在异国洗盘子的叔公,省下口粮换来的命。侨批就是这段历史最直白的铁证:国家失语时,血缘在说话。苦难不应被遗忘,但更不应被歌颂成“考验与荣耀”。苦难就是苦难,是体制失能时千万个家庭的侥幸与绝望。
我收藏的这封原件,是我从时间手里抢下来的。
几年前,我在潮阳老镇偶遇一位百岁老人——照片里打桌球的就是她。瘦得像麻秆,桌球却打得极准。他说,老人儿女都去了汕头,屋子要卖。信对她是念想,对我,是责任。
我哀求。保护史料的钱不能算价钱。我以“保护史料并给老人养老”之名,给了她12000元现金,把这封侨批带了回来。二十几年过去,纸更脆了,我用无酸纸袋封存,恒温防潮。它不是我的藏品,是我替苦难的土地暂时保管的记忆。
这土地上的芸芸苦民之所以还能生生不息,其密码写在一张薄纸上。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侨批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评审词很克制:这是“非官方金融与移民史的独特文献”。但我看到的是历经数千年民国尚遗存的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当下的盐碱地用最先进的探测设备恐怕也难找见这五个字的温润气息。
仁:心系故园,孝顾桑梓
“阿娘大人膝下:儿在南洋,身虽贱,命尚存。兹汇银三元,望购米度荒年,勿省俭以伤身。” 再苦再难,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赡养父母、妻儿,甚至帮衬破产的乡邻。侨批局的账本里,没有“国家”二字,只有“阿妈”“阿嫂”“阿弟”。这是民间最朴素的民生保障。
义:一诺千金,患难见真情
没有合同,没有银行。批局的水客扛着木箱走山路、过海峡,凭一句“见信即付”。遇海难,批局东主变卖田产赔付。信誉破了,整个侨批业就死了。所以他们宁死也要守信。这份“义”,比任何公章都硬。
礼:敬长睦邻,礼数周全
家书的称谓永远是“大人膝下”“慈母大人”。行文谦逊,落款必写“儿某某百拜”。长幼有序,红白事随礼都有分寸。一张侨批,既是汇款单,也是礼法教科书。漂泊的人最懂礼数,因为无礼就无根。
智:闯海打拼,坚韧求生
白手起家,从挑粪、开杂货店到做橡胶。侨批的背面常有批注:“钱勿乱使,待秋收”“莫信赌档”。这是没有读过书的人,用血换来的商业智慧。智,不是算计,是活下去的本事。
信:诚实守信,契约精神
百年侨批业,靠“言必信、行必果”维系。没有法律,却比法律更管用。批局倒闭的消息一传,整个村都跟着心慌。因为失信的代价,是千万个家庭断炊。这是华人最硬的底层代码。
我们该记住什么?
侨批让国人骄傲,却也让国人脸红。
它骄傲在:华人在异国他乡靠仁义礼智信站稳了脚。
它脸红在:为什么“家国”二字,最终靠一个在南洋刷盘子的人来兑现? 为什么大饥荒时,救命的不是粮仓,而是远在万里外的私信?
苦难被歌颂,责任就被稀释了。侨批的美,不该用来美化那个让无数家庭“靠侨批续命”的年代。我们记住侨批,是为了记住“仁义”二字在民间的力量;更是为了记住:当公共制度失灵,普通人就得用命去填坑。
我保护这封侨批,不是因为它值钱。它值钱,是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残酷与温柔。残酷在:国让民失望。温柔在:民从未放弃民。
方寸信笺,写尽仁义礼智信。
我愿做它的守墓人,直到它该去的地方——博物馆,或后人的课堂。 让孩子们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曾在最绝望时,用一封信把彼此拉出泥潭。
这不是怀旧。
这是警醒。
(后记:为什么满屏都是“五月三十五”的烛光、泪水与怒火的特殊时段,而我偏偏不合时宜独沽“侨批”,是因为相较“五月三十五日”更加温情、更具人间烟火气、兴许更能浸润盐碱地。我的“五月三十五日”就待机择日再忆,把这最滚烫的一隅留给广场的母亲和英豪们吧,比如日前第三次成功逃亡的董广平兄长… …)
附下图(打台球的百岁人瑞为侨批原主):我收藏保护的侨批原件照片。蜡封微裂,墨香已散,邮戳尚清。纸很薄,命很重。
漠北独侠
2026年5月22日记于东山下烟岚小木屋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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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7周年:枪声之后的中国,沉默之下的民族
作者:曹泽锋
2026年6月4日,我再次站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
37年前,北京的长安街上,坦克履带碾过的不只是青年学生的身体,也碾过了一个民族刚刚苏醒的公民意识;37年后,中共依然不敢面对那一夜的枪声,不敢公布死难者名单,不敢允许母亲悼念孩子,不敢让中国人自由说出“六·四”两个字。
一个政权,如果真的清白,何必害怕记忆?
一个政党,如果真的伟大,何必恐惧真相?
1989年的学生不是暴徒,市民不是叛乱者,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他们要的不过是反腐、透明、自由、尊严,是一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可是中共给出的答案,是戒严令、机枪、坦克和清洗。那一夜,它没有镇压“动乱”,它镇压的是中国人要求做人的权利。
“六·四”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更漫长、更阴冷的时代。枪声停止了,但恐惧没有停止;广场被清空了,但审查没有清空;尸体被运走了,但国家机器从此学会了如何让整个社会闭嘴。
中共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杀人,而是杀人之后还要禁止记忆;不只是制造死亡,而是逼迫活着的人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它把历史从课本里删除,把关键词从网络上屏蔽,把母亲的哭声变成“寻衅滋事”,把悼念者变成“境外势力”。在这个政权眼里,鲜血不是罪证,记忆才是罪证。
所以,“六·四”从来不只是1989年的一天。它是中共统治逻辑彻底成形的一刻。自那以后,法轮功被镇压,维权律师被抓捕,香港自由被碾碎,新疆集中营震惊世界,白纸运动青年被秋后算账。所有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证明:当一个政权曾经用坦克镇压人民,它就会不断用恐惧统治人民。
37年过去,中共最成功的工程,不是高铁,不是大楼,不是GDP,而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沉默社会。许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六·四”,许多人知道却不敢说,许多人不敢说久了,便开始骗自己说“不重要”。这正是极权最可怕的地方:它不只控制人的嘴,还改造人的记忆;不只让人沉默,还让人把沉默误以为成熟。
可我们站在海外,不能替暴政完成遗忘。
我看见有人举着烛光,有人举着死难者的照片,有人高喊“平反‘六·四’”,有人沉默地低头。那一刻我明白,纪念“六·四”不是形式,不是口号,更不是政治表演。它是对死者的交代,是对活人的提醒,是对中共谎言的持续抵抗。
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中共就没有真正胜利。
只要我们还说出“六·四”,它的封锁就没有完成。
只要还有人站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点燃蜡烛,那一夜的枪声就不会被历史吞没。
“六·四”真正划出的分水岭,不只是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分水岭,也是记忆与遗忘之间,尊严与苟活之间,沉默与抗争之间的分水岭。有人选择忘记,因为忘记看起来安全;有人选择沉默,因为沉默看起来聪明;也有人选择继续说,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伤口都不敢看,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站起来。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悼念37年前倒下的学生和市民,更是为了告诉这个世界:中共所谓的“稳定”,建立在恐惧之上;所谓的“发展”,掩盖不了血债;所谓的“民族复兴”,如果不能容纳真相与自由,不过是一个更精致的牢笼。
真正的中国,不应该属于坦克和谎言,不应该属于审查和告密,不应该属于那些靠删帖、抓人、封号、恐吓来维系统治的人。真正的中国,应该属于那些在1989年举起横幅的人,属于那些在黑暗中守护记忆的人,属于那些即使流亡海外、仍愿意为真相发声的人。
“六·四”没有结束。它活在每一个被删掉的词里,活在每一个被监控的母亲眼中,活在每一个不愿跪下的中国人心里。
37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强大,而是因为我们不能背叛记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恐惧,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恐惧一旦成为习惯,奴役就会成为命运。
愿死者安息,愿真相归来。
愿每一个拒绝遗忘的人,都成为暴政无法熄灭的火种。
愿有一天,“六·四”不再只能在海外被纪念,而能在中国大地上,被公开悼念,被真实书写,被庄严平反。
编辑:韩立华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The 37th Anniversary of June Fourth: China After...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举行“六•四”37周年纪念活动
投稿人:孟家虎
2026年5月30日,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迎来37周年祭日之际,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于檀香山中国城文化广场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民主党员和家属在夏威夷和煦的阳光下集结,通过慷慨激昂的演讲与发放传单的方式,共同缅怀为民主自由献身的先烈,向国际社会传递不熄的自由火种。
活动开始前, 所有与会者庄严伫立在文化广场孙中山雕塑前, 高举 “纪念‘六•四’37周年”的白色横幅, 向“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全体人员向“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活动中,四位代表发表了富有感召力的讲话。身着“勿忘‘六•四’”黑色T恤的湾区党部副秘书长张小驹字字铿锵:“37年来,中共政权机关算尽,试图抹去那段血染的历史。但历史不会因压制而断流,真相更不会因沉默而湮灭!”他指出,无论是严密的舆论封锁、对亲历者的残酷打压,还是对年轻一代的“洗脑式”遗忘教育,都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尊严与公义的渴望。
张小驹特别提到,曾经的香港支联会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维园的烛光成为华人世界永恒的记忆与反抗图腾。然而,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支联会被迫解散,李卓人、邹幸彤等也身陷囹圄。这一巨大变故更让世人看清,“六•四”非但未能平反, 自由世界香港的空间却被进一步蚕食的残酷现实。他呼吁:“在今天,我们坚持纪念‘六•四’,不仅是在守护历史真相,更是守卫人类文明的底线与良知!唯有铭记伤痛、直面历史,中国社会才谈得上和解与进步,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宪政民主!”发言后他带领与会者高喊口号:
勿忘“六•四”屠城, 结束一党专政! Never Forget, Never Forgive!
张小驹向路人发“六•四”宣传传单
夏威夷支部副主任王礼华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他指出,中国在“六•四”屠杀之后,不但从未向遇难者及其家属作出任何道歉与忏悔,反而在37年后的今天,使这个政权演变得更加专制,对人权与自由的压迫也更加系统化、全面化。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高压统治,如今又叠加了大数据监控、人脸识别、网络审查与人工智能追踪等高科技数字极权手段,让社会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王礼华表示,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严峻的国家之一,大量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宗教信仰群体及少数民族仍持续遭受打压。然而,他同时强调,历史的发展从不会永远停留在黑暗之中。民主浪潮或许会有起伏,追求自由、人权与普世价值的道路也许充满艰难,但人类对尊严与正义的向往终究不可阻挡。他呼吁海内外同胞,尤其是在高压与逆境中的民主人士,更应坚定信念、守望相助,继续为真相、自由与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坚持发声!
夏威夷党部党员吕斌发言指出,在高压维稳与数字监控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权利持续受到压制,许多异议人士和维权群体仍身处困境。他呼吁国际社会在关注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对人权问题的持续关注与监督,应以实际行动推动基本人权保障的落实,让自由与尊严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坚守的底线。
身着黑色“Stand with Hong Kong”党员李艺在总结发言中动情展望了未来。她强调,民主事业从来不是一代人就能够完成的使命,而是一场需要薪火相传、代代接续的长期奋斗。正因为如此,青年一代的觉醒与参与,决定着未来中国能否真正走向自由、法治与宪政民主。她特别鼓励年轻人勇敢接过追求民主与宪政的接力棒,不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弃对自由、人权与尊严的向往,更不要因为现实的压力而选择沉默与遗忘。她呼吁身处自由世界的年轻一代珍惜自由社会所赋予的权利与空间,通过学习、交流与行动,将民主、人权与法治的理念不断传播下去,让更多人理解自由的价值,并为未来中国的和平转型积蓄力量。
为了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这段历史,参与者们在现场积极向过往路人派发精心制作的英文传单,内容详尽介绍了“六•四”事件的时间线、背景及深远影响,不少游客驻足阅读并与成员交流。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主任孟家虎重申,将持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直至正义最终实现,荣光归于人民。
在慷慨激昂的气氛中, 此次活动在夏威夷支部副主任王礼华带领下,绕文化广场游行后圆满结束。
活动参与者: 王礼华、张小驹、孟家虎、李艺、吕斌、伍雄、龙君红、阙美娇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The Hawaii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