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火种

——范子良先生 作者：司空先让 （来自杭州）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我与范子良先生认识是在二十四年前，一个噩梦般的地方——浙江十里坪劳教所。 浙江十里坪劳教所位于与江西交界的衢州龙游县湖镇。 该劳教所主要是一个以压榨劳教劳动力换取出口创汇产品的地方，这里生产名牌“新力”羊毛衫，还做打火机、皮包、闹钟、玩具等运往义乌、宁波等中国著名出口地。因此劳教人员被迫每天强制劳役13小时左右，若遇出口任务加重，订单紧迫时还要连续每日加班二、三个小时。个人连续多日如完不成劳动产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 ...

作者：谢文飞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注意：我所要阐述的人格独立，是超越字面意义上的一种最高形态。它包含但不囿于个体在性格、情感、思想及物质上的独立自主。 在中国，对权力的态度是人格独立的标尺。在我出狱一周年之际，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文章？正是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不愿意为了改善自己的际遇而向权力屈服，才会导致我一直处在权力的严控和打压之下，处处碰壁，不能自由地发展。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下，一些人认为我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他们认为，在当今世道下，首要的目的是让自己获得财富自由。而像我这样无力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在很多人看来是不配谈人格独立的。 这种论点是把人完全物化了的。如果以这种论点来看，在中国99%的人一出生，就注定无法实现人格的独立了。因为在我们这代人之前的99%的中国人，穷其一生是不可能实现财富自由的。恰恰相反的是，众所周知，在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中，尤其是私有财产不受保护的制度下，权力随时都可以剥夺任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在中国，越是拥有巨额财富的人，越是不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 几乎所有的中国成年人都知道，在中国的巨富群体当中，想要持久的保有巨额财富，不与权力相媾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李嘉诚的财产转移，顶级富豪的群体移民，还是如江苏铁本案，湖南曾成杰案，太子奶李途纯案，都彰显了权力对资本的宏观控制和“必要时”的生杀予夺。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提醒着中国的富豪居安思危，他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何来的人格独立。正如大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不过是权力的附庸罢了。顶级富豪如此，遑论升斗小民。 最近20年来，将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首选考公务员，而考取公务员的概率基本上百分之一、二，一些热门岗位甚至不及千分之一。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一个遴选官员和提拔官员都没有一套公平合理的体系里，对考取公务员，人们趋之若鹜，显然是笃定以放弃人格尊严为代价，换取晋升之路乃至荣华富贵的。对他们讲人格独立无异于对牛弹琴。 而被西方认同为独立人格的代言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即使有，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也是凤毛麟角，要么被噤声，要么被权力所排挤打压，或入狱，或远走他乡。 而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光鲜亮丽之学界名流，他们匍匐在权力面前的卑微丑态，更是令即便如我这般寒微之人也深为不齿。比如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科学界领军人物钱学森，为水稻亩产几万斤的大跃进保驾护航。今年才去世、老年才回国的爱国诺奖得主杨振宁，为文革浩劫的正当性辩护。至于“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之流，额头上就明写着“不要人格”的了。总之，中国知识界凡为庙堂所嘉许的学界名流不外是文化保镖，知识打手。 至于说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底层芸芸众生，即我自己厕身的阶层的人，终日忙于一日三餐，看着新闻联播长大，原本人生的字典里就不需要有人格独立这四个字。正如当年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自由的概念。所以视人格独立为性命如我者，在我所出生的桂阳县近百万人口中，竟找不到一个盟友。这十几年来我一直被当成一个出身于底层的异类，很多人对我的觉醒表示怀疑，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知道自30年前我知道孟夫子的名号开始，我就无可救药地成了孟夫子的信徒。 在孟夫子眼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者，不足以称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为大丈夫。孟夫子眼中的大丈夫显然是人格独立者，古典意义上的标杆。有人问他有什么长处时，他竟毫不犹豫地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这也是我唯一的长处。 30岁之前的我，虽有一身浩然之气，但多少有些浪漫主义色彩，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并不具备理论上的批判性思维。直到08年开始上网之后，才逐渐看清自身所处世界的真实面目，之后误打误撞地认识了众多所谓的“异议人士”。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同时深感自己不学无术，见识短浅，于是又阅读了大量思想启蒙类著作，一个跳出所处社会制度桎梏下的独立人格，在40岁之前才完全成型。 回首这几年经历的种种炼狱和磨难，使得我坚持走到今天而聊以自我宽慰的，便是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年来虽然没有在实际事务上取得任何进展，甚至连自己预期的将身心调整至正常状态也未全然实现，唯一无需感到惭愧的，便是保持了人格独立。 题外话：这一年多来，如果要我说出我对外界最大的不满，便是整个世界荒诞地分成了川粉和川黑两大阵营。我如果说，数以千万计在网上唾沫横飞，一遇川普议题便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的英雄好汉们没有独立人格的话，我会成为众矢之的，无处安身。原本我把这一年定位为休整之年，恨不得躲到山洞里去静养，川普还是找上了我。 先是一位反川的教授问我对川普的看法，我说我不喜欢他，也没兴趣去反对他。我自顾不暇，哪有兴趣去关注一个万里之外的外国总统？况且他既然是被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几千万选民通过选票选上去的，如果他特不靠谱的话，自然就会将他选下去，不劳我操心。 慢慢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反川的公众号写手推到我面前来，写的文章千篇一律。一言以概之，就是川普不是个东西，川普危害全人类的民主自由人权。为了捍卫全人类的正义，必须反川。 我检索了其中几个公众号写手的过往。他们在邻居家的房子被强拆时未发一言；在城管当街暴打小贩的时候冷眼旁观；在农民工讨薪被捕、上访者维权被拦时冷嘲热讽；在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抗争者身陷牢狱时置若罔闻；甚至视我这个在我们的国家最底层挣扎生存了几十年的人为国家的敌人。可是他却标榜自己反对一个外国总统是为了追求正义。 于是我在2025年2月15日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给墙内激进反川者泼点冷水》。里面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作为一个墙内人是反川重要还是反墙重要？ 第二，川普、普京、邪帝，哪个对人类更具破坏力和潜在的威胁？ 第三，墙内川黑是否认为比美国选民更具备清醒的认知，更有资格反川？还是因为比起做一个中国民间反对者，反川更高光更安全？ 结果，我的问题刺激到了一些朋友，也导致了一些误会。竟然有朋友笃定我是川粉。一些川粉朋友也视我为盟友。 为了澄清朋友之间的误会，2月21日我又写了篇《给激进反川者泼冷水并非受他人影响》。然而误会并没有消除。情非得已，隔了一天我又写了一篇寓言，标题是《能解此寓言者可为我知己》，最后以“奈莫何，奈莫何”结尾。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无意中发现川普话题已导致简中圈严重分裂，按捺不住自己的深度关切，又硬着头皮写下《导致简中圈的严重分裂，甚至不必要的严重对立，不外乎这几个主要因素》。因为精力有限，也没有去思考如何构思行文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检索一下前文的内容。 对那些完全具备独立人格，甚至还以特立卓识自许的挺川反川大佬来说，我写的这些文字显然是不入法眼的，但我起码可以告诉那些关心我的朋友：任何人，包括川普本人，都不能让我成为一个川粉或川黑。 但同时我也知道，我无需也无力改变任何一个人挺川或反川的立场，尤其是当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时候。比如我建微信群一年来，有的铁杆川粉发在我群里的信息 100%都是关于川普的，只为了证明一件事：川普永远是100%正确的；如有任何质疑，100%是质疑者的错。有的川黑做得更绝：只要发现我群里有一个川粉，立马闪退，并留言：粪坑群。即使这位“川粉”是理性挺川的也不行。在我看来，极端的川粉和极端的川黑都是无限放大了川普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然后又无限放大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他们忘了：地球不是一个村，川普更不是地球村的村长。 未来在互联网信息洪流的冲刷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更难以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坐标。这是一个巨大而荒诞的悲剧，需要经历一个重新觉醒的时代，方能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看清我们每个人和世界的关联，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位置和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时刻警醒，保持人格独立，以安静的内心抵御外界的喧嚣。 One Year After Prison, Part IV: Maintaining an Independent Character Abstract:The author reflects on the meaning of preserving personal independence under oppressive...

——要不要活下去 作者：谢文飞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题记：当利维坦这头怪兽肆无忌惮地吞噬我的自由与尊严时，要不要活下去，便成了我必须要做出抉择的命题。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我的座右铭，也将是我的墓志铭。——这是我在2019年3月1日出狱当天写下的《出狱宣言》里的一句话。2023年5月30日至6月13日，在被郴州监狱关在0.18平方米和0.7平方米的铁笼子里那半个月里，我曾以为我用生命书写自己的墓志铭的日子到了，不意竟苟活至今日。 苟活的痛苦，不经历绝望的人自然是无感的。而我之所以会绝望，正是因为我对自己、对我们的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的人性）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宗萨蒋扬钦哲说：“我们之所以没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没能善待自己的痛苦、希望和恐惧。”而我这几十年来，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对自己、对未来、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寄予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对于恐惧，我的天性让我从小就排斥它、无视它的存在。所以，以宗萨蒋扬钦哲的观点，我注定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其实，在我看来没那么复杂。世人所自以为的自由的状态，其实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苟且，灵魂的麻木，加上行动上的有限自由罢了。而我，如果注定只能拥有这样的“自由”的话，我情愿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写上墓志铭，摆脱这个无望得到我的自由的世界。 一. 看望带病打工的哥哥 2025年10月29日，是我再次回到大监狱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年来有一个心愿一直未了，我想去看看在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工业区打枣的哥哥。哥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在带病打工，2019年肾结石手术，我照顾了他好几天。这几年肾结石越来越严重，动了三次手术都没能根除，一直在吃药。2020年10月29日，就是我再次入狱刚好4个月之后，他又得了更严重的脑梗塞，也没有治好。我担心他不能继续打工了。这几年我在里面，哥带病打工，还要负责为病了多年的母亲治病，真是难为他了。母亲的病最严重的时候半个月下不了床，在我去年10月29日回到县城给她打的第一个电话时她说：“老娘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这种情况下，哥哥的身体健康于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回到家第五天就在《暗夜独吟》里写下了那句“江湖友凋落，家中添病人”。 10月24日下午5点，我到了我哥打工的厂里。他所在的厂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牛仔服装加工厂，他在里面打枣，这道工序还是17年前我手把手教给他的，每天要重复同样的动作一万次以上，他一干就是17年没有中断过。我哥是个非常不自信的人，当年我教他时，他就说年纪大了学不会了，是我“逼”他学会的。 我原本打算帮我哥做点事，顺便看看我还能不能胜任这个我曾做了八年的工作。但我没想到他的工作环境比我12年以前的工作环境还差，他使用的机器比我12年前用的还要破旧。他正在做的裤子布料是又硬又厚最难做的复合布料，机子上的针孔都烧黑了，他的老板小器得很，连线油都没有给他提供。机子老是断线，我哥叫我帮他穿针，我穿了半天也没能穿进去，只好作罢。还是让我哥把针换了才穿上线的。12年前，我还在制衣厂上班时，我曾试过闭着眼睛也把线穿进去了，如今竟然睁着眼睛也半天穿不好针。 我哥没有提前买好菜，于是我叫他一起去吃快餐。我打电话给在同一条街上班的表弟，叫他过来一起吃饭，他说今晚要出货，自己吃点现成的饭就要去加班了，晚上可能要11点半才能下班。他这几年基本上晚上加班都要加到11点甚至更晚。我想表弟中秋还在我家里吃饭了，今天就随他吧。我又给一个认识了20年的老工友打电话，也没接通。这位工友比我大13岁，年初的时候，他和我表弟在一栋楼上班，听说我又坐了几年牢回来了，邀请我一起去打工，他说为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事去坐牢，自己太吃亏了，不要再去吃那个亏了。这正应了亚里斯多德2350年前的论断：越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务，越是少有人去关心。因此他认为，应该改变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制度。我自己已故的舅舅，2013年在我从看守所回来后也对我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做的事情也是对的，但这种事情太危险了，还是让别人去做的好。我说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想的。 我哥吃完晚饭，6:20就加班去了，到10:30才下班。他告诉我，派出所的人来对他进行了登记并拍照，我感到吃惊。我从2004年到2013年上半年期间，在新塘租房子住了8年，从来没有遇到过派出所上门登记拍照片的事情。我住的地方离我哥这里不过3公里而已。我问我哥，这几年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说去年有过一次。我正在狐疑，哥又说了一件令我更加吃惊的事情，他说这几年，在江南工业区，不时见到治安巡逻的民警在路上拦住人查看身份证并拍照。我没听错，这就是孙志刚因为没带身份证被带到收容所而被群殴致死22年后，离他被打死的广州天河区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南，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原打算在这里做几天临时工的念头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了我哥说的种种，显然我晚上住旅店多有不便（住高端酒店应该没问题），加上囊中羞涩，我决定与我哥挤一张床将就一晚。 今年夏天我也是睡硬板床的，但9月一场秋雨过后，我就换上了床垫，并且盖棉被睡觉了。而我哥还是睡的木板床。怕我冷，给了我一床被套外加一块浴巾。凌晨才睡觉，3点半我哥起来上厕所，尽管他轻手轻脚，但还是把我惊醒了，并且再也没能睡着。好不容易挨到6点钟起来洗漱。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加上天生晕车受了点罪，我决定去吃一碗瘦肉粥。哥陪我走到早餐店门口，说什么也不进来一起早餐。他习惯性地散步去了。 二. 时隔六年重返广州 6年多没有到过广州了。这块南国的热土，曾经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光荣与梦想。黄花岗上、黄埔军校、南周门口、车陂街头，广州有着太多将我们与历史连结在一起的印记，留下了我太多的或痛苦或美好的记忆。这一年来，从广州来看望我的朋友有10人之数，而其它外省的朋友，只在我6月底到四川时见过一些。如今广州近在咫尺，我怎能不去拜会广州的朋友呢！ 9:30，我抵达广州。几乎同时，我哥发来微信，他说房东打电话给他，问我人在哪里，不让我住在我哥租住的房子里。我的不好的预感得到了证实。昨晚一位在广州照顾他哥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之后，他哥哥就接到广州有关部门的电话，问他人在哪里。这位朋友为了能留在广州照顾生病的哥哥，明确告知我不能跟我见面了。后来我告诉他我哥哥被登记拍照的事，我还在狐疑中，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冲我来的。而那时候我见到我哥才5个小时而已。 10点半才见到广州的朋友，三五个朋友就近找了家饭店吃饭。几年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总是令人轻松愉悦的，尽管菜品略显寡淡无味，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前一天的旅途劳累，还有某些不快，统统都暂且抛开了。饭前朋友帮我约了几位老朋友下午见面，然后一起晚饭。饭后去拜访了一位久闻其名，却未曾谋面的浪漫主义诗人。坐在绿树掩映的小溪边喝咖啡，竟然有些许凉意。这是我第二次喝咖啡。 三. 电话不断，令我抓狂 15:40，我们到达约定的酒店与朋友见面。15:48，老家桂阳的国保就打电话来了。一开口就要我确定回家的时间，说是广东这边因为有个什么会，通知了湖南那边，又一再说我离开当地没有告诉他，让他不好交差。仿佛我还在监狱里，没有私自出行的权利。我说我就这两天回去，但还没确定。广州的什么会与我无关，我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广州的有关部门。 过了半个小时，又用微信接二连三地打过来，说了十几分钟。一下叫我马上回去，我提出抗议，一下又说最迟后天让我回去，一下又说我明晚必须回去。还翻来复去要给我定位，给我开个房间。我实在是烦不胜烦，我说你们一定要把我当成一个犯人来对待的话，我就把手机丢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打完微信才3分钟，16:48分，电话又打过来了。50分钟打了五个电话和微信电话了，硬要我答应住他们派过来的人开的房间，然后确定回去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回去。我已经6年没有经历这样的恶梦了，本就睡眠不足，一下子头都大了。 晚上我们刚好聚齐了十个人，这是我6年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老朋友，自然心情放松了不少。没想到朋友们都说在广州都有几年没这么聚过了，又令我略微有些失望。但接着又有两个朋友说，今年还这样聚过两次。这可是有着近20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啊！ 尽管我一再表示，不想在广州见到他们，19:19，我们晚饭才刚开始，电话又打过来了，一打又是十几分钟，已经影响到我和朋友们就餐了，我们老家的俗话说“雷公不打吃饭人”。换了一个人，说他已到广州了，必须要见到我。我问他见面之后要怎么做却闪烁其词。这时候我的头都快要炸裂了，真想把手机砸了，随他们去。但是没办法，谁叫我身处没有围墙的监狱呢。我还是答应了他们一个小时后见面。放下手机没几分钟，老家那边又打电话来了，不顾我如何抓狂，就是要确保我在他们掌控的范围之内。好像要千方百计阻止我趁着夜色去干坏事。但总算说好了，只是确定我住宿的地方，之后不干涉我的自由，明晚回到桂阳就可以了。谢天谢地。 四. 贾榀你在哪里 晚餐一再被打断，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好的人生体验。另外一件事情也令我感到有些遗憾，可能也是因为我一再被电话打断而造成的。事实上我接到的电话，也会影响到其他朋友的心情。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今晚10个人聚在一起，没有人提到贾榀。贾榀几乎比我更早认识在坐的每一位朋友。我是2013年8月13日到广州认识贾榀之后，才认识这些朋友的。我有几次想说说贾榀的事，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大家也不常聚，似乎都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要分享。或许是贾榀失踪了三年了，大家早已在茶余饭后聊过无数次了，已经没有兴致再提起他了。或许是该逐渐淡忘他了。但我不能忘。在2013年8月13至2014年10月2日，一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和贾榀、杨崇三个人住在一起。我们三个人，至少有300天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这20年来，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这样在一起过。贾榀1989年出生，1....

作者：姜福祯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编者按 自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首发组党以来，已有27年光景。在这段历史中，早期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身陷囹圄，或撒手人寰，或选择低调躺平，甚至有人背叛或被招安。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岁月，既是对历史的梳理，也是对勇气与信念的致敬。 本刊通过朱虞夫与姜福祯的对话，首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浙江民主党组党全过程的细节与秘辛。朱虞夫坦言，王有才最初主张“精英政党”，但浙江组党实践最终形成了“下里巴人”的路线，即坚持实际行动、广泛唤醒民众。正是在他与王炳章、王东海、林牧等人的推动下，民主党的火种在浙江重新点燃，并逐步蔓延至全国。 组党过程中，浙江民主党人直面高压政治环境，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坚持行动，从上街散发传单、联络老友，到编辑发行《在野党》刊物，每一步都充满艰辛。海外势力的关注与支持，特别是王炳章的启发与推动，成为组党初期不可或缺的动力。 同时，本刊也呈现了民主党成立的复杂渊源：历史上虽有多次名为“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尝试，但1998年的组党是独立的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挑战党禁，更在于推动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与实践。浙江民主党以行动开路，不以个人职位争斗为先，而是坚持全国联络与群众动员，这种务实精神值得铭记。 这段历史中，不仅有勇敢直前的人，也有选择低调避祸的人；不仅有积极参与的文学青年与民运人士，也有至今不得公开姓名的参与者。他们的经历与选择，构成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初期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画面。 通过本刊，我们希望打捞记忆，还原历史现场，让读者理解：每一段社会进步都源于冒险与坚持，每一份信念都值得被铭记。 姜福祯：我们都是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者，27年过去了，当年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仍在牢里，或撒手人间，或消极躺平，甚至也有人背叛和被招安。你是浙江首倡组党的重要推手，希望你尽可能讲一下你所知道的浙江组党情况，也算打捞记忆，还原现场吧。 朱虞夫：好的，8月24日我们在刘连军、苏雨桐主持的网上座谈会上几位创党同道有机会一起回忆当年组党情况，今天很高兴继续与你谈谈这件事情。 “下里巴人”朱虞夫 朱虞夫：实际上王有才当年组党是想搞精英政治，“象牙塔”“陽春白雪”，结果被我搞成了“下里巴人”。他主张搞一个有門槛，有文化，有财产的精英政党。 姜福祯：我知道，近年他在民主党海委会当主席时，他也还是这样主张。他说：“我们这些人就算了，以后发展党员沒有几十万收入的不要”。 朱虞夫：当年通过朋友关系，王有才搞了一张浙江处级干部的“花名册”。他主张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信件形式发给他们，劝他们参加中国民主党。我劝阻他：“这些人刚爬出泥潭，身上的泥水还沒甩干净，怎么能再跳进泥潭，这太不现实了” 精英政党我们不可能建立，唤醒民众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总要有人做。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王有才曾让祝正明印了2000多份《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有才被抓后，形势紧张，祝正明认为放我这儿比较安全。正好王炳章建议我上街去发展民主党员，“见一个发展一个”。这做不到，因为大家都害怕，不敢加入。6月30日没人与我一起上街散发传单，我一个人上街发送传单时，也是心里没底的。但是我想事情总要有人做，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我也有了让中共来抓我的心理准备。那天，我果然就被抓起来了。 “行为艺术”成真 姜福祯：98年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从浙江首发到蔓延全国成势就是一个奇跡，当时浙江的具体情形如何？ 朱虞夫：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认为，注册是开玩笑的，不要理他们，过几天就没戏了。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可能吗？一就靠那几个人可能吗？就算只有50个人的名单，也拿不出来的，就只有那么几个热心的人。在注册以前，我已经很明确的讲了，我们和这只猛兽关在一个笼子里，它欺骗国际社会，说它不吃人了，国际社会居然相信了它，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态没有改善，我们推它一把：要么它退一下，增加我们的生存空间，要么张口吃人，将它的本质暴露给国际社会。他不吃我还不放心。所以当时把我抓起来，我说我就怕你不抓，抓了才有动静啊，抓了才有分量。我们是“哀兵求胜”。姜福祯：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是因为中共要搭乘全球化快车，中共已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即便如此，公开注册申请也是一个政治姿态，意在促进公民政治权利，冲击党禁，也就是李泽民认为的“开玩笑”，你说的“行为艺术”。 朱虞夫：还有，如果不是借重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借重克林顿访华，也不会有这次注册。 6月25号中午，王有才一行人出发之前，我正好在王东海家。王东海的太太程云惠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生了，我问王东海如果他今天万一回不来了，他太太谁来照顾？我说把他的名字换成我的。他无论如何不肯换，他说“虞夫啊，阿惠交给你照顾，我放心”。  王有才也对我讲，“虞夫啊，如果我们进去，外面也是需要人的。我们不希望他们把我们一网全部弄到里面去了。”“你们在外面发声营救、接着干。” 我们民主党6月25号去注册，王有才已经安排海外媒体予以关注了，当时王炳章及很多海外民运圈的朋友，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振奋。 6月25号注册大家全身而退，第二天王有才就被抓起来了，8个小时以后回到家里，然后国保就把他封在家里不准他出门了。有一个小警察就坐在他门口监控，阻止他出去。这个时候的民主党组党活动处于停滯状态，因为原来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朋友，几乎都避祸隐匿了，形势不明朗，谁不怕抓人啊？组党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篡党夺权”把民主党的事继续搞下去，改变了王有才的初衷，中共又将我招兵买马，撒豆成兵的“颠覆”行为强加到王有才身上，让他判了重刑。我招来民主墙旧部，群策群力，各尽其能，将火种重新点燃、蔓延，王炳章策应各地兴风作浪，一时间风生水起。要发展民主党的党员，需要到外地去，每个省市都去宣传，都去成立中国民主党，尽量地扩大影响。所以后来我判刑的时候，检控方说海外势力的介入，海外势力就指的是王炳章，清清楚楚。 “海外势力”王炳章 姜福祯：王炳章二月回国推动组党，国内外一些人也都闻声而动。浙江注册申请后海外高度关注，特别是王炳章。我们山东的情况是，我刚出狱不久，还在剥权期，所以我相对低调。听说浙江申请后有人曾计划每月都有一个省市(直辖市)去申请，上海是第二个，可是二个多月过去了，上海沒有申请。八月下旬王炳章急忙给谢万軍打电话催促并嘱庄彦与谢联糸组党事宜，谢答应9月去注册，山东9月6日去注册被允许，鼓舞了各省，引发全国公开组党潮。 朱虞夫：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二月王炳章来浙江时我沒省见到，王炳章是六月注册后与我联系的，当时王炳章、王希哲和林牧都知道民主党是我在实操。 王炳章是行动派，我也是行动派，我们一拍即合，就这样我担负起了浙江民主党继续筹组的工作。林牧先生担忧我的安全，写信让王东海劝我低调。 当时王炳章先生说，趁着这个时间你不要再等待，尽量把它做大做强，他说：“虞夫啊，你到马路上去，这个看到一个就发展一个，像滚雪球一样，你形成势了，他们一下子就不能消除，不能把你们消灭掉。如果你们这几个人他能回过手来把你们弄掉，就没这个戏了，做不下去，没这回事了。”他说的很对。所以我在他的启发之下，在没有人手的情况下，我自己拿了传单到马路上去散发，然后我又去找到我当年就是民主墙时候的老朋友，因为杭州的民主墙1978年，1979年初，是我和我几个朋友一起搞起来。当时加入的很多朋友大家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就去把这些他们都拉进来。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公开的、理性的、合理的。当时我告诉你，没什么秘密，你共产党要知道我们什么都告诉你，我们都向你注册了，还要怎么样。 所以王炳章先生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孕育者，他是海外民主运动的奠基人，这个他是功不可没的。我非常怀念他。我和王炳章先生打交道是1998年6月组党伊始，他在二月来杭州时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国内的人组党，但是国内朋友对组党有疑虑，这一点我可以讲，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他是分不开的，组党的种子是他播下的。就我个人来说，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才豁出去的。当时海外有很多人在围攻他，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当时赞成他这样搞，有我个人的看法：中共一贯欺骗国际社会，我们公开筹组民主党就是要撕开它们的画皮，冲击党禁，就是要冒险试一下深浅，也算以身试法吧。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犯险”而来的。 姜福祯：我们山东也是这么想，不试，怎么知道能走多远，也已做好做牢准备。 “广交友，缓结社”紧箍咒 姜福祯：我有个問題，你们浙江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筹委会，还是先后有两个筹委会？一开始是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 朱虞夫：一个筹委会。有人退出，更多的加入。我和王荣清、毛庆祥、戚惠民、李锡安、吴义龙、祝正明搭起框架，再后来聂敏之、杨建民、池建伟、来金彪、李坝根、朱伟勇等和大量热心朋友也加入了，我们进去了，王荣清、吕耿松、陈树庆等人在撑着，浙江这儿是前赴后继，自组党来浙江的监狱里没有间断过民主党人。可是，由于浙江的民运团队不善炒作，况且受到民运大佬的封杀，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更关注的是律师和公知群体。 姜福祯：是啊，是这样。浙江当年真是英勇悲壮，前后许多人勇敢投入，公开活动，不懈坚持，一直是前边抓了，后边还一直举着旗子。你们还办了一个《在野党》刊物，这个刊物办了几期？我们山东王金波几次去你们浙江“取经”，你们见过吧？ 朱虞夫：见过，他还在我家住过几天。王金波是深度介入浙江民主党的，他写的回忆录关于浙江的 部分非常翔实，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在野党》由毛庆祥主编，在他手上办了九期，毛庆祥被抓后，由其他朋友又接下去编辑发行了几期，从1998年9月始发到1999年6月我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有待狱中朋友以后补充了。 姜福祯：从王有才等人6月注册民主党到我和谢万军等9月第二波组党，不仅冲击了中共政权的党禁，也打破了国内民运当年的主流语境：“良性互动，双胜双赢”。牟传珩“广交友，不结社”。徐文立当年很推崇这个理论，略做修改为“广交友，缓结社。” 朱虞夫：他也不能叫不结社了，因为我们已经结社了，这种提法起阻碍的作用，后来他在11月又急转弯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一步到位。这在当时被称为“摘桃子”。 姜福祯：记得在北京是任畹町先于徐文立成立了北京筹委会，并倡导各省一起成立全国筹委会。全国筹委会的事你可以讲一下吗？也有一个说法是全国筹委会主要在上海筹备。 朱虞夫：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是连络全国大家一起做，不占山为王，浙江不当老大，在最初设计名称的时候就作了考量，王有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从本质上讲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不心心念念做老大，他鄙夷野心人物。他多次对我说，我们是搭个平台，（让大家都来唱戏）。若浙江一步注册全国民主党，也就沒有山东组党了，更不会组党蔚成风气。也正是这样，浙江不像某些地方，一上来先抢位子，封交椅。浙江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主席”。由于我和其他人上班沒有时間，我们委托吴义龙（由姚振宪一路陪同）沿京广线到各省鼓励组党，到北京找到某大佬，某大佬首先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傻在那儿了，他沒法回答，也不能回答。因为沒有授权请一个主席。某大佬说：‘’你走吧，我不參加。‘’。吴义龙不知如何是好，拿出连络图看到任畹町的名字就给他打电话，任畹町说：你过来吧。吴义龙说了情况任畹町痛快答应了。马上就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当时有报道）。任宛町很快提出注册申请，后来他也倡导成立全国筹备委员会。 当时全国各省刘贤斌、车宏年、谢长发、傅升、唐元隽和冷万宝、姚振宪等许多人都到了杭州了解组党过程，推动了各地组党进程。戚惠民的房子借给民主党做联络站，为此，在当局出手镇压后，戚惠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1月9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宣告成立，并于8日已向国务院递交注册申请。早于全国筹委会一天，徐文立也成立了京津党部。此时，他发现身边已无人可用，啟用了二名沒有民运经历的素人。 为民主党筹备和发展，姚振宪将卖掉上海房子的20几万钱交给了吴义龙，吴将钱私下交给女友单称峰，对我说，姚遵宪出国的时候交给他一千元钱，我说你放着吧。浙江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直到2011年，吴义龙出狱后向单要钱（单已组织新家），单不给，吴才告知毛庆祥此事，要毛去向单还钱。这大概是民主党的第一个腐败案吧，20万当年不是个小数目，倘若民主党当年有这笔钱，规模还会更大。 中国民主党渊源 姜福祯：中国民主党做大后，有人开始寻找根脉，有人说79民运他们就酝酿组党，也有人说更早，还有人把王若望看成中国民主党创党人。我觉得这有个名和实的問題，单讲民主党三个字，有过多次，但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独立的事实。 朱虞夫：1906年清末预备立宪时一夜涌现出许多个党，其中就有一个中国民主党，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放党禁。1960年台湾雷震成立中国民主党后被老蒋判了十年（不是因为组党判刑）。香港李柱铭在香港回归前夕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中共严禁他与大陆有联系。王若望96年在海外建立民主党，当时他提出民主党合并，我们很意外，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愿意他做领导人。除了王若望，98年组党没有根脉。 姜福祯：海外曾搞过一次民主党大整合，徐文立刚出狱不久，筹备时找过他，他拒绝了，他只做他的联合总部。此后，经一些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王有才、王军涛、王天成为共同主席，当时被称为“三王党” 。三王党沒维持多久，因为在一些問題上分岐，主要对政庇党员的不同看法，多数理事陆续退出，只剩下王军涛共同主席至今。2015年原部分理事筹组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并在荷兰注册，王有才、陈忠和任主席，王有才后来退出，前不久陈忠和也突然去世。 朱虞夫：陈忠和我知道，沒有见过。 姜福祯：当年浙江民主党组党时，有一帮文学青年，他们主张“文化复兴运动”，王有才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你是否熟悉这些人？ 朱虞夫：了解一些。俞心樵、林辉都是。 姜福祯：听说注册三人中有二人是这个群体的。王有才、林辉？ 朱虞夫：林辉是，单称峰也是。 姜福祯：噢，吴义龙夫妇也是。 姜福祯：我在青岛见过俞心樵，说起民主党组党，他很自豪地说：当年民主党、正义党，还有一个忘了。他说三个党组党都和他们有关，你怎么看这件事？ 朱虞夫：怎么叫有关？一帮文学青年，在一起高谈阔论时说起过几个名字，对组党并无行动。第三个大概是爱琴海文艺复兴党吧。 朱虞夫和姜福祯还聊到一些事，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党秘辛吧。从98民主党组党现在27年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话还是不便说。不止海外民运大佬许多都曾实际或口头參与，国内也有包括鲍彤、刘晓波等人先后不同程度介入， 在国內不同时間段，深度介入的还有杨天水、谢长发、胡石根等人，更有一些参与的人至今也不能公开姓名，一直把自己深埋在远离政治的厚土里。 Zhu Yufu Looks Back on the Founding Proces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 Jiang Fuzhen Interviews Zhu Yufu Author: Jiang...

作者：叶长青（大陆学生）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吉拉斯出生于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社团，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到1940年代，他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50年代初期被视为铁托的接班人。 1948年，南斯拉夫坚持走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national path），与苏联在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对斯大林的态度等方面彻底分裂。分裂后，吉拉斯依然信仰社会主义，但他逐渐看到体制内部的腐败与僵化：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党内集权、对批评的压制。1953年他出任国家主席，1954年因主张政治自由化而被撤职。1956年，他因公开支持匈牙利事件被捕入狱，期间将《新阶级》手稿秘密送往国外出版，从此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异端与思想先驱。 一、思想起源（Origins） 吉拉斯首先追溯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源。他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决定论等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而是被共产党人“独占化”为一种“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化当中，将这些哲学原理说成是“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正当性。 在实践中，这些理论逐渐被教条化，成为维护制度与权力的工具。 二、革命的性质（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夺取政权，还要重塑社会和经济体系。这使得革命政党不仅成为政治力量，也成为社会治理力量。 革命政党在夺权后，变成同时控制政治与社会的“全能力量”，倾向于集中化、排斥异己、消灭多元，以及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高度融合。革命后的权力结构中往往会剥夺政治多元性、排斥非党派力量，由党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三、“新阶级”的形成（The New Class） 这是全书的核心。吉拉斯在这里正式提出“新阶级”（the new class）的概念。他把新阶级理解为：一群占据党政机关的官僚与管理者，他们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实际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特权，是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在他看来，这个新阶级既不同于传统资本家阶级（因为他们不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以“集体政治控制”作为他们的“财产权形式”。 吉拉斯提出：“新阶级”是由党政官僚与管理者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通过掌控国家机器与资源分配，形成一种新的特权阶层。 他分析新阶级如何通过国家结构获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即：控制、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力），而这个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财产”。 他们不靠私人资本，而是通过“政治控制”取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成为他们的“财产”。结果是，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变成“新阶级所有”。还阐明这个阶级如何在资源分配、待遇、社会地位上不断积累特权，并与大众逐渐分离。 四、党—国家体制（The Party State） 吉拉斯揭示共产党如何通过党国合一来维系统治。分析共产党如何通过党组织与国家机器合一来巩固其统治，党与国家的界限被淡化或合并，党控制行政、军队、安全、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仅成附属。 还讨论党的层级制度、干部任命机制、党对行政、意识形态、军事与安全机构的渗透和监督。他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党往往成为国家运作的核心，党的决策几乎主导国家机构的全部运作。在这种体制下，表面上的法律、机构、行政分权常常只是形式，真正权力在党内部和党的核心结构中掌握。 五、经济的教条主义（Dogmatism in the Economy） 计划经济在理想上平等，但在实践中僵化、低效。吉拉斯重点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僵化性（dogmatism）。他认为计划经济、国有化和集中化管理容易固化为教条体系。 吉拉斯批评经济决策常常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不顾效率、创新、市场信号、需求关系等。 虽然名义上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控制权掌握在新阶级手中。普通民众缺乏参与与监督权。 社会缺乏反馈机制与创新动力，资源浪费普遍。在这种制度里，经济体制缺乏弹性与反馈机制，资源分配常出现失误、浪费、扭曲。 六、思想的专制（Tyranny over the Mind） 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党实行全面控制。吉拉斯探讨了意识形态、宣传、文化、教育等对思想控制的机制。 宣传、教育、媒体、文化都被纳入党的领导。 他指出，在共产制度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异议、批判等都受到严格限制，党通过宣传、教育、媒体、文化机构支配公共思想领域。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批判精神被视为“危险思想”。他分析了“思想工作”（ideological work）如何被制度化为一种权力工具，用来维系统治合法性并削弱异议力量。思想工作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知识分子被监控与驯化。 他还强调，思想控制不仅是宣传灌输，还包括组织、惩戒不合规的思想、监控知识分子等机制。 七、目的与手段（The...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艺术，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冷漠并非中立，不关心政治即放弃权利。唯有公民觉醒、积极参与，方能守护正义、保护弱者，建设公平社会。 在中国，我们常听到一种声音：“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参与政治，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这种观念似乎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政治是遥远、复杂甚至危险的事情，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关。然而，我要郑重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政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域。政治就是公共生活，它关乎我们如何共同安排生活、保护弱者、执行正义。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等于放弃了我们对自己命运与未来的主动权。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政治？政治不是冷冰冰的制度，也不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它是社会成员共同决定如何规划城市、分配资源、制定规则的过程。从街道是否安全，到教育是否公平，再到医疗是否充足，这些都离不开政治的安排。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的具体体现。每一盏路灯的点亮、每一条法律的实施、每一个社区的建设，都是政治的成果。政治将个体的愿望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序、公平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漠源于一种误解：政治是“麻烦事”，参与政治可能带来风险。这种观念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不关心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不会影响你。当房价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时，这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当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威胁健康时，这是政治治理的缺失；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农村孩子难以获得优质教育时，这同样是政治选择的后果。若我们对政治视而不见，就等于把影响生活的决定权拱手让人。一个被忽视的政治体系，不会自动带来公平与幸福。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保护弱者。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处于弱势地位——贫困家庭、留守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却最需要被听见。政治正是为他们提供保护的盾牌。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还是法律改革以消除性别、种族歧视，政治的职责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政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被忽视。不参与政治，就是放弃为弱者发声的机会，也放弃让社会更公平的责任。 政治的另一项神圣职责是执行正义。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人民信任的来源。没有正义，法律便成空文，社会只剩强权。在中国，我们常听到关于贪腐、不公与权力滥用的抱怨。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往往因为政治透明度不足、公众参与度不够。当公民沉默时，政治就可能被少数人操控，偏离正义的轨道。反之，若人人积极参与，通过监督政策、表达意见、关注社区事务，就能推动政治走向公正。正义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政治机制去维护与捍卫。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政治并不完美。其复杂与敏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有人说：“我只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能改变什么？”这种想法低估了普通人的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社会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普通人的参与。正如滴水汇成江河，每一个人的觉醒与努力，终将推动社会的改变。 政治需要我们的智慧与热情。参与政治，不一定意味着上街抗议或竞选职位，它可以是关心社区事务、支持公益组织，或仅仅是与家人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每一个微小的参与，都是对公共生活的投入。政治，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是我们面对挑战、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过程。政治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 Why We Must Care About Politics Author: Xinggui ZhangEditor: Zhiyang Li· Executive Editor: Zhifei Luo Proofreader: Xiaolong Lin Translator: Xiaomei Peng Abstract: Politics...