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6 月, 2026

郑丽文的一厢情愿和国民党的南柯一梦

作者:郑存柱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旧金山发表讲话,提到几个“奇迹”:台湾的民主奇迹,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寥寥数语,却把今日国民党两岸论述的两重困境暴露无遗——一重叫“一厢情愿”,一重叫“南柯一梦”。郑丽文一厢情愿地承认了大陆的经济奇迹,而国民党放弃民主、单求和平的路线,终将是一场南柯一梦。 一、一厢情愿:一场没有回声的独角戏 郑丽文肯定了大陆的经济奇迹。这本身并非错误——改革开放四十年,大陆的物质成就确实可观。但问题在于,这份“承认”是单方面的、没有回声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曾承认,也根本不愿承认台湾的民主奇迹。 这就是“承认”的不对等,也是两岸关系真正的症结所在。经济上的成就,北京乐于向世界炫示;而政治上的文明进步——亦即两千三百万人用选票、用政党轮替、用新闻自由所写就的民主奇迹——却被刻意回避、贬低,乃至污名化为“乱象”。一方愿意正视对方之长,另一方却连承认都吝于给予。郑丽文的善意,因此成了一厢情愿的独角戏:她对着镜子鞠躬,却以为对面真有人还礼。 一厢情愿的危险,不在于善意本身,而在于它把对手的沉默误读为默许,把对方的不承认误读为可以谈判的空间。当你愿意承认别人的成就、别人却连你存在的正当性都不肯承认时,对话就不是对话,而是俯首。 二、南柯一梦:以放弃民主换取的和平 郑丽文提出“和平救国”,盼望两岸和平。追求和平,原是仁者之心,本应敬重。但和平有真伪之分:没有民主作为前提的和平,不是和平,而是投降。 不妨重温一段历史。1949年的北京,确实“避免了战争,获得了和平”。然而那不是胜利者的和平,而是守军傅作义以放下武器、交出城池的方式换来的和平。城是完整的,人是安全的,可是从此之后,是谁的旗帜插上了城头?是谁的意志主宰了那座古都?以缴械之名,行投降之实,纵然枪声不响,也已是城下之盟。今日若有人以“和平”为名,要台湾在尚未获得对等的民主承诺之前先行让步、先行交付,这样的“和平”,与1949年的北京又有何异? 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里,淳于棼醉卧古槐之下,梦入“大槐安国”,尚公主、守南柯、出将入相,享尽二十年荣华富贵;一朝梦醒,方知所谓的国,不过是槐树下一个蚁穴而已。今日的国民党,若以为只要放下民主这面旗帜,便能换来对等、尊严、长久的和平统一,那无异于淳于棼的槐安一梦:梦里有公主、有荣华、有“一中各表”的体面,醒来却只是蚁穴一场,城头早已易帜。南柯一梦的可怕,正在于梦中人浑然不觉自己在做梦。 三、民主才是和平的前提 要走出“一厢情愿”与“南柯一梦”,国民党只有一条路:重新认清民主才是和平的前提,而非和平的代价。在此,我愿提出三点。 其一,国民党必须高举自己的核心价值——三民主义。民权主义本身即昭示:民主是和平的前提。失去了三民主义这面旗帜,国民党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失去了在道义上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格,只能在对方设定的语境里被动应答。 其二,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把台湾的民主奇迹带回中国大陆。要让中国共产党明白,融入世界一体化,不能只在经济上、贸易上,更要在政治上接受普世价值。台湾的民主,不应被大陆的专制所“统一”;恰恰相反,台湾的民主经验,正是整个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火种与路标。 其三,在两岸议题上,国民党应重新回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统立场,主动向对岸提出民主的诉求与口号。唯有如此,才能让全体中国人看清楚:究竟是谁,在为一党之私而阻碍两岸的真正统一。把“民主”摆到桌面上,主动权便回到了高举民主旗帜的一方;回避它,主动权便永远握在垄断权力的一方。 结语 国共两党百年恩怨,曲折万端。但历史最终会记住的,不是谁一时的退让换得了几年的安稳,而是谁在关键时刻,站在了人民与自由的一边。一厢情愿换不来对等,南柯一梦醒不出尊严。我们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不要在别人的蚁穴里寻找自己的南柯郡,而要做台湾民主的守护者,更要做十四亿大陆同胞通向民主的引路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救国”。 (作者:中国民主党联总主席 ) 2026年6月6日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Cheng Li-wun's Wishful Thinking and the Kuomintang's Fond Dream —— A Commentary on Cheng Li-wun's San Francisco Speech By Zheng Cunzhu Cheng Li-wun, the...

政治民主(二十四期 三章3-6节 )

作者:祝正明 (三)言论自由的意义   人类的行为方式并无固定的模式可世代通用,任何人想把一种固定的模式作为人类千年通用的准则都是枉费心机,其作用反而是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反对、批评的意见与建议,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然动力。保护言论对政治思想、政府结构、政府官员进行反对或批评的自由,目的并不是出于对批评者个人的关心,更非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言论能及时地使社会发现自己的缺陷,使社会明白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反对、批评的言论,较之拥护的言论,更能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    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反对的言论也许并不动听、并不在理,但是,让它们有发表的机会仍然是必要的。只有保护了这些言论,才能集思广益,使各种有关政治理论和政治结构的问题、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能够接受严格的检验,使存在的缺陷充分暴露,也才能使那些最能经得起论战考验,最合理,拥有最多支持者的见解与论点来主导社会的各项事务。最终使全体公民的利益得到最好的维护。  一个社会,就算其宪法、法律、社会结构、政策已经到了很完美的程度,仍然应该让反对者与拥护者有均等的机会表达意见。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对之进行评论,正可以使已有的优点更深入人心,获得更多的支持,人们更自发地拥护,也正是最好的加强巩固它们自己的机会。  在一个公共场所,对于一个宣讲革命的人,没有人肯定周围的群众会作出何种反应。人们可能报以掌声,也可能把他轰下台,或置之不理,嗤之以鼻。宣讲者可能是位煽动家,但群众不可能是一煽就动的暴民。即便是鼓吹推翻一个合理合法的政府,只要他还没有动手侵犯别人的利益,就应该容忍他发表言论,不要去打扰他,允许他象路标一样站在那里,借此也可以表明我们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能在种种错误的导向牌面前经受得住考验,没有误入歧途。  批评的自由,发表反对言论的自由,无论多么不受欢迎,在民主制度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民主是民众的意志参与决策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必然依赖于民众的各种主张能够自由地提出并进行自由地讨论。执政党压制批评意见和反对意见的行为,无论有多少理由,都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  如果说出版一本书就会导致信仰的破灭和政府的垮台,那么,这样的信仰就应该破灭,政府就应该垮台。它之所以会垮台,正说明了它信仰的伪善、结构的缺陷和制度的腐朽已经使它不堪一击,而并非单单是一本书造成。事实上,一个愚昧无知、专横贪婪的政府官员,比一个仗义执言的作家,更能使政府威信扫地,更能对政府的垮台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民主是民众参与全社会治理的过程。而人的正确判断依赖于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众就不可能了解有关的背景知识,不知道存在的问题,不晓得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民意也就很难显得明智,很难使决策达到最优化。公民有权知道自己生活的社会的情况,有权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公民神圣的知的权利,任何人均无权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现代文明是对话的文明,这意味着各种意见应能够进行自由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便于将各种思想观点加以对比,共同改进。因此,言论自由包括在思想和著作方面犯错误的自由。社会必须珍惜这种自由,这种看上去无用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在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办报、出书以后,任何人的观点都能够在自由的新闻出版媒体上发表出来,乏味的说教报道很快就会从传播媒体上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大量事实性、评论性和观感性的报道,从而能极大地增强新闻媒体的信息量、可信度、趣味性和观赏性,增加民众对新闻媒体的阅读量和收视率、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缩小民众与政治的距离,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会同步增加,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准,改变社会的风气都会带来明显的好处。                    (四)鼓吹与煽动    鼓吹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大鸣大放的辩论与鼓吹是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鼓吹任何东西。一切党派,不论其观点如何偏激,都有同样的权利去鼓吹任何东西。口头鼓吹如此,文字鼓吹也一样。    煽动是鼓吹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主张都是一种鼓吹,每一种鼓吹都是一种煸动。它们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相信。煽动、鼓吹、挑动,在民主国家中,决不能被视为非法,它们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人人都有自由地煽动、鼓吹的权利,不论什么都可以,包括鼓吹暴力革命。只要没有以暴力违法,口头攻击现行的法律亦不违法。    在民主社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鼓吹任何主义。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在专制制度下曾被封为禁书的书籍,都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印刷、发行、出售、阅读、研究。这样做,并不等于就是社会赞同了作者的观点,也不是为了保护出版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使各种赞成、反对当代社会制度的人的一切观点,都能让公众了解到,让民众自行判断正确与否,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公民神圣的选择权利。    当然,民众也有暂时被愚弄而误入歧途的可能。但是,民众有能力很快察觉和纠正。对付这种愚弄的有效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一个能干的煽动家会发现,要煽动群众在短时期内相信他并从事某种行为是有可能做到的事,但要将群众长期维持在这一状态中则绝无可能。因此,完全不用担心存在这种误导的可能性,民众有能力发现其问题,人类理智的判断力是邪恶所无法战胜的。  大吵大闹,粗野放肆的辩论与攻击是民主政治的特色。那些经常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政治家必须对此有所心理准备,必须具备相应的忍耐力,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观念,并把支持自己观点的人从自己的阵营中拉走。民主之所以奇特,在于它要求有权力的一方具有和反对派共处的意向,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和讨论问题,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把权力交给对方。    没有在剧场禁止叫失火的法律,因为,如果真的失火,众人还要感谢他,如果没有失火,受到惊扰的众人随后自然会惩罚他。因此,用不着制定法律禁止人们在剧场叫失火,只要有惩罚造谣与诽谤行为的法律就足够了。 ...

中共才是最大的行为“分裂主义”(西藏/图博篇)

作者:张致君 2026年中共当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党性教育,压制少数民族文化继承,进一步在体制层面加大民族撕裂。中国共产党在实际行为上在“制造分裂”和“加剧对立”,但却把“分裂主义”的标签用来指责别人。 随着流亡藏人超过9万人在世界各地做登记选民,成功进行议会选举,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达赖喇嘛荣获第68届格莱美奖,藏人的精神文化在传播慈悲与和平理念方面树立了国际上的重要里程。而中共当局却对传播藏区文化归国的张雅笛进行抓捕,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等罪名被起诉关押。 ...

圣荷西集会呼吁加拿大庇护董广平

作者:关永杰 2026年5月31日,来自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及当地民主人士等十余人,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政厅前举行集会,声援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并恳请加拿大政府尽快给予其政治庇护身份,使其能够与已定居加拿大的家人团聚。 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北加州负责人李海风等人发起。李海风在开场发言中介绍了董广平的经历,并表示此次活动虽在美国举行,但声援不受地域限制,只要发出声音,世界各地都能听见。 据介绍,董广平出生于1958年,河南郑州人,曾担任警察。1999年因公开声援“六四”而被开除公职。此后,他长期参与民主维权活动,多次因政治原因遭到拘押和判刑。2001年因参与民主活动被判刑三年;2014年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后再次遭到关押。董广平在出狱后并未停止追求民主与自由,而是持续进行抗争。2015年,他携家人离开中国前往泰国,当时加拿大已同意向其提供庇护,但在中共当局施压下,泰国警方将其遣返回中国,其家人则先行抵达加拿大。此后多年间,董广平不断尝试离开中国,与家人团聚。他曾尝试游泳前往台湾金门,也曾经由越南出逃,但均遭挫折并再次被遣返。今年5月25日,68岁的董广平驾驶皮划艇从山东烟台出发,横渡黄海抵达韩国,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李海风表示,数百公里的海上航程充满危险,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他认为,支撑董广平一次次逃离中国的,是对自由的向往以及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 李海风还透露,据维权人士盛雪传来的消息,加拿大方面已经传出积极信号,董广平获得庇护身份“应当没有问题”,但最终官方文件尚未公布。因此,集会参与者仍希望通过公开声援,向加拿大政府表达支持,也让远在韩国的董广平及其在加拿大的家人感受到来自海外民众的关心与支持。 活动期间,中国民主党人士马相平带来了自己亲笔书写的声援标语,并发表感言说:“自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他来说却需要拼尽全力,甚至要用生命去争取。68岁的他独自驾驶一艘小小的皮划艇,从中国海岸出发,穿越茫茫黄海,在惊涛骇浪与黑夜之中漂泊了三十多个小时,没有护航,没有退路,只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因为在海的那一边有他向往已久的自由世界。当一个人宁愿把生命交给大海,也不愿意继续留在中共这个牢笼之中,这趟远航便不再是一次简单的逃离,而是一场关于勇气、信念和尊严的抗争。有人跨越山河去寻找财富,有人跨越国境去追寻梦想,而他跨越生死只为投奔自由。这一段真实的人生传奇,一次用生命完成的远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海的彼岸,而是从恐惧走向自由。” 多位与会者随后发言,对董广平长期坚持民主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表达敬意。 中国民主党成员惠汝涛回顾了董广平数十年来的维权历程。他表示,董广平出身于官员家庭,曾经当过兵和警察,但最终选择站在良知与正义一边。无论是因纪念“六四”而遭受迫害,还是后来多次尝试逃离中国,都体现出他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理念的坚定坚持。 活动发起人之一张勇则指出,董广平原本属于体制内人士,家庭条件优越,可以说是共产党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然而,他在认清中共本质后,选择站到人民一边,为民主自由持续抗争,最终失去了工作、家庭团聚和国内的一切根基,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认为,这种精神尤其令人敬佩。 陈伟文、杨坤等与会者则从个人感受出发,表达了对董广平勇气的钦佩。陈伟文回顾自己当年在国内开始“网络翻墙”时那突然之间的信念崩塌,夹杂着惊讶、恐惧与绝望,但从未有董先生这样的勇气,董先生多次冒死出逃,这次同样是冒着生命危险横渡一望无边的黄海,说明其对中共政府现状已经彻底绝望,也体现出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杨坤还分享了自己疫情期间骑自行车从上海返回河南与家人团聚的经历,认为董广平为追求自由和与家人团聚所付出的代价远超常人想象。 何冬玲表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人们都应尊重每个人追求自由、尊严和表达权利的基本权利。她呼吁相关政府部门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公正地审理董广平的庇护申请。 张辉、杨宗阔、盛虎等发言者则认为,董广平事件不仅是个人遭遇,更反映了中国异议人士长期面临的政治压力和人权困境。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试图离开中国,反映出中共专制统治所带来的深层问题。董广平作为曾经的警察和体制内人士,仍然坚持公开纪念“六四”、表达政治观点,并因此长期遭受打压,其经历具有象征意义。 发言者们普遍表示,希望韩国政府能够保障董广平的人身安全,不将其遣返回中国,并期待他能够尽快前往加拿大,与家人团聚。 活动结束前,李海风再次重申了当天集会的主题——“恳请加拿大政府给予董广平政治庇护身份”。他感谢所有参与者到场发声,并表示每一次公开表达都将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与会者随后在圣荷西市政厅前合影留念,为此次声援活动画上句号。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San Jose Rally Calls on Canada to Grant Asylum to Dong Guangping By Guan Yongjie Abstract: On May 31, 2026, democracy activists in the...

从维园到天安门,从香港到枫叶国:我的六四记忆

作者:黄维克 “六四”之前 那是1989年初春,北京的天气依然刺骨。 我刚在北大一位老师家中做完客,打电话叫“首汽”出租车来接。对方一听是“北京大学”,立刻沉默,然后挂断。 无奈,我只得步行出校。谁知刚到大门口,就听见前方一片嘈杂,人群汹涌,许多是北大、清华的学生。 他们穿得极为单薄,脚上一双解放牌球鞋,有的连袜子都没有。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真可以说是“衣着寒颤”。 游行队伍正朝城里进发,抗议几天前悼念胡耀邦的学生,在天安门纪念碑前被捕。 队伍最前方是各国记者,镜头与照明灯照亮了,北京郊区昏暗的街道。第一排的学生举着手,比出“V”字母胜利手势。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默地随着人群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