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关于徐光，以及那些始终无法真正“出狱”的人 作者：胡海宁 主编审阅：朱虞夫 人物简介 徐光，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大学学运参与者。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后多次因政治言论、纪念六四及民主活动被拘押、判刑。2022年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服刑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并一度被送入监狱医院。2026年5月刑满出狱。 徐光出来了。 这句话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人坐完牢，刑满释放，回家去，照理说，不过是一件普通事情。可这些年，普通事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于是“出来了”三个字，也渐渐带上了一点劫后余生的意味。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先想到的倒不是别的，而是他还剩多少斤。 去年有人说，徐光已经瘦到八十多斤。长期绝食，长期鼻饲，后来又被送进监狱医院。家属见不到人，送进去的衣物被退回来，外面的人只能从一些零碎消息里拼凑他的情况。中国的政治犯，常常就是这样，一旦被推进高墙里面，人就像忽然沉到水底，偶尔浮上来一点气泡，证明他还没死，仅此而已。 所以这次听说徐光出狱，很多人第一反应并不是欣慰，而是想知道：人还能不能站起来，还能不能说话，精神是不是还清楚？ 这话听着未免有些凄凉。可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只是偷盗抢劫，坐完牢，大家多半不会这样担心；偏偏那些因为“说话”进去的人，出来时总格外叫人不安。 去年《在野党》在美国复刊，我参与了杂志的排版工作。最开始接触这些稿件时，我对中国民主党这条线上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情，其实并不熟悉。后来版面做得多了，这些名字才开始在一篇篇稿件里不断重复出现：有人在坐牢，有人刚出狱，有人失联，有人长期被监控。有时候前一期还在排某个人的文章，下一期又开始出现另一个人的判决书和狱中消息。时间久了，会慢慢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事情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 徐光是老一代民主党人了。 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概已经不大知道中国民主党。即便偶尔在网上看见这个名字，也不过一划而过。短视频、直播、每天不断刷新的热点新闻，已经足够占满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至于九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如今已经像一张被压在柜底的旧报纸，颜色发黄，边角卷起，没人再翻。 可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还有不少人真相信，中国会一点一点变好。他们认真讨论过宪政、政党政治、新闻自由，也认真相信，一个国家不应该永远只有一种声音。现在回头看，竟像隔世。 徐光是1989年的大学生，杭州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再后来第一次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几十年的人生，几乎一直在坐牢、监控、传唤和长期维稳之间反复循环。 其实很多经历过八九的人，后来都沉默了。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发财，有的人进入体制，有的人干脆绝口不提。我自己也是当年的参与者之一，因为那场运动受过伤，后来家里也为那些事情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很多年过去以后，人会慢慢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沉默。房子总要买，孩子总要养，老人总要看病，一个人总不能天天靠理想活着。于是时间久了，许多人就慢慢学会了另一套本领：少说话，多低头。 这也并不奇怪。人毕竟不是石头。 可徐光偏偏不大肯低头。 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组党。浙江是最活跃的地方，也是大网落得最沉重的地方。 那是一场真正为了争取结社自由、公开冲击“党禁”的抗争。从镇压的大网撒下至今，浙江的监牢里，就从来没有断过坐牢的民主党人。这群人身上，有一种如今已极少见的硬气——他们进了高墙，却绝不肯低下头来写一张“认罪服法”的悔过书，去乞怜什么减刑、假释。管监狱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群人的骨头却始终是硬的，没有半点奴才气。 徐光就是这个坚强团队里的一员。他们后来发现，中国有些事情，确实不写在法律里，但他们既然选了这条路，也就没有再打算回头。 徐光出狱以后，也没有安静下来。这些年，他几乎每逢六四都绝食一天。有人觉得这没有意义。一天不吃饭，能怎么样呢？国家机器照样运转，西湖边照样游人如织，商场里照样灯火通明，手机里照样歌舞升平。一个人在家里绝食二十四小时，看起来的确像螳臂当车。 可有时候，事情恰恰坏在这里。 因为许多人连“螳臂当车”也不肯做了。 这些年我时常觉得，中国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把人抓进去，而是让人慢慢觉得：“算了吧，别碰了，没用的。有些话，说了又能怎么样。”时间久了，人也就真的不说了。 于是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人都很聪明。大家知道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装糊涂。地铁里没人谈政治，饭桌上没人谈政治，连微信群里转发一篇文章，都得先想一想会不会出事。 这种气氛是很厉害的。它不需要天天抓人，却能让很多人自己先把嘴闭上。而对于像徐光这样的人，仅仅闭嘴还不够。 政治犯在中国，最难熬的时候，往往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在出狱以后。监狱里的铁门至少看得见，几年刑期也总有一个数字；可出狱后的控制，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无法言说。 敏感日子会有人上门，电话会被监听，出门会有人跟着，朋友聚会可能突然被“提醒”。房东会接到压力，单位会接到招呼，连身边朋友都会慢慢疏远。时间久了，一个人会逐渐发现，自己虽然已经离开监狱，却始终无法真正回到正常生活。 这才是最深的消耗——它并不总是激烈的。 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拳头，没有审判，没有镣铐。可它会一点一点把人从正常社会关系里剥离出去，让你无法工作，无法安心生活，无法建立稳定关系，最后慢慢变成一个被悬置的人。 这些年的体制，对付异见者愈发精致了。它不急着摧毁你的肉体，只是长期拖着你，消耗你，让你疲惫，让你孤立，让你慢慢怀疑，坚持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许多人最后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沉默，而是因为太累了。这一点，其实比直接的暴力更厉害。 有时深夜调版，外面的世界还在不断刷新热点，屏幕里的文章，却仍然是抓捕、监控、绝食、坐牢。 时间像没有流动过一样。 这篇稿子还没写完，群里忽然又传来消息：七十六岁的毛庆祥，因为在朋友圈转发了与徐光有关的视频，被杭州警方带走，已经超过五十个小时。群里的人开始紧急呼吁、联络、商量周末抗议的事情。有人提醒，超过四十八小时，通常就不只是一般传唤了。 我忽然发现，自己写的根本不是什么“过去”的事情。 鲁迅以前写中国人的麻木，说看客。我小时候读，觉得那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才发现，不过是如今的看客换了种样子罢了。现在没有人围着刑场伸脖子了，大家只是低头刷手机。昨天谁被抓了，今天谁消失了，底下偶尔飘过几句评论，很快又被新的热点盖过去。人们照样上班，照样吃饭，照样哈哈大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时候想想，这甚至比怒骂还冷。 至少怒骂还说明人在意。 最怕的是无所谓。 徐光后来又不断被拘留、传唤、抄家。2014年，他因为一句“共产党能在南湖开一大，民主党也能在西湖租船开一大”的玩笑话，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抓进去。如今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荒唐，甚至像个笑话。可这些年，荒唐事发生得太多，人们竟也慢慢习惯了。 后来再抓徐光，罪名变成了“寻衅滋事”。 这个词现在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仿佛什么都能往里面装。你举牌，可以寻衅滋事；你发文章，可以寻衅滋事；你说话不中听，也可以寻衅滋事。到了后来，连“平反六四”几个字，都足够把一个人重新送进监狱。 徐光就是这样又一次进去的。 这一次是四年。 等他再出来，已经快六十岁了。 照片传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怔了一下。不是因为认不出来，而是因为一下很难把眼前这个满头灰白、神情枯瘦的人，和当年照片里的青年学生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些年被带走的，不只是时间。 我有时候会想，像徐光这样的人，到底靠什么撑这么多年。因为正常人是很容易疲倦的。别说坐牢，就是天天被盯着，被骚扰，被警告，被断生路，时间久了，人也会软下来。中国这些年最成功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它并不总是一下把人打死，而是慢慢磨。 磨掉你的脾气，磨掉你的朋友，磨掉你的胆子。磨到最后，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了。 可总还有极少数人，怎么磨都不肯彻底弯下去。 这种人，如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徐光出狱，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人从监狱里出来。至少对一些还记得九十年代、还记得中国民主党、还记得那些年发生过什么的人来说，这件事多少像是一点残余的火星。很弱，很小，甚至随时可能熄灭，但毕竟还在那里。 只是中国变化太快了，快到许多人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游客拍照，孩子放风筝，网红店门口排长队。年轻人讨论演唱会、奶茶、股票和房价。夜里灯光照在湖面上，还是很好看。没有人会从那些热闹里看出来，几公里之外，曾经有人因为一句话、几篇文章、几张纸，被关了几十年。 世界照样往前走。 可西湖的游客不会知道徐光，商场里的人不会知道，那些低头刷手机的年轻人，大概也不会知道——他们不会知道，一个人真正漫长的刑期，有时候是从“出狱”才开始的。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作者简介 胡海宁，1989年学运参与者，现居美国。《在野党》杂志社美编部部长，长期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并参与独立中文刊物的编辑与排版，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沉默、记忆与个体命运。 After Release — On Xu Guang, and Those Who Never Truly Walk Free By Haining Hu Reviewed by Editor-in-Chief: Yufu Zhu About Xu Guang Xu Guang, born in...

——从卢比奥事件看中共外交的虚伪与独裁逻辑 作者：李聪玲 当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 Marco Rubio...

本文来源：罗翔-破幕推墙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近日，红潮国安部又发了一篇雄文，义正辞严地指出：年轻人躺平，是境外势力渗透！是颜色革命的新花样！是敌对分子在背后搞鬼！读完我差点笑出声——这届国安部怕不是把《西游记》当内部文件学了，天天都能抓出个“境外妖怪”。 躺平有那么可怕吗？年轻人不996了，不内卷了，不想当韭菜了，就成了“国家安全隐患”？这逻辑也太好笑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如今呢？达者们早就不兼济天下了，他们只兼济自己和亲戚朋友的账户余额。穷者想独善其身，躺平一下，喘口气，就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妙啊，这叫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权贵躺赢，不许平民躺平。 你们这些“达者”当年是怎么兼济天下的？ 房地产大潮里，左手政策右手土地，轻松把几代人的财富收割进腰包；互联网红利期，平台经济野蛮生长，996福报喊得震天响，转头就把程序员当电池用完即弃；疫情期间，一边歌颂“动态清零是人间大爱”，一边让小商贩、打工仔倾家荡产；现在经济下行，又突然发现“躺平是境外势力”，赶紧把锅甩给美帝、日帝、台独、港独、境外NGO……反正只要不是自己无能，天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境外势力”。 年轻人躺平的真正原因，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房价高不可攀，结婚生娃成了奢侈品；996干到35岁就被优化，35岁成了职场死刑；内卷卷到头秃，回报却越来越薄；阶层固化比水泥还硬，拼爹的时代，普通人再努力也只是给别人做嫁衣。 这时候你们不反思自己“兼济天下”干了什么好事，反而怪穷人“独善其身”？这不就是典型的“自己吃肉不给别人喝汤，还怪别人不感恩”吗？ 更绝的是，国安部这篇雄文里，估计又要列举一堆“境外网站”“境外博主”“境外App”在教唆躺平。拜托，你们自己把国内互联网管得铁桶一般，连个正常发声的地方都不留，年轻人不翻墙还能去哪儿听真话？结果翻墙听了句“别卷了，保重身体”，就成了境外势力？那请问，当年教我们“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就有未来”的那些鸡汤，又是哪国势力？是不是也该一起抓？ 讽刺的是，最该躺平的其实是你们自己。 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早就躺平在权力和垄断红利上几十年了：子女海外留学、资产海外配置、医疗海外就诊，自己躺得舒舒服服，却要求国内年轻人“站起来奋斗”“为民族复兴添砖加瓦”。砖瓦是你们搬吗？瓦刀是你们挥吗？最后累死累活的还是底层，享受成果的还是你们。 这叫什么兼济天下？这叫“达则兼济自家，穷则怪你不卷”。 躺平不是不奋斗，是拒绝被你们定义的“奋斗”当燃料。 年轻人选择低欲望、低消费、低婚育、低期待，本质上是对你们这套游戏规则的消极抵抗。他们不傻，看得比谁都清楚：再怎么卷，也卷不过关系、卷不过平台、卷不过政策风向。既然终点早已内定，那我干嘛还拼了命去跑？躺平，至少不会被你们当燃料烧完。 国安部啊国安部，你们越是急着把“躺平”打成境外势力，越说明这套系统已经病入膏肓。真正的境外势力，从来不是教年轻人躺平的那几个推文，而是把中国年轻人逼到只能躺平的那套制度和既得利益集团。 达者不再兼济天下，却要穷者必须卷到死，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隐患”。 如果躺平真是境外势力教唆的，那为什么境外势力没教权贵们也躺平呢？他们怎么还卷得那么起劲？ 转发、点赞、保存——别让“境外势力”又多了几个！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rackdown on “Lying Flat”: The Successful No Longer Seek to Benefit All, Yet Blame the Poor for...

作者：陀先润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三星近日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销售电视、冰箱等所有家电产品，仅保留手机业务。这则公告在商业媒体上被解读为市场竞争失利，但真正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它揭示的，是一个威权政权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变成全球资本的禁区，以及跨国企业在主权绑架面前如何艰难求生。 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不足0.4%，悄悄退出对财务毫无影响。选择公开宣告，唯一的解释是政治需要。三星必须向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证明一件事：我们与中共市场的切割是真实的，不是表演。这是在中美科技脱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一家跨国企业为保住核心资产所做的政治投名状。 三星在华真正的战略资产不是家电，而是西安的闪存芯片工厂，这座工厂贡献了三星九成以上利润来源的关键产能。然而它现在处境极为危险——美国已将三星使用美制设备的许可证改为逐年审查，随时可能叫停；欧美市场对中国制造高科技产品的审查也已延伸至供应链深层，"产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致命标签。三星必须向外界证明，西安厂只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加工节点，而非与中共市场深度捆绑的本土存在。家电业务的公开切割，本质上是为西安厂的生存买时间。 更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的反应。2026年4月，中共相继出台《工业和供应链安全条例》与《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规定》两份行政法规，明确授权当局在外国企业执行美国断供令时，采取资产冻结、查封乃至强制要求工厂维持运转等反制措施。这不是正常法治国家的监管逻辑，而是威权政体将外资工厂视为可随时充公的人质的制度安排。一旦中美冲突进一步升级，三星西安厂面临被强制接管的风险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法可依的既定选项。 正是为了对冲这一极端情景，三星已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加快建设大型晶圆厂，计划年底全面投产。逻辑很清晰：一旦西安厂被强制接收，三星损失的只是固定资产。核心工艺、管理体系、全球协同网络可以随时撤走，没有三星实时技术支持的尖端工厂，良率会迅速崩塌，对接收方而言不过是一堆无法独立运转的机器。 对比日本企业的做法，更能看清三星今日困境的根源。萨德风波之后，日本政府便通过在华商业协会，有计划、低调地推动日企分批撤离，并给予财政补贴。佳能、尼康以及主要芯片与通讯企业，在被迫站队之前已完成战略撤退。而韩国财阀长期抱有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幻想，三星如今不得不在市值高峰期用一纸公告争取政治缓冲，本质上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被动补救。 三星这次公告，外界看到的是商业宣布，深一层是向欧美投资者的政治表态，再往下则是威权主权与跨国资本之间的极限博弈。中共用法律工具将外资变成人质，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规则，最终只能加速资本的离场。全球化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是法治与产权保障，而这恰恰是中共体制结构性缺失的东西。三星今天的困境，不是一家企业的个案，而是所有仍在押注中国市场的跨国资本迟早要面对的共同命运。 The True Implications of Samsung’s Exit from China’s Home Appliance Market: The Dead End for Multinational Capital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Li...

作者：陀先润 编辑：韩立华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网上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不对劲。37个浙江渔民，集资1.5个亿，造了中国第一艘"民间科考船"。本能上就感觉这事有猫腻，但又说不清楚到底哪里不对。大部分人的质疑停在一个层面：渔民哪来那么多钱，平均每人400万，这不可能。 这个质疑方向是错的。 舟山群岛的离岛渔民，很多人真的有这个钱。那些岛上的渔村，常年在海上搏命，积累下来的财富远超外界想象，住宅、船只、生活方式都说明这一点。所以用"渔民没钱"来否定这件事，否定不了。这件事假，但假在另一个地方，假在这艘船本身。 一艘渔民"买不起、不该懂、也管不着"的船 先说这艘船装了什么。全电推进、薄冰区破冰能力、六级海况下一米精度动力定位、最长一万米水下光缆释放系统、深潜器布放能力。把这串参数摆出来，任何一个懂行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不是一艘用来研究鱼群或者海洋气象的科考船，这是一艘专门用来做海底地形勘测和航道绘制的船。 全电推进在科考船上有两个核心用途。第一是降噪，让声呐回波更干净，海底地形图更精确。第二是破冰，允许船体在冰区前后左右机动，甚至原地打转，这是传统螺旋桨推进做不到的。一万米光缆释放系统，加上深潜器布放能力，说明这艘船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探测设备送到深海，绘制海底地图。六级海况下一米精度定点，是在复杂海况下保证设备下放时缆线不因船体漂移而断裂或扭损。 这每一项能力，在中国都是涉密技术。相关设备的采购，哪怕是个人从海外买回来，进关就要申报详细用途，接受审查。光纤护套、卷放设备、破冰钢板的材料选型，这些东西在中国没有相应批文，根本买不到，更别说装船。 现在问题来了。这37个渔民，作为名义上的投资股东，有权知道船上装了什么、这些设备从哪来、花了多少钱吗？答案是没有，而且绝对不可能有。这些信息本身就是国家机密，让一帮民间股东知道，叫泄密。所以这37个人，不是投资方，是挂名方。他们买的不是股份，是一块招牌。 中国的海洋数据，从1949年就是军事机密 要理解这件事的荒谬程度，必须先说清楚中国对海洋数据的管理逻辑。1949年之后，中国就规定所有海洋资料，包括水温、海浪、海流、海底地形测绘图像，全部属于国家地理机密，由军队管理，具体归属海军。国家海洋局从成立起就是军事化单位，下属的"向阳红"系列科考船是军事编制，船员按军人标准管理，船上佩带武器。后来的“远望”系列，给国防科工委用于航天测控，也是纯军方资产。 中科院有"科学"系列和"实验"系列，同济大学今年刚下水一艘"同济号"。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能运营科考船，是因为他们接的是国家项目，有相应资质，每一次出海任务都要向国家海洋局和军队报批。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模式，就是某个大学教授申请了一个研究鲸鱼的项目，去租一艘船就能出海。你自己弄一个声呐，划着小船去探一探海底地形，第二天就会被请去喝茶，因为这叫间谍行为。 在这个背景下，37个渔民自发集资造了一艘装备远超体制内标准的"民间科考船"，然后要去承接科研院所的"租船任务"。这个逻辑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科研院所出海，不会去租一艘民间船，他们有自己的船，有资质审批，也没有理由把涉密任务外包给一帮不在体制内的渔民股东。 为什么偏偏要"民间"这两个字 这才是整件事最关键的问题。 这艘船真正的用途，指向北极航道。薄冰区破冰能力不是为了去冬季的极地，而是为了夏末秋初，也就是北极冰层融化最多的时段，也是北极航道最可能通航的时段。全电推进加海底勘测能力，对应的任务是对北极航道进行系统性测绘，绘制潜艇可用的航线图。这件事中国一直在做，雪龙号、极地号都去过北极，但那是专项任务，不是全面测绘。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挂着"向阳红"或"科学"号的字样出现在北极航道，北约会怎么看？整个欧美对中国体制内科研机构的警惕已经今非昔比，连大学的合作项目都要审查，何况一艘军方背景的科考船。就算挂着同济大学的牌子，也会被认定为中国国家意志的延伸。 但如果是一艘“37个爱国渔民自发集资、热爱科学、支持国家”的民间船呢？它在舆论上的防御空间就完全不同了。一旦有人质疑，官方可以说这是民营企业行为，政府管不了，他们是自己把船租出去的，租给了某个对北极渔类感兴趣的项目。这套话说不说得通是另一回事，但它提供了一个外交缓冲，一个能让事情不立刻升级的叙事空间。 这就是"民间"两个字存在的唯一理由。 37个渔民什么都不知道，这才是设计的精妙之处 这37个人，不知道船上装了什么，不知道设备从哪里批来，不知道每次出任务去哪、干什么，也没有权利决定把船租给谁。出任务要国家海洋局批，要军队批，他们的"股东"身份在实际运营里等于零。他们是真的爱党、真的出了钱，但他们挂的是名字，买的是故事，而不是一家公司的实控权。 有人猜测这艘船是去切断别国海底光缆的。这个方向想多了，逻辑上也不成立。切光缆不需要这种精密科考船，一艘普通货轮改装一下，船底挂个拖揽装置，贴着海底一拖就行了，成本低、隐蔽性更强。造这么一艘船的成本和复杂度，远超切缆所需。 这艘船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在其他船不该出现的地方做该做的事，而且出现的时候，身上贴着一张说得过去的平民标签。 渔民是真实的，钱可能也是真实的，爱国情感更是真实的。唯独那个"民间科考"的故事，是假的。 Zhejiang Fishermen “Pool Funds” for Research Vessel: A Fig Leaf, and the Truth It Hides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Han...

作者：Reng Feng（冯仍）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周敏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琳被联邦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更让我震惊的是，公告显示她已经同意认罪。司法部说，王爱琳与孙耀宁共同经营一个名为 “美国新闻中心”网站，表面上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却按中共官员的指令发布亲北京宣传内容，而且她并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申报自己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王爱琳不是一个刚刚来到美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5年从四川成都移民美国，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买房、生活、经营人脉、参与社区事务，最终当选阿卡迪亚市议员，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她看起来几乎就是华人移民在美国成功的一个样本——从移民到融入，从社区活动到公职身份，从普通人走到市政舞台。 按理说，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享受了美国的自由制度、法治保障、社区信任和政治机会，更应该明白这一切来之不易。她能当上市议员、市长，不是因为哪个党组织安排她，不是因为上级领导提拔她，而是因为美国地方民主制度给了一个移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可是司法部公告披露的内容，却让人看到另一幅令人寒心的图景：她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官员的指令，在美国传播中共宣传内容。 这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人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在这里获得成功，为什么最后还要为那个她已经离开的政党工作？为什么一个人已经进入自由社会，还要把专制政权的影响力带进这里？为什么一个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制度赋予的政治机会，却还要暗中服务一个压制言论、控制媒体、打压信仰、迫害异议人士的政权？ 我想到自己，也想到许多像我一样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很多人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换一个居住地点而已。 我们是因为看见了谎言、压迫、不公和恐惧，才知道自由的价值。我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有伤，也有盼望。我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不必说假话、不必害怕政治、不必从小被洗脑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长期活在恐惧和沉默里。 可是王爱琳案让我不得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长大，他们会不会真正明白自由的代价？他们会不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逃离专制？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只看到美国给他们的机会，却忘记了专制政权曾经怎样伤害中国人？ 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听，不把中共的本质讲清楚，不把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讲明白，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可能在舒适的生活中失去警醒。他们可能会以为中共只是一个“普通政府”，以为为它站台只是“文化交流”，以为替它宣传只是“爱国”，甚至以为反对中共就是“反华”。 这正是中共最擅长混淆的地方。 中共总是把“党”和“中国”捆绑在一起，把“反共”污蔑成“反华”，把批评政权说成是伤害民族感情。可是我们这些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最清楚：真正伤害中国人的，不是揭露中共罪恶的人，而是这个长期压迫中国人的政权本身。真正羞辱华人的，不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个非法外国代理人，而是一个华人公职人员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获得信任后，却暗中接受外国专制政权的指令。 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应当只为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服务；一个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政府官员指令的人，竟处在公共信任位置上，尤其令人担忧。这个说法很重，但也很准确。 我认为，这件事绝不能被理解成针对华人。恰恰相反，最需要警醒的正是华人社区。绝大多数华人来到美国，是为了安居、自由、孩子的未来，是为了逃离专制和恐惧。真正威胁华人社区安全与名誉的，不是美国的调查，而是中共长期把海外华人社区当作统战对象、宣传通道和政治工具。 阿卡迪亚、圣盖博谷、洛杉矶东区，这些地方有大量华人居住。这里本该成为华人参与美国民主、建设社区、保护家庭的地方，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渗透美国基层政治的试验田。美国地方政府看似离国际政治很远，但市议员、市长、学区委员、社区组织，恰恰是民主制度最基础的部分。如果这些地方被外国威权政权利用、渗透和操控，受伤的不只是美国制度，也包括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家庭。 王爱琳案给我最大的提醒是：移民美国，不等于自动获得自由的灵魂；离开中国，不等于真正脱离中共的思想控制；在美国成功，不等于一定懂得感恩这个制度。 一个人可以住在美国的房子里，开美国的车，拿美国的身份，参加美国的选举，甚至当上美国的市长，但他的心如果仍然跪在中共权力面前，那么他只是身体到了自由世界，灵魂仍然被专制捆绑。 我也因此提醒自己：作为父亲，我不能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英语、学校和未来职业。我更要关心他们是否明白自由、诚实、公义和信仰的价值。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知道美国生活好，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不能让他们只享受自由，却不知道自由需要守护；不能让他们长大后对中共的谎言失去辨别力。 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出来的人，有责任把真实告诉后代：告诉他们文革、六四、宗教迫害、维权律师、铁链女、言论审查、监控社会，也告诉他们为什么美国的宪法、法治、新闻自由和地方民主如此宝贵。我们不能把这些历史埋在沉默里，因为沉默会让下一代失去判断力。 王爱琳案不是一个人的丑闻，也不是一个城市的新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的长期渗透，也照出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必须面对的责任。 我们来到美国，不只是为了活得安全一点、舒服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懂得真相、珍惜自由、拒绝谎言的人。 否则，有一天我们也会痛心地发现：我们的后代虽然生长在自由土地上，却仍然被专制的阴影牵引。 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 Body in Freedom, Soul in Prison: The "Soul Searching" of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